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西纪三七二），先生生。
各书无纪先生生年者。《颜诔》亦不记卒时得年几何。《宋传》云：“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昭明传》、《晋传》皆袭其文。准此追溯，则先生宜生于兴宁三年乙丑。余钩稽全集，知先生得年仅五十有六。《宋传》误也。集中自述年纪之语句，凡十二处。今悉举之如下：（依现行本集各篇先后为次）
（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田园居》
（二）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辛酉正月五日游斜川》
（三）僶俛六九（54岁）年；《怨诗楚调》
（四）弱冠（20岁）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同上）
（五）僶俛四十年；《连雨独饮》
（六）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七）总发抱孤念，奄出四九（三十六）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八）行行向不惑（40岁），淹留自无成；《饮酒》
（九）是时向立年（30岁），志意多所耻；（同上）
（十）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
（十一）吾年过五十；《与子俨等疏》
（十二）我年二六（12岁）尔才九龄。《祭程氏姝文》
以上资料，虽未云备；然先生经历年所，已略可考见。足证先生寿必不及六十，而卒年确为五十六也。先生自十二岁至五十四岁之事迹，既屡见于诗文中。若寿过六十，不应无一字道及。（若谓先生晚年废笔札，则殊不然。挽歌及自祭文，皆属纩时所作也。说见下。）此其一；《与子俨等疏》，翫词意当是遗嘱，而仅云：“吾年过五十”，此其二；挽歌云：“早终非命促”。若寿六十三，不得言早终。（先生为其外祖孟嘉作传。传文云“年五十一”。赞云：“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是以仅过五十为短命也。其对于自己则达观，言虽早终而非命促尔。）此其三；《游斜川》一诗，序中明记“辛酉正月五日”；又云：“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而其诗发端一句为“开岁倏五十”，则辛酉岁先生行年五十，当极可信凭。此其四；（此诗俗本有讹字，故生异论。辨详本条。）“闲居三十载”之诗，题中标明“辛丑岁七月”，与辛酉之五十正合。此其五；“奄出四九年”之诗，题中标明“戊申岁六月”，时先生年正三十七。此其六；先生作令彭泽旋复弃官，实义熙元年乙巳事。年月具见《归云来兮序》。时先生年三十四也。《饮酒诗》“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即叙此事。若先生得年六十三，则彼时已逾四十，不应云“立年”此其七；《颜诔》云：“年在中身，疢唯痁疾”此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谓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此其八。
吾据以上八事，推定先生得年五十六。先生既卒于元嘉四年丁卯，则追溯生年当在咸安二年壬申也。
孝武帝宁康元年癸酉。先生二岁。
是年，桓温卒。
二年甲戌。先生三岁。程氏妹生。
《祭程氏妹文》云：“我年二六，尔才九龄。”集中不及昆弟，似先生同怀只此一妹也。
三年乙亥。先生四岁。
太元元年丙子。先生五岁。
二年丁丑。先生六岁。
三年戊寅。先生七岁。
四年己卯。先生八岁。
五年庚辰。先生九岁。
六年辛巳。先生十岁。
七年壬午。先生十一岁。
八年癸未。先生十二岁。丧父。（存疑。）
先生以是年丁忧，明见于《祭程氏妹文》。其辞曰：“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据此文则是丧母也。然《颜诔》云：“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与先生交旧，语当可信。此两文不能相容，必有一为传写之误：非《颜诔》父误母，则《祭文》考误妣矣。按《命子篇》称其父曰“仁考”，是长子俨生时，先生父已没。又《庚子岁从都还篇》云：“归子念前涂，凯风负我心。”是先生二十九岁时母其犹存。然则《祭文》妣字必误也。殆原作“慈考”，俗子传钞，以慈当属妣，故妄改耶？（汤注以慈妣为庶母，亦附会。文意固明是丁忧也。陶考于八岁条下，引祭从弟敬远文“相及髫龀并罹偏咎”语，谓“八岁为龀”，疑先生丁忧在彼年。不知彼文言已与敬远年齿相及，幼年皆罹偏咎耳。先生盖长敬远数岁。十二正属髫年，敬远正向龀耶？）
九年甲申。先生十三岁。
十年乙酉。先生十四岁。
是年，谢安卒。
十一年丙戌。先生十五岁。
十二年丁亥。先生十六岁。
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七岁。
十四年己丑。先生十八岁。
《杂诗》云：“昔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先生少年气象。
十五年庚寅。先生十九岁。长子俨生。（存疑。）
先生有五子，其年岁差次，见《责子篇》。其诸子不同母。《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是其证也。然先生又有妻无妾。《颜诔》中“居无仆妾”一语可证。先生早年丧偶有继室。（详次条）然则至少年亦应有一子为元配夫人出者。今假定本年为长子俨生年。
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岁。丧妻。（存疑。）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汤注》云：“其年二十丧偶。继娶翟氏”。先生甫结婚即丧偶，当是事实。其年当在二十左右也。（《王谱》解丧偏为失妾，非也。《颜诔》明云“居无仆妾”。《吴谱》谓三十丧偶，亦杜撰。）
《昭明传》云：“渊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南传》云：“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先生既曾丧偶，则翟氏自当是继室。《晋书·隐逸传》有翟汤，汤子庄，庄子矫，矫子法赐，世有隐行，亦浔阳人。翟夫人当出其族。
先生续娶年岁无考。然长子俨比次子俟仅蚤生两岁，则续娶或即在丧偶之年。
翟夫人似亦先先生卒。故《与子俨等疏》云“但恨室无莱妇”。
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一岁。次子俟生。（存疑。）
《命子篇》所命者为长子俨，当作于是年。篇中云：“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用《论语》三年免怀语意。言“渐免”，则未满三岁也。诗盖作于次子未生以前。故有“三千之罪，无后为急”语。
俨十六时，俟年十四，故假定俟生于是年。
自本年至元兴元年凡十一年间，皆会稽王道子及其世子元显柄国，晋政日乱。
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二岁。三子份、四子佚生。（存疑。）
份佚同岁。先生既无姬妾，当是孪生耶？
《颜诔》云：“初辞州府三命。”《昭明传》云：“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其年月无可考。《吴谱》于本年下云：“是岁为江州祭酒。”《汤注》于《赴假还江陵诗》下亦云：“癸巳为州祭酒。”彼等皆以癸巳年先生二十九岁，又以先生其年初出仕，故附会为此说耳。吾侪若采谨严态度，只能谓州府辟命为作镇军参军以前事，其年则当阙疑也。
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三岁。
二十年乙未。先生二十四岁。
二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五岁。
是年，孝武帝见弑。
《桃花源记》及诗，不知作于何年。但发端称“晋太原中”，或是隆安前后所作？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先生二十六岁。
二年戊戌。先生二十七岁。为镇军参军。（存疑。）五子佟生。（存疑。）
本集卷三第一首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第二首为《庚子岁从都还》。先生作镇军参军在庚子前，略可推定。惟究属何年，所参之军，其主将为何人，皆吾侪所人欲亟知也。考渊明时代曾任镇军将军者，前有太元六年之郤愔，后有元兴三年之刘裕。太元六年先生仅十岁，不成问题。《文选》本诗下李善注云：“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辟公参其军事。”是以先生所参即刘裕幕也。
然元兴三年，先生实参刘敬宣之建威将军幕。（见下）而庚子、辛丑间先生在镇军幕时，刘裕亦仅官参军。则此镇军非裕甚明。（《文献通考》云：“刘裕起兵讨桓玄为镇军将军，渊明参其军事。”此沿文选李注之误也。）然则究为谁耶？诗题言“经曲阿”，《吴谱》云：“曲阿今丹阳县也。”始就幕职而经丹阳，则军府宜在京口。（即镇江）当时所谓“北府”也。考其时镇京口者，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为王恭；自戊戌九月至元兴元年壬寅三月为刘牢之。先生庚子、辛丑两年皆在镇军幕，则主将必牢之无疑。其后甲辰、乙巳间复参刘敬宣建威幕。敬宣即牢之子，于先生为世交也。时刘裕亦为牢之参军，盖与先生同僚。然则何以解于镇军之名？考是时牢之军号，为镇北将军，镇军或镇北之讹耳。以本集各本讹误之多，盖不足异也。（书成后乃见陶澍《年谱考异》，正谓先生所参为刘牢之军，与吾说合，为之狂喜。《陶考》对于镇军之解释，谓：“考《晋书·百官志》有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刘牢之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亦奚不可？”云云。亦足备一说也。）
牢之以本年九月开府京口。先生入幕，非在本年即在明年。《饮酒篇》云：“……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时方二十七八岁，故曰向立年也。若从旧谱，则时已三十三四矣。诸家亦知其不可通，故强指州祭酒为投耒学仕，谓事在癸巳年而先生方二十九。殊不知《颜诔》明言“州府三命不就”，先生盖未尝就州职也。本诗言“始作”，正谓始仕耳。诗云“时来苟宜（集作冥，此从文选）会，宛辔憇通衢。投策命晨旅，暂与园田疏。”当时先生盖有用世之志也。
三年己亥。先生二十八岁。在军幕。
《饮酒篇》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悠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案：本年十一月，海贼孙恩陷会稽，刘牢之率众东讨，时刘裕为牢之参军立功最多。先生之驰驱海隅，冲冒风波，盖在牢之军中也。牢之拥兵北府，炙手可热，然其人反覆，先生或逆料其将败而亟思自拔，故后二年遂乞假归。诗所谓“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也。
四年庚子。先生二十九岁。在军幕。
集中纪年诗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诗中言“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言“归子念前涂”；言“久游恋所生”；皆游子久客思亲之作。言“凯风负我心”，则用“母氏劬劳”意，知所侍温颜必为母也。“友于”云云当指其妹或其从弟。
集中诗题标甲子者凡九首。此其第一首也。《南传》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按集中诗题，无一题年号者。其题甲子之九首，在义熙前者八首。《南传》云云，向壁附会，空疏可笑。前人多已辩正今不广引。
五年辛丑。先生三十岁。是年七月，从军幕乞假归家。其冬丧母。
集中纪年诗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一首，发端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盖是年正三十岁也。辛酉年先生五十岁，既有诗题及诗句为证，实为无上权威之资料。而逆溯至辛丑，正三十岁，则此句亦一极有力资料矣！后世注释家泥视“闲居”二字必谓此诗为辞官后三十年所作。若辛丑年先生已辞官三十载，然则先生之生当在永和前矣有是理耶？
庚子年诗有“欣侍温颜”语；乙巳赋《归去来辞》，仅言“稚子候门”；以后诗中亦不复见言侍养事。则先生丁艰，必当在此数年中。然则何年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云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所谓“重罹天罚”者，对上文“慈妣早世”言，若妣为考之讹，则此文所述为丧母也。江陵，其地也；冬月，其时也。盖七月赴假还江陵，不数月遂遭大故也。知必为本年而非次年者，先生以元兴三年甲辰应辟为建威参军若次年壬寅冬月丁忧，则服未阕，不容出仕也。
诗题于江陵言还，丧母时亦在江陵。似先生当时侨居江陵也。说详下。
元兴元年壬寅。先生三十一岁。在江陵。（存疑。）
二年癸卯。先生三十二岁，自江陵还柴桑。（存疑。）
集中纪年诗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首。前者盖在江陵怀柴桑之作。故云“耕者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后者则归柴桑故居后，与敬远相聚。故云“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还旧居》一首，《归园田居》六首，似皆本年作。《还旧居》篇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怆恻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似先生投耒学仕后，即未尝履此旧居，故不胜今昔之感。
先生戊戌始作参军，是年归，首尾六载也。然则庚子、辛丑两年不尝两次归家耶？欲解此问题，当释“上京”二字。《李笺》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渊明故居。”《朱子语录》云：“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果尔，则此上京即旧居，与柴桑、栗里相去咫尺，亦即庚子年“侍温颜见友于”之地也。细绎全集，未见有六年不还家之痕迹。盖州祭酒主簿既不就；戊戌作参军，庚子即归省；后此乙巳一出，不终岁而归，何处得此六年耶？窃意庐山中有上京云云，皆后人因本诗而附会。合前后各诗读之，上京宜指江陵。故辛丑归省之作，题云“还江陵”，而《祭妹文》叙丁忧事，亦言“昔在江陵”也。至江陵何以名上京，则百思不得其解。
嗣读《陶注》于上京句下引毛氏绿君亭本云：“一作上荆”，乃知先生家于荆州即江陵者六年，即前诗所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也。（集作南荆，此从文选。）荆名上者以其在上游，犹言西京云尔。殆先生当参镇军幕时，即侨居彼地。丧母后思归故乡，故癸卯春有《怀古田舍》之作，不久遂还旧居，与从弟敬远晤也。然则此诗作于本年无疑矣（于此复有一问题：作参军何故移家江陵耶？此不可解。然则所谓镇军将军者，或当求诸镇江陵之人矣。然又不类。吾亦不复费精力以搜剔资料矣。）
《归园田居》当亦同时作。故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时先生正三十一二岁也。旧谱多以此数诗为乙巳年从彭泽弃官归后作，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组，前后不过一岁。篇中“久去山泽游”云云，皆久客新归语，情景不合也。是年桓玄篡位。
三年甲辰。先生三十三岁。起服为建威参军。
是年刘裕起兵诛桓玄。
刘敬宣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浔阳。辟先生参其军事。
义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四岁。上半年在军幕，曾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令。十一月，自免归，自此不复仕。是年，程氏妹卒。
先生既应刘敬宣之辟，春间凡一度奉使适金陵。集中诗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一首。发端云：“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盖自庚子年后，足迹不履长江下游者五年矣。又云：“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盖甫出已有归志也。
《归去来兮辞序》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案：谓邑宰。）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案：指为参军使都事。）诸侯以惠爱为德。（案：彼时邑宰由州将版授。）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可以为润，（一本作秫可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此文自述得官去官之经过及动机，乃至年月日具详，最可宝之史料也。欲求则求，欲去则去，将心事率直写出，最足表现先生人格。“质性自然……深愧平生之志”云云，实彻底觉悟之自白也。其去官动机，《昭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与此文因妹丧去官颇有出入。当以此文自述者为近真。
《昭明传》又云：“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案：厮仆之称。）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案：与子书，文虽简短，蔼然仁者之言。可见先生博爱襟抱之一斑也。
旧谱依《宋传》“年六十三”一语，皆推定先生是年四十一岁。今案：《饮酒篇》第十九首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此总叙少年出仕及弃官事，而云“向立年”，则明是三十岁前后也。（乙巳弃官时，虽已过三十，然自为参军以迄县令，皆投耒学仕时，故曰向立年。）若赋归去在四十后，则彼文不可通。
二年丙午。先生三十五岁。
《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俨）已二八，（一作十六。）懒惰固无匹。阿宣(俟)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佟）垂九龄，但念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案此诗作于长子俨十六岁时，诸子小名及年岁具列，绝佳史料也。惜不得著作年月。但先生二十岁丧偶，而诸子不同母。（据《与子俨等疏》。）假定俨（阿舒）为元配出，其生应在先生二十岁以前。故可推定本诗为此一两年内作品也。《归去来兮辞序》言：“幼稚盈室”，知先生为彭泽令时已有多子矣。
先生发白盖甚早。《命子篇》已有“顾惭华发”语，计其时甫逾二十耳。《晋传》言先生“抱羸疾”，想然。集中言白发者甚多，不必皆晚年作也。
三年丁未。先生三十六岁。
《祭程氏妹文》云：“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渊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先生丧妹，在乙巳，于兹两年，故云“服制再周”。
四年戊申。先生三十七岁。
集中纪年诗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首。中有“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语。似是年已逾四十。然则与辛丑三十、辛酉五十诸文相矛盾矣！窃谓此“十”字乃“九”字之讹。集中称十二为“二六”，十五为“三五”，五十四为“六九”，所在多有。此文亦以“四九”代三十六耳。“奄出四九年”，谓刚过三十六岁也。讹作“十”者，或由刓损，或由传钞肊改耶？
五年己酉。先生三十八岁。
集中纪年诗有《己酉岁九月九日》一首。
《移居》二诗，不知何年作。《李笺》云：“靖节旧宅，居于柴桑县之柴桑里。至是属回禄之变，越后年徙居南里之南村”。又云：“南村即栗里”。此虽揣测之词，亦颇近理。《移居篇》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指庞通之、殷景仁、颜延之等也。详见下。
六年庚戌。先生三十九岁。
集中纪年诗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首。
《与殷晋安别》诗序云：“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后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案：此太尉即刘裕。也裕以去年九月进太尉。殷为参军，当是本年事诗中言“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谓在南村与殷结邻也。《别殷》诗既推定为今年作则《移居》诗必为去年作无疑矣。
七年辛亥。先生四十岁。
《祭从弟敬远文》云：“岁在辛亥，月维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文中有“相及龆龀”语，知先生与敬远年岁相去不远。有“年甫过立”语，知敬远卒时仅三十余。若如《宋传》年六十三之说，则先生是时当已四十七，相及髫龀之敬远，亦当在四十内外，与本文不相应矣。先生殆无同怀兄弟，其从弟名见集中者，一敬远，一仲德，皆先先生卒。未审为一为二。《与子俨等疏》云“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
《荣木》篇有“四十不足畏”，语，可假定为本年以后所作。
《连雨独饮》篇有“僶俛四十年”语，可假定为本年作。
《答庞参军诗序》云：“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庞名通之，先生移居南村后相与结邻者也。《移居》既推定在己酉年，则冬春再交，当为本年。
又有《答庞参军》四言一首。似亦同时作。
八年壬子。先生四十一岁。
《饮酒》二十首，不知何年作，序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是其诗非作于一时也。篇中有“行行向不惑”语，又叙弃官后事，言“亭亭复一纪”，然则是四十前后作也。
九年癸丑。先生四十二岁。
十年甲寅。先生四十三岁。
是年释慧远合缁素百二十有三人结白莲社于庐山之东林；刘遗民为誓愿文，实佛教净土宗之初祖也。邀先生入社，先生谢焉。然固常与远往还。相传先生一日谒远公，甫及寺外，闻钟声不觉颦容，遽命还驾。宋人张商英诗所谓“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也。又传远公送客，向不过虎溪，一日与先生及陆修静语道，不觉过溪数百步，虎辄骤鸣，因相与大笑云。此两公案为宗门所乐道，虽不必尽信，要之先生与莲社诸贤相缘契，则事实也集中有《与刘柴桑倡和诗》两首。注家言柴桑即遗民，未知何据。
十一年乙卯。先生四十四岁。
《颜诔》云：“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此颜延之自述与先生结邻欢聚情况也。《宋传》云：“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陶考》云“刘柳为江州刺史，《晋书》柳本不传不纪年月。考《宋书·孟怀玉传》：‘怀玉义熙十一年卒于江州之任。’《晋书·安帝纪》：‘义熙十二年新除尚书令刘柳卒。’《南史·刘湛传》：‘父柳卒于江州。’”是柳为江州实踵怀玉后，以义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书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来浔阳与先生情款，当在此两年也。
十二年丙辰。先生四十五岁。
集中纪年诗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一首。
有《示周掾祖谢》一首。题目一作“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案：续之为莲社中人物，时与先生及刘遗民号浔阳三隐。《昭明传》云：“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盖即据本诗题文也。檀韶为江州刺史在义熙十二年。（见《宋书·韶传》）则此诗当作于本年矣。篇中“马队非讲肆”云云，似不以续之之溷居城市为然也。
是年慧远卒。
十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六岁。
是年太尉刘裕北伐，灭姚秦，修复关中晋宗庙陵寝。集中有《赠羊长史》一首。序云：“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羊名松龄。”《诗》云：“……贤圣留遗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城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盖自怀愍以后，中原沦于戎羯，已逾百年。先生观关洛之光复，盖喜极而泣。其云欲往游因病不果，殆实情也。
十四年戊午。先生四十七岁。
《宋传》云：“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
《昭明传》云：“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宋晋传》文略同。是先生于州将中，惟王弘颇相周旋。按《宋书·弘传》：弘以义熙十四年迁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在州七年，宋文帝元嘉二年始迁去。《昭明传》所记，当是本年以后事。集中有《于王抚军座送客》一首，亦本年以后作。
是年，刘裕弑晋安帝。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先生四十八岁。
元熙二年即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九岁。
是年，宋武帝废晋恭帝为零陵王。寻弑之。
集中有《述酒》一篇。《李笺》引黄庭坚曰：“此篇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吴谱》引韩子苍曰：“余反覆观之，见‘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汤注》云：“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踰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殺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余反覆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今案：篇中有“诸梁董师旅，芈胜丧其身”语，用叶公。诸梁，白公胜事。有“安乐不为君”语，用刘禅事。有“峡中纳遗薰”语，用越五子搜事。皆与兹案有关。结句有“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意尤明显，韩、汤、吴说是也。
宋永初二年辛酉。先生五十岁。
集中纪年诗有《游斜川》一首。《序》云：“辛酉（俗本作丑。）正月五日……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叹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开岁倏五十（俗本作日。）俗生行归休。……”案：此诗为考先生年岁最主要之资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记时日”而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又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议之余地也。后人所以多不察者，则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年六十三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五十”语不相容。俗子强作解事，见序有“正月五日”语，因奋肊改“五十”为“五日”。殊不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
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若作“开岁五日”，所疏年纪何在耶？于是复有据“辛丑五十”之说，谓先生实得年七十六者。（《李笺》引张演语）然则乙巳辞彭泽令时，先生已五十四，与《饮酒篇》“是时向立年”句，又冲突矣！幸《汤注》本及昭文瞿氏所藏宋本为朱子同时人曾集所写者，（坊间的影印本）于序文“辛丑”下注“一作酉”三字。吾侪乃知作“酉”者实为原本；而“开岁五十”一语，更不容改字以为迁就。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一切疑团，迎刃解矣！
《杂诗》十二首，不署年月，惟中有“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语，知是五十后作品也。《丁谱》解此句，谓“裕将篡晋，其势已成。叹其不幸而亲见此事。”似甚当。惟丁氏袭旧说，以此诗系诸义熙十年，谓先生逆料裕之必篡，则过矣。如吾所推定，则五十岁当永初二年，晋祚已移，故自悲“已亲此事”也。
三年壬戌，先生五十一岁。
《拟古》九首，不知何年作。但其中如“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如“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如“兰衰柳亦枯，遂令此言负”。如“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皆感慨沧桑之微言，其为易代后作品无疑。
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先生五十二岁。
《昭明传》云：“颜延之……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自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王弘）欲邀延之赴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案：据《宋书·延之传》，以本年为始安太守。时王弘在州五年矣。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先生五十三岁。
《昭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案：道济为江州刺史在本年，（见《宋书·道济传》）昭明以此事叙于先生少年，下文接“后为镇军建威参军”句，大误。《王谱》置之元嘉三年，亦误。（《通鉴》记道济为江州在元嘉三年，误也。《王谱》盖袭之。）先生不忤王弘，而独拒道济之馈，殆以其为宋室元勋，心鄙之耶？
《有会而作乞食》等篇，或当作于是时？
二年乙丑。先生五十四岁。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案：“六九年”谓五十四岁也。集中屡用此例。一本作“五十年”，盖不得其解而妄改耳。此诗叙历年之艰阻困顿，中有“离忧悽目前”语，盖自知不久人世矣！
三年丙寅。先生五十五岁。
四年丁卯。先生五十六岁。其年九月。先生卒。
《颜诔》：“春秋若干。（集中附录诔文皆作春秋六十有三。此从文选本。）元嘉四年某月某日，卒于浔阳县之柴桑里。……询诸友好，谥曰靖节征士。”
《宋传》：“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昭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
《晋传》：“以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案：今本《陶集》中所附《颜诔》有“春秋六十有三”一语，颜延之既夙与先生情款，当先生初没时为之作诔。其所记录，自应有最大之权威，后人莫敢置疑，宜也。然据文选本则但云“春秋若干”，并无六十三之说。然则集中所附《颜诔》云云，殆后人据《宋传》改增耳。细绎本文，可得反证。《诔词》云：“……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年在中身，疢惟痁疾。……”“中身”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语正五十典故。诔意谓年仅五十余；以其寿促而怨天道之无凭也。是故攀引颜延之为先生六十三之证人，颜不任受也。六十三之说，本诸沈约，昭明袭之，唐人撰《晋书》又袭之，几成铁案。然钩稽全集，其不合既若是。然则沈约何故有此误耶？以吾度之：殆约所据谱牒，本作年五十六；而“五”字或刓损或传钞讹舛，便成“三”字。约见三十六之太不伦也，辄颠倒臆定为六十三；自此遂以讹踵讹习非成是矣。此虽臆测，或亦近理耶？
《与子俨等疏》，当属末命。发端言：“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独能免？”中言：“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末云：“汝其慎哉，吾复何言？”全篇皆遗嘱口气也。应判为本年临终时所作。中有“吾年过五十”语，最足为先生寿不满六十之铁证。
《挽歌》：“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案：此三诗一文，皆先生属纩时自挽自祭者。观其实叙年月，（“无射”九月也。与歌辞相合。）知非同寻常文人平居游戏，故作达语者比。《文选》采此诗，只题曰“陶渊明挽歌”，编集者加一“拟”字，题为“拟挽歌辞”，失之矣。《颜诔》云：“视化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词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皆叙其临命从容属辞自挽之事东坡评《自祭文》云：“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涉生死之流哉！”可谓知言。又案：《挽歌》云：“早终非命促”，可为先生仅得下寿之证。《自祭文》云：“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知命”用《论语》文，谓年过五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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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颜诔》：“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嘿。少而贫苦，（一作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遂（一作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诟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
《昭明传》：“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一本无树字）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恪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时人谓之实录。”“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作无弦素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常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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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五子，俨、俟、份、佚、佟，皆不见史传。
《梁书·安成康王秀传》：“天监六年，出为江州都督。闻前刺史所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
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