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事业

历法改良

历为中国自古要政，尧时尝命义和主治历象，定一岁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自是以后，历代以奉正朔为天下臣服之表示。国中农桑庶务皆依历得成，于是制定历法，为最要之政。而中国古人以仪器及测量算计之不精，由上古迄明末，中间四千年，历法迄未能制得精密，长久不变。每阅百余年，则节候乖戾，交食不验，必须修改。元时西域嘛塔把历法输入中国。故在燕京，同时有中国钦天监，及回回钦天监。其法较中国为密。同时中国天文家郭守敬修订前法，亦最精密。明太祖时作大统历，亦参用回回法。至明末复多疏舛，日食有谬，回回历算法，仍有不精之点也。

历者记一年之中，时光节候之次序，长短，详细分划。俾各种天象，如日蚀、月蚀，或夏至、冬至，皆能于预定时日，测知之也。若不能预知，或测定而不验，则失历之功用其历必有错误而须修改也。历所依据之时候，根本有三种：一为日，二为月，三为年。日者，地球于若干时内，自转一周。此为最短之时候。太阳出，则人与禽兽皆醒而动作。日入，则就寢休息。一日之长短有定，虽最精之天文仪器，未能测得有何变化也。因其固定故天文家取之以为单位。月者，最初本为太阴，绕地球一周，所需之时候。年者，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之时候也。设使一月所含之天数，为一整数，而一年所含之月数，亦为一整数，则历自易定。不需历代名家劳神费力，测验计算，修改而复修改，至今尚未能一决而永远不变，历代史亦可不必有天文志矣。但太阴绕地球，与地球绕太阳，其时间关系，并无一定整数之比例。故从古至今，各国各民族，皆有无数名人，用尽心思，求一方法，以除去此困难也。

上古草昧之世，温寒两带居人，所最先感觉者，即四季气候变迁之有一定时日也。但用气候变迁，以确定一年之长短，最不易为，且不能确。故古人不能不求助于天文观察与测验。最简之天文观察，即四季气候变迁，与太阳在天空所经之方位角度有关系。即在天空万千星中，太阳每年自绕其轨道（黄道）一周。周而复始也。第二观察，即每季当日出或日落时，各有一定星辰，出于天空。因之发生两种方法，以量一年之长短：一为测定太阳经过赤道之时间，即此次春分，或秋分距下次春分，或秋分之时间（或用两次夏至，两次冬至之时间亦可）；二为测定某星辰再现一定方位之时间。第一法测定者为赤道年（Equinoctial year）；第二法测定者为星年（Sidercal year）。二者所得，略有不同。赤道年为三百六十五日五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星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六时九分九秒。均数约为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一（365 1/4 days）。此即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之时候，又曰太阳年（Solar year）者也。太阴绕地球一周，即两次新月中间时候，确数为二九点五三〇五八天数。约为二十九日半（29 1/2days）。亦曰太阴月（Lunar-month）。此数之最近整数为三十。新月发现十二次，所需时候约为三百六十日。较之地球绕太阳所需时日，仅缺五天半耳。

故自古以来，各国各民族，皆以十二月为一年也。所欠缺之数，各国各民族，用各种方法补足之。有设法更换一月之长短者。又有变更一年之长短者。亦有将所缺乏天数，加在年终者。所难者，日、月、年三种时候之真确长短，无一共同之除数，可使日数化成月数，或年数，或由月数再成年数，无余数也。舍余数不计，一年之间，固无多大错误。但若积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则所差之数甚多。节候自然乖戾，交食自然不验矣。各民族多取一长周期，数年或十余年，使其日月二数之比例，成一整数。置若干大月与小月以调剂之。古代希腊人取二百三十五月为一周数，此中有一百二十五月为大月，每大月有三十日一百十月为小月，每小月有二十九日。依此推算，二百三十五月，共有六千九百四十日数二百三十五次新月所需真确时间为235×29.53058＝6939.688天数。此一周期之日数，较之所真需者约少三分之一日。积七十年则少一全日。回回教徒取三百六十月为一周期。此中有大月一百九十一，小月一百六十九。大月小月轮流配置。第一月三十日，第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周期之日数，共一万六百三十一。三百六十次新月所需日数为10631.0116。所差之数，积八十七周期，或二千六百十年，始缺一全日。至期将第十二月加一日成为三十日回回人之发明，较之希腊人优多矣。

古代中国人所用者，为太阳太阴合历（Luni-Solar year）。以天体周围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绕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过一度。日丽天而少迟，故日行一日亦绕地一周，而天为不及一度。积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与天会，是一岁日行之数也。月丽天而尤迟。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与日会。十二会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余分之积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尽三百四十八。通计得日三百五十四，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岁月行之数也。岁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故日与天会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为气盈。月与日会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十有九岁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

罗马之儒略历全以太阳作准，每四年为一周，三年有三百六十五日，第四年有三百六十六日。《尧典》所谓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即此也。耶稣降生前四百三十三年（周考王八年），希腊人梅通（Meton）发明六千九百四十日为一周期，可以分作二百三十五太阴月（Lunar Month），同时又可分作十九太阳年（Solar year）。此二百三十五太阴月中，一百二十五为大月；月三十日。一百十月为小月；月二十九日。总共凡六千九百四十日。其与太阳年之比较，可于下表见之。

由此表观之，6940日之周期，较之确数略长数小时。二百三十五次新月所需时候，较之儒略历十九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一者略少，较之真正太阳年则略大。再次则将二百三十五太阴月分作十九年。其中有十二短年，每年有十二月。七长年，每年有十三月。其有十三月之长年，大概为第三，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及第十九等年。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等年则皆短年也。大月小月轮流配置，惟每阅二三年须将小月减一而换以大月，俾于一周期内有大月一百二十五，小月一百十也。梅通所发明之周期，六千九百四十日，较之二百三十五太阴月，或十九太阳年，皆略长数小时，后又有喀里勃斯（Gallypus）者略加修改，以求更密。乃于每四周期后，删去一日。四周期合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日。分为九百四十月，七十六年。此即儒略年（Julian year）也。七十六年后，新月发现，始有六小时之错误。喀氏若自第三周期，某年某月，删去一日，则更近确情矣。

利玛窦居北京时，深知历法与中国政治之重要关系。致书欧洲耶稣会，请派一最良天文家来中国，俾以后助中国政府修改历法。耶稣会乃遣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东来。在一千六百零六年（万历三十四年）抵北京。西洋各国适于一千五百八十二年（万历十年）时，废古代儒略旧历（Julian calendar），而采用格里高雷（Gregory ⅩⅢ）新历。新历较旧历提早十日。依旧历每世纪之末一年，如耶稣降生后一千六百年，一千七百年等皆为闰年，但依新历仅世纪之次数用四可除净者，得为闰年。例如一千六百年为闰年，而一千七百年，一千八百年，一千九百年，皆不得为闰年。欧洲南部奉天主教诸国，皆即采用新历。北部新教国家，则良久始渐渐用之。以前欧洲人，新年不必起始于一月一号。儒略历行用几达一千六百年之久。其间各地政府，或教会主教，对于新年元旦日，竟无一定日期。最普通之元旦为三月一号，及三月二十二号。后一日期乃春分日也。但后此不久，采用一月一号者日渐其多。至一千七百五十二年（乾隆十七年）英国亦采用新历。一月一号为新年元旦日，始普遍世界矣。俄罗斯人拒用新历最久，直至大革命后，始废旧历而与西欧一致矣。明末欧洲天文家，经多年之讨论与训练，其计历之法，始确较中国为优。

万历三十九年（西1611年），钦天监回回历官误测日食。明廷乃下诏，以西洋人管理钦天监，修改历法。有清一代所行之历，即参酌欧西之法而成者也。自此以后，钦天监修历为耶稣会传教师之大本营。上可交接中国政府官吏君主，下可为传教师之总机关。万历四十四年（西1616年）至崇祯二年（西1619年），因各种理由，明廷复不用耶稣会士。但崇祯二年（西1629年）后，直至清康熙三年（西1664年），钦天监复归耶稣会士掌理。邓玉函（Terrentius），汤若望（Schall）皆此时期中之著名钦天监正也。《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亚传》记：“崇祯时，历法益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从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篡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祯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五焉。”入清，汤若望仍得清顺治帝之信任，为监副。康熙三年至八年，因中国官宪排挤之故，耶稣会人出钦天监。但八年时康熙帝使比国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与中国人杨光先、吴明煊，同测验日影，以试中西法之优劣。南怀仁得胜，于是清帝复其位，钦天监复归耶稣会士。直至道光十八年（西1838年），始废西洋阙。入民国则更废阴历，而径行用格里高雷历矣。

（参观Y. G.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K. S. Latourett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imon Newcomb’s Astronomy; 《书经·尧典》蔡注；《元史·天文志·历志》；《明史·历志》）

本国地图之测绘

中国有舆图甚早。《周礼》大司马，掌图之官，有司险与职方氏。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古人对于舆图，慎重可知。汉高入咸阳，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高因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舆图之要可知。以后历朝皆有图志，而流传至今者甚少。今代所留最古之图有伪齐阜昌时，所刻贾耽禹迹图在济南。苏州文庙所存石刻，南宋淳祐地理图。《海国图志》转录明《永乐大典》之元代西北三藩图，明万历时九边图。此外又有元明时代所留志书附图。所有以前中国旧图，皆未经准确测量，绘制粗劣，尺寸比例，漫无比较。各图皆不精确，不过略示其大概而已。

清康熙帝廿八年，尼布楚缔约以后，教士张诚（Gerbillon）以亚洲地图进帝。说明满洲地理知识之缺乏。以后数次征抚蒙古，游历满洲，及巡幸江南，皆命张诚随行，随地测定纬度。是时帝已有测量全国之计划。至四十七年（西1708年）四月十六日，乃明令测图，实行工作。由白进（Bouvet），雷孝思（Regis），杜德美（Tuatoux）诸神父先从长城测起。阅二月，白进病，其余二人继续工作。至一千七百零九年一月十日，返北京，绘成一图。凡长城之各门各堡以及其附近之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绘入。北直隶之测量，于一千七百零七年十二月十日开始，至一千七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完工。一千七百零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Fridulli）诸人，开始测量满洲。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们江，东北至花松江之鱼皮鞑子区域。一千七百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进至黑龙江省。十二月十四日图成。一千七百十一年（康熙五十年）添人工作，分为二队。雷孝思、加尔特（Cardols）二人往山东。杜德美、费隐、潘如（Bonjour）、汤尚贤（de Tarte）四人出长城至哈密，测定喀尔喀，蒙古之地。归由陕西、山西而返。一千七百十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回北京。又命加尔特、汤尚贤（de Tarte）同往山陕（时甘肃未分省）二省。图成，汤尚贤讲解于帝。帝大悦。雷孝思、冯秉正（de Mailla）及德玛诺（Kenderer）三人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汤尚贤、加尔特二人合测江西、广东及广西。费隐、潘如测绘四川、云南。潘如因劳死于云南。一千七百十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费隐亦病。乃于一千七百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又派雷孝思赴滇，同测云南、贵州及湖广之图。一千七百十七年（康熙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全功告成返京。白进汇成总图一张，各省分图一张。康熙五十七年进呈。于是关内十五省，及关外满蒙各地，皆经测量成图。为中国自古未有之大功。自康熙四十七年始功，至五十五年竣事。五十七年，而全图绘毕。帝名之曰《皇舆全览图》。迄今为中国各种地图之最要根据。同治二年武昌府刊印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及现今坊间所售之各种图，皆不能出乎此图之上也。当时所用测量方法为三角纲法。中国人以前所未知也。

（参考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见《地学杂志》十九年三期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西国医学之传入

中国医药之学，发明甚古。古代名医，史不绝书。医药书籍，汗牛充栋。然好泥古不变，进步迟缓。解剖学知识尤为缺乏，传布机关全无。海内良医有发明新疗养法，新丹方者，大抵严守秘密，传子传孙，不传他人。失医为仁术之意矣。古代西国医学，较之中国孰优孰劣，诚不易言。但十九世纪以来，各种麻醉药，杀菌药之发明，爱格斯（X）光线及雷锭（Radium）之施用，使病人痛苦减轻，传染病可以预防，体内疾病，可以手术割去医疗。种种进步，腾飞直上，一日千里。中医与之相较，真不啻牛车骡车与汽车飞机之比矣。医术可以减轻病人痛苦，得人欢心，除祛隔阂，教士似深知之。古代景教徒在阿拉伯帝国之得以兴旺者，擅长歧黄术，亦其一因也。医院药房，医治身体之外，尚可医治灵魂也。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曾否努力输入西洋医学，无记载可考。

路德新教徒入中国后，西洋医术始传入中国。最早者为种痘法。有谓为西班牙人于一千八百零三年（清嘉庆八年）传入中国者。据确实记载，则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官皮尔孙（Alexander Pearson）于一千八百零五年（嘉庆十年）传种痘法于中国。皮尔孙在广州行医，曾著一小书，说明种痘法，斯当顿（George Staunton）代为译成华文。氏又传授其法于中国生徒，最要者为海官（Hequa）。海官以后成为名医。三十年间为人种痘，达一百万口。海官传此法于其子。在他处设立医院，为人种痘。一千八百二十年时（嘉庆二十五年），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立温斯敦（Livingstone）与玛礼孙在澳门，立一小医院，医治贫苦中国人。有中国生徒襄助其事。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光七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 R. Coliedge）在澳门立一眼科医院。翌年，又立一养病院，可容四十人。五年间，入院受医者达四千余人。捐款维持者，东印度公司职员外，中国大行商人，亦皆踊跃输将此为第一西国医院，立于中国境内也。再次年，郭雷枢在广州，又立一小医院，中外人皆可受治。延白拉福（J.A.Bradford），及柯克司（Cox）两医士襄理其事。郭雷枢著一论文，题曰《任用医士在中国传教商榷书》（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此文在美国颇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时（道光十四年），美国人派克（Peter Parker）先在新加坡立一医院，专医中国侨民。翌年，移医院于广州，专理眼科。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与美国公理会士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及郭雷枢，共组广州医科传教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派克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道光二十四年）充美国使馆参赞，代理公使，后为正式全权公使。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丰七年）离中国，回美国。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同治八年）在美国充驻华医科传教会会长。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光绪十四年）卒于美国。氏为在中国教士兼医生之第一人。次于氏者为英国人罗克哈忒（William Lockhart）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抵广州。翌年，充派克在澳门所立之医院院长。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抵上海，立英租界山东路之医院。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在北京立一医院，即以后协和医院之基础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英国人霍布孙（Benjamin Hobson）抵广州，充澳门医院院长。后往香港，充伦敦传教会医院院长。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丰七年）抵上海，充山东路医院院长。

自是以后，医生兼教士来华者日多。各地西式医院，亦逐渐设立。初立时多遭愚民反对，甚有谓外国人挖取小孩心眼以制药者。久之渐得中国人民信仰。外国医术，优于中国旧有，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完美，尤优于中国之无组织者多矣。外国医术在中国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当初医科传教会设立之目的，亦可谓远矣。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小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小也。今全国教会设立之医院，数目与物质两方，皆较中国自己公私设立者，多而且备。各省著名之教会医院有如汕头英国长老会之医院，奉天苏格兰联合自由会之医院，杭州大英医院、汉口英国医院、上海伦敦传教会医院、美国圣公会医院、济南齐鲁医院、淮阴仁济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皆资本雄厚，规模极大，驰名全国。每年活人无数。使中国医学，日渐欧化。现在虽尚有人持西医不如中医，或西医长于外科，短于内科诸说。但日久以后，西医自必战胜中医也。教会医院，林立于中国内地，对于传布西国医学知识，固为有益，但亦有害。彼人资本雄厚，名誉久著，使中国学西医者，初入世悬壶，不能与之竞争。社会尊视外国医生心理太过。本国之西医，无人问津，不得不改操他业者有之矣。西人存心竞争，不使中国人能操此高尚职业欤？抑中国之习西医者无恒心，无毅力，陛官发财之念，炽于安分守职之心，宣力社会，财产徐集，不若作官一日，不劳而获，腰缠万金，骑鹤升天之为乐欤？

（参观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