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妇女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束缚以外，还要受夫权的束缚。所以在解放区，各级党和政府，一切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和男女一齐发动的政策分不开的。但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沿着封建遗习，压迫妇女，使她们为少数人服务。所以在东北刚刚解放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极好的歌曲，歌颂共产党的功绩，我极爱它，歌词的头两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国歌还没有定出来，每于大会开始，就唱着这个从人民心里倾泄出来的词句。在东北召开的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要我讲话的时候，我也通过自己的体会，首先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解放的歌来。事实上，今天人民公社的存在，更是彻底解放全民，连妇女在内的雄辩的证明。
鲁迅一开始执笔，就执着地唤醒人民，尤其为被压迫最甚的农民、妇女、儿童的不合理待遇鸣不平。现在仅举鲁迅对妇女方面的一些著作谈谈他的看法。从1918年的《热风》时代起，几乎每本著作都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粗粗翻阅一下，我们就看到有：
《热风》：（1918-1924）
《随感录四十》
《呐喊》：（1918-1922）
《明天》里面的单四嫂子
《坟》：（1907-1925）
《我之节烈观》
《娜拉走后怎样》
《论雷峰塔的倒掉》
《坚壁清野主义》（反对禁止妇女出游，要走解放的路）
《寡妇主义》
《华盖集》：（1925）
《公理的把戏》（写女师大问题）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同上）
《华盖集续褊》：（1926）
《纪念刘和珍君》
《彷徨》：（1924-1925）
《祝福》里的祥林嫂
《伤逝》里的子君
《离婚》里的爱姑
《而已集》：（1927）
《忧“天乳”》
《三闲集》：（1927-1929）
《铲共大观》（叙述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砍头示众“暴露女尸”借以威吓群众）
《朝花夕拾》：（1926）
《阿长与山海经》（写一个女工的故事）
《故事新编》：（1922-1935）
《补天》（女娲的故事）
《奔月》（嫦娥的故事）
《二心集》：（1930-1931）
《新的“女将”》（反对专以女人作点缀品）
《集外集》：（1932）
《<淑姿的信>序》
《南腔北调集》：（1932-1933）
《关于女人》（反对把一切社会罪恶都加在女人头上）
《关于妇女解放》（为解放思想、经济、社会等而奋斗）
《上海的少女》（反对早熟风气）
《准风月谈》：（1933）
《男人的进化》
《花边文学》：（1934）
《女人未必多说谎》（指出杨贵妃、妲己，褒姒替男人伏罪）
《论秦理斋夫人事》（论妇女自杀）
《且介亭杂文》：（1934）
《阿金》
《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
《论人言可畏》
《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
《女吊》
以上所录各篇，集合起来，鲁迅关心妇女、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的具体意见，是很完备的，内容有婚姻、家庭、生活、寡妇、新女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他对妇女问题的态度。
在反对封建高压的《热风》时代，鲁迅在《随感录四十》里写道：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
……我们要叫到旧贩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这一段话写在1918年，即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当中，人民被压制得麻木不堪的时候，鲁迅叫出了几千年封建婚姻下无数男女的悲哀的呼声；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由于黑暗势力的过于浓厚，人民尚未觉醒，所以用他自己的处方来说：“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然而，他清楚地知道“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他不安于人民忍受这种压迫，那又怎么办呢？于是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时期，婚姻自主、民主自由的呼声响彻云霄，鲁迅无疑地是赞助这一运动的，但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要更为深刻得多的，他不同于那些单纯的女权主义者浅薄的认为似乎妇女只要有了参政权等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经济权的问题；他也不同于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人，感到婚姻不自由就简单地一跑了之，认为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坠在男人的衣角后面终其一生。所以在《伤逝》里指出：子君最后的结局，也只有回到她父亲的家里，并且落得悲惨地死去。我们青年当中，今天有一些人因为不了解那个时候（虽然仅仅相隔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旧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所以对鲁迅的著作看不懂，这也难怪其然。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遭遇，所以对这些作品觉得有些隔膜，不易理解。其实，稍有一些年岁的人，在旧社会中稍微生活过几天的人，只要读一读《祝福》和《离婚》，祥林嫂和爱姑的形象，就会使他感到多么熟悉，她们的遭遇，使他感到多么沉重，并且寄予莫大的同情。
鲁迅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到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比以前更为成熟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以后，国难严重。当时有一种论调，凡是和女性有关的事情，此如奢侈浪费等等，都成了女人的罪状。鲁迅曾经严正地指出：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他一针见血地分析说：
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
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就是——
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
又认为：
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以上引文均见《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此文为鲁迅与瞿秋白同志商量，由秋白同志执笔写成的。）
以这样的思想为根据，鲁迅就大胆地站起来替妇女说话，甚至替杨贵妃、妲己、褒姒翻案，指出：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参看《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
关于《集外集》里《<淑姿的信>序》，有人疑是鲁迅给他的小姨作的，其实不确。乃是一不相识之人名程鼎兴的托费慎祥把淑姿的信送来求作序出版，以表示他怀念之情。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好意，但从淑姿的信里细看，他却是一个薄幸郎君，使淑姿贲恨以殁的。鲁迅深为淑姿抱不平。照此线索，复案序文，则全文便迎刃而解了。因是男方要求，鲁迅不便直斥，故隐约其词：以花之失荫而遭寒比，又以女方颇欲振奋，而终于陨颠于实有，来诉说其悲痛。后又述说淑姿抱着美好的梦步向人生，然而来日大难，衔哀不答。忽而得病了，最后以至于死。到“中国少年，乐生依旧”句则简直痛责程鼎兴了。“则有生人，付之活字”。以生人对活字，不但骈文之工整，臻于上乘，而且运用新文词于古文中，实亦难得。更其具有深意的是印书者的程某，不过一生人耳，实可说与淑姿毫无关系，是种分析，意含双关，透木不止三分了。末二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的“分”字、“散”字与有情是出书的人可以自慰自地以为无憾，其实是“无著”了也。鲁迅写此文煞费苦心，因费君之请，有不便推却之势，要是别人，也许璧还算了。但既要他写，也还是有分寸的，不能随便让女性受委屈，这是鲁迅万不得已而出此的。写完这篇序文，鲁迅自己亦十分欣赏，说可以交卷了。稍稍了解鲁迅旧文学根底的，都晓得他对于六朝文的研究颇深，这回是因为要痛责程生，以文言文中骈文出之，全篇文字也铿锵入调。我们两人曾一同朗读，所以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鲁迅随时随地维护妇女权益，对妇女问题可谓关切备至了。但是否凡属妇女，都博得他的同情呢？这却未必。你看他之斥责杨荫榆是多么不容情，他之批驳寡妇主义是多么痛彻透辟！凡这些，无非一个目的，是本着党的精神，对被压迫者都给以援助，对压迫者都给以揭露和打击。《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是无情揭露刽子手们的凶残，极力鼓舞继起者的战斗。尤其是刚刚抬起头来的青年妇女，他总是极力称赞，是具有奖掖的深意的。文章末尾，有这样含有教育意义和感人至深的话句：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华盖集续编》
果然，继“三一八”之后的许多青年运动，前仆后继，风起云涌地席卷而起，他们用不屈不挠的意志，机警沉着的行动，更加奋勇的气概，答复了鲁迅的期望。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青年男女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成长贡献了他（她）们的力量，放出了他（她）们青春的万丈红光。
鲁迅凡有表现于文字的，从行动中往往也得到实践，他的言论和实践是统一的。他反对婚姻压迫，我们试读一下《离婚》这篇小说，爱姑是个多么聪明伶俐、能干巧辩的青年妇女，但是一碰到“七大人”这一般老爷们，就有理也说不清了。像这类女人的命运，是多么可怜，可怜到任人宰割的程度却想不出对付方法。这沉重的恶势力如果不彻底推翻，中国妇女将个个沉入深渊底下，见不到天日！
鲁迅也曾用他微弱的力量，拯救过一个女人。《鲁迅日记》有这样两句记载：
1929年10月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1930年1月9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那时我们有了孩子，希望有一个得力的保姆照顾他，以便我们可以专心去做工作。经同乡介绍，说有一个妇女，正合适。她名叫阿花，我们聘请下来了，工作十分满意。做起事来，又快又好，并且一面唱山歌，哼哼哈哈的，一面又干活，把孩子哄得蛮适意，我们也更重视她的能干。在闲谈家常中，才晓得她被丈夫虐待，毒打，才逃出来工作的。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妇女受到压迫的典型实例吗？像这样能干的妇女，劳动力又好，而丈夫还不知爱惜，人间不平事，哪有像这样的。那时候，听到忽然有人敲门，或前后门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看见阿花丧魂失魄，好像着了鬼迷一般地不知如何是好，甚至直往楼上窜，如此状态，对小孩是不利的，而且越演越频繁起来了，读者还记得在电影里看到祥林嫂在河边淘米时见了癞痢卫二的那副惊骇不可名状的一幕吧，实大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算在眼前重见这真人真事。究竟是一个什么可怕阴影，竟这样惊破了这个女人的胆，就像兔子被猎人追赶下的战战兢兢情况，那楚楚可怜之状，实为同情者所不忍卒视。这风波不止一次地演出来，自然难免被我们知道。上海房子是前门正对别人后门的，有一天，从我们家里看到对面后门厨房里人影绰绰，似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我们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没有理会。但敏感的阿花，面色发白，急匆匆跑到跟前，像大祸临头似地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好了，那死鬼（指她丈夫）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鲁迅这才留心细看，对门厨房里确有不少人。原来那家也是用的同乡人，阿花的丈夫就有那么长的手脚，从乡下来到上海，想劫回阿花。这创纪录的一幕，演出时必然轰动邻里。而我们的一家，就在这批人指指点点，喊喊喳喳下闹了一大半天。后来还是鲁迅向他们说：有事大家商谈，不要动手动脚的。经这么一说，他们也觉得上海不比乡下，知难而退了。不记得是对方，还是鲁迅方面，找到在她乡间的一位士绅，来调解这一事情，原来一见面之后，才知道那位士绅就是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和鲁迅时常来往的。熟人相见，自然无话不可谈，而况他又知道鲁迅之为人的。但他却说：“阿花的丈夫，原本是想抢人回去的，但既然东家要留下她（据他意思是指鲁迅欢喜要收下她），就听从贴补些银钱，好另行娶一房媳妇便是了。”鲁迅听了大笑，原来有这等误会。但问阿花，一口咬定不愿跟丈夫回去，情愿离婚。因此，就又在乡绅的调解下，言明由鲁迅替她付出了一百五十元的赎身费，以后陆续用工资扣还，这件事就此结束。过不两月，阿花另有所爱，离开我们而去。以后情况就不了解了，总而言之，她是脱离了樊笼，远走高飞，也许不致于再挨打受骂了吧？那时候的社会，有几个人有机会才遇到鲁迅为之解围！而千千万万妇女，因为得不到解放常常以泪洗面。春雷暴响，巨光闪耀，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真正彻底解救了妇女，使她们从几千年沉沉欲睡的社会奋起。如果说，中国人民感激党和毛主席，中国妇女更其加倍地感激党和毛主席，因为她们真正得到翻身了。
就拿我个人来说，旧社会的黑影，就像魔掌一样时刻笼罩在头上。一生下来，就被母亲厌恶，要把我送给本家，甚至自贴抚养费也在所不惜。因据迷信说，我要克父母的缘故。父亲因此想着不要我了。生下刚三天就许给人家。那家的父亲是孔教会中人，就这一点，其思想之反动、腐败与顽固可知。我从小随着三个哥哥在私塾读书，就模糊地晓得有“所遇非人”的辞句而对婚姻不满。到十二三岁时，就向家人表示过反抗。那家的人来了，我就冲出去，表白了我自己的不愿意，当着父亲严厉的斥责“出去”声，终于把自己的意思说完才走了出来，那是受了当时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提倡者所办的《平民报》的影响而发作的。平日里每一想到终身大事，就不禁悲从中来。孑然独处，就想好好读书，先把自己底子打好了，明白了事理，就什么事都会应付了。就这样，我从家内，一直跑到外面，凡旧社会给予一个孤女儿的冷遇，都像尝五味子一样无不品尝到了。对于鲁迅，我同情他“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而拼命写作，于寂寞中度过一生的境遇；而又自觉我比他年纪轻些，有幸运解除婚约的痛苦。因我之幸运，更觉他的遭遇不幸而同情起来。这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能结合起来。几十年来，经过无数革命前驱者（包括鲁迅在内）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黑暗的旧社会被彻底推翻了，每一个妇女和中国人民一道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这使我们久受压抑、备尝艰辛的老一代人们，其心情之快慰，实难形之笔墨。我要把我的一点一滴，都贡献给亲爱的祖国，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