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一旦目标确定，就不应再动摇为之奋斗的决心。
——牛顿
立志只是成功的前提；读书可以明志。
1.立志只是成功的前提
立志只是成功的必要步骤，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每天是否真的有进步。曾国藩对志向于人的作用体会很深，并能推己及人。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曾国藩不止一次强调这些内容。如他在信中提及九弟与人伴读的事情，原文如下：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发信后，未接诸弟信，乡间寄信，较省城寄信百倍之难，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话容止，规模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表，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然与之同居，亦须真能取益乃佳，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益于我哉？
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我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而与省城诸胜己者处，其长进当不可限量，乃两年以来，看书亦不甚多，至于诗文，则绝无长进，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促也。
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看以丁君处太远，不能从，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而嗣后杳无消息，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日月逝矣，再过数年，则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与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独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诸弟可抄存信稿而细玩之，此余数年来学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嘱余将所作诗抄录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存稿者，不过百余首耳，实无暇抄写，待明年将全本付回可也。
国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信中大意是说：伴读的想法很好，但是要选择合适的人。这样才能共同受益，相互长进。他还主张若能立长志，那么前途无量。借助别人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辅助方式，环境和他人的影响都是次要的，关键还在于自己。有什么样的志向才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使成为圣贤也不是没有可能。且时光飞逝，一晃三十而立，各位弟弟还是早些立下志向为好，每日有所长进才会终有所成。
曾国藩在信中除了提点弟弟立志学习外，还为自己不能使弟弟们多受教益而感到惭愧，认为自己未能尽到身为兄长的责任。
2.读书可以明志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把自己对于读书的心得都传教于兄弟。对他们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经在家书中这样写道：
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遗泽（祖辈遗留下来的恩泽——编者注），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不显，何愁家运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渚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
乃诸弟每次写信，从不将自己之业写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诸事；此时家中重庆（旧时指祖父母、父母为健在——编者注），外事又有我照料，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后写信，但将每月做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欢喜无量！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其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允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迟，而遂谓无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编者注）全集》百卷，《归震川（明代学者归有光——编者注）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 （倨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
明年肄业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无不可者，谓在家不好用功，此巧于卸责者也。吾争在京，日日事务纷冗，而犹可以不间断，况家中万万不可及此间之纷冗乎？
树堂均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书十五页，亦极有恒。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后人对前代文章典籍所作注解疏证——编者注），每经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事，又勿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
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大意是表明自己应该尽到兄长的督导之责，对弟弟们的功课加以了解。希望能每月从家书中得知学习的内容和习作的数量，以便心中安慰、高兴。信中尤其强调了“恒心”，说做学问贵在有恒。真正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不会因为大器晚成而烦恼，不会对自己的功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会因为是在家里读书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会寻找任何借口少读书，更不会只粗读不细研。他还拿自己做例子，说自己以前就没有恒心，但是近年已经好很多，每日坚持临摹、抄书、看书、批注，没有一天懈怠的。希望弟弟们也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资，正因为聪颖才更要珍惜。
在谆谆教导之后，曾国藩再次强调“恒”的重要，其对弟弟们的关怀爱护之心溢于言表。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叹，曾国藩的家书能让人处处获益。这种发于情感深处的教益是多好的事情啊。他的书信内容不仅对后世求学之人有意义，还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思想教育家的风范，为现今父母教育子女提供了良好的榜样，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学习并有所获益。
立志即设立自己未来方向的志愿。即确定一个长远的目标，比制定达成目标的步骤，在这基础上努力进取，且不断调整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的过程。非凡的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它需要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心思，为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努力。没有梦想，生活就像一棵枯树，没有活力。梦想是首自由的歌，需要我们全心全意地歌唱它。
只要好好努力，什么时候都可能做成事情。
——齐白石
立志是希望的开端；自立方能成大事；曾国藩的读书观。
1.立志是希望的开端
俗语说：为人有志，前途有望。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志向也是人生希望的开始。
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
然而，志向并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还能因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并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实现它。
曾国藩曾很有感触地写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颓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
由此番话可知，曾国藩也认为没有志向生活就了然无趣，人也会因此而堕落。人要有成，需先立志。志向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规模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
2.自立方能成大事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把御寒的衣物典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仍是如此自强自立。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做人更是不忘自强自立。在曾国藩的头脑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虐和自责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由“晦”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是没法与别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条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付出。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到头来是“竹篮打水”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曾国藩的读书观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
说起读书学习、修养治学，常常会使人联想起诸葛亮《诫子篇》中的名句：“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非读书无以明志，非读书无以广才。读书能够提升人的精神修养、读书可以增长人的才干本领，对于今天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人来说，读书更应该成为终身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旦目标确定，就不应再动摇为之奋斗的决心。
——牛顿
少年立下远大志向；青年苦读为功名；志存高远，辛勤实践。
1.少年立下远大志向
在科举时代，寒门庶子大多靠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确，社会底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读书做官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目渐宽裕，却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刻苦读书，并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挠。
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这个时期，曾国藩除温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它书籍。在父亲曾麟书严格的监督和训导下，曾国藩的学问、诗文都大有长进，在当地小有名气。
十四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是一位颇负才命的廪生，特到湘乡来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轻易不肯嘉许人。而今少年曾国藩，能赢得他的称许，的确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云梯”的诗题，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前程无量。当下便有意与曾麟书结为儿女亲家，将女儿许配曾国藩。后来人称欧阳夫人即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
2.青年苦读为功名
1833年，曾国藩年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然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是欢欣鼓舞。12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但是这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使他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1834年，曾国藩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这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花费极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文有生气，有意义。
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回家后，低微鄙陋的曾国藩，由于有远大志向的驱使，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的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1838年，曾国藩又到北京会试，行前家中寒苦，已经拿不出什么钱，只好向戚族借贷二十二串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京也只剩下3串。幸而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迸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便取得了进身之资格，进入上流社会。
3.志存高远，辛勤实践
关于曾国藩为同进士入翰林有这样一段记载：
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一般而言，“三甲”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天就要回家。当时劳崇光做官至编修，在公卿间已经颇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并且说将要为他帮忙。
回去后，就邀请了几个善于书写的人，把家作为客馆，又借了亲友的仆人和马匹各十，配好了鞍辔来等待。曾国藩到后，马上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事后，曾国藩果然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
这一记载虽显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练功夫，还是不会有这一结果的。然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见其处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风、时代之熏染，把握准步入人生阶梯的起点，志存高远，为这一志向刻苦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只有这样的立世观，才能在人世浩茫的迷宫前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曾国藩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用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后，以至后来为官为相仍就刻苦读书。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研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志己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的毅力。
任何时代，要想发达，进入上流社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在商品社会，没有资本就谈不到有上流品味。同样，在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有所作为。
如果你的理想高于你的才干，你的明天就会胜过今天。
高雅之志脱于流俗；对后人毛泽东的影响；有志向方可远行百里。
——黑格尔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助推剂。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要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1. 高雅之志脱于流俗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
真正的君子圣人的作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缕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
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的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山。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
2.对后人毛泽东的影响
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国藩的立志、为学、办事，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佩服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
《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毛泽东对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讲堂录》是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这是马日事变后，他的塾师毛宇居从即将焚毁的毛泽东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文献资料中抢救出来的。系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四师读书的笔记，主要是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杨昌济的“修身”课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教学内容上又常常讲自己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著述。这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王夫之（船山）是曾国藩景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彰明王夫之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论语类钞》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也。”这在《讲堂录》则有进一层的意思：“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并且还记有“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这些进一层的意思既可能是杨昌济课堂上讲的，也可能是毛泽东听课的发挥，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对于青年毛泽东都是重要的，这是他当时所谓希贤世界观的一个根据。
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说到自己：“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与师表是学生的楷模，《讲堂录》记着：“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应当说，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持久”不懈的意志，不能不发生影响。
3.有志向方可远行百里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问，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牟之志。即以余生乎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哲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到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曾图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愧奋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人生就是一支辉煌的火把，我们要将它燃烧的极其明亮，然后把它交给后来的人。
——萧伯纳
做有德之人；立志贵在践履；君子立志当高远；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1.做有德之人
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
2.立志贵在践履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3.君子立志当高远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
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这是曾国藩在他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开导他的一番话。在这里曾国藩没有说“志当存高远”的大道理，而从“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入手，劝他的六弟不要因个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信的末尾还说：“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志向高远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曾国藩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国藩也才这样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半、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己，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4.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自省说：
自去年（1852年）12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为了立定一个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有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也正是为了树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国藩才两次改名。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教导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种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正是在曾国藩的远大抱负下，他才能在自己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正因为这样，他也才能经常用自己的有志与否来检点自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教育儿子立志；欣赏好友立志。
——屈原
一个人有了志向，人生就有了目标。如果他的志向高远，立志坚卓，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勇往直前，那么一定会取得成功。在这种意义上说，立志可以使人改变自己，重塑自我，用曾国藩的话说，立志犹如“金舟换骨”。甚至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可以通过立志来改变。
1.教育儿子立志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悼。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曾国藩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教育当时已经长大的两个儿子。“金丹换骨”，意思是说，立志像极为灵验的神药一样，服了他就可以使你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种高尚的人。
读书可以养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是此理。但万事皆须有恒，有恒即须有毅力，毅力又皆从志向而出。
在家教方面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
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责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醒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
根据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在立志时，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参照：
一是要和古代的圣贤和豪杰志士相比，看看他们在自己这个年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如他们，在哪些方面赶上或者超过了他们。
二是父母对自己的前途是怎样规划设计的，自己的志向是否与父母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相一致，虽然有时父母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但是“知子莫如父母”，他们那样“规划”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因此，要充分尊重和深思。
三是要把自己与同辈人相比，认真分析别人的优点和缺点。然后让这三点成为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就是自己确立的志向。
立志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呢？曾国藩说：
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偶然听一段好话，听一件好事，亦知感动羡慕，当时亦说我要与他一样；不过几日几时，此念就不知如何消歇去了。此是立志不坚，还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
的确，一个人立志容易，但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志向。
2.欣赏好友立志
曾国藩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详细介绍了他非常佩服的好友陈岱云立志的情况。
陈岱云，字源兖，是曾国藩二女婿陈远济（松生）的父亲，即曾国藩的亲家。陈岱云早年与曾国藩同登进士，入翰林。并一同投唐鉴、倭仁之门，为良师益友。
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岱云家运不幸。这一年夏天，他在京患病达40多天，至年底刚好时，他的夫人易氏又得了重病，仅10多天即病故了。陈岱云因曾在新婚之夜，红蜡灯花被喜爆所灭，易夫人说：“如果有什么不幸，但愿我自己受到惩罚！”故内心极为愧疚，悲伤已极。
曾国藩对他深表同情，曾作《岱云同年丧妻为此诗譬之》相劝。并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信中说：“陈岱云之贤配于正月初八日仙逝。去年岱云病时，曾经割臂疗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小大平安。至除夕得气痛病，正月初三即服人参，初八日长逝。岱云哀伤异常，男代为打理一切。二十三日开吊，男赠银十六两。陈宅共收赠银三百二十余两。”
陈岱云自妻去世后，“光景最苦”。但仍不改欲有所作为之志。因准备考差，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接妾到京，将他的小儿子从曾国藩家接回自养。同年十一月他虽被放官，但不甚满意。曾国藩于第二年正月初三日《禀父母》信中说：
二十四日，陈岱云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云年仅三十二岁，而以翰林出为太守，亦近来所仅见者。人皆代他庆幸，而他深以未得主考、学政为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能得外差，固为幸事，即不得差，亦可读书养望，不染尘壤。岱云虽已得郡为荣，仍以失去玉堂为悔。自放官后，摒挡月余，已于十二月二十八出京。
出京时，曾国藩作《送陈岱云出守吉安》一首相赠。诗中说陈岱云“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后来陈岱云与曾国藩成为儿女亲家。家中又经历了母亲和另一位夫人去世的大变故，但仍然成为一个“耿芥忠荩之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自安庆北上，进军庐州，陈岱云随江忠源率军前往防守，于是年十二月在庐州战死。曾国藩吊陈岱云亲家之联云：“众口铄坚金。谁知烈士丹心苦？大江漾明月，长照忠臣白骨寒。”
因此，在人生的征途上，有了志向，确实能把自己引向另一个“自我”，实现人生“金丹换骨”的一种升华。
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增长知识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这一切又以立志为基础。曾国藩的立志观有两方面内涵：一是读书要给自己定下目标，我读书要读到什么程度；二是做人也要给自己定下目标，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志守一井，力求及泉；以范仲淹为榜样；一生不渝本志。
——苏轼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态度上也颇能反映他“有定志”的立场。他非常反对做学问趋时若骛的做法，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根基。
1.志守一井，力求及泉
曾国藩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曾国藩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禄。”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这些话都反映了他人有定志，不趋时尚，刻苦读书的经历。正是这种“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致学途径，曾国藩才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
2.以范仲淹为榜样
曾国藩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
范仲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就一个人跑到一问僧舍去学习。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一锅稀粥，等第二天粥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份，自己每天早晚各吃两份。没有菜，他就挖来一些野菜，用盐水腌了就饭吃。一天，他的一位同学来看他，见范仲淹生活如此艰苦，心里十分感动。回到家后，这位同学把见到的一切说给父亲听。他父亲立刻派人给范仲淹送来好酒好肉。可是，过了几天，当这位同学再次来看范仲淹时，吃惊地发现他父亲送给范仲淹的酒肉还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范仲淹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我平时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好吃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这里，好酒好肉显然对范仲淹构成了巨大诱惑，而对好酒好肉的需求也是他的本能需求和欲望，但是范仲淹的“超我”战胜了自已本能的需求和欲望，没有让他们宣泄出来。因此，范仲淹的志向也就没有受到动摇甚至改变。
3.一生不渝本志
影响人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躁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也是人格的一种缺陷。
一般说来，人的志向和理想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虽然人有时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修正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大方向和大目标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奋斗目标，明天又给自己确定另一个理想，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的人最终也不会成什么大气候。这样的人虽然立志，但是志不坚。
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曾国藩一生不渝本志的做法及以此对子孙的教育才在很大程度上使曾家后代多有所成。
立志，要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近及远，急躁不得，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实现计划的具体步骤，踏踏实实地干，一个一个地执行，一步一步地实现，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一步登天，它需要耐心，需要循序渐进，这样就能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
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地工作，以全副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
——罗素
曾国藩以“忍”自勉；“忍”是成事的试金石；孔子在齐国屈才；孔子辅助鲁定公称霸；孔子沮丧中远走他乡；薄学孔子遇尴尬；平民孔子成宗师；司马迁“忍”而著《史记》刘秀“忍”而夺政权；康熙“忍”而除鳌拜；曾国藩的一生是“忍”过来的。
1.曾国藩以“忍”自勉
先看下面一则曾国藩自己写的关于“忍”得自勉文章：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
“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从前，耿恭简公说过，做官要把保持坚忍作为最重要的，即使是心中怀有奋勇之气，也应该是这样。在官场中应酬，我们兄弟的毛病都在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有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显得孤立。迪安的好处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虽然也常常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厚，永不外露。我们兄弟则常常外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保持浑厚，永不外露。将来把这一性格养得纯熟，身体也会健康，子孙也能获益，不要沉湎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就越浅薄。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这都是事实。爱好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讲的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讲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2.“忍”是成事的试金石
“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特殊之至，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一个“忍”字，似乎是人人必由之径，也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考验，因此，有许多先哲便把这一“忍”字提炼出来，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功夫，作为有无德行的一个标志，作为能否成事的试金石。
可以说，一个人要想成为圣贤，要想成佛作祖，要想得道成仙，要想称王称霸，离开了这个“忍”字，便都是空话一句。这个“忍”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应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从坚忍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来看，它的目的是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要说到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坚忍的，当首推孔子。正如俗话说的，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样，忍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坚韧不拔，绝无丝毫动摇。
3.孔子在齐国屈才
孔子家境贫寒而且地位低贱。成年后，他曾经做过季氏的门下小吏，负责管理仓库，出纳钱粮计算得清楚准确；又当过管理牧场的小吏，牲畜繁殖得很好，于是被提升为管理营建的司空。不久他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围困，于是又返回鲁国。
孔于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叫他“长人”，觉得他跟常人不同。鲁人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让我和孔子一起到周去。”鲁君给了他一辆车，两匹马，一个僮仆，随孔子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见到老子，告别离去时，老子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别时赠送财物，仁德的人送别时赠送言辞。我不能够富贵，就盗用仁德之人的名号，用言辞为你送行，这些言辞是说：‘聪明深察的人常常靠近死亡，这是因为他喜欢非议别人；博学善辩、见识广大的人常常危及自身，这是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罪恶；做子女的不应该只想到自己，应该一心想着父母，做臣子的不能够只顾及自己，而应该一心想着君主。’”孔子从周返回鲁国，门下的弟子渐渐多了起来。
这个时候，晋平公荒淫无道，六卿专权，攻打东方的诸侯；楚灵王军力强大，侵犯中原各国；齐国是个大国而靠近鲁国。鲁国弱小，依附楚国就会惹恼晋国；依附晋国的话楚国就会前来讨伐；侍奉齐国如果不周到，齐军就会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大约已经三十岁了。齐景公请孔子来齐国，景公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家弱小而且地处偏僻，为什么能够称霸呢？”孔子回答说：“秦国，国家虽小，但志向远大；地方虽然偏僻，但施政却很公正。秦穆公亲自推举用五张羊皮赎回来的百里奚，封给他大夫的爵位，把他从拘禁中解救出来，跟他交谈了三天，就让他主持国政。凭借这些而奋发进取，即使称王也是可以的，称霸还小了些。”景公听了很高兴。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改之道，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景公说：“好啊！真要是国君不像国君，臣予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很多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另一天又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的要点在于节省财力。”景公听了很高兴，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给孔子。晏婴劝阻说：“儒者圆滑善辩，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高傲而且自以为是，很难把他们作为臣下来驾驭；推重丧事，竭尽哀伤之能事，不惜破产来追求厚葬，不能使这种做法成为风气；到处游说求取官禄，不能让他们治理国家。自从大圣大贤去世后，周室已经衰微，礼乐制度残缺毁坏也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过分讲究仪容服饰，制定繁琐的上下朝的礼仪，刻意追求举止行走合乎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都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国君想用这些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不是引导百姓的好办法。”此后景公只是很有礼貌地接见孔子，不再向他询问礼仪的事情。有一天，景公劝留孔子说：“给你季氏那样高的待遇，我做不到。”就用上卿的礼节来对待孔子。齐国的大夫想害孔子，孔子知道了，齐景公对他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孔子于是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4.孔子辅助鲁定公称霸
孔子四十二岁时，鲁昭公在乾侯去世，定公继位。定公继位后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去世，桓子继承了他的职位。季桓子挖井时得到一个陶罐，里面有个像羊的东西，就拿去问孔子，并且说：“我得到一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是羊。我听说，山林中的怪物是夔和罔阆，水中的怪物是龙和罔象，土中的怪物是不雌不雄的坟羊。”
季桓子有个名叫仲梁怀的宠臣，和阳虎有嫌隙。阳虎想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骄横放肆，阳虎把他抓了起来。季桓子发怒了，阳虎就把季桓子也囚禁起来，跟他订立盟约后才释放了他。阳虎从此更加轻视季氏。季氏也超越本份凌驾于鲁国公之上，他的家臣掌管国家大权。鲁国从大夫以下都不守本分，背离了常道，所以孔子不愿意做官，退回来研究整理《诗》、《书》、《礼》、《乐》，弟子越来越多，直至很远的地方，无不前来向他求教。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失宠于季氏，利用阳虎作乱，想废掉三桓的嫡嗣，改立他们的庶子中，他平时很受阳虎喜欢，于是抓住了季桓子。桓子用计骗他，得以逃脱。定公九年，阳虎作乱失败了，逃到齐国。这时孔子五十岁。
公山不狃凭借费邑反叛季氏，派人来召孔子。孔子探索因循守礼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却抑郁无处施展，没有人能任用他，不由说道：“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兴起而统治天下，如今费邑虽小，或许与丰、镐也差不多吧！”想应召前往。子路不高兴，劝阻孔子。孔子说：“他们召我去，难道能让我白跑一趟吗？如果任用我，我就可以在东方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啦！”然而最终也没有去成。
这以后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的长官，到任一年，四方官吏都效法他。他由中都的长官升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天，鲁国与齐国讲和。夏天，齐国大夫黎钽对齐景公说：“鲁国重用孔丘，势必危及齐国。”于是景公派使者告诉鲁君举行友好会盟，在夹谷相会。鲁定公打算不作任何戒备就乘车前往。孔子兼理会盟事宜，说：“我曾说办理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办理武事一定要有文备，古代诸侯出国，一定要配齐文武官员随从。请带上左右司马一起前往。”定公说：“好。”就带了左右司马随行。两国国君在夹谷相会，修建了设有三级台阶的会盟的坛台，先以简略的礼节相见，然后拱手揖让登上台阶。双方馈赠应酬的仪式结束后，齐国的主管官员快步上前请示道：“请演奏四方各族的舞乐。”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头插羽毛，身披皮衣，手持矛、戟、剑、盾等兵器，鼓噪喧闹而至。孔子快步行进，一步一阶向台上走，还没登上最后一级台阶，就举起袖子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国君举行友好相会，为什么会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请命令有司让他们下去！”有关官员让他们下去，他们不走，左右看着晏婴和景公的眼色。景公心中惭愧，挥手让他们下去了。过了一会儿，齐国的主管官员快步上前请示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戏谑艺人和侏儒边舞边唱走上台来。孔子快步前行，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还没有跨上最后一级台阶，就说：“百姓迷惑戏弄诸侯，论罪当斩！请命令有司执行。”有关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之刑，这些人顿时手足异处。景公畏惧震动，知道在道义上不如鲁国，回国后大为恐慌，对他的大臣们说：“鲁国的大臣用君子之道辅佐自己的国君，而你们却用夷狄之道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么办呢？”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过就用实际行动道歉认错，小人有过就用花言巧语道歉认错。国君如果痛悔，就用实际行动道歉认错。”于是齐侯就把侵占的郓、汶阳、龟阴的土地归还给鲁国，以示道歉。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对定公说：“大臣不得收藏兵器，大夫的封邑不得营建长三百丈的城墙。”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家宰，准备毁掉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封邑的城墙。于是叔孙氏先把郧邑的城墙拆毁了。季孙氏将要拆毁费邑的城墙，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国都。定公和季孙、孟孙、叔孙三人进入季氏的住宅，登上季孙武子的高台。费邑人进攻他们，没能打进去，但已经逼近定公的台侧，孔子命令申旬须、乐颀下台反击费邑人，费邑人败退。鲁君的人乘胜追击，在姑蔑打败了他们。公山不狃和叔孙辄二人逃往齐国。费邑的城墙于是被拆了。将要拆毁成城，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了成城，齐国人必定会进逼到我们的北门。况且成城是孟氏的屏障，没有成城也就没有孟氏了。我将不会拆毁它。”十二月，定公围攻成城，没能攻下。
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丞相职务，面有喜色。弟子说：“听说君子在祸难来临时不畏惧，大福到来时不喜形于色。”孔子说：“有这样的话。但不是还说‘乐在身居高位而能礼贤下士’吗？”于是他诛杀了扰乱国改的鲁国大夫少正卯。孔子参与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人不敢哄抬物价；男女行人在路上都分开行走；掉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去捡；四方旅客来到鲁国城邑，不用向官员求情行贿，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满意而去。
5.孔子沮丧中远走他乡
齐国人说：“孔子主持政事一定能够使鲁国称霸，如果称霸，我国离鲁国最近，我们就会先被吞并了。何不送给鲁国一些土地呢？”黎钮说：“请先试着阻止它；阻止不成，就送给它土地，这也不算晚。”
于是从齐国国内挑选了八十名美丽的女子，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并且会跳《康乐》之舞，再加上身有花纹的马三十驷，全都送给鲁君，把女乐和纹马都安置在鲁国都城南边的高门外。季桓子穿着便服再三前去观看，打算接受这些礼物，就告诉鲁君外出巡游，整天去观赏齐国赠送的美女和纹马，政事也懈怠下来。
子路说：“先生可以离开鲁国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就要举行郊祭，如果按礼法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我们还可以留下来。”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连续三天不过问政务；郊祭后，又没有把祭肉分给大夫们。孔子于是离开鲁国，在屯地留宿过夜。师己前来送行，说：“先生没有罪。”孔子说：“我唱歌可以吗？”于是唱道：“那些女人的口，可以把大臣赶走；如果亲近那些女人，就可以使人国破身亡。悠闲啊悠闲啊，我只有这样度过岁月！”师己返回，季桓子说：“孔子说了些什么？”师己据实报告。季桓子长叹一声说：“先生怪罪我是因为我接受了齐国那群女子的缘故啊！”
孔子于是来到卫国，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里。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禄是粟米六万小斗。”卫国人也给他粟米六万小斗。过了不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诋毁孔子。灵公派公孙余暇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担心在这里获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将要去陈国，经过匡城，弟子颜刻赶车，用马鞭指着一处城墙说：“从前我进这个城，就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匡地人听到后，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害过匡地人，匡地人于是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长相跟阳虎相似，所以被困了整整五天。颜渊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先生健在，我颜回怎么敢死呢！”匡地人围捕孔子越来越急迫，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说“周文王死后，周朝的礼乐制度不是就在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掉这种制度，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认识这种制度并且承担维护它的责任。上天既然不想毁掉这种制度，那么匡地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派随从到卫国宁武子那里做家臣，然后才得以脱身离去。
离开匡地就到了蒲地。过了一个多月，孔子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里。卫灵公有个名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对孔子说：“四方各国的君子不受侮辱而想跟我们国君结为兄弟关系，必定要来见我们夫人。我们夫人愿意见你。”孔子先是婉言推辞，后来不得已只好去见她。南子在细葛布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向北跪拜行礼。南子在帷帐中回拜答礼。身上的环佩玉饰撞击出清脆的响声。孔子说：“我本来不愿见她，既然见了，就要按礼仪行事。”子路仍不高兴。孔子起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上天一定厌弃我！”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在右侧，出了宫门，让孔子乘坐第二辆车跟随，大摇大摆地从街市经过，孔子说：“我没见过喜好德行就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于是感到厌恶，离开卫国，到曹国去了。这一年，鲁定公去世了。
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魅想杀孔子，就把大树砍了。孔子只好离去。弟子说：“可以快点走了。”孔子说：“上天赋予我传播德行的使命，桓魅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到了郑国，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那里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然而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狼狈得像一只丧家之犬。”子贡据实告诉孔子，孔子高兴地笑道：“那人形容我的相貌，这无关紧要。但他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真是这样呵！”
孔子来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里。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讨伐陈国，夺取三座城邑而后离去。就在这一年，赵鞅攻打朝歌；楚国围攻蔡国，蔡国把都城迁到靠近吴国的地方；吴王在会稽打败越王勾践。
有一只隼落在陈国宫廷死了，鸟身被箭射穿，箭头是用石头做的，箭长一尺八寸。陈湣公派使者询问孔子。孔子说：“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这是肃慎人的箭。从前周武王消灭商纣后，沟通了跟九夷百蛮的联系，让他们各自进贡地方特产，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人进贡用棋木做箭杆、用石做箭头的箭，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显示他臣服远方的盛德，就把肃慎箭分给长女太姬，把她嫁给虞胡公，并把虞胡公封在陈国。把珍宝玉器分赐给同姓诸侯，表示亲上加亲；把远方的贡品分赐给异姓诸侯，让他们不忘记服从王命。所以把肃慎箭分赐给陈国。”陈潜公就派人试着到旧府库中去查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正逢晋、楚争霸，轮番讨伐陈国，加上吴国侵犯陈国，陈国经常受到侵扰。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批人中有些弟子志向远大，只是行事有些疏阔，他们有进取心，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经过蒲地，正遇上公孙氏凭借蒲地发动叛乱，蒲地人扣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带了自己的五辆车跟随孔子。他身材高大，为人贤能，勇敢有力，对孔子说：“我以前跟随先生在匡地遇险，现在又在这里遇到危难，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和先生一再遭遇危难，宁愿搏斗而死。”他跟蒲地人拼命搏斗。蒲地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我就放你们出去。”孔子和蒲地人订立了盟约，蒲地人放孔子他们从东门出去。孔子于是前去卫国。子贡说：“怎么可以违背盟约呢？”孔子说：“盟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神灵不会认可。”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问孔子：“可以讨伐蒲地吗？”
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们认为不可以。如今蒲地是卫国抵御晋、楚的屏障，用卫国来讨伐它，恐怕不可以吧？”孔子说“蒲地的男子有誓死效忠卫国的信念，妇女有保卫西河这块土地的愿望。我们所要讨伐的，不过是四五个叛乱的头目。”灵公说：“好的。”但是并没有去讨伐蒲地的叛乱。
夏天，卫灵公去世，他的孙子辄继位，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把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送到戚邑。阳虎让太子身穿孝服，让另外八个人披麻戴孝，假装从卫国前来迎接太子，哭着想回到卫国，因为卫国人阻挡，所以就住在戚邑。冬天，蔡国把都城迁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围攻戚邑，是因为卫国太子蒯聩在那里的缘故。
夏天，鲁桓公、厘公的庙发生火灾，南宫敬叔前去救火。孔子在陈国，听到失火的消息说：“火灾一定是在桓公、厘公的庙里吧？”随后证实果然如此。
秋天，季桓子生病，坐着辇车看到鲁城，长叹一声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盛起来，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能兴盛起来。”转过头来对他的继承人康子说：“我如果死了，你一定会当鲁国的国相，你当了鲁相后，一定要把孔子召回来。”几天后，季桓子去世，季康子继承了他的职位。葬完桓子后，季康子想召回孔子，公之鱼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子没能善始善终地任用他，最后被天下诸侯耻笑。现在又任用他，如果还是半途而废，这样就会再次被诸侯耻笑。”季康子说：“那么召谁合适呢？”公子鱼说“一定要召冉求。”于是派人去召冉求。冉求将要前往。孔子说：“鲁国召唤冉求，不是小用，而是要重用他。”这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批人中的一些弟子志向很大，只是行事疏阔了些，他们很有文采，我不知道该怎样指导他们。”子贡知道孔子想回鲁国，送冉求时，就叮嘱他说：“如果你被重用，一定要设法把孔子请回去。”
冉求离去以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移居到蔡国。蔡昭公将要去吴国，因为吴王召见他。在此以前昭公欺骗他的大臣把都城迁到州来，这次又要应召前往，大夫们害怕再次迁都，公孙翩就在路上射死了昭公。随后楚国侵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去世了。
6.薄学孔子遇尴尬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叶公询问治改的道理，孔子说：“治政在于招来远方的贤人，使近处的人归服。”另一天，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听说后说：“子路（仲由），你为什么不回答说‘孔子这个人，学习道德不知疲倦，教导别人不知厌烦，发愤时忘记吃饭，快乐时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
离开叶地，回到蔡国。孔子遇见长沮、桀溺二人一起在田里耕作，认为他们是隐士，就派子路去打听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个在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桀溺问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就是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动荡不安，谁又能改变这种局面呢！再说与其跟着躲避暴君乱臣的人四处奔波，还不如跟从躲避乱世而隐居的人呢！”一边说一边照样不停地干活。子路把他们的话告诉孔子，孔子怅然地说：“我们不能跟山林里的鸟兽为伍。要是天下太平的话，我也用不着为改变目前的世道而到处奔波操劳了。”
有一天，子路正在行走，遇到一个扛着除草工具的老农，说：“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农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我怎么知道。”说完除起草来。子路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啊。”再去找时，老农已经走了。
孔子移居蔡国后的第三年，吴国讨伐陈国。楚国救援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之间，楚国就派人去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去答谢，陈、蔡两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讽的都能切中诸侯的弊端。如今他久居陈、蔡之间，大夫们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他的意思。现在的楚国是个大国，前来请孔子了。如果孔子受到楚国的重用，那么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一起派遣服劳役的徒众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无法前往，又断粮，随从的弟子都生病，个个无精打采。孔子却仍然不停地给他们讲学诵诗、弹琴唱歌。子路面带怒色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窘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遇到窘困仍能坚守节操，小人遇到窘困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子贡气得脸色都变了，’孔子说：“赐啊，你认为我是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只是用一个基本原则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中恼怒，就召来子路问道：“《诗》中讲‘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别人不相信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走。”孔子说：“有这样的道理吗？仲由，．假如有仁德的人必定受人信任，哪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如果有智谋的人必定能畅行无阻，怎么会有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出来，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赐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徘徊’。难道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子贡说：“因为先生的学说太博大了，所以天下诸侯没有哪个能容纳先生的。先生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点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播种庄稼，但却不能保证一定有收获，能工巧匠制造的器具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称心。君子能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能用一定的方法规范社会，按照一定的次序管理国家，但不一定能被社会容纳。如今你不勤修自己的学说，却想降低标准、迁就别人以希求别人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啊！”
子贡出来，颜回进去见孔子。孔子说：“回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徘徊’。难道我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颜回说：“先生的学说极其博大，所以天下诸侯都不能容纳，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不被流俗所容纳，所以才显示出不苟且、不迁就的君子风范。不能研修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这才是我们的耻辱。博大精深的学说已经非常完备却不被采用，这是国家统治者的耻辱。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容纳，更能显示出不随流俗的君子风范！”孔子高兴地笑道：“是这样啊，颜家的孩子！要是你有很多财产，我愿意做你的管家。”孔子于是派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派军队迎接孔子，然后他们才得以脱身。
昭王打算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土地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大王派往诸侯国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问：“大王的辅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楚王答：“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领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主管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说“况且楚国的祖先受封于周朝，爵号只是子男，封地只有五十里。如今孔丘论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法，阐明周公、召公辅助周天子的功业，大王如果采用这些主张，那么楚国又怎能保证世世代代统治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呢？想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从统治百里土地的君长最终称王天下。如今孔丘要是拥有封地，再加上贤能弟子的辅佐，这对楚国来讲不是好事。”昭王于是作罢。这年秋天，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装疯的贤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旁边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算了算了，如今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跟他交谈，他快步而去，没能跟他交谈。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正是鲁哀公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会盟，吴国向鲁国索要一百套祭祀用的牲畜。吴国太宰伯轻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然后吴国才放弃了无礼要求。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相似。”当时，卫君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在外地流亡，诸侯对此多次指责。而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让孔子执掌政事。子路说：“卫君等着让先生执政，先生将从哪里先人手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吗？先生太迂阔了！有什么可正的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由！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可能兴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公平准确；刑罚不能公平准确，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君子办事一定要合乎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必须毫不苟且才行。”
又过了一年，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与齐军在郎地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说：“先生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说：“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孔子办事情有正当的名分，然后才向百姓传播，即使在鬼神面前进行验证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让孔子像我一样去打仗，即使封给他千社，他也不会动心的。”季康子说：“我想召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想召他回来，就不能让小人从中阻碍他，这样才可以。”这时卫国的孔文子想要攻打太叔，向孔子请教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回去后就吩咐备车离开卫国，说：“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呢？”孔文子竭力挽留他。正逢季康子派遗公华、公宾、公林，带着厚礼前来迎接孔子，孔子这才返回鲁国。
7.平民孔子成宗师
孔子离开鲁国共计十四年才返回鲁国。
鲁哀公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治理政事的重点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忧虑盗贼，孔子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贪欲，那么即使是给予奖赏也不会去偷盗。”然而鲁国最终没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请求做官。
孔子生活的时期，周室衰微，礼乐废坏，《诗》、《书》残缺不全。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重新编次《尚书》，上起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时期，按顺序排列史事，说：“夏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杞国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证实这些制度。殷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宋国没有留下足以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资料。如果文献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很充分地证实这些制度了。”考察了夏殷以来礼制增减的情况后，他说：“从那以后即使经过了一百代，礼制增减的情况也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不外乎文彩和质朴的相互交替。周朝借鉴夏、殷两朝的礼制而确定自己的礼仪制度，真是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制。”所以《尚书》、《礼记》都是出自孔子的编定。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的规律应该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时，要协调五音，接下来节奏必须和谐，声音必须清晰，做到循环紧凑、连续不断，这样整首乐曲才能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订正了诗乐，使《雅》、《颂》都能和原来的曲调相配。”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删去重复的部分，选取可以用于礼仪教化的篇章，上采自殷代的始祖契、周代的始祖后稷，中间述说殷、周两代的盛世，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政治缺失，起始于叙述男女夫妇感情和家庭关系的诗篇，所以说“《关雎》是《风》的首篇，《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清庙》是《颂》的首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配上乐曲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等乐舞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称述，使得王道完备，六艺齐全。
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对《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都详加叙说。他研读《易》的时候，把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说：“再让我多活几年，如果真能这样，我对《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作为教学内容，弟子大约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之类多方面受过孔子教诲但没有登堂入室的弟子也很多。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哀公致悼辞说：“苍天太不公平，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他丢下我一个人在位，孤零零的我伤痛不已。啊，多么悲痛！尼父，我顾不得用礼法约束自己了！”子贡说：“国君大概不能终老于鲁国了吧！先生曾说‘礼法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产生过失。丧失意志就会昏乱，失去所宜就会产生过失’。生前不能重用他，死后才来悼念他，这不符合礼法。身为诸侯，却自称‘余一人’这不符合名分。”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虽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内心却十分向往。我读了孔子的书，可以想像得到他的为人。到鲁地去的时候，我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和礼器，儒生们都按时在孔子旧居演习礼仪，我在那里内心由衷敬仰，留恋徘徊不愿离去。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中国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8.司马迁“忍”而著《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处处高扬坚韧卓绝的品行，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曾打算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未曾动笔便去世了。司马迁很有志气，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自幼便学习刻苦，从二十岁开始出游各地，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积累素材，为写书作准备。后来，他继任太史令，有机会查阅大量皇家图书。从四十二岁起，司马迁开始撰写这部史书。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却因为替李陵辩解，而被夺职入狱。李陵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也是一员骁勇能战的猛将。他因李广利的陷害，仅率五千步兵深入到匈奴领地，与大批匈奴部队力战十余日后，因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获，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之人，投降乃是不得已而为，将来一定会将功折过，报答汉朝的。可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在诋毁李广利，将他处以宫刑。司马迁本想一死，但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和自己的抱负，忍处宫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满腔不平和愤慨，全部倾注于笔端，经过多年不辍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刘秀“忍”而夺政权
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勾践通过忍成就了大事，许多开国之主都是从这条路上走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绩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绩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绩、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绩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贤嫉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缤，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绽，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绩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问题，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谢罪。而对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绩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部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的是，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三心二意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马朱鲔坚守洛阳时，刘秀曾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绩）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刘秀）北伐。我知道自己实在有很大的罪过。”刘秀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怎么会诛罚他呢？我面对黄河发誓，决不自食其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报复。此外，刘秀又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之才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寇恂、吴汉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
10.康熙“忍”而除鳌拜
康熙帝除权臣鳌拜，也是一种坚忍成功的事例。康熙接位时，在四个辅政大臣中，由于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而且与鳌拜不合，结果造成了鳌拜的专权。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于是，出现了“文武各官，尽出伊门”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遍布他的心腹。鳌拜依仗权势，专权横行，经常在少年天子面前“施威震众”，而且多次背着皇帝“出矫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亲信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鳌拜恣意妄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以当年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正白旗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并声称，如果土地不足，“另圈民地补之”，企图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实际上是要重演入关之初的虐政暴行。尽管这一主张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但鳌拜全然不顾，派遣自己的亲信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为由，坚持要换地，并强令有关各旗办理圈换旗地事务。此令一出，当地满汉人民十分恐慌，“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对一些敢于反映群众情绪，请求停止换地的官员，鳌拜大施淫威，要求皇帝将这些人处死，年轻的康熙皇帝虽然不同意鳌拜的做法，但也阻止不住他的一意孤行。结果，反对换地敢于直言的官员被绞死，家产被籍没。这次换地事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康熙帝亲政。按理说，辅政大臣应将权力移交给皇帝了。但鳌拜仍把持权力，不愿归政，企图把年轻的皇帝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鉴于皇帝已亲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把权力归还皇帝。这一举动刺中了鳌拜的要害，将了鳌拜的军。鳌拜当然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以极其专横的态度诬陷苏克萨哈是“背负先帝”，“欺藐皇上”，“紊乱朝政”，罗织了二十四大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帝不同意，骄横成性的鳌拜便在康熙帝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以示要挟。最后，康熙帝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苏克萨哈被绞死。
康熙皇帝虽已亲政，但不能亲掌大权，这使他极为烦恼。而鳌拜却不断将亲信安插到重要部门，企图继续架空皇帝。一次在群臣向康熙帝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俨如皇帝，仅有帽结与康熙帝所戴不同。还有一次，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帝亲自前往探视时，鳌拜卧床，席下置刀，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皇帝放在眼里。这一切，都深深刺痛着年轻的康熙皇帝的心。
康熙帝自幼读书，有抱负，更欲在亲政后一展宏图。他痛恨鳌拜的专权跋扈，倒行逆施，但鉴于条件不成熟，还不能一下子除掉鳌拜，因此不愿采取鲁莽行动。经过长期的考虑，一个周密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成熟。为了夺回权力，康熙帝陆续将一些忠于自己的人安排在自己的周围，并将一批亲信提拔到要害部门，如提拔索额图为吏部右侍郎，提拔明珠为刑部尚书。这样，一个集团已悄悄地在年轻的皇帝周围形成。随后，康熙帝又派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为了最后解决鳌拜，康熙皇帝精心挑选了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他自己也经常和这些布库少年摔打玩耍，故意做出胸无大志的样子，以迷惑鳌拜。鳌拜每次上朝，都见到皇帝与少年们玩耍，竞以为“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毫无戒备之心。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帝与索额图等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了布库少年，并约鳌拜进宫。当鳌拜单身入宫时，十几个少年连说带笑地迎了上去，声称要与他练练功夫。鳌拜以为这些少年与其逗闹，本想喝退了事，不料少年们近身之后立即动起手来。当鏊拜被五花大绑推到康熙帝面前时，他才如梦方醒，不过为时已晚。接着，康熙帝宣布了鳌拜的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同时，迅速捉拿其兄弟子侄、心腹党羽，并全部处死。顷刻之间，鳌拜集团土崩瓦解。
11.曾国藩的一生是“忍”过来的
从曾国藩自己一生的经历来看，曾国藩确实也是“忍”过来的。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没有机会难为他。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大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该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千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遇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高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这就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制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竞不顾“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疱。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的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
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便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准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忍，作为一种涵养，常常被曲解了。忍，不应该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气不顺，憋在胸中，久而不畅，则智昏；智昏，则容易失言失态。最终，忍的修养还是会失去。 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地、积极地去“化解”。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采取积极避其锐气、迂回化解的办法，游而击之；学会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柔化、分化等办法最终彻底解决冲突。
忍耐虽然痛苦，果实却最香甜。
——萨迪
坚忍成就大人物；坚忍战胜磨难；坚忍影响李鸿章。
1.坚忍成就大人物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2.坚忍战胜磨难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低，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这些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闿运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都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竞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3.坚忍影响李鸿章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
“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官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问，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
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
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1862年李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耍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40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折肱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描述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俗称：“忍字心头一把刀”，想借“忍”的字形说明“忍”的道理：“一直要忍到心头插刀，也不反抗。”其实，这是消极的态度，结果很悲哀，以彻底牺牲自己为代价，没有解决什么实质问题。这不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并不可取。正因为中国民间的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了许多人本来可以很好地化解矛盾的，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结果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狄更斯
做忍者，是好汉；湘潭之战中的硬汉子。
1.做忍者，是好汉
曾国藩高深的做人功夫，来自他多年的修炼和打磨。“忍”字是他平生恪守的做人要义。在他看来，“忍”字第一义，要求具有超强的自制力，此为“修身忍”；第二义要求有容人之量，与人为恕，与己为忍，此为“处世忍”；第三义要求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的勇气，此为“战术忍”；第四义要当断则断，不留后患，此为“断事忍”。欲成大事，此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通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 “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2.湘潭之战中的硬汉子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是接连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
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当时的情况也确是如此，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渐等地，占有半壁江山。
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湘潭全胜、靖港大败，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联合会奏经过，请奖励立功将士，而曾国藩则单上一折，痛陈自己的失误，奏折最后他沉痛万分、深切自疚地说：“臣整军东下，本想疾驱出境，乃该逆（太平军的林绍璋）大举南犯，臣师屡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南贼氛，不能迅扫，大负圣主盼望殷切之意，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对于曾国藩自罪自责的一片苦心，咸丰皇帝并未理解，又想起了在授鄂时曾国藩的“抗旨”之举，甩手便是一巴掌，使曾国藩好不伤心。
咸丰皇帝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真是嬉笑怒骂，无所不至。曾国藩于是被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随后，咸丰皇帝又以株守长沙不主动迎战之罪名，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云南腾越镇总兵常存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暂由塔齐布代理。两个月后，骆秉章参奏常存在长沙守城时，畏葸逃避，改授塔齐布为湖南提督。至此，湘军在与湖南大吏的长期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终于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
据查，湘军岳州大败时，敢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5000人。
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增至10000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还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2000，并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1000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到此事时写道：“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坚忍无比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打脱牙和血吞”的硬汉子。
“打脱牙，和血吞”，是曾国藩坚忍之气的名言。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轼
意志如鼎镇，坚忍似超人；屡败屡战，最终成功。
1.意志如鼎镇，坚忍似超人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统兵，能够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意志的力量，是靠他过人的“坚忍”。双方的对抗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意志与坚忍的较量。
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坚忍的作用，他认为“有志就断然不肯甘居下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对于坚忍的重视，可说是达到了极点。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坚忍到达的地方，金石也会为之所开，又有何种力量能够抵挡呢？”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龙梦荪作的《曾文正公学案》序中写道：“遇到困难激励自己去克服，力图赶上从前的贤人，下定决心立即行动起来，自己不甘流于鄙俗。虽然遇到千般艰苦的事情，但也不改变自己的决心；即使遇到千折百阻，也没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自信的人，不受外界的改变；狂妄的人必定不能坚持。”
这一段话，把曾国藩的意志坚强与超人坚忍刻画得淋漓尽致。只有意志坚强之坚忍，才能遇到困难而不放弃，不追求于眼前的功利，才有巨大的成就。
曾国藩意志如鼎镇，坚忍似超人，贯穿他的一生，体现其坚忍和意志最典型的莫过于被围祁门时坚决不退怯的例子。
江苏巡抚何桂清的上奏集中讲到了曾国藩意志坚忍，可谓写得详细、精彩，奏折的大意如下：
我跟随曾国藩的时间很长，互相有很深的了解，透彻地看到他建立功勋，全是来自于实行德政的勤勉，他一生鞠躬尽瘁报效国家，克制自己反省自身，才能、见识过人。自己发誓坚定忠贞，不仅在当今格外罕见，即使是古代的贤臣，也没有多少超过的。
咸丰初期，曾国藩以在藉侍郎的身份，操练民团剿杀敌寇，没有半寸土地，没有一点儿粮饷的来源。粮饷主要来自漕运、关税，而限于他在军队任职没有治理地方之权，所以不敢超越职权而代替谋划。名誉还在其次，实际去作就尤其难了。
他当初兵败在岳州，又在九江受挫，士兵几乎都不振作，但他穷且益坚。到江西受到灾难的时候，形势发展不顺利，行动多触犯忌讳。每一分钱每一粒米，不苦心经营，就不能得到；每一名军官每一个兵勇，不苦心训练告诫，就不能战斗。在困苦难堪之中，树立坚韧不拔的斗志，终于练成劲旅，削平大难。虽然说久疾是可以成就道德的有效之术，能忍是可以增加智慧的能量。而在艰难创业的最初时候，根本不敢自己预料到有他自己的功业。
到咸丰十年，受江督之职，进驻祁门，正值苏州、常州新近失陷，浙江省再次沦陷，皖南皖北，十屋九间是空的，人烟稀少，军粮连半粒都难以求到，运输则一人都难以雇到。从南京到徽州，800多里，到处都是太平军，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徽州刚陷落，休戚相关的祁门大为震惊，江西湖北也都很吃惊。有的劝他把营地转移到江西省城，以保证粮饷的来源；有的劝说把营地转移到长江主干道沿线的州县，以确保畅通的运粮道路，这样做也仍然不出两江总督管辖的边界。
曾国藩说：“我第一次进兵，遇到险阻就退却，后面的事该怎么办呢？我后退一步就死无葬身之地！”大量的敌军已经到来，昼夜轮番围攻，炮弹如下雨般密集，曾国藩亲自书写遗嘱，营帐里悬挂着佩刀，仍然是从容镇定布置，没有改变往常的形态。就这样死守了几十天，直到鲍超率领霆军从山外赶来，才凭借一次战役把敌军驱逐出岭。以10多年驻扎有据的敌人，曾国藩授职4年，依次把那里扫荡干净，都因为祁门最初的不胆怯，用寒敌人的胆来鼓舞士兵的斗志啊。
其后攻南京、扫捻军，皆如履深渊。这么多年以来，辛苦争战收回的土地，由尺寸之大扩展到几百里，深深恐惧一日之间溃败，前功尽弃。时间紧迫事态危急，军情反复无常，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产生了：有的说南京的兵进得太早，必然导致军队疲劳、粮草缺乏；有的说应该撤掉围困南京的军队，以使各路援救南京的敌军退去。
曾国藩在这种言论众说不一的时候，用三军不可夺其志，枕着兵器卧在柴草上，坚忍卓绝，最后才能以少胜多，从死亡中逃出来。等到战局已定，对幕僚朋友说：“古人有句话说：忧虑能伤人，我这才几个月，心胆都碎了！幸好有赖国家的鸿福，才得以不死，然而如果今天一病不起，大概是我的精力已经为这事耗尽了。”
何桂清认为，曾国藩取得胜利的战绩不可胜数，惟独那几年坎坷艰辛。当成功与失败交替的时候，孤注一掷以奋争；当危难疑惑动摇的时候，每次都是百折不挠，这是他的意志不以生死而变化和具有过人坚忍的结果。
何桂清还把曾国藩与以往历史上相似人物的文治武功做了比较，说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也仅仅收复了两京；宋代韩、范，也仅归复西夏一方而已。何桂清认为，清朝武功的强盛，超过前代，多次平定大的战乱，然而像嘉庆年间川楚之战，遭战乱蹂躏的也不过4个省。康熙年间的三藩之战，遭战争蹂躏的尚且只有12个省，而如今的捻军，涉及范围竟达到17个省，朝廷用兵征讨已满20年。若单靠湘、楚军队与他们角逐，而没有淮军在这期间兴起，又怎么能做到南北分兵，接着平定祸乱呢？这是曾国藩有远大韬略，推荐贤才分担劳苦，和衷共济才有后来之功效。
2.屡败屡战，最终成功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曾立下了不期望生还的志向，因为要经历危险，屹然不能动摇，精诚到了极点，部下为他的坚忍精神所感化，兄弟们也为他所感化。所以湘军中阵亡的文武官兵，可以按名册记录考查的人，就多达上万人。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三河之战，他弟弟曾国华跟随李续宾，一个人冲人敌阵战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战，他弟弟曾国葆在敌退后几天，积劳成病而死。可以说一家都是为清朝而死。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但承担职责方面曾国藩总是督促他们抢在前面，论功劳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曾国藩深切地感到在获取功名的时候，也是灾难开始的时候，常因为地位比众人高，权力比众人大，怀疑这么大的名誉会有不祥的恐惧之忧。所以遇到非常隆重的知遇之恩，更是把功劳恭敬地与人分享。
曾国藩立身平常实在，不追求标新立异。严格遵守而且坚持长久的一是“不骗人”，二是“不晚起”。向朝廷上呈的奏折报告，同僚属下的咨文信件，亲友的来信，从来没有欺骗掩饰的。即使是外面的巡抚，远方的人，内部控制的降将，交往都是开诚布公，言辞实在。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官场，曾国藩从没有过一丝懈怠。即使刮风下雨，患病忧郁的时候，一般都是鸡叫时就起床，夜里才安歇，数十年如一日。晚年不吃珍贵的药，没有卧床的习惯。以前在两江总督任上，商讨研究文书，条理清晰缜密。没有一份章程不是他亲自制订的，批文都是他亲自圈点的。只是偶尔患心脏病的时候，不能多见幕僚部属。
再任两江总督、坐镇东南后，自己说稍微休息就会怠懈安逸，负疚感越来越重。公余时间无客不见，见面就全面广泛地咨询并听取建议，殷勤克尽职守。对于同僚部属的贤能与否，事情的原因，没有一件不默识在心中，人们都佩服他老年学习思考的勤奋。
曾国藩做事有恒，尤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他曾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悲观心情，不仅由战场上的挫折、困难造成（困滞祁门时曾国藩曾备好遗嘱：“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次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那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悲观则来自其行为取向与末代王朝体制、风气、惯例的冲突，冲突虽有限，却足以令其患得患失。
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曾国藩都是凭借着他过人的意志，以“屡败屡战”的坚忍精神，终于获得了成功。
人生有很多事，需要忍。人生有很多话，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气，需要忍。人生有很多苦，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欲，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情，需要忍。忍是一种眼光，忍是一种胸怀，忍是一种领悟，忍是一种人生的技巧，忍是一种规则的智慧。
一朝开始便永远能够将事业续继下去的人是幸福的。
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曾国藩的“倔强”表现。
——赫尔克
1.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碰撞，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滩泥，望天长叹，泪水与鼻涕搅和在一起。曾公终生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成功是一种较量。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是很坚强倔强的。
曾国藩的个性，就其发展来看，与其年龄的增长也大有关系，早年时期，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轻浮，大概是和多血质有关。到了京城以后，学习宋时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感情上虽然沉静没有变化，但理智异常丰富，大概和神经质（忧郁质）有点相近。
统率军队之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但仍能本着“屡败屡战”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战斗，这一时期的个性，又与胆汁质相似。
到了晚年，经历了许多忧患挫折，对世上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这又与粘液质极为相近。一般认为，才子的气质是多血质，学者的气质是忧郁质，豪杰英雄多是胆汁质，依曾国藩的生平来看，也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爱好诗文，行为浪漫，自然就是风度翩翩的才子。后来专心研究义理，讲究个人修养，思想谨慎，自然又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学者。曾国藩的个性发展，都是靠勤奋、踏实、观察、学习而实现的。他戒矫揉是真知人生大道理。
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碰撞，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滩泥，望天长叹，泪水与鼻涕搅和在一起。曾公终生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作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就是在写字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曾氏的性格特点。他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权凭一个人的字，就可看出一个大概。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年5月26日），曾国藩在连上4篇奏折，备受皇上嘉许之后，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是一篇那个时代的铮铮直言、掷地有声的好文章。文章在对咸丰帝歌功颂德一番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咸丰帝可能出现的自矜才智、拒谏饰非的卑劣心态，以及朝廷可能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上这种捋虎须的奏折，实在是耿直得可以，坚强得可以。这篇奏折被以“求言”装饰门面的咸丰帝披览后，龙颜震怒，“摔其折于地”，并且“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师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说：“此臣门生，素愚戆，惟皇上宽而宥之。”咸丰帝才稍稍息怒。
在军事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初期，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用曾氏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他以其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顽强地缠住对手不放，最后竞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蔡锷说，曾国藩“出身词林，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其所供之役，所毕之功，比之古今名将，毫不逊色”，做到了“武功灿烂，泽被海内”，毛泽东在早年也佩服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而完美无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曾氏以一书生带兵，取得辉煌的成就，其刚强的性格、坚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2.曾国藩的“倔强”表现
下面细细体味一下曾国藩的“倔强”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内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
曾国藩提倡自强、倔强，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曾国藩在此自强、倔强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强的概念。明强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所有坚韧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的。
——安格尔
忍是一种宽大的胸襟；小不忍则乱大谋。
1.忍是一种宽大的胸襟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的最要紧处就是要忍得住，所以忍就是要有一种宽大的胸襟与器量。它以退为进，并以此预示后来的成败，这也就成了弱者与强者的一种区别了。
人生就是忍受与等待。忍受现时痛苦与压抑，等待机缘到来实现理想与目的。
通常暴躁的人难隐忍，性急的人不安于等待，常常由于这种天生的脾气把事情弄糟了。论其原因，天生的脾气难以压抑是一回事，但多少有些不明于世事也是一个方面。常言道：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真正做到这样，在人生不利的时候能忍受、等待、不急不躁，既是明白人，也是追求事业成功的意志力表现，当然也是学会的好脾气。
大凡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总是忍受等待的煎熬。三国时期曹操的死对头刘备，是一个会忍、会等待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到曹操门下栖身，正好，曹操便死死地监视他，刘备心里明白，便也装着胸无大志。曹操给他右将军的官儿，他也喜咪咪接受。没事做他也不找事，就在公馆里种菜园。
关羽、张飞天天急得团团转，笼中鸟，池中鱼，什么时候能脱身呢？刘备叫他们莫急。急则自投罗网，曹操早就准备收拾他们，只是没瞅着下手处。就这样，刘备耐心等待机会，甚至曹操和他面对面饮酒，说“天下英雄就只有你我二人”时，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并说他怕打雷。一个大男人连打雷都怕，还能成大事吗？刘备骗过了曹操，忍受，等待，终于得到领兵进攻吕布的任务。从此，便是鸟飞蓝天，龙奔大海了。
所以，在处世中，没有等待就没有成功。
2.小不忍则乱大谋
刘备对曹操的忍受，这一事例本身就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义，不过我们刚才只是谈一种人生态度，但小不忍则乱大谋强调的是一种谋略。小不忍则乱大谋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三位英雄所作所为。一是勾践卧薪尝胆，一是孙膑装疯，再就是范雎装死。
首先是勾践，他忍受屈辱的故事，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忍辱发愤的代名词。作为越国君王，只要利于恢复他已经灭亡的国家，他什么屈辱都能忍受，什么苦都能吃。在这里人不能不为自己同类的意志力惊叹。他心甘情愿地给吴王夫差当奴仆，这或者一般落难英雄能做到，但给生病的吴王尝大便，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尤其是英雄人物，宁死不辱。
人争强好胜也就是争一口气么。给敌人尝大便，将来即便反败为胜，在敌人面前，还有何威风可逞？但勾践似乎不考虑这些，对他来说惟有成功才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当他骗得吴王的信任，获得自由，回越国后仍能一如既往地忍受吴国强给他与越国的屈辱，他决不因为稍有自由与权力就张狂起来。他甚至让自己睡在柴草上，在屋梁上吊一个猪胆，天天不断地品尝，以此深思人生事业的艰难。也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不到10年工夫他就报仇雪恨了。他成功了，他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故事给历史与后人无穷思考。
再就是孙膑与范雎。孙膑的忍，在于装疯，不惜吃猪粪以蒙哄庞涓，从而躲过大难，逃到齐国，最后打败庞涓，使庞涓自杀身亡。范雎原本是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他和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齐襄王在接见中发现范雎很有才干，就背地里派人去找范雎劝他留在齐国做事，范雎谢绝了。后来为了这事，须贾怀疑范雎私通齐国，就向魏国丞相魏齐告状，说范雎私通外国。魏齐就将范雎严刑拷打，没气了，魏齐就叫人用破席把范雎裹起来，扔在厕所里。范雎其实只是晕过去了。
夜里醒来，买通看守士兵逃回家，养好伤又改名张禄逃到秦国。他向秦昭襄王献“远交近攻”之计，并当上了秦国丞相。使秦国更加强大，并把魏国作为主要进攻目标。
如果孙膑和范雎遇事不能伸屈也许早就没命了，也就无从说起日后功成名就与报仇雪恨。不过孙膑和范雎的忍与勾践的忍比较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三个人都是一个忍字为谋，无谋即无忍。谋之必要，忍亦不可避免。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是导致失败的根源，它表现了人的器量窄小。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的最要紧处就是要忍得住，所以忍就是要有一种宽大的胸襟与器量。它以退为进，并以此预示后来的成败，这也就成了弱者与强者的一种区别了。所以忍也绝不意味着只咽气不吐出来。所谓吐出来，如越王勾践等那样，是一种吐法。当然平常人们忍一时之气，则常常要时间和事实来作回答，这也是一种吐法。总之，要做到忍得下，看得透，就要宰相肚里能撑船。
可以讲讲曹操对祢衡的态度，这故事叫“击鼓骂曹”。祢衡骂曹操，以及他所有对曹操的作法，乃至对东汉末年各地军阀的看法，有他的道理，其人品、才能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但曹操面对祢衡放肆的羞辱，为了顾全大局，把所有受到的侮辱都咽下去了，也确实表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
当时的情景，两人较劲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曹操请祢衡，实际想让他做个军务秘书长，动机挺好。但请人家来曹操不请人家坐，就伤害了祢衡。接着祢衡就挖苦曹操手下无能人，并自夸才能。曹操大权在握，就要祢衡给他击鼓，以此羞辱祢衡，祢衡也不拒绝。击鼓应换新衣，按规定仪式进行，可祢衡只穿随身衣服。尽管这样，祢衡到底是才子，他击了一曲《渔阳三》，让在座的人感动得掉泪。曹操手下的人坚持要祢衡换衣，祢衡却干脆裸体击鼓，以此辱骂曹操是国贼。
此时一片喊杀声，但曹操很冷静，他容忍了祢衡，他不能因杀一个手无寸铁的祢衡，背上忌才害贤的罪名，使天下人才对他望而却步。如果说这时曹操明智，倒不如说他度量大更难得。他给祢衡派了一个差，去劝说荆州刘表前来投降，并派他手下重要谋士苟或给祢衡送行。这一系列的事情曹操都作得很好。
事实上，无论何种人物为人做事胸襟宽阔都是必要的，所谓容人无量。而对于领袖人物尤其如此。由此，也可以得到一种结论：成大事者尤其要忍。
忍耐是一帖利于所有痛苦的膏药。忍耐和坚持是痛苦的，但它逐渐给你带来好处。忍耐可以避免纠纷，使社会变得更加和睦。要是你无法避免，那你的职责就是忍受，如果你命运里注定需要忍受，那么说自己不能忍受就是犯傻。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坚强的信念能赢得强者的心，并使他们变得更坚强。
——白哲特
天下事以明强为根本；解读曾国藩明强论；曾国藩将明强思想用于实践。
1.天下事以明强为根本
担当大事，都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都无法成功。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
“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你能使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销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
古来如李斯、曹操、董革、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凡是国家要强盘，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
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
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相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心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
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是这种感觉。不只是年轻时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一样，但节制血气，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需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2.解读曾国藩明强论
曾国藩提倡自强、倔强，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曾国藩在此自强、倔强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强的概念。明强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在这里，曾国藩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例，提出要坚持孟子的集义而强、曾子的从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因为他们的强都用于谋一己私利上，所以没有好下场。
唐代的顺宗在当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恍然以天下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常会遭父皇的猜忌而废黜。
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一日曾对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但慕王叔文却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哑言。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就是明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逮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
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形式上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3.曾国藩将明强思想用于实践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熟于胸，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当时的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心中的明强思想。
曾国荃部获得无为州、运槽镇之捷后，距金陵仅二百里，但由于节节分兵守安庆、枞阳庐江等处，兵力顿显单薄。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所以望他“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了几个月，带着新募的七营湘勇，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庆大营。他满腹阳刚之气，大谈“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张”。这种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所以曾国藩“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极力想从“无为”这个方面来开导他稍释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于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辚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
曾国藩为什么忧惧？一是他想起了前车之鉴，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七万人，屯守八年，最后溃败，而曾国荃当时仅二万人。二是认为曾国荃打乱了自己的部署。曾国藩当时设想，攻取金陵，仍然须采取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由曾国荃担任；“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由鲍超担任；“浦口、九状洲西路隔江进一支”，由多隆阿担任；“镇江化路”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在其余三路都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惟独曾国荃不顾及友军的配合，贸然进军。
曾国藩闻讯后，于初七日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袱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
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曾国藩转告他说：“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兵不可靠，几于众口一词”。
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词地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即枝叶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为应援。克其一城，移军他住，贼又随踞之；徒使我疲于奔命，贼而旋走旋据，是攻夺无己时也。今以一军直捣金陵，苏常各贼闻江宁攻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苏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举矣。”
曾国荃为夺取金陵根本之地，拟围城打援，原本符合曾国藩本意的，惟独这种恃勇冒进，与曾国藩的着着求稳未能合拍。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当曾国荃部刚抵南京城郊时，洪秀全便严诏李秀成从上海战场班师救援天京。
此时，曾国荃部三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李秀成一举将其歼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李秀成不顾洪秀全的多次催促，于五月撤至苏州后，便按兵不动。过了三个多月，才率十万大军西救天京，于闰八月二十日（公元1862年10月13日）开始向雨花台发起进攻。
当时，瘟疫正流行到曾军。加上粮饷不足，弁勇靠喝粥度日，面有菜色，纪律也因此松弛，甚至发生捆绑营官，以索发欠饷的暴行。这正是太平军进击的大好时机。且李秀成军几乎五六倍于曾军，把曾军围困数重。至九月，李世贤部又自浙江来助战，陈坤书部也出太平，窥金柱关，使彭玉麟水师不得与曾国荃部相沟通。形势对太平军极其有利。
曾国藩在给家人写信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攻，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
然而，李秀成部在这里苦战了四十六天，终因一时未能攻破湘军的长壕，加上军粮、军衣严重不足，贸然于十月初五（11月26日）下令撤兵，功亏一篑，使曾国荃得以死里逃生。自李秀成攻雨花台以来一直“寸心如焚”的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
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掘强的气概。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明强”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
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做出好榜样，要有勇气在风言风语的社会中坚定地高举伦理的信念。
——爱因斯坦
功不可强成，名不可强立；曾国藩讲“明强”。
1.功不可强成，名不可强立
曾国藩，一生追求和重视“明”、“强”二字，给人不少启示。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至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做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
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国藩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
自那以后，曾国藩不再那么一味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世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
当然，强是曾国藩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同时，恰恰也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但是，曾国荃这位老九的“强”有点儿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湖北巡抚不久，就狠狠地参了湖广总督官文一本，说他是肃顺党羽，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
当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羽，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更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可是将朝廷置于了难堪之地。可见，于公于私，老九的此举都太不明智！
曾国藩深为老九的莽撞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国藩反复给九弟讲明强：
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蛮横，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2.曾国藩讲“明强”
曾国藩讲明强，也就说要明智的强，不是蛮横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是两个分立的字眼，“明”是“明”，“强”是“强”。一般人只能做到一个“明”就已经很不错了，说其是高人一点儿都不过。既要“明”还要“强”，实属不易，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在这里，“明”有两种解释，一是高明，二是精明。
一般人都看得比较近，能考虑三天有饭吃的已是有心之人，如果能看得远些再远些，或是能看到极远的东西，或是登上山顶俯瞰树木山林鸟兽动物，或是能看到更广阔的东西，或是能把脉自然万物摸透其心，即用心做人，用心做事，用心修为，用心经营，这就叫“高明”了。
与此类同，别人能看粗线条，而你能看到细轮廓，或是能看得很精细，如显微镜一般能放大很多很多倍，或更多更多倍，这就可以叫做“精明”了。
当然，“强”字也有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做事有根据，不武断。心里不明白就决断，是武断，搞清了再决断，就是明断。
常人见闻少，想要求“强”不易，但人总是想要求“强”的。因此，“明强”放在一起就应该是“高明”、“精明”、“明断”的意思。几个“明”加在一起，常人是做不来的，所以这才有了凡人与伟人之分，但凡人一直在努力着，求“明”的同时，也在拼命地求“强”。
“明强”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对此，曾国藩这样规劝其弟：
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生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做法，这就是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仙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分。因此，曾国藩认为，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可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看现实中人，每每的打拼世界，个个都在求强求胜，不同的只是“强”的品位和结果不一样。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慎，即贻百年之患。
——玄烨
古人修身四方面；曾国藩对慎独的理解；曾国藩用一生修炼慎独功夫；同僚称赞曾国藩。
1.古人修身四方面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问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
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
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
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
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
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2.曾国藩对慎独的理解
在孔孟儒家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称为慎独，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像在大庭广众下一样有修养，如何做到慎独呢？首先就必须内省。内指的是心灵，省就是自我审思。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本领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人是禀天命而生的，生下来之前，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生下来以后，就禀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这些智慧隐而不显了。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还智慧以本来面目。
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只是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
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心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的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
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惟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心存侥幸，以为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
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为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
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3.曾国藩用一生修炼慎独功夫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炼。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
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
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不再与邻居小孩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而且，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
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4.同僚称赞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紊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
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渝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
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
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小人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干出不好的事情来。然而，从他见到君子后试图掩盖自己恶行来看，他并非不知道应该为善去恶，只是一到一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便故态萌发，无力做到这一点。既然伪装并不能真正掩盖自己，那么就应当引以为戒，“慎其独”，过好独居这一关。
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
——韩非
花未全开月未圆；常存冰渊惴惴之心；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个？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宇，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宝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1.花未全开月未圆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仄，花全开便是凋落的时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2.常存冰渊惴惴之心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3.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
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第二次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情’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
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对名利的得失别太计较，多数人是可以做到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有很多钱，也都希望在社会上留下个好名声。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少些压力，同时也受到别人的尊重。问题是钱从何处来？名从何处得？对于名利，自然可以争取，却未必能够实现，索性不如看得淡些，也会免去很多烦恼，多一些幸福。
如果你要获得成功，就应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顾问，以小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守护者。
——爱默生
曾国藩的恩惠术；曾国藩一生清廉。
1.曾国藩的恩惠术
曾国藩心明眼亮之处在于不贪，会施以恩惠是他取得长久胜利，让大家齐声说好的手段。这说明曾国藩懂得：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
曾国藩的恩惠术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因为这是超人的智慧。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甚。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8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不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2.曾国藩一生清廉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阉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1000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8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曾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30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清官往往很在乎“清誉”，但晚清重臣曾国藩却唯恐得到“清廉”之名。他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虽然内心操守坚定，但表面上他却和光同尘，不求自己的清廉为人所知。这种以“浑”为表以“清”为里的居官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钻研然而知不足，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虚伪的谦虚，仅能博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
——华罗庚
虚心才能容物；虚心不是低人一等；帝王也要恪守虚心原则。
1.虚心才能容物
大凡有血气之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想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下，追求高位，讨厌贫贱而希图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而普通人中间的那些，大都常常是终身沉寂，悄悄退守。难道他们跟一般人天性相异吗？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大的方面，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
自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清呢？当他们高居权势要职时，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后来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的。
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去来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
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高深的义理而地位显责，因而毫无愧色地自认为高明，而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浑浑噩噩的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要同归于尽，而没有丝毫差异，难道不让人感到悲哀吗！
古代的英雄，胸怀都很恢弘广大，事业规模宏大，而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总是显得恭谨慎深，身体如同鼎一样稳固。依仗贵重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气；以威望加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
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狞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身体享用的物品，都有规定。奇异的服装玩物，不应有太大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与他们相见次数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心情，不了解他们的心情，又如何知道各类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经营天下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孙，都是意旨简约，从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自己得很厉害。
静下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恰与一刹那相似！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
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去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当考虑推举贤人以共同去处理。如果这么做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清除了。
在这里，曾国藩主要表述了他的自我抑敛的思想。为什么要自我抑敛？主要是因为自身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切不可因所处地位高于别人就自高自大、不可一世。这也是“挺经”中的重要一条：虚心才能容物，容物才能有大的成就。
2.虚心不是低人一等
虚心，并不表示你低人一等。因此，你大可不必因虚心而觉丢面子，恰恰相反，人生中的许多机遇往往是因你的虚心而得来。张良与黄石公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张良曾有一次闲暇无事，到下邳的桥上从容散步。有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跟前，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回头对张良说：“小孩子，下去拣回我的鞋子！”张良很惊讶，想揍他一顿，但因为他是老年人，便勉强忍耐，到桥下拾回鞋子。老人说：“给我穿上鞋子！”张良既然已经把鞋子拾上来，就挺身跪着给他穿鞋。老人伸着脚让张良穿上鞋，然后笑着离开了。
张良很惊奇，随着老人的去向注视着他。老人走了一里地左右，又返回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可以教育。五天之后天将亮时，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感到他很奇怪，便跪着说：“可以。”
五天后的天将亮时，张良就到下邳桥上去，可是老人已经先在那里。老人生气地说：“与老年人约会，为什么后到呢？”说罢离去，但留下话说：“五天之后早点来！”
第五天，鸡一叫，张良就去桥上，老人又先在那里了。老人又生气地说：“为什么又来晚了？”说罢离去，又留下话说：“过五天后早点来！”
第五天，还不到半夜，张良就到桥上去了。不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做。”而后拿出一部书，对张良说：“读了这部书，就能够做王者的老师了。
十年之后，你会转运；十三年之后，你到济水之北见我，谷城山下有块黄石就是我。”天亮后，张良看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对此很珍视，经常诵读它。后人常把此书称为《黄石公三略》。
张良喜得这部兵书后，就开始认真地学习、研究。汉高祖刘邦在沛县兴兵反秦后，张良就成为汉高祖刘邦的谋略大师，帮助刘邦夺得天下。尔后，张良激流勇退，到了济北，果然见谷城山下有块黄石。
3.帝王也要恪守虚心原则
正是因为懂得虚心的好处，唐太宗李世民贵为帝王，仍恪守虚心的原则。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当了皇帝就自认为尊贵高尚，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却认为应当保持谦逊恭谨，经常感到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自以为是，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贤能；你只要不自我夸耀，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能与你争功劳。’另外《周易》中说，做人的准则应当是厌恶骄傲自满而崇尚谦逊恭谨。大凡做皇帝的，如果自认为尊贵高尚，不保持谦逊恭谨的作风，那么自身若有了不对的事，谁还肯冒犯威严上疏劝谏？我每说一句话、办一件事，必定上畏惧苍天，下畏惧群臣。苍天高高在上体察着人世间的善恶，怎么能不畏惧？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众公卿大臣、有识之士看在眼里，又怎么能不畏惧？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就应经常谦逊恭敬，经常小心谨慎，尽管如此，还时常担心所作所为不符合上天的意旨和百姓的心愿。”
魏征说：“古人讲，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开头的，但坚持到最后的却很少。希望陛下坚持这种谦惧的作风，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国家就会永远巩固，而不会灭亡了。尧、舜时代之所以太平，实际上就是遵循了这个原则。”
虚心不是一般所谓谦虚，只是表面上接受人们的意见，也不是与人们无争论无批评，把是非和真理的界线模糊起来，而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当自己还未了解他人意见时不盲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魏徵
第一忌，忌妄言；第二忌，忌自大；第三忌，忌非议；第四忌，忌贪欲。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傲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1.第一忌，忌妄言
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功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古代《诗经》中有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2.第二忌，忌自大
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3.第三忌，忌非议
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问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4.第四忌，忌贪欲
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三，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人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贪由心中生亦可由心灭。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蓿菩，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就可能喾掉犬矛盾复杂的境地。于应得之时得应得之势是他的主张。
贪是正常欲望之外的错误意识，是应该及早摒除的东西。不贪图财势，无欲无求者反而有所得。
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他一味对镜自赏，自吹自擂，遇事只顾浮夸失实，到头来只是事事落空而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李商隐《咏史》
曾国藩的勤俭论；大司徒王良廉洁节俭；汉文帝节俭为群臣做榜样；南朝皇帝清简寡欲；唐太宗不肯为自己建宫殿；王安石计还藤床；于成龙“清官第一”； 雍正帝勤政，以治天下为己任。
1.曾国藩的勤俭论
勤廉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很平淡、浅显，实际上无论是被上司看中，还是让朋友信任、让百姓信服，都需要靠它。不具备这两种品质，即使偶然被上司看中了，也不会长久重用；想得到同僚的敬重、百姓的爱戴，即使想侥幸有所得，也不可能。想做到廉，必须从俭字上下工夫。使役的人要少，官气要轻，常常跟教官衙门一样的规模。想要做到勤，要从清理积压官司上下手。必须限定每天结清几起官司，并把此作为自己每天的功课。
用兵久了则将士们易产生骄傲和懒惰的情绪，而一旦骄傲和懒惰了，打仗没有不失败的。勤则可以医治懒惰，慎则可以医治骄傲。在勤和慎这两个字之前，还应该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要立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办踏实。只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会躲避，这就是在于自己立诚。人的生性是直率，与武官相交往，尤其要讲究直率。文官则大多有歪曲的心肠，不喜欢坦诚，因此往往与文官不能水乳交融。一定要去除自己心中那些曲折的想法，每件事都与人推心置腹，使武官和粗鲁的人心里坦然不疑，这就是与人交往时守诚。以诚为根本，以勤和慎为我所用，这样才能避免大的挫折和失败。
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只有俭可以养廉，只有勤可以带来智慧。这两句话是做好官的秘诀，也是做好人的关键。
习惯于勤劳，则神都会钦敬。人之常情，没有不好逸恶劳的，不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安逸，害怕劳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与他一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称，那么旁人就会认可，鬼神就会赞同，认为他是自食其力了。至于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勤勉辛劳，不过获得几石粟、几尺布；而富贵人家，终年安逸享乐，一件事都不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很多奴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鬼神都不会赞同，这能够长久吗？古代的圣明君主，贤德宰相，比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文王无暇吃饭，周公废寝忘食，坐待天亮，时时以勤劳激励自己。《无逸》这个篇章，推论到人若勤劳，便会长寿，人若安逸，便会天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为自己着想，则必须习练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不断地学习，不断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居安思危。这样，才会增加智慧，增长才干。为天下着想，则必须自己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人没有收获，就应该当作是自己的罪过。大禹治水，历尽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天下人谋福利；都是非常节俭，拯救百姓却不辞困苦。所以荀子偏爱大禹、墨子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自从军兴以来，往往见到有一技之长，能忍受艰难困苦的人，都能被人任用，得到当时人的称赞。而那些没有才能，也无一技之长，又不习惯勤劳的人，都被当时人所唾弃，最后饥寒交迫而死。因此，勤劳的人便会长寿，安逸的人就会夭折；勤劳，便有才能，就能为人所用；安逸，则无才能，就会被人抛弃。勤劳，便能普济众生，连神都会钦佩仰慕；安逸，则无任何价值，神鬼都不会保佑他。所以，君子若要成为人们和神都能信赖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习惯于勤劳。
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从小事情上克勤克俭开始的。百尺高的楼阁，起自平地；千丈长的绢帛，是一尺一寸累积起来的；一万石的钟，是一铢一两地聚起来的。文王被称为圣明，因为他常常整天为大事顾不上吃饭；周公为国事操劳，日夜不停，若有所得，则坐待天明；仲山甫时时刻刻都为国事不懈怠，他们如此勤劳，对什么事会轻慢地对待呢？诸葛亮担任宰相，只要是需要击杖之刑罪他都要亲临决断，杜慧度处理政事，如同治理家族一般缜密；陶侃治事细密，即使像竹片木屑之类的东西，都储存起来，以备万一之用。朱熹称从事学问西须一铢一寸地积累，其实从政也没有不通过一铢一寸地积累而能成功的。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亲自从事尚书的工作，隋文帝为卫士递饭，都被后世之人讥评，认为贵为天子，不应该亲自办理这些琐碎的之事。我认为也许天子可以不亲自办理这些琐碎之事，但作为大臣，则万万不可不亲自来办理。陈平不知钱谷，不知刑狱，这不是作为臣子应该效法的。做事是否成功，一定要以大家有目共睹为效验。假如有车，一定能看到车轼；如果有衣服，一定能看到它旧的时候。作为博学的君子，一定能看到他满屋子的著作，满箱子抄录的材料；作为实践道德的君子，一定能看到容光焕发，并受他的信徒们的敬慕；如果一个人擅长政事，一定能看到他辖内的居民很高兴，而不在他治辖范围的人会很羡慕；假如一个擅长带兵作战，一定能看到他战则胜，攻则克。如果不让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为效验，而只靠内心来臆测高下，就会崇尚虚浮而轻实际，崇尚玩空而轻勤劳，何晏、邓扬这些人，造成一种风气，心很高，腹中却无才学，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无论大事小事，都一窍不通，亲人和贤人，都拒之于千里之外。想这样就成就大业，不也太荒谬了吗？
练兵之道，必须是官兵昼夜苦练，才能越来越熟练，就像母鸡孵小鸡，火炉炼金丹一样，一刻也不能停歇。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艰难困苦，却能壮大、长久的。所有的弊端，都是从懒惰产生的。懒惰，就会弛缓，弛缓，治人就不严，处事就不迅速，一个地方弛缓，就会处处懒惰。
治军之道，以勤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气朝气为要。
治军的方法，首先是要勤。身体勤劳，就会健康，贪图安逸则会生病；全家勤劳则家业兴盛，懒惰则衰败；全国勤劳则天下大治，懈怠便会大乱；全军勤劳则获胜利，懒惰便会失败。懒惰，就是沉沉的暮气，应当常常以鼓舞军队的朝气为重要任务。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当供习勤劳，始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
治军以勤字为先，从我的经历中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变的真理。没有平时不早起，而临敌时忽然能早起的人；没有平时不习惯劳苦，而临敌时忽能习惯劳苦的人；没有平时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时忽然能够忍饥耐寒的人。我们都应当习惯勤劳，开始时要使人有惭愧之心并惕厉，继之以痛加惩戒。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一样。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是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农民忙于农事，商人去追求利益，划船的人下河滩，白天工作，晚上琢磨，以追求成功。而处理具体事务以外，应辅之以冲和的气象，这两者同时并进，那么勤劳中辅以恬淡，这是最有意味的。
用兵最忌的是骄和惰，这两个字对做人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作为挽救危局的英雄，应该把习于劳苦作为首要任务。
带兵之道，廉、明、勤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廉洁了，就不会贪图银钱，士兵们自然心服；见识高明，就不会混淆是非，实施赏罚也会公道；勤劳则军务整肃，下面的士兵自然不敢懒惰误事。这三个字中，明不能强求，廉和勤则是可以靠个人努力而达到的。
将官的职位越高，责任也越大，必须常常牢记勤、恕、廉、明这四个字。勤于处事，宽于待人，以廉明服众，聪明应对，这四个字兼备了，既可成名将，也可成好官，无论是文官武官，大官小官，只要具备这四个字，就什么地方都能行得通。勤、恕、廉这三个字，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只是明字学起来不太容易，必须对每件事都精细考察，多看，多做，多问，多想，才能渐渐具备这个明字。所以，想要达到明的诀窍，仍然离不开个勤字。作为将领须立志成名，在这四个字中就必须特别注重这个勤字，千万要记住不忘。
勤、廉二字，看似老生常谈，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所以曾国藩的《挺经》中强调勤廉，是因为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上，凡是真正做到勤廉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推崇。
2.大司徒王良廉洁节俭
据史载，公元30年，王良任大司徒司直，廉洁节俭。他家在东海郡，入京师做官后，也没有把妻子、孩子接到官府，家中仍用布被瓦器。一次司徒史鲍恢到东海办事，顺便探问王良的家属。王良的妻子身穿布裙光着脚扛着柴禾，刚刚从田里回来。鲍恢告诉他：“我是司徒史，特意来看司徒夫人是否要带书信，想见见夫人。”王良妻说：“我就是。辛苦你了没有什么书信要带。”鲍恢立即下拜，叹息着离开。
而且，历史上那些能忠实遵循勤、廉二字的君主、官员，他们不但能使国家富强，保一方平安，而且自己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3.汉文帝节俭为群臣做榜样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衣食住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他发现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务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
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造价也不高，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竞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用自己的淳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他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在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南朝皇帝清简寡欲
刘裕是南朝的开国皇帝，出身在一个没落官僚家族，祖父刘靖曾做过郡太守，父亲刘翘只做到郡功曹的小官，到刘裕生下来时，已家道衰败，养不起他了。刘裕靠吃别人的奶才活下来，稍大些，就去砍柴、打渔。以后就以卖草绳为生。因此，他在青少年时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饱尝了人间的艰辛，这对于他日后革除弊政，倡导节俭是有很大关系的。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当政，世风崇尚奢靡，百姓深恶痛绝。刘裕尽管是以镇压孙恩、卢循农民起义有功而步入统治中枢的，但他对百姓的疾苦还是了解的，对那些争奇斗富的事情也是看不惯的。因此，他就大力提倡节俭，并首先从自己做起。
刘裕清简寡欲，处处按规定办事。他对朱玉宝马不屑一顾，后宫的嫔御也很少，根本听不到有宫女歌舞的声音。宁州曾献上一个珍贵的琥珀枕，光色甚美。他当时正要北征，因为琥珀能治刀伤，就高兴地接受下来，并命令捣毁分发给各位将领。他平定关中时曾获一女，非常宠爱她，后因她耽误政事，经谢晦劝谏，便立即将她送走了。他在宫内没有自己的私藏，国家的财帛都放在外朝的府库里。他睡的床很简朴，没有高档的曲脚床，银涂钉，只是简单的直脚床，钉用铁制的。他的住处也十分简朴，床头是上屏风，墙上挂着葛布灯笼和麻绳拂。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各位公主出嫁，赠送的嫁妆钱不超过二十万，并不给锦绣金玉。他的穿戴也十分随便，常穿连齿木履。外出时不喜欢前呼后拥，在出神虎门散步时，左右跟随的不过十余人，他还把自己补缀多层的破袄送给长女，让她以此教育后人，要他们节俭戒奢。并保存着自己少年时期曾使用过的农具，用来教育后代知道稼穑的艰难。皇帝如此简朴，“内外奉禁，莫不节俭”，东晋以来的奢侈之风被刹住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刘裕才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成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皇帝之一。
5.唐太宗不肯为自己建宫殿
唐太宗是历史上十分注重勤廉的一位君主。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自取灭亡的原因不外乎是执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罢了，吃山珍海味，又沉溺于歌舞笙华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所需的费用也将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入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有鉴于此，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
魏征听后说：“自古以来被尊崇为圣人的君主都努力实践这件事，所以才能够开创理想的政治。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来询问政治的要义，詹何回答他，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楚庄王又问他具体的政策，但他的回答仍是，从未听过国君身体得正而国家混乱的事情。陛下所说的，其实正和古代贤者的意思相同。”
唐太宗正是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的，他率先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彻底。正如他向魏征所说的那样：“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谢’，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里，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吃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疾瘕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再三要求，唐太宗仍执意不肯。
6.王安石计还藤床
如果想做一个平庸的领导者，也许这种自我节制并不十分重要。但是若想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就必须要藉着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这个原则不仅在公的方面，即使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虽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但是他的勤政、廉洁却是有口皆碑的。这里述说一个他计还藤床的故事，就可见廉洁之一斑。宋神宗时，他因革新变法屡屡受挫，被迫辞去宰相一职，退居江宁。王安石一向不修边幅，不事修饰，还不爱洗澡，因而身上常有虱子。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却素喜洁净，事事讲究整齐干净，甚至爱洁成癖。
王安石辞职退居南京后，一应的公家之物都已奉还，而只有一架藤床，吴夫人十分喜爱，一直未还。有一天，有关官吏奉命前来王安石府上索还，可府中上下，谁也不敢向吴夫人提起，怕惹她大闹一场。王安石知道后，也没去和夫人争执，只是若无其事地光脚躺到了藤床上，还在上面歇了半天。吴夫人远远望见，果然打发仆人将这架藤床送还公家。
7.于成龙“清官第一”
清代吏治向以贪酷著称，可康熙年间，却出了个有名的清官，而且曾国藩多次称颂这个人，此人就是于成龙。
被康熙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于山，自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在任上洁己爱民，秉公从政；拒贿赠，行节俭，为百姓兴利除弊，屡施德政。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叠土为案，铺草为床，垒起一副土灶，办公膳宿都在茅屋里面。
于成龙治理罗城，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他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父老，实地察看，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于成龙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他都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有时应邀在田边树下与农夫一同吃饭，笑语欢如家人。
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成龙只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周围百姓见他如此辛劳清苦，十分过意不去，来到衙中问寒问暖，于成龙总是热情接待。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七年县令，县境面貌大变。因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的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屑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意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他的大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江宁探望父亲。儿子要回去时，于成龙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土特产让儿子稍回，正好厨房有一个腌鸭，便割了半只给他，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编了首歌谣唱道：于公豆腐太狭，公子临行割半鸭。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因此，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绨袍和一双靴子，竞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二十里，哭声震天，竟然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的人员说：“朕博采舆论，感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股肱之臣啊！”
8.雍正帝勤政，以治天下为己任
对于雍正帝继位是否康熙帝的本意，历来众说纷纭，然而对于他的为政之勤，却是众口一词的。雍正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没有停歇，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经常至深夜。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年年如此，寒暑不断。经雍政帝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这还不是其全部。雍正帝自己所写的谕旨及对大臣奏章的批示，现已选刊者即不下数十万言，其未刊者尚不知几几。这确实是两个惊人的数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初一，雍正帝连续颁发十一道训谕，对总督、督学、提督、总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各级地方文武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每一道谕旨，洋洋万言，若非勤政之君，实难办到。
雍正帝之勤政，又与他以治天下为己任是分不开的。他在位期间，一直以“万机待理”的责任感而勤奋工作。他自己曾明确地讲过，他之所以“夙夜诫惧，不遑寝食，天下机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并非“以此博取令名”，而是“钦承列祖开创鸿阜，休仰良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就是说，他是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为雍正帝以社稷为重，以国事为先，他才能够以朝乾夕惕自勉，惟日孜孜。
对于雍正帝的这种做法，曾国藩也许有不同看法：“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但作为臣子的，曾国藩则认为必须这么做：“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而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曾国藩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了。
做官要严于律己，要在勤政守廉上从严要求自己，在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上保持自觉性，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一个干部的行为规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在工作实践中要始终依法行政，廉政奉公、勤政为民；“有所不为”，就是凡违背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凡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凡是不利于审计事业发展的，就坚决不能做。
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诗书，起家之本；忠孝，传家之本。
——（清）金缨
曾国藩崇尚节俭；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
1.曾国藩崇尚节俭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由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节俭虽然可以轻易地做到，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得国民终身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儿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对此功不可没，但是他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人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庶吉士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2.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
曾国藩为了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千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聊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没有富裕，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而像今年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便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是，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绝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俭朴是一种传统美德。俭朴的人，生活单纯，懂得集中心力，他们不奢侈浪费，深知无欲则刚的道理。俭朴使一个人能集合心力和财力，去创造更多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业。无论是企业家或慈善家，他们都深谙此道。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俭朴更是知足喜乐之道。所以勤俭是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的生活智慧。
困难像弹簧，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马克思
大丈夫要有刚毅之气；曾国藩刚毅对付太平军；刚毅之气常存于游侠中。
1.大丈夫要有刚毅之气
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古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来；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庄；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亨。只是因为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处事的方法，靠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袁了凡所谓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经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使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受屈辱的时候，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因而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2.曾国藩刚毅对付太平军
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
咸丰五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府治在今上饶）、饶州（今波阳）、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府治在今修水），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
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划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株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
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
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立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若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
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罗泽南起程的那天，刘蓉、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说：“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感叹地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
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这是因为这种气概是当时之人最缺乏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战士缺乏这种气质，必然一触即溃。同时他又强调要刚毅不要刚愎，这是要求人们在有勇毅之气的同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或鲁莽，而是出于一定的理想或德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谓少之又少。
3.刚毅之气常存于游侠中
司马迁认为，具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常常可以在游侠中找到，因此，他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章，为聂改、曹沫、专诸等游侠做传。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杀人后为躲避仇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家，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
过了很久，濮阳严仲子为韩哀侯做事，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矛盾。严仲子怕被杀，逃离韩国，四处周游寻找能够报复侠累的人。到齐国后，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士，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见，往返多次，然后备好酒食自己畅饮于聂母面前。
酒酣之时，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母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吃惊和奇怪，向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推辞说：“我庆幸尚有老母，家虽穷，但客居他乡做了一名杀狗的屠夫，能凭此早晚得些美食来奉养亲人。亲人可以供奉，衣食也不缺，我不能接受你的赐予。”
严仲子令人回避，然后对聂政说：“我有仇人，而且到过的诸侯国很多了。但到齐国后，听说足下您义气甚高，所以进献百金，是要用它做令母的饮食之费，能够得到您的欢心，怎敢有其它奢求呢！”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屈辱自己做市井屠夫，只因为要奉养老母。老母在，我的生命不能轻许他人。”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终究不肯收下。严仲子最后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掉孝服，聂政说：“唉！我只是市井之人，操刀屠宰，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屈尊乘车骑来与我交往。我接待他的，是极普通的，没有大功值得称道。而严仲子却奉献百金为我亲人祝寿，我虽不接受，但这只能加深他对我的了解，有贤德的人因为愤怒于仇恨而亲近信赖困窘偏僻的人，我怎能默然无声呢！况且严仲子前次请我，我只因有老母；现在老母以天年而终，我将为知己者用。”
于是西行至濮阳，见严仲子，说：“前日所以没答应你，只因有亲人在，如今母亲已经不幸以天年而终。你要向谁报仇？我希望能做此事！”严仲子详细告诉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又是韩王的叔父，亲族众多，住处防范十分严密，我想派人刺杀他，始终没能成功；现在幸蒙足下您不弃，请增加可做足下助手的车骑壮士。”
聂政说：“韩与卫，相距不很远，如今要杀人家的国相，国相又是国君的亲人，这情况决定不能用很多人，人多就不能不生出差错，出差错就泄漏消息，泄漏消息那整个韩国就会与你为仇，那岂不是危险了！”于是推辞了车骑人众，聂政便告辞独行。
聂政携剑来到韩国，韩国侠累正坐在府中，手持刀戟保护侍奉的人甚多。聂政直入府中，冲上台阶刺杀了侠累，侍卫大乱。聂政高声呼啸，击杀数十人。随后自己毁容抉眼，自己剖出肚肠，当即死去。
韩国将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上，悬赏追查他的身份，但无人知道他是谁。于是韩国悬赏：有能说出杀国相侠累者赏千金。过了很久仍不知道。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有人刺杀韩国国相，刺客没能活捉、全国不知其名姓、暴尸而悬赏千金的消息，就在城中说：“难道这是我弟吗？是呀，严仲子了解我弟！”马上起身去韩国，来到集市，死者果然是聂政。聂荣伏在尸体上极悲痛地哭着，说：“他是轵邑深井里叫做聂政的人啊。”走在街上的人都说：“此人残杀我们国相，国王悬赏千金查问他的名姓，夫人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辨认他？”
聂荣回答说：“听说了，聂政蒙受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是因为老母无恙，我未嫁人。亲人已经以天年下世，我已嫁夫，严仲子发现并抬举困污之中的我弟并与之交往，恩泽深厚啊，可怎么办！士自当为知己者死，现在竟因我还在的缘故溯自刑以断绝线索，我怎么能因害怕杀身之祸，最终泯灭我弟的名声！”这番话震惊了韩国街上的人。聂荣于是三次大声呼天，最后在街上因悲痛死在聂政身旁。
晋、楚、齐、卫各国听说此事，都说：“不只聂政有能耐，就连他姐也是烈女呀！事前假使聂政确实知道他没有柔顺的品性，为不加重暴尸的苦难、一定要跨越千里险阻来宣布他的名姓、姐弟俱死于韩国市上的话，他也未必敢以身许诺严仲子。严仲子也可说是了解别人，能得贤士啊！”
如果自己不习惯早起，就强迫自己早起；如果不习惯付出辛苦劳动，就强迫自己与员工同甘共苦；这就是刚强。如果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刚毅。如果既不刚强，更不刚毅，却想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二者一字之差，但结果却天壤之别。有刚强性格的人能感染别人，有刚毅性格的人能带动别人，有刚愎习性的人能伤害别人。
勇敢坚毅真正之才智乃刚毅之志向。
——拿破仑
敢于面对强敌；曾国藩屡败屡战。
1.敢于面对强敌
如果远方是梦想的天堂，眼前却有满路荆棘，要如何选择呢？
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就能首先在精神上略胜一筹。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还是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了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长进的时候就是身处危难的时候，困境中正是磨炼人的时候还能促使人多思考。
曾国藩一介儒生却带兵打仗，起初都是败仗，输得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由此可见其意志坚强。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的精神，是他敢于挑战强敌的体现。
2.曾国藩屡败屡战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率军至靖港镇，与太平军展开苦战。由于他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大溃，曾国藩为了免于败后受辱，竟跳江自尽，幸被随员们救起，后退到长沙。
打败后的曾国藩没有气馁，重新招兵买马，造船配械，终于在六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时又被石达开困在鄱阳湖，无法突围。石达开便使用火攻，将湘军一百多只战船烧得精光。这次他更是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自杀未果，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这一次惨败，被他称为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虽然他一败就要自杀的做法确有不当之处，但并非因为失望而如此，而是因为羞愤和自责，再加上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他早已经写下“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所以他并不以此举为耻。
曾国藩说过，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打仗，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一死，其勇气与魄力值得佩服。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他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的勇气与意志。失败过的人都能理解一败再败，信心被消磨，郁闷无处发泄的苦处。所以失败了，要允许发泄，允许郁闷，但唯独不允许放弃。只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就迟早会成为成功的人。
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因为你不亮剑，对方也不会放过你，绝对不会放你去练级，然后给自己培养个对手，呵呵，所以一旦遭遇强敌，逃跑只会死的更惨，而且毫无尊严；你毅然决然亮剑，虽然未必会赢，却也不一定会输，就算输了，也是光明磊落的倒下，成为对方眼中最可敬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