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做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1926年12月2日《厦门通信》谈到的：
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两地书》第八十五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无日不忙于学校的业务，没有机会履行他给我教日文的许约，到了1927年4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叛变革命以后，虽则是大家都辞职了，该可以学习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侦察，心胸中塞满了一肚子的愤懑，静不下来，我也没有心思要求鲁迅实行他的宿愿。
到了1927年的10月里，我们到了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往来，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从12月起，我就开始读书。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来教的。教书时逐步深入，而又灵活地每天按时地学习。一共自编自教了二十七课。大约在1927年12月学了一个月，就换了课本。每天都是晚上授课，非常严肃认真地教着，除非晚上有人邀请，回来太迟了，才在这一晚上停学。到1928年1—10月，改换了课本《ニ—ル河の草》（即《尼罗河之草》）的一本浅明谈论艺术的书，内容从原始社会讲起，包括埃及的人首狮身，罗马的维纳斯，中世纪的十字军及文艺复兴，以至新时代的小方块石砌像以及偶像破坏时代；后来的美术又包括雕刻与绘画；至十五世纪油绘的发明，十六世纪礼拜堂的建筑；到近代欧洲各国的艺术，及宗教改革时代等的艺术与近世法国革命后的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等；凡有关欧洲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都尽量设法给予一个从事文学工作者以初步认识。这和他一向叫人在文学之外多得些普通知识，或各方面知识的主张是相符合的。
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及这思想对工作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但鲁迅一经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就不但要自己学习，而且还要宣传，教育别人。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除序文而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教时，从序文讲解起，于1928年10月30日晚开始，至1929年4月7日止，费时共五个多月。
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的转译，其术语和整个句子对我说就更加难懂，自是不难料想的了，但是鲁迅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使我听来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来这是为学习日文而采用的一本课本，但是现在打开这个课本，直如严师在前，不但要我通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像昨日上课一样地深印脑中。
那里，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的，但只要对青年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不顾一切地埋首做去。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宏心发出，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就这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作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地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在1929年3月5日的日记里就写着“通夜校《奔流》稿”。似这等情况，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我整天在他身旁，忙于琐碎事务，连看一些书报有时也顾不到，学日文势必也受到影响的。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知道后，就很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这话很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写给《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人物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虽然我实际没有给予鲁迅以什么帮助，只是有心无力地直至他逝世还是如此。这是客观因素，然而存在我内心当中一直没有告诉过鲁迅的，还有一个主观因素，就是我对鲁迅的下面这样一段话，一直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才荒废了这种学习。鲁迅在有一次闲谈中曾经这样对我说，希望我精通一两种外国文，以后，就可以看他所有的书，租个亭子间住着，无需去求助他人。今天想来，他这段话的意思也许是有鉴于当时社会的黑暗，怕我缺乏斗争经验，易犯冒失猛进，所以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我，代我设想，要我一方面对当时污浊的社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正的立场；另一方面，多读一些书籍，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一些贡献，这正是和他在遗嘱中所说的“万不可去作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我却对这段话，在感情上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抵触，以为：在他生前，我协助他，照顾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至于在他死后，自不待说，我要继续坚持他的严正立场，对旧中国的一切反动、落后势力绝不妥协，对革命事业和新文化运动，将贡献自己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些都是后话，而且“死”这个字眼是一般人很忌讳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过早地来想到它呢？因此，在学习当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心情，没有好好地学习日文。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真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借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未学完这一课程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
自1927年底到上海，鲁迅从日文书中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方面的著作。从他教我学习《马克思读本》时能够通俗易懂地进行讲解，并能校正课本中的错字来看，要不是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鲁迅一贯具备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如果不是十分掌握这门科学，他就绝不冒充内行，以不知为知之。比如关于木刻艺术，鲁迅曾屡次提到他在这一方面不是“内行”，但是当你阅读他和木刻家的通信时，就会感到那些见解绝不是一个“外行”人所能说出来的话。1932年4月，鲁迅在《三闲集》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在这里，鲁迅自己谦虚地承认：他的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由于当时一些先进的朋友们的帮助。这的确是鲁迅应该感谢的，因为没有严肃的思想斗争，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很难不断前进 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鲁迅自己的努力。他曾经说过，他“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并且说他翻译的著作“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见《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既是“煮自己的肉”，又是“忍痛”，可见鲁迅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的时候，是经过一番努力的。但是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他终于最后达到了目的，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