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社会制度

日本自上古有一种司职之民族，隶于贵族之下，定住各地，以督率劳动之徒。此司职之族称曰伴部，称贵族曰神（加弥），其居各地领伴部者谓之伴造（秃磨梓哥），其辟山野领土地者谓之国造（窟尼梓哥，或县主，亚加塌奴希），皆卜清净之区，崇祀氏神献供以土宜。族长在中央政府统其主权，而任管理之务，建天社以便于威制，此为皇室及华族之渊源。伴部子孙世袭其职（工及农），其称部者犹言公民。贡献以生产，供中都祭神之用，是即士族之起原也。

勤劳之徒隶于伴造者称曰奴婢。国造之下无伴部，其所领之民皆为私民，以充勤劳。但其中分家人与奴婢，家人准于伴部，其余奴婢皆称平民。如此，日本国土由部民结集，而进其开垦渐成县邑。凡军队之教练，社会之组织等，皆莫不基于此。国家之所以立其基址，亦实在乎此。伴部居国家及州县之中级，主开发其产业，故中央政府尤贵重之，称曰大宝（婀和弥塌加拉）。大宝者，汉译谓之民。奴婢有勤劳者，升为部民。

土地渐开，而皇子后妃各有采地，新取其所领之民，命以部民，谓之子代部（哥希罗倍），或名代部。贵族之出为伴造、国造者，子孙振振，逐世渐繁，各因其所职而定其姓氏。其间亦有部民升加于有姓之班者。于是诸姓散布郡邑，至有百姓或万姓之称。其所贡之物料，助首都之殷富。其所养之兵勇，能驱除盗贼，以保社会之静谧。仁德天皇（西历三百十三年至三百九十九年）有善言曰：“民富则朕富。”可见其以民为宝之意。如此政治之主务在图人民之福祉，加以国土之丰沃，其使生活安泰，而民口繁滋者，亦自然之势耳。

敏达天皇之时（五百八十二年），苇北国造日罗建策于朝廷，以使民悦服为要，在令臣、连二造（贵族）以至百姓皆莫不富饶。嗣即有圣德太子之定制。

孝德天皇（六百四十五年）以悦民为旨，其改新之诏禁臣、连、伴造、国造等每家制其民恣情以驱使之，颁布法令，使百姓各保全其家名，定皇族以下之封户，使部曲之民自立离于豪族，而直隶于中央政府。嗣定律令保护京师贵族，兼令各地良民（伴部）自由勉其产业。由是，平民称家人奴婢者亦浴其恩泽，而渐安其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