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内山完造先生于1959年9月19日到达了北京——他寄予无穷希望的中国首都。一下机场，就喜笑颜开地称赞他解放后第三次到了北京，惊叹于机场的新建筑：短期间建成的堂皇富丽的新型大厦，再经过修整的林荫大道，鲜花簇锦的路旁美景，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似小孩般地不肯安静，兴奋到了极点。
他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并拟在中国住一个时期，休养病体的。所以他不是一个人来华，而是携了他的夫人内山真野一同来的。但不幸由于日本政府在签证上给了他许多麻烦，几经奔走才得到签证，这使七十四岁高龄的带着病的老人深受刺激。长途飞行自然也难免劳累，但我方招待人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中途郑州曾休息一夜），加以一路上从广州到北京看到的伟大建设，深深打动了这位老人，两三年的不见，又看到另是一番景象。在酷爱中国有似他第二故乡的内山先生，今天由于党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无比壮观瑰美的努力建设，老人除了极口称赞之外，甚至向家人表示，死了也要葬在中国的上海。不幸这句话竟成了他的遗言，竟于到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脑出血，在医院不治逝世。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愈是巩固，愈是加速前进，就愈会引导他回过头去看看日本。当我1956年到日本去参加反原子弹大会时，内山先生无日不陪伴在左右，每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日本霸占了极好的地方做它的军事基地时，听到一个初到异国者称赞其景物美丽的词句时，内山先生总是补充一句说：“好是好，但不是我们自己的了。”听到他这样意味深长、令人警惕的话语，也就愈益感到他爱祖国的深情，愈觉得中日友好对拯救世界和平的必不可或缓。他自己更加积极地致力于两国人民友好的工作。在反动的以勾结美帝国主义为荣的岸信介政府下，内山先生卓然行其所是，为中日以及世界的和平贡献力量。他从痛苦的经验觉悟到，这才是拯救日本的一条道路。这信念始终在他脑海里旋转，不是一朝一夕。因为他从学校毕业不久就到了中国，几十年在中国的上海，看到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在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下生活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样子。现在看到新中国人民真正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教育了他，启示了他。因而对日本人民要求对中国友好的行动，更加坚决彻底地拥护、倡导，更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前途光明无量、伟大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所鼓舞。听说他临来中国之前，每到一个日本城市，先新中国建设事业称赞介绍一番，再告诉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才有前途。这样的话，说了又说，不止一次，甚至兴奋过度，在日本就病倒了。经过医治了一个时期，稍稍痊可，就应中国的邀请而来了。这是最近、也是最后一次他亲眼看到几十年生息于其间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具有无限光明的新中国，因而使内山先生对能够从事中日友好的事业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愉快。
谁都知道，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和内山先生有深厚的友谊。鲁迅在上海的反对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从二十几岁就到中国，见过中国许多变乱奋斗历史的明眼人如内山先生，未必不耳濡目染，而有感于鲁迅的救中国，献身于中国的崇高品格。尽管执业各有不同，以接近的关系而论，至少在鲁迅逝世后必大明白了。至少在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日本，挟持日本，扩充军备，再一次以日本人民作炮灰的行为，在七十四岁的高龄、饱经世故的内山先生是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更加了解敌人的阴谋的了，这就更加觉悟到：现在的日本如同他所见的旧中国一样，是为反动派与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在这样环境下生活的内山先生，更积极地拼着生命到处讲演，做两国友好工作，想从此找出解救日本现状的办法，是可以体会的，因为我们是过来人了。
我们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了上海，过了两天，即10月5日就去到北四川路的一个浅小胡同叫魏盛里的一间日本书店。那是住家兼店面的，在胡同的最后一家。这家书店，似乎一面卖些文艺或理论书，一面是卖些期刊杂志什么的，也有些中国店员或日本店员，这都没有什么关系，鲁迅操得一口满好的日语可以表达意思，可以直接选购要买的书刊。
当开始去到书店的时候，第一次买了四种共四本书，我是同去的。我们的朴素的衣着，并不打动人，鲁迅还似乎带些寒酸相。鲁迅逝世许久以后，据曾在那里当过店员的一位王先生还告诉过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我们一到店里，他们打量了鲁迅这般模样之后，店里负责的一个日本人向王说：注意看着这个人——鲁迅，他可能会偷书。这是难怪的，旧时代来书店的常有一些很随便的读者，有时内山书店一本很好的书，突然插画不见了。内山的哲学是不要声张，怕因此减少来客。他的书店又相当拥挤，在这拥挤之下失掉一些图书的经验，在这个店内时常会遇到的。补救的方法，只是尽可能地注意，鲁迅就曾经被这样注意过。但出乎意外的是像这样看似没有购买力的人，会忽而选购了一大叠书。这里内山先生回忆他们认识的开始是这样的：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一一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鲁迅先生纪念集》
事实是，鲁迅头一天到内山书店，并没有见到内山先生。鲁迅买去四本书之后，这是在10月8日由旅馆搬到景云里寓内的事了，经过了又一次的到书店买书，店员向内山先生报告了这位不寻常的来客，经内山先生有意识地探出是谁之后才招呼起来的。
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里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后来又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那是在书店搬到北四川路底坐北朝南的一间具有楼房的地方，是比较后来的事了。
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内山先生说到郭沫若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内山先生这种为避难的中国朋友尽其一臂之助的高贵友谊，我们很早就知道，而在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之后，被人追踪，空气极度紧张时，内山先生对郭先生的这种友谊，也同样用到鲁迅的身上。同样地给予避难场所达一个多月之久。
我们之所以对内山先生有一些了解，是从闲谈中听到内山先生曾经用过这样的话以表明他的态度：“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这就无异明白地向鲁迅表示：请你放心，我绝对保障你的安全！我们过细地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所以在柔石被捕后，我们住在日本旅店“花园庄”亦是经内山先生介绍的。
在有了这种友谊之后，内山先生也坦怀相见，说出他的身世梗概给鲁迅听了。
原来内山先生在读完书后，和旧中国的学生没有两样，还是失业。他不得已在街头卖报，跑号外。不知怎么一来跑到了中国，足迹几乎踏遍了各大城市，后来又到了上海。他靠在中国卖“大学眼药”为生，在上海又贩卖了严大德堂的脚气病药到日本去。说也奇怪，日本人脚气病多，服了这种药几乎是药到病除。想不到在上海附在茶叶店出售的并不普遍见知于国人的中国成药，在日本如此灵验，内山也因此居留上海。他这回最后一次来中国，是深信中国医生，一定能治疗他的沉疴，到了中国服些中药，就会好起来的。中国医药的见称于世，确为内山所深信不疑，予以无穷期望的。
内山很尊重他的夫人，时常称道内山书店的成立，是靠了夫人之力的，有时甚至谦逊地说，她才是老板。原因是他们都是基督徒，当内山走码头买卖药品的时候，夫人闲着无事，就在寓内摆下铺板，卖些圣经，间或夹杂些妇女月刊、杂志，那是偶尔兼卖的性质，却居然意外成功。买的人一多，杂志生意就做起来了，其他文艺书籍销路也有了。久之，就夺去了圣经的地位，成为不折不扣的内山书店。内山先生就把卖大学眼药的生意，移交给他的亲戚，成为书店老板，这故事他是津津乐道的。
内山书店有两条线在管理着店员：日本店员有一位高级日员管理，凡介绍进来的人，应做职务，应行教育（店里的规矩），都由他负责。中国店员的引进以及一切应该做的，也有中国店员王宝良带领。内山只要通过这两条线行施自己的兴革任务就好了，所以他可以腾出身体做些社会活动、个人交际，有空就在店内工作，从早到晚，每日如此，这些活动似与店不相干又似相干，因凡有交际活动，对店务也有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例如对鲁迅，他尽了朋友的责任，甚至好友的责任。鲁迅因为避免政治上的迫害，人事上的纷扰，我们的住处是经由内山先生作为中国店员的宿舍去租赁的。房租、水电、煤气都是先交款给他代办的，因之通信往来就不便直接收发，也统由他们代理了。这是生活的一种权宜办法。
内山先生也细心选择，限于几个店员知道我们住处。每天上午，经常由我到店看有没有书信，或下午由鲁迅自己去取。除非我们一个人都没去，到晚上才让店员送来。所以麻烦店员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是总难免与书店有关系，所以在1934年8月，又有一次避难，是因为内山书店的某店员被捕，鲁迅为慎重起见，躲藏了一个时期，就住在千爱里内山先生的家里。
再就是约会。鲁迅每于约定前先到店内等候。简单的，不妨事的就在店内茶座相见了。稍费时间的，或须守秘密的，就另找地方，陪去别处。或鲁迅自己领去附近咖啡店，亦有时在书店后面的千爱里内山先生家内会面。这些多式多样，视情况而定，无非都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比较得到安全而已。这是对鲁迅给予便利，对革命工作有好处的，我们深致感谢于内山先生的，为中国做了好事，不会忘记的。内山先生住在上海时期，曾经写过《活中国的姿态》这样一本书，对中国有所称赞，站在内山先生的立场，对中国加以称赞也许是应该的，但鲁迅却感到在中国没有取得解放之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么一来，“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因而在为他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明白地说道：书里面“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说明这点，在解放前的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内山先生不仅只是用经营书籍的方法，便利了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而且对鲁迅提倡美术、木刻等艺术事业也极力赞助。鲁迅曾和内山先生几次合作，开过版画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当时，含有革命性的木刻不能集中展出，就分别插在其他国家的版画中展出；又因不能在明显的地方举行，有一次就在内山先生的家中（千爱里）举行。这些，都给中国革命文化事业提供了方便。
“来而不往非礼也”。鲁迅有时也替内山做些工作。例如鹿地亘夫妇被日本政府释放后，搭戏班的船到了上海，在生活感到困难的时候，找到了内山。内山先生首先就想到鲁迅，介绍他见面，叫他翻译中国作品到日本去，得些稿费以维持生活。于是选作品，解释疑难之处的工作，就落到鲁迅头上了。更早些的增田涉，也是内山夫妇亲自带到家里，向鲁迅介绍认识的，自后每天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进行了几个月，回到日本之后，又经常为之代选书籍，解释疑难问题，充当义务顾问，使增田先生成为中译作者的颇负盛名的一人。其他如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的认识，以及无数的日本朋友的往来等等，多数都是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而来的。
内山先生以一个商人，一个书店老板，在中国做生意。因着生意关系，鲁迅向内山书店购置了大量图书，有时甚至并不需要，可有可无的书也特地购置了，以增加书店的营业收入，鲁迅是这样苦心满足内山的要求，为商人的生意设想。而在生意之外，有些社会活动，对中国文化人可以有些友谊的增进，自然同时也提高了内山先生的社会地位，这一点，鲁迅是理解的。中日之间，人民的友谊是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往来的，鲁迅本着这样的原则想了，而且照着去做了。
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28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命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突然看见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驰去，似衔枚疾走的匆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经发生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30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来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人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他们当即离去了。
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就无法完全免除，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
在这样形势之下,30日下午，我们仅仅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女工连同我们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里去。
住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的时候，我们看到书店中人们忙乱不堪。我们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堆旁边守卫的踱步声，因着人声的静寂，反而历历可闻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加给我们的窒息难忍的压迫。大家都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地过着日子。这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时时纠缠在一起向心头猛烈地袭来，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曾经把被捕释放的左翼作家鹿地亘夫妇介绍给鲁迅，并介绍爱好文学的青年增田涉、改造社的社长山本先生以及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等等和鲁迅见面，但也有当时的日本御用诗人如野口米次郎之辈通过内山来求见鲁迅的。在那次见面的时候，野口曾经提出这样岂有此理的问题：
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
载1956年10月7日上海《劳动报》
鲁迅对这种公然以奴役者自居的无理论词，当然不能容忍，当即给予了反驳。但他后来却又歪曲报导了鲁迅的话，使鲁迅更加忿怒。1936年他在写给增田涉的信中说道：
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构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
——《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增田涉部分
以境遇与生活的不同，而要求有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鲁迅并非不知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但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并吞整个中国的时候，这种友好就没有基础。1935年，鲁迅在为内山完造先生所著《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作的序文中，就曾经明确地指出：
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且介亭杂文二集》
在和另一个日本人士的谈活中，鲁迅说得更为明白：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讲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的玩着。
——《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42页
如同冰炭的见面，“还是停止的好”，鲁迅就是以如此的态度，不亢不卑，不屈不挠，耿直不阿的态度对付强横势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
后来，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要求鲁迅写文章，投向日本读书界，鲁迅直率地对日本军国主义表示抗议，对军国主义的政策《火、王道、监狱》，指出它最终必然招致失败，人民终于要击败这种愚民政策的鬼把戏。这是发表于1934年3月日本《改造》月刊的，到了1935年4月又写了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发表于同年6月份的《改造》月刊，说明侵略者想用孔子作偶像的崇拜也还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人民对于孔子并不亲密，知道孔子出色的治国的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一方面斥责侵略者惯用孔子作招牌以愚民，另一方面又揭示给中国人民不要上尊孔的当，这又是明白地拆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孔子迷惑中国人民的鬼把戏。但改造社还不死心地要求鲁迅给写文章。1936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东北之后，铁骑继续又在华北横行虎视的时候，鲁迅在这年的4月《改造》月刊第三期上就更毫不含糊地说：《我要骗人》。他曾经这样说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决不是不道德的。”这篇文章，就是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写出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抗议：“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这不就预言着汪贼精卫的公开卖国、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企图消灭共产党与抗日人民的阴谋将要发生吗？“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然而，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起来反抗的，这就是鲁迅披沥真诚，说老实话的、义正辞严的公开告白。
讲这种话，大胆写这样的文章的鲁迅，以大无畏的精神，表达了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的呼声，表白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意志。像这样直白地面对面地毫不容情地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斥责，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每年一次、一次比一次更率直，日本人未必熟视无睹。鲁迅既然如此坦白直率地站稳中国人民立场，毫不含糊地告诉日本侵略者的必然失败的命运。不管他和内山的友谊如何深厚，还是光明磊落地说出他要说的话，这正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特点，毛主席称道他骨头最硬者也在此。但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难免受制于日军当局，否则“非国民”三字的罪名会加在他的头上，这一点鲁迅也深懂得的。所以在1936年10月，鲁迅临死之前，就另找房子预备迁徙，拟择居在旧法租界，想远离开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见10月11日《鲁迅日记》）。这计划刚要实现，但病不容许他立即迁徙，因之未成事实。这时，就是把一切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一起割掉也在所不惜。
后来日军投降，内山书店也散伙了。内山也回到了东京。
可能在东京，他也感到处处不如意吧，他屡次见我们称赞日本风景如何美丽的时候，就意味深长地说：“好是好的，但不是我们的了。”从这句话看来，他是如何地热爱他的祖国，对美军占领的军事基地如何怀抱深忧，从而寻求解救日本之道。唯愿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页，永远存在，并且使它在日本朋友和日本人民中永远扩展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