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商贾、游客及军政界人之东来

欧洲人与中国有交通，西汉以来已然矣。元代欧洲人来中国者，颇不乏人。然皆与今代之欧化无关，盖彼时欧洲人文化未必高于中国。东来者人数究亦不足诱起欧化。更无高深学者，足以引起中国人之敬仰心，愿就其门执贽者。元时欧洲人文化不独未东传，而东方各种大发明，如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纸等反由东向西传播也。元亡明兴，中欧交通中断者约一百五十年。东方货物尚可运入欧洲。大概经由四道：第一道经中央亚细亚、萨马儿罕、布哈拉、里海北岸，再至黑海北岸，渡海至君士旦丁堡。第二道经印度大陆及印度洋、波斯湾、美梭博塔米亚、梯格里斯河，北至脱莱必松德（Trebizond）抵黑海，再西至君士旦丁堡。第三道经油付莱梯斯河至阿雷坡（Aleppo）再至安都城（Antioch），渡地中海达欧洲。第四道入红海，抵埃及，达地中海滨。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明景泰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旦丁堡。对于西欧各国，毫无亲邻之意。诸道皆为土耳其人阻隔。欧洲人所嗜之调和物品胡椒、丁香诸物，俱不得入欧。故欧洲各国商人不得不另觅新道，以通东方。葡王显里（Henry）奖励远航非洲西岸，希望于该洲南角，得一通印度洋之道。唯非洲甚长，远过于葡人所计算者。数次蹈查，皆失败而回。

一千四百八十六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葡人狄亚士（Bartholomew Diaz）初至好望角，沿海岸向北航若干程后，始归航。报告国人，非洲南端已穷尽，有新道可达东方。狄亚士发现好望角后十二年，而葡人竟得达其目的。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明孝宗弘治十年）七月，瓦斯柯·达格玛（Vasco da Gama）率小船三艘，自葡京立斯本起航，绕过好望角后，向东北航行，远超以前狄亚士所至之地，直至桑西巴北二百迈耳。由是处作横渡印度洋之壮举。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弘治十一年）夏，抵印度西海岸古里港（Calient）。在此将带来之欧洲货物，悉换作香料，满载而归。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弘治十二年）夏，三船安回立斯本原地。来回共需时二十六月。以前所久欲寻觅之欧亚新交通线，竟得成功矣。葡萄牙人急速利用此新发明，贸易东方。一千五百年（弘治十三年）三月，达格玛归回仅六月，派喀伯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船十三艘，满载货物，再往古里。至翌年七月，归立斯本。一千五百零二年（弘治十五年）二月，达格玛率船二十艘再往。自是香料及其他东方各种货物，大宗流入欧洲。葡京立斯本不久即成为欧洲最重要商埠之一。

葡人利用其精良火器，摧败印度洋上阿拉伯人之商业与势力。独霸东方海上。一千五百十年（正德五年）攻陷印度西岸之卧亚府（Goa），作为根据地。次年又攻陷马雷半岛之麻六甲（Malaeca）。（明史作满剌加）遣使至印度各邦政府，以通友好。白古（Pegu）、暹罗、交趾，及东京皆有葡国使节之足迹。葡人待麻六甲之中国商人甚为优浘。此等商人回国以后，对于葡人有极佳之报告。一千五百十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国商人初至中国海岸贸易，大获利而归。次年（正德十年）麻六甲葡国总督佐治达·尔伯克喀（Jorge I’Albaquerque）遣斐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往中国，乘马雷人海船。至一千五百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无回音，乃复遣安特拉德（Gernao Perez d’Andade）再往，亦无功而返。抵麻六甲时，得遇裴来斯特罗。裴已至中国，获大利而归矣。总督决意再遣安特拉德往中国，船上满载胡椒。于一千五百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起椗。同行者有皮来资（Thomas Pirez），以葡萄牙大使名义往聘中国。皮来资素充药剂师，然为人敏捷，善于应对，使当外交官，颇为相宜。八月十五日，抵大门港（Tamang）。（在后川岛，后川距上川不遥。）距中国陆地，尚有三海里。外国商船至广东者，皆需寄泊于此。葡人欲往广东省城中国官吏不许。葡人强驶入内河，放炮举敬礼。抵广东后，国使皮来资与随员登陆，中国人接待颇优，择安寓以舍之。葡人所载货物，皆转运上陆，妥为贮藏。皮来资留广州数年以待明廷回文。直至一千五百二十年（正德十四年底）一月，始得明武宗允许召见。皮来资由广州起程北上。先乘船至梅岭山，乘船陆行往南京。行四阅月始至。武宗已先回北京命使者随至北京。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一月，皮抵北京。葡人留广州者多不法行为，与中国人大起冲突，地方官吏奏参，武宗拒见皮，送之回广州。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嘉靖二年）死于狱中。此为葡国第一次遣使中国之经过也。葡人既不得志于广州，乃北至浙江宁波（Liampo），赂地方官以重金，得留其地贸易。嘉靖十二年最盛时，每年达三百余万金币。投资者无不获三四倍之利。人口最多时，葡人达一千二百名，东方他国商人达一千八百名葡人既富以后，骄奢淫佚，多不法行为。与土人多龃龉。葡人法利亚（Faria）者尝至南京，盗明孝陵宝物，归匿宁波居留地。明帝大怒，乃下令讨伐。陆军由浙江进，海军由福建进两夹攻。焚毁宁波居留地及港中奇椗船舰三十五艘，尽杀外国商人，及基督教徒凡一万两千人。其中有葡人八百名。时嘉靖二十一年即西历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亦有谓在嘉靖二十七年者。）

宁波商市被毁后三年，葡人复以重金赂福建泉州地方官，得在其地贸易。葡商人行为，无异在宁波者。嘉靖二十八年，泉州地方官及人民亦群起驱杀葡人。全体五百名中，免死者仅三十人而已。浙江福建皆无立足余地，葡国商人复回至广东上川岛（西人名之曰圣约翰岛）。起塔蓬帐，为临时商场去则撤去。时海盗猖獗闽广海岸。中国政府为易于巡查之故，乃允许葡人在上川附近之浪白滘（亦作澳）居住。并可入广州贸易。不久，浪白滘即异常兴旺。葡国居留民达五百名之多，大抵皆自南洋贩运胡椒，与中国人交易丝稠糜香。香山县南端有阿妈澳者，与海盗所据。葡人勇敢，火器又精。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逐去海盗而占领之。复以金赂地方官，得其允许，在该港建房舍，为晒干及储藏货物之用。葡人多拐人作奴。万历元年（西1573年），中国官乃筑墙于澳门半岛北面土腰，仅留一门以通出入。设官守之，而拐风不熄。万历十年（1582年），两广总督召所有澳门葡国官吏，总督判官等至肇庆，会商防阻办法。中国官宪以驱逐出境相恐吓，葡人出重赂乃得免。葡人在澳门地位之得保持，悉使用贿赂之功也。葡人常谓中国皇帝允许澳门为葡人久居之地不归中国政权统治，而中国政府固未尝承认，亦从无一人曾见中国皇帝之允许谕旨也。自最初，葡人每年交香山县政府租金一千两。尤为承认中国主权之明白证据。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康熙三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乾隆十九年）每年租金为六百两。以后减为五百两。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葡人请求两广总督耆英，免去每年租金。耆英严拒，唯给与若干特别利权而已。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葡国澳门总督阿玛拉尔（Amaral）断然停止付给租金。中国亦无如之何。嘉庆间，拿破仑横行欧洲时，英国人曾两次暂占澳门，中国官皆抗议其侵略中国土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绪十三年）中国承认其永久占领权。澳门虽自初即为葡国所承租，但为西洋各国来广东贸易者之根据地所有远来商船，皆先至澳门请领港人及粮食备办人。由中国放洋回国者，亦皆先至澳门买船。每年在广州营商者，事毕皆回住澳门，次年复回广州。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英中鸦片战争后，香港崛兴，五港通商，情形始改。澳门不独为鸦片之战以前西国商人汇萃之地，而各国传教师亦皆聚集于此。故为前期欧化输入之一门户也。

葡萄牙人于明武宗时，重起中西交通以后，独占中欧间贸易者，约达六十年之久，无他国与之竞争。明穆宗隆庆五年（西1571年），西班牙人越大西洋，经墨西哥，横渡太平洋，征服斐律宾群岛。再阅三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年（西1574年）冬，中国海盗林凤（Limahong）率战舰六十二艘，男丁三千人，攻玛尼拉市。为西人所败，北退林加灭湾。三年春，中国军官王望高举福建巡抚及漳州知府之名，率战舰二艘，追林凤至林加烟湾。三年春，中国军官王望高奉福建巡抚及漳州知府之命，率战舰二艘，追林凤至林加烟湾。得悉林已为西班牙人围困于彭加锡南（Pangasinan），将成擒矣。故决意归国，报告巡抚。西班牙总督拉维柴立斯（Lavez aris）遣奥斯丁会（Aagustine）僧人腊达（Martin de Rada）马林（Geronimo Marin）二名，及侍从数人，携公牒随同中国军官至福建，表示友谊，礼聘福建巡抚，请求通商。巡抚优遇西使。将其请求，转奏皇帝。万历四年（西1576年）二月，中国使者至玛尼拉，宣告帝旨，允许西班牙人在厦门通商。

葡人自西来，以澳门为根据地。西人自东来，以玛尼拉市为根据地。两国势力会于中国门户前南海中。一千五百八十一年（万历九年）西葡两国合并。一千五百八十六年（万历十四年）斐岛总督，总主教等，上书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Philip II），谓据探报，中国人皆懦怯无勇，兵队皆以乞丐组成。请以一万或一万两千西兵，征服中国。即不能得全国，至少亦可占领滨海数省。征服以后，照菲律宾办理，先握其政权，再从事传布基督教。西王不纳。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水师大举伐英。全师覆没。国力衰耗，无暇东顺。征服中国之雄图，不得不放弃矣。但在东方之势力，暂时尚得保存。菲律宾群岛诸国，以前时常自相攻伐，华人畏往。西人入境，扫灭各邦，恢复秩序，商业大兴。华人趋之若鹜。十七世纪出半（明万历三十年后），西班牙国因投入三十年战争漩涡，国中兵力财富，俱皆损耗，国势日渐衰微。葡萄牙国合并于西班牙达六十年之久，祸福与共。在亚洲之属地，皆为英荷二国所夺。在东方者，仅余澳门一港，为其所有。

荷兰人初仅至葡京立斯本（Lisbon）间接贩运印度胡椒等物。一千五百九十四年（万历二十二年）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禁止立斯本与荷兰人贸易。荷人不得已，乃改计自往东方。一千六百零二年（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质本六千六百万盾（guiders）。翌年，遣商舰数艘至南洋群岛，贩运货物。获大利而归。一千六百零四年（万历三十二年）及一千六百零七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人两次至广东，欲与中国通商，皆为澳门之葡人阴谋所阻。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启两年），荷兰水师提督莱佑荪（Kornelis Rayerszoon）率领战舰十五艘，战士二千人（其中荷兰人九百名，马雷人及日本人一千一百名。）袭澳门。大败而退，死伤甚众。不得志于广东澳门两地，乃东据澎湖岛。与西面中国大陆驶来之商船，交易货物焉。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天启四年），更东进而占领台湾岛。在岛西面安平港筑细兰的亚炮台（Zelandia Castel），作根据地。台湾近中国，日本。较之玛尼拉港西班牙人，更为捷近矣。荷兰人治理台湾至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康熙元年），为郑成功所逐。成功以兴复明室为号召，而实则与独立国无异。成功死，子经嗣位。经死，子克塽嗣立。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清兵攻下厦门。荷兰人以有宿怨之故，亦遣舰相助焉。清室入关以后，荷兰数次遣使，请求通商。一千六百五十五年（顺治十二年）为郭佑（Peter de Goyer）及开塞耳（Jacob de Keyser）二人。一千六百六十四年（康熙三年）使者为霍恩（Pieter van Hoorn）。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十年）为铁清（Isaac Titsingh）及范百兰（A.E.Van Braam）二人。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侪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希冀可邀中国皇帝特许，准其在国内通商。然所得结果，则大失所望。清帝仅许其八年一贡，使船每次四艘而已。

英国人初时依赖荷兰而得各种香料。以后荷兰人高抬货价，每磅胡椒由三先令抬至六先令以至八先令，伦教商人，不得已乃于一千五百九十九年（万历二十七年）自组公司，直接往远东贩运香料。一千六百年，伦敦东印度公司（London East Company）自女王伊丽莎白（Elzabeth）领得特许证。翌年，遣商船五艘往印度。此时英人通商活动精神远后于荷人。公司资本不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即将所有资本用尽。一千六百零四年（万历三十二年），第一次遣出之商船，平安归回伦教后，始又派出三船。荷兰及英国两东印度公司之至东印度，目的全为通商。所有商船皆由私人资本派出。非若葡萄牙与西班牙二国欲开辟殖民地，或欲传布基督教及欧洲文明于远东土人也。然两国公司，终亦不能使商业与领土扩张二事，完全分离也。英荷为后起之国，与葡西二国，商业竞争甚烈。斐律宾群岛在南洋群岛之极北。面积甚小，易于防守。虽数遭荷人之攻，而西人终能守之。葡萄牙之东方帝国西起红海口。东至摩鹿加群岛。横亘东方全世界。两端相去六千余英里。土地分散防守不易。且皆据咽喉之地，为亚洲各国各民族通商必经之地，尤足引起英荷二国之嫉视非夺取不可也。故葡萄牙之东方帝国全边线，皆被侵袭。荷兰人攻其东，英人攻其西。一千六百四十一年（明崇祯十四年），麻六甲（Malacca）大海港，为荷人所得。一千六百十八年（万历四十六年），红海口内莫夏港（Moeha）为英人攻陷。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启二年），波斯湾口之忽鲁谟斯港（Hormuz）为波斯及英国联军所陷。此二港之陷落，尤为致命伤。红海及波斯湾之商业，由是不复为葡人所有。英荷二国人，又煽动东方各地土人，助以火器抗拒葡人。葡人自是遂无能为矣。

英国人初仅注意于印度之商务，以后亦注其目光于远东。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崇祯九年），东印度公司改组后，英王查理一世遣威德尔（Weddell），蒙忒内（Mountney），罗滨孙（Robinson），蒙德（Peter Mundy）四人，往中国经营商业。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威德尔率三舰一艇抵澳门港，求贸易。葡官不许。英船乃驶至广州附近欲上岸，中国官不许攻破岸上炮台。经各种困难及葡人之斡旋，始得满载中国糖、绸缎、磁器等物而回英国。此次航行与当初所希望者相去甚远。然威德尔谓以后在中国通商定可获利。后十余年，英人始再遣舰至广州，亦未获重利。至清初，英人以不得志于广东，乃至福建交欢郑成功。给以军器。得其允许，在台湾及厦门两地设立货栈。郑氏既亡，清室同等待遇荷兰及英国皆许在厦门通商。但清兵不知保护外商，百端敲诈。英人不堪其扰，乃复至广州求市。斯时广州地方吏治，比较尚为清廉，不致如厦门之暴横。经多时苦心，卒以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康熙三十八年）在广州设立货栈。自是以后，未尝断绝。一千六百九十八年（康熙三十七年）法国人阔尔伯特（Colbert）组织中国贸易公司（Compagnie de Chine）参加中国贸易。不久，瑞典、丹麦，亦闻风而起。

十八世纪末，美国宣布独立后，亦横渡太平洋来中国贸易。中国沿海通商之地，尚有数港，然以广州为最大。至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帝下令只许广州通商其他各港，悉皆封闭。来广州贸易之国甚多，然以英人为首。一千七百三十六年（乾隆元年）来广州贸易，番船共十二艘。其中英国五艘，法国三艘，荷兰二艘，丹麦及瑞典各一艘。一千七百五十三年（乾隆十八年）来广州者共二十七艘。其中英国十艘，荷兰六艘，法国五艘，瑞典三艘，丹麦二艘，普鲁士一艘。广州官吏，亦多敲侮外商。征收货税，漫无章程。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决意遣使中国，与政府协商改良方法，并请在天津、宁波、舟山等地通商。使者马戛尔特尼（Lord Macartney）于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离朴资茅斯（Portsmouth）。携带礼物六百箱。次年八月五日，抵天津大沽口。清廷极为优待，特派专使欢迎，备专船载使者至京。船旗书“英国贡使”，使者亦不抗议，盖恐抗议而交涉中断也。抵北京后，争持朝见礼多节时。卒以见英国皇帝之礼见清帝焉。所请求者俱不准。一千八百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复遣勋爵阿美斯德（Lord Amherst）来中国，谋改良商况。此年二月八日离朴资茅斯。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抵北京。复以争持朝见礼节，未见清帝即南回广东。

自是而英人对中国情感益恶。以后政策，除宣战，强迫使中国人改良通商情形外，或完全服从中国之苛政，或放弃与中国人通商。三者之中必择一途，而后两国始能平等蹉商积之多年，至道光二十年而鸦片之战起。中国大败，订《南京条约》。赔款两千一百万圆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口岸，准英国派领事住居，并准英商带家属自由来往。以后两国往来文书，用平等款式。《南京条约》公布之后，欧美各国莫不欢迎。如比利时、荷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法兰西诸国相率派领事或公使来广东与我国订《修好通商条约》。自是以后，有形之欧化及无形之欧化，日渐输入东土。每次战败外患益烈，而欧化之输入，亦随之而益盛焉。初则中国人妄自尊大蔑视外国，以蛮夷待遇欧美各国，继则平等相视。拳匪乱后，物质与精神，中国人皆承认不如西洋人而自动欧化。事事模仿欧美，饥不择食，不顾自己能否融化，酿成今日消化不良之大乱局势。

由上方历史观之，十六世纪时，来中国者，仅葡萄牙、西班牙二国。至十七世纪荷兰、英国接踵而至。加以葡、西二国，欧洲之国通商中国者，共凡四国焉。十七世纪时，英国人专力于印度远东之商业，尚未盛旺。荷兰人以南洋群岛为根据。在东方之商务驾于葡西二国之上。至十八世纪时，英国人不但独占印度，即在中国南海上，商业亦推第一焉。综数世纪之历史观之，在中国海面上商业，大概十六世纪推葡、西二国最盛。十七世纪荷兰为首。至十八、十九两世纪，则英国压倒一切焉。于此时期，欧化东渐，俱由海道，自西徂东。其主动力亦推此四国为首。其他诸国皆依此四国而进焉。

北方俄罗斯国之东进，征服西伯利亚全部，直抵北太平洋沿岸，与欧洲人势力东渐，有莫大之关系。然与欧化东渐，则关系极微。盖俄罗斯本国之进为欧化国家，仅于十八世纪初，叶彼得大帝时而已。明末清初，野蛮之科隆克军队为寻黄金与貂皮，而占领西伯利亚，将莫斯科国（Muscovy）之势力膨胀至太平洋滨。其人不足代表任何文明。其本身文明程度之低，与中国西北之哈萨克人，额鲁特人无以异也。秦汉以来，北方匈奴、柔然、突厥蒙古诸族，皆由东亚向西膨胀。俄罗斯人特转其方向，由西向东。更恢复蒙古时代之大版图，使欧亚两洲产生一统一政府。而俄罗斯人战胜喀桑（Kazan）及阿斯脱拉甘（Astrakhan）两地蒙古人后，得恢复独立，统归莫斯科国治理。阅三十年，至一千五百八十年（明万历八年），科萨克将叶尔玛克（Yermak）逾乌拉山，侵入西伯利亚北部。其地满布森林沼泽。游牧民族所不居，仅有稀少之渔猎部族，如通古斯人，鄂斯帖克人（Ostiaks），雅古特人（Yakuts），居之而已。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崇祯十年），俄罗斯人在雷那河畔建立雅古特斯克（Yakutsk）炮台。再越二年而抵鄂疴斯克（Okhotsk）海岸。不久南下至黑龙江畔，与清室大起冲突。清室大胜。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两国订《尼布楚条约》。俄人放弃雅克萨城（Aibazin），退出黑龙江流域，划定疆界。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丰五年）始再前进。《尼布楚条约》更许俄国通商。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康熙六十年）订《北京条约》，许俄国使臣驻北京，他国使臣不得享焉。一千七百二十七年（雍正五年）订《恰喀图条约》，划定两国边界，并协定通商事宜。一千七百三十三年（雍正十一年），中国遣使至俄国。

终十八世纪全期，两国外交甚为亲密。通商集中于库伦及恰喀图两地，以骆驼代船舶。中国输出者，茶为大宗。由俄国输入者为黄金及皮货。十一世纪时，俄国人始自额鲁特人运入茶叶。不久即全国嗜饮茶，较之英美两国人尤甚焉。入十九世纪以后，俄人在北方，西欧人在南方，肆其精良之兵器，将中国四面包围。中国仍欲保守其闭关自守政策，不愿欧化不可得矣。二十世纪以前，中国输入欧化，俄罗斯人无功焉。入二十世纪，西伯利亚大铁路完成，为中国人往欧洲留学之捷径。至留学俄国之中国学生，仍极稀少。中国人新学，受自俄国者，亦极微末。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俄人与有力焉。以后共产主义之输入及共党各处扰乱，生民涂炭，使中国国力消耗，亦俄人之赐也。

（参考Steiger History of the Orient C.A.M.de Jesus Historic Macao; E.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ches; Y.G.Hudson, Europe and China; H.B.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明史·佛兰机传》，《荷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