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督教传道师之东来

基督教传入中国，第一次在唐太宗时，有西安府所存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最近在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中，所发现唐时景教徒之各种译述为证。唐武宗时被禁绝。第二次传入中国，当元代。欧洲人教士东来者，有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安德鲁（Andrew），及鄂多力克（Odoric）等。信徒中有皇后，公主，亲王，大将，驸马等，人数颇盛，远非近时之清代可比。元亡明兴，其教亦随之而亡。与近代之欧化东渐，亦毫无关系。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恢复中欧交通。时值欧洲人宗教热重兴。各教会皆极欲向远方传教。其中尤以新起之耶稣会（Jesuits）组织严密，不亚军队。会员皆有湛深学术，具刻苦牺牲精神。在欧洲则改良本教中腐败，反抗路德新教，在他洲则尾随探险家之后，极力寻觅新信徒。西葡二国政府，一方在海外扩充版图，而同时亦负传布基督教于异类之使命。以为基督福音为人类现在及将来幸福之要素，精神上无价大宝，将以公之于所有人类也。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西班牙纳袜辣（Navane）人。为耶稣会发起人之一。热心宗教，精干多才。一千五百四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一年）至印度卧亚（Goa）传教。在卧亚附近各地活动数年。至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嘉靖二十八年）往日本宣道。途中当经过广州。抵日本后，不久得悉日本文化皆来自中国。日本人对中国甚为敬仰。因思若使中国改奉基督教，则日本亦必尾随而来矣。沙氏为人，思想所及，必实行之。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嘉靖三十年）自日本归回，道经上川岛（在广东台山县正南海中）遇友人帕雷拉（Diego de Pereira），同至麻六甲。筹划入中国方法。沙勿略更西至卧亚，得葡总督之赞成，任命帕雷拉为往中国专使，沙氏为随员。欲代葡王与中国皇帝订盟好通商，传教，及释放葡国捕掳诸约。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嘉靖三十一年）四月离印度。同行者有僧人一名，非教会中人四名，及中国人安拖奴（Antonio）。安拖奴尝在天主教学校中受教育，此行任翻译员。至麻六甲时，帕雷拉亦加入。不意麻六甲葡国守官阿尔瓦罗（Don A lvaro do Ataide）无论如何，不许使团前行。反对理由不明。阿尔瓦罗者，著名航海家瓦斯柯·达格玛（Vasdo da Gama）之子也。卧亚及总督离麻六甲甚远。葡王及立斯本京城，与教皇及罗马城，更在万里之外。沙勿略呼吁无门。在麻六甲，阿尔瓦罗即当地皇帝也。彼既阻挠，无法再前行。沙勿略百端设计晓谕，仅得以个人乘船往中国，不许携带礼物。帕雷拉留麻六甲亦不许陪行。以前专使聘问之议，完全放弃矣。沙勿略抵上川岛，商季巳届。葡国商人在此者甚多。沙氏欲由此往中国大陆。既入中国或可得机久留也。上川岛上葡国商人以中国政府取严行闭关主义，商人等皆新近自大陆被驱至上川岛，沙氏一人秘密往中国，若为官吏侦知，则迁怒商人，或竟上川岛贸易权，亦被禁止也，故无一人赞助沙氏者。沙氏暗与中国某船长约，载至大陆。至期某船长失约。商期过，葡国商船悉离上川岛航归。沙氏一人与来船独留，仍希望或有发达其目的。乃忽染病。船颠摇，苦不可堪。请求登岸养病。不意至年底竟一病不起，卒于岛上临时寓舍。时西纪一千五百五十二年也。中国议员安拖奴始终侍病在侧。暂葬岛中。以后移葬卧亚。近代史上，来中国基督教第一传道师之事迹如是。读之犹如探险小说也。

沙勿略以后，第一传道师能在中国久居者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范亦耶稣会士，籍隶意大利。一千五百七十三年（万历元年），耶稣会遣之至印度传教。后又被遣至日本。路过澳门时，无意中竟羁留是地。欲入中国内地传教。因请同国同会修士罗明坚（Michacl Ruggerius）来中国相助。罗于一千五百七十八年（万历六年）至印度，一千五百七十九年（万历七年）七月抵澳门，学习官话。尝随葡国商人至广州数次，得门徒数人。后数年，耶稣会派帕修（Francis Pasio）及利玛窦（Matteo Ricci）二人至中国辅助罗氏。帕修不久往日本传教，利玛窦则仍留中国。在中国基督教史上享盛名也。利玛窦亦意大利国人，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六日，生于安柯那边界（Mauh of Anchona），玛塞拉塔城（Macerata）。少时，其父使之往罗马学法律。当时青年人多志慕耶稣会士。玛窦亦投入会中为修士。初入会时，教师为范礼安。由范之引诱，玛窦发愿往东方中国。在罗马为学生时，潜心研究算学，宇宙学，天文学。尤精天文。以后在中国即以天文学接近中国士大夫而著名也。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万历五年），请愿往东方传教。翌年抵卧亚。教书之暇，学习宗教学。

一千五百八十二年（万历十年），应范礼安之召，至澳门。先学中国语言文字。次年（万历十一年）罗明坚与利玛窦二人得入广东省城肇庆府久居。二人初不欲即传教，以免中国人误会，仅以慕中华文物，观光上国为名，交接中国士大夫。西方时辰钟，尤为华人所惊羡。玛窦绘一世界地图，表明欧洲各国地位，而又特置中国于中央，以符中国士人旧观念。其他各国皆为边疆装饰品。精闲算学，尤足使中国士人信仰。居肇庆不多月，颇交接士大夫。耶稣会创办人罗育腊（Loyola）生平传教，不分贵贱。对于贫民，未尝歧视。然深信若能得上级社会信仰与赞助，则下级社会传布工作，自易为力。上帝大荣誉亦易达到也。在中国此策尤然。所有传教师无条约保障，全恃政府赡养辅助。若欲永久在境内居留布教，必须与国中之士人交欢，维持地位。盖士为四民之首，所有政府官吏，皆自士人选拔而来也。明末中国学术界对于新知识，尚表示欢迎。亦有对旧哲学表示不满意，存怀疑之心，而愿承受外国新学说者。耶稣会士在中国，先以欧洲之技巧制造品，引起中国士人之好奇心，得其称许。再进而证明有数种学术，欧洲人士研究较中国人为精密。待各种学术沟通以后，中国士人当可更进而研问欧洲人是否亦有哲学及宗教真理，可值注意也。《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意大里亚传》言：“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明史》此数语可以证明耶稣会人传教策略之方法与成功矣。居肇庆数年传教，成绩不佳。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万历十三年）有友人在官者，请罗明坚及阿尔梅达（Almeida）二人北游至杭州。始得一机会，深入中国内地。罗以后似又曾至广西。前途困难甚多。各神父甚愿欧洲各国君主能遣一公使，与中国皇帝磋商，俾得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无皇帝特许，仅恃地方官恩情，甚为不妥，且极危险。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万历十六年），罗明坚特向欧洲游说各国君主，派遣使节。种种困难稽延，致罗氏于一千六百零七年（万历三十五年）卒于萨楼奴（Salerno）。西归目的未达，竟辞此世而长去矣。

罗明坚既卒，中国传教事业，仍进行不已。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在肇庆被逐。乃往韶州别立教堂。耶稣会人仍用其高深之算数，天文，机器学，以得中国士大夫之信仰。利玛窦等初入中国，皆衣佛教僧人之服。一则使人不注意，二则使人知其为传道师也。不久即知僧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士人为全社会中最要之分子。因此更改原来僧服，而用中国士人之服。玛窦欲至北京，谋取得朝廷之允可，俾传教事业有法律上之认可。初次努力仅得至南京。不久被人反对南归，至江西省城南昌暂居。一千五百九十八年（明万历二十六年），经二十年继续不停之努力，耶稣会在澳门以外地方，仅有会士七人，教堂三所而已。会友死亡者甚多，而对中国所予之印象极微。在他人必已失望，但利玛窦仍忍耐从事绝不灰心。谋欲达北京。曾从某部尚书至北京。入城后，不久即被遣南归至南京。得地方官允许久居，从事结交士大夫，颇得信徒。有徐光启者，心襟尤宽，为明末学术界改革之先锋。徐氏曾入相。从利氏游，改奉天主教。自是为教中柱石，忠于所宗。以其高位，文学谋略，对于宗教尽力辅助。光启有女，教中人称之为康狄达（Candida），亦崇奉耶稣。早年孀居。献身传教，其功尤伟。氏使闾巷说书人学习基督福音，再演之于下级社会，使众周知。今代中国耶稣会教育之中心，在上海徐家汇徐氏故宅，盖即纪念徐氏也。

利玛窦坚忍不拔。经多年困苦，卒于一千六百零一年，达其所希望之目的地北京。得政府允许，可久居其地。利玛窦在北京所施用之方略，一如在他城所行而获大效者。以其所知之欧洲科学交接士大夫。利氏并利用余暇，极力攻读中国《四书》、《五经》。宣彼教时，极力引用中国经典，以博中国士人信仰。因之中国达官显宦，多与之游。为之请于朝廷，给禄赐第。利玛窦及其徒在北京之优越地位，对于全中国有良好影响。自是各处皆开放门户，欢迎天主教教士。多年所希望之结果，竟如愿收获矣。韶州教会亦进步甚速。附近城邑，增设教堂多所，收录教徒日多。用庄严典礼，公开施洗，民众亦不反对矣。教徒未入教之先，依教师言，忏悔前恶，或自制忏悔辞。在北京竟有达官显宦翰林学士，以及天潢贵胄，皆来受洗。一千六百零五年（万历三十三年）时，北京共有新教徒二百余人耶稣会人来中国者日多。在澳门设立学校，专为训练本地传教师之用。

一千六百零六年谣言纷起，谓葡萄牙人勾结耶稣会士谋叛。澳门贮藏军火甚多。事成推教士郭居静（Cataneo）为帝。澳门附近人心惶惶，地方官戒备。教士稍受虐待，北京亦觉不安，但不久即平。一千六百十年（万历三十八年），由徐光启之介绍，在上海立新会此年利玛窦卒于北京，赐葬阜城门外二里沟栅栏地方。丧礼及坟墓，皆依遗命，效法中国人风俗。利氏实为外交家。其在中国传教成功甚大，留印象于中国人甚深。《杭州志》记其人：“拳须碧眼，声如洪钟”云。深知欲基督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必须其国文化制度改从西方，或教会必须改革向来教法习惯，以适合中国人生活情形。当彼时，欲求中国改革文化制度，以适合教会，为不可能之事。故彼取后法。改变教法，以应中国环境。此事引起以后礼节上大争论。使耶稣会多年工作，受大打击。而传教事业，亦完全失败。证明利氏所取之策略为是也。利氏临终，耶稣会中友人就床榻前，问“君将死，留吾辈于何地？”利答以“吾留君于一门前。此门开后，有大功勋。但开时不无困难及危险。”此数语证明利氏所处之地位及精神也。利玛窦输入西学之功，亦可推为首。著书有《天主实义》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辨学遣牍》一卷，《几何原本》六卷，《交友论》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西国记法》一卷，《测量法义》，《万国舆图》，《西字奇迹》《乾坤体义》三卷，《勾股义》一卷，《二十五言》一卷，《圜容较义》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利玛窦死，天主教初期传入之历史亦告终。此期中天主教他会如方济各会（Franciscans），奥斯丁会（Augustinians），多明峨会（Dominicans）等，亦皆由西班牙人保护，自斐律宾群岛至澳门。试入内地，但俱失败。玛窦死时，仅耶稣会在澳门以外，有教堂传布福音，他会皆不能也。亦仅耶稣会人对于输入欧化有功，他会皆无也。

利玛窦死，依遗命以龙华民（Nicolo Longoberdi）继任。会基已固，各事照常进行，不以更换主任而见阻碍。龙华民为西锡利岛人。家世阀族。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万历二十五年）抵中国。阅历甚多。对中国传教根本政策，有数端与利玛窦大相径庭。然二人交情甚密。故利生时，即荐龙以自代也。传教事业，日渐兴旺。一千六百零六年（万历三十四年），熊三拔来华。一千六百十年，有会士六人，自欧洲来华。一千六百一十三年（万历四十一年）复有四人来华。一千六百一十六年，（万历四十四年）礼部郎中徐如珂、侍郎沈㴶、给事中晏文辉、余懋孳等交章弹刻教士王丰肃（Alphonso Vagnovi）专以天主教惑众，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神宗纳其言，令丰肃及庞迪我、熊三拔俱退入澳门。熊三拔以一千六百二十年（明泰昌元年）卒于澳门。三拔精天文学，利玛窦特请耶稣会派之来中国助修历法也。三拔死，会中复遣邓玉函（Terrenz）继之，玉函未入教前，俗名施莱克（Schreck），年三十余，入耶稣会。精歧黄术，闲本草。复善算学。在欧洲时，尝交游意大利国著名物理学家盖利流（Galileo）。深时修历为中国要政。耶稣会人欲免除驱逐，不可不尽力为中国修历。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明崇祯二年）以徐光启之荐，复入钦天监。勤慎从事，克尽厥职未及一年，至一千六百三十一年（崇祯二年）五月十三日死于职。

继其任者为汤若望（Jobann Adan Schael Von Bell）。若望，德国科龙城（Cologne）人。生于一千五百九十一年（万历十九年）。一千六百一十一年（万历三十九年）入耶稣会。修行勤学后，自请至中国传教。一千六百十九年（万历四十七年），抵澳门。时正中国政府排斥天主教，故暂时不得入内地传教。至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启二年）始入内地。邓玉函卒后，被召至北京修历法。后为会中主任。从汤入北京者，尚有罗雅谷（Jacques Rho）。同事数年，卒于一千六百三十八年（崇祯十一年）。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破北京，明室亡。清室自东北入关代主中国。传教事业，不因鼎革而生阻障，反较前更盛。在北方则清顺治帝留用汤若望为钦天监。恩宠甚隆，颁赐官禄，荫及父母，赐地赏金，建筑教堂，即今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是也。堂成，帝御书碑文，颂扬天主教碑虽非正式允许奉教自由，而其影响国内甚大也。

在南方之教士，随从明桂王者，其势力较之汤若望为更盛。教士瞿纱微（Andrew Koffler，又名Andrewxavier）、卜弥格（Micheal Boym）二人皆受明永历帝官爵。永历嫡母王太后受洗，教名烈纳（Helen），生母马氏教名玛利亚（Maria），妃王氏教名亚纳（Anna），太子慈烜教名当定（Constantine），粤闽总督庞天寿，教名亚基楼契利斯当（Achilleus Christao）。南明帝室奉教之故，不可确知。谓欲藉此可得西洋人之实力相助，以挽回颓势，则不免揣测之辞也。卜弥格奉永历帝命，出使教皇。归卒于安南。瞿纱微在广西为清兵所害，清室统一以后，天主教士来中国者日多。在中国之新信徒亦与日俱增。康熙时，教中各会因“天主”、“上帝”、“天”三译名，以及教徒跪拜帝王长官，奉祀祖先牌位，尊礼孔子等问题，互相攻击。利玛窦曾用“天主”、“天”、“上帝”三名译以西文God。又谓禁止基督徒祭祀山川、佛老两教神祇，以及他种偶像淫祀则可，至若禁及祭祀祖先、孔子，则攻击中国人之国家及家庭，为中国人所最不悦，必遭大反对，而基督教亦不能行也。在中国之耶稣会人士，虽不能全体一致拥护利玛窦之说，而大多数则赞成之也。方济各会、多明峨会、奥斯丁会等，或因会务忌妒，或因国籍不同，情感各异之故，皆一致指斥耶稣会。辨论百余年不熄。一千六百六十九年（康熙八年）至一千七百零三年（康熙四十二年）三十余年间，争论最烈。一千七百年时（康熙三十九年），耶稣会士请康熙帝解决所争问题。帝意与耶稣会士相同。“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敬孔子者，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中国敬天，并非“以天为物“。西洋人“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此即大不通之论。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朕为皇上。全体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会中人将康熙帝意旨及其他中国学者之解说，寄往欧洲。而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终不听，卒于一千七百零四年（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下令，禁止用“上帝”、“天”等字，仅许用“天主”以译God。教堂内不许牌位上有“敬天”字样，基督徒不许祭祀孔子及祖先。欲祀祖先者，牌位上仅许书祖先之名，不许书“神之位”字样。罗马教皇一令，停止百余年之争论。但在中国如何行使其令。中国为独立国，非他人附庸。行之与已成立之教堂，是否不发生不良结果，教皇等不问也。康熙五十九年，帝见教皇禁令，硃批云：“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因此教士被逐回国者甚多。

天主教在中国自是发展迟缓，毫无进步，几至于绝者一百二十余年。直至道光末，鸦片战争后，藉用政治势力及兵力，始得再行。教徒在中国多享特别权利，不守本地法律，倚服教士，欺凌邻闾。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中国人自是对于基督教存一畏惧心理，上等社会不敢接近矣。入民国，教案止息，稍稍复有上等社会人与之过从来往矣。民国十二年，已故《大公报》主笔英华，字敛之，与美国本笃会士司泰来、奥图尔等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为天主教在中国第一大学。天主教注重纪律。当此国家社会改造之际，各种学说无限制输入。狂士提倡废孝，而内地无知青年，竟有以杀父为英雄豪杰者，中国人民将流为枭獍矣。天主教人独以道德纪律为倡，未始非狂澜中一砥柱也。

路德新教创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末叶（康熙三十年后），欧洲北部奉新教者，有瑞士、德国北部，瑞典、挪威、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及威尔斯之大部，爱尔兰之一部。十七世纪以前，奉新教诸国，对于海外发展，皆不注意。美洲及亚洲为欧洲南部天主教国家所占领者，皆不许新教传道师居住。此期新教领袖，皆埋头组织教会，争论教义，防卫自己宗教地位，无暇顾及海外传教。十七、十八两世纪中，德国新宗教家皆谓基督教徒无向外传教之责任也。新教国家之君主，亦无旧教君主之热心，且有反对传教者。十八世纪末（乾隆末嘉庆初），欧洲以外，人群社会中，仅有少数新教传道师。直至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全体新教始活动传教事业。近代欧化之输入中国，新教徒之功高于旧教徒，翻译新书，灌输新知识及各省设立教会学校，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使中国中上社会子弟受新教育。在本国有相当预备，得往外国大学或研究院再得高深教育。新教徒之功尤伟也。

新教最初传道师来中国者，为英国人玛礼孙（Robert Morrison）。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氏生于诺森姆伯伦（Northumberland）。长成于教会家庭中，自幼热心传教。年十五六时，入长老会（Presbylcrian church）。在伦敦为学生时，即已发愿，将来至中国传教。自大英博物馆借得中国书，请某中国人教之。未至中国而中国语言已闲热矣一千八百零四年（嘉庆九年），自荐于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传教。不得已，乃往美国。乘美国船往中国，得美国国务卿马第孙（Madison）致美国驻中国领事之介绍函。由纽约出航，于一千八百零七年（嘉庆十二年）九月中抵广州。延中国天主教徒二人，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一千八百零九年（嘉庆十四年），为使本人在中国地位稳固之故，乃入东印度公司充翻译。一千八百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随英国公使阿美斯德（Amherst）至北京充翻译。第一天主教教士沙勿略尝欲依附葡萄牙国商人公使入中国，而第一路德新教教士玛礼孙亦利用英国商人公使以入中国。诚可谓两相映对矣。雇玛礼孙虽为东印度公司翻译，职守不废以外，心中固未尝一刻忘传教大业也。脱离公司，则无所依附。求他途径，而又无门。所幸生性好学，勤苦过人。既无他种方法可以传教，乃专心于文字工作。一千八百十九年（嘉庆二十四年），与米内（Milne）二人用浅近文理，译完《新旧约》全书。更著第一部《中英文字典》、《中国文法书》等。大半时间消耗于著述。与中国人交接甚少，故受其洗者寥寥无几。

氏与其徒在中国传教二十五年，受洗入教者仅十人而已。玛礼孙欲在广州或澳门，建一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College），俾可为传教中心点。但两地皆有大阻障不得行。乃于一千八百十四年在麻六甲（Malacca）择地建舍。斯时新嘉坡尚未建立。印度以东，在英国人管辖下者，仅麻六甲城而已。麻六甲有华侨数千人。立学校先行教导侨民西方文化。英国人愿学中文及中国文化者，亦可入校。此校实中西文兼授。一千八百十八年（嘉庆二十三年）校舍成。玛礼孙自捐英金一千镑为基金，又年捐一百镑为行政费。东印度公司亦年捐若干。初开学时，约有学生二十余人。第一班所习之功课为地理、几何、天文、伦理英文及汉文。管理者为米内。此校之立，不免超过时代。英国人入校极少，而中国上等社会又不需要此等训练。来学者仅商人或外国人雇员。不久功课改浅。前十五年间，毕业者有四十人。内有十五人受洗。米内卒于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他人继其任。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成立。学校迁至香港新属地。当时在麻六甲所办者，英华学校以外，尚有印刷局一所，专印新教中出版物。又有杂志两种，一为《华文月刊》，二为《英文季刊》。玛礼孙卒于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八月一日，寿仅中年。葬于澳门。氏无沙勿略或利玛窦之才，但见解甚高，为人诚恳，心思专一，学识渊博，是非判明，新教中罕见之人才也。玛礼孙既卒，其友人为之捐款作纪念翌年会成，名曰“玛礼孙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第一次捐款得美金四千八百六十元。即刻以一部赠之已成立学校数处。又在澳门另成立一新校，校名为玛礼孙学校（Morrison School）。延请美国人勃朗（Samuel R.Brown）为校长。此校后又迁至香港。校中著名学生有容闳、黄宽二人。容黄二人为中国近代最早留外国学生。容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下节复有详记。黄先至美国，后至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悬壶香港，为中国最早知西医者。玛礼孙生时，未得见本人志愿得达，死后其友人继承之。九泉之下，亦可含笑矣。

美国脱离英国独立，但对外传教事业，仍多与英国合作。美国教会最早来中国者为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遣阿拜尔（D.Abeel）及裨治文（E. C. Bridgman）二人来中国传教。一千八百三十年二月，二人抵广州。阿拜尔居一年即回美国。裨治文留粤学中国语言。未久，创立一小学，教导儿童，从事著述。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由美国取得印刷机一付。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五月，起始发印《中国文库杂志》（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不独为播布传教新闻于外国人，同时亦宣扬中国法律、风俗、历史、文学及时事于欧美人士。欧美商人在中国者，多不知中国事情而轻视中国。此杂志灌输中国知识于西人，使之了解中国事情，功不浅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公理会遣彼得·拍克（Peter Parker）至中国传布医学知识，是为最早教会医生至中国者。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在广州立一眼科医院，治愈多人。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医有各种误解，至是完全铲除。后于公理会来中国者为浸礼会（Baptists）。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歇克（J. Lewis Shuck）氏为该会第一代表人抵澳门传教，幸运不佳，第一教友不久脱教。歇克非常灰心。会中所给薪俸甚微不足自养。与他教士，复多龃龉。次于礼会来中国者为安立干会（Anglican）。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洛克吴德（H.Lockwood）及汉生（F. R.Hanson）二人代表该会抵广州。不久至新加坡学习语言文字。数月后，往爪哇巴塔维亚城。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皆因病回国。该会真正创始代表人为彭恩（William J. Boone），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抵巴塔维亚，后至广州。第四美国教会至中国者为长老会（Presbyterian）。此会初与公理会合作。一千八百三十七年自立董事会。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前美国参议院议员娄丽（W. Lowrie）辞去议员职务，专事传教。先至新加坡，后至中国。《南京条约》以前，仅澳门、广州两埠允许外人居住。故教士输入欧化亦至有限。此期教士工作，仅限于翻译《圣经》及少数杂志而已。

鸦片战后，《南京条约》成立，香港割让于英。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港，开为通商码头。外国人居住地增加。天主教及路德新教各会活动范围，亦因之大为增加，传教师来华人数激增。天主教将中国划为数区，交各教会分区传教，不相妨碍。耶稣会（Jesuit）不复在北京立总部，而另于上海附郭之徐家汇，明代徐光启旧宅，立总会，作活动之总机关。设高等学校教导华人，设图书馆收藏中国旧书。立观象台，测量沿海气候。又立动植物博物院及印刷所，出版中西文书籍。俨然为一学术中心点也。味增爵会（Lazarist）得河南、蒙古、江西、浙江、河北一大部为其传教区。多民我会（Dominican）得福建。巴黎外国传教会（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得满州、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地。方济各会（Franciscan）得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各会极为努力，时新教（下方称耶稣教）各会更形活动。输入欧化于中国及使欧美人了解中国事情之功，以前归之天主教；自是渐入新教徒之手矣。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将麻六甲之英华学校迁至香港。随学校而来者，有其校长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为一著名学者，后为牛津大学教授，曾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成英文，介绍中国文化于欧洲，其功甚伟。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至上海。译米纳氏（Milner）《大英国志》为汉文。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抵上海。氏为有名学者，关于中国有甚多著述，尤精于中国佛学。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美国长老会遣丁韪良（W.A.P.Martin）至宁波传教。丁氏以后为北京政府设立之同文馆馆长。同文馆即今北京大学之前导。教导中国学生以外，著述宏富。尝翻译《万国公法》为华文。输入西学，厥功甚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美国公理会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之《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两巨册着成。传布中国历史、法律、社会、风俗于欧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英国外国圣经会遣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至上海。伟烈知天算，居中国三十年，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甚广，著述宏富，有《几何原本续篇》之译。氏输入西洋科学于中国，贩运中国科学于西洋，功亦不浅。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丰元年）美国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ians）在上海建一幼童学校，以后逐渐扩张，成今日之圣约翰大学。为中国培造政界、学界、商界人物甚伙。咸丰庚申年（1860年），英法联军破北京，逼清帝再订《通商传教条约》。增牛庄、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南京、汉口、九江、镇江为商埠。教士受保护传教，来者更多，欧化输入更易。商埠中有教会、官吏、商人各团体成立，自此种团体发生各种影响。以后五六十年时间，使中国人思想、政治、社会、家庭各种组织，皆起莫大变化。

由咸丰庚申（西1860年）至光绪庚子（1900年）四十年间，中国外状及欧化输入，无多大变迁。但各方所积之压力，已使中国不能保守旧状，不得不变而欧化矣。此时期有功于输入欧化者为美国长老会驻山东登州牧师狄考文（Calvin W.Mateer）。狄氏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立文会馆于登州，教育中国青年。近时名人吴佩孚即斯时学生之一也。文会馆以后并入济南齐鲁大学。狄氏精于算学，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书，为中国三十年前初办学校时，各校所采用之算学教科书也。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aky）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绪五年）在上海建立约翰书院，以后改名圣约翰大学。近代外交界名人颜惠庆等，皆此校之毕业生也。美国美以美会（Methodist）教士林乐知（Yung J. Allen）于一千八百六十年（咸丰十年）抵中国。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绪八年）在上海建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近代名人毕业此校者亦甚多。此校以后改沪江大学。林氏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绪元年），创月刊《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灌输西国思想于中国士大夫。光绪戊戍以前，中国人所知外国事情，端赖此报。林氏尚有《中东战纪》等书之辑。极力鼓吹中国须变法维新，与戊戍维新党人来往甚密。

美国长老会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绪二十年）在上海立尚贤堂 专务交结中国上等社会，得中国总理衙门之赞助。用演讲及出版物，灌输西洋文明于中国士大夫。传教目的未达，而传播西洋科学之功，固不可泯也。英国浸礼会（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生于威尔斯。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来抵中国。先至山东青州传教，时山东风气未开，反对传教。氏以坚忍精神，卒得久居。其传教方法，亦如明末利玛窦，以不变中国风俗，交结上等社会入手，活动范围甚广。宗教以外，注意改良中国经济及学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绪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绪五年），山西大饥。氏往放赈之外，教地方官民以开渠、植树、农矿诸事，俾可永久免除荒旱之灾。留山西八年，用出版品及演讲，结识士大夫，免中外隔阂。氏甚赞美中国文化，而西国科学有利于中国国计民生者，亦极力介绍。主持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多年，出版书籍杂志甚多。尝与上海人蔡尔康合译马恳西之《泰西新史揽要》（Mackenzie’s History of the Ninefeenth Century）。卖出一百万部以上，翻版及节本者尚不在内。每当各省科举乡试，士绅群集之期，该会运至各省城，推销其出版品。故士绅获得新知识，皆斯会之功也。戊戍维新党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皆与氏为莫逆交。梁氏且曾为氏之短期记室。广学会经费，不独英美人士慨然解囊，即中国之达官显宦，如李鸿章、张之洞、聂缉规等，亦皆踊跃输将。光绪帝亦曾读会中出版书。故延氏至北京为顾问拳匪乱后，氏请英政府留赔款五十万两银于太原府，立山西大学，教育华人，启发新知识庶可免其将来之排外。英政府许之，任命氏全权管理山西大学。十年以后，再交还大学于中国。第一任校长为敦崇礼（Moir Duncan），斯即今日山西大学之起始也。自明末有西洋传道师以来，功业之伟，未有如李提摩太者也。

英国人传兰雅（John Fryer）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抵香港，充圣保罗书院（St. Paul College）教员。后江南制造局请之与华人合译西书，范围甚广。所有算学、化学、生物、物理、地理、音乐、身理、卫生、天文、历史、哲学、神学、教育、法律等学，皆有译本。直至如今，其所订名辞（如轻气，养气之类），尚留于人口不可废也。又有教士受中国政府之聘，代中国组织学校，充教务长者。如天津西沽北洋大学之成立，在光绪二十一年。实盛宣怀于中日战后，延请美国教士丁家立（Charles D.Tenney）所组成。中国专科大学当以此校为始。丁氏先在山西公理会传教，后至天津充美国领事馆翻译及副领事，并在李鸿章家授李经楚英文。

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亦为盛宣怀延美国教士福开森（John C.Ferguson）组成，教成人才甚多。当时科举未废，本国人留学外国者少。专科大学课程编配，专赖外国人之指导美国教士尤多竭诚尽职，翻译书籍，组织学校以外，各教会在中国各地设立印刷所，印刷书籍与宣传品。其技术与组织法，给中国人以莫大影响。即如今国中最大之书局，商务印书馆之创始人，亦自教会印书馆，学得其技能也。在欧化输入中国之初期，教士之功，诚不可泯。庚子拳匪乱后，本国东西洋留学生大增。欧化输入之功，乃由教会手中移归本国人矣。犹之汉魏以后，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初期皆为外国人，以后乃有本国人，如法显玄奘、义净也。今代教会中人输入欧化于中国，虽已让首功于中国留学生，但输出中国文化于欧美，著书立说，使欧美人了解中国事情，仍常占第一位也。各处教会所立之大中小各级学校，皆颇为中国士大夫所信任。良以本国政治无常轨，各级学校，皆受政治影响。经费不裕，校长教员，随政潮为进退；一岁之中，数次换人。人怀五日京兆之心，不知职任为何物。学生投入政党，甘为政客攘夺之工具。以奔走运动，虚伪嚣张为习尚，读书实验为可耻。在此时期，教会学校，仍本其良心职任以行。校规严明，学生尚能安心读书，实事求是，大为中国社会所尊视。

（参观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on Missions in China; G. G.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Con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ea;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樊国梁《燕京开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