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卿调查中国地质的经过

我们的中国占了东亚这一大块土地，在地质学上的地位真是何等重要！所以在地主人尚未觉察，欧、美各国之地质学已到昌明的时候，便会有远道的专门学者来代执初步开辟的工作，这是不能避免的。

最初到中国的地质学者，是美国人奔卑来（Raphael Pumpelly）氏。他在西元1862至1865年间来中国调查地质，然大半在中国北部及满、鲜、蒙古地方，也曾到过日本。他还留下了一个地质构造上的名词——震旦方向（Sinian Direction）。因为他经过的地方，所见山脉大都是走北、北东、南、南西方向的，所以叫做震旦方向。这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却也值得我们纪念的。

后来便有许多欧洲地质学者接踵而来。A.David曾到过江西、蒙古，并横断秦岭东部。T.W.Kingsmill曾视察过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部。A.S.Bickmore曾从香港经广东、广西而至汉口。他们关于中国地质方面都有过相当的报告，但不如德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氏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而博大。

李希霍芬氏于1868年到上海，周游中国阅四年之久，足迹所届，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南境）、甘肃（南境）、四川、贵州（北境）以及辽宁、内蒙古诸地，也还到过日本。

他于1872年回到柏林，便整理此行所得的丰富结果，陆续着手他的伟著China。这部伟著虽然没有及身完成，但东亚全般的地质学，无论地层方面或构造方面，总算从他的手里造成一个宏大坚实的基础。他还在亚洲地理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或校正的工作，有人称他的功绩比那两位日尔曼的亚洲地理学者Ritter、Humbolt还要伟大。

西元1877至1880年间，一位匈牙利地质学者洛川（L.Loczy）氏随着Szechenyi的科学调查团，由长江下游经过秦岭，再入甘肃，沿南山北麓，转折而达四川西部之山地；复由西康而入云南，经中甸、石鼓、大理、腾冲等地而出缅甸。他在地质方面所得的结果，要参看Beschreibung cer Geologischen Beobachtung und deren Resultate。这部宏著，也有和李希霍芬氏所见互有出入或比较详密的地方。

后来，还有俄国和其他许多地质学者先后到中国各处调查，如V.A.Obrutchov之于南山及川北，K.Futtere之于新疆、甘肃及长江下游，F.Leprince-Ringuet之于山西，Sh.Lorenz之于山东，和K.Vogersang之于冀北及鄂西。在各人发表的著作里，可以看出他们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收获，兹不一一叙述了。

到着1903年，美国地质学者威理士（Baileg Willis）、勃拉克维德（E.Blackwelder）二氏，受Carnegie Expedition的委托，再来中国调查地质。其主要观察地域如山东西部，满洲南部，河北、山西境上陕西、四川、湖北的邻接地段，以及扬子江、三峡地方，都曾加以缜密的测勘。此役所费时间虽然不多，但因承从前许多客籍地质学家踏查之后，先时关于调查的方域又曾经过一番考虑选择，自然着手比较容易。所以在他们那部The Research in China著作里写到精密处，往往突有过前人的地方。所谓事半功倍，真算是他们的幸运了。他们还在中国地方史方面加上一番追求，就各地划分若干地文时期，使后来的中国地质学者鼓起不少的兴趣。

中国西南各省因为是法领安南的邻壤，除去前有洛川氏后有勃郞（J.C.Brown）氏曾在云南经过相当的调查外，自然要推法国学者调查次数为最多。

最初，Joubert于1866年至1868年间加入法国的安南调查团，沿红河入云南，对于云南的地质矿产均有相当记载。

1898年，M.A.Leclére奉法政府命，赴云南考查经济地质，曾尚现在的滇、越路线，由南而北，直趋昆明东川，再入四川会理，又从滇西、永胜、大理、镇南、盐兴等县折返昆明。

第二次调查滇、越路线附近的地质，有H.Lantenois和M.Counillon二人，于1903年9月至1904年1月间，分两路进行。一经建水、通海、昆阳；一经开远、㜑兮、路南，同至昆明。此次工作较Leclére范围稍小，精确程度亦较多。

至1909年冬，法人戴普拉（J.Deprat）氏，从安南入云南东部调查地质，历时阅十五个月，调查面积约达五万方公里。因其成功之迅速，著作之丰富，外间对他的工作颇多怀疑之点。有人说他这部大著Etude geologique du Yunnan Oriental仅仅百分之二十是比较可靠的。这也算是科学界里一件趣闻了。

“印度地质调查所”勃郞氏，曾于1907至1910年间，数度来云南调查。他的研究报告分期出版，都载在Record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中。他的新发现亦颇不少。也有洛川氏先发其端，他再加以补充的，如腾冲的火山蒲缥的奥陶纪化石，都是。（参看《地质论评》第三期，尹赞勋氏《云南地质的进展》一文。）

东方近时代的地质调查，要推日本为最早。日本地质学界的第一人小藤文次郞先生，于前清末季便出入于满、鲜间，数度从事地质调查，关于三韩的地质论文发表最多。在这一带的地层和构造，完全由他奠定一个基础。现在南满铁道会社附设的地质调查所，也是由他计划成立的。到民国以后，他还视察过山东一带地质，也曾访过北平的地质调查所。他在中国本部虽未曾作过长期深入的旅行，但对于中国的地质从早便加以深切的注意。他的著述目录，第一篇文字，便是《支那并其四近地质撮要》。后来彼邦的地质学者不时过访中国，出版许多关于中国地质的图籍，还是直接或间接受他提倡的影响居多。如石井八万次郎的《扬子江流域》、野田势次郎的《支那地学调查报告》虽不专涉地质方面，但搜罗宏富，图幅美备，大可以供广泛参考之用。其余零星著述，到后来更不胜枚举了。

要而言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地质，全由一般客卿代任调查之役，中国人绝无参加或过问者。本来学问没有国境的，经过他们几番调查，在学理方面自然启发不少，后来落到国人的手里，因为有了相当基础，大有事半功倍之感。这真是值得国人记忆的一点。

但是地质学家的眼光，往往不尽限于学理方面，也有承其政府的意旨，特别为某种调查，即为后来发生国际纠纷的重要基因。举例言之：

李霍芬氏于调查地质外，对于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港形势，无不悉心考察，且归而对彼国人扬言：“中国有三良港。一为浙江之三门湾，二为江苏海州之青口，三为山东之胶州湾。中以胶州湾逼近矿区，尤为良港。”姑无论他是否曾受本国政府的指使，但就西元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德人以教案细故，遂强租我胶州湾一事来看，自无疑的属于李氏调查的结果。后来英人租我威海卫，俄人租我旅顺大连湾，又无疑的以德人强租胶州湾为其起因。李氏书中有“山西煤矿非美国宾西尔瓦尼亚所可比，足供全球千年之用”等语，这明明是谎报，但却为1897年英、俄协商平分山西煤矿采掘权的张本。

因为一位学者的漫游，便使中国在国际上发生无穷的纠纷，后来接踵而起，像这一类的事情还是多不胜举的。这又是值得国人记忆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