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界的前驱者

中国初次输入外来的地质学的知识，要算清同治十二年（西元1873年），华蘅芳氏译的那部《地学浅识》（原本即Charles Lyell’s Principles of Geology）了。他还译过一部矿物学《金石识别》（原本即Dana’s Text Book of Mineralogy）是先一年出版的。

这两部书出版以后，中国却没有受着多大影响。因为这种专门知识，非有相当根底，自然不易了解。即华氏也未尝不作是想，更谈不到如何去应用了。

到了前清末年，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清光绪三十一年设立）有一位总勘矿师邝荣光，曾绘过一幅《直隶地质图》（载在清宣统二年《地学杂志》第一号）、一幅《直隶省矿产图》（载在宣统二年《地学杂志》第二号），和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即化石见同年《地学杂志》第三、四号）。图虽简略，本末势难具论，但邝氏是无疑的为中国最早留心地质之一人。

鸿钊在前清宣统二年夏，为着手毕业论文（时为东京帝大地质学科二年生）从东京归国，在杭州附属考察地质三阅月，并注意到地质和农业的关系，曾撰《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忧》一篇（载在宣统二年《地学杂志》第十期）。在那时候，要得一张缩尺较大的新式地图，竟是无从觅处；要得一本关于地质的国文参考书，也一样无从觅处。所以我便感觉到中国的地质，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起，或是理论，或是实用，或是文化关系，或是国际观听，都非立时从国人手里切实调查不可。但调查之先，必要有一个计划，还要有一番准备，并且要使一般国人认识这件事是应该由国家早早去做的，才得有机会使他发动，还可继续扩张久远维持下去。

所以我在清宣统二年，先草一篇《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载在《地学杂志》宣统二年第三、四期及三年第十三、四期），是说明各国调查地质之组织沿革，以备国人去取法的。又在民国元年，草一篇《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载在民国元年《地学杂志》第一、三、四期），是痛陈中国调查地质之重要，并建议调查着手之计划，以备在鼎革之初，随着新兴的国运即开始工作的。这一篇的大意，共分三段来写：（一）我国地质于世界中所占之地位；（二）我国地质调查之时机；（三）调查之计划。最后，附一篇《议设地质讲习所》并《简章》。

鸿钊认定民国成立后，正是调查地质绝好的时机。趁着这个时机，一面要个人来提倡，一面还要国家去负责，所以曾写过如下的一段文字：

调查地质，有学理与实用两途，而二者必相需相励，而后得维持于不敝。我国是时，无论学理与实用，舍此便无以嶷然奠国于亚东，以跻于东西文明国之列。虽欲置之缓图，势亦有所不能。

亚洲譬诸一身。俄国，头目也；日本、印度与印度半岛，皆肢体也；我国，心腹也。以头目、肢体而委其责于心腹，于理尚安，于势亦顺。乃欲以心腹而委其责于头目、肢体，则东亚地质将永沉沦于东鳞西爪之里，而无厘然昌明于世之期。而我炎黄华胃至不能以数千年生息饮啄之土地自开发而浚明之，则群将訾我为世界文明之污辱，而欲免东大陆不肖子之称也难矣。

故微论调查之后大利辄随之，即无实用一途，而吾犹必以贡献真理为地主应尽之谊。如亚洲地盘之构造若何，山脉之起伏与其生成之原理若何，古今地层发展之次序若何，海陆沧桑之循环，气候之递蟺若何，古代生物之消长若何，以及沿海岛屿之分布、山岳川河之变迁又若何。凡若此者，均为学理上切要之问题。世界文明诸国，莫不日夕孜孜起而有所事者。而我国犹以为非其时耶，是诚惑之甚矣。

若言实用，其途尤广。政体革新之际，则政府之需要必多，而人民之负担亦愈重。负担愈重，则生计愈艰。生计愈艰，则金融愈滞，而裕国富民之策亦不行。故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舍调查地质尽末由已……（下略）

我的计划，扼要的是四句话：“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兴专门学校以教育人才，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再展开来说，还有下面几句话——

首于实业部设地质调查所，分置地质、矿藏、土性、地形、分析、庶务六课，各设专员以分掌之。

又于北京大学置地质学科以育专门人才。专门教员得酌聘为地质调查所名誉职员，使兼任调查与鉴定之责。

着手之始，当先择交通便利或矿产丰富者定为勘区域。北则燕、鲁、晋、豫，南则扬子江流域，其地质与矿产均关重要。由此以及于内地，更由此以及于满洲、蒙古、新疆、回、藏。

地质总图于本部预定为缩尺百万分之一，于边境如新、回、蒙、藏为三百万分之一。详图为缩尺十万分之一，其矿山重地可供国用者以缩尺更大者行之。

总图期于二十年成之，详图则择地而施，不在此限。

我国以农业为本，以矿业为辅，故于地质调查所内设土性与矿藏两课，一利于农，一利于矿，实利兴则发展自易。

地形课虽主测绘地图，然经费无多，势难及远，当复谋之陆军参谋诸部，俾于主管署内设舆图总局，于各省设分局以期事之速举。

于庶务课置图书馆与陈列馆。

报告杂志及一切专门著述，均由各课定期编辑，随时刊行。

经费当用逐年递加法。虽不能远布希欧、美，亦当近法日本，每年暂定以五万元以上至十万元为度。竢人才众多，经费充裕，全国舆图次第告成，即于各省设调查分所，或合数省设一分所。仿德国制度，每年各分所所长会于首都，商议一年调查计划，议成，各归而行之。

这是鸿钊在民国元年所计划的一个草案。后来地质调查次第实行，虽和这个草案未必完全一致，大致还是相去不远。

前清宣统初年，京师大学曾设一地质学门，聘德人梭尔格博士（Dr.F.Solgar）为主教，不久即行停办。鸿钊为临时培植专才起见，提议先生在南京（那时候临时政府所在地）设一个地质讲习所，这就是后来北京工商部设立地质研究所的张本。

总之，调查地质，在开创时代自以培植人才为首要工作。有了人才便有基础，有了基础，总会发展。惟最初要得一般人的认识和信仰，确是难事。所以我曾主张立一个实利政策。要推行实利政策，一样要从详细研究入手，结果还是离不开学理的。果能提倡得法，无论为国家计，为学者个人计，对于这种体用兼赅的事业便会发生无限兴趣，也便会自然而然的向前去开拓。

从民国元年到现在，才阅二十五年。从前，国人知道“地质”两字的还是甚少，现在全国调查机关已有八个，教育机关已有五个。人才辈兴，宏文迭出，无论量和质哪一方面，所得的结果都要比十九世纪末期客卿调查时代增加许多，充实许多。这自然值得我在这一本《小史》里来扼要叙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