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说到周作人，使我回忆起许多情况。鲁迅在休息或与人闲谈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了。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所以过不几天钱就花光了。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这种剥削鲁迅的方法，犹如帝国主义者剥削中国劳动人民一样，永无止境。他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的生意，所以无论什么东西，都由日本商店向他们“包销”。起先，每月收入较丰，因此尚可勉强供其挥霍。但是后来欠薪太厉害，请愿到半夜饿腹步行的辛苦，一家人中只有鲁迅尝到。有时竟只收到很少几块钱，要供他们这种奢侈的用度，怎么能过得去呢？没有法子，只得由鲁迅四处向朋友借债（参看《鲁迅日记》），而周作人在这种情况下，从来都不闻不问的。那时八道湾用着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个人很机灵，很能讨得周作人夫妇的欢喜，连周作人买双布底鞋子，做一件大衣，都是由徐坤从外边叫人来试样子，这就可见徐是事无巨细都一手包办的了。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那时鲁迅就看见徐坤把食用的物品从墙头送出。大家知道，鲁迅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但是他看不惯这种偷偷摸摸的寄生者。因为看得太多，实在觉着不顺眼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信子说出这件事情。信子把徐坤叫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顿，但是她不是责骂徐坤的偷窃行为，而是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给他（指鲁迅）看见！”可见，徐坤的行为是得到他们默许的。
又有一回，小孩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了，认为应该加以训诫。但这话她们听了却很不舒服，也说“为什么偏给他看见”！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事，正好为进谗的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院子西边有一棵大杏树，开了花的时候，鲁迅说，周作人路过多少天也不知道已经开过花了。鲁迅因此说他“视而不见”的），唯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自己教书供给周作人在日本学习，那时周作人夫妇已经结婚，光凭一点公费，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所以鲁迅在《自叙传略》上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里“几个别的人”就是指周作人夫妇而言。周作人回国以后，鲁迅除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之外，连周作人老婆的全家，都要鲁迅接济。从日记上看到，鲁迅在每月发薪以后，就按月向东京羽太家寄款。这还不算，羽太儿子重久的不时需索和他的三次来到中国，鲁迅都有专款资助，甚至羽太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另行汇去的。后来鲁迅回忆起来说：“周作人的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在搬出八道湾以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对照以往生活紧张的情况，在搬出八道湾以后，则可以量入为出，并且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迫要求，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周作人的人生哲学，和鲁迅却绝然相反。据说当他知道徐坤的劣迹以后，曾经这样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理一些身边琐事（如自己做衣服之类），太觉得麻烦了；要减少许多看书时间，而且自己也办不到，划不来，所以也就随他去了。这是十足的道地的封建少爷脾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好逸恶劳。这样说是不是冤枉了他呢？一点也不冤枉。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就可以看到鲁迅在1919年为了全家移居北京，就到处奔走另找房子，在多次看屋以后，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办理手续。鲁迅又兼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装置等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房价不足，又四处奔走告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卖绍兴祖屋所得千余元之外，全部费用约四千元之谱）。那末，这一时期，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原来他在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假，和老婆孩子们全家到日本游玩去了，中间曾经一个人回来过一次北京，但过不几天又返回日本了。直至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另行租了几间房子（因为新屋修理尚未竣工），新居粉刷好了，周作人带着他的家属和其妻舅重久一批人才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北京。若说周作人对新屋落成没有费一点神思，那也冤枉了他，他在这方面确曾做过两件事情，一件是他在新屋修理将近完工的时候，曾经和他的家属、妻舅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后，像地主老爷似的顺道看了一次他的庄园——八道湾；另一件是他去了警局一趟，领回了房契一张。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新居数得出来的两件大功！
说到房契，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的时候，不写自己的名字，而准备写周作人的户主名，倒是经过教育部一位同事的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浪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这是鲁迅为他们设想的苦衷，却被见钱就花不作长远打算的周作人所反对。等到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这时周作人又故态复萌，要把八道湾的房子再卖出去了。风声传到鲁迅耳里，鲁迅为了阻止周作人这个行动，利用他爱财独占的弱点，曾经表示：“卖掉是可以的，不过也得要分我一份。”就因为这个缘故，八道湾的房屋才没有被卖出去。这时鲁迅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意见，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卖掉的了。因此这事才被搁置了二十多年。待鲁迅逝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以后，周作人做了汉奸，烜赫一时，他就私自把房契换成他自己的名字，算是他的，以便为所欲为。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周作人的老婆信子其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期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人手，这时，当然是要得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那就妨碍了这个奴隶主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便开始排挤鲁迅。她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呐喊》中《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爱罗先珂先生对鸭的喜欢吗？从母亲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爱罗先珂来中国以后，就住在八道湾家里，和她们家人也熟识了以后，他又懂得日语，谈话没有什么不便，于是有时也就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劳动，“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类似现在所说的搞副业吧。“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这就养起鸭来了。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去寻食。至于在北京家内的水池，什么也不易得到，那就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买来了泥鳅喂鸭（在北京泥鳅较少，故价昂贵），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的钱还要多，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过生活，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为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她对朋友尚如此地不礼貌，对家中人自然更要凶悍得多了。据鲁迅说，她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还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撒起泼来，顶多只是装死晕倒，没有别的花招。但有一回，这一花招却被她兄弟重久在旁看见了，就说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家里人长久以来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但到北京以后，她却不同了，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鲁迅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这也是周作人的奴性十足的表示，信子们唯恐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侵略中国，日本人来了，对她们很有好处。从这情节看来，鲁迅的痛恨卖国与周作人后来的甘心投日，即其本人的日常接触上，亦各自分野，截然不同的了。
唐弢同志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从周作人的日记里抄录了1901年2月鲁迅题为《别诸弟》的三首旧诗，充分表达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对兄弟的友爱，其中有这样一首：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
在诗的后面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印证以后来鲁迅初到北京期间，和周作人通讯的频繁（据《鲁迅日记》，来往书信都有编号，前后各有三百封左右），邮寄书刊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兄弟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鲁迅曾经这样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了“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
然而风雨终于来临了。据《鲁迅日记》记载：1923年7月3日，还“与二弟至东安市场”等处，但到7月14日，却是“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紧接着7月19日，就是“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信，是什么样子呢？在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在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兄弟的友情终于中断了，家庭终于决裂了。就这样，鲁迅在横逆忽来的情况之下，带着疾病，到8月2日，便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鲁迅又带病到处看屋，另找住处，这样到9月24日，鲁迅大病起来了。当天日记记载：“咳嗽，似中寒”，第二天日记，又是“夜服药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则是“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10月4日，“晚始食米汁、鱼汤”，这样一直到11月8日，才“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就是生着这样的重病，鲁迅并没有放弃工作。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后来病倒在八道湾，也不给医治，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病好才回去。周作人家有厨子，大批工人，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在非常不安之下，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在朋友援助下，终于在1923年10月30日另行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翻修以后，于1924年5月25日移住新居。到6月11日，也就是离开八道湾将近一年之后，鲁迅回去搬自己的未搬走的书籍什物。八道湾的老爷和太太们，对于鲁迅本来是要像挤牛乳似地来榨取的，但他们没有想到鲁迅不向他们屈服，不但远离了他们，并且又安置了新居，于是就悔恨交集，多方刁难。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这一次，虽然“终于取书器而出”，但是不能全部拿走是可以想见的。据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七章所记：
在取书的翌日，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回答：“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此书鲁迅博物馆现在尚未收集到手，可见，还有许多鲁迅的书都被周作人“没收”了。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至今想起，多么令人气愤。北京沦陷以后，周作人当了汉奸，大权在握，那时鲁迅已经逝世，他便指使当时北京图书馆的几个职员，到西三条去把鲁迅的藏书编成中文、外文、日文书目三本，印出交人带到南京、上海各地的汉奸组织处待价而沽。大汉奸陈群已允全部包下。当时周作人给上海刊物写文章，说他不能南下，因鲁迅在北京的母亲等要他养活。后来当了汉奸，却自食其言，要卖鲁迅藏书度日了。难道做伪督办时，每天家内开几桌饭都说不出的他，就连老人也养不起？明白了这些，就证实他卖鲁迅书的不怀好意了。书目由商人手又到上海，开明书店得知有这一份目录，顾均正先生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立即抢救，但不敢直说我买，便辗转托人留下全部书籍。但当来薰阁向周作人报告上海已有人要这批书之后，周作人又从中扣起一部分有价值的书籍，仍要照全书原价售卖。这件事情，据说连书商都大不以为然，认为周作人的“道德”堕落到连一个商人都不如了：人家已经整批买下了，你为什么又毫不讲信用地扣起一部分？！周作人的目的显然是借售书之名，行窃取精华之实，并要鲁迅在人民的心目中灭迹。后来信子等人秉承周作人灭绝鲁迅之心意，在这方面也是丝毫不遗余力的。1947年北京西三条封存起来的房子，他们还集合了大小男女和一大批伪宪兵等人到那里去破门而入，搬移用具，接收房屋，气势之凶，连警察也不敢阻挡，幸而被朋友与之理论，经过斗争，才理屈词穷，悻悻而退。
鲁迅活着的时候，敌人猛烈地攻击他，企图打倒他，但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说，他“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后来鲁迅死了，他的遗物遭到了周作人等蓄意破坏，但我们知道人民是要纪念和学习他的决不屈服的硬骨头气概的。所以千方百计要使鲁迅在人民心目中存在，让那些破坏者们的阴谋不能得逞，让他们得不到舒服。
周作人原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一个十足的软骨头，不能和鲁迅相比。在北京女师大风潮期间，起先他也曾在鲁迅起草的女师大风潮宣言上同几位教员一同签过名，追随过正义行动。但是等到1926年9月，女师大被改名为女子文理学院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和校长林素园率领警察厅保安队及军警督察处兵士四十人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并要当场捕人的时候，周作人便经不起考验，为着保全个人利益，本质毕露，从此就不敢斗争下去了。《语丝》第九十六期那篇《女师大的命运》中，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来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唯有顺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充当统治者的走卒了。鲁迅和周作人走着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鲁迅奔向光明，而周作人则依附黑暗。在周作人未当汉奸前，在北大投靠胡适肮脏一气时，鲁迅就知道这个人已不可救药。鲁迅曾经说过，他自己跑到南方，接触了革命，看到和学到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那是忍受不了的。但是请听周作人的论调！当时他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翼作家——作者）攻击我。”黑暗的土拨鼠，是见不得光明的，就在这样自己瞎说！过着苟安生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以榨取别人，贪图享受为能事的周作人，对他来谈吃苦和革命，诚如夏虫之不足以语冰，软虫之不足以语硬骨气！他甚至公开替秦桧翻案和作辩护，暗骂左派统一思想，说什么“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这统一化有时由于一时政治的作用……最为可怕”。为要替自己的投降日寇作张本，最后发出谬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这是1936年7月写的（见周作人著《瓜豆集》：《再谈油炸鬼》）。其时已在明显地为大汉奸汪精卫和自己叛国开辟道路，和汪贼的主和论一鼻孔出气了。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中国土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见《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的时候，周作人就把民族利益抛弃不顾，无耻地做起日伪的高官，拿起血腥卑污的厚俸，变成国家民族的罪人，落得了一个汉奸的末局。
许多读者来信问我：“鲁迅为什么被八道湾‘赶走’？”“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决裂？”这都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我每接到这样的来信，就要分别写回信，答复读者。其实，如前所说，鲁迅的从八道湾搬走，和周作人的彻底决裂，完全是不足奇怪的。
鲁迅从少小到壮年，无微不至地照顾周作人。据我所知，鲁迅对自己所接触的人，都是希望他对祖国有所贡献。鲁迅对周作人前期，亦期望他对新文化事业有所努力，但周作人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语丝》时期，尚能随大流地反对封建，女师大风潮的初期，尚能在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混迹（后来即倒向敌人）。鲁迅一本国事为重的态度，看到周作人的尚有若干因素使新文化事业可以利用，因而把兄弟不和放在次要地位。但是后来鲁迅与郑振铎合印《北平笺谱》遭到周作人的嘲讽；刘半农死了，鲁迅对死者说了几句论定的话（见《忆刘半农君》），也招来周作人的不满。正当鲁迅大病时，周作人在一篇题为《老人的胡闹》的反动文章中，竟把鲁迅与当时投靠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日本老朽相提并论，暗骂鲁迅“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见《瓜豆集》278页）。为什么周作人这样说呢，正因为这时鲁迅已公开表明他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而周作人却认为鲁迅接受党的领导，是重在“投机趋时”，是“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不仅态度蛮横已极，而且充分表明了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分野。这里我所举出的许多关于周作人的事实，其意无非使读者明了其大概。而鲁迅，则着重于从政治问题上、思想问题上去看人的。统观他们兄弟间的悬殊，有如下几点：周作人在利害关键上，以个人为中心；鲁迅则不计较自己得失，完全为了大众。周作人对黑暗势力不敢反抗，最后连自己也倒向黑暗；而鲁迅则是决不屈服，反抗到底。周作人认为日本工业发达，中国战不过日本，最后只有投降；而鲁迅则坚决主张抗日，相信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周作人是软骨头，丧尽民族气节；鲁迅则骨头最硬，不甘屈服。周作人四体不勤，养尊处优；鲁迅则自砸煤块，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凡此种种的重大分歧，在鲁迅生前，从性格上说已经截然两样，到头来终会分开的。加以周作人老婆完全以一个日本征服者的面目出现，抱着侵略者的态度，凌驾一切，奴役一切。鲁迅何人，对这种恶势力焉能退让？因此，毅然决裂，在人生的长途中，走完了自己光荣的一段，今天看来，这岂是偶然的吗？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周作人是公开表示和鲁迅绝交过的。鲁迅刚刚逝世以后，他又中伤鲁迅，对反动的上海《大晚报》驻北平（当时称）记者发表谈话，说鲁迅先生“以前的思想是偏于消极的，现在变为‘虚无主义’者，癖性又多疑，别人的一举一动都疑惑是骂他”。鲁迅死了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这使我忽然又记起鲁迅写过的《忆韦素园君》一文最后的几句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衔，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我写这段回忆，无非为了经常被读者问起，现在把这件事情如实地写出来作总的回答（虽然只是一个梗概）。因为这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我有责任把知道的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