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学是人生的一个总要部分，修身是琢磨性情、陶冶情操，养学则可开拓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
圆满的人生和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修身养学的功力和事业的成败是紧密相关的，曾国藩能达到“内圣外王”，少不了“勤修”，胡雪岩能成为一代商神，也和修身密不可分。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
苏秦苦读雪耻；羞耻之心改造马超。
一个人所以稍稍顾及自己的脸面，是希望有人敬重他；如果一个人的狂傲懒惰卑鄙之情，已经暴露出来，他便会彻底无耻，不顾一切，宁愿与正人君子为仇，而从此以后此人便不可救药了。
古人云：知耻近勇。可见，知耻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为何物，那么，他除了成为社会的公害，还能成为别的什么呢？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中度过，阅人极多，对那些不知羞耻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而从他所说的话来看，那些人起初时还稍顾体面，是希望得到人们的敬重的，而当狐狸尾巴一旦露出，便会如泼妇一般，不顾羞耻脸面，专门与正人君子为仇，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这类人的体会至深。所以，曾国藩告诫人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知耻是必备的素质。当你身处逆境，面临人所不堪忍受的窘境时，如果你仍有羞耻人心，不自暴自弃，那你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1.苏秦苦读雪耻
战国时，苏秦学游说之术，想以此出人头地，却四处碰壁，受家人讥笑，但他并未因此而泄气，而是更加努力学习，以期雪耻。苏秦曾经和张仪同学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后便想凭自己的学问和口才，出去弄个一官半职。谁知处处碰壁，没有人理睬他的那一套。游说失败，狼狈归来，父、母、妻、嫂没有一个理他。苏秦深受刺激，这才觉得自己的学问还差得远。
但是，苏秦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抱负，他开始了更加勤奋刻苦的学习。他找来姜太公的《六韬》、《阴符》等兵书，足不出户，昼夜攻读。有时候念累了，眼皮粘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就用一个锥子刺戳自己的大腿。锥子入肉，血流如注，切肤之痛使他迅速驱走了睡意，于是他又重振精神，继续攻读。
相传，苏秦有时读书太累了，就要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当脑袋要扑到案头上时，绳子就揪住了头发，牵痛头皮，人便又醒了。苏秦就这样头悬梁，锥刺股，刻苦用功，读熟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并且研究了各诸侯的心理状态。
经过这一番准备，苏秦于公元前334年开始游说六国，终于得到六国君王的重用，佩挂六国相印。
2.羞耻之心改造马超
马超是三国时的大将，他为人狂傲，而张飞则通过引发他的羞耻之心而改造了他。
三国时，占据西凉的马超被曹操打败了，马超走投无路，跑去投奔了刘备。刘备对马超非常赏识，拜他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刘备对自己的待遇非常优厚，便目中无人，对谁都挺傲慢，和刘备谈话经常直呼其名，十分无礼。关羽见状，十分生气，便请求刘备杀掉马超，可刘备又不肯。张飞对关羽说：“要是这样，咱们就该给马超作出个样子，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礼法。”
第二天，刘备召集众将开会，关羽和张飞都亲自拿着宝剑值勤。马超来后便坐到了自己的席位上，可座席上却不见关羽、张飞的影子。马超挺纳闷，找了一圈，才看见他们俩正站在那儿执勤呢。马超见状大惊，从此以后，马超见到刘备便恭恭敬敬的了。
羞耻的个体往往会感到沮丧、自卑、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绝望等，认为自己对事情无能为力。公开的情境会易化羞耻感，所以减少羞耻最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自我孤立，让自己远离他人。人们也可以通过积极努力，改善自己的行为表现来减少羞耻感。
不慎其前而悔其后，嗟乎！虽悔无及矣。
——韩婴
曾国藩的知悔论；曾国藩悔恨失军权。
1.曾国藩的知悔论
知道自己的过失，便加以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许多纠葛，避免了多少遮掩装饰的丑态。
窃取虚名的人，将会有想不到的灾祸；包藏罪恶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怀有嫉妒心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
吉、凶、悔、吝，这四者互相循环。吉，并不一定是指祥瑞，只要办事时处置得恰当，没有人非议和鬼神的责难，就是吉，越过了这一点，就是吝。
天道忌讳太满，鬼神讨厌盈溢，太阳到了中天就会下斜，月亮满了就亏缺，《易》中的爻辞常常称说贞吝，《易》的道理，是要求因时而变化，居中待变，如果死守不变，就由贞转化为吝了。做事过了头，不要说那些不义之事，就是尽善尽美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的事情，只要稍稍过了头，耻辱也会随之而来，我在京城做官，把我所居住的房子自名为“求阙斋”，也就是怕因为盈满而招来耻辱。
每个人无论贤能还是愚笨，碰到灾难都知道后悔，后悔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灾难。所以说：“震就是没有祸患，因为存有悔心。”冲击你的心灵，磨炼你忍耐的性情，这才是担当大任的基础；退身修行，这才是国家中兴的根本。
自古以来成就巨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殚心竭虑、觉悟事理、知道悔过中走过来的，耻辱慢慢变为灾祸，知悔则会转化为吉，所以《易》道以后悔为最善，以吝为最不善。我家的子弟，想要通过自我修养而免除灾难，特别要注重这么两句话：“不要追求快意的事情，要常常保持悔过的心态。”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剥”卦含着相对应的“复”卦，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央”卦暗藏着相对应的“妖”卦，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妖”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
所以，本来是吉的，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知道了悔，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既然得到了完美，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众人常有不足，而一个人常十全十美，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古人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国藩所说的知悔，除了这个意思，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对己，要时时知悔过，做错的事，就是错了，就要追悔不已，一有改过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对人，就要不顾个人面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任何姑息的成分。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曾国藩一生经历中的重要教训。
2.曾国藩悔恨失军权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渝旨”。
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防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消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
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人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兄弟对清政府消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则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杨岳斌、彭玉麟，而水陆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带山，仍当恳带我归里”。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之帅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
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曾国藩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起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湘军的将领们大多已高官厚禄，由曾国藩保举的胡林翼不但早已官到巡抚，而且新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已授浙江布政使，并加巡抚衔，连当年以千总应募的杨载福也已官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曾国藩仍不过一在籍侍郎，无地方实权，且官位低于胡、李、杨等。这不由不使曾国藩感慨系之。他在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写信给远在江西吉安的曾国荃说：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因此，他希望曾国荃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在这种湘军节节取胜、统领者步步高升的情势下，曾国藩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了，再也按捺不住立功成名的内心蠕动，难以在寂寞的山村呆下去了。
《湘军志》说：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正在这时，清廷谕江西巡抚耆龄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驰浙江，在清军聚集浙江，互不统率，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清廷亟需要物色一名“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胡林翼早在咸丰七年十月就奏请起复曾国藩，朝廷未许，这次，又继给事中李鹤章等之后，趁机再次奏请起复曾国藩，故清廷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谕，根据胡林翼的说法，写了“萧、张、王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的话。
由于有上述多种因素，曾国藩便不再考虑自己说过的统兵者非位兼巡抚不可的意见了。他于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日（7月13日）按到上谕，初七日便第二次墨缓上道。咸丰帝看到他的《恭报起程日期折》后，于七月初五日朱批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显然，他对曾国藩这次没有讨价还价是颇为满意的，故着意表彰他奉命即行。
人的一生中总会犯一两次让自己痛心的错误。有的人会为此后悔、受罪，有的人会为它伤心一辈子。追溯犯错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三：1、当时头脑不清醒、认识肤浅。2、财迷心窍、急于求成。3、受制于人、无可奈何。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老子
知足常乐，适可而止；曾国藩反复开导九弟。
1.知足常乐，适可而止
知足常乐，这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可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是贪得无厌者多，知足不求者少，曾国藩深知贪得之弊，所以一力倡导知足。在他看来，只有知足，对现有处境感到满足，不去苛求什么，就可以避免无妄之灾。
中国传统之所以倡导知足，是因为中国哲人认为，如果保持处于幸福状态中，远比去谋求幸福更重要。所以，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他们所得到的幸福。
于是，他们就为我们留下了例如“知足者常乐”、“知足不辱”、“有福者莫享尽”之类的话，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如何珍惜得到的幸福，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宗旨，就是凡事不可发挥到尽头，适可而止。
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将这种吃亏或者凡事都不过分的中庸理想极其美妙地表达了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土半姻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这种凡事不将它们发挥到极点，而是恰到好处时便充分地享受这种恰好的趣味，这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
2.曾国藩反复开导九弟
曾国藩一生自奉清俭，所以在名声钱财问题上看得很开，常常告诫家人，对之不应过分追求，因此，在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又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
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地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依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金人。对待做官如此，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不要贪，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他告诫儿子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为什么事小而关系颇大呢？因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钱多则易骄，则易奢，则易淫逸，则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之征。
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买田最易长骄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也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那么，自家有了钱有了物，如何办？他认为，须多多积善修德，赈济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朱子格言》）。
他捐钱买义田，救济同姓同里的贫穷者，还经常接济穷亲戚。道光二十四年，他俸银尚不多，却写信给六弟和九弟说：
你们的“岳家皆孤儿寡妇，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有钱人家，花那么点钱，如流水，如粪土，无所谓，而无钱人家得那么点钱，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所以遇事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曾国藩“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的具体化。
人的一生追求是无止境的。追求得越多，得到的可能也最多，但是随之而来的烦恼自然比他人多。长期必然造成身心疲惫，力不从心。人的一生不管你物质生活充实或贫乏，只要你身心愉悦，就是在过着幸福生活，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过着什么形式的生活，如果总是心里紊乱不安，这种生活就无异是对生命的一种煎熬。所以我们只有生活在安祥的世界中，才能真正的享受生命。
宽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文明、胸怀，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宽容了别人就等于宽容了自己，宽容的同时，也创造生命的美丽。
——爱默生
雅量体现一个人的修养；雅量体现一种美德；曾国藩的雅量。
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必然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因此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含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雅量虽然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度量自然就渊深。
1.雅量体现一个人的修养
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见到家里着火了，最心平气和的人也会急红了眼；见到别人当面侮辱自己，有几个人能做到充耳不闻？但是，那些真正有雅量的人，却往往能出人意表，忍人之所不能忍，因此也能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所以，有雅量，这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蔺相如避让廉颇的故事可谓千古美谈，而蔺相如也因此被人认为是最有雅量的人。
据《史记》载，蔺相如出使秦国，完璧归赵后不久，因为蔺相如功劳大，任命他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担任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凭着口舌立了点功劳，可是职位在我之上，而且蔺相如本是地位低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能忍受官居他的下面。”并扬言说：“我碰见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蔺相如听说后，不肯跟廉颇会面。相如每逢上朝的时候，常常借口有病，不想跟廉颇争位次。过了不久，蔺相如外出，望见了廉颇，蔺相如连忙掉转车头躲避。这时，蔺相如的门客们一齐进言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服侍你，只因仰慕你的高义。如今你和廉颇同朝为官，廉先生口出恶言，可你畏惧、躲避他，害怕得太过分了。况且普通人都对此感到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等不才，请允许我们告辞。”蔺相如再三劝阻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相比哪一个更强？”门客们回答说：“廉颇不如秦王。”蔺相如说：“像秦王那样的威势，我敢在朝堂上大声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相如虽然愚笨无能，难道独独会害怕廉将军吗？但是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由于有我们两人在。现在如果两虎互相争斗，势必不能共生存。我这样做的缘故，是因为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而把私人的仇怨放在后面。”廉颇听说后，就袒露着肩膀，背上荆条，由宾客领路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他说：“我这个浅薄卑贱的人，不知道将军胸怀宽阔到这种程度。”两人终于相互和好，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朋友。
2.雅量体现一种美德
雅量体现的是一种美德，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种美德的人是非常多的。
东汉时，刘秀手下有员大将，名叫冯异。他作战勇敢，治军有方，他的队伍进退行止都有明确的号令，在汉军中以整齐著称。 可冯异为人特别谦虚，从不自夸。外出路上与其他将领相逢，总是回车让路，非常恭谨。每次战斗结束，队伍扎营休息，将领们总是喜欢摆功争赏，而冯异则单独退避到一棵树下，从不参与。时间长了，军中都叫他“大树将军”。
因为“大树将军”治军有条理，为人又谦逊，从不居功自傲，所以深得军中将士的拥戴。刘秀攻破邯郸以后，整编队伍，重新安排众将，每人都配备从属人员，军中的官员都愿意分到冯异部下，刘秀因此特别器重他，冯异也果真不负重望，屡建功勋，成为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佐命功臣）中的一员。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则堪称为有雅量的典范了。公元223年，蜀汉发生了以益州郡（今云南晋宁）豪强地主为首的武装叛乱，杀死了蜀汉派去的太守，又派出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和影响的孟获到各地去作欺骗宣传。孟获以蜀汉政府故意难为当地人为借口，号召更多的人起来反叛。这样，叛乱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采取了非军事的安抚手段，这反而使叛军的气焰更加嚣张。诸葛亮为稳定后方，为北伐作准备，决定亲自率兵南征。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讨伐叛军。参军马谡在送行时向诸葛亮献计，他说：用兵的道理应以“攻心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采纳了他的建议。大军到了南中，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为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的关系，使南中地区真正安定下来，诸葛亮决定对孟获采取“攻心”政策，下令蜀军在同孟获交战时，只许生擒不许加以伤害。初次交战，孟获果然被活捉。诸葛亮对他不杀不辱，大加优待。为使其心服，亲自领他参观蜀军阵势，问他：“这样的军队你能打赢吗？”孟获说：“以前我不知道你军的虚实，如果你敢放我回去，再打一仗我是能够打胜的。”诸葛亮真的把他放了回去。再次作战，结果又被蜀军活捉，但他不服气，诸葛亮又将他放回。就这样，一连捉了七次，放了六次。当最后一次还要放还他时，孟获心服口服，十分佩服诸葛亮的智谋，同时又知道了蜀汉并非存心与自己为敌，就对诸葛亮说：“此后南中的人不会再反叛了。”孟获归降之后，其他几股反叛势力也很快归降了诸葛亮。南中地区获得了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南中地区再也没发生过反叛事件。
3.曾国藩的雅量
到了近世，有雅量的人则越来越少，这主要是因为近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人事间的争斗越来越烈。而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则可称得上是大有古风的人，这可以从他与左宗棠和李元度二人的交往中反映出来。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
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
有一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不驯。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的对左宗棠的举荐。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此事，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
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味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
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峨，马道靡托已也”。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
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参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人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到了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
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日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赏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人总会去寻求自己喜欢的事物，每个人的看法或观点不同，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彼此容忍和尊重对方的看法与观点的雅量。人与人偶有摩擦，往往都是由于缺乏那分雅量的缘故；因此，为了减少摩擦，增进和谐，我们必须努力培养雅量。
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但丁
曾国藩的仁爱论；古代圣贤的仁爱之道；曾国藩的《爱民歌》。
1.曾国藩的仁爱论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会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我们带兵，就像父亲带儿子、兄长带弟弟一样，没有钱财，没有得到保举，都是小事，千万不能纵容他们因扰乱百姓而坏了品性，因为嫖娼、赌博、吸食大烟而损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好学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么，不仅他们自己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恩不尽。
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看作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将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文饰。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也就是爱的意思，曾国藩强调仁爱，这也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只有有了爱人之心，别人才有可能爱你、助你，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2.古代圣贤的仁爱之道
仁爱之道，是古往今来创业守成的不易之道。
西周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
一天，武王问姜太公治国方法，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一点就是爱民”。周武王又问：“怎样爱民呢？”
姜太公回答说：“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他们失败，使他们生活下去而不要杀害他们，给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的财物，使他们欢乐而不要使他们受苦，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使他们发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他们。老百姓失去了本职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失去耕种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他们；加重征税搜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劳苦忧乱人民，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者对待人民，好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好像哥哥爱护弟弟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可怜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
荀子在与孝成王等人的答问中，也提出仁爱是用兵取胜的关键。孝成王说：“我请问用兵的要术。”临武君说：“在上方得到天时，在下方得到地利，观察敌方的变动。要在这三者以后发动，要在这三者以前顾及到。这便是用兵的要术。”
荀卿说：“不对，为臣我所听到的：古代的道术，凡是用兵作战的基本，在于齐一人民。弓箭调和不好，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标射中；马匹调和不好，造父就不能够把车赶得遥远；士民如果不能亲密地归顺，即使汤王、武王也不能取得胜利。所以，善于顺抚人民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术只在于抚顺人民而已。”
3.曾国藩的《爱民歌》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传统的以仁爱带兵这一方法，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方法是极为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日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规定了许多不许扰民害民的事：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火。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最后他总结地写道：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曾国藩一方面标榜仁爱，一方面又被人称为“曾剃头”，意即杀人像剃头一样。在这方面，应该说暴露了他本性残忍的一面。
咸丰二年底他刚出办团练，就对友人说：“不治以严刑峻法，则竖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更表明决心说：“不敢不威猛救时”，“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所以只几个月，在湖南便盛传他为“曾剃头”，令人侧目。
过了八年，正当湘军围攻安庆之时，他给正在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写信，叫喊：“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以假仁慈误大事。”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以杀人为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似乎发现了良心一样，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国藩写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确实一本正经，堂堂皇皇。可是湘军果真不扰民、解散胁从吗？只须举一个例子。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太平军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后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当那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稍流露出一点悔意，曾国藩立即对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尤可愤慨的，是曾国藩对湘军屠城的肯定与鼓励。他兴奋地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他鼓励正围攻吉安的曾国荃说：“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克城’虽迟亦无后患。”后来，湘军在攻占安庆、苏州、金陵时，都疯狂地屠城，仅金陵一处，曾国藩便向同治帝报告说：“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显然，这些被杀者不仅包括大量胁从，还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拥护满清皇朝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属。
所以，儒家提倡爱有差等，即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爱，爱的只是自己阵营中的人，而对非自己阵营的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人，则应毫不宽贷。曾国藩的行为大概也只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了。
仁，就是二个人字，从这个字的形我们看到了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字呢，古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害人人，人人必将害我。”的简写。这句话中两次使用二人组合。所以就是仁的意思了。仁是道的一种。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
——莎士比亚
逆境面前“无所逃而待烹”； 拂逆面前做到“圣贤之用心”。
1.逆境面前“无所逃而待烹”
对待逆境的方法，只有《西铭》中所说的“像申生那样无处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样勇于追随而顺从命令”等话，说得最亲切。
外界困境的侵扰，不可常存心中，而应把它排除，这样，终究会走上坦途。心要安定，气要静定，精神要安适，身体要泰定。
古人办事，也往往有人干扰阻挠，这种违拗的情况，代代都有，人人难免。因为厌恶别人违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别人顺从自己，便设法诛除异己，这是权奸的行径。听任其违拗自己，借此砥砺自己的德性，培养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并且以没有敌国外患，反而造成亡国为虑的，这就是圣贤的用心。借助别人的违拗，来磨砺我的德性，这就差不多了吧！
《挺经》的主旨就在于在逆境中顽强挺立，等待机会的到来。因此，此章处逆境之道当属《挺经》的核心内容。曾国藩把逆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的逆境，它关系到生死存亡；一类则是比较小、的逆境，它关系到事情处理的顺遂与否，这也称为拂逆。
在逆境面前，曾国藩为什么会主张“无所逃而待烹”呢？这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将特别提一下曾国藩两次自杀的经历。1854年2月，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又被太平军夺回。岳州之役后，石达开之堂弟石贞祥与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得距长沙城北仅五十里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九十里的湘潭。王闿运后来分析道：“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二十刻。”与此同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两粤诸地本已很活跃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想”。当此之时，省城内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因而昼闭城门，自断饷道。曾国藩于是于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众计议，都说：“人城坐困，宜亲督战。”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名，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为数不多。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当然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指向何处，当时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人建议先夺取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因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若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向；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们多不同，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理宜先夺取湘潭；若攻靖港大败，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于死地。持此主张最力者是陈士杰。他对王闿运说：“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阎运把这个意见转告曾国藩，曾“即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向曾国藩“尽其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恰恰这时，“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决心先攻湘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带动一千三百余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管带水师五营逆湘江而上，夹击湘潭，并且约定由曾国藩于第二天自带五营继进。
当天晚上，突然长沙县乡团的士绅来报：“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
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
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竞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
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缒城出，到船上会见曾国藩时，他的短袄上泥沙犹在。左宗棠劝慰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他“瞠目不语”，只在纸上写明所存军械、弹丸、火药的数量，叫左宗棠代为检点。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藉藉，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布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
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道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有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一些同窗好友，也多敬而远之。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
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了。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因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而被降二级调用。自靖港归省后，弃舟上岸，独居城南妙高峰上，想起自己的处分，又想起自己成师以来，初战失利于岳州，继而挫败于靖港，悲观至极，料必被朝廷科以重刑，乃写好遗折和遗片，谓自己“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只待填写自裁的日子了。只是由于身旁友人多方劝慰与鼓励，尤其他想起父亲曾麟书屡屡告诫他“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这才最后打消了自裁的念头。
他父亲的信中有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时人闻者，肃然起敬，传为美谈。当然，曾国藩没有去演这幕自裁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派去湘潭的队伍屡获胜仗，太平军死伤四千余人，炮械、战船也损失不少，败退岳州，主将林绍璋被革职。塔齐布等的这一胜利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悲中有喜，他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能够继续上游。他笑着对幕友说：“死生盖有命哉！”
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尽则完全是由于湘军的骄傲造成的。1855年湘军由于几个月在岳州、城陵矶、武昌、罗家墩等地连战连胜，很有一股骄气和锐气，水勇赤膊短衩，手持刀枪，露立船头，急流东下。
咸丰四年九月（公元1855年11月）水陆两师先后从武昌等地拔营起行，一路攻克大治、兴国，九月二十九日（11月15日）水师在蓟州获胜；十月初一、初四、初五（11月20日、23日、24日）陆师在半壁山大获胜仗，逼太平军移屯下游之富池口。半壁山对岸为田家镇，在长江之北。太平军在此驻有重兵，约四万多人，且在江面上横亘铁锁链四道，铁锁链系在船、排之上，船上置枪，排上安炮，同时铺沙贮水，以防火弹延烧。铁锁链上游有战船三四十只，铁锁链下游约六十里处，则屯集各类大小船只。田家镇沿岸上下六七里，都安有炮台，统由燕王秦日纲管带。
湘军根据“先攻南岸，次攻江西，然后合攻北面”的战略部署，十月初在半壁山获胜后，于十月十三日（12月1日）发起了新的进攻，斩断了江上铁锁链，焚烧了太平军船四千多只，其所夺船五百多只，也一并烧毁。驻田家镇的太平军因而下撤。与此同时，在田家镇上游的蕲州，由检点曾凤传、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本与魁玉、杨昌泗尚相持不下，闻田家镇失守，也于次日深夜弃城东撤。
此次田家镇之役，湘军的屠杀极其残忍，曾国藩自供道：仅仅南岸，“自半壁山以至富池口，中间沙州数里，前此初四、初五之战，尚有千余贼尸未收，至于焚溺半死之贼，复混杂于沙际水滨，残骸堆积，断肢漂流。”至于江面上，“申酉之际，追至三十余里之武穴地方，乃纵火大烧，烟焰蔽天”，“又三十里至龙岸，时已三更，凡烧船约四千余号，百里内外火光烛天，皆该逆历年听掳民船，同归浩劫”。
田家镇之役，使太平军于九江、安庆之上游顿失屏障，水师损耗殆尽，西征的计划再次受挫。而在湘军方面，“自有此军以来，陆路杀贼之多，无有过于初四之战，水路烧船之多，无有过于十三之役”；加上，北路桂明之绿营虽被朝廷明令归曾国藩节制，但行动迟缓，节节逗留，军功无几，屡遭上谕谴责，故湘军营哨弁勇此时更多骄慢之气，几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如此，它的挫败必然接踵而来。
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855年1月29日）水师在小胜之后冒险突进，一百二十多只轻便战船载着两千多水勇，尽除鄱阳湖口障碍，驶入湖内。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的太平军奋勇齐出，飞速设垒设卡，断了这大队水师的退路，使实力雄厚，一时所向无敌的湘军水师从此被截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其在长江者，“多笨重船只，运掉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李孟群、彭玉麟只得放弃这些笨重船只，退逃上游。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因田家镇之胜，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大败于长江水面上。三更，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太平军，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乘月黑地暗，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大乱，纷纷挂帆上驶，“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且有弃船而逃者，粮台各所之船，水手尽行逃窜。”
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许开船，可是令不行禁不止。仓卒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焚百余条，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文案全失”，连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已失，痛心疾首，再次投水自尽，又被幕客派人救起，送入罗泽南陆军营内。他还欲效春秋时晋国先轸之例，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蓉等力劝乃止。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犹余悸未定，感叹“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
正是因为这两次自杀经历，让曾国藩得出了“死生由命”、“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等宿命论观点，既然一切由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此后曾国藩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再也没有想过去一死了之。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认识，才促成了他最后的成功。自曾国藩两次自杀以后，他接下遇到的最大的逆境是湘军三河之败。
1858年，太平天国重整朝纲，各路军师在枞阳大会之后，陈玉成、李秀成指挥的大军于8月收复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市），9月25日在滁州乌衣镇歼清军江北大营三四千人，9月26日在江浦县小店歼清军江南大营援师五千人，进而在浦口向江北大营进击，歼敌一万多人，使江北大营溃不成军；又乘胜克复江浦、六合、扬州、天长等重镇，使金陵与大江以北的交通得以恢复。
同时，陈玉成部由潜山指向武汉，石达开大军进入湖南省境。在太平军击破江北大营前后，湘军李续宾曾率部从湖北猛攻安徽，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其势汹汹。但当他进攻太平天国的后勤基地三河镇时，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会同捻军张乐行共十余万人，挥师驰援，切断了湘军的退路，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于十月十日（11月5日）全部被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曾国藩日夜忧伤，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给在乡间的弟弟们写信说：“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今年六七月间贼势尤极穷蹙。八月间，逆匪忽破浦口，德钦差营盘失陷。又破江浦、天长、仪征三县。扬州被围，并有失守之说。南京之贼接济已通，气势复旺。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者！”
与此同时，江西建昌、宁都一带由于战争仍频，千里赤地，疫病流行，传染到了兵勇。先行入闽的张运兰部三千多人便“留八百人在建昌养病”，萧启江部病者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吴国佐部病者不下八百人，刘长佑部“患病尤众，几于十人而九，不复能以成军”，“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这就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
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他写信给儿子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北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但愿尔专心读书，……则余在军中，心常常自慰。”
从此，曾国藩再不唱一年内肃清太平军的高调了，而且“公愤私戚，意绪瞀乱”。他“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
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分析了建昌东面的福建连城一带、南面江西信丰一带与北面景德德一带的太平军的情况。三处虽均距建昌在五百里以外，但连城太平军人数少，“闽事不足深虑”，赣南太平军则“尚有畏避官兵之意”，且有开赴湘南的趋势，只有“景德镇之贼，无论东犯广信，西犯湖口，皆为莫大之患”。患在哪里？他认为，在江北三河溃败、安庆撤围的情况下，“若使南岸彭泽、湖口复有蹉跌，则九江亦且岌岌可危”，湘军在整个战场上很可能毁于一旦。因此，他强调，“就大局而论，景德镇情形又较重于南路”。于是他立即将自福建折回的张运兰部调至景德镇，与统带饶防兵勇的刘于淳汇合。舍东舍南而图北，是曾国藩的很重要的一着棋，为他后来进军安徽，包围金陵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2.拂逆面前做到“圣贤之用心”
曾国藩一生大半时间是身处官场之中，遭受的拂逆可谓数不胜数，这些拂逆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部下的，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上司的。那么，在这众多的拂逆面前，曾国藩是否真的做到了“圣贤之用心呢”？在此，我们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是曾国藩兵陷江西的例子。
咸丰六年，在江西战场上，虽然先后有三支从湖北、湖南赶来的援军，但曾国藩部已被强大的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昔日陷岳州，夺武昌，连帆东下的军威荡然无存。时过一年多，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不无遗憾地说：“前在珂乡二年，毫无功效”。
在政治上，曾国藩在江西的两年也处于相当困窘忧郁的境地。咸丰帝既要利用他，又不信任他。大臣的进谗与讥评，固不待言，即使以江西巡抚陈启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曾国藩越权侵官，故意与之倾轧，多处掣肘。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却说江西本省毋庸设立；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江西要在厂内取去若干船只，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复需用。曾国藩调罗泽南部会攻湖口，陈启迈却调他防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调往湖口，曾国藩几次都复信屈从。
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往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陈启迈“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能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在县内办团练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看中，曾两次与陈面商，拟带他至军营效力，陈启迈当面含糊其辞，背后却命按察使恽光宸以彭寿颐正与彭才三打官司为由，将彭寿颐投入监狱，严刑凌虐。曾陈两人针锋相对，几至不能容止。
曾国藩气急败坏，再也不顾自己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的情分，于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7月23日）上了一本《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指控他有虚报战绩、欺君罔上，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保举不公、练团解体，徇庇下属、纪纲废弛等四大罪伏。于是咸丰帝将陈启迈和恽光宸革职查办。虽然曾国藩出了一口气，但是接手的江西巡抚文俊并不因此与曾国藩和衷共济，依然对他排挤歧视。王定安评论说“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这还是仅就曾国藩与地方主要长官的恶劣关系说的，即使与省中一般的文武官僚、绅士、良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不敢亲近、不能亲近、隔阂重重，以致处于孤立困厄的境地。他丁忧回籍后，仍然对此不能忘怀，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若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曾国藩的一腔衷情，娓娓诉来，想曾国荃读了，一定曾为阿兄暗抛怜悯之泪。
粮饷是军队的大事。无饷则勇溃，有钱便卖命，这是湘军的特点。而曾国藩驻江西两年在筹饷这件事上也是困窘忧郁的。湘军的饷需原先完全由湖南供应。在出征鄂、赣之后，后方越来越远，转运艰难，常有无以为继之虞。因此曾国藩在兵败湖口，退守江西后，立即于二月二十七日（4月13日）上奏朝廷道：“今贼匪占据汉口，臣军远隔下游，粮道已断，四川、湖南之饷，不能远解来营，即去岁准陕西饷下欠二十万两，亦不复能解至臣军矣。仅恃江西捐项，臣等水陆万余人，殊不足以资接济。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于四年漕折项下，每月酌拨银两以济臣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据曾国藩自己估计，他在江西的两支陆师和一支水师每月需银九万两，但是陈启迈总共只给他数万两漕折银，而且“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示己之恩”。
欠饷、缺饷给曾国藩所带来的不止是个人的苦恼，更主要的是军事上的恶果。咸丰七年初，毕金科部驻饶州，因久未领粮饷，面有菜色，多次素饷亦无结果。后来，“有司者责君，能破景德镇，军食可图也”。鲁莽的毕金科于是率领饥疲之勇千余人，贸然骤攻景德镇，陷于太平军的包围圈中，死于阵前，全军亦随之覆没。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到毕金科战死的地方去凭吊，并令人立碑。后来，曾国藩又特作《毕君殉难碑记》，其碑铭说：“人心之贼，一矢或伤。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郁极思伸，矫首砥天。徒飞无翼，或坠于渊。渊则有底，愤无已！”这与其说是追悼毕金科，不如说是曾国藩在江西两年的自伤自叹。
可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曾国藩那种“动心忍性，委曲求金”的圣贤用心是无法发挥的，因为，粮饷是军队的生命，岂可一忍了之。
第二个例子是天京攻破后来自上司甚至朝廷的猜忌、怀疑、防范甚至威逼。金陵攻克以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于城外逮住，解交曾国荃军中。部将萧孚泗等为了冒功，却呈报是他们派兵拿获的，并且把解送李秀成的乡民们绑起来拷问，勒索李秀成随身所带金银珠宝。与这事有关的将领兵弁，不是曾家的亲戚，便是邻里乡亲；曾国藩兄弟明知萧孚泗等人的胡作非为，大损湘军声誉，也只好眼睁眼闭，置之不问。而这事传到外面，众口喧腾，曾国藩兄弟又成为众矢之的了。
当时朝野都以为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献俘京师。而曾国藩兄弟却因为李秀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解到北京，湘军一切不太合法的事迹，势难掩饰，又将贻人攻击口实，生出无数波澜来。因此不顾朝旨的勒令，同僚的劝阻，毅然“先斩后奏”，迅雷不及掩耳地先把李秀成杀了，然后再向清廷解释原因，清廷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攻讦曾国藩兄弟的流言满天飞，诸如“杀人灭口”、“专横跋扈”之类的指摘，不一而足。甚至有人认为李秀成并没有死，曾国藩所杀的只是替身而已。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过明查暗访。
更有一事，也使曾国藩十分难堪：
金陵城破之后，曾国藩根据曾国荃报告，曾向清廷奏报：城内太平军，或擒斩，或自尽，或追杀，无一漏网。幼主洪福滇则死于乱军之中。不幸几个月之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却奏报擒获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填等一干太平天国高级领袖。据供同时逃出金陵的，不下数千人。
这一来，已足证明曾国藩从前的奏报，是虚伪不实的了。至少应负“失察”之过。要不是有克复金陵、荡平大乱的大功，这“饰词人奏，铺张战绩”的欺罔罪名，曾国藩兄弟是逃不了的。虽然清廷不便明显地加罪，而来自各处的冷讽热嘲，也是够使人难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寿祺竟引此事而弹劾曾国藩。是否出于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寿祺以一个小小的起居注官，居然敢弹劾功业正盛的总督大臣，倘非见风使舵，是难以想像的。如此则清朝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怀疑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兄弟明加封赏，在骨子里却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这对于一生以克己自持，谦退为怀的曾国藩来说，并不难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爆脾气的曾国荃，就咽不下这口冤气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竞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温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人参六两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冤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竞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劝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之将，而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大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咸丰皇帝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咸丰毫不容情地大骂曾国藩：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打了七八年烂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蔼，未信君山铲不平”句，强调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生主自许，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处，否则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如其致同乡兵部侍郎黄悼函说：
弟自庚申（公元1860年）忝兵符以来夙夜只惧，最畏人言。返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文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便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
此函颇明白地透露出对朝内倾挤之怨望。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亦将引退决心函告郭嵩焘：
近来礼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如人愿否？
此已充分表明曾国藩决心引退之志，而无所隐瞒与系恋。曾国藩值此众谤丛集之会，惟有与弟曾国荃互相安慰，互相勉励，其致曾国荃函，尤见心情之充分流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初三日函说：
弟军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余岂忍更有挑剔？况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即兄弟同心御侮，尚恐众推墙倒。岂肯檄生芥蒂，又岂肯因弟词气稍忍，藏诸胸臆？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怄，遂不容胞弟片语乎？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养。此时之兄弟，实患难风波之兄弟。惟有互劝互助，互恭维而已。
至于朝内方面之猜嫌疑忌，尤加深曾国藩之恐惧忧烦。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算。因此有御史贾铎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诫。
朝廷故示生杀之威，操纵臣下，尤足使曾国藩惊惧伤心。此一谕旨，极具参考价值，足为研究当时政情之重大参考。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十一日上谕：
据御史贾铎奏：请饬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掠金银，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等语。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至国家命将出师，拯民水火，岂为征利之图。惟用兵日久，帑项早虚，兵民生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布置。惟该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该大臣知悉。
同时，果然有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由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之猜疑，对湘军之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在这种种拂逆面前，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动心忍性”的圣贤用心，不断地表白自己不愿官居高位的心迹，只是让人感到过于悲凉。
第三个例子是曾国藩剿捻防线崩溃之时。针对当时捻军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特点，曾国藩摒弃了僧格林沁前堵后追的疲劳战术，而代之以千里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筑就的千里防线都在一夜之间被捻军冲破，从而使他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准、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顷。”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通筹全局，毋得去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戮，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里，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行，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办剿捻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时，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又开异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常留余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曾国藩这里，成为了他治政治军过程中处事的一条原则。他在攻克金陵前对曾国荃强调说：“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这种“功不独占”的思想，以及攻克金陵后由裁军、减饷等事所体现出来的“功成身退”的思想，都是“常留余地”的具体化。
他对下属，也常劝诫他们“常留余地”。例如，当鲍超“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之际，他写信给鲍超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盛衰消息，“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本是自然规律。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的思考，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他告诫诸弟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曾国藩也是过分自责了。
所谓顺境，指的是一种顺利的环境、和谐的局面、良好的态势。逆境，不顺利的境遇。也就是说，人总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维持生存还是成就事业，总感到困难重重时，我们说，这样的环境是逆境。人人都渴望顺境，因为从顺境到成功，困难少，阻力小，资本厚，条件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