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听说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明天来看您。他在故宫博物院举办自己的书画展。
季羡林：饶宗颐能画画的。
蔡德贵：饶宗颐先生能够绘画。
季羡林：那个人是多才多艺啊，书画都很好。
蔡德贵：香港绝对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恐怕几十年，上百年也出不来这样的人物了。
季羡林：香港不可能。
蔡德贵：您是接着讲呢，还是我有几个问题先核实一下。
季羡林：你问吧。
蔡德贵：张明老，我跟他叫张明老，就是张蔇，他的父亲不是和您叔父都是黄河河务局的四条汉子之一吗？他提供过一个信息，说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他给您写过一副对联。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告诉我，衍圣公平常给人写字，惜墨如金，一般是写四个字，给您写过一副对联，是十四个字：文章到处精神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季羡林：嗯。对。
蔡德贵：这个对联不是衍圣公自己的东西，是不是清代一个诗人的诗句？张明老说季先生的面子太大了，他一般给人写字都是四个字，无论多么大的高官，都是四个字，给季老一写就写十四个字。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我查了一下，清代一个叫石韫玉的诗人，是石韫玉一首诗的两句。
季羡林：哦。
蔡德贵：您上次说过，《论语》是中国的《圣经》。
季羡林：那是比喻吧。
蔡德贵：这个比喻，现在好多人都愿意这么比。您小时候是不是也受过《论语》的影响很大？
季羡林：反正念过。不是《论语》，我这个叔父，就是理学那一套，不纯粹是《论语》。理学，你知道这个啊。
蔡德贵：对。
季羡林：叔父的理学是讲究形式主义的一些玩意儿，什么念《孝经》啊，搞那个东西。这个与学问无关的，叔父并不研究什么学问，不认为有什么学问，他也不研究什么学问。
蔡德贵：但是他对宋明理学还是很熟的。是吗？
季羡林：就是他喜欢理学那一套。
蔡德贵：您个人受理学的影响，积极的消极的都有吗？
季羡林：积极的（影响），没有什么东西。
蔡德贵：但是，朱熹的理学，在宋代的理学里面，您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啊。
季羡林：朱熹恐怕不但是中国儒学史上，孔子以后第一人，你找不出来啊。那个郑康成，比不了他。当时这个旧社会，不是考八股文吗，八股文一般都是从《论语》出一个题目，《论语》的解释很多，而且规定是根据朱熹的解释，规定以朱熹的注释为最权威。当时科举考试，就是念朱熹的集注。
蔡德贵：朱熹有个《四书集注》。
季羡林：《论语》当然有好多解释。
蔡德贵：不像郑康成，从字面上，是从音韵、训诂方面解释，而朱熹是从思想上丰富了孔子的思想。
季羡林：对。《朱子语类》，我翻过一遍，很大的。我找什么呢？朱子的学问非常博，印度的什么都讲到了，好像梵文都讲到了，朱子这个人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大人物，我认为孔子之后没有比得了他的，论影响啊。
蔡德贵：那您怎么看孟子呢？孟子是被称为亚圣的。
季羡林：孟子的亚圣是因为指从孔子之后，离孔子最近的思想家。孟子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发展。孟子文章写的好。
蔡德贵：《孟子》七篇几乎都是优美的散文。
季羡林：“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蔡德贵：您背好多啊。他是不是对孔子的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了？
季羡林：可能。
蔡德贵：那您对王守仁怎么评价呢？
季羡林：王守仁好像与正宗理学不一样，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王守仁，反正过去搞八股文，以朱子为主，离开朱子没有八股文，王守仁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孟子啊，没有什么发展，一个仁义，就是仁义而已矣，就是仁义。
蔡德贵：王守仁的东西您读过吗？《大学问》、《传习录》等。
季羡林：读过，一点。读的不多。
蔡德贵：《朱子语类》，朱子的东西，翻过一遍。
季羡林：翻，我是从里边找材料。因为我对理学啊，那时候有反感。
蔡德贵：那时候您对理学很反感，就是因为它太繁琐，太形式主义吗？
季羡林：就是我叔父的那一套。
蔡德贵：叔父的那一套，会不会不能全面反映宋明理学呢？他用的是不是正好是形式主义重的那些呢？
季羡林：他就是，反正当时啊，八股文在科举时代，朱子注是最主要的，因为那个《论语》的解释好多了，以朱子注为主，不能离开朱子的注，所以中国思想界，朱子的注释统治的时间最长，有几千年，有两千年吗？
蔡德贵：不到，近一千年吧。南宋开始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北宋是张载。您对张载很重视啊。您写过文章，称赞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季羡林：张载这个人是个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话，朱熹这派的学者说不出来的。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气魄多大啊！我就主张这个天人合一。
蔡德贵：儒学发展到后来大陆所说的新儒家，就是对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您怎么看呢？
季羡林：还有那个台湾的南怀瑾。
蔡德贵：南怀瑾晚，他比您还小的。钱穆、牟宗三，都是到了台湾。还有香港的唐君毅，唐君毅与张岱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大概是。
季羡林：这新儒学没有什么新地方啊，它在哪个方面有发展啊？有发展，应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大概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是看的，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读是一定要读的，不会不读的。
蔡德贵：这些人，您最熟的是梁漱溟先生了吧？
季羡林：梁漱溟是这样子，我对他（了解）是《毛选》第五卷没有出来，《毛选》五卷第一篇文章，我记得是梁漱溟和毛泽东辩论，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蔡德贵：《毛选》五卷出来了，出来以后又收回了。我还保存过一本。
季羡林：我大概也有过一本。我当时对梁漱溟啊，非常佩服，有骨气。中国的士，祢衡骂曹，这个中国的士不简单，都是提着脑袋的，那个不是好玩的啊。所以中国的士，中国的侠，上次我跟你讲过的，这两个概念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这个中国的士，绝对不是现在西方的知识分子。
蔡德贵：梁漱溟是一个“士”。
季羡林：梁漱溟是士。当年那个祢衡骂曹。
蔡德贵：您的老乡傅斯年，在国民党时期也是士，他敢骂蒋介石。在台湾，台湾大学的事情，蒋介石说，那里的事情我管不了。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也是个士。
季羡林：嗯。
蔡德贵：说到傅斯年，您进北大以前应该与他有联系的。
季羡林：联系啊，也没有什么联系。因为这样，他是那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那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学术史不能不讲这个所，所长就是傅斯年。那时候，这个，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发表就在那个所的季刊上，那里面印的错误多极了。
蔡德贵：印刷质量不行啊，是不是因为用的外文很多啊。
季羡林：那个也有关系当然。就是错误极多。
蔡德贵：错误极多，但是影响也极大。
季羡林：当时那个杂志，是权威性的啊。
蔡德贵：是不是胡适对这篇文章评价极高啊。
季羡林：他觉得还行。
蔡德贵：“生经一证，确凿之至”，是这篇，还是《列子与佛典》呢？
季羡林：那是《列子与佛典》。因为那个《列子与佛典》，一篇平平淡淡的文章，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列子》的来源问题，怎么回事。也不能说我的那篇文章有多么深刻。关于这个《生经》，佛典里有《生经》，这个《列子》里的《生经》与佛经里的《生经》几乎完全一样，证明《列子》是抄佛典的。胡适仓仓促促要走，到南京去，他写没有写，我不知道，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不但确凿，而且确凿之至。这是胡适上南京以前（说的）。
蔡德贵：好像写过。
季羡林：写没有写，我不知道。反正是这八个字。
蔡德贵：《列子与佛典》，也是在这个季刊上发表的吗？
季羡林：不是，首先发在什么地方，我忘记了。我自己对这篇文章比较满意的。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
蔡德贵：是特别满意吗？
季羡林：也不是特别满意，是比较满意。它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中国哲学史有《列子》，《列子》是怎么回事，上边讲了一下，《列子》是抄《佛典》。这个，就是“藏”，《道藏》《佛藏》，现在不是编《儒藏》吗。“藏”是这样子，实际上都是抄的印度。《道藏》是抄《佛藏》，《佛藏》就是抄印度。
蔡德贵：梵文、巴利文的佛典里面，也有“藏”这个说法吗？
季羡林：巴利文里面，当然不用这个字了，但是（意思有了）。当然，这个历史事实，就是释迦牟尼逝世之后，很容易理解，弟子说，我们大师不在了，弟子聚会，为什么开始说“如是我闻”，就是我当年从老师释迦牟尼那里听说的。
蔡德贵：是不是所有的佛典开头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季羡林：大概都有。就是我这样从老师那里听说的。
蔡德贵：刚才梁漱溟先生好像还没有说完。您特别佩服他的骨气。
季羡林：中国文化书院，后来这个，是这么回事。他原来是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不做了，我就接他的位置。院务委员会，就是（书院的）最高领导，任命院长的。所以我对梁漱溟崇拜，主要是他与毛主席顶，不容易。我不是有一句话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蔡德贵：梁漱溟是不是全说真话的？
季羡林：也不一定全，一个人，一生全说真话的人，不会有的。
蔡德贵：您与梁漱溟有来往吗？除了在文化书院。
季羡林：没有来往。我比他低一辈的，晚一辈。
蔡德贵：您跟张岱年先生是同龄的。
季羡林：我们算是同辈的。
蔡德贵：那冯友兰先生，也是老师辈的。
季羡林：那当然了，他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是学生。
蔡德贵：当时在学校里，《清华园日记》里面，没有提到与他有来往。
季羡林：我跟他在校没有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