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从远古至希洛道托司(Herodotus,480-425 B.C.)时代,包括了最早期的希腊诗歌,荷马前后的诗歌,希腊的挽歌(Elegy)、墓铭(Epigram)、讽刺诗和抒情诗之起源,以及希腊哲学之第一期的发展;第二期,或雅典时代,希腊文学的黄金时代,包括了希洛道托司时代至亚历山大大帝之死(纪元前323年),涉及希腊戏曲的发展,和政治的演说、历史、哲学等等;第三期,或希腊文学的衰颓期,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死以至巴赞廷帝国(Byzantine Empire)之崩坏,其特点乃为希腊的文艺从雅典移至于亚历山大城以及其逐渐衰减。
今依次先述第一期,即荷马时代的前后。
在希腊的诗歌能够达到《荷马史诗》那样光辉朴质而有力的境界以前,至少是有几百年的胚胎时期的。诗歌之最初形式一定是用协韵的短句所构成的极能感动听者的短歌;大概是描写四季自然现象。
这样的短歌多半是悲哀激越的。例如荷马所述及的《Linus》歌,便是葡萄收获季中常唱的一种小曲。Linus显然是属于英雄或半神的阶级,小亚细亚的宗教内有许多相似的榜样。大都乃述极美丽的少年溺死水中或被野狗所撕杀,因于每年的收获期中或夏季中举行追悼的仪式。
希腊的“Linus”据传说则为出于神之血统,在牧羊人中间长大,后为野犬所撕杀;因此乃有羊祭,并且杀了许多狗。可是悲悼《Linus》的真正意义却是在温暖美丽的春天为酷暑的夏日所“毁灭”这自然现象,不过原始人最喜欢将自然现象人格化,所以创造了美丽年青的“Linus”出来。
用意相同的别的短歌还有不少:例如称为《Bormus》这一歌乃谓一个美丽的青年替收获者到泉旁汲水,被泉中的水泉女神(Nymphs)拉下水里去了。
《凯歌》(Paeans)最初为奉祀阿博罗(Apollo,希腊神话中之太阳神、医神、文艺神等)所歌,后来则用到了别的诸神的祭祀;《凯歌》的调子和文字都表示由神之助可得胜利的希望,可克大难;或在胜利之后表示感谢和喜欣。这一类中有在冬季完了时所歌之《春的凯歌》及在作战前所歌之《凯歌》。
《哀歌》(Threnos)由职业的歌人立在死者灵床前歌之,伴以妇人的号嚎,大都表示深切的悲哀。
《婚歌》(Hymenaeos)行于婚礼时,通常是两班的歌舞人,一班为童男,持火把,歌声清越合笛;又一班则为童女,伴着竖琴之声而跳舞。歌词大都是与跳舞相关连。Hymenaeos一字最古意义为“跳舞处”,仪式则为童男女之歌舞者携手成一圆形而弹琴者坐于圆圈之中央。
除上述之通俗歌而外,又有行吟诗人所唱之宗教的或英雄的诗歌。这些行吟诗人大半是海列康(Helicon)或巴那苏司(Parnassus)山乡的人。因为这些山乡是被视为文艺女神㛌司(Muses)之家的。据说行吟诗人中有管乐(笛之类)发明者的玛尔西阿司(Marsyas)及摩散乌司(Musaeus)与奥菲司(Orpheus)。不过此三人仅其名字见于记载,不但作品不传,甚至是否真有其人,也很可怀疑的。
行吟诗人名为Rhapsodists,他们所歌之诗都不是自己所创作而为民众所公认的定形的东西;但亦有歌自己创作者。他们的歌词大抵赞颂古代的英雄,有庄严矞丽伟大的气氛行吟诗人之末流有成为贵族之门客,在贵族的家祭时歌祝那位贵族的祖先之“勋业”。
以上为荷马以前的希腊诗歌,大抵为民众的共同作物,而非任何一人之创作。荷马(Homer)呢,则通常被视为实有其人,为希腊第一诗人,且为最伟大的诗人,今所传《依里亚特》和《奥特赛》两史诗即名为荷马之作。纪元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洛道托司曾说荷马生于纪元前八百五十年左右。七个希腊城争自认为荷马的生身之地。歌唱《荷马史诗》的职业的诗人名为Homerides(荷马子孙)。他们挟了竖琴或七弦琴在希腊各邦流浪,在贵族的宴会上或市集中唱他们的荷马的诗。就这么着,荷马的《依里亚特》和《奥特赛》成为希腊民族共有的传习和兴感。
然而近代的批评家却以为荷马这诗人不是真有的;托名为荷马所作的《依里亚特》和《奥特赛》也不是成于任何一作家之手的。近代所谓“荷马问题”就反复辩论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作了《依里亚特》和《奥特赛》?又,此二史诗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达到了今日我们所见的形式?”
如前所述,希腊和托洛衣之战争大概发生在纪元前一千二百年顷。因为这是大规模的远征军,所以便有许多关于这远征军的断片故事,由行吟诗人弦歌于希腊各都市和乡村。这些诗歌大概是不连贯的,但一定是在同一“主题”之下。例如关于阿且里斯(Achilles)的勇敢和奥特赛的多谋。经过了几百年的增饰修改,这些讲到希腊和托洛衣战争的故事诗群,就有了组织上的定形,约如今日我们所见的《依里亚特》和《奥特赛》。
究竟这是谁组织成了的,是何时组织成了的,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也许曾有一位名为荷马的行吟诗人做过这项工作,却也不能确定。据说雅典的执政者劈息司曲位都司(Pisistratus,605-527 B.C.)曾将这两篇史诗的形式确定了起来,俾盲诗人们在大飨宴时歌唱着。
《依里亚特》写希腊人攻打托洛衣的胜利,而以阿且里斯之怒为中心。因为希腊军的统帅阿加米农(Agamemnon)夺了阿且里斯所爱的女俘虏,激怒了阿且里斯,率其“子弟兵”不助阿加米农作战;又因为托洛衣人杀了阿且里斯的好友柏特洛克劳斯(Patroclus),于是阿且里斯再怒,为友复仇而出战,杀了托洛衣的大王子海克托(Hector),终占领了托洛衣。
《奥特赛》所写,则为希腊军之凯旋,尤其是希腊军中最聪明的将军奥特赛(或优莱赛斯)归途中的种种冒险。
所以《依里亚特》是一篇伦理动机的故事,其中的行动是直接由阿加米农与阿且里斯的冲突出发,经过了许多因果衔接的事变的发展后,终之以悲剧——海克托之死(海克托之死是写得非常悲壮的)。
反过来看《奥特赛》呢,却是一篇人格发展的故事,它的目的在展示主人公的优莱赛斯如何一件一件地克胜了危难而终于又为伊柴卡(Ithaoa)的国王。《依里亚特》的时间只有几天,而且用第三人口吻叙述出来。《奥特赛》却是十年冒险的纪录,而由书中主人公自己叙述,仅仅最后一段的回家以后是用第三人口吻的。
又《依里亚特》是悲壮的,力的;《奥特赛》却是优美的,抒情的。因而有人以为《依里亚特》是荷马早年之作,而《奥特赛》是晚年之作。又有人以为《奥特赛》之产生当后于《依里亚特》数百年。
可是这两篇史诗在基础精神上却又是共通的。两者都充满着强者的活力,没有一些感伤的调子。读《依里亚特》至卷末海克托的葬仪,你一定要起舞,要觉得这位战死者及其同国人实在是胜者。读《奥特赛》至潘娜洛甫(就是优莱赛斯出征后留在家里的妻)为求婚者所包围,我们也不能从这位美丽的太太身上找出什么沮丧苦闷的意味;她有的是对于丈夫的不二和怀念,却没有幽悒。
“命运”是《依里亚特》和《奥特赛》的又一基础的音调。希腊军和托洛衣军的战士们都是受神们所播弄的,但在神们之后,还有“命运”;在“命运”之前,神和人一样的无能为力。但希腊人并没把这“命运”视为何等神秘,只把它看成一种不可抗的“自然律”罢了。
最后,《依里亚特》和《奥特赛》虽然充满了神话,充满了超自然的现象,然而它们的根本精神是写实的:为了夺回一个美妇人(海伦),所以开战;为了又一美妇人的争夺所以阿且里斯生气;为了触犯了海神,所以优莱赛斯飘流受难;又为了另一美妇人(潘娜洛甫),所以优莱赛斯杀人流血。这些都是写实的精神。
荷马的史诗,一方成为希腊文学的基础,另一方也成为希腊史诗的中心点。最有精彩的史诗,是由《伊里亚特》和《奥特赛》导源的,并且和《伊里亚特》及《奥特赛》有关联。
荷马以后,兴起了一大群的诗人,都是继续地努力要承接荷马的衣钵,因而他们竟成为一个大连环,可以称为“连环诗人”(Cyclic Poets)。他们大概是职业的诗人,专以歌唱荷马的诗或是制作“荷马氏”的诗为事。
所谓“荷马式”颂歌就成为这“连环史诗”中的主要材料。这都是些颂神的颂歌,带着史诗的性质,称为“Praemia”或“序曲”。当行吟诗人(就是上文所说的“荷马的子孙”这一类诗人)歌唱《荷马史诗》的时候,以此等“序曲”为前导,一方面又成为后来的“英雄颂”的前身。这所谓“英雄颂”是四时大祭中为竞技胜者而作,则已是从颂“神”转而为颂“人”了。这些“英雄颂”的作者本身也是竞赛者,被大众所评定为最好的他的作品可得第一奖。
与荷马齐名的又一古代诗人,是希西阿(Hesiod)。这位诗人的生平也是不能详细知道的,惟知他是比奥西亚(Boeotian)人,或谓与荷马同时,或谓后二三百年。据今所传希西阿的诗,则是比奥西阿人生活的忠实的写照。这不是像荷马所铸成的那样无敌美丽雄伟的史诗,这中间没有古代英雄的喜怒哀乐在放异彩。然而却也是同样有力地抓住了人们的心坎。
希西阿的诗是挣扎着要穿出日常生活的狭窄的束缚,要使生活更有意义、更庄贵、更可耐。他的诗完全是教训的,目的在记录知识,以及散布某种宗教观念。他的诗集名为《工作与时日》,是这样的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琐事,使你不得不想到这位作者一定不是职业的诗人而是一位比奥西阿的农夫,因受环境的影响而将他的思想和情绪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这诗集中,可以看出希西阿作诗的动机是抒写愤懑而寓教诫;或者正如诗中故事一般,希西阿自己是受了哥哥的不公平的待遇,想借此诗以感化他哥哥的品性,使知不义之财之终非福,而归结以勤俭立业。他指出了务农持家之经济的方法;而为要说明此原理,他引用了许多神话和寓言。
如果说荷马是贵族的诗人,则希西阿便是平民的。
希西阿又有《诸神世系》一书,述希腊诸神的系统,在希腊神话上是重要的典籍。
直到纪元前第七世纪,史诗还是希腊所有的唯一的诗式。(最早的短歌和颂歌,自然除外。)这史诗的单独发展,当然是和当时希腊的政治情形有关系的。当希腊各部落的酋长还是自命为神之后裔的时候,自然是史诗的歌咏神及半神的民族英雄的题材最使他们洽意了。
及至希腊已有了“共和政体”的都市国家,贵族们的私权已被剥夺,政治环境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时候,从前那些构成史诗的题材已不复适用,或虽可应用而不得不另觅形式以作更合时宜的表现。这时候,诗人之出现于民众之前的,便有了他自己的思想与目的,是他诗人自己的人了。这些诗人们便用了挽歌与讽刺诗的形式以自由表白其心灵上的情感。
挽歌大都唱于“Symposia”——希腊的文艺祭典。最初,挽歌的题目亦是政治的,后乃渐被有悲惋的或爱恋的情调。在希腊的诗歌中,挽歌是第一个有确定形式的诗式,和以笛。又挽歌中的悲哀的情调,倒也不一定要作为篇中的题材,反以情绪为最要素,凡表示了作家的内在的恐怖与希望的作品,也是称为挽歌的。
泰尔休司(Tyrtaeus,约在纪元前694年),本为雅典人,后居于斯巴达,在墨西拿战役(Messenian War)中曾作了最有名的挽歌。后来斯巴达人每遇战事必在唱了祈神的《凯歌》以后,又唱泰尔休司的这些挽歌。也是从泰尔休司起,表示悲哀的挽歌中杂入了讽刺诗的调子。因为泰尔休司虽用了挽歌的形式以抒发其喜悦和悲哀的情绪,却也时时夹进了他的冷静头脑所发生对于人类愚蠢行为的检查。
最显然可见挽歌与讽刺诗之关系的,是阿契洛畜司(Archilochus,约生于纪元前688年)和西蒙尼特司(Simonides,约生于纪元前664年)。
阿契洛畜司的作品,今尚存断片极多(至于西蒙尼特司的作品则都已逸失),大都表现了他的心极能受环境的影响。斯巴达人惯以饮酒及祭典时的娱乐作为挽歌的题材,又在举行战死者的殡礼时,斯巴达人也是唱这些挽歌的。
此外,梭伦(Solon,592-559 B.C.)的挽歌完全是发表他的政治见解的。有名的抒情诗人,和伊士奇及品达齐名的赛奥司(Scios)的西蒙尼特司,据说也是有名的挽歌家。
墓铭本来刻于墓碑,后亦刻在献于寺中的供物上,以及别的器物上。古代希腊的墓铭却不像是近代的此项制作那样的表现了短俏的忽转的思想。希腊的墓铭只是要在一定的字数内传达了深长隽永的思想,主要目的在有含蓄不尽的意味;这便是墓铭和挽歌不同之点挽歌是愈透澈愈好,是尽量宣泄情绪的。
西蒙尼特司第一个把墓铭达到了尽可能的完美境界。他常常被请去为战死的勇士作墓铭。他的此类作品的最有名的一首是为了死于德摩比利(Thermopylae)要隘的斯巴达战士而作的:“异邦人呀!告诉腊冈银人,我们是躺在这里遵从他们的法律呀!”又有一首为他的艺术上的敌手底摩克里昂(Timocreon)而作,则是这样的:“吃得很多,饮得很多,说别人的坏话很多,我洛迭阿的底摩克里昂,长眠于此。”
和挽歌同时而起的,就是所谓“Lambic”(讽刺诗)这诗式。始作者为阿契洛畜司,盛行于雅典。
讽刺诗之起,不是突然的。希腊人直到此时为止,一向只领惯了史诗的静穆安详的调子,也是直到此时为始,方才稍稍尝得挽歌中间的热情迸发的趣韵。然而情绪的钟摆又宕回来时,在热情迸发的反面,便有冷讽那样一种情调。所以讽刺诗是和挽歌同时并作的。
讽刺诗是轻松的、矫健的,有时结构松懈,有时故意使之破碎,巧妙地应用着嘲骂,毫无顾忌的。在斯巴达的公宴时,尖利而有所指的揶揄是被允许的;而在最神圣庄严的宗教祭礼时,间或也允许了无忌讳的大胆的滑稽笑谑。这种样的笑谑,起源甚古,且成为习俗,因而遂有一专名以称之,即Iambus——本义仅为祭礼时所许的这种揶揄笑谑。一切凡在他处为法律和习俗所不许的放肆忘形,那时在宗教的掩护下便可以尽情一泄。将这样的笑谑组织为诗的形式者,便是阿契洛畜司。
和讽刺诗有亲切关系者,是寓言及谐歌。这两种虽然彼此间的违异很大,可是同导源于讽刺诗。希腊的寓言本是故意摹绘人类的行为而已;用禽兽草木等等拟人形态的寓言大概是从东方传来而被采用了的。
寓言家的祖宗伊索(Aesap,约在纪元前572年顷)在当时希腊人眼中,并不算是伟大的诗人或作家,而只是一位有才能的寓言家。但是后来,伊索的出名几与荷马相埒,所有寓言的篇什都托名于伊索了。他本是一个奴,因口才敏给而得释,后死于台耳非。
谐歌(Parody)就是采用了某种诗的形式却表示了全然相反意义的那样有韵律的作品。托名为荷马所作的《蛙与鼠之战》(The Battle of the Frogs and Mice)就属于此类所谓谐歌。
如上所述,当希腊人的心神从史诗中解放出来,而发明了新形式以宣泄他们的深湛的情感的时候,他们由挽歌中得了稍些的宣泄,而由讽刺诗则得了更大胆的发扬。在这两种诗式,希腊的诗进入了真实人生的领域了。挽歌与讽刺诗中就含有了抒情诗的胚子,虽然并不能把它们直截归在抒情诗的名义下。
希腊抒情诗的特点即在其能表现了比挽歌及讽刺诗更深湛且更热烈的情绪以及更激昂的调子,同时更有弦管乐器以助其势,甚至且可合于舞蹈。这样的把艺术的三姊妹——音乐、舞蹈、诗歌,联合起来的联合战线中,当然还是诗歌居于主体,但是反过来讲音乐,对于诗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当抒情诗更进步的时候,乐器的选择之如何,便能决定了一首诗的调子了。
希腊音乐的历史开始于莱斯皮亚的泰尔班特尔(Terpander the Lesbian,约生于纪元前670年)。在台耳非的阿博罗神庙所举行的音乐竞赛会中(因为阿博罗是音乐神,所以这竞赛会是在他的神庙中举行),泰尔班特尔曾得过多次的第一奖。他在三角竖琴(Cithara)本来的四根弦外又新加了三根,成为七弦,后来品达即用此七弦,成为定则。
他又和别的音乐家共同将小亚细亚的音乐与古代希腊的音乐联合起来。由于他的努力,希腊的音乐就发展到完密精美,适宜于表现诗人所“感到的任何优美玄妙的情绪,因而更助成了诗歌之完成”。在希腊,大诗人、大思想家,以及大政治家的努力差不多全都是注在那个要将音乐与诗歌来教育青年的问题上。
希腊的抒情诗凡分二类,由不同的两派诗人各自发展成功了:一称为伊奥利斯派(Aeolic),盛行于小亚细亚,而特别是在莱斯堡一岛;一称为多立斯派(Doric),虽然风行于全希腊,而最初则实流行于多立斯。
这两派所不同者,本质上是它们的题材,而外形是诗的作风和形式。多立斯派的抒情诗必须由多人合唱(故亦称合唱);而伊奥利斯派抒情诗则由一人独吟(故亦称独吟),而以弦乐伴奏,通常是七弦琴。
伊奥利斯派的诗人相传最早有阿尔西乌斯(Alcaeus,约生于纪元前611年顷),是莱斯堡岛上的人,曾因政治关系而受放逐,浪游各地。在穷愁危难之中,弹他的七弦琴以宣泄悲愤的情绪。他的战歌表现着一种刺戟人的雄武的精神;他的一切抒情诗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热情,特以赞美恋爱及饮酒诸作为甚。可是他的这方面的诗流传至今者,已经极少了在阿尔西乌斯,作诗不仅为消遣或艺技的练习,而是宣泄灵魂的最内在的情绪。
伊奥利斯派的另一领袖便是古人所最崇拜的女诗人莎福(Sappho,约生于纪元前六百年)。她和阿尔西乌斯是同时代人,她的身世,已成为一部的传说。据说她先陷为奴,由她的哥哥赎出,嫁于“玫瑰红颊”的洛独劈斯(Rhodopis),今传有莎福的断章《忆洛独劈斯》。
另一传说则谓莎福在尼罗河中洗浴,有鹰攫其屣飞去,直至门非斯(Menphis)而坠于埃及皇帝御座之前;因为屣美甚,埃及皇爱慕屣之主人,遣使者大索,终得莎福而立以为后。莎福死后,皇为立一金字塔为纪念。
又有一传说则谓莎福的恋人极多,然始终为她所爱而始终不得答者,则为一舟子发翁(Phaon)。据说发翁因对于爱神委娜斯有礼,被这位女神赐以青春不老的容貌。莎福爱发翁不得,则投崖而死。
近来的考据家力辟此种传说,以为莎福大概终身未嫁,或有一丈夫,即洛独劈斯;或许曾生一女,因莎福有忆女的断句。和莎福同时代的阿尔西乌斯曾称莎福为“紫罗兰冠的纯洁的,甜蜜地微笑的莎福”,则莎福之德行似有可信了。
我们要知道关于莎福恋爱故事的种种传说,大概起于雅典。而雅典人的妇女观,则是守旧的。雅典的大政治家配立克尔曾说:“最好的妇人便是在男子口中无毁无誉的妇人。”
雅典人觉得像莎福那样善于作情诗的妇人一定是道德上有欠缺的。可是生长莎福的伊奥利斯地方却还保存着古代淳朴的男女关系。伊奥利斯的妇女在社会上有独立的地位,在男女间有自由的交际。因此伊奥利斯妇女也就和男子享受同等的教育,而所谓才女也就不能生于文学极盛的雅典了。
莎福的诗,今所传者,除极多的断章外(自然中间有不少是伪托的),有《爱神歌》一首。从她的许多断句中,可以看出这位女诗人的作风是美丽优雅,处处表现了她的温暖而多感的心灵。
在当日希腊,莎福的名声极大,有“第十㛌司”之称。她的同时代的梭伦从侄儿处听得了莎福的一首诗,便说:“不读完莎福的诗,死也不能瞑目。”
莎福在本乡是一群女诗人中间的领袖,这些女诗人今尚传有名姓者为达摩菲拉(Damophila)与爱林娜(Erinna),后者有《纺锤》一篇,为世称诵。
和阿尔西乌斯及莎福同属一派,然而作风全然异趣的,是阿奈克利洪(Anacreon),约生于纪元前540年顷)。似乎他只把那能够消磨于饮酒、恋爱,及社会的娱乐的生活称是有价值的生活。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奥尼亚人(Ionian)的风流放诞的生活。今传有阿奈克利洪的颂歌若干,则大概为后人托名的伪作。
伊奥利斯派抒情诗——即“独吟”,至阿奈克利洪亦遂成绝响;实在的,阿奈克利洪在当时是独立的,而他的温柔的歌音遂被“合唱”诗的嘈声所压倒了。
又有近于“独吟”的一种抒情诗名为“Scolia”,则在公众宴会时行之。当酒半酣时,一只七弦琴或是桃金娘(植物)的一小枝在席上传递,终献于能作歌以娱众者;或不作歌但诵前人作品中之佳句,亦可以算数。
远在荷马时代以前,希腊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合唱”诗,后来的多立斯派“合唱”诗即继之而发挥光大了的。自从泰尔班特尔及其他诸人将乐器改良以后,合唱诗就显示了迅速的进步,以至于完成。
在此进程中的有名诗人就是阿尔克曼(Alcman)和斯泰西旭洛司(Stesichorus);而集大成以达最高境界者为伊巴柯司(Ibycus)、西蒙尼特司(Simonides),以及西蒙尼特司的弟子巴恰列特司(Bacohylides)和品达(Pindar)。合唱的舞蹈是由全体人民以非常热心行之。希腊各都市均有它自己的诗人,把一生的心力尽瘁于合唱诗之制作和演奏。
阿尔克曼(约生于纪元前660年)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撒狄(Sardis)人。他的诗表示了极多变化的韵律、方言及调子。他被称为克服了斯巴达的粗犷的方音而且使其带有若干庄严意味的。他是身世不为后人所知的那些诗人中的一个,而所遗作品亦甚鲜。从他的遗作中很难理解古代希腊人何以那样赞美他。
斯泰西旭洛司(约在纪元前611年顷)恰生在希腊人正以全心灵倾注于抒情诗的时候。他在特殊任务即为训练及指挥合唱的歌者,因而他得名为“斯泰西旭洛司”,义即“唱诗班的首领”,他的起名是泰西阿司(Tesias)。他的诗比之阿尔克曼的,更近于史诗。他是抒情诗其表而史诗其骨的。他的特殊的作风使他和品达齐名。
亚僚昂(Arion,625-585 B.C.)在希腊本以完成“Dithyramb”得名;这是酒神祭时的一种合唱歌,其源甚古,后来讲到悲剧的起源时,我们当再详论。
伊巴柯司(Ibycus, 528 B.C.)是一个流浪诗人,作风和题材都和斯泰西旭洛司相近。他的恋爱诗是最有名的,其热情之馥郁为希腊文学中其他恋爱诗所不及。
西蒙尼特司(556-468 B.C.)前已说过,乃挽歌及墓铭之伟大的作家,同时他又是合唱诗人。就思想之深湛及新奇而言,就诗的情绪和热烈而言,西蒙尼特司远不及他的同时代人品达,但是在希腊的抒情诗人中,西蒙尼特司也许是最多产的一位。据说他是第一个将诗稿售钱,因而常受古代人的非难。他的作风没有品达那样高贵,可是他的哀怨诙谐的气氛亦为品达所不及。
巴恰列特司(约在纪元前450年顷)是西蒙尼特司的侄儿,他的才能全给与了爱恋、酒,以及私人生活之愉快,他的作品比之西蒙尼特司更缺少了道德性。
底摩克里昂(Timocreon the Rhodian,约生于纪元前471年)这洛德斯人,也是合唱诗人,在以政治上和台米司托克尔司(Themistocles)对敌,在诗坛上和西蒙尼特司对敌,而有名于古代。
最后我们讲到品达(Pinder,522-435 B.C.)。他是大悲剧家伊士奇的同时代人,但因决定了他的诗人性质的原因是须得在希腊文字的初期中去找求,所以最好还是将他放在希腊文学第一期的末尾,而将伊士奇作为希腊文学新时代(即第二期的雅典文学时代)的第一人。
和希西阿一样,品达也是比奥西亚人;这个富有诗与音乐之嗜好的地方,素为才人杰出之乡,即在品达幼年时候,两位比奥西亚的女诗人,曼尔底斯(Myrtis)和科令娜(Corinna)的盛名正洋溢于各邦。
曼尔底斯曾在公共竞艺会上击败了品达,而据传说,则科令娜曾五次胜了品达。惜科令娜作品之流传于后世者太少,不能窥见这位女诗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天才。
品达以作诗制乐为终身事业,他的名誉在短时期内就传布了希腊全土及邻近各邦。各式的合唱诗,品达无不擅长,但是能使我们得以评判他的一般作风的,却是称为“胜者颂”这一类的合唱诗。
在希腊的四时大祭,有赛车,各种武伎,以及音乐之竞赛;胜者备受美誉,家族乡里皆与有荣。所谓“胜者颂”即社会替这些“胜者”举行庆祝大会时所歌的“合唱诗”。这种庆祝大会通常是宗教性质的,而且常常先奉谒神坛或庙,献牺以后,然后聚食狂欢。即在此神圣庄严的而又纵情欢乐的大会中,“合唱诗班”来唱那“合唱诗”性质的“胜者颂”了。所以“胜者颂”是联合了神圣的竞伎之胜利的喜悦以及祀神之虔敬的精神的,所以“胜者颂”的体裁必须华贵而虔肃。
品达所作“胜者颂”即不仅铺张“胜者”之肉体的健壮,且加以道德的劝惩。有时这道德的意味是谦让、智慧,及孝心,然更多的则是敬神,以为胜者之成功盖有神助。在品达的“胜者颂”内,神话的故事成为重要材料,希腊的神话就这样经过了诗人的藻饰而变为矞皇典丽了。
荷马到品达这一段期间,是希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在荷马的史诗,我们看见了那种要谛察、要想像的活泼泼地,然而多少有几分幼稚的心意,又在《荷马史诗》的人生评价不是什么人为的道德教条的,而是直感的;但在品达却是努力要找出道德制裁的真实的标准来。
这观念的转变,必须经过了无数智哲及诗人的努力而始能到达。所有讲到死后冥世生活的希腊诗,都是以为冥世乃是地下的一个黑暗的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是极小的。主宰冥世的神,另成为一个阶级,和奥林普(Olympus)山上的喜欢在人间世玩耍的神们很不相同。
虽然冥世神话的存在可以表示出希腊人对于死的憎恶(所以希腊人把冥间说成了极其阴惨不可耐),但是希腊人对于死这事实只看成为事实而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相反的,因为是恶死,所以更加乐生;这是希腊人的基本观念。但到了后来,对于死后灵魂之永久存在的希望却也渐渐来了。
虽然这样的意识对于希腊文学的影响是极小的,可是有一群人自称为“奥菲司之弟子”却将这样的意见写成为文学作品。然这位神话诗人奥菲司的领导下,他们崇拜的神是酒神巴契司(Bacchus,即Dionysus)。这一派“奥菲司的弟子”和众人不同的,是不把无节制的欢饮和狂荡的追求现世享乐作为崇拜酒神的方法,他们的目的却是一个节制的清洁的生活。他们以为惟如此乃可希望灵魂的永久不坏。
这个团体何时成立于希腊,我们不知道,只是在希西阿的诗中已经有了若干奥菲司的精神,即开始对于死后的境况有着较高的、较有希望的见解,则可知其由来亦已久了。
当波斯战争时,第一次出现了范围较广大的奥菲司文学。也是在奥菲司派的神话的记载中,我们看见了天地创造的故事。奥菲司派诗人和初期的希腊诗人意见不同之处,即奥菲司派诗人并没自囿其见解于人类的现状,且尤其不信希西阿所谓世界是每况愈下(即谓世界最初是极乐的黄金时代,后乃有银时代、铜时代,与铁时代,至铁时代而极坏)的见解;他们相信世界将复返于至美至善。
他们在酒神条尼骚斯(Dionysus)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希望之寄托。他们的奇异的宗教思想都可从他们对于条尼骚斯的崇拜中看出来。他们以为这位酒神(希腊诸神之父及王宙斯的儿子)将继宙斯而为宇宙间之主宰,将复建黄金世界而解放人类的灵魂。据他们说,人们的灵魂是被幽禁在肉体之中,故须解放。在他们的诗中,就表现着被幽禁的灵魂的苦痛,解放的步骤,以及如何渐升高而臻于至善至美。
故在希腊文学最初五百年中的诗坛,特别是在第一期之末(即在纪元前480年顷),我们看见了一种对于人类生活之悲惨之深湛的感觉,代替着向来的早期史诗中所见的安详地享乐现世的思想而抬头了。而这对于人生之悲惨的深湛的感觉却又毫没有感伤的意味,反是热烈地盼望着更大的幸福。这情绪实在并没扩大到普及于希腊全民众,但是立根在个人的心中,而且和人类本性的更严肃的精神的见解相联合了。
现在我们要转换方向,看一看那些在古代希腊文学史中也算是必不可缺略的希腊哲学和历史(以后当雅典的民生政体发达了以后,我们还要看一看那些政治家的演说)。因为在古代希腊(也正和我们中国古代相像),哲学和历史也还不是学术文和应用文,而是说理或记事的文艺作品。
希腊人比别的民族更优胜的地方是首先将哲学从宗教与神话分开,所以希腊是早早地就有了哲学的。然而自从哲学发生以后经过了好些时间,还是离开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甚远,不像诗歌那样密接着人民的情感。
诗歌是将一民族的最显著的特性加以理想化的;是将一民族的宗教、神话、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习惯,都理想化了的。哲学则相反,它是将心从意见和习惯分开,从民族的宇宙观及宗教观念分开,从传统的伦理的政治的教条分开。在苏格拉底(Socrates)以前的希腊哲学都包括在爱奥尼亚学派(Ionic Schools)、厄莱阿学派(Eleatic School)和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 School)。
米利都的退利司(Thales of Miletus,639-548 B.C.)是一串的爱奥尼亚学派哲人的第一人。他是希腊古代所谓“七哲”之一。据说他曾预言日蚀,这无疑地因为他曾经从加尔底亚(Chaldea)人那里获得了天文学的知识。他以为万有皆具生命,他想探蒙此生命之源,结论以为是“水”。
亚诺芝曼德(Anaximander,约在纪元前五百四十七年顷)如亚诺芝弥纳(Anaximenes,约在纪元前548年顷)是爱奥尼亚学派另外的两位大学者。前者以为万有之根源是“混沌一团”,而后者以为是“空气”。
厄莱阿学派也和上述的爱奥尼亚学派一样,是从地名而得名的。厄莱阿底亚是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一块殖民地。这派的代表是芝诺分尼(Xenophanes约在纪元前538年顷)、巴尔曼尼特(Parmenidse,约在纪元前504年顷)和芝诺(Xeno,约在纪元前500年顷)。
其中的芝诺分尼是该派的创始者,取了和爱奥尼亚学派完全不同的系统;爱奥尼亚学派是从实际一方面经验一方面来探索万有之根源;而芝诺分尼他们的厄莱阿学派却是从理想这方面来探索的。他以为“神”是永久不变而存在的一物,但“神”只是一种理想。他的著作是用诗体写成的,并且他曾像行吟诗人似的在大众前朗诵他的著作。
巴尔曼尼特为宇宙乃自始即存在而非逐渐创造,因此万有之根源并非一物。他的诗自然是用史诗体作的,很美丽地在说述他的抽象的理论。芝诺是巴尔曼尼特的弟子,是希腊哲学家中用散文来述学说的第一人,他发展了并修改了他的师说。
此外属于爱奥尼亚或厄莱阿学派的哲学家尚有赫拉颉利图斯(Heraclitus,约在纪元前505年顷)、恩配独克尔(Empedocles,约在纪元前440年顷)、特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约在纪元前460年)、亚诺萨戈拉(Anaxagoras,约在纪元前456年顷)诸人。
赫拉颉利图斯以为万物皆在永久动着的状态,因而没有一物是永存的,万物都是方生方灭的动着;这永远动着的原则,他以为是“火”。大概他这所谓“火”,未必即是指物质的火,而是什么较高较普遍的一物。和别的哲学家一样,他轻视宗教。
恩配独克尔曾作一哲理诗,今仅存其断章。他否认创造的可能,坚持万有永存之说;但他又以为万有之根源乃为“地、水、风、火”四者。他以为此四者又受两个原则的支配即“正”与“反”,也可说是“相吸引”与“相驱逐”。
特谟克利图斯的著作今仅存断章,他以为宇宙万象是由若干“原子”的错综配列而成的。他是“原子说”的始祖。亚诺萨戈拉扫除了一切宗教的说法,他以为“原子”是不变不灭的;又以为万物中最纯洁而精妙之一物——即灵,乃给此等“原子”以冲动而成形为宇宙间各物;又谓此“冲动”乃取环绕的动作,故太空星辰的运行亦作环绕。他又谓太阳是一团火热的铁。在他的许多学说之中,没有比这一说更能激怒民众而视他为无神论者了。
毕达哥拉斯学派(或称为意大利派)是以创始者毕达哥拉斯得名的。毕达哥拉(Pythagoras,约在纪元前540年至500年之间)大概本是爱奥尼亚人,后移居于意大利,而在意大利建立了他的学派。他的主要的努力是向着实际生活的,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整理他的影响是由演说和组织及指导“毕达哥拉斯会”而得到的。他鼓励人们去研究数学与音乐,以为弹琴而歌乃最宜于使心神休息而灵魂和谐,他以为灵魂的和谐乃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希腊的最早的历史记载,很使人奇怪的是像希腊那样一个进化的民族竟长久不感到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记载。在这一点上,希腊民族和东方各民族之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希腊之分为许多无数的小邦,以及政府之民生的形式,就阻碍了对于特殊事件和人物之集中的注意,又因为各邦间之好恶不一,所以希腊的历史的传统观念便不能不厚彼薄此了;直到后来,希腊人方才感到现代的事件是值得普遍地注意一下。然而希腊那时的历史还是有几分像神话,最好也不过像她们的“合唱诗”罢了。
大概在米利都(地名)的卡特摩斯(Cadmus,约在纪元前522年顷)以前数百年,希腊人就知道书写,但并没用以保存什么详细的史实,而且即在“七哲”时代(纪元前500年)之末尾,有几个历史家是出世了,可是他们并没注意到去记述现代的事,却专记古代的和异邦的。
米利都的卡特摩斯据说是第一个历史家,但他的著作早已完全亡失。此外又有洛古格拉非尔斯(Logographers)其人,据说也是希洛道托司以前的历史家,但亦不能详考了。
首先感到须将叙述事件的文章写得十分有趣味的人是希洛道托司(Herodotus,484432 B.C.),小亚细亚人,“希腊历史的荷马”,所谓“历史之父”。为了政治关系,不得不离开故乡的希洛道托司,游过了许多地方,如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后居于意大利的一个希腊人的居留地,专心把他所搜集的材料整理起来。
他的旅行是纯粹以采访精神为之,这在当时确算是大规模而且重要。也许他最初并没自己意识到他的作史计划之宏大,是前此任何希腊史家所未有的,但当他晚年着手编纂其所集之材料时,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工作计划是很远地超过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了。据说每逢大祭,希洛道托司自去对群众朗诵他的著作,一次有一小孩子竟感动而泣下。
希洛道托司的著作是包括了所有那时候各民族的历史的。性质是像史诗,不仅因为文字的流利美丽,且因有某某数种观念充注于全书,成为主要的调子。此等观念中最主要的一个即是“定命”,盖谓世界万事都经聪明地预先安排好,万物各有其“定命”的前程,破败与覆灭不仅降临于有罪者和凶恶者,且降临于权力太大的人、太富以及太骄的人。因此他常常讲到神的惩罚,就是别的希腊人所说的南曼西司(Nemsis,司天罚之女神)。
希洛道托司称此女神为“Daemonion”,述其权力之伟大。他叙述这位女神为何使子孙们食父祖之恶报,如何人们自趋于败灭,如何演说为盲目的热情所误而入歧途。他畏惧这位女神,所以常自谦退,而且坚决地抑止他的民族的自大心。他指出他们的敌人波斯国王之性格确有如何的伟大而且指出给他本国人看,他们(希腊人)的成功,宁是由于得外来的助力而非由于本身之才能。
因为希洛道托司把一切人事都看作有神力在那里发生作用,而且以为显示此点乃是他作史的目的,所以他和那些把史事看作只是人事的历史家全然异趣了。实实在在说,他是一个神学家、诗人,同时又是历史家。仅就其搜集异闻而言,我们自然也不能否认希洛道托司的记录有许多是受了传述者之欺骗,但是假使他没有那样的朴质的心,没有他那样尽信一切所闻的傻气,没有他的那种对于东方世界的好奇心,那么,他就决不能将那样瑰异的宝库留遗给我们了。
作为一种游记看时,希洛道托司的著作实在是永久使人爱读的。我们只觉得是在听一个人口述他所遭遇的珍奇异事,永不厌倦。所以作为文学作品看时,希洛道托司的著作可说是希腊古代散文的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