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原有宽容之性，而薄于猜忌之念，恒纳他善而融化之。开国前进者，于日本自古为主要之政策；至于锁国则一时之变态，一千五百有余年间，仅二世纪有半而已。锁国既解，外交渐开，由各面接触外邦文明，而举国进于发展之道。维新以后法典之编纂其故盖有二焉。

一则出于对外之关系。国民知识渐开，不能忍容于约章中所贷治外法权之凌辱也。德川幕府再开国之初，与欧、美五邦订定约章。此时当路未知国际通理，外人视日本如中国、土耳机、波斯等，而皆保留治外法权。其后民智渐进，识其真情，乃欲改正约章立于对等之地。于是不能无所证明吾国之文化，所以急于编纂法典也。

二则出于国中之情势。盖王政维新，封建瓦解，而各藩所传之习惯法不可复用。全国法制不能不统一。其间治务家有鉴于世界之大势，而认识成文法典之价值，而法律思想乃大发达。宪法已宣布，而标榜以法治之精神。于是一国之统制不可复由于少数官吏之专意，宜编纂完善法典，构成公明之司法机关，使在日本之地者不别中外人皆受其统治，日常对人对物之行为，皆取其规准，此亦足见法典编纂之不可以旷日。

日本新法典于制定之际，参酌法、德、英诸先进国之制度，其所定者其完备不让于先进国之法典，其告成之后英国率先允改约章而美、德、法等相继。一国重大之案交涉亘二十五年者，一朝释然解决，可谓幸矣。日本发愤于外邦之文明改其不备之习惯法，而编成完善法典，因得约章改正之大功，是亦外交之效也。宪法及各种法典已完备，与欧、美诸邦互立于对等之地，乃布自治制度，明划法规范域，而鼓厉民众自主之精神，亦仿先进国之例耳。

物质之进步亦多所师资利用泰西之学术，而兵备精锐能挫其敌而扬其威。盖爱国之心，固为日本民族之特质。然苟缺科学之武器，则战功不可期也。如丰臣太阁以不世出之英雄，征韩七年，竟无所获。当时军队之组织训练，不若今日之有所取法也。其余泰西文化之资益于日本者甚多，其感化深畅达，此得于欧、美先厚广溥，有形而上者，有形而下者。日本开国后文明进步涉及社会诸面，人事诸端皆莫不进之邦也。要之采长补短是日本所善，如最近五十年外交颇盛，普接触世界文明，而发展尤显著，至其详则可观诸家说述而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