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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呐喊

民国六年夏,鲁迅的旧友钱玄同,访鲁迅于绍兴会馆的寓居,请他给《新青年》写小说。鲁迅回答他们:“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回答了他。

翌年,鲁迅使“鲁迅”这笔名写了最初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不用说这是用白话文写的,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

这篇小说的根本精神,是在驳击家族制度与礼教,其意义正与《新青年》之精神相契合;不过未必是独特的思想。鲁迅虽在此明确的意识形态之下写成,并未将此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而表明;全然不用说明的文章,表现着狂人的感情及其神经,使其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关于此作,若据作者自身告白,则是依据已往所读过的一百多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不过观其题名和着想,尤其在爱好果戈里之点看来,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得到启示的事情,大概是确实的吧。

这篇小说的成功,是绝大的。这不仅是作品杰作,在白话小说最初的佳作之点上,是有着二重的重大的意义。他实在是给白话文学投以最初的光明的人。鲁迅之名,随着也一跃而广大地浮在文学界里了。这是他第四回出发,也就是他最后的出发。鲁迅从此才开始发挥作为文学者的本领。时年三十八岁,是退出医专志于文学的第十二年。

以此为契机,鲁迅接连地写小说同时也写了很多的随笔,不过不能忘记的,是鲁迅永久以改革中国人性为他的执笔根本目标。所以鲁迅,总想由文学走向这个目标;这种心境,在几年来沉默生活中,未必就绝灭,而这想成小说家的欲望和野心,很明确地他没有想过。

他最初发表小说的翌年,是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发生了五四运动。这种运动,受到全国绝大的支持,卷起学界未曾有的混乱;永远铭刻在中国学生底心里。他们指着这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年,作为《新青年》的友军,有《新潮》杂志的创刊,又有文化杂志《少年中国》的创刊。以后,民国十年,以鲁迅、周作人、叶绍钧、沈雁冰、谢冰心、落华生、郑振铎等为会员,结成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而艺术”,据《小说月报》开始了极旺盛的活动;接着第二年,以此对抗,有标榜“艺术至上主义”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一些日本留学生,结成会员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与北京相呼应,于是新文化以决河之势汜滥在中国社会里了。

在这空气之中,鲁迅继续着他的创作。其中以民国十年,在《晨报》副刊以巴人这笔名连载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惹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响。以后译成各国语,被世界所周知,鲁迅之名与这作品同时都不朽了。

阿Q,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是中国四千年传统所筑成的一个可悲的性格。象征着自大而怯弱,即无反省心又无意志,只顾因袭的惯习与目前的利益的一个很贫弱而颓废的人格。

阿Q的描写方法,是一种讽刺的手法,这作品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篇着重讽刺的作品,不过事实上,彻头彻尾是篇将热情隐藏在背后冷彻的写实的作品,因为是用写实手法来写的,所以越写就越现出阿Q的特殊性格,在作品上带出讽刺的外貌。但,若是说真正的讽刺只能发生在写实主义彻底之处,那么这篇作品也可以说是在真正的意义之下的讽刺作品了。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曾引用过一节高一涵的文章,说出这作品一个性格来,是很有趣的。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

这篇作品是如此地刺着所有的中国人的要害。他在东京开始人性及国民性的追求,在此才开了灿烂之花。在这里鲁迅这作家的力量才集其大成,同时也有了将国家和国民拥抱于一身的人间的伟大性。

同一时期,他又写了一篇叫作《故乡》的作品,这是写着民国八年十二月归乡时的经验,其中记着与闰土再会事情。他写着: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种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枝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阿!闰土哥,——你来了?’鲁迅说了;可是闰土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

“‘老爷!……’叫了一声,随即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二十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他又对着下楼来的鲁迅的母亲说: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

“以后,鲁迅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鲁迅在这篇作品的末尾,这样写着: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在这次归乡之后,因为鲁迅一家要移到北京,将前所买的公用库八道湾一所房子,加以修理;鲁迅和周作人就兄弟搬进去了。这是余谈:这所房子,现在还充周作人的住宅。前年夏,游于北京时,曾去拜访过一次。若据记忆,有大门、有门房,又有圆型的门,有院子。正房正里面,和普通中国房子并无特别之处,留下很深印象的,只是周作人的客厅以及与其相连的房子,堆满了中外古今的书籍;再就是门前,由大街到胡同的道上,铺集着令人想起沙漠似的很厚的砂尘。至今,周作人一家以及鲁迅的母亲和妻,是当现存着住在这里的。

提到房子,联想到盲目诗人爱罗先珂,曾一时住在这里,受过鲁迅一家的招待。大概是在民国十一年。继续漂泊之旅的爱罗先珂,离开日本来到北京,就滞在这房子里,担任北京大学的讲师。爱罗先珂因为需要一个改抄点文字为普通文字以及读书给他听的助手,这职务是由吴克刚好意地担当着,在工作性质上,所以也寄居在鲁迅的家中。鲁迅其所以这样照拂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他的亲爱之心,不过爱好爱罗先珂也是其中之一吧。

爱罗先珂以吴克刚为对手,终日读书劳作,只有晚饭之后是休息的时间,这时间,他是奏着七弦琴静静地唱着世界语之歌,有时像讲昔谭似地讲着自己故乡的话,有时愉快地将欧罗巴、印度、缅甸、日本,以及阿菲利加等国的故事,讲给吴克刚听。

从教育部下班回来,吃完了晚饭的鲁迅,时常加入这个会谈;爱罗先珂和鲁迅始终是以日本语谈话的。

这时,鲁迅因为将房子提供给爱罗先珂,也许以前就是如此,他把大门旁一间小的,顶棚很低的屋子作为书斋。若据吴克刚的记述:鲁迅迟至深夜还在这屋子里坐在书桌前;爱罗先珂也是喜欢夜里工作的。所以吴克刚时时帮忙到夜深。工作疲乏时,二人到院中去散步,鲁迅的屋里必定亮着明煌煌的灯火,有时他还高声朗诵在深夜。

鲁迅,写小说和随笔之外,还从事翻译的工作。这时期主要的翻译,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戏曲《一个青年的梦》,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和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等。此外拓本的搜集和研究,仍然继续着;民国十一年、十二年校完了《稽康集》。除这些种种的工作之外,自民国九年秋,他又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担任讲授中国小说史。

如此,除去作为教育部官吏的工作(遗憾的是不详这工作的内容)之外,他的工作可以分为属于小说、随笔、翻译这类广泛意义的文学创作,和关于拓本研究并古小说研究,讲义这类的汉文学研究二部分。至于其关于汉文学的研究,暂置不论;且就小说、随笔、翻译各方面的工作略尽一言,这些工作,内容和形式虽不相同,但有如同由一个主干分成各枝的一贯主流,这就是常提到的改革中国人性的欲望。

读者至此,说不定要怀疑鲁迅是以一个文学为工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但决不是的,他是一个拔类出萃的第一流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其实他还不只是如此),他并未立志想做一个艺术家,而成了一个这样优秀的艺术家,这是有趣的。这是因为:第一,他的文学素养太有根基;第二,他天性生来就有丰富的艺术天分。

鲁迅自身只是求能够充分的写,不求闻达,不要学者文人之名,所以他的署名很多;为《新青年》写的小说所用的笔名是“鲁迅”,其他则又用“巴人”,随笔大抵署名“唐俟”,曾有过“当时世间颇疑巴人是萧伯英,鲁迅则终于无从推测,教育部中有时纷纷议论,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的现象。

鲁迅从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写了小说十五篇;合并为一本,题其名曰“呐喊”。不论他是是否意识到,他已经是一个“小说家”了。

关于这创作集《呐喊》,有一想略为提到的事情。就是创造社派的批评家成仿吾批评这《呐喊》为“庸俗”,推举卷末取材于古代的作品《不周山》为最杰作,说鲁迅将以此要渐渐地走入纯文艺的宫庭;鲁迅因为这《不周山》后半多少有不纯的意识,甚感不满足,于是在《呐喊》第二版以后,特将此篇《不周山》删除,与成仿吾以一大痛棒的回答。(这篇作品,很久以后,才合入完全收集历史小说的《故事新编》中。)

鲁迅,在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作家,作为人完全是冷彻的写实主义者。在创作上他的写实主义,概由个个的人去观察全体的中国人。自然这全体不能离个体。总之他观察个体,思索个体的时候,不忘全体;考察全体的时候,也不游离个体的。不过他所喜好的:是用对于中国人全体的结论,藉特定的人去表现的方法;这与其他很多的作家们所常用的,描写特定的个人而志于普遍的方法,恰恰是相反。一面他常是冷严的现实家,同时在依据这现实的贯彻燃烧起来的改革的热情的意义上,他又是热烈的主情家。他是透彻的瞳孔和充溢着鲜红血液的心脏的同时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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