失坠之原因

德川幕府制裁宗教，以佛法为国教。推奖教育，以儒道为根本。内政外交，均出于专断；上则不请朝廷批准，下则不问诸侯意见。迨柏理航至外交渐难，幕府乃觉锁国之不可持。然锁国者自宽永（一千六百三十九年）之后，久为主要政策，幕府无果断以变改之。自欲避其责，反破其专制政治之根基，上则奏闻朝廷，下则征诸侯之意见，因而试以裁决开锁之议。是即所以使幕府失政权之原也。

三论派

民众迄是时久为专制所驯伏。迨幕府征诸侯意见，士族之辈，渐议政事，其论自分三派。第一水户藩主，以德川亲藩而首倡尊王攘夷。诸藩附和者不少。第二少数识者，主持开国论。第三忧二论之冲突，致内乱者，欲一定国谟以折冲外国，而图朝廷与幕府之调和，即公武协合论也。

订定约章

幕府知开国之不得已，不拘朝廷及诸藩之论议。安政五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与美、俄、英、法、兰五国订定《假约章》。既有《真约章》之交换，于是诸藩志士谓幕府恐怖外国，而自屈辱，且侮蔑朝威，其罪不轻。或脱走而集京都，出入于公卿家，盛倡尊王攘夷。间有以此为机窃运讨幕之计者。天下骚然，刺客横行。水户藩先有争乱，幕府镇压之。迨长州藩生暴动，则幕府不能平定之。

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将军家茂以病而薨于大坂城中。未几而孝明天皇亦崩。今上践祚之初，幕府言征长之师，继以政权之返还。朝廷布告天下，亲裁万机。先是有议者曰朝廷与幕府并为政治中心，然欲保持国权于世界，则非统一不可。土佐藩主山内容堂，遂令藩臣后藤象次郎（后伯爵）等将此议说于将军庆喜。庆喜即出其大英断也。

大政奉还

幕府已奉还政权后，诸藩有近缘于德川家者，恨朝议一出于萨长二强藩之专制，而有伏见、鸟羽之战。然幕府之下有胜安芳（后伯爵）等，有恢远之识，洞察中外形势，知内乱之不利，百方调和之。官军中亦有西乡隆盛（老西乡）者以宏量闻，以幕府恭顺，不敢追穷。于是内乱不出一年而速得平定焉。

锁国说之豹变

向者，幕府行开国之政，而朝廷执锁国主义。诸藩主尊王者，亦多不怿于幕府。惟藩士聪慧者，渐审察外国形势，而知其不可侮。经下关、鹿儿岛之受炮击，而觉锁国之不可能。迨维新之际，则皆知开国之不可免。维新政府，组成以诸藩有识之士，乃执开国进取之政策，遵行幕府已缔之诸约章，且大改革内政诸端，以开明治奎运。盖维新之初，政治家皆至诚任国事，广求公议，同心协力，保护皇国，以期其与万邦对峙，故能开是奎运耳。

将军庆喜之诚忠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之上表，有言曰：“当今外交日滋，非朝权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苟改旧例，将政权奉还，广令天下尽其公议，万机仰诸圣断，同心协力，共保护皇国，则庶几其能与万邦并立。庆喜之所以尽于国家者止此一事。”

朝廷允容其奏，宣布王政复古之大号令，其要曰：“德川内府，请奉还往时委任之大政，且辞其将军之职，今乃断然允其所请。自癸丑之后，遇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忧劳，众庶所知。故叡虑决定大谟，立王政复古，挽回国威之基。自今摄关与幕府，皆令废绝。先假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以宰理万机。百事基于神武肇国之旨。无论缙绅武弁堂上地下（家格）之别，皆竭其公议，与天下共同其休戚，是叡虑之所系也。皆宜勉励，洗其骄怠之污习，诚意尽忠，以奉于公，以报于国。”

议政之绪端

如此外交多事，德川幕府以国事咨询列侯。朝廷已代幕府，亦宣令曰与天下共同其休戚。盖欲与万邦对峙，以令民心悦服于新政，为先务也。公议之言，已萌发其苗芽，可谓议院制度，开端于是时。

横井小楠之建言

先是，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横井小楠上书于越前侯松平春岳，其一节曰：“今之时，际一大变革之机，尤宜兴议事院。上院则公武同列。下院则广举天下之人才。”

山内容堂之劝告

翌年，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劝告将军庆喜，以奉还大政之议。其要曰：“公明正大一基于道理，以振作国体，至诚以接万民，以树王政复古之业，惟今日为其好机。”

别有一笺，附记如下：

一、议定天下大政其权全在朝廷。皇国万机至制度法则，宜出于京师议政处所定。

二、议政处分上下。其议事官，上则公卿，下则陪臣庶民。必选正明纯良之士以充之。

明治元年一月，朝廷定职制，称中央政府曰太政官。中分七局，统以总裁。其下置议定、参与均任议事。

征士、贡士

别设征士、贡士之制，以充下级议事官。征士无定数，拔擢都鄙有才之士而选举之。贡士则大藩三员、中藩二员、小藩一员，各贡以其能代表国论之士。其关于贡士之规例如下。

诸藩士由其主所选，而入下级议事处，谓之贡士，即议事官也。要在主持舆论公议。贡士有定数而无限期，任其主令进退。

代议制之基础

如此公议舆论之语，历然显于法规之上。此时议定、参与为上级议事处，征士、贡士为下级议事处。据封建之制，而启代议政体之端。

《誓文五条》

是岁三月，天皇欲令庶政合于神武肇国之旨，一切破陋习，而张大猷于世界，乃率公卿诸侯而祭天神地祇，宣以《誓文五条》。其文曰：

一、广兴会议，万机取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自公卿至庶民，各遂其志，令人心不倦。

四、破旧染之陋习，勉以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作皇基。

是即日本宪法史之泉源也。

三权分立

翌年四月，颁布《政体书》。不仅开列《誓文五条》，更加以数条。其二节曰：

一、天下之权力，一归于太政官，使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法、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

二、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法官。行法官不兼任立法官。但都府临时巡察使，及外国应接事务，则仍使立法官管掌之。

是即明治政府初定之宪法，而中绍述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说”，颇显然矣。然日本维新之思想，与法国革命之空想迥不相同。惟据神武肇国之旨，以保守历史之精神为基本，而断行改革进前之政策，勉以举用贤能，而不敢论其贵贱之别也。

维新改革

明治二年，诸侯奉还版籍。四年，决行废藩置县之伟图。嗣后各种改革，皆益发畅。盖日本民族由祖传，有一种习性，能匀和保守与进步而两用之也。试究其实情，盖各藩重门阀之风，渐耗衰，而藩主权力已归于有力之藩士。偶有国难，非实力则不能任其争竞。于是下级藩士之意见，得其遂行之机至生此变革耳。后年立要路而久握政权者，非旧公卿，非旧藩主，又非旧藩门阀家，而出自下级士族。可知维新之变革，加废藩之一举，虽以公卿藩主之名行之，其运用之实力，则在其潜势背后者之斡旋焉。要之，昌平二百七十年，贵族逸居失其实权与实力，故下级士族接近平民者得遂成此变革也。

日本宪法之发芽在维新之初。然当时舆论公议之发动不如识者之所期，盖无政党兴起于其间耳。民众无素养以资政治，三权分立议事官及官吏选举等数端于维新草创之际未易实行也。夫维新之改革，原出于外势之所迫。士族（小贵族）中但有少数聪明之徒其力能动上班，能动藩主，能动将军，能动朝廷，而得其效果而已。舆论公议之范围犹甚狭。惟新政府之威信未普及于中外，故以公议舆论为其标榜，而断行各种之改革。如废藩置县，四民同权等，皆能成功耳。多数士民惊于改革之急剧，或诽议之，或反抗之。其反抗者只知用武力而未知重言论，以批评政府之行为以论诤是非。如俊杰之主制变革者，概皆为政府所收而立于要路，其余则封建之余类顽冥而不解时势。政党之无由兴，亦固其所。

藩阀专制

维新之改革，虽以舆论公议为标榜，实因诸藩联合之兵力，能威制天下始克有功。其中以萨、长二强藩之势力为最大。政府基址渐巩固，二藩士据要津而尊重公议之精神乃渐消失，藩阀专制之旗帜又起。于是不怿其倾向者多脱落焉。向者士族之辈当封建之时，不仅充常备之兵役，且任行政之务。

迨维新之后，则裁理诸种改革者为少数士族，解武士之常职，减杀其世禄，剥夺其由阶级之特权。于是有怨望者或聚徒反抗之，或流为刺客。是等作乱之徒，皆为新政府所镇定。惟众驯伏于政府之下，政府不复重公议。明治二年所兴之集议院，至废藩置县遂为有名无实。盖太政官分正院、左院、右院。其左院虽绍集议院而缩其权限矣。于是行政权独逞其威力。土、肥二藩出急进政治家，自立局外而批评政府。

征韩论

明治六年，朝议由对韩策而分裂。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诸参议主持征韩论，联袂辞职。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诸氏首倡内政改革论，仍留而当其局。西乡退归鹿儿岛乡里。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则滞在东京。此四氏为土、肥二藩士。时有人游学于英国而归朝者，盛称英国议院制度之美，谓日本宜仿之，不然则政权归于一二雄藩之专制，当令政府扩张其初时重公议之精神，允国民以参政之权。

民选议院论

明治七年一月十八日，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与由利公正、小室信夫、古泽滋、冈本健三郎四氏，上书提民选议院之议。且将其《建言书》公于世。其议院冠以民选二字者，欲令为代表国民之机关，不如集议院之为官选议院也。此时诸士意欲结成政党。惟往时“徒党”一语干国禁等诸谋叛之义。市肆榜之故诸士自号爱国公党，表明其非不正之徒党。

人权尊重

当是时，日本人民智识渐开，而群会教育颇有进步，福泽谕吉氏专从事于译述，而鼓吹平民旨义。箕作麟祥氏译解《法国民法》，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诸生讲读之者颇广。然民权自由之福音含有政治之意义而宣传于朝野之间。《民选议院建言书》、《爱国公党宣言书》及新闻纸之发刊咸主张之。初时，舆论公议之语政府之所标榜，但谓各藩士集于中都陈迹其意见而已。而政论家、著述家、新闻记者等，用是语，以为广涉国民全体之意义。然此亦止于萌芽。若真正舆论之发动则更在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