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财政事业

海关之设立

吾国海上与南洋及印度洋西岸诸国来往通商，两汉时代已然矣。是后历吴、晋、宋、齐、梁、陈、隋、各朝，交通未尝断绝。然设关收税，则唐代始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卷百三十云：“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贞观十七年（西643年）诏三路市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蒄四色，并抽解一分。”市舶司，即今之海关也。宋袭唐制，对海外通商，更为注意。太宗雍熙四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南宋初年，版图缩小，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高宗尝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宽民力尔。”又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代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明州、秀州、密州、板桥（今胶州）。较之唐代略增。北方辽国边界，镇、易、雄、霸沧等州，各置榷货务，以掌两国交易。元亦有市舶司之设。细货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商埠为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凡七处。明初，市舶司仅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三地。明末，增设澳门为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各国通商之地。唐宋元明时代，政府虽在各埠立有抽税定章，管理人多不照章而行，另加种种苛捐，使外商不能忍受，致暴动者有之矣。

清初，郑成功扰乱沿海，故海禁甚严，不许商船出海。康熙二十三年（西1684年），海外平定，台澎设兵，乃开各省海禁。以荷兰助讨郑氏有功，首许互市。设粤海关于广州之澳门，闽海关于福建之漳州，浙海关于浙江之宁波，江海关于江南之云台山（在镇江西门外）。署使蒞之，各征其税。二十八年，议定江、浙、闽、广四省海关征税之例。每关各差一员，管理税务。此海关之名，所由来也。顾虽有征税章程，而吏治腐败，诛求无厌贪婪横暴，无所不至。正税以外，有所谓规费，支销或归公充饷名目。而司事巡役人等，又有规礼、火足、开仓、验仓、放仓、押船、贴写、小包之名目，以资中饱。商民极为困难。乾隆五十八年（西1793年），英国特遣使臣马戛尔尼（Macartney）至北京与中国政府磋商订一规定税则。不得要领。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遣阿美斯德（Amberst）来北京。复失败。时英国商业最盛，损失最多。两次遣使，皆无结果。因之与中国感情乖离，趋于极点。至道光二十年（西1840年）乃激成鸦片之战。

二十二年，《江宁条约》开广东、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两，以海关税充担保。因此英国得派贸易监督官及领事馆员于各口岸，以监视我国对于其国商人所征之出入货税，及其他诸税钞之适当与否。自唐以来，我国自由设关征税之制至是破坏尽矣。因此我国政府对于各关税率，乃负一种公平课税之义务。且从外人之希望有另设新关之必要。于是改原有之海关为常关。由新条约所发生者，称曰新关。由新条约所发生者，称曰新关。同时法美等国亦步英国之后尘，均于道光二十四年，与我国结同等之条约。各派领事驻各口岸，以保护本国商人。而内外商品之输出输入，皆由各国领事征收税饷，再由领事缴交于我国收税官吏。此为外国领事代理征收关税时代。然各国领事各担其自国商人，任意减收货税，势所不免。以致税收，不能发达。咸丰元年（西1851年），政府遂与各国交涉，得改领事代理征税制度为国家直接征税制度。然我国官吏，又苦无新关办事之经验，且多贪枉者流。营私舞弊，不顾大局，遂惹起外商之愁诉。各国驻京公使屡有烦言。遂建议欲救此弊，须立一征收机关，保存中国主权，但同时须用西国方法与训练。欲达此目的，非雇用西人不可。政府亦恐本国官吏不谙外货价值，或难胜任。遂容其请。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英美法三国领事与上海道吴健彰会议。订立新关制度八条。始于各通商口岸，委用各国前所派之税务监督官，为税务司，专司海关税务。英美法三国领事，各举一税务司（Inspector），权利同等。以上海海关税务监督局从新改组。三税务司，一为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次为美国人喀尔（Lewis Carr），三为法国人斯密司（Arthur Smith）。三人同时各在其领事前宣誓云：“愿以忠诚尽税务司之职。恪遵吴道太及三国领事会议，所定诸条款。求上帝助余。”各领事助中国政府寻觅相当人材，而主权与责任，则掌之中国人手中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三人皆辞职。继威妥玛者为李泰国（Horatio N. Lay），继斯密司者为爱丹（Edan），继喀尔者为费胥（Fish）。上海税务如是管理者，直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丰八年）。是年《天津条约》规定各口海关，皆须雇用外国人为税务司。翌年，中国政府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丰十一年），立总税务处于北京。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十一月，李泰国因与中国政府意见相左，罢职。继其位者为赫德（Sir Robert Hart）。赫德充中国总税务司之职四十五年。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因病回英国，代之者为白莱敦（R. E. Bredon）。一千九百十年白莱敦辞，代之者为安格联（F. A. Aglen）。一千九百十一年（宣统三年）九月，赫德死而安乃实任。赫德之名为中国海关一大纪念。各种组织皆由彼成之。使中国海关，有近代欧洲式者彼之功也。但中国海关税多半不能自主，直至前数年，始修改条约，自由征税也。

（参观拙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序鹓《海关通志》；《筹办夷务始末》；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H. B.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银行《周礼》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故价。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泉府所司，与今之银行职务已相同矣。后代斯业，无若何发展。至于合资公司性质之银行，则无有也。政府地亦无一定章程，管理各银行。西法本输入之先，全国银行皆为山西之钱庄、票号，专以存放汇划为业。略与今之商业银行相近，其信用亦甚昭著。辛亥革命，全国金融大恐慌。山西票庄，遭大打击。加以其人不能顺应潮流，改旧法而从泰西银行新法，于是一蹶不振，至今日而几于无人挂齿矣咸同以后，户部以军需孔急，度支告匮，于京城内外，招商设立官银钱号。由库发给成本银两，并户工两局交库卯钱，为推行银钱票之关键。光绪末年，直、奉、吉、黑、鲁、豫晋、苏、赣、闽、浙、鄂、湘、秦、陇、川、粤、桂、热河等处，先后设立官银钱局。或为兑换铜元之机关，或为发行钞票之枢纽。收存公款，稍含国家分银行之性质。时变日急西法日入。官私银行，日渐增多。度支部，始有银行则例之颁行。

入民国，与时通变。银行学人才日多，银行法规，由粗简达精密。以掌理金库，发行钞票为主。而并及其他之营业。于是有国家银行之制，以辅助政府事业为务。光绪三十年春，户部奏请由部试办银行，以为推行币制之枢纽。诏可之。是年三月，奏定《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是为创设银行之始。三十四年正月，度支部奏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略谓国家银行，由国家饬令设立，与以特权。凡通用国币，发行纸币，管理官款出入，担任紧要公债，皆有应尽之义务。户部银行，即为中央银行。现在户部已改称度支部拟改银行之名曰大清银行。自是大清银行遂认为国家银行矣。股本一千万两。分为十万股总行设北京，其余沿江沿海贸易繁盛之处，以及各省府厅州县，皆设分行分号。关于发行纸币经理国库，流通新币等项，规定尤详。与各国国家银行之章制略同。各地多设分行。但不久弊窦丛生。行员滥放款项，冀得年终红利为分肥之需。放出者，多无着落，以致牵动各地金融，累及银行信用。辛亥变起，大清银行倒闭。

民国初元，金融全权，操诸外人之手。财政部乃筹设中央银行为发行纸币，统一国库之枢纽。拟订《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二年四月，经参议院议决公布，采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但恐招股，迁延成立时期，乃由政府认垫股本。并拟出三分之一以上，即行开办，一面招集商股逐渐扩充。初定股本总额为六千万元。分为六十万股，每股银元一百元。政府先行认垫三十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认购总额超过三十万股时，得由政府察酌情形，将认垫股份，分期宣布，售与人民。中国银行开办以后，营业甚为发达。全国之中，合计总管理处、分行、分号、汇兑所、支所、兑换所共一百八十七处。每年净利甚多，尤以民国初年为巨。国家银行以外，尚有特种银行，如交通银行、殖边银行、农商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蒙藏银行、财政部平市官钱局等。民国以来，经政府特许发行兑换券亦皆营业甚旺。通商大埠多有分行。此类银行有半官性质，亦得管理金库。第三类，为普通商业银行，完全商股，不理金库。其中有在清季即经政府核准发行钞票者。如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是也。有在民国得发行钞票权者，如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山东银行是也。第四类，为地方银行。为各省政府所立，办理多不妥善。滥发纸币，信用甚薄。此类银行起自清咸丰二年。国家以财用匮乏，饷需孔亟，于北京城内外招商设立官银钱号，以为推行银钱票之关键。迨光绪季年，各省之有官银钱局者，已有直、鲁、吉、黑、豫、晋、苏、赣、闽、浙、鄂、湘、秦、陇、川、粤桂、热河等十余省区。自是一省之中，有设一机关者，有设数机关者。大都为各省省库之金融机关。发行银元、银两、铜元，或制钱钞票。未经中央法令明定。本位单位，纷杂不一，视各省之需要而异。准备之有无，以及成数之若干，亦复各自为制。票之兑现，亦不一致信用之良否，市价之高下，亦复互异。后有改为新式银行者，其发行钞票之权，依然存在。各省长官以财政艰窘，无由取给，悉以发行纸币为筹款之一法，以致滥发无艺。

民国以来，中央财政部曾数次设法整理，限制发票。但法令多未能实行。此类银行，成立最早，而在欧化式之银行中亦最落伍。近年以来，吾国各种银行事业，日渐发达，办理日益完善。加以外国银行如中法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道胜银行、华威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等之歇业，外商信用亦不足恃。于是本国银行日益兴旺。华商银行钞票之势力，已超外商银行之上矣。

（参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张家骧《中华币制史》；Con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on Banks.）

币制

上古草昧之世，立市廛，日中为市，以通有无。以物易物，无所谓货币也。稍进，则珠、玉、龟、贝、五金、布、帛皆作为钱币。周太公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钱法之端绪始开。春秋战国之世流通最广者为铲、钟（又曰布）、刀三种。此时可称刀布时代。秦并六国，统一天下。禁用珠玉龟贝银锡之属。分币为二等。黄金以镒计，为上币。以铜铸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自此专以金类为货币。汉承秦后，先铸莢钱。物价腾踊，米石万钱。武帝建元五年，铸五铢钱。轻重适中，民皆便之。自汉迄隋，中间钱币兴革虽多，要以五铢钱行之最久。可称此时期为五铢钱时代。隋朝禁用古钱及私铸，仅许用五铢钱。隋之五铢钱，与汉之五铢钱，其文微异。钱币始归统一，民以为便。唐高祖即位，乃废旧钱，铸开元通宝。每钱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是为有通宝钱之始。自唐初以迄五代之末，所铸钱文，均以通宝为名，故可称此时期为第一通宝钱时代。宋辽金元明清各朝铸钱，皆按年号而通宝二字不换。此可称为第二通宝钱时代。自秦代半两钱以及后代五铢通宝各钱，皆用铜或铁，而中有方孔。从未用银或黄金铸钱也。此为完全旧时代之中国币制也。

光绪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年），两广总督李鸿章见英仙士铜钱，质轻而值大。谋仿铸之。奏请设局先行试铸。是为中国铸造铜元之始；亦即中国无孔钱之始。其所铸之钱，每枚当制钱十文。以紫铜九十五分，白铅四分，点锡一分配合。每枚重量二钱。一面镌“光绪元宝”四字，内加清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枚换一圆字样他面中镌蟠龙纹，周围英文，译曰“广东一仙”。二十七年以制钱缺少，不敷周转，而铜元行于广东已具成效，乃谕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于是各省大铸铜元。铜元代制钱之用，初出无多。社会欢迎。惜当时清廷不深知货币原理，对于铜元铸数之限制，及银铜间比价之确定，金融兑换机关之设置，如何筹划，毫未顾及。以后各省督抚大吏，莫不藉铜元余利，以为兴办地方新政之用。竞相铸造，各立门户。初未尝有整理币制之意。卒至铜元充斥市面，价值日落，物价昂贵。此省铜元，他省不用。币制因之大起紊乱。民国以来，各省更各自为政。四川省铸黄铜当五十，当百大铜元。尤为剥削人民，淆乱币制。初以新币便民者，至此反以害民。以前有孔制钱，通行全国者，日渐减少。沿江沿海各省，几于不可见矣。币制中多此欧化式之铜元，其利甚微。而二三十年间，将人民生活费用，抬高十倍有余。小民生计维艰。多此反不若无此之为愈也。此亦不审慎输入欧化之一例也。

铜元之外，近年以来，又增铸银元。银元亦仿欧洲钱币铸成。我国古代无银元也。银为白金，自古以来即用之。其形式不一，或铸成饼形，因名曰鉼，又称为铤，或钣，或笏或版。自宋以后，通称为锭。俗名曰元宝。形如马蹄。锭之铸造，皆随民便。非若铜钱，专属之国家事业也。其成分、重量、大小各地互异。近年银元虽盛行以代银两之用，但在通商大埠，买卖交易，仍有以银为标准者。外商银行亦以银两为本位。直至今年（民国二十二年）中央财政部始废两改元，银元本位得以确立。考外国银元流通中国，约当清代乾隆嘉庆两朝。初称曰番饼，继称曰洋钱。乾隆九年，范廷楷奏称：“内地奸商，私带制钱出海与诸番交易。以数十文易番银一元，获利最重。返舶之时，或带番饼或带洋货。”嘉庆十九年蒋攸鈶奏称：“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觉流通。每年夷船带来之洋钱或二三百万元，或四五百万元，亦有数十万元者不等。”银钱称元，始见于此。我国商人以其衡色齐等，便于交易，多乐用之。故不数十年，遍行江浙闽粤各口，更深及内地。将元宝挤灭矣。粤、桂、湘、赣使用烂板。江浙则用光面。外国银元输入者有数种。最早者为西班牙洋，又号本洋。明末时已流入中国。安徽芜湖一带，至今尚行用之。次有鹰洋，为墨西哥独立后所铸造之银币，因币面花纹有鹰鸟而得名。俗又称曰英洋，盖误鹰为英也。外国银币输入我国者，以此种为最多数。其通行最广之区域，为吾国南部及中部地方。如上海一地几以此为主币。民国八年以前，上海外国银行发行之纸币，皆以此为兑换准备。近年以来，输出之数，超过输入及国内之销毁等。该项银币之流通数量，遂日形减少。

民国八年，英龙洋（本国币因币面花纹有龙故得名）行市统一，商民特种爱好，早已失去矣。再次则为人洋，又呼站人，又曰香洋，又曰杖洋。因此币面花纹有人持杖站立，故得种种之名也。此币为香港造币局所造。行于粤及平津。近年以来，市面不多见矣。日本龙洋，因币面花纹有龙故得名。通行于闽省，近亦稀见。安南洋乃法属安南所造，行于滇桂两省边地。美国银元亦曾流入，但为数至微。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广东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浙、皖、鄂。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四川、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漏扈无底。粤省拟试造外洋银元，银元上面铸“光绪元宝”四字。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并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支放各种饷需官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粤省洋关税项。向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等语。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二十二年湖北继之。二十三年十月，江南又继之。二十四年山东继之。其他各省亦次第推行。三十一年，立总厂于天津。留南北洋，广东、湖北四局作为分厂，由总厂发给模样，成色重量花纹，均须一律。宣统二年，全国各厂皆铸“大清银币”一种银元，以求统一币制。旋以国体变更，以需饷之故，将所有铸成银币，陆续随市价流行于市面。仅成为通用银元之一种。民国三年，颁布《国币条例》，一元银币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总厂开铸。次年二月江南造币厂继之。发行以来，全国各地颇能通行无阻。民国四年，沪上中交两行，与钱业公会协商将以前所开龙洋行市，一律取消，只开新币行市。江南、湖北、广东及大清银币四种银元，均按照新币行市通用。自是我国自铸之银元市价，遂成统一矣。二十二年，政府废两改元。两种单位，并成一种单位。弃数千年来固有之单位，采用欧美新单位矣。

最早发明钞币者为我国。唐宪宗时，以钱少，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而取之，谓之飞钱。宋太祖因之有便钱务焉。此二者，即今之汇票，尚非真钞币也。宋真宗时，蜀人患铁钱太重，交易不便，乃以楮作券，谓之交子。一交一缗。其后由官设交子务，掌其出入，禁民私造。高宗时创会子，又名曰关会。性质与交子无异。后以无限止发行，无钱兑现，价值低落。金以铜产缺乏，仿中国楮币制造交钞。有大钞小钞两种。大钞为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令百姓永久通流。文字磨灭不现者，可向所属库司换易新钞元有交钞、宝钞。宋金钞钱并用。而元则废铜钱而专用楮币。卒以滥发，使全国恐慌，而元亦亡矣。明太祖初拟专用铜钱，不久苦于铜之供给不足，乃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制凡六等，曰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每钞一贯准钱千文，或银一两。不久钞出甚多，价值低落。英宗天顺以后，钞即废绝不用。清初行钱而不行钞。咸丰后，以军兴需款，筹措无术。议准暂行银票，嗣后又发钱票。民间行使甚为壅滞。光绪中叶，各外国银行先后设立于通商大埠，发行钞票。我国市场，始见有银行券之踪迹。一般商民感其信用健全，携取轻便，群相乐用。市场流行，极为畅达。当时朝野上下，鉴于发行纸币之利益，及慨乎利权之外溢，乃亟思挽回之法。光绪二十三年，中国通商银行照外国银行办法，发行钞票。是为吾国近代银行发行兑换券之嚆矢。三十一年，清政府仿西法发行银行钞票。设立户部银行，发行户部银行钞票。各省所设之官银钱局，亦各自发行银两银钱等票，通行市面。自是我国有发行钞票之银钱行号，逐渐增加。现今市面流通之银行兑换券大概可分为六类：一为中央银行发行之兑换券；二为特种银行经政府特许发行之兑换券；三为普通商业银行，经财政部核准有案，准许发行之兑换券；四为地方银行，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兑换券；五为中外合办银行，经政府特许发行之兑换券，此类钞票近数年来大减；六为在华外国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各种券面上，一面为华文他面为英文。以前各代之“通行宝钞”字样全去矣。甚至各种钞票之纸料，亦多来自美国为美国印钞公司所印成。其欧化程度之深可知矣。

（参观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贾士毅《民国财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