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当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后，政治还是那么黑暗。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会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熟人的推荐，到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因此，我们就相约，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这是《两地书》里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换一个地方的想法到了厦门，遇到“双十节”，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因为北京受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看法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种极相反的态度。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以上均见《两地书》）从挂旗上，鲁迅判别出自动与被动，觉悟与不觉悟的精神来，说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面旗代表的是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人民听警察的吩咐才挂旗，是反抗军阀压制的一种无言表示。而在厦门，当时，大革命的浪潮，正从南方兴起，人民对民主革命抱有一点希望，那是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影响下来庆祝节日的，所以鲁迅差强人意地认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引文同上）
同样的“双十节”，在广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这原来蕴藏着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看来违反孙中山路线的企图，这时已在萌动了。所以表现在一般人的态度上，并不因打下武汉而特别高兴，自然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只看到“雨声、风声、人声，将演讲的声音压住”（见《两地书》：第五十五），闹嚷嚷乱哄哄地混作一团。这天我是和学生一同游行，亲眼看到这种情况的。正好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索稿，就写了一篇《新广东的新女性》投出，说明我在广州看到新女性，还是娇滴滴的小姐式，应付了事的态度多，认真庆祝的少，与“三一八”时北京的女学生奋斗争取达到游行目的的情形迥异，和厦门鲁迅所喜欢的景象也不同。作为窥测气候的一面镜子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一到广州，听女子师范学校廖冰筠（廖仲恺的妹妹）校长说，是要我担任“训育”的事，这当然就应交出从北京带去的“国民党”关系证件了。在北京我曾加入国民党左派，回广东路过南京时，鲁迅曾担心有文件怕被发现而不安，就是这个证件。但廖校长叫我慢点交出。时因初到，不便多问，这事就此搁起。后来听说邓颖超大姐在省党部工作，想去看看久别了的、景仰的邓大姐，向廖校长打听地址，她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意思是避免新回去的我，不要因为色彩过于鲜明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对于这些，因是初到，都觉得诧异，以为必是校长过于谨慎。既然这样，就听取了一半，不交证件出去，也就是从此和国民党断了关系。后来才晓得，国民党内部是如此复杂，大别之有左右二派，派中又有无数小派，无怪廖校长叫暂不要去报到了。若一旦错与右派联系，便不得了。所以不交出去还是妥当的。但要不去见邓大姐，却万万做不到，就暗地里找到省党部，不在；又设法找到她的寓所，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亲大姐。叙了阔别之情……谈了许久的话，现时不能一一写出了，但记得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才走的。
后来又见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涛。他本来在北京当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时许多人都想丢开教书去干革命，彭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着李春涛、杜才也计划离去。他们两人同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经过同乡介绍，我到过他们住的“赭庐”。门也油着红色，表示赤色的思想，但没有遇见一个人。后来在1925年4月5日，在东安市场的森隆见面了，当时还有些什么人一起同席，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并约我毕业后回到广东去做事，临别时又送了一本书，说那本书他看过了，还不错。翻开里页，看到写着“广平先生惠存、春涛敬赠”，另一页又盖着“李春涛读书章”，并有他订正补充的文字，具见革命者读书的认真不苟的严肃态度。这次在广州见面，是他以代表身分到广州开会来的，是第二回见面了。他很高兴我真的回到了广州，并且邀请到汕头去，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都可以想办法。总之，那面缺人得很。那大约是1926年的冬天。后来广东女子师范风潮闹起来了（实际上是国民党右派在攻击廖冰筠校长），一时离不开。到了国民党右派极端猖獗的时候，学校里反动分子非常嚣张，写信恫吓校长，在学校内滋事，校外又和由右派把持的学生会以及相互呼应的青年部有联系，可见事情并不简单，当时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但我以为不管怎样，负责到告一段落的时候，交代得过去才可对得起学校。后来知道各个负责的都另有工作了，就想也卸却仔肩，去汕头应李春涛同志为革命事业多找些人工作的约请，哪晓得这个为革命事业不惜费尽一切苦心的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了，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从此中国失掉了一个为革命尽忠的英勇战士，现在手头只留着烈士赠送的一本书，永远纪念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成为鞭策我们工作前进的力量。当时，想去汕头，是为了走向革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为了离厦门近一些，与鲁迅呼应较便。但对在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迁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在写完这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因此我考虑：同是工作，要自己去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是社会这样的复杂，而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很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鲁迅跟前做事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以后也没有改变这决定。
那时鲁迅已经应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聘请。我名为助教，实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先生做些有关教务的准备和生活方面的工作。鲁迅后来搬到白云楼，为的好有一些时间想想写写，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那时郭沫若先生已经去了武汉。鲁迅所理想的文艺运动，是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而且作最坏的估计，向朋友述说他的决心：“至多不能回北京去。”这表达了鲁迅出京以后，在厦门服鱼肝油等补药的一种积极从事准备另一战役的态度。可惜局势的变化，郭先生等离开广东，联合战线的目的已经不能达到。身边除了许寿裳先生一人之外，并没有可以与言的人，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在此期间，见到了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等同志。鲁迅正在考虑如何把党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正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联合更多的青年，突然，4月15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斗”跑到白云楼来，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鲁迅的，“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我急忙走到楼下，看到下面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调动，仿佛嗅到火药气味，大约就是有什么举动了吧？看看河对岸的店铺楼上，平时作工会办公处的，这时也有些两样了，似乎在查抄。我一口气跑到邓大姐住处，打算告诉她所见所闻，通知她小心些。待到得门前，铁门被拉起走不进去，急忙按了好一阵的门铃，里面出来一个青年，彼此还认识，就把看见的向他说了，大约太显得惊慌了吧，他这时才回答说：“大姐已经走了。”我如释重负地回去，叫醒了鲁迅，告诉他不平常的一切。待到下午中山大学开会营救被捕青年的时候，他精神早已有所准备，明知这又是无耻叛变的勾当。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着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说这是“党”校（国民党办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鲁迅悲愤填膺地力争，坚持营救学生，未获通过。仅有一、二人先还似要响应鲁迅的话的，到后来看情形不妥就不开口了。结果力争无效，鲁迅独自宣布辞职。回到白云楼，把经过一一向许寿裳先生细说，气得连晚饭也未进一口。这个血的教训，比“三一八”又深一层了。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之下，在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之下，这里居然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公开血腥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有些是失踪，有些是在病床上被扼杀的，这种反常的举动，比北洋军阀还黑暗，不能以常理来推测，无怪鲁迅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认为匪夷所思的意外遭遇了。
困难的是在“目瞪口呆”的局面下还一时不能走出。许寿裳先生6月间已先离去了，鲁迅还在酷热的西窗下日夜执笔做着工作：《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相继编写完成。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做些文化工作，随时随地都不浪费些许时间，这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态度，始终是鼓足干劲地为中国、为青年，贡献他的力量。
许寿裳先生是一个老好人，执正不苟，在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鲁迅被非法撤职，他就和齐宗颐（寿山）先生，毅然辞去教育部工作以示抗议，凛然有古代义士风格。这回在中山大学，又一次表示他对拘捕学生的愤慨，和鲁迅一同辞职。敌人对待许先生是不同于鲁迅的，立即批准，因为他们准许了许先生的辞职，不致引起学生闹风潮的危险，就毫不客气地这样办了。在许先生呢，鉴于大局的恶劣，以至颠倒黑白，留也何益？与鲁迅同进退，正是凛然大义所在的又一次表示。他和鲁迅，平时有似兄弟怡怡，十分友爱。偶或意见不合，鲁迅就会当面力争，而许先生不以为忤，仍友好如故，有时彼此作绍兴土音说话，说到会心处会大笑。反对杨荫榆的时候，杨说六个被开除学生是害群之马，鲁迅和许先生就私自给我取绰号“害马”，我是不知道的。有一回见面的时候，鲁迅说“害马来哉”，我还摸不着头脑，他们二人却哈哈大笑不已。
待到鲁迅逝世后，因他们从前过从极密，留学日本和在教育部工作，也总是在一起的。我就劝许先生写些东西出来，后来就成为《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回忆录。他这本回忆录，是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写的，据说自鲁迅逝世后，许先生在授课时或课外，更多地在谈到鲁迅的思想、学术、文艺、革命的各方面，除整本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外，《我所认识的鲁迅》里收了不少纪念文字，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们的忌恨，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不要谈鲁迅”。许先生却以为谈谈这些，又不关系到政治行动，而且人已经死了，绝不会惹起问题的。殊不知这就是为革命者宣传的政治活动。许先生的毅然不顾一切的言行，正如鲁迅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过的：“季市他们对于我的言行，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作的都对。”越是在黑暗统治下的台湾，越觉着像鲁迅那样的人逝去的可惜的许先生，就越加爱自动宣传鲁迅的革命精神，终于遭到暴徒的暗杀，可谓以身殉友——真理、正义——的一人了。
鲁迅常批评周作人，生平没有几个真心知己朋友，没有得到很多的诤益。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自慰。如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许寿裳先生与齐宗颐（即助译《小约翰》者）就抗议章的非法解除鲁迅佥事职务而一同辞职，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四一五”非法拘捕、开除学生，鲁迅辞职而许寿裳先生也表示抗议离去，都是一样的精神。
三十五年和鲁迅亲如手足的许寿裳先生，是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只是在讲课中提及同一具有正义感的鲁迅而已。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学者，反动的国民党还是不能容许存在。他们这种铲除异己的法西斯作风是多么不择手段！丧尽理性！
经过剧烈变化的时局之后的鲁迅，深深感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见《三闲集》：《在钟楼上》）。其实，我们都是抱着梦幻而来的。当北洋军阀逼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以为南方革命空气比较浓厚，总会聊胜一筹的。待到了之后，眼看一些假象，在厦门的鲁迅和在广州的我，初时都被假象所迷惑，轻于置信，不免欢喜形于辞色。到10月10日，鲁迅见到厦门的庆祝会和我对中大的怀有希望都是轻于置信的例子，而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生活仍是“旧的”那方面去考虑。尤其在广州大屠杀的当时，其实是很危险的。女师“士的派”（“士的克”是英文stick的译音，意即手杖。当时，国民党右派常常气势汹汹，用手杖打人，故称“士的派”）的学生就亲自到女子师范学校去指名捉同学的（强迫学校集合学生在大操场，被她指名是左派的人就叫出来，最后一齐捉去）。她们起先企图诱我共同反对校长廖冰筠，无效，则转而反噬校长和我是准共产党，共产党就该杀头。如果当时我还没有从女子师范学校离去，则很有可能被陷害。生命实在没有保障得很。而我之再三劝鲁迅去广东，也无非希望对革命的广州有所贡献。当时，广州文艺方面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荒芜得很。所以鲁迅又介绍北新、未名的出版物于广州青年，虽然这些刊物没能达到以理论教育青年的目的，但在那时的广州，这种文艺读物已属很不易得的了。其时，芳草街北新书屋是向某青年转租的空房子，两房一厨房，前房摆书摊，后房住人，我就找了一位熟人去，为料理代售书籍的事。那位青年非常信任鲁迅，把房子让出，连同家具一并在内，每月只要代付九元房租即妥。后来，鲁迅打算离开广州，就把书移交给共和书局，结束了代售书籍的业务，仍旧把房屋交还某青年，即算完事。可见这时在广州对我们热心相助者也颇不乏人。
我离开广州十年之后才于1926年毕业回去，已是沧桑大变。在当时国共合作下，已有一股反革命潜流正在形成，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忽而会反脸相向，继之而以屠杀来对付共产党人。这些情况是鲁迅和我都万料不到的。而责任究属我应多担负些。既然郭沫若先生也被迫离去，就可想而知这里已是风雨欲来了。就因为我那时年轻，阅世不深，受政治影响和教育不够的缘故，竭力向鲁迅表示乐观。因此，他之到广州来，论其实际我不能辞其责。在这万难的局面之下，鲁迅从血的教训、残酷的事实里，激起了对阶级思想的深刻认识。认识到“原先是憎恨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见《二心集》序言）。
为了新的战斗，鲁迅毅然离开了涉足不满九个月的广州。为了新的胜利，他痛心疾首地离去了当时由革命策源地一变而为反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面对着这座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鲜血所染遍，由反革命刽子手的血手所染污了的城市，鲁迅余怒未息地对我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就这样，我们终于在1927年9月27日离开广州，共同向未来的战斗阵地——上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