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济南胡也频讲得不多。
季羡林：胡也频是这样子。他一上课就是讲两个问题，什么叫现代文艺，就是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的使命是什么？就这么两个题目。
蔡德贵：有没有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
季羡林：普罗文艺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我是积极分子。
我说当时这个，后来不久，我有一个感想，当时那个革命者，就是不太成熟。成熟的革命者，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胡也频那时候呢，不知道掩盖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上课，讲什么叫现代文艺、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的使命是什么？就这么两个题。
蔡德贵：他讲了有半年时间吗？
季羡林：不到半年。那当时国民党也很敏感，在他的领域之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革命，那个国民党不允许的。后来那个校长还是进步的，国民党要抓他，校长就告诉胡也频，国民党要抓你了，说你该离开济南了。后来胡也频就走了，到上海还是让蒋介石抓住了。抓住了，在龙华寺有个监狱，胡也频和柔石，鲁迅文章里提到的，大概那么几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面，开机关枪打死的。
蔡德贵：别的课他也没有上？
季羡林：他不讲什么国文。就是讲现代文艺、普罗文艺。别的不讲。
蔡德贵：济南上学的阶段，基本都讲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师们，大概都讲到了。王崑玉讲过了。
季羡林：王崑玉还不是杆石桥高中的，是北园附中的，在白鹤庄。
后来啊，国文教员，那就高中快毕业了，1930年初，那时候（胡也频）公然在学校宿舍外面，摆上一张长桌子，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就宣传普罗文艺，我是积极分子。
蔡德贵：那您还演讲过吗？
季羡林：也没有演讲。反正成立的只是一个会，准备出杂志，最终也没有出。后来我想，我觉得当时的革命家不成熟，成熟的革命家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统治，你暴露身份，他不抓你啊？
蔡德贵：高中这前边一段是两年，后边一段是一年。山大附中两年，济南高中一年，您印象最深的，课堂上或者其他时候，您还有什么补充的？
季羡林：老师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蔡德贵：那么得恩惠最大的老师是谁呢？
季羡林：还是董秋芳老师，因为写东西啊，他鼓励我写东西。
蔡德贵：七八十年笔耕不辍，董秋芳是影响最大的老师，他鼓励您写东西。
季羡林：董老师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争自由的波浪》，然后讲《苦闷的象征》。
蔡德贵：他是不是也讲点古文啊？
季羡林：他不讲古文。当时，这是后来的话了，嘲笑这个新作家啊，对中国文化的这个修养很肤浅，说是这个有一次，是沈从文哪，传说的西南联大的事，不是我经历的，我没到西南联大。他说：今日下午，有事，未能上课。“未”字，不知道怎么用，不能这么用“未”的。应该是“不能上课”，“未能”是表示过去的。证明他对中国古文没有修养，这句话，是沈从文本人说的。我听别人说的，西南联大我没有去过。
蔡德贵：当时是不是也算是新锐作家？
季羡林：当时没有这个词，就是新作家。当时我最不理解，而且最不满意的，就是写上一篇小说，中篇或者短篇，就可以当作家，到山大就能评教授。王崑玉勉勉强强到山大，又给勉勉强强评了个讲师。当时我就愤愤不平，你讲修养，那王崑玉，比新作家高多了。可是不行，山东大学当时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那就是说，不是您跟王老师上学的时候，这是您到济南高中以后的事情了，王崑玉到山东大学了，是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王崑玉讲完两年课以后，您就没有和他再联系？
季羡林：当时，王崑玉我给你讲过，第一篇文章，袁中郎的文章《徐文长传》，布置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他对我的作文，就是评价“亦简劲，亦畅达”。
蔡德贵：以后和董秋芳见过面吗？
季羡林：见过，他那时候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在北京。
蔡德贵：有没有叙旧？
季羡林：没有，大概在个会上，匆匆见了一面，我也没有记得拜访他，没有叙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