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呐喊》自序里有这样的字句：
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有志于反抗、热爱自己国族的人们所共同具备的遭了挫折，抚摩着伤痕，而周遭的人多是如梦未醒的悲哀。而从事文学者尤感锐敏的刺痛了他整个心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这时一般中国人民被压迫蒙蔽得懵懵懂懂，他还自在抄古碑以麻醉自己。《新青年》救了鲁迅的寂寞，鲁迅潜伏在内心的激情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适的“无端的悲哀”，通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而走向正道，如山洪的趋向沟壑，有了归趋。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一个战士的养成，一方面要靠现实的锻炼，一方面要他自己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养。现在我试从他当时的生活和所阅读的书籍中探寻一些他的思想线索，未必能够准确说明问题。姑且就我所知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初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鲁迅住在宣武门外的山会邑馆内，因长途劳累，到后似觉感冒发热，但发热的第二天，就到部视事了。首先使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当时教育部的情况。一直继续着无聊赖的工作，使鲁迅得暇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及“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也做了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到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义和团事件，是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革命运动，是对于压迫我们的异国异族起来反击的勇敢行为，而当时一般人称之为“拳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的纪录却令人失望，感到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由于被询问的人有着局限性，因此也未能彻底弄清这一事实的真相。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是他不会被书本的错误思想所误的表现。
旧社会因人施政，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首次讲演在6月，“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讲演的时候，鲁迅如期到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原来7月2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经被众知晓了。到7月12日，《鲁迅日记》中写着很愤慨的字眼：“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就是主持教育会议的人也不再考虑美术的必要了。到7月15日，果然揭晓出来：“下午部员为蔡总长开会送别”，例行敷衍的表示一番，至于内幕如何，历史家另有考证，这里不必细说了。《鲁迅日记》仅写“不赴”二字，以表示自己的态度。后来1913年又以公报性质刊出鲁迅以周树人署名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实，这也不过是做些美术的启蒙工作而已。至于拿现在的眼光评衡美育代宗教问题，则是有待商讨的，不过鲁迅从少至长，爱好美术，自己颇有领会，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面，亦有他的一种看法，然当时执掌教育行政的人们，则除了蔡元培，其他更不足与语了。
1912—1913年，这时刚刚推倒满清统治，民主革命（旧）初获胜利。时鲁迅才不过三十二、三岁，正应朝气勃勃，大有所为的时候。而一接触到现实，则全不是那么回事。以蔡元培的老成持重，兼容并蓄的胸怀，到京未两月而宣告辞职。范源濂继任不到半年，就由一个当过海军总长的刘冠雄来当教育总长。其对于业务的外行，是不难想见的，奇怪的是委任这种人掌管教育的无知。鲁迅在1913年2月到部听了这位总长的演说，批评他“不知所云”，后来连次长董恂士亦不耐与之合作，到4月即告辞职。这一辞职，连总长也迫得于5月辞去了。到9月才换来一个汪大燮任总长，而这个汪总长也并不怎么高明，就在这月28日孔子诞辰，演出了一幕复古的丑剧，鲁迅记其始末如下：
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敏又从旁大声而傌，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教育部的怪状，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再也料想不到的。鲁迅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语，间或不言，而其内心抑郁，甚至积郁成疾，当是令人有难于忍受的。然而黑暗势力更加浓厚了，1913年10月，袁世凯篡夺了孙中山革命的成果，在北京爬上了大总统的宝座。鲁迅在10月10日只写了“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的几个字，不置一辞，盖茶楼酒肆，早已暗探密布，张网待投。但鲁迅却不能已于言，在这之前的袁氏酝酿登位的10月1日这样记着：
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在黑暗统治下面，教育部无大事正事可做，一些例行公事，鲁迅又以敏捷速度处理了。鲁迅不肯放过分秒时间，所以就大量写书和读书，因多属古籍的阅读，而自己又没有优裕的力量来购置各种善本，所以自己就抽出许多时间来抄写书。如：1913年3月5日：“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直至同月27日才记着“夜风，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28日：又“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29日：“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至31日：“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在10月15日，他对《嵇康集》校勘工作开始了：“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9、20两天晚上都是校《嵇康集》，20日晚且记着：“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至于校了之后什么时候“写”《嵇康集》的呢？日记中未有明确记录，只于12月19日下面写着：“续写《嵇中散集》”，则是在这之前已在进行工作，直至同月30日，才记着“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除此而外，在这一年他还写了《石屏集》序目及《石屏集》十卷连跋二叶总计二百七十二叶，历时八十天（见同年11月16日《鲁迅日记》）。在1912年的书账后面，鲁迅曾经感慨系之地说道：
审自五月至年暮，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在反动的政治高压下面，在周围的人都不愿认真读书的社会中，在视古籍为骨董的环境里面，鲁迅上面所说的那几句话，充分表达了他当时万分凄苦的心情。
综观1912—1913年的日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印象：
（一）他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抄书消遣。这是应付当时环境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无言的愤怒。1927年4月他在黄埔军校讲演时，曾经这样说：“有实力的人（指反动统治阶级——作者），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把这一段话用来说明袁世凯等黑暗统治时期是十分恰当的。当时老百姓为逃避不知所犯何罪的无故被虐杀，就只得统而言之地说“莫谈国事”。这就对照出旧时代人们生活的苦恼来了，现在我们不是连小学生都会骂美帝野心狼吗？但在当时，人民是连国事也不许谈的，这使以身许国的鲁迅如何能够忍受呢？
（二）鲁迅自以为身体是健康的，其实不然。这一时期，鲁迅正在三十二、三岁，身体本应很好，就因为“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所以折磨得他不断“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等等。我曾经统计了一下，仅以1913年为例，这一年的1、2、3、5、8、10、11、12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记载。而这些不同的疾病，有时又互有关连的，如用脑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龋齿，所以鲁迅的齿痛病常常患起来。又，多构思则血集于脑，牙患也影响于消化，而消化力弱了，则就影响到整个身体健康。鲁迅的胃病，大概还是因忧思过多，消化不良也是原因之一，但似乎一直没有彻底研究病由。至于咳嗽发热之缘于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到晚年时，或以为年龄稍长，肺病无碍，故不之警惕注意。窥其逝世前的几个月，一知肺病，即小心翼翼不与妇孺接触，即可知了。在这时期，他是和病痛作斗争，毫不理会，照样工作。有时自己服些药对付过去，非到影响工作，从不罢休的。看他在1912年6月18日的日记：“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1913年1月6日：“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和10月29日的抱病办公：“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辛亥革命后第三年——作者）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的例证，以及平时有病不以为病，还是一样地办公、外出、接待客人、处理事务，到真个需要休息告假了，还是在寓装订旧书，或作抄写，就可以看出鲁迅就是这样地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为群众贡献他的一切力量，甚至超过他体力所能负荷的，直至晚年，生了大病也还是如此。这里我想起解放军战士，每于自己遍体鳞伤、肢体残损，仍然奋勇当先，克敌致胜的精神，鲁迅也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你说他不晓得有病需要治疗、休养吗？学过医学的鲁迅是懂得的。老朋友们都记得，在1917年5月间，周作人害了疹子，鲁迅是怎样急于替他四处找医生，担心病人，并且自己请假在医院陪伴看护的。又当1921年6月周作人患胁膜炎在西山碧云寺休养，需要佛书披览，鲁迅就三天两日地奔走于城乡之间，仆仆于佛书的输送。劳累之余，自己也患项痛，也大病过一阵。过不几天，又照样地为之奔走了，真是铁打似的。不但这样，回来还要译稿换钱给西山疗养的人设法。这就是鲁迅舍己为人的服务态度，他似乎从不知道休息。据后来医生诊断：他也生过重肋膜炎，但既没有休养，也没有治疗，就那么对付过去了，其实也就是拖过去了。
“忧能伤人”，是众所熟知的成语了，讲卫生的医生总教人快乐，而世事蜩螗，“聪明人”是会随流合污的，“傻子”则不然。鲁迅这时的苦闷彷徨，就是感到弄文学的无力、“最不中用”，而自己又“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左右为难，于是乎时时感到病魔缠身了。鲁迅的感触又真多，这时已然如此。人或以为鲁迅自招烦恼，其实，揆情度理，是有可以致恼之由的，但麻木之人，熟视无睹，而鲁迅则当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境况下，不为屈子之自沉，当如何有所贡献于工作呢？这是他日夕苦思的。且举简而又简的1913年日记为例，除了上述忧患而外，身边琐事也无一不令人难于忍受：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跖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这是在路上人身毫无保障的情况。5月5日：“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同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厌。”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头衔，本已司空见惯，以见惯这类名刺的鲁迅，忽而对田多稼的议员头衔的摆出，特觉可厌者，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名刺上摆出，大约会见者亦必须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鲁迅是觉得讨厌的。那时，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人们稍一出门，又会无故招致烦恼。仿佛随地荆棘似的旧社会，真不是今日之我们所能想象的。请看，同年6月20日《鲁迅日记》：“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这是张勋的辫子兵，在徐州一带跋扈骚扰的恶劣状态，行人无如之何的。今天我们日见解放军与人民亲如一家，抢着解除人民困苦的情景，已成习惯，就再不想到这类烦忧之事了。回忆一下，当时鲁迅行路之难，像遭灾遇难似的，两相对照，则知革命给每个人的实益、好处，实在不能以言语传达透尽的了。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但也可以从这简略记载中找出不少珠丝马迹、可资研究的东西。稍加宽泛些看来，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像一面镜子的缩影一样地被反映出来了。
说到鲁迅的读书，我想可以说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早在1913年，即到北京的第二年，鲁迅就在3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这里看到鲁迅得暇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当时中国书的态度：一面吸收，一面扬弃，抱着批判继承的态度，是他“拿来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
1912—1913年所读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墓志、碑帖等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也是“拿来主义”的吸其精华，古为今用的办法。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小学、碑帖等，有时也间或看一些佛书。到下面的八个月就以大部分时间去看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的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这时他看的大约为《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地寄书来看。又在十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寿辰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鲁迅是从哲理、文学来研究，也就是从佛书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处从滋养着想而介绍给人。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可资研究的。信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古代文化的各方面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有用的东西。如佛家的因明学中含有的逻辑的思想方法，对思考、辩论有些可取的，鲁迅就毫不客气地“拿来”。唯其对古代文化能批判地接受，所以他就能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看他后来（1928年）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而反被鲁迅说倒、借故离去的有趣情况，就可见鲁迅于此了解的深透了。晚年，有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咒》（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其意冀以此“超度”鲁迅，免招“闲气”，他对鲁迅的了解实在不够。鲁迅早年曾精研过佛学，1934年时，斗争正在尖锐，正需用现实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纠正俗见，而这点徐诗荃是不了解的，甚至解释不清楚的。因此鲁迅避不与见，或见而不谈。盖此时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决不是用佛法所能影响的了。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就是企图以唯心主义思想来代替唯物主义思想，这是鲁迅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或以为寡情，而不知正所以为鲁迅的不作敷衍，亦是表示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1915—1916年，披阅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像、画像、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有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他对苏联十月革命开始关注了。
从1918—1920年，对碑帖、墓志、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像、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一些人的对碑帖视为奇货作专利想，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的达官，并不精研艺术），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从拓片择取部分拿来做书的封面，已甚精美，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碑石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中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大有帮助。亦即整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但未能如愿，现在这一工作只好落到后人身上了。
到1924年，鲁迅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退益夫斯基作品及《露西亚见闻记》等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和当时出版的书籍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也有局限性，因为他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文转译过来的，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的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这两个无产阶级导师的祖国，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至少有一年，大买一通有关研究德文的字典、辞典和德文书籍，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女士时，有时亦能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许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学不多久就停止了，不能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较少，大约还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多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冲击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地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北京通过日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书籍，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书籍。这与时代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感到寂寞苦闷，人人寻找中国的出路，探讨问题的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就是受了鲁迅的支持和鼓舞的。所以这两年的鲁迅思想，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初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投入到鲁迅的脑海。
1925年，计其阅读的书籍，大致有这些：《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苏联文学之理想同现实》、《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以及其他一些苏联和俄罗斯文学作品。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致力译作，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有志青年，与鲁迅并不相识，只因鲁迅一向热爱俄罗斯文学，闻讯大为嘉许，自愿节约生活费用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淡经营，为中国文坛移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当时打下了一部分基础，现出了一些成绩。这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占着大量恶势力时，无异暗夜之点燃明灯，使群众得到一些欢喜，或有所向往。1926年，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反动派演出了一幕摧残新文化事业的丑剧，向未名社实行进攻。
1926年的8月以前，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籍，如这一时期读物有：《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ハンフレット》（即《新俄罗斯手册》）、《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ハンフレット》（即《新俄手册》）等书。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本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到鲁迅的购阅；另外一点是鲁迅在这年的9月以后到了厦门，因为当时厦门还是一个“荒岛”，文化落后，进步书籍与读者绝缘，所以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有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职务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旧书局，买些古书。比较满意的是跑到创造社去买些新书，但一到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清党”屠杀时，这些书看不到了，有似被蒙了眼的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也是和中国人民经历着同一命运的一个受苦受难的时代。
1927年下半年到了上海，书店多了，购书也便利了，内山书店就在近便，阅读理论书也更多了，这时期和以后的读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