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回国，就在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员。他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一半给公寓的女仆做了假发，一半送给理发馆了；所以他和其他外国留学生一样，归国途经上海，在一家卖假辫子的专门店里，出资二元，买了一根，安上以混人目。不过，很危险，帽子也戴不住，不仅怕人多挤掉或者碰歪了，同时人们都睁着奇怪的眼睛瞧着他的辫子，所以，他在一月以后，索性还原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哪知这没辫子的报偿更大了。
一上街，他的身后总是沸腾着笑声。有的还跟在后面骂：
“冒失鬼！”
“假洋鬼子！”
他不穿洋服，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厉害。结果，他便拿着一枝手杖，把骂人的都打了一遍；才渐渐地不骂了，这也是只限于手杖打过的地方。
翌年八月，他离开杭州，转任故乡绍兴中学堂的教员兼学监，那时他正三十岁。因为当中等学校的教员，他绕了很远的道，不用说他也是没有诚心想当这中学教员的，不过他也没向别人说应当去做什么。在这样偏僻的乡村，不是作文学运动的地方，勿宁说他叫在东京的文学运动毫无反响，弄的已经断念了。
在这意义上，他是一种失意之人，沉在寂寞的心境里。
而且那没辫子的事情，仍然变化着形形色色和他作着崇。绍兴府长官每次来校时，总用奇怪的眼光逡寻他的头上；同时学生们之间，掀起了剪辫子的风潮，多数学生打算剪掉辫子，他狼狈地加以制止。于是学生们举代表来质问他。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他说：“自然是没有辫子好，不过剪掉不行！”自此以后，他过去给学生的信用，一次全失去，且被学生轻蔑着说他“言行不一致”。偏偏的那几个学生，未听他的反对，大胆地都剪掉了。于是他的内心里发生了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似的忧郁。
正常这时期，他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范爱农。二人互相熟视一会不觉同开口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二人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还是眼球白多黑少，身材高大；只是几年来，头上却有了白发了。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据他自己告诉鲁迅，他后来没有学费，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他又说酒是他最爱的。
于是他们便一同去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去访鲁迅，非常相熟了。二人会着必饮，醉后常谈着愚不可及的疯话，稍舒心头之忧郁。
鲁迅有一天，忽然想起他已经忘了一件事，便问他：
“那一天开同乡会，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啊，那个，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在那时以前，早就知道我是谁了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是有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于是鲁迅，想起几年前，友人来约他到横滨去接新来的留学的同乡的事情。新留学生十多人，他们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之时，他在旁边看着，忽然翻出一双绣花弓鞋来，税关当宝贝似的拿着仔细看，那时他很不满，也许就摇了摇了头。一上火车，不料他们又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那时也很不满，也许又摇了摇头。
“我在什么时候摇头的呢？”鲁迅问他，他说：“是在税关检查的时候。”
“我是不懂你们带那绣花弓鞋做什么！那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
他的先生徐伯荪虽然和他同船来，到神户就和他的妻子坐车走了陆路，行李是交给他们代拿着的。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呢？你问她去。”
于是二人天真地又嘎嘎的笑了一气。
这时鲁迅极无聊地写了一篇最初的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描述一富翁在光复前夜的丑态，颇富于讽刺的色彩。写完后放置一旁，更未加题名。二三年后，始由周作人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承编辑者大加称赏，登载于卷首。
范爱农仍然时时进城来，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接着就是武昌起义，时在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今天别喝酒了。不去看看光复的绍兴么？”
鲁迅便和他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外貌虽如此，内骨子仍然是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到底不长久。以后就被许多闲汉包围着一个人由杭州前来，大做其都督。至于其周围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鲁迅就被这都督委任为师范的校长，爱农做监学。他忙的很少有工夫闲谈天。爱农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有一天，有个听过鲁迅讲义的少年来访鲁迅。他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
鲁迅答应了。发起人一共是三人，五天后便见报，开首骂都督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骂了十多天，有一种消息传到鲁迅的家里，说他们想诈取都督府的钱，还骂都督，都督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他们。
他的母亲着急不让他再出去，但他还是照常走。他以为拿的是校款，这一点都督还能够明白；其余的不过是说说罢了。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
不过爱农得到一种新消息，却使鲁迅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这都督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少年们便开始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鲁迅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鲁迅说：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从此鲁迅就不理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群无赖汉。在这状态之中，恰巧鲁迅的同乡先辈蔡元培，在南京就任教育部长，来信叫鲁迅前去。他正苦恼于这种周围的环境，就答应下来，离开了乡里。
这是他在人生途上第三次的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