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清一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修身砺志、勤奋治学、处世为官之道颇受现代人的推崇。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可能有诸多因素，但他广泛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才俊智囊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只有有天才的人才能发现天才的幼芽，发展这些幼芽，并善意地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援助。必须让有天才的人独立，而人类应当深刻地掌握一条真理，即人类要使有天才的人成为火炬，而不要让他们放弃真正的使命。
——圣西门
成汤重用伊尹为相；刘备“三顾茅庐”；曾国藩略施小计得人才；曾国藩为国得人，知人善任。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
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就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1.成汤重用伊尹为相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千里马常有，那些慧眼识人、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
商末，周族的势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他的儿子姬昌即位。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开始积蓄力量，图谋灭商。商纣王昏庸无道，整H淫逸玩乐，不听群臣劝谏，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闻听后悲叹，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在菱里城（今河南汤阴县北部）。直到周人闳天、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姬昌才被放了出来，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
姬昌回到周地后，自己称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爱幼，礼贤下士，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即太公望，又名吕尚。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正中姬昌的心怀。自此，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训练军队，准备灭商纣王。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治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所以周族迅速强大起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周文王虽然早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距今三千年前，中国处于夏朝。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荒淫无度，残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趋衰落。
此时，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商却日趋强盛起来。商国国君成汤胸怀大略，贤明能干，广施仁义，礼贤下士，注重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商国也越来越强大富庶。
成汤每年要向夏王朝纳贡。沿途他听到夏王朝百姓怨声载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结束啊？我们情愿与你一起灭亡！成汤看到桀王把国家搞成这样，非常不安，他四处寻访贤才，想推荐给夏王，使他纳贤从谏，治好国家。
成汤听说伊尹是贤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细心养蚕，还潜心读书，研究尧、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国之道。
成汤派使者带着重礼前去聘请伊尹。伊尹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
成汤对伊尹的一请不就并不灰心，派使者带更多的礼品，再次去请伊尹。伊尹对于成汤的再次聘请虽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受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
成汤对伊尹的两次拒绝既不灰心也不恼怒，认为自己有真心有诚意，定能打动伊尹。就派人再次带着更珍贵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早听说成汤宽仁大德，礼贤下士。现在看到成汤能够屈尊来聘请自己这个农夫，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伊尹于是欣然从命，随使者来到商都亳。成汤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并想留下伊尹帮助自己治理国政。但伊尹认为：桀虽然暴戾跋扈，却是夏朝的君主；成汤虽然贤德，却只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辅臣。于是伊尹来到夏都。
桀见到伊尹，并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实在无可救药，料定夏灭亡已成定局。于是他仔细考察了夏朝朝廷内外的形势，离开了夏都。
成汤见伊尹没被重用，就把他聘请到商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亲兵。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2.刘备“三顾茅庐”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很想见到他，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字孔明，琅蚜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时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竞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也因为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曾国藩略施小计得人才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他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准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傲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曾追随理学名家唐镜海、倭仁学习，而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我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曾国藩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4.曾国藩为国得人，知人善任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军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人才那得如金铜，长在泥沙不速朽。愿公爱士如爱尊，毋使埋渣嗟不偶。
——袁枚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善于引荐优秀人才；不同人才做不同的工作。
1.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但随着时世的发展变化或消失不见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可再生资源。对于领导者而言，拥有人才比拥有核武器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面对紊乱的纲纪、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吏治的败坏又在于人才的缺乏。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非常重视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将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政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目标是：
一、使人倾尽所能、恪尽职守，不辱自己的使命。
二、网罗能人贤士，匡正自己的疏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此，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有三圣七贤之说。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破格提拔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优秀的人，并委以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将领都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是曾国藩1853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以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愈感人才匮乏，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在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所出告示中特别列出“寻访英贤”一条，以招贤纳士。
2.善于引荐优秀人才
为了广泛网罗人才，曾国藩提倡互相引荐。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十一人，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等人。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其军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就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强调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国荃府内用人不要操之过急。无才无能的人，即使是关系近的亲戚朋友也不要留用，贤明的人恐怕不会与他共事的。当时，亲戚朋友来曾氏营中求职的很多，曾国藩怕曾国荃滥收滥用，就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一看国家在位的都是贤良臣子就知道国运会兴盛，相反若当官的都是一些办事拖拉的人，就说明朝廷有危机快改朝换代了。既广求人才又要加以辨别和筛选，这才是选择人才的正确方式。
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特别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质地纯朴的人中挑选人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深恶痛绝。
3.不同人才做不同的工作
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但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相比起来，曾国藩更厌恶前者。他提倡所选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气又能吃苦，质地纯朴行事踏实，没有官气也不打妄言。
他还认为，在使用人才时，应抓住这个人的特点，准确坚定地让他做最适合的工作，这是人力使用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当，定会造成资源浪费。
对于发现的人才，而人才本并没有太多奢求的时候，利用物质利益而诱惑之，一旦有用武之地，予以提拔。大才小用容易造成人才上的心理失衡，而小才大用则有可能给企业带来损失。那些原来讲的“叫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叫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用人方式已经过时了。量才使用，才能使人才和企业双受益。
他有着天才的火花！你知道这是什麽意思？那就是勇敢、开阔的思想，远大的眼光……他种下一棵树，他就已经看见了千百年的结果，已经憧憬到人类的幸福。这种人是少有的，要爱就爱这种人。
——契诃夫
选才用人，不分贵贱；张之洞聘新人办洋务大业；萧何外举不避仇；吕蒙善待甘宁；刘伯温存古贤之风；曾国藩不因私废公。
推荐贤才，说起来简单，实质上是件十分复杂的事，因为它牵涉到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识才，就是要判定你所推荐的确实是贤才；二是有风险，因为一旦你推荐的人在日后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推荐者是脱不了关系的；三是要秉公，因为被推荐者很可能与推荐者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从中国五千年历史来看，虽然常常有奸党专政、裙带成风的状况，但在荐才问题上还是留下了不少佳话。
1.房玄龄选才用人，不分贵贱
唐鞔良相房玄龄，自幼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为官时勤勤恳恳，通达政事；审定法令，务在宽平；选才用人，不分贵贱。在辅佐秦王李世民时，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李渊也称他是“深识机宜，足堪委任”。当时，杜如晦在秦王府任兵曹参军，李渊受太子李建成的怂恿，欲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便下诏将秦王府的许多府僚调配各地，其中杜如晦被调任陕州长史。秦王李世民见羽翼被削，内心十分忧虑。
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幕僚虽被调走许多，但都不值得惋惜。只是杜如晦聪明识达，乃王佐之才也。如果大王甘心作藩臣，那杜如晦也没什么用处；如果大王您要一统天下，经营四方，那非此人不可。”
秦王李世民一听大惊失色，惊呼道：“你要是不说，我险些失去此人哪。”于是，李世民上奏唐高祖李渊，请将杜如晦留在秦王府做事，李渊答应了。杜如晦后来在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和辅政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代名臣。
2.张之洞聘新人办洋务大业
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张之洞身上。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中第一名举人，名噪京师。从政期间，整顿吏治，荐举人才，奖励农工，减免苛税，请洋人讲授科技知识，征聘新式人才创办洋务大业，是当时著名的洋务派官僚。
当时，法国侵略者企图吞并越南，张之洞深知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是位难得的治军人才，奏请朝廷启用冯子材，协同广西巡抚潘鼎新入越抗法。潘鼎新畏敌不前，不战而退，镇南关陷入敌手，潘鼎新却将败退的罪名加给冯子材。昏庸的清政府不辨真伪，责备冯子材“可恨已极”，并威胁说：“倘再拖延，即照军法处置！”
张之洞闻讯，立即上奏朝廷为冯子材辩冤，“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无方而致”，清廷这才再次下旨，剥夺潘鼎新的官职。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统军赴镇南关迎击法军。冯子材到镇南关后，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1885年3月24日，法军猛攻清军阵地，冯子材对众将士说：“若法军再入关，我们有何脸面见父老乡亲。”年逾七旬的冯子材持矛杀敌，清军将士无不同仇敌忾，拼死杀敌，法军溃败，清军乘胜收复谅山，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局势。
3.萧何外举不避仇
而在荐才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那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人。而且，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
西汉的三杰之一的萧何向来与曹参关系不睦。萧何病重的时候，汉惠帝亲自到相国府邸去探望他，而且问道：“您百年之后，谁可以代替您相国的职务呢？”萧何回答说：“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汉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陛下得到新相国了！我死也没有遗憾了！”
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后，凡事都遵从萧何在位时的规定，不做变更。汉惠帝埋怨曹参不治理政务，就找来他的儿子，令他回家探问一下。曹参得知此事十分生气，打了自己儿子二百鞭子，说：“天下大事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汉惠帝知道后对曹参更加不满，当朝责问曹参。曹参免冠谢罪说：“陛下您觉得和高祖皇帝比较，哪一位更圣明？”惠帝说：“我哪里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说：“陛下您认为我与萧何比起来，谁更贤达？”惠帝说：“你似乎不如萧何。”
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了严格的法令。现在陛下得以垂衣拱手而治，像我们这些人谨守职责，遵守旧制而不去破坏它，就完全可以了。”汉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很对。当时的民谣唱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使汉初政策得以保持和连续，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4.吕蒙善待甘宁
三国时吴国大将吕蒙，曾因军营之事被江夏太守蔡遗所举报，但胸襟宽大的吕蒙，对蔡遗并没有怨恨的意思。豫章太守顾邵死后，孙权向吕蒙询问由谁接任，吕蒙就举荐了蔡遗，称他是一位奉公尽职的官吏。吴主孙权笑着说：“你想做祁奚吧？”于是尊重吕蒙的举荐，由蔡遗出任豫章太守。
吴国勇将甘宁，性情火爆，好轻易杀人，而且经常违忤吕蒙的命令，甚至连孙权的命令也时有违犯，孙权对甘宁颇为恼火，而吕蒙却经常开导孙权，说：“天下尚未安定，像甘宁这样能征善战的勇将，实属难得，对他最好能宽容些。”于是，孙权消了怒气，善待甘宁。甘宁在同曹军作战中屡立奇功。
有一次，甘宁仅率百人夜闯曹营，斩敌而还，使曹军惊骇鼓噪。孙权对这员勇将备加喜爱，高兴地说：“孟德有张辽，我有甘宁，足以相匹敌了。”
5.刘伯温存古贤之风
而明代的刘伯温在这方面也存有古贤之风。
朱元璋拜刘伯温为军师之后，得到许多计谋，因此，刘伯温成了朱元璋的信臣，这样就引起了丞相李善长的嫉妒。李善长曾隐藏过一个罪犯，被刘伯温搜出后斩了。于是，李善长更怀恨在心，经常在朱元璋面前诬蔑刘伯温，还密谋除掉他。
李善长自恃功高，专横跋扈，犯了过失，朱元璋决定罢了他的职务。刘伯温听说此事后，急忙劝阻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有过失，但他是个功劳显赫的老臣，在朝廷有很高的威望，为了顾全大局，还是不要罢免他为好。”
朱元璋觉得很奇怪，问他“李善长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为他讲情？”
刘伯温坦率地说：“我与李善长不和，那是私人的事，罢免丞相，可是国之大事啊！”
朱元璋听了点头称是，继续任用李善长为相。李善长年老辞官之后，朱元璋找刘伯温商量说：“你的朋友杨宪很有才干，可以为相。”
刘伯温说：“杨宪的确有丞相之能，但没有做丞相的肚量。作为丞相应胸怀宽广，豁达大度，处理国事时，不掺杂个人好恶，这些都是杨宪所不具备的，望另选他人。”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伯温明确地回答：“此人居心叵测，不可为相。”朱元璋说：“看来，只有先生您才是最好的人选啦。”刘伯温连忙摆手道：“我也许强些，但我对别人短处看得过于严重，又不善处理复杂事务，勉强担当有恐有负你所委托。人才总是有的，请皇上再留心吧。”
朱元璋没有听刘伯温之言，而让胡惟庸做了丞相。果然不出刘伯温所料，胡惟庸野心勃勃，阴谋篡位。要不是及早发现，险些吃大亏。事后，朱元璋感慨地说：“伯温知人之深料事如神，我不如他啊！”
6.曾国藩不因私废公
曾国藩在举荐人才方面也继承了先贤的优良传统，能做到不因私废公，直抒己见。咸丰十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在一份《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折》中是这样向朝廷推荐胡林翼的：
前湖北抚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历次在京外任职。咸丰五年三月，承蒙先皇帝识才重用，任贵州道员，任期还不到半年，调任湖北巡抚。当时，武汉三镇已三次失陷，湖北的州县也大半沦陷，各路兵勇也溃散殆尽，胡林翼被困于金口、洪山一带，深思熟虑，劳身焦思。不单单无兵无饷，也无官无僚，自两司到州县的佐员，都在远隔北岸数百里之外。一钱一粮，都亲笔书函，向人借贷，情深词恳。然而残破之余，几乎没有响应。
于是，他就散发他益阳私家的谷子来充济军粮，士卒为之非常感动。正好遇上湘军从江西援助湖北，于是军威日振。咸丰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汉，依次又光复了黄州等郡县。我原以为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可以稍作休息，而胡林翼并没有一点巩固自己的迹象，他的军队进入越境，围攻九江，又分兵先救下瑞州。
于是，督抚以全力援剿邻省，从湖北开始了。九江围剿了一年多，双方相持不下，中间石达开从江西窥视湖北，陈玉成从安徽进犯湖北三次，胡林翼也最终不肯撤九江之围来回救本省之急。他或亲自统帅一军，肃清蕲、黄，或分派诸将，收归安徽、河南，最终攻克收复了九江，几乎将乱贼斩尽，使东南局势大为好转，接着又奏明以全湖北的力量惩办安徽北部的乱贼。
等到李续宾在三河镇全军覆没，胡林翼因为母亲病故先归故里，百日丧期未满，得到信后急起痛哭，誓师讨贼，不入衙署，直接进驻黄州。论者又认为李续宾良将刚刚逝去，元气没有恢复，只可姑且保住自己的范围，不宜兼顾邻省。胡林翼则不以为然，惊魂未定，即派重兵跨越二千余里援助湖南。援助湖南的军队还没有返回，又计议大举进攻安徽。
当时，曾国藩正奉命人蜀，胡林翼挽留臣共商克皖大计，主张先灭乱匪，保住三吴的财富，为天下报仇雪恨。他绘了数十张图纸，分别送到臣和其他诸路将领手里，不分昼夜地询问计策。
咸丰十年春天，大战于潜山、太湖，并相继攻克。于是他又制订出围攻安庆的计策，亲自驻守太湖督办剿匪之事。本年五月，又回师援助湖北省，病中还屡次给微臣写信，力陈不要撤去对安徽的包围，而致力于剿灭援贼。所以，安庆的攻克，微臣在前面奏请推胡林翼为首功，这并非微臣的私下计议，而是其丰功伟绩为文武所共知，也是圣上所洞察的。
大凡良将相聚到一块就好发生意见分歧，或者自恃功高，义重气盛，或是自负自大，而不免被人小看，一言不合，就大动干戈。近世的将才，以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都把他们当作国士相待，倾心结纳，使他们人人都能欢心，有时他还分出私财来惠恩他们的家室，寄一些珍贵的药品来安慰他们的父母。
身处前敌的诸军，夜以继日地竭力寻求粮饷，寻求支援，信使往来、馈赠物品，不绝于道。自咸丰七年以来，每逢遇到有捷报的奏折，胡林翼都不一一奏来，而推到官文和微臣处主稿。偶有出奏，则盛称诸将的功劳，却不提及自己。他的心时时刻刻都想着推让同僚朋友，扶植忠良。外省都盛传楚军内部非常和谐，亲如骨肉，而这些都是和胡林翼的苦心调理分不开的，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些让微臣自愧现在赶不上，恐怕今后更难继承。
自兴兵以来，各省都焦虑粮饷不足，湖北三次失守，百物涤荡殆尽，乙卯、丙辰之际，已经穷困窘迫非常。自从荆州催盐，各府抽出厘金，湖北中部稍稍可以自存。胡林翼乃绝世的人才，每于理财之时，常常暗中督察百官。咸丰三年，部定漕米变价，每石折合白银一两三钱。可是各省的州县却照旧浮收，加到数倍，湖北省竟有每石十数钱的，上到朝廷下至平民都为此交困。
胡林翼于咸丰七年春天，建议漕米减价，严厉裁减冗费。先皇帝批下奖谕，说他不徇私情，不顾情面，摒弃百年来的积弊，实在可嘉。湖北降低漕米价格一项，每年为民间省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国库增加白银四十二万两，又节省了提存银三十一万余两。利国又利民，但不利于那些中饱私囊之徒。向来各衙门的陈规陋习、浮用的经费被革除殆尽。
州县征收赋税不准多收一毫一厘，也不准以催科政诎为名，为奸官滑吏肥私。各卡的官员，每月每日都有训练，批答书函，可以娓娓千言。因为军民共仰，使端贾都能同仇敌忾，他就这样教人们忠诚；多入少出，使局员都知道洁己奉公，他就是这样提倡廉洁的。清白之士，可以得到重用；欺诈矫饰之徒，就要受到重重的谴责。
所以，湖北贫瘠地区，养兵六万，月经费达四十万之多，而商民并不疲惫，吏治日益清明。这种精心管理，没有一定能力是很难做到的。
自八月以来，攻克安庆，江、鄂的残匪得以肃清，才庆幸全局振兴，便可长驱东下，大功告成。湖广督臣官文奏请优待抚恤胡林翼部，承蒙圣恩明鉴。微臣与该故抚共事时间长了，相知亦深。
咸丰四年，曾奏推胡林翼的才干胜过微臣十倍。近年来遇事询言，尤其叹服其道德的更加高尚。臣不敢夸大陈词，也不敢掩没其功勋。谨将该故抚的大略情形，据实来陈述，恳请付国史馆查照施行。
举贤避亲在古代是我们国家选择人才的标准之一，它要求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者地区为官。而曾国藩却奉行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举荐外人不回避自己的仇人；举荐内人不回避自己的亲人。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的。
——郭沫若
人才是锻炼出来的；曾国藩提出人才以陶冶而成。
1.人才是锻炼出来的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今天应当讲究的尤其是在用人。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人才是锻炼出来的，不要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日：“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选。”《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通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通过努力来获取。”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知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会天天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花一分功夫，你要花上百分，别人花十分功夫，你要花上千分”的话，就是要人多努力付出。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拯救社会的才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证，再向那些过来之人学习，苦苦思索以求贯通，并亲身去实践，以验证其效果，不断努力，那么就可以慢慢通达识变，才识就逐渐地培养起来了。才识若是能有益于社会，怎么还会担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呢？
2.曾国藩提出人才以陶冶而成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陶冶而成的主张，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培养和陶冶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之事。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竞没得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住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你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戡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
另外，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还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人三十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十五年后学成回国，目的是使西方擅长的技术，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留学生去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银一百二十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汝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人只有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意志，在复杂的环境中增长才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才。“宰相起于州郡，猛将发于卒伍”。自古治国安邦的人才都是在基层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不经过实践锻炼，难以成大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胡 瑗
培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让下属自愿为你工作。
你要获得别人帮助，必先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愈多，未来的收获也就愈大。
1.培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
领导者对于这样的事情一定见过很多：许多人在社会上工作，只会千方百计要求上司提拔他，却忽略了打好自己的基础，因此，即使有一天他平步青云，一旦上司稍稍放松，或公司本身崩溃，他便立即跌跤气馁，再也无法振作。
聪明的领导者，欲求上进，除了力求充实自己的能力、学识之外，更应随时培植地位比他低的人才，努力将他训练成有用的人，使自己日后可以得到他一臂之助。
地位高的人，往往是最知道如何借助别人力量的人。当遇到困难，非自己力量能够解决时，就知道如何获得别人的援手。他自己决不做过于繁重的工作，因为知道分工合作，他只做那些别人不会做的事。
领导平日所接触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地位比你低的人，或在许多事情上，必须听从你的命令的人。另一种是地位比你高的人，许多事情必须听从他的指示。通常社会上多数人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眼睛永远望着天。
你能得到属下真心的帮助吗？他们愿意为你效力吗？
你的同事肯协助你吗？
他们代你操劳时，是否心甘情愿？
看见你有困难时，下属是否会支持你？
假使真能这样，那么你已经走向成功的道路。因为唯有能够获得外界自动援手的人，才有达到领袖地位的希望。
反之，别人不愿接近你，怕你要求他们帮助，当你向人请求时，他们便寻找种种借口拒绝，那你非立即改变待人接物的方法不可。
2.让下属自愿为你工作
切勿施用压力强迫别人工作，应该运用巧妙的方法，使他们自愿为你工作。
一个专门喜欢依仗自己权势和地位发号施令、强迫他人做事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会永远关心属下，不时地替属下的健康、环境、幸福等着想，让属下把他当成可靠的长者，对他敬爱有加，十分关心他的事业，恨不得使出自己所有能力帮助他。
记住这个原则：你要获得别人帮助，必先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愈多，未来的收获也就愈大。平日里注意栽培部下，有朝一日将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利益。只有最愚笨的领导才想尽方法，去奴役他人，希望别人毫无条件地为他尽力。
一个优秀的人才所能创造的财富是无限的，更能造福社会。栽培人才不是零和游戏，非赢则输，而是一个双赢的策略，所得到的成果是属于全民的。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身为老师的梦想：能得天下英才共事之，是身为主管的想望。然而，人都有他的天性！如何发现人才与不遗漏人才，并知人善任，则是每位领导者的天职。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管仲
学会正确使用人才；庸才不可用；知人善用是明君；亲近贤士，疏远佞臣；打天下要用天下之贤士。
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还不如斧子好用；三代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
1.学会正确使用人才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汉高祖刘邦则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用人得当。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对这一胜利，他当然是万分高兴的。因此，他即位之后，立即着手安抚百姓，分封有功之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开筵宴，款待全体文武功臣。
席上，刘邦说：“诸位爱卿，请真实地告诉我，我得天下与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王陵首先说：“陛下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赏罚分明，量才授职，肯分赏有功之臣，所以将士都愿为您效劳。项羽表面很仁慈、恭敬，但刚愎自用，猜疑功臣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还有，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并用来分赏给各位将士，和大家共同占有这种利益-霸王项 羽则不同，他加害有功之臣，猜疑贤能之士，这也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不完全同意王陵的看法，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定国家，稳定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佩统率军马，冲锋陷阵，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人可谓当今豪杰，天下奇才。但我能悉心委用，所以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得重用，这就是他灭亡的缘故。”
众臣听了心悦诚服，纷纷下座拜伏。
2.庸才不可用
东晋的刘裕则认为，与其用庸才，不如不用。当时刘裕身兼扬州、徐州、衮州三地刺史，心存代晋之意。刘道怜是刘裕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的母亲萧氏是刘裕的继母。刘裕称宋王后尊萧氏为太妃，相当恭敬孝顺。刘道怜曾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屡立战功。
有一年，刘裕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而任命自己才十四岁的儿子刘义真担任此职位，镇守石头城。刘道怜很想担任这一职位，但又不便开口要官，便央求母亲萧氏为其说情。刘裕去见萧氏，萧氏对刘裕说：“你兄弟道怜曾与你同甘共苦，又立有战功，可以让他当扬州刺史。”刘裕十分了解刘道怜，虽追随自己转战南北，立有战功，但为人蠢笨，才干平庸，又非常贪婪放纵，根本无力胜任扬州刺史这一要职。而当时，刘裕正准备夺取晋朝江山，扬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刘裕说：“扬州乃要害之所在，关系到我的前程命运，要务繁多，道怜恐无力胜任。”萧太妃一听，满脸的不快，问道：“五十多岁的道怜，难道还不如十几岁的义真吗？”刘裕解释道：“义真虽为刺史，但事无大小，都由我作主。道怜年纪已大，如果什么也都由我作主，怕影响不好。如果让他自己作主，又怕难以负重。无论是为国，还是替道怜着想，他都不适合担当此职。望母亲见谅。”萧太妃这才无话可说只好作罢了。
3.知人善用是明君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用也有很大关系。
公元713年，唐玄宗和姚崇在渭水边游猎后，玄宗皇帝让姚崇就国家军政大事陈述意见。姚崇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说：“试为朕言之。”于是，姚崇便把要玄宗实行的十件事讲了出来：一是政先仁恕；二是不幸边功；三是法行自近；四是宦竖不与政；五是租赋之外一切禁绝；六是戚属不任台省；七是接臣以礼；八是群臣得犯颜直谏；九是绝道佛营造；十是禁外戚干政。玄宗皇帝听完大喜，说：“朕能行之。”第二天，玄宗皇帝下诏拜姚崇为夏官侍郎（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拜相后，勤勉能干，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凡事都同他商议。
有一次，姚崇染病不能入朝，凡军国大事，玄宗就令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去姚崇府邸咨询。源乾曜所上奏的事，如合玄宗心意，玄宗便说：“一定是姚崇谋划的。”如不合，则反问源乾曜：“为何不去问问姚崇？”直到源乾曜承认确实未问姚崇，玄宗皇帝才停止追问。玄宗皇帝为便于询问政事，命姚崇搬到四方馆居住。姚崇任相期间，对边疆的屯田地点、兵马器械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成为玄宗皇帝的得力助手，被誉为开元名相。
4.亲近贤士，疏远佞臣
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个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他亲近贤士，疏远佞臣，特别是对陈桥兵变中的功臣赵普，更是视为肱股，委以丞相重任，并经常与他单独商议军机要事，共饮同榻，亲密无间。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操劳一天的赵普刚卸衣入睡，就听家奴通报：“圣上驾到！”赵普慌忙穿衣迎接。赵普把皇上接到客厅，并吩咐烧炭备酒，与宋太祖饮酒畅谈，无拘无束。酒过三巡，赵普问道：“如此大雪纷飞之夜，陛下不辞劳苦，亲自下顾，不知有何教诲？”
太祖叹息说：“朕睡而不能安枕啊！四境之外都是它邦啊！”
赵普说：“陛下是忧心天下尚未统一。以愚臣之见，凭陛下之圣贤，荡平天下，指日可待。不知圣意如何？”太祖沉吟片刻，说：“朕想发兵攻打北汉，尔后南征，卿音如何？”
当时，宋据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南方的广大地区还有南唐、吴越、后蜀、荆、湖和闽等大小政权并立；东北则有强盛的辽国虎视眈眈，又有契丹贵族卵翼下的北汉政权占据着太原。赵普对当时形势早已掌握，他稍停顿一下，便向太祖进言：“权衡利弊，北汉地处边陲，不如暂时留下太原，先削平南方各国，然后挥师北上，这样北汉就成为囊中之物，不攻自破。” 太祖听后，大加赞赏，说：“爱卿之计，正合朕的心意，刚才朕提出先打北汉只是试探爱卿一下罢了。”
赵普被太祖的雪夜问计所感动，积极为太祖统一天下出谋划策。后来，太祖统一了南方。太祖死后，他的弟弟继承统一事业，到公元979年，中原与南方基本上统一，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5.打天下要用天下之贤士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崛起于布衣，更是知道要打天下，必须用天下之贤士。
朱元璋率军打下徽州后，大将邓愈向他推荐说：“附近有个人叫朱升，担任学政，饱览经书，在徽州一带很有名声，大帅何不访求？”
朱元璋听后大喜，立即和邓愈等人离开帅帐，前去拜访朱升。来到朱升住处后，朱元璋亲自叩门，只见一老者走出来。朱元璋作揖问道：“请问，先生莫不是名士朱升？”老者答道：“老朽正是朱升，不知将军尊姓大名？”邓愈抢先答道：“这就是攻克徽州的红巾军主帅朱元璋。”
朱元璋谦逊地说：“我本布衣，为了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拯救百姓，举起义旗。听说先生是有学问之人，今日特来求教。”
朱升听到这儿，连忙下拜：“原来是朱元帅到了，久仰大名，十分钦佩。老朽乃村野农夫，何劳元帅屈尊！”说罢引朱元璋等人入屋叙谈起来。
俩人促膝畅谈，从衣食住行、风土人情说到国家大事、百姓疾苦。
朱升谈吐不凡，鞭辟入里。朱元璋连连称是。朱升也觉得朱元璋平易近人，胸怀大志，颇具将帅气度。两个人一见倾心，互相敬慕。
言谈间，朱元璋问道：“以朱老先生之见，当今天下之势，我该如何是好？”朱升早已揣度出朱元璋有平定天下之心，沉思片刻，答道：“以老朽之见，大帅想成就大业，要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句话，如此，元帅大业可成。”朱元璋听后，连声称赞：“先生励言警策，重如泰山！操练兵马，积蓄实力；奖励农耕，积有食粮；讳露锋芒，勿早树敌。当真是见识宏远！”
以后朱元璋按朱升的三策，大搞屯田，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势力不断扩大，终于打败张士诚、陈友谅，推翻元朝统治，做了明朝开国皇帝。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
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可以用骏马去看守家门。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使用人才。
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
——康熙
夸夸其谈之人不能用；轻薄之人不能用。
当事业进行到守业阶段，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越来越多，凡事不可能亲力亲为的时候，就会面临用人的问题。而用人有很大的学问，用人得法与否关乎事业成败。曾国藩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认为，世间的人种类繁多，但惟有两种人不能用。
1.夸夸其谈之人不能用
有的人可能学识渊博，有的人可能孤陋寡闻，但无论多么有才学的人都忌讳炫耀和宣扬。而其直接表现就是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利的人更是这样。因此，“吾日三省吾身”是每天都要做到的，这对此类人是极好的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任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人。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的条目，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地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职位和事情做。一天，曾国藩和李鸿裔正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他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日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日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又去秦淮河游玩去了曾国藩命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李鸿裔。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2.轻薄之人不能用
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认为大凡没有品德修为的人都会有三个容易犯的错误：乐于听到别人不好的传闻，妒忌有所成就的人，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此为第一错；人由天命，臣从君言，儿子被父亲管教，这些都是规律，但有些人不接受这些，身份越卑贱想的事情越多，自认为自己有多么的高明，此为第二错；世上的人清浊难辨，是非难明，对与错常常没有绝对的界限。遇到事情就焦躁激动是轻薄的习气。不体察真伪就盲目地效仿别人，评头论足，使优秀的人感到难过，使低劣的人更加自卑，此为第三错。曾国藩说他自己现今老了，这三错还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则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对别人富有怜悯之心。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问，对活着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指出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词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最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规劝有关人士。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此外，曾国藩在对付悍将上也颇有一套方法。这也是用人之道中的重要内容。
人才就是过人之才加可用之才，也就是他比一般的平均水平高一些，他某一方面、某一种潜在的东西或某一种才能比一般人高一点，而且又可用，大概他就是人才。人才到底能不能用？如果是过人但是没有用的机会，或是不可能用，或是种种原因没有被用上，那这个就是人才的问题。中国现在人口中过人之才一定是大批的，但是否能成为可用之才，这才是关键。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
——孙中山
善于识人用人是根本；教诲、甄别、保举、超擢。
在现代社会里，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想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就要学会百人百用。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此类评价之多，可以说难以一一列举。
1.善于识人用人是根本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想真切地了解一个人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志、态、品、思多个方面。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墓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妄言。
除此之外，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就好比医者的“望闻问切”，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知人用人的高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主要有谋略、作战、军需、文书、制造等几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三五个行业的代表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才。因此，当时就有人在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当时，全国各处的军官，几乎都聚集在曾国藩的军队里，总共不少于两百人，幕府中还有一百多人，这还不算幕府外的候补官员、学子、各门类的专家，多而全面，几乎是全国精英的积聚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声望和功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 “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王安石说过：“人才难得亦难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
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洋务运动时期，大都与他风雨同舟，为他的伟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2.教诲、甄别、保举、超擢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曾国藩不仅把自己的理论通俗化，还增强了说服力。他还从古人那里寻找依据。例如他引《准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说，“别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别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还引经据典，比喻形象地阐述道理，使他的道理成为对后世影响很深的财富。
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人才的养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勤勉”。曾国藩这一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曾国藩既然收李鸿章为徒弟，必然是欣赏和喜欢他的，只是弟子有缺点时，为师的应该加以指点并帮助其改正。在官场上，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只是借此时机磨练李鸿章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良师的指导，李鸿章才成为了晚清时期继曾国藩之后又一个顶梁的人物。
总而言之，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就不仅要修为自己，也要观察别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养力，这样才是真正的伯乐。
人类进化、社会进步、事业大厦的辉煌，饱含着历代伯乐对人才无私举荐的功劳，一代代人才成为栋梁，拯救着人类的生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人们便尊重伯乐，仰慕伯乐，得到了褒奖。然而有的伯乐则不然，有的是不具备伯乐相马的本领，硬是把庸马荐之为千里马者有之，把“病马”荐之为千里马者有之，其结果误国误民，更有甚者酿成了一场让百姓吃苦的灾难。
人的天赋就象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逼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高尔基
曾国藩的偏才论；对偏才的应用方法。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资源，只不过所有的资源都需要优化组合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有人的资源，更要有懂得用人之人。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智慧在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人才大约可分下列十种：一是品性正直、道德高尚的清高之士；二是制度观念强、执法刚正的法家；三是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术家；四是对德、法、术三类人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国家栋梁之才；五是能任大臣和地方官的器能之才；六是各具三家之才的智意之才（术家交流）；七是善于考察人物，却不善于识别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的臧否之才；八是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的伎俩之才；九是超出三家之外的文儒口辩之才；十是胆略过人的枭雄之才。这种关于人才的划分，决定了十种人才的特殊任用和利弊考虑。
1.曾国藩的偏才论
曾国藩认为上述人才都属于偏才，但在使用时务必要小心谨慎，量才录用。每个人都有优缺点，能发挥优点抓住时机才可能成事。这些偏才只要善加利用，想有所成就都不会是一件难事。
清高之士。
因为自身的品德出众而很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肯定。这种情况没有祸害又有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这种人做事能力强，政绩与德行齐名，名声和形象一样，让别人肃然起敬。将他的德行与政绩相比，人们更希望他有高尚的品德。
法家。
倡导法制为天下遵守的人才，不喜欢不守制度、不讲原则的人。为人大多中规中矩，为友无乐趣，为官有人惧。但这种人的默默无闻、不喜张扬是实干家必备的个性，也是值得人学习的。他们的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而不在于人际交往。
国家栋梁。
这样的人才兼备德、法、术三家之才，他的道德可以整顿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主掌管国家，常为将相，总理大事，这类人鲜见更应珍惜。
器能之才。
兼备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精纯，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处世。权智有余，公正不足，可撑小局难掌大权，独缺装天下事之胸怀，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智意之士。
这种人容易被一般人所容纳，被欣赏者所推许。但这种人不知进退，关键时刻先想的是保全自身，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缺少一些奉献精神，声名功绩最终比不上谋略家。
臧否之才。
这种人才在未成功时，被一般人所认识；已经显达，又为一般人称道，敏锐的观察力使他们善辨是非，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而容易为诽谤者所怨恨。
伎俩之才。
这种人才成功后，被政府授以重任。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地位低下者疲惫，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不是做实事的选择。
文儒人才。
文章写得好，口才好，又可传道授业的人才。这类人才思敏捷，锋芒毕露，针砭时弊但缺含蓄婉转之性情。为人处事过于直接易得人喜欢也易得人厌恶，所以不属于善于交际的类型。
枭雄之才。
此等人才一般胆识过人，但对于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心地大多淳朴，容易被小人陷害，所以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2.对偏才的应用方法
曾国藩就上述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第一，“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有远大志向的人必须要有阶段性盼认识，脚踏实地不求一步登天。这就好比高材生找工作，总想找一份好的工作，进大公司很难，小公司又不愿进，时间一长高不成低不就，结果浪费了时间也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力，这样的人还会有人认为他是个人才吗？
第二，“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机智聪明，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人才，术谋之人都很喜欢，而且也能认识别人的长处。器能之人善于解决困境与难题。
第三，“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胸怀奇谋，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年代，他们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乱世出英雄，英雄的背后往往有大智慧的能人。
第四，“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这种人讲求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的一切，可以富国强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往往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用这种方法治理贫穷落后的地方，因手段残酷，反而弄得民不聊生。强硬的态度只能对待做错事情的人，不能对待穷苦的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第五，“智意之才宜于治”：这种人才善于开创新局面，应该放在最需要发展的地方。在发达的地方，制度设备都完善的地方往往无所收获或者收获很小。
第六，“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为人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特别适于整顿治安，清除腐败，但不适合安抚灾民，抚慰人心。可以把他比作利剑而不是甜品。
第七，“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这种人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由于智谋多，能对复杂的局面应付自如。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很好，心思就会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自己生事要逃避惩罚，因此就千方百计贿赂官员，结果造成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治理这种地方，必须要用灵活变通的人，光靠实打实干的精神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说：“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为能。”话虽不多，却精辟地阐述了人才与使用人才之间应守好各自的权责和本分。
当然，只有用人的理论还不行，必须得付诸实践，实践中还必须小心谨慎，不然，人才的能力非但得不到合理利用，反而会造成失去人才等严重后果。
曾国藩在识人、分才、用人方面十分慎重，凡到他那里投效的人，都设法将之安顿下来然后一一接见，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事情。在幕府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对每个人才的特点掌握后，再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正因为曾国藩对自己的才能有着深刻而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推己及人。他也有把有才之士放在合适位置上的能力。因为其心系国家安危，又有宽广的胸怀，才能做到不嫉才而荐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资源，只不过所有的资源都需要优化组合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有人的资源，更要有懂得用人之人。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
狄仁杰举用契丹降将；择将不当造成战争失败；曾国藩选将与相人术相结合。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挑选将才，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是最好的人选。
曾国藩在此确定了将才的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都是硬性的，而撇开了其它一些因素，如是否有道德、人际关系如何等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将难求”，真正的将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所以不能苛求。
1.狄仁杰举用契丹降将
唐朝名相狄仁杰也以举贤荐能而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举用契丹降将的故事，更为时人所称许。李楷固、骆务整原为契丹大将，多次领兵侵扰唐朝边境，骁勇异常，深为唐军将士所忌恨。
不久，李、骆两位因形势所迫，率军投降了唐朝。很多唐将主张斩杀二人，以扬国威。有人说：“这两名贼将历来以我朝为敌，为患边境，杀伤我军将士无数，不杀之，军心不服，朝野起怨。”
狄仁杰却力排众议，他给朝廷上书说：“楷固、务整骁勇善战，颇具将才，若能恕其不死，再授其官爵，他们必将怀着感恩的心情，为我朝南征北战，将功补过。若不分青红皂白，乱杀降将，势必逼迫敌将死战，至死不再投降我朝。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军克敌的阻力。”满朝文武都被狄仁杰说服了，于是委任两将以官爵。
数年后，李、骆二将奉命领军北伐契丹，两将因熟悉敌情和战术，统率唐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武则天亲自在宫中设宴为两将庆功，此后，李、骆二将赤心效忠唐朝，屡立战功2.择将不当造成战争失败
将才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将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屡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光复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郐前去阻击蜀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郐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实地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命令，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附近的南山顶上。
不久，张郐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在孤山上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郐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郐所破，士卒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3.曾国藩选将与相人术相结合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曾国藩选起将来当然更会得心应手，尤其是曾国藩选将与他的相人术相结合，更是神乎其神。
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需要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
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
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
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的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发，功绩不显著。踱步的是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河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侯。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曾国藩遴选、培养的将才除了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江忠源和罗泽南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去见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繁琐小事，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说：“是人必立功扬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从此二人交谊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徒，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问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动作呢？”江忠源说：“我在家的时候，已经把亲友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授知县，擢任浙江。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江忠源方在秀水县任上，天地会党人李沅发又在新宁举事，曾国藩写信去劝他弃官保家。但不久李沅发窜往广西境内活动，成了太平军起义的前驱者。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曾国藩上疏说他“忠心耿耿，爱民如子”。可见江忠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江忠源在被举引见后，丁忧回籍。
不久，太平军攻桂林，赛尚阿奉命督师往剿，奏调江忠源赴营差委。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称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胜仗。但赛尚阿不采用他的战略，他就告病回家了。
第二年，太平军由永安突围，又攻桂林，他招募一千人增援，又打了几次胜仗。太平军围攻长沙后，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这时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长沙是很得力的队伍。他们不仅靖卫乡里，而且出援邻省，成为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举孝廉方正，平时周游四方，赖教书度日。他非常有道德学问，有人称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标榜宋儒，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天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
曾国藩在北京时，曾致弟书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乃我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名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后由于曾国华与曾国荃曾师从罗泽南，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便越来越密切起来。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调罗泽南等赴长沙。这一支乡勇，就成为曾国藩军最初的基本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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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孙武
孙武严明治军；曾国藩治湘军六亲不认。
凡是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会天天告诫将领要训练士卒；遇到打仗时有了小的挫折，就对手下的将领既责备又告诫，甚至有把他们杀了的。或者边哭泣边教训，整天喋喋不休。这么做，正是为了爱惜部下，保护自己队伍的门面和名声。不善于带兵的人，不责备自己所带队伍中的将士，而去妒忌别的队伍超过自己，不求让自己的部下自强而只是一味地恭维上司，与朋友们过多地应酬，以求得名誉，这样的想法就差得更远了。
1.孙武严明治军
严格执行军中纪律，这是一个军队统帅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吴王阖闾也正是从这一点见识了孙武的治军才能。
孙子名武，是齐国人，因懂兵法而受吴王阖闾接见。阖闾说：“你写的十三篇兵法，我都已看过了，可以试一下用它来操演军队吗？”回答说：“可以。”阖闾问：“用它来操练女子也可以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就让孙子来试。于是清点宫中的美女，共一百八十名。
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任命阖闾的两名宠姬为队长，让她们都持戟，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心、左右手及背吗？”女子们说：“知道。”孙子说：“向前看，就是看心所对的方向；向左转，就是朝左手所在的方向转动；向右转，就是向右手所在的方向转动；向后转，就是向后背的方向转动。”女子们说：“行。”接着孙子就宣布了军法，设置了斧钺，并再三申明军法。
接着，就击鼓让女子们向右转，女子们都大笑起来。孙子说：“军法不明，命令不熟，这是将的过错。”又再三申明军法，击鼓让她们左转，女子们又大笑。孙子说：“军法不明命令不熟，过错在将；法令既明而不依法令行事，这就是士卒的过错。”于是就要斩左右两队的队长。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看到要斩自己的爱姬，十分惊慌，派使者对孙子说“我已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如果没有这二姬，饭都吃不香，请不要斩她们。”孙子说：“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那么，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听。”就斩了两位队长以示众，另选了两人为队长。接着又击鼓，女子们左转、右转、向前走、向后转、跪倒、起立都符合规矩法令，再无一个人敢出声。
于是孙子派使者报告吴王：“军队已经整齐，大王可以下来观看，只要是大王所想要的，即使让她们赴汤蹈火都可以。”
从此阖闾知道孙武能用兵，最终任他为将。后来吴国向西击破强大的楚国，占领了楚国的郢都；向北威震齐国、晋国，使吴国在诸侯中名声大振，孙子是有很大功劳的。
2.曾国藩治湘军六亲不认
曾国藩治军严明则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公元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中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述：
“水勇于二十四五日自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初二靖江战败，而后又有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将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
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
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率湘勇回长沙，又令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战。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在当时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还有彭玉麟，他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彭玉麟归隐后，以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日：“退省庵”。每日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
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次整顿水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不顾情面，弹劾名将黄翼升。
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敢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宫保！”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上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长期客居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告知，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资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人。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两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素要偿债，但谭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立即至武昌，徼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湘军诸将正因为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也符合曾国藩治军的特点。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
——列宁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评价人才，褒为主，贬为次。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1.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做起。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修养品德、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他所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心中自然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诵读《孟子》中的养气章，似乎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即使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在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2.评价人才，褒为主，贬为次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在评价别人时，总是以褒为主，以贬为次，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
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
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察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评用人才上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秦末的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噱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他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澎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断断，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拭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到了有用之学，而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六十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到醴陵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民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人们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过：“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颇有威望，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他整顿旷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艰辛，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赶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但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书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所钦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与他会面，这确实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时，左宗棠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过林则徐的事迹，后来在小淹陶家读过陶、林之间的往返书信，已经了解到林则徐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员。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卓越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使左宗棠为之倾倒，对之崇敬和向往至极。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表达了这一心情。他说：“天下士粗通道理者，类知宫保（指林则徐），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陶文毅（指陶澍）往复收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呈，仆则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非陌生。他与贺长龄曾经是陶澍的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陶、林、贺等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评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听后马上就要胡林翼写信，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幕府。但当时，因左宗棠已受长嫂之托要为长兄的遗子世延办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课读的聘约，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辞，表示“西望滇池，孤怀怅结”，深为遗憾。
左宗棠接到信后马上赶到了长沙。船到岸时．只见江岸上轿马纷纷攘攘。林则徐见其家人递上一张写有“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拜贴后，便急忙叫快请至家中，同时吩咐对其他来客一概挡驾。左宗棠匆匆忙忙地上到林则徐乘坐的船上，待过板时，也许因为心情激动，不慎一脚踏空，落入水中。及至船舱浣洗更衣后，便立刻与林则徐畅谈起来。天色近晚时，林则徐命将官船乘着湘江乱流，驶到岳麓山下一个僻静处停泊。随后，船中烛火通明，林则徐设酒宴款待左宗棠，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纵谈天下古今大事。两人从天下大势到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从舆地兵法到办理洋务，从新疆屯田水利到滇中战乱，无不各抒己见。双方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西北军政事务，见解不谋而合。两人，一个是年逾花甲、名震中外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年方三十七岁的草野书生，毫无拘束地侃侃而谈，直到第二天清晨。后来左宗棠回忆起这次难忘的夜话湘舟时，说两人“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竞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会见中，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表达了他对左宗棠殷切的期望。
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
这次会见，是两人神交已久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但对左宗棠的影响却是重大的。二十多年后，左宗棠经营西北、收复新疆、建置行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在东南沿海编练渔团、创办船政、加强海防、抗击外侵，均是林则徐影响所致。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并没能休养多久。第二年，广西爆发天地会起义。清廷又起用其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但他刚到潮州时，却突然染病去世。在临终前，他还没有忘记左宗棠，命次子聪彝向咸丰皇帝代写遗疏，在疏中还一再推荐左宗棠为难得人才。
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更是用小说家的笔墨，具体而微地描述了晚年曾国藩品评人物的情景：
曾国藩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当今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在西北的左季高。此人雄才大略，用兵打仗，自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洁自守，亦不失为一良友贤吏。但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其实我们所争的在兵略国事，不在私情。我一直认为他是大清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我想，他若平心静气地谈起我大概也不会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李鸿章说：“门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立即参掉你的巡抚！”
“这就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话只有他说得出。
左宗棠之下当数彭玉麟。此人极富血性，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且淡泊名利，重情重义，我常说他是天下一奇男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起要回到他的退省庵去。”
“他曾对我讲述，陈广敷先生有次仔细看了他的骨相，说他前世是南岳一老僧。”李鸿章插话。
“这或许是真的。”曾国藩正色道，“广敷先生的相是看得很准的。他要回退省庵，我也不再强难他了。”
“此外还有郭筠仙。早年在都中，寄云见筠仙之文采，便极欲纳交，央我从中介绍。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比任粤督，廷寄问黄辛农能否胜粤抚之任，寄云即疏劾黄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粤抚，令兄堪任藩司。寄云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毕竟有德于筠仙，而筠仙与寄云争权，弄得督抚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检点。先是弃钱氏夫人，后迎钱氏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进抚署则与夫人、如夫人三乘绿呢大轿一齐抬入大门。你看，舆论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顾。”
“怪不得粤抚做不下去了。”这些趣闻，李鸿章听得甚是有味。
“不过话要说回来，筠仙之才，海内罕有其匹，然其才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气重，不堪繁剧。他只能出主意，献计谋，运筹于帷幕之中。他对洋务极有见解，明年合适的时候我拟保荐他出洋考察一次，他的所见必定会比志刚、斌春要深刻得多。我观他的气色，决不是老于长沙城南书院的样子，说不定晚年还有一番惊人之举，从而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我对这个同年多少有点了解，他最适宜与洋人交往。去年津案发生，举国主张强硬，反对柔让，筠仙力排众议，痛斥不负责任的清议，真正难能可贵。”
“是呀，他在这方面的见识远胜流俗，也胜过孟蓉。”曾国藩说，“另外，刘印渠长厚谦下，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是有福之相。官秀峰城府甚深，与人相交不诚，然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沈幼丹胸次窄狭而本事不小。杨厚庵不料病重得卧床不起，他学问不足，事业怕就只做到这一步了。黄翼升人极老实廉洁，但本事不及，长江水师提督一职，今后遇到合适人再更换。丁汝昌精明能干，办洋务是一把好手，但操守方面欠检点，物议颇多。”
“关于丁汝昌的议论我也听说过，天津有人骂他丁鬼子。此人有点像门生，做事不大留后路。”李鸿章自嘲似地笑了笑。
“近日户部有一折，言减漕事，据说是王文韶所作。你认识此人吗？”
“没见过。”
“这道折子写得好，其人有宰相之才，今后要注意接纳。”
“噢。”李鸿章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
“至于令兄筱荃，血性不如你，但深稳又过之。”
“恩师，你看门生最大的不足在哪里？”李鸿章突然心智大开，冷不防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凭他与老师相处多年的经验，知道用这种突然发问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师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国藩随1：2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无他长处，就在这点上比你强。还是在京师时，邵蕙西便看出来了，他说我死后当谥文韧公。虽是一句笑话，却真说到了点子上。我那年给你讲的挺经的第一条，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李鸿章连声答。那年曾国藩说的两个乡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让的故事给他极深的印象。他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也体味出了这个小故事中所包含着的许多内容，但他把握不准老师本人的意思。“恩师，门生和其他幕僚当时都猜不透那个故事中的含义，您启发我们一下吧！”
望着李鸿章这副虔诚的态度，曾国藩笑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含义，一桩乡下时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罢了。都是两个犟人，在那里挺着，看哪个挺得久，不能坚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输了。我这个人年轻时就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无任何业绩了，看来还要挺，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间事谁胜谁负，有时就看能挺不能挺。”
李鸿章似有所悟地点头。隔了一会儿，他说：“门生当时想，恩师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诫我们：天下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如同那个老头子那样，乃有成事之望。好比后来发生的天津教案，主战者全是局外之人，他们不负责任，徒尚意气，倘若让他们入局负责，也不会喊得那么起劲了。门生这个理解，不知也有道理否？”“有道理。”曾国藩会心一笑。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司马迁（汉）
带兵的人要有治兵之道；有关将德的论述。
1.带兵的人要有治兵之道
曾国藩认为，带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求得名利，第四要不怕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
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也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带兵之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官场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与同僚比薪水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这是较下等的带兵之人。如果身体不健康，稍有操劳，便精神疲惫。稍有过度，就精疲力竭。这是更下等的。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线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上面所说的四个条件，看来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条，便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我认为带兵的人，必须是智勇兼备的有文韬武略的人。几个月来，我不仅梦中在寻求，还焚香祷告，没有一刻忘怀。大概一个人有了忠义血性，四个条件就都能够具备。没有忠义血性，即使表面上看来已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最终仍是不可依赖的。带兵的道理，勤、恕、廉、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2.有关将德的论述
对曾国藩关于将德的论述，蔡锷有这样的评价：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成同之际，粤寇躁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意思是：古人认为为将须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论将，往往说“天才”，意思是上天特别赋与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都主张为将的人要以良心与血性为前提，可谓抓住了为将之道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现身说法。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了十多个省，东南的半壁江山，几乎都被占领了他们本是一介书生，都是翰林出身，一个是清宦，一个是僚吏，对于统兵打仗，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平时所干的事，也与行军打仗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们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军功卓著，恩泽全国。他们的功勋、行事、言论，足可与古今的名将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这难道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他们二人的良心血性，与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最多也不过做一名显赫的官员，或者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如何能够从军队中奋起，平定国难，建立旷世奇功呢？
曾国藩爱兵如爱子，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用自己的真诚之心去对待自己的部下、对待自己的士兵，从而得到了士兵们的真心拥戴，士兵们在战场上拼死杀敌，以报答将领的知遇之恩。在他的带领下，湘军内部逐渐形成一种亲和、团结、勇毅的氛围，战场上同仇敌忾，气势浩荡，死生相顾。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刘向（汉）
曾国藩看才与德；历代君王看才德。
1.曾国藩看才与德
曾国藩认为，才与德，两者不可有偏颇。用水来比喻，它的品德是润下，它的才就是浮载物品、灌溉田地；用木头来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为舟楫和栋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如果德是水的根源，那么才就是水的波澜；如果德是树木的根，枝叶就是树木的才。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一样。世上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所以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办法，都可从此入手。
人才大体上说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的人，喜欢讲资格，摆架子。这种人办事不求惊世骇俗的现象，说话也不出格，不会有什么弊病。不足之处是太没有朝气，遇到一事，只让身边亲近的人传递自己的意思，或者写在书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苦下功夫，亲自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好表现自己的才能，喜欢出新花样，做事时光考虑自己，不顾别人，说话时只知顾前而不顾后。其缺陷是一事还没办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议。因此官气较多与乡气较多这两种人的不足之处都差不多。若不是非常贤德的人，也很难避免这两种短处。我打算用“劳苦忍辱”四个字教人，所以暂时戒绝官气较多之人而用乡气较多的人。必用遇事亲自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赵广汉喜欢用刚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刘晏喜欢用读书人来理财，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2.历代君王看才德
关于人才的德与才的关系，历代都有争论。人们当然希望一个人德才兼备，但当两者不可兼得时，又该怎么办呢？
曹操采取的办法是以才为主，以德为次。他说：“古时候的伊挚，传说出身低贱，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但国君都重用他们，使国家兴盛起来。萧何、曹参是县吏出身，韩信陈平曾有不好的名声，被人嘲笑过，他们终于能成就大业，扬名千古。吴起为了当大将，杀掉妻子来取得国君的信任，还散尽家产求官做，母亲死了也不回来。然而，他在魏国做官时，秦人不敢向东侵犯；在楚国任相时，三晋不敢向南图谋。我想现在天下肯定有品德很高的人埋没在民间，还有果敢勇猛、奋不顾身、迎敌死战以及被人看不起的小官小吏却有奇异才能的，或者可以胜任大将郡守的人；对负有不好名声，行为被人嘲笑的，或者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本领的，这样的人，你们各自所知道的都要推荐给我，不能有所遗漏。”
而元朝的廉希宪，则把德看得比才重要。廉希宪在元世祖时官任中书平章政事。有一次南宋降将、中书左丞刘整前来拜访，廉希宪十分冷淡，竟然没让他坐下。刘整离去后，有一位南宋的书生，衣衫褴褛，拿着自己写的诗求见。廉希宪听说后，马上将他请到里面，请他坐下交谈，两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海阔天空地聊了半天。廉希宪还十分关心这位书生对他就像对待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书生走后，廉希宪的弟弟问他：“刘整身居高官，兄长却对他十分简薄；书生乃一介寒士，兄长却对他优礼相待。您为什么这么做呢？”廉希宪回答说：“这就不是你所知道的了。身为朝廷大臣，我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刘整虽尊贵，却是背国叛主之人；而那名书生有什么罪过呢？我朝是从沙漠中崛起的，我如果对待儒者文人不尊敬，那儒术势必便会衰落下去，这便会影响到国家的统治了。”
明代的朱元璋则强调德与才的统一性。1376年2月，朱元璋在便殿与太子及诸臣谈论君子之道。他说：你们听说过进德修业的道理吗？服饰华丽只是外表，而恭逊温良才是德行卓越的表现。古代的君子，德行高洁，充于内而著于外。所以他们目光远大而道德日臻完善，达到很高的境界，不仅不染恶行，而且远离邪僻。自己的德行修养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能服众人。这样，贤德之人便汇集求进，而不肖之人便羞愧自去。能修德进业，国家就会治理好，否则，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货财声色，是戕德的斧斤；馋佞谄谀，是妨贤的荆棘。应该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如果沉溺于货财声色，没有不深受其害的。
结合历史上关于德才关系的典型论述，再回头来看看曾国藩的观点，我们发现，他的论述还是比较公允的，而且切近实际。尤其是他把人才分为官气较多和乡气较多两种，较为符合当时的实际。
“德才兼备”是全世界无数组织千百年来都遵循的价值观、人才观、其本质是要求员工的一切行为都要做到有德、有才、两者兼备，不可缺一，而且是德在前，才在后。事实上，一个人的才能越高，德与才的关系就越密切，越重要。德不仅由才所体现，而且为才所深化、升华；才不仅由德所率领，而且为德所强化、所激活。因此，要想成为组织重用的人才，就必须做到德才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