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时代之女学论

我国古时以家庭为中心，虽略备教育机关，以实施上下女流之教，然妇女教育之必要，久为世所不认。迨至西历十七世之初纪，世称为德川文教复活之时代，诸种文艺并起，林罗山著《巵言抄》一书，由儒教主义立说；铃木正三著《肓安杖》一书，由佛教的见地立说，皆以女论列首。此问题之端绪，已早开矣。

挽近唱女子教育之必要者，实由于我国阳明学派鼻祖之中江藤树（西历一千六百八年至七十八年），著《春风》一书，发表其意见，且专为训戒女子故，著《鉴草》六卷。其意谓：女子不可但嗜吟咏风流之事，须有修心学问，养成孝顺慈悲正直诸德，以经理一家。其徒熊泽蕃山（西历一千六百十六年至九十七年）复著《女子训》及《女子训或问》，更进其师说，谓：妇女不但务知伦道而巳，须自能立志，读《孝经》、《四书》及圣贤经传，以通圣学之心法，于德育为主眼之中，稍及智育。

然降至贝原益轩（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一千七百十四年）其学说更为精致。益轩者，实近世教育家之泰斗，其对于女子教育，所论多从来学者所未及之点。盖藤树蕃山二人，其言女子教育，多在于德育，而益轩则谓妇女之失德，多由于不智，故独唱智育之说，且历言当时学者往往轻视之算数、经济等之实益。谓女子与男子其立于社会上之地位不同，故其教育法不可不异。所定教育法，凡女子自幼至七岁，所授教育与男子同，七岁以后与男子别席而坐。教课以假名为主，并习汉字，诵《正格古歌》，次读《孝经》、《论语》及《曹大家女诫》。十岁后一切不外出，习缝织，教以算数，使之注意经济之道，戒鄙俗淫猥之文学歌谣，教以四行所谓妇德、妇容、妇言、妇功，以期他日出嫁后为完全无缺之妇人。氏之此等见解，载于其所著之《和俗童子训》中，后人取其意旨而简约序列之，讬贝原氏之名，刊为一书公诸世，即所谓《女大学》一篇也。此书适于当时社会，大为世所欢迎。

其后，大江玄圃著《女学范》，妇女读本多推本书，又为寺子屋之读本习字本，中流以下之女子多读之；即中流以上之家庭，皆缮写一本，以备儿女之教训，且于嫁娶之际亦有用。此书为新妇赠物者，以至于明治时代，皆为女子所渴仰。盖德川时代之妇德，实多由于本书所感化者也。本书全篇计十九条，以敬顺二字为主眼，其所缕述者多就《周礼》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而言，而尤采七去之古训，鄙再嫁，唱贞列，严男女之别。

至享保十年（西历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女小学》一书复传于世。一篇之主旨与《女大学》同，谓“女子以夫为其所天，夫妇之谊与君臣之义同”。其后，与益轩前后继出之中村惕斋、藤井獭斋等，亦著《女子教训书》以尽其指导之力，然亦不过儒书之翻案而已，无别具进步之教育主义也。松平乐翁（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亦注意于女子教育，尝著《难波江》一篇，以应新夫人之需，后复著《乐翁假名笔记》，以垂女训，其条规虽亦适切，然亦不过鼓吹儒教主义而已。松平乐翁之素志，谓女子最贵温柔和顺，宁以无学问为良，故对于男子教育，尚加注意，而女子教育，则未言及何种施设，尚袭儒教主义之旧习而已。其他德川时代种种女训，皆基于此等儒家之思想，苟女子受其羁勒，则终无精神的活泼之机也。

古代之人妇

然返征诸历史所载，妇女之所以如是萎靡退缩者，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我邦上古固有之风，本无男尊女卑之弊，攷上古史乘所载，妇人与及政治涉及武事，与男子同尽社会的事业者，其例不胜枚举。降至第六世纪，调伊企雠之妻大叶子，垂死于韩国之城以示其不可夺之义烈，上毛野形名之妻助其夫往平边夷，亦其一例也。然其后佛教渐盛，谓女子之性邪悭，而罪劫甚深，当抑其元气。

至第八世纪时，女帝相继即位，宫中之势盛，故多有气力之妇人，和气法均尼与弟清麻吕谋挫僧道镜之非望，吉备由利与大臣相应拥立光仁天皇，皆与国家大有关系者也。至第十世纪，其气力渐耗，倾于文学，唯以优柔美态为务，由其内观之，风俗实日渐颓靡，而自表面上察之，虽与宗族男子相会，亦有含羞之态，其纤弱如此。迨至第十二世纪武士之风盛，频唱贞士道，男女之别极严。

镰仓时代

至镰仓时代，其对于女子训戒，多劝其念佛信心，若心有忧愁，则立即出家，又有十岁以后，勿令行出于奥之说者有之。

战国时代

更进而观十六世纪武家之家法，如读甲斐之《武田信玄家法》、土佐之《长曾我部元亲百个条》，或读小田原北条家之《一族幻庵所》与北条氏康之《女之消息》，皆有禁遏妇人外出之风。

德川时代

然至德川时代儒教旺盛之期，全国儒家痛诋妇女泥于佛教法语之通弊，欲脱女子于梵氛之中。又以儒教之严格主义律子女，益倾于男尊女卑之流弊，盖亦不得已之顺序也。

王朝时代之异彩

如上所述，当晚近儒家对于女子教育之思想，于社会上最占势力之时，又有一流之教育思想久已贯通者，即由西历十世纪之末至十一世纪之初，当我平安朝之中叶，当时之社会的现象，一时有以促女子教育发达之一事是也。盖是时当藤原氏全盛之世，藤氏一族之中，欲得为皇室之外戚以竞得势力，各励于教育其子女，以备他日皇宫中宫之选，故须多数之女教师。彼等常从姬君入内任女房之职，其才学之有无，与姬君之势力大有影响，且与外戚之势力消长关系颇大。

故才媛应时而出，其中以十一世纪初期一条天皇之时为最盛。是时藤原道隆之女定子为皇后，其弟道长之女彰子（上东门院）为中宫，互争势力，才媛附随于两宫之侧甚多。是时代表定子之侧为清少纳言，代表彰子之侧者为紫式部是也。清少纳言颇富于气概，以简劲之笔著《枕草子》一书。

源氏物语

紫式部有贞淑之质而节操坚固，以优丽之笔，著《源氏物语》五十四帖，皆为一代之名著焉。然此书乃写当时社会之状态，虽非以教训为目的而作者，而其文章之巧妙，式部性行之笃实，大为后世所钦服，不但久为歌咏文章之模范，徒供男女学者渴仰已也。

其后以此等书为标准，而立教育之基础者有之。至平安朝皆以优美柔态为女子之理想，续至镰仓以来武门政治，社会之风一变。然以京都为中心之上流社会教育，犹袭此方针，如阿佛尼所著《乳母之文》及永德之《竹马抄》，一条兼良《赠将军义政夫人之训戒》等，皆可引以为证也。尔来上流社会久以式部为理想，以源氏之人物为典型，察其所素养之风仪焉。

下至德川时代，贝原益轩、大江玄圃、大气能绫足等一流，采儒教主义以教育女子，全然与本书反对。虽提唱不可使女子见此种淫俗之书之说，而儒者及劝自家主义之说者，亦采本书为则者有之，如熊泽蕃山等则以源氏譬诸中国之《诗经》，谓此书为叙本邦之风俗人情，传礼乐之书，式部之用意，乃写其人情之正否以垂戒后世者。若夫元禄之《本朝贞女鉴》等乃传说有职故实而已。其言辞之幽雅未有及源氏者，书中如《紫之上明石之方》等章，皆可为妇女之模范，其书凡十三册，自装饰以至修心，无不引源氏中之人物为戒者。

他如藤井獭斋所著之《女万宝操鉴》，井泽所著之《大和女训》等书，亦不排斥本书，且有采其记事以为妇女之鉴者，盖此书不但适于女子智育之资，而且可以修养女子之德性也。故是时上自幕府营中贵绅邸第，下至奴婢，无不手各一卷以听讲者，其循此主旨所教化之妇女，自有贞静优美之风。是亦可为一派之理想也。

贞女道

然兹有尚宜注意者，即所谓贞女道之一流是也。平安朝中，男女间风俗颓废，其反动力遂生，由平安朝末叶至镰仓初代所渐次发达之武士道，渐移诸妇人之间，而成其所谓贞女道者。谓“凡为妇女，嫁娶之后，当凛若秋霜，宁有杀身之惨，而不可有失节之辱”。至建长四年（一千二百五十二年），为本邦教训书魁首之《十训抄》，复于夫妇之间加以训戒，尔来鼓吹此来之说，著书不绝。

盖武门时代，其身一为武士则常有不测之变，妇人虽亦心忧之，而内则有刚健不屈之气象，以全节烈为务，是即武门之家，所以重实践教育，而有斯巴达妇人之概也。于是乎如袈裟御前杀身全节者有之，如武田胜赖夫人之偕夫伏刃，如柴田胜家夫人之殉夫死节，指不胜屈，皆此说实践教育之结果也。

至德川时代，此种理想仍相继不绝，近世武士道鼓唱者山鹿素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至八十五年）之《女子教戒》，盖亦代表此教育主义者也。其言曰：“为士人之妻者有代夫治内之责任，决不可以贫富而改其节，以存亡而易其心，当时有当贼死敌之节操，故不可以柔懦之教施诸女子也。”

最近所出版之吉田松阴（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至五十九年）之《女诫》亦然。是时又有《本朝烈女传》、《本朝女鉴》等书，续公诸世，亦多就妇女之贞烈而言，故当时如山内一丰、细川忠兴、木村重成诸夫人之贞烈等，足以发挥此主义之事例不少。盖此种教育主义，与儒教之专以敬顺为主，及源氏之专以优柔为主，稍异其趣，是亦女子教育之一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