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1956年1月4日

顾孟余先生来谈。他来纽约已半月，十二月卅一夜，我在江季平家见他，因客多不得深谈。今天我们畅谈甚快。

翻看《碛砂藏经》。

其中之《大唐内典录》十卷，是道宣在麟德元年甲子（664）在长安西明寺编的。我试检全书，近八百页，无一字提到雕造经典。特别是末卷，《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也无一字提到雕印佛经。

1956年1月6日

刘驭万来长谈。他说，每逢大的危机，他总来问我的意见，屡次经验过来，我的意见总是不错的。所以他今天又来问我的意见。

晚上忽然有不速之客叩门，是一位杨崇章，他从新加坡到台大，前年到俄勒冈学医预科，今年到华盛顿大学入医科。我正在换晚服出门，他要给我照相，我就让他照了两张我穿晚服的照片。

到圆桌俱乐部聚餐。今天只到了五人，有卡尔顿.海斯教授、凯利先生、沃尔夫先生和谢夫帕森先生，十点半才散。这个俱乐部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发起的人有埃林.鲁特、布兰德.马修斯、尼古拉斯.M.巴特勒等人。会员之中，有过三个美国总统，一为格罗弗.克利夫兰，一为伍德罗.威尔逊，一为艾森豪威尔。我被邀入会已四年了，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聚餐一次。近年死去的老会员有约翰.W.大卫先生，新会员有欧文.爱德曼。现在在会的，还有一些名人，如L.汉德，如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1956年1月7日

同冬秀去看贺瑞斯医生（游□），她的左脚的关节炎见好多了，但她的血压较两个月前增高，又回到192/90。

游先生要她服Serposil 。

1956年1月29日

钱煦给冬秀量血压的结果：160/110

重量：132磅 脉搏：60

1956年2月8日

下午五时半，搭火车西去。

1956年2月10日

上午本是校长弗莱德博士约了去谈，不幸他病了，副校长鲍德温博士代见。

中午周国屏约午饭，饭后略看威斯康辛大学的新图书馆，很有足参考的。

饭时有讨论。

下午有讨论会，人不多。

晚上是东亚研究委员会聚餐，有讨论。

1956年2月11日

上午十一点十分车开。在密尔沃基换快车到芝加哥，余先荣、王恭行来接。住谢尔曼宾馆。

晚上赴华侨理事会的新年聚餐，到者六百余人。我演说《终将有一个自由的中国》。

与任春华（明尼阿波利斯市，第7号南街15号）谈。此人是中部华侨中最开明的领袖，这个华侨理事会是他一手主持的。

1956年2月12日

旧历丙申元旦。

上午余先荣总领事来同早餐。

他开车送我去芝加哥大学，昨天大雪，湖边雪景十分奇丽！

在四方院俱乐部午饭，主人为克里尔博士及其夫人，客人有钱存训君夫妇。

饭后到东方学院的中国部，见着陈省身、基克博士、哈克博士。

借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看我的旧跋，尚无大误。

下午五点，搭“20世纪公司”快车东归。

1956年2月13日

柏林之围

橄生

胡适早年译著各书，此间都已有翻版；连《胡适文存》四集，由台湾重排后，港方翻印本也就出来了。我昨天于街头偶得胡译短篇小说集，倒是亚东图书馆初版本，也算是稀有本了。其中所译都德《柏林之围》，迭见各本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翻读一过，还是十分感动人的。这篇小说，写普法战争巴黎被围时的一位朱屋大佐的故事。这位老军官，原是拿破仑时代的军官，曾追随拿破仑到过莫斯科的。普法战役，他的儿子正在前线作战，他的孙女随侍在侧。就因为维生堡的败讯，使得这位老军官神经失常，得半边风痺症，恰好雷舒贺坟的初到捷讯，给他一点新刺激，精神骤然兴奋起来。于是，他的孙女和一位医生，只能天天虚构胜利的战讯来维持这位老军官的精神。普军日迫巴黎，法军已经不可收拾；而他们假造的战讯，却已围攻柏林，法军便可凯旋了。老人之病，日有起色，到了德军攻入巴黎那天，他还振作起来去迎接法军的凯旋。他抬头一看，见普军入城，才知道了真相；他又受重大刺激，仆地而死了！这是一篇鼓舞法国人心的爱国小说，当五四运动前后，对我们的年轻人也正是一服兴奋剂呢！

顷读全祖望《鲒埼亭集》三十五，他记明末清初的赵节愍遗事，说：“先生自明亡以后，初投江，继绝食，而未死。先生故授经太白山中，与其徒徐生相得。至是，闻先生事，来视之，因强舆先生入山。欲令食不可，则为谬语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长祥克绍兴矣；或曰：翁洲大将黄斌卿，奉监国来恢复矣；或曰：石浦大将张名振奇捷矣。……先生闻之即进食，如是者半年，谬语渐穷，而先生病亦稍愈。间出山中，问樵子辈以近事，则循发以示之曰：天下大定，复何问焉？先生大恸仆地，更不复食，至冬益困，淹忽而逝。” 这段故事，又何其与都德的小说情节相似呢？ 小说家的设想，有时，真的比实事更真实呢！

1956年2月19日

去年大陆上印出了一部《水浒研究》，著者署名“何心”。此书是一部很好的考证，可以说是结《水浒》研究的总账的书。

此书有批评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对。

我很想知道这一位新起的《水浒》研究专家，曾写信去托程靖宇访问此人的真姓名。

我猜是孙楷第（子书）。

但今天童世纲兄告我，“何心”是陆澹盦先生，是项定荣夫人的父亲。当访项君夫妇细问其生平。

1956年3月7日

今天廷黻回国，我要托他把《丁文江传记》稿本带回去交中央研究院付印。

昨天他来取，我还没有写完。昨夜一夜没有睡，写到天明七点才写完。十点，游建文兄来取去。

此稿本凡333页，每页299格，总计约九万多字。共写了三个月。

白话妙联

小丞

高梦旦生前在书斋悬联，为已故地质学家丁文江所撰，胡适之先生所书。联云：

吃肉，走路，骂中医，人老心不老；

喝酒，写字，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四十岁诞辰，丁文江仿郑板桥，亲书白话对联一副祝寿，联云：

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

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1956年3月12日

昨晚写到今早三点，补写了《在君 传》的末章，记他的死。全传不止十万字。

此章专论在君的得病，病的治疗，他的病转危，他的死。

我颇讥弹在君对“中医”、“中药”的武断态度。我指出，所谓“西医”，所谓“新医学”，也有高下之别，也有人的区别，有设备的区别，人的性情、道德等等区别。如北平的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始终没有有训练的护士！他们的设备也远不如协和医院。

又如在君中煤气毒时，衡阳铁路局的医生岂不是“西医”，衡阳教会的医生岂不是“西医”，而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中煤气毒的病人！

我和在君

董显光

在君辞世，已经二十周年了。老朋友们发起出一本纪念册，适之兄知道我和在君相交极深，又同在天津很久，因此要我写一篇短文，我也愿意应允，借此可以补充一点传记资料。

民国十一年十二年间，我在华北水利委员会服务，并兼任《密勒氏评论西报》驻华北副主笔；在君则在北票煤矿公司当总工程师。因此我们都同在天津。当时我家居北京，在天津前意租界三马路十三号租了一个通楼作为寓所。在君和我一样，他的家也在北京，我便邀他和我同住在一起。

这通楼面不大，由中间隔为两间。我住后间，他住前间。华北水利委员会有一个工友，名叫延升，由他替我们准备早点和晚餐。我们吃得非常简单，只是一菜一饭。在君爱吃黄豆烧肉，这个菜，在我们同住在一起的一年中，几乎成了我们每天所必有而仅有的菜肴。

当时，我每周须替《密勒氏评论西报》写两万多字，因此很忙。每天自水利委员会回到寓所，便埋头对着打字机做我的文章，直到深夜为止，其间除吃饭的时间外，极少有机会和在君交谈。

在君也和我一样，不爱看电影，也不爱交际。煤矿公司的事务办完，便回到寓所来，忙着翻阅各种中外典籍。他中文、英文和德文的造诣都极深，而治学的范围又极广，因之，天文地理，无不通晓。

在这一年同处的期间中，我们各忙各的工作，就在这种各自的忙碌生活中，彼此间获得了极深的默契。偶然我们抽空谈话时，他便把他的读书心得如《山海经》般地讲给我听，益加使我对他的博学增加钦佩。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记得那时他正在从事一本关于过去五百年中国宰相的籍贯考据的著作。他所获得的结论是中国宰相出生于南方的占最多数，而其中尤其以籍隶江苏省北部的为多。

当时我认为他既是一个地质学者，何必以有用的时间来做这种无关紧要的研究，因此有一天我便劝他不如利用空余时间去找金矿银矿。但他却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

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他这本著作是在研究地理与人事的关系，确是有他的价值的。可惜这三十多年中，战火赓续不断，不知道他这本宝贵著作是不是还安放在他太太的藏书楼中。

我是热衷于新闻事业的人。在我和在君同处的一段时期内，我曾向他说我想办一个中文报，他很鼓励我办。但后来因故这计划却未见实行。过了些时，我们都已各自将家眷从北京迁居天津，他看见我时，仍然不断地督促我办中文报，有一次竟致说：如再不办，我实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了。在他的激励之下，我便把我多年来的积蓄几千块银圆拿出来，买了旧的印刷机和铅字，办了一张《庸报》。于是我便常常请他替《庸报》撰写政论。

《庸报》正办得稍有头绪时，在君受孙权芳之聘，去上海当了淞沪督办。他要我去做上海交涉使。我告诉他：《庸报》虽已办得稍有头绪，但一旦离开，事功便将中途而废，因此不拟做官。但在君仍坚邀我到上海从长商量，于是我便应邀到了上海。

那时在君住在上海一家西人办的旅馆里，他乘汽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同往那家旅馆。不料中途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线，以致违反交通规则。在君虽属牛津出身，英语流利，更是当时的淞沪督办，但巡捕不问表里，竟将车带人一并逮进了巡捕房问话。后来幸遇见一英籍警长认识在君，才聊表歉意后了事。

到了旅馆，我心里仍是暗自好笑，淞沪督办见了印度阿三，竟毫无办法。但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在君当时的念头在急求中国的统一，他对孙传芳寄望很高，认为孙可以用兵力统一中国，因此他受聘于孙。当然，中国统一了，中国官吏的地位便自然增高，自也不会再有受辱于印度阿三的事发生。因此，在君认为对这种小事应该容忍。

我和在君谈了三天，他了解我必须继续办报而不能做上海交涉使的原因，于是他同意我重回天津。但在君对于上海交涉事务，仍随时和我商量接洽，因此，我知道得很清楚。

当时在上海除中国地方当局外，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在君受聘为淞沪督办，他的使命在以中国地方当局站在主人的立场上与外国租界联络打成一片。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君的工作颇有成绩。因此，孙传芳在他督办淞沪市政以外，更将一切重要的政治及涉外事项都就商于他。在无形中，在君已做了孙的外交部部长和政治顾问。

正当在君的市政办得日益进步时，北伐的国民军却已日渐逼近淞沪。前面说过，在君受聘于孙，原在期求中国的统一。后来他既发觉孙传芳也不过只是一个以割据为满足的军阀，无意统一中国，再加国民军统一全国之势已成，他为使中国人民免受涂炭起见，便决定转对国民军的北伐作重要的幕后贡献了。这一段秘史，由于有关的当事人都已相继辞世，我必须在这里把它写出来。

当年蒋总司令所统率的国民军与吴佩孚军在汀泗桥的大战，实是决定控制扬子江流域的重要战争。吴见两军苦战相持不下时，便要求孙传芳派几师生力军参加助战。这时，情势紧急，孙的态度足以影响大局。于是蒋总司令便叫他的部下蒋百里透过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谊关系说动孙传芳，结果未曾派兵助战，终使国民军在汀泗桥一役获得大胜。

国民军克服了汀泗桥后，便自然地和孙军对起阵来了。当时孙军缺军饷财力。孙叫在君和英国政府商量一千万英镑的借款，但在君眼见国民军统一全国之势已成，不愿人民多遭涂炭，因此却未如命积极进行。于是国民军便得迅速地打败孙军，终而获得了全国统一。

在君头脑冷静，博学多才，深通世界各国情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毋庸我再赘述。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只觉得在君不幸由于煤气中毒，辞世太早，否则以他的才识，该可以替国家好好地做一番事。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

《丁文江传记》初稿
叙言

予认识丁文江，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文江之逝世则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月。文江年龄比我小十四岁，殁于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死时的年龄还不到五十岁。他在未死之前三年即有遗嘱，要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他葬在长沙的岳麓山，是照他的遗嘱执行的。

我于文江死后到长沙送葬，他生前知友特地来会葬的人很多，大家说文江对于社会贡献极大，应有人把他的著作搜集起来。文江是地质学家，当时决定所有关乎他地质学术之著作，由翁文灏负责搜集，陆续出版。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之后，我在上海晤到文灏，他说文江的遗著多数由地质调查所陆续出版了。另有一位朋友对我说，除地质的著作外，应该另外作一篇文江的传记，我很有此意思；但文江生前有某一时期的行为我是不很了解，而你比我清楚得多，应该由你赤裸裸地写下来，然后再把我所知道的凑合在一块儿，他的传记不是就可以完成了么。这位朋友又说，文江在某一时期的行为我是不以为然的，其他有几个朋友亦不以为然，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们后死的朋友不必替他隐瞒，是非毁誉应该听后人的公论。我说，你这话对极了，批评某一人行为的是非，应该把那一时期的环境来对照一下，才能下公平的裁判。我当时答应在可能范围内一定把我所知道文江的事迹完全写下来。但光阴迅速，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

文江从英国留学回来起，直到他死时为止，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他的经历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主持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个时期是主持北票煤矿公司，第三个时期是主持中央研究院。我所最明了而可以写得出来的即是某友所希望我写的第二时期的行为，但是作文的次第不能不从头说起。

第一节 地质调查所之产生

我于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十月到了北京。那时候北京政府有一个工商部、一个农林部，后来把两部并成一部，改称农商部，张謇做总长，我做次长。部中原有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是比国矿科大学毕业生。他以前在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我教过他国文。他见我之后，很兴奋地对我说，你来做次长好极了！我是学采矿科的人，极希望中国矿业发达。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煤矿，多少铁矿，及其他金属矿，外国人来调查得很明白，并且有著作，我国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设施应该赶快设一个地质调查所。可是说起来太可怜了，我们现在的各大学校连一个研究地质的学科都没有，那懂得地质的毕业生当然很少的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在农商部设一个地质传习所，把各大学校矿科学生或程度相等的学生调到传习所来，一面上课受教练，一面由教师轮流携带出外，到各处为调查地质的实习，以树立办矿的基础。你到部做次长，我唯一希望能将此事办到。

张轶欧又说现在留学外国研究地质回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章鸿钊，一个是丁文江。还有一个在比国留学不久可以回国的是翁文灏。鸿钊已在农商部办事，文江则在云南调查地质。（？）假如短时期内能成立一个地质调查所，我拟推荐丁文江做所长，他的地质学相当地好，而又十分干练，十分热心。于是我的脑海中，开始有了丁文江这么一个人的印象。

我受到张轶欧这一个冲动，就催促轶欧连夜编制地质传习所的开办经常两种预算，短时期内就提出国务会议通过。可是在那时候的财政状况之下，要想拨款就遥遥无期了。

我在北京农商部做了三个月的次长，可以说什么事都没有做。我所注意的就是依照张轶欧的计划，用种种方法筹到五万元一笔款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月底，忽然得到上海电报，知我母亲病重。我母亲已整整八十岁了，电报上说病重，谅必凶多吉少。我接电时在中午，遂决定次日天明以前趁车赴津，再在津趁津浦快车回到上海。我对于部务什么都没有留恋，我得电之后即已准备，无论我母亲病情如何，决不再到北京做官了。所以在动身之前向张謇微露此意，但郑重向张謇谆嘱设立地质调查所之重要，无论如何不可被人破坏。得到张謇的允许，我始放心动身。但我到上海时，只能看见陈尸待殓的母亲了！我做三个月的官，没有使我高兴的事，而因此一行不得亲自送老母的终，心中当然非常懊丧。但唯一的安慰即是希望成立一个地质调查所，就算不虚此行，而脑海中所牵记的，不知丁文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第二节 我与丁文江相识之后

我何时第一次与文江会面，在什么地方谈过点什么话，我因年老之故，完全记忆不清了。我在初次与文江识面谈话时，似乎并未感觉到他有惊人出众的知识与才能，但日子愈久愈使我钦佩。我与他十次八次晤谈之后，我方始觉得他常识之丰富。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能彻底了解，谈起来头头是道。他什么都很留心，什么事都要研究。他的记忆力极强，他的判断力极速。他有组织的能力，他有管理的天才。他能以科学的知识处理日常的事务，他能以科学的眼光观察时局的推移。他对于部下以严厉的态度，责成其效力，以宽厚的待遇关心其生活。他兴趣极为广泛。他留心教育，尤注意青年之发展。他亦留心时局，尤希望政治之清明。我最初视为泛泛的朋友，渐渐知道他是不可多得的益友，后来我心中竟认为他是我的导师了。

这并不是我个人阿私所好。与我年龄相等的梁启超，他交游极广，信徒极多，有坚强的自信力，但亦有坦白的从善心。自与文江熟识，屡次谈论之后，有时会无条件跟着文江走同一路线。

文江主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之后，调查所的成绩举世公认，不在我叙述范围之内。但文江的兴趣并不专注于地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欧战结束后，我国社会名人曾组织一个视察团，以梁启超为领袖，团中有张嘉森、蒋方震、徐新六、丁文江等人，而文江实为团员之中心。

一九二一年文江鉴于北洋军阀互相并吞，内战迄无结束，而自身因受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之限制，不能做政治上之活动，适因受交通部嘱托调查热河省北票煤矿左右一带的地质。其时北票煤矿系京奉路局所经营，已投资五十万元，而成效未着，筹款甚艰，有招商承办的意思。文江调查结果，认为有经营价值，怂恿我出面，与路局订立官商合办合同，官四、商六，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文江为总经理。文江推荐翁文灏为调查所所长，而自己仍留调查所，顾问名义，不支薪水。

北票煤矿公司完全系商业机关。当初创办时，我曾告文江，开矿计划必须五年方能完成。在五年之内，希望他勿离公司。而他就允诺，但至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春天，文江即向我表示要脱离公司。我问他的原因。他说，第一，北票公司现已能独立，每月产煤所得之盈余，足敷开支而有余。第二，北票公司虽是营业性质，但为公司之事不免还要常与官厅接触，尤其因为北票地方及运销产煤之铁路完全在奉天统治者势力之内，每隔二三个月必须到沈阳与官厅接洽。关外的官厅架子好大，我当初为什么要脱离地质调查所，大部原因就是怕伺候官僚。谁知关外官僚的脸孔更比北京官僚的脸孔格外看不得，我不愿再见胡子的脸孔，尤其不愿在胡子势力之下讨生活。当初我不应该怂恿你办北票煤矿。现在北票的情形已能自主，矿山的组织亦颇完密，我现在脱离公司，可以告无罪于股东。第三，因为我常常到关外，感觉张作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是好家伙。最近作霖因关内军人皖系直系之内战，而奉军亦已参加，将来这种混战的局面不知怎样了结。现在胡子的势力已到达山东，可能将来逐渐阑入长江地域。我们江苏人要受胡子的统治，我是不能坐视的。但我仍在北票做经理，就没法到各处去活动了。我老实告诉你，依照现在国内混战的局面，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我所眼看的北方军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我愿意到南方各处去走走。

第三节

日俄战后关外的情形   张作霖辈何以能出头

肃王善耆的小庄头   变成东三省的统治者

我听到丁文江这一席话，心中十二分表示同情。我写到此处，不能不把我所看见的事实，及我所听到的历史，完全写在下面。

我于一九一一年十月的下旬（阴历的九月上旬）到奉天省营口去做大清银行分行的经理。营口是奉天自立的商埠，所有沈阳、锦州等处的支行都归营口分行管理。那时候武汉的革命已经爆发了，而且正在很迅速地发展。我到营口之后，对于业务方面十分没有把握，所以每一个星期都要到奉天去住两天，探听奉天及其他各省的消息，以便指示营口行员的营业方针。那时候的东三省总督是赵尔巽，他是汉军旗人。我在三个月以前曾经旅行关外至哈尔滨及内蒙古之大赉厅，路过沈阳与赵尔巽有一面人之缘，尔巽的幕府亦有我的熟人。据幕府中人告诉我，自从武汉革命在长江流域发展之后，张作霖即把散布各地的自己军队陆续调到沈阳四周驻扎，压迫尔巽把北洋防军驱逐到山海关以西，并由日本领事警告尔巽说，北洋军队的统领多半是同盟会，日本人为维持关东秩序，保护日本人利益起见，绝不能坐视此种军队留在关东。因此奉天总督府的总参谋蓝天蔚，张作霖说他是革命党，要加以缉捕。赵尔巽不得已，就令天蔚住在总督衙门，以避其锋。以前张绍曾所统带的第□镇军遂已奉命开往关内滦州了。

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怎样能在奉天忽地掌握军权，怎样能对于赵尔巽如此跋扈，实际上完全是日本人的背景。日本人何以要替张作霖撑腰？中间还有一段秘密的历史。这历史很少有人知道，我若不写出来，恐怕这一段珍贵的史料要就此湮没了。

在一九〇四年日俄宣战之前，中国的外交部及袁世凯因庚子年俄人占领东三省的军队并不按照壬寅中俄条约如期撤退，而暗中反有增加，交涉无效。日本政府欲图与俄一战，蓄念已久，暗中向我政府表示，愿替我国驱逐俄兵，先与袁世凯密商，希望条件：（一）中国确守中立。（二）日本获胜后，继承东清铁路及旅顺、大连租赁权之外，不向中国索取酬报。（三）中国政府应暗中给予日本军事上种种之便利。袁世凯虽允许略有帮助，而不能满日本人之欲望。肃亲王善耆是一个年少喜事之徒，那时候在北京内廷当差，与日本公使馆往来很熟，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很慷慨地向日本人表示愿意暗中帮助日本。

原来善耆是铁帽子王，满清入关时功臣之后，在奉天省金州、复州、海城、盖平四县，多半是他的庄田。自关内外建筑铁路之后，交通便利，关内穷民往关外垦田的年年增加。他每年田租收获甚丰，生活豪侈，手笔甚阔。他与日本使馆的武官商谈之后，就命令他收租的大庄头到北京，要他在辽东招募胡子帮助日本做游击队。他那庄头说：“胡子何必招募？我手下的小庄头一共有二三十名，多半是胡子。老实说，我若不用胡子做庄头，我要收租，就不能顺利。”他们手下的人多的可在千人左右，最少的亦有数十人。要他们做游击队，有的是人，不过从来没有经过训练罢了。商量之结果，由日本驻北京的武官带同翻译，变装易服，径往布置他的机关，即设立在肃王庄头的家内，谁也不敢过问。实际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发生还在日俄宣战六个月之前。自庚子以后占领东三省全部的俄国军队，实在数目大概在四十万人左右。隶属军队的劳工、商人及其眷属大概在十万人左右。自辽河以东，旅顺、大连的海口起直至满洲里，所有东清铁路两旁到处有俄人的踪迹。俄兵的纪律很坏，关外的农民说到大鼻子，就要谈虎色变。肃亲王善耆的庄田即在东清铁路两旁，听说日俄有打仗的消息，为他自己的利益与东三省的命运，是十二分关心的。他自从与日本使馆的一行武官商量，而招待该武官往关东是否另有一种秘密协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人说他自己本人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金钱酬报，而完全是出于自愿，这或者是事实吧。

胡子游击队之组成，究竟数目若干，无从查考。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强硬要求奉天将军赵尔巽把张作霖等统击的游击队约在二万与三万之间的人数，完全由政府收编，认为是中国正式军队，并且要求给予张作霖等军官的职衔。政府无法抗拒，只得照办，由那时候的东边道张锡銮、奉天将军赵尔巽的命令办理招抚收编之事。收编的情形，我同乡管凤和正做海城县知县，张作霖及其伙伴大半是海城人，他眼见而告诉我的。从此以后，张作霖、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汤玉麟等这一批胡子，就弹冠相庆，于于而来，俨然是军官了。说起来东三省招抚胡子，收编胡子，是道光以后屡见不鲜的事。而招抚之后忽然又叛变，叛变之后又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招抚，不足为奇。但人数最多不过数百，官阶不过千总把总而已，像这种大规模的招抚收编，是从来没有过的。

日本人何以如此支持张作霖等，而必须要求中国官吏收编呢？据说张作霖辈之游击队的确曾立大功。立功的地点即在肃王庄田相近区域之内，时在一九〇四年的十一月。俄国总司令克鲁巴特金以俄国海陆军屡次失败之后，日军因天寒之故略略休息，而俄国由北满洲调到西伯利亚新来之骑兵，由克鲁巴特金指挥，忽然侵犯辽西之中立地带，以攻击牛庄、营口。这是日本军重要的后方。日军以守军甚少，仓猝应战，几至失守。幸张作霖辈之游击队即驻在辽西，俄军侵犯中立地带相近之处，作霖军队原有日本军人为指挥官，今见事急，即指挥作霖军队出俄军不意，截断俄军后路，俄军损失很重而败退，故牛庄、营口得以保全。假使没有此游击队之支持，而牛庄、营口为俄军占领，则日本已占领之青泥洼及旅顺亦将放弃，而海陆军有隔绝之虞。

俄军犯辽西中立以攻击牛庄、营口的事实，载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224页），系根据日本的文献，十分可靠，但没有说明张作霖军队之立功，只说幸有援军赶到，方才把俄军击退等语，此当然为日本人所讳言也。

读者看到这一段事实，就很容易明了日本人强迫中国政府必须招抚胡子与收编其军队的原因了。作霖辈自受收编之后，并不听受奉天将军（以后称东三省总督）的调度，而暗中增加军队之人数。其武装配备，完全由关东军供给。至于粮食及给养出于何处呢？读者须知东三省是中国的谷仓，他们有了武装的军队，到处可以自由征收，或按户科派，还怕没有给养吗？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距张作霖收编时已有六七年之久。他究竟有多少军队，东三省官吏大概都不明了。但事实告诉我们，他的军队已从洮南府起一路布防，经过沈阳，直至锦州，居然包围沈阳，驱逐北洋所派客军。人多则胆壮，从此东三省已经落在胡子的势力范围之内，换句话，就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了。

这种内幕没有到过东三省的人不会知道的，即使常到东三省的人，没有留心访问亦不会知道的，即使留心访问而没有机会亦不容易听到的。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是在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的暑天，无意之中到北京香山纳凉，遇见一个很熟悉的友人在香山消夏，他留我在别墅一宿。月明在天，夜凉似水。我这朋友曾在肃王部下当差，与肃王很亲密。我偶尔提及肃王现住大连，生活如何？他说，日本人对他非常之好。他儿女很多，大半到日本读书。肃王有时亦往日本小住。他的生活，有日本政府照顾，大概不成问题。我说，怪不得人家说他是宗社党，大概日本将来还想利用他做第二次复辟的傀儡吧。但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无稽之谈。日本要复辟，只有利用宣统。肃王是铁帽子王，是满清入关时功臣，与现在的王室已很疏远。肃王是日俄战争时代唯一自动地帮助日本的人。日本的军人有一种侠义的观念，是恩仇必报。自从日本战胜俄国之后，日本的天皇及陆军都十分尊重善耆，所以革命之后，日本政府照顾他的生活，就是为此原因。我因此一席之谈，而得知道张作霖受编前后情形，才恍然知道张作霖实际是日本人所豢养的鹰犬。丁文江做了北票煤矿公司经理之后，我曾秘密告诉他，请他到奉天时，随时探访我在香山所听到的史料是否确实。文江对于这种消息在正面没法可以访问，但已探明张作霖于受奉天将军招抚收编之后逐年扩张的军队，已得一个大概。可以证明者，此扩张军队之武装，完全由于日本无代价的供给。

简单地说，我与丁文江已深切明了张作霖的身份了。所以文江要脱离北票公司而做政治活动，我由衷心表示热烈的拥护。但这是两心默契而不能向任何人宣布的。

第四节 张作霖军队三度入关之内幕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军队之进山海关而与北洋派军人作战共有三次，都是交通系的鼓动。我可以把三次战争的原因及结果叙述一个大概。

交通系以梁士诒为首领，以朱启铃、周自齐为大将，而实在的灵魂乃是叶恭绰。士诒在辛亥年鼎革之际，帮助袁世凯很为出力。等到帝制发生时，士诒最初的确不肯赞成，但一方面受世凯压迫，一方面又留恋禄位舍不得与世凯决裂。据我所闻，当时交通系的中心人物曾开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因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铃三人地位较高，不能不出面捧场，而地位较低的如叶恭绰之类，则竭力避免牵入旋涡，所以大典筹备处中有很多交通系的红人并未加入。这一着计划后来竟发生很大的作用。

洪宪皇帝死了，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铃都被通缉了；但为时不久，这三人的通缉由督军团之呈请而得到解除。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这般武人确认梁士诒是个财神。洪宪皇帝尚且要他筹款帮忙，只要他能筹款哪怕是杀父之仇都可亲近。可是梁财神现在的地位不同了。财神的聚宝瓶是靠铁路，现在年年打仗，铁路收入骤然减少，而且沿铁路的军人都可以截留路款，聚宝瓶里空空如也，掏不出元宝来，要想借款造路，一则欧战正酣，无法借款，二则国内混战，外人不敢投资。梁财神虽然获得自由，也不过东闯西撞，只听得楼梯响，没见到人的影子，一般军人不免对他失望。

说起来交通系人才济济，而内容实在可怜，像周自齐、朱启铃都是好好先生，起不了什么作用，真正能够奔走运动的，还只有梁士诒、叶恭绰两人。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交通系的大亨也有同样的热心。自从洪宪皇帝死了之后，将来究竟什么人最有权力？这是交通系日夜关心的事。然而在这混乱状态中，很难预定哪一个是真命帝主。他们就向几个有实力的有资望的军人分头安排。在北洋派中他们认为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都有执掌大权的可能，然而他们知道段冯两派各有接近体己的人，没法直接拉拢，不得不降格而求。叶恭绰地位较卑又能柔声下气，只有向段派手下的红人频献殷勤，虽然有点效果，究竟不能满意。后来忽发现一块新的园地，就是关外王张作霖。作霖的架子很大，他部下的红人亦轻易不令关内的人参与他们的机密。叶老虎苦心孤诣，居然得到少帅的青眼；而老虎最初得与少帅接近，还是利用交通部所管辖的沈阳电报局局长。这电报局局长事前得了老虎授意，以美人计结交，少帅居然就范。老虎后来竟能在少帅金屋之中，侃侃而谈天下之大计。因少帅趋庭之便，携带老虎谒见关外王。承蒙特达之知，称为国士。更从别的路子，访问杨宇霆。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叶恭绰便成为关外王的智囊。可是北京一般政客还并没有知道老虎背后有如此大的靠山。

同时交通系首领梁财神在自己家乡也发现一块新园地，那就是南方的革命政府首领孙中山先生。说到财神本来是家家户户都很欢迎的，但梁士诒的进谒中山，并不以财神的资格。他很知道中山先生于世界大势了如指掌，不能把欺骗北方军人的一套以欺骗中山。他所向中山陈说的是如何取消不平等条约，如何可以关税自由，如何可以改革农村。中山亦表示相当佩服。他亦与汪精卫、胡汉民有相当的联络。他并不请求加入国民党，亦不向革命政府讨什么差使，他是坐南朝北的人。他一到北方就吹大气，与中山先生如何的亲昵，并且向徐世昌夸口，假如要与南方议和，如何有把握。所以后来徐世昌竟相信他提出做内阁总理。但是另有人告诉我，梁内阁的来源还是关外王所推荐。所谓徐世昌特地请他出山，要与南方议和之说，不过是梁财神自己吹牛而已。

现在要说到正文了。关外王的三次入关，我说都是受叶恭绰的煽动，凭据都在哪里，我可以次第道来。

当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时，一切大权完全操之于段祺瑞，而段又一切委之于徐树铮。那时候他们要想以武力统一全国，于是利用曹汝霖做交通总长而兼财政总长。汝霖对于交通业务完全门外汉，引用叶恭绰为交通次长。汝霖在这个当儿，拼命向日本人借款，恭绰食指渐动，亦秘密与日本人接洽，要把江西省的南浔铁路延长到福州、海口。被陆宗舆侦知，就狠狠对汝霖说：“你属下的次长不请示你，就暗地与日本人商量借款。你得想一想，在你我二人当道之时，而向日接洽借款的事情竟会落别人手里，假如你听他成功以后，日本人就不再请教我们了。”汝霖听了，当然生气，就决心把此事破坏。不到几天，恭绰把与日本人接洽的借款合同稿子请示汝霖，恭绰并且表示这合同签字时，可以先付若干元应政府需要之用，以为汝霖绝不会有异议。谁知汝霖连合同稿子都没有看，就对恭绰说，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二十一条件中的第五项不是有一条说把福建作为他的势力范围吗？后来好不容易算把这一条取消了，现在把铁路延长到福州，我们国内的人，或者福建人，倘然反对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我现在请你向日本人善为说辞，慢慢再议吧。说得恭绰顿口无言。他自以为交通老手，自从做次长以来没有碰到这么大的钉子，后来一打听，知道陆宗舆在里面作祟，心中极不痛快，就在交通系机关报纸之中，攻击交通部向日本借款如何丧失权利，登之不休。曹汝霖一看就知是叶恭绰弄的把戏了，向徐树铮说，请他代向段总理辞职。树铮问其原因是如此如此。树铮大怒，就派了几个侦探轮流地监视叶恭绰。恭绰觉得了，只得辞职。刚巧欧洲战争结束，恭绰借出洋考察为名，向交通部领了些经费，就此往巴黎去了。

等到和会结束，中国代表拒不签字，国内亦发生风潮。其时徐世昌已任总统而一切大权仍操诸段祺瑞之手。直系军人渐抱不平时，恭绰已从欧洲回国。知机会到了，他就到关外游说关外王，说如要收拾人心，拥护舆论，只有打倒安福系为最合时宜。关外王本有野心，经恭绰激动之后，遂与曹锟连电宣布段祺瑞及安福系罪状，派兵入关助曹将段祺瑞的定国军击败。此为奉军第一次入关作战，居然获胜。关外王之威风从此竟达到首都。张作霖喜不自胜。政府改组的结果，叶恭绰竟代替曹汝霖做交通总长，并通缉安福系徐树铮，才算出了那口恶气。这是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七月的事。

叶恭绰发现的新园地收获甚丰，当然可以连带鼓励梁士诒的官兴，使他格外浓厚。其时徐世昌对于北方军阀的内战极端厌恶，屡闻梁士诒和平统一之说，决心教他登台一试，授意叶恭绰请士诒北来。恭绰先把此意见征求关外王的意旨，自关外王以下一致欢迎。此消息传出后，为直系政客张志潭所闻。志潭最初与段祺瑞极有关系，又因籍隶河北，且为丰润县大族，亦与齐燮元十分密切。以为梁财神组阁之后，关外王之势力伸入关内，且有日本人为后盾，直系将被压倒。假如梁财神真的能拉拢广东政府在一起，则北洋军人或被完全消灭，于是以此利害游说吴佩孚。佩孚很受他的激动，不动声色，暗中布置，等梁士诒登台之后，由四面八方加以总攻击。吴佩孚一个通电，各方群起响应。其时奉军因一年六个月前与直系合作攻击段祺瑞之军队，尚有一部留驻在京津一带。

这个时候是一九二二年，正是美国总统哈定在华盛顿召集国际会议的当口。这次国际会议是我国对于山东问题最重要的机会，亦是最后的机会。但梁士诒内阁成立之后，士诒首次与驻京日本公使小幡见面时，竟会当面允许小幡，胶济铁路问题可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并向日本借款赎回，借款期内仍由中日共同管理。这消息由我国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传到华盛顿，我华盛顿代表团不胜骇异。有人密告吴佩孚，此告密之人或者与外交总长顾惠庆有关。佩孚即发出通电，斥梁士诒卖国。于是各省市各团体各商会一致响应，痛斥士诒行为。士诒遂通电各省市，竭力声辩并无此事。但华盛顿之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两人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已堂而皇之登载各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吴佩孚根据余蒋两人通电，反驳士诒，并限令士诒于七日之内离开北京。

但士诒在各方攻击之时，仍无去意。直至苏、赣、鄂、晋、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由吴佩孚领衔，电请徐世昌将梁士诒免职，世昌接电后，命以原电交国务院阅看，士诒知道世昌之意在讽示自动告退，但仍不肯决然辞职，而于三日之后，请假赴津暂作观望。其时为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也。至一月三十日张作霖电请总统徐世昌将梁士诒内阁办理胶济情形宣示国人，其用意为梁士诒辩护，一面即表示反对吴佩孚之主张，尚无激烈挑战之词，这当然为交通系所运动而来。吴佩孚屡次电报痛骂梁士诒之卖国行为，而士诒则竭力否认，谓并无允许日使直接交涉及向日本借款赎路的行为。在政争剧烈的时候，往往言过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从客观方面搜集证据加以公平的判断。

据我看来，梁士诒当袁世凯做总统时代，人家送他一个雅号叫做梁财神，他听到了亦颇沾沾自喜。等到洪宪皇帝死了之后，他还妄想出头。他以为北京政府到财政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想着他这财神爷爷的。他很明白从前需款，要伸出右手向西洋鬼子借钱；现在欧战未了，西洋鬼子拿不出钱来，所以现在若要用款，只有伸出左手向东洋鬼子借钱。他要预做准备，结识日本人以备将来登台，所以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民国六年），即由香港起程东游日本，直至次年一月二十九日方才回到香港。据他的《年谱》上说，在日本时会到许许多多日本财阀军阀，他引为满意，认为兹就是他将来政治的资本，换句话说，就是财神爷的聚宝瓶。果然，他回到香港不满一星期，时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北京政府即命令梁士诒、朱启铃、周自齐三人免于缉究的喜信，可见此行为不虚也。

但是民国七年冯国璋做总统，正是段祺瑞做内阁总理的时候，曹汝霖正在轰轰烈烈，他是老牌的亲日派，对日借款由他包办，轮不到梁财神插手。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所提出的延长南浔铁路到福建的借款草合同，就是东京财阀出的题目把梁财神考一考，看他能否交卷，谁知叶恭绰竟因此丢官，可见时机尚未成熟，梁士诒虽然得免通缉，尚无活动余地，因此只得静待时机。

这一次梁士诒的组阁酝酿已久。他亦回翔四顾，要把各方面都布置妥帖之后，始肯登台。他既有财神之称，登台之后第一就是财政。他还是要想向日本鬼子借钱。究竟曹汝霖、陆宗舆是老牌亲日派，为日本鬼子所信任。这胶济路的合办合同，原是曹汝霖经手订定的，华盛顿会议要推翻原来合同，倘若一面要废弃合办合同而收回自办，一面又要向日本鬼子借钱，这是不可能的事。又是曹、陆二人出的主意，中日直接交涉，向日本借款以赎回铁路，这借款之中一部分挪充政费，双方都有面子，双方都得实惠。梁财神认为可行，所以第一次与日本小幡见面，即已当面承认，以此为原则。谁知这个消息泄漏，为外交总长顾惠庆所知，遂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密电华盛顿我国三代表，内称日本小幡谒内阁切询胶济路办法，梁揆答定借日款自办。而华盛顿日本代表且已公然宣布由中日直接交涉，致使会议无法进行。遂由驻华盛顿之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通电国内各省督军各团体，吴佩孚得根据此电以再四攻击梁士诒。士诒虽百方狡辩，但余日章、蒋梦麟之电报来自华盛顿，绝非吴佩孚所能伪造。余日章、蒋梦麟二人之电报则根据纽约三代表之披露，亦决非余、蒋所能伪造。所以梁士诒无论用何方法辩论，都不为全国人民所信任，徐世昌亦遂无法挽回梁内阁之命运矣。梁士诒请假不久，奉直两方先以通电互相攻击，既则实行开战。两军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接触，至五月五日奉军即败退军粮城。徐世昌下令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退回原防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又令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士兵，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著行褫职，并褫夺勋章勋位，逮交法庭依法讯办。这就是第二次交通系煽动奉军入关之结果。

以上奉军两次入关作战情形，公私文件都有记载，而叶恭绰、梁士诒之煽动，且见于徐世昌之命令。但张作霖绝非童，何以肯听交通系之煽动？这也由于关外王及其亲信左右，都有夜郎自大的野心；而北洋派皖系直系之争权，实予作霖以可乘之隙。叶恭绰以历史中之李渊、李世民推戴作霖父子，而称颂杨宇霆以王佐之才。蜜酒易醉。及其失败，始知受欺，亦已不及。

据我后来所闻奉军第一次入关攻击安福系，事起仓猝，日本并未预闻。而且日本关东军之当局者得到奉军与吴佩孚合作之消息后，亦曾警告张作霖，劝他全力经营关外，不要加入旋涡。张作霖答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时日本还以为段祺瑞的定国军受到日本许多资助，不至失败，谁知不堪一击。于是日本关东军对于张作霖开始厌恶，不予信任。

至第二次奉军入关与吴佩孚作战，他们也很知道佩孚军未可轻敌，而又鉴于上次入关虽然胜利，并无所得，反受日本关东军埋怨，此番不得不出以审慎。但曹锟与吴佩孚逼令驻扎京津之奉军出关，体面所关，无法中止。于是先与关东军日本当局商量。此时关东军之态度完全变更，因吴佩孚之倒阁通电，斥梁士诒之通日卖国，非日本军人所能忍受，故亦怂恿奉军入关。但因吴佩孚迅速动员，采取攻势，张作霖稍一迟疑，已落后着，所以两军接触不久即分胜败。奉军不得不狼狈出关矣。

平心而论，奉军最初两次之入关，确系受交通系之构煽。至三次之入关，系因张作霖之报仇心切，完全出于自动，而且有日本关东军之积极支援。作霖系关东干部，屡次密商，所定一棒打两狗之政策，第一步借张作霖之力，以击败排日派之吴佩孚。假如作霖得胜，则设法怂恿更令其扩张势力，直到长江流域，以消灭排日派之直接势力；假如作霖没出息而竟至失败，日军就决定不教作霖再做关外王，而拥戴别人以继作霖之后关东都督府。这个政策决定之后，派了几个军事专家帮助张作霖练兵，日本的大炮送到很多，由关东军派人教导。等到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冬天，张作霖准备完成之后，分五路进兵，吴佩孚亦分路抗拒。佩孚在山海关正在辛苦支撑的时候，冯玉祥突然退兵占领北京，把贿选总统曹锟加以幽囚，通电停战。吴佩孚不得不退。从此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他只有乘着军舰航海南逃，经由长江，径赴岳州休息去了。

第五节 奉军势力由天津直达上海

当奉直战争激烈的时候，我正在天津。我与文江的意见一样，对于吴佩孚抬举曹锟贿选总统的行为十分憎恶，但等到奉直战争发生之后，我们仍希望吴佩孚之胜利。在奉直战争尚未发生三个月之前，文江在沈阳即得到一种消息：（一）张作霖积极备战，准备已经完成；（二）用兵计划及作战方法均受关东日本军官之指导；（三）作战的方略注重于热河省之侧面行动。

（附说）北票煤矿公司即在热河省，丁文江每到沈阳必赴矿山察看，而此次往北票矿山，亲见铁路两旁之军事布置也。

丁文江虽非军事专家，但对于军事常识极其丰富。他秘密对我说，奉军此番如果入关，恐非吴佩孚所能抵抗，□问他原因，他说，吴佩孚部下的军队，每师只有轻机关枪队及小炮若干尊。现在张作霖的编制与以前完全不同。他已增加机关枪队若干若干，还有重炮若干尊，为关内所无。此项重炮射程可以到若干公里之远。他口若悬河，好像是小学生背书似的。我听的时候，已经不很明了，不要说记忆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假定奉军将来入关把吴佩孚军队消灭，这是中国的目前大祸，因为他的背后就是日本人。

在奉直战争将要发生一个月之前，北京、天津即有一种风说，张作霖今番得到日本很多的援助。日本人唯一的条件，即是拥戴段祺瑞登台。我们听了将信不信。然而果然。吴佩孚失败之后，冯玉祥首先电请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继之张作霖、卢永祥、胡景翼等亦联电请段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文江见此情形，十分愤慨，即向我表示要脱离北票公司，往南方活动。我以为现在战事未停，如何演变尚不可知，劝其稍待。于是我先往上海。

张作霖得胜之后，到了北京，得意忘形，旁若无人，把敦请出山的执政段祺瑞，把患难帮助的冯玉祥，完全不在眼中。其时皖系军人卢永祥、何丰林辈，都环绕他的左右，想恢复以前上海、浙江的地盘，而胡景翼、孙岳等亦思分我杯羹。但是张作霖及其左右，岂肯把自己的米煮成的饭送给别人去吃，所以一概都不理睬。他第一步命令张宗昌率领许多白俄及胡子军队向山东督军郑士琦假道南下，攻取徐州后，直冲南京。第二步又派邢士廉、姜登选领兵假道山东，邢士廉驻扎上海，姜登选驻札徐州。第三步索性要求段祺瑞把郑士琦山东督军的缺让与张宗昌，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从此张作霖的军事势力由天津到上海毫无阻碍了。

第六节

丁文江到南方视察   江苏人之驱胡运动

在天津、北京一般关心时局的政客，见关东军所向无敌，又都知道段祺瑞与张作霖的背景都是日本人，于是不甘心亲日的人相聚而谋，只有跑到南方访问吴佩孚，看他有无办法。据我所知，到岳州访问吴佩孚的有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江天铎（代表张国淦的）、张志潭等。他们一般人的意见，假如吴佩孚尚有办法，应该大家出来帮助他，使他不再失败。丁文江亦抱同样的志愿。是年（一九二五）七月上旬，丁文江得到罗文干的密电，嘱他由海道回南，到岳州去见吴佩孚。文江得电后向公司请假一个月。七月下旬方到上海，与我晤面，说明宗旨。

我听到文江报告后，也把我们江苏人对于奉军侵入江苏后之态度，详细向文江说明。并对文江说，在四十天之前，我也曾到过岳州，住了一个星期，与吴佩孚谈过好几次，我对于他十分失望。我以为现在的吴佩孚，只有虚骄之气，而没有实力。我看他对于军事财政两项，全无把握，至于政治、法律更谈不到。他即使再起，亦将归于失败，而无法挽回其命运。我们现在江苏人又与他省情形不同，奉天胡子的军队已经把江苏重要地点完全占领了。我们自己没有武力，急而求人，亦须看定一个角儿。这一个角儿能不能了我们江苏全省人民所期望的事呢？吴佩孚在山海关之失败，他的基本精锐队伍已大部丧失。现在可以听他指挥的队伍究竟还有多少？虽然可以听他指挥，而肯出力相随至死不离的军队，恐怕寥寥无几。你对于军队上知识特别的强，你的腹中谅来早有计划了。还有一层，吴佩孚军队距离江苏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假使奉军占领江苏一年之后，地位已经巩固，要想驱逐出境，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江苏人某某某某等秘密讨论，为紧急自救起见，只有利用孙传芳。我为此事奔走已两个月光景。我也曾一度去过杭州，与孙传芳晤谈。他的心中当然要想驱逐奉军取而代之。但现在似乎没有把握，尚未决定。你此番既到上海，依我的主见，不必去见吴佩孚吧。或者先往杭州，同孙传芳一谈。你以为何如？

丁文江的回答是，岳州非去一趟不可，但是你的主张我也十分同意。的确的确江苏人要救江苏，假如孙传芳有办法，当然最好。我以两个星期为限，一定回到上海来，再往杭州。但是我与孙传芳素不相识，不便登门拜访。应该先有人介绍才好。我说这是当然的。我与陈仪很熟，常常通信，我即派一个人去杭州，请他先替你揄扬，要教孙传芳派专人到上海接你，方才显得他有诚意。陈仪对于你的满腹经论知道很清楚。照我的看法，你同孙传芳一谈之后，一定能够说服他，使他速定大计。

现在我得把江苏人与孙传芳接洽的情形叙述一个大概。在历史上，江苏人关于全省公共利害的事情，多半是苏州绅士出头号召，而其他各属绅士则在响应之列。例如咸丰十一年向曾国藩请愿派兵援沪，是苏州翰林冯桂芬的主动。辛亥革命，江苏省的独立，拥戴程德全做都督，是杨廷栋等一般苏州人的主动，联合各属通电推举，而张謇、陈陶遗为之支援的。今番张宗昌攻掠江苏，一方以日本人做靠山，一方带了两万胡兵及数千白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浩浩荡荡直奔前来。张宗昌攻占南京之后，心血来潮，要游览姑苏风景，透一个消息给苏州人。苏州的商会得到这个消息，屁滚尿流，连夜把苏州、无锡两处花船，及所有妓女集中在阊门城外河道等候，棨戟之遥临，赏鉴馆娃之佳丽。并且公同推举仲老（张一麟）为招待主席。他的理由是仲老曾做过袁世凯的幕府，海内知名，谅来张宗昌不至轻视，而苏州人可以得到福庇，仲老亦视为义不容辞。

此消息传到上海之后，惹起一般商界之愤怒与哗笑。谁也想不到商界之中以盐商为激烈。他们说，我们扬州是有名的二分明月烟花世界，倘然这位色魔张宗昌忽然高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我们非挡驾不可。于是相聚而谋，想出两个办法：一方面派人到杭州与孙传芳洽商，请他的军队直攻南京，驱逐胡兵，一方面秘密与陈调元、白宝山接洽，请与孙传芳合作，候孙军发动，同时响应，夹攻胡军。但是与各方接洽的时候，免不了要一二个知名的人物作为标帜，于是苏北的张謇，苏南的陈陶遗，免不了都挂上一个名儿。说穿了一钱不值，也与苏州人请仲老出来陪张宗昌吃花酒一样的意义。

两个星期之后，丁文江已由岳州回到上海。其时段祺瑞已正式任命杨宇霆为江苏都督，而且已经到任了。我把上海方面在各方奔走的人召集拢来，介绍文江开一个谈话会。经各人将奔走运动的情形彻底告知文江，要求文江见了孙传芳一一说明，督促传芳速定大计。我在此会场中，公开地向文江说，我看孙传芳的意思有两件尚在观望。第一件是对于奉军实力如何，能否一鼓而下，正在调查研究之中。你于军事平时十分留意，不妨将奉军内容说给他听，使他有个布置。第二件行军以饷项为先。浙省筹饷比较困难。现在既然在运动陈调元、白宝山两军与孙合作，此两支军队的兵饷，两淮盐商一定想法，在上海挪款，不教传芳为难。文江听了，很觉满意，他说，到底还是我们江苏人有办法！此事关系我们的江苏省的全局，我一定尽我的力量，说服孙传芳。

其时孙传芳早派专员在上海等候。文江在开会的第二天，就同那专员同乘火车往杭州，去了整整的一星期。文江从杭州回到上海，一见我的面，就说幸不辱命。据文江说，他与孙传芳一共见过五次，有三次谈话皆有陈仪在坐。传芳对于奉军炮队的火力极其注意，询问很详。文江原原本本说得极其透彻。陈仪是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他学的就是炮兵一科。研究结果认为此次奉军南来，从各方面调查，并未携大炮过江。现在随军的炮队没有多大威力，绝不足虑。至于盐商方面肯筹垫一部分军饷，传芳很是高兴，他说到南京之后，他一定首先归还的。商谈的结果，要文江替他帮忙。文江已经答应了。

第二天，我再约一星期前开会的朋友与文江聚餐一次。文江择要报告，大家认为满意。文江亦不久留，就乘轮船回天津去了。一个月之后，是一九二五年的双十节，孙传芳布置妥帖后，在杭州召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的代表会。五省代表宣布，组织五省联军，公推孙传芳为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讨伐张作霖，分五路攻击奉军。陈调元、白宝山同时响应。杨宇霆知不能敌，首先渡江而走。孙传芳即入南京，发表陈陶遗为江苏省省长，而自兼上海商埠督办，内定丁文江为商埠总办。俟文江由津回南后，方始发表。这就是丁文江脱离北票公司而与孙传芳合作的始末情形。

第七节 丁文江任上海商埠总办的行为

上海商埠总办所管辖的地区，除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都在他范围之内。地方很是辽阔，开支相当浩繁。以前何丰林在上海，专靠鸦片税，齐燮元就因此事而与何丰林开战。听说税收数目相当可观。鸦片的贩卖，是有一个中国人包办的，穴窟是在法租界。包办这鸦片税的人一定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所谓督察长也者，即是上海租界人所说包打听头脑是也。督察长是著名美缺，不是容易得到的。他一定是帮中的老头子，他手下一定有成千成百的徒弟做他的保镖者。这一个督察长职位虽微，可是法国的总领事，甚至法国的驻华公使，都与他迭为宾主，何丰林自然亦不例外。

孙传芳既入南京之后，陈仪奉孙传芳之命，电促丁文江南来，那时候我已到津开了一个董事会，准文江辞职。文江到南京后，方知孙传芳教他做上海商埠的事。他一听到这句话就说我不能干。如要我干，非禁鸦片不可。还是陈陶遗劝他，你不必如此。孙传芳已决定自兼督办，你只预先声明，鸦片税的问题完全由督办负责，你都不管。文江与陶遗谈了三小时之久，所有问题算解决了。

原来孙传芳邀请陈陶遗做江苏省省长，陶遗亦有条件的。（一）总司令不干涉民事。（二）财政厅民政厅都用江苏人。（三）孙传芳军事范围之用款应确立预算，并规定江苏省所能负担之数目，不可逾限。（四）除正供及货物税外，不得另立其他名目。（五）军队驻扎的地方，一切自备，勿向人民科派。这几项孙传芳都答应的。根据以上的成例，文江亦提出若干条件，得到传芳之承诺，他始就职。

丁文江做上海商埠总办，除鸦片税外，其余大小事务，孙传芳都不干预，但任职时期不过一年有余。我所知道他只做了一件事值得记载，那就是把有七八十年历史的会审公堂完全取消，而代以正式法院。

上海的会审公堂制度真是奇怪。上海的租界两区，一个是公共租界，是董事制，实际上行政权都在英国人手里。一个是法租界，其行政权则在法国领事手里。所以会审公堂亦有两个，审判官是中国人，由上海道台委派；另外有一个陪审官，公共租界是英国领事所派，法租界是法国领事所派。凡是中国人与中国人讼案，或是外国人控告中国的讼案，或是巡捕房所控告中国人的刑事犯，都是归会审公堂审问，而外国人所派的陪审官亦可以插嘴问话。中国的审判官要裁判时，非请示外国人所派的陪审官不可。至于中国人所控告外国人案件，则须由该国领事馆办理，不在会审公堂管辖之下。

会审公堂的黑幕重重，假如要叙述的话，恐怕十万言不能详尽。依靠会审公堂而生活的人，如大部分巡捕房的人，尤其是包探之类，巡捕房的翻译、律师，还有招徕生意的买办，会审公堂所用的书办、差役，等等，靠此营生者，两租界中大约在十万人以上，而阻碍力最强的，是英商的地产公司及法国的天主堂。因为按照会审公堂的判例，房客欠房租到三个月，房东可以向巡捕房申请，巡捕房可以向会审公堂知照，把房客驱逐出门，把大门封锁起来，将房客的家具、衣服、首饰及任何什物，由拍卖行拍卖，扣抵房钱。倘若把会审公堂取消，改组正式法院，按照三审制度办理，他们的损失就难于计数了。

当文江发动这件工作的时候，先商请孙传芳详陈利害。传芳应允文江以全权办理、绝不掣肘。但办理未久，传芳的亲信部下就对传芳说，此事万万做不成，不如早点收篷，免得妨碍联帅（指系传芳）名誉，下不来台。传芳有点疑心，就把此话询问文江。文江的答语是，假如你联帅不信任，我可以即日辞职不干。传芳连忙说，没有此事，没有此事，你还是尽力去做，我以前所说的话，绝不更改。然而文江竟于六个月之内把此一事办妥了。

文江办理此事之成功，完全由于他自身的人格，而别无其他技巧。他是一个英国留学生，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知道他的人当然很多，但这种交涉之成功绝非由于情面，而且英国人的脾气绝非情感所能移动。文江的措辞就是会审公堂这种办法是英国的一种污点，这种污点与贩卖鸦片一样。欧战以后英国威信已一落千丈，这种污点终究不能保留的。你们英国的外交家当此中国国内混战、政府尚未统一的时候，能够很大方地表示好意，实在可以获得中国知识阶级的好感。英国人居然被文江说服了，所以能有此结果。英国固然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但有许多地方还算比较的公道。文江死了之后，英国报纸上曾这样说，丁文江是一个中国真正的爱国者。可是在中国各地报纸上似乎没有看见这种肯定的批评，尤其在上海方面，对于文江之取消会审公堂的事，还有许多怀恨而诅咒他的人。

国民军北伐，孙传芳在江西抵抗失败之后，变装易服奔到天津，投入张作霖门下求救。陈陶遗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来教我到南京劝说孙传芳，因为我也是当初往杭州请孙传芳来江苏驱逐奉军者之一人，而我却没有做他手下的官，以地方老百姓的资格，还有说话的地位。我听到这种消息，心中说不出的愤恨，于是拉了文江同车往南京，先访陈陶遗。陶遗以电话通知孙传芳之后，我与文江同见传芳。但文江始终不开口，只是旁听。我先问传芳到天津后见到张作霖吗？见到之后如何说法？传芳回答我说，我一到天津就谒见大元帅。大元帅见了我，很高兴。开口就说，老弟，你来了好极了。以前咱们的事撂在一边，永远不提。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已打电报令效坤（张宗昌）来津，大家商量办法。接着又说“大元帅为人实在，很不错。”我听了传芳的话，浑身肉麻，耳鼻中冒烟，几乎说不出话来。文江把眼睛看了我约莫三分钟光景，我才轻轻地向传芳说，看见杨宇霆没有？他对你的态度如何？哪知道这一句话直刺孙传芳的心。传芳立刻就回答说：“那小子！”再往下一听就没有声音了，那以后就是我的说话了。

我说：“我在上海听说你到天津求救于张作霖，我还不信，最近知道实有其事，所以特地跑来表明表明我们江苏人一点意见。第一，我们江苏人普遍痛恨胡子，（尤其是我同丁文江、陈陶遗三人恨之最深。陶遗在黑龙江好几年，经营垦务，对于关外情形相当明了。我与文江因共同办理北票煤矿，与奉天政界接触颇多。因为去年张宗昌第一个闯入江苏，接着杨宇霆、邢士廉陆续而来。惭愧得很，我们江苏人没有武力，所以想尽方法请你连帅统兵来苏救民水火。不料事出意外，国民军又闯进来了，以致你联带受累。）可是无论如何，张作霖也罢，杨宇霆也罢，我们江苏人绝不欢迎的。要请你郑重注意。第二，我为联帅设想，以驱逐奉军而来，结果乃迎请奉军来到江苏，前后两歧，为德不卒，请你务必再四考量。第三，据张作霖所说，他是派张宗昌来援助你打国民党。请你想一想，张宗昌并不是奉军的嫡派，而且纪律很坏，料定这种军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而奉军嫡派用事的杨宇霆却在冷眼旁观，将来的情形亦就可想而知了。”传芳听了，沉吟不语，约莫二三分钟之后，忽然开口说：“刘先生，你有什么高见？”我说：“联帅本来是应我们江苏人招请而来，胜败兵家常事，我们绝不埋怨联帅。但是联帅要向哪一方面低头合作，似乎应该问问江苏老百姓的意见。现在我老实说，江苏老百姓宁可受国民党的统治，绝不愿再受胡子的骚扰。请你再考虑一下。”孙传芳听了我一席话，当然很不痛快，就斩钉截铁地说：“刘先生所谈，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我孙传芳脾气不好。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我与国民党是不能合作的。我附带告诉你吧，蒋中正曾托张群来找过我两次，我已拒绝他。我对不起刘先生，并且对不起江苏人，我抱歉得很。”我听他说了之后，就立起身来说道：“联帅，千万珍重。”同他握一握手，就同文江一同辞别传芳而出门了。都督府的大门外就是火车站，车站上面就停了我同文江原来所坐的专车。我们上车以后，文江即命原车开回上海。冬天夜长，到了上海时尚未天明。上海商埠公署的汽车到车站来接。文江与我同乘汽车，命汽车夫先开到法租界葆仁里送我回家。谁知那汽车夫睡眼蒙眬，把汽车撞在路中间一个水泥柱子上面，砰的一声，车子震动得很厉害。汽车碰坏不能行走。我与文江皆因之受伤。幸喜有一个西洋人坐了汽车经过，见我们汽车闯祸，连忙下车把我与文江扶持下来，坐了他的汽车上，送到医院。我伤不重，略为包扎而回家。文江口鼻流血不止，只得暂时住院。

隔了一天，我到医院访问文江，见他鼻伤未愈。医生说，鼻子还要开刀，我不免替他懊伤。文江见我笑了一笑，他说，这碰车的事对于你是无妄之灾，我却正可利用。我已有电报去南京，说明伤情，请准辞职，派人接替了。照官场的规矩，总得挽留一二次，但我绝不再到衙门。已经下手谕，所有员役一概不准擅离公署。并饬整理档案、会计簿册，预备交代。一二天内，孙传芳果然派人挽留文江，并调查文江受伤状况是实，遂令上海交涉使许沅代理文江之职。文江不久即离开上海，携眷往大连居住了。蒋中正定都南京之后，开了一大批通缉名单，丁文江的姓名当然亦在其内。直到民国二十年普遍大赦政治犯时，文江方得免除通缉。

文江对于政治兴味还是一样的浓厚。但是他在民国廿五年（1936）死前的几个月，我与他在上海见面，他对我透露，蒋介石要找他出来做什么部长，正在竭力躲避。他说蒋介石绝不是可与共事的人，还不如孙传芳之能信任其部下，他已吃过苦头了，不能随便出来。不久他便离开上海而至湖南，从此天人永隔了。

我这文稿不能说是丁文江的传记，而只是供给他生前挚友的参考品。据我所知，他在地质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两处都有极大的贡献，我希望他的朋友完成一个整篇的丁文江传记。

末了我有两件事应该替丁文江表白。第一件事，我查广州的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在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一日，以汪兆铭、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委员，蒋中正并不在内。是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委员廖仲恺被刺而死，推汪兆铭、蒋中正、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此案。胡汉民被派出洋考察，许崇智辞职赴沪，其时江苏人正在开始驱逐奉军运动。以时间对照一下，丁文江之帮助孙传芳，完全为苏人自救起见。换句话说，完全是对付奉军，而不是对付国民军。第二件事，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孙传芳、吴俊陞、张宗昌等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于十二月一日在天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吴佩孚亦派代表至北京。于是一向反对段祺瑞、张作霖而拥护吴佩孚的一般政客罗文干、王克敏、汤尔和等重入政界，弹冠相庆，那么他们以前反对张作霖是什么理由？现在拥护张作霖又是什么理由？可是丁文江并不如此。他避居大连，从来不到沈阳，亦不与任何奉系人士往来。这是我十分清楚的事，文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白一句，这就是丁文江的人格。

1956年4月11日

我近三四年来，每走到一里路，就觉得右脚肚（小腿）酸痛，必须停住休息，然后前进。

今年我托V.D.哈特纳去问斯廷菲尔德博士（骨科），他要我去看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

今天我去看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他观察我左右两脚很仔细，又量两脚肚的血压。问我右脚是否觉得寒冷？我说：并不。

他说：他初听V.D.哈特纳叙说我的病情，他以为我的右脚的情形必很坏。今天看了，右脚不过比左脚差一点，并不很坏，大可以安慰！

他说：这是血管局部有小障碍。暂且不必用何种手术，只须①不吸纸烟，②继续走路，但不到酸痛时即停止，休息。两个月后，再来看我。

1956年5月8日

今早得美京希腊大使馆电话，说，如果希腊王请我明年到雅典参加一个学术讲演，我可以去吗？我说，如在明年，我可以考虑。

1956年5月18日

胡适博士现在怎样？你还记得他送给你的那帧中国刺绣品？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你的目标也许像飞鸟一样高，你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它鼓励我尝试过一种宗教生活。近来，它总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这对我们走向天堂之路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啊！我非常感激胡适博士，你呢？……

珍妮特致V.D.

圣约瑟夫的妹妹
圣迈克尔的见习
夏威夷，英格伍德

1956年6月14日

马丁.威尔伯教授约我同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鲇泽岩吃饭。

此君说一九三一年在杭州见我一次，又前年在东京大使馆见一次。

他说日本现有479个大学，其中247个为四年或四年以上的大学，其余为二年的大专。

他说，大学标准的维持全靠一个大学立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虽由文部省聘任，但完全自由独立。

1956年6月17日

把能力压成一叠

看我们

为了把我们自己看成他人

看我们！

罗伯特.伯恩斯
（亨利.F.奥斯本引，致R.C.安德鲁斯
——《星期》1956年6月17日）

1956年6月20日

去受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检验。（第一次检验在April 11）他量了两脚的血压，膝以下、踝以上，各一次。又细验右脚甚久。

他说，右脚仍不如左脚，但皮色较好，且有一脉上次觉不着的，此次已诊得着了。

我停止吸纸烟已两个月了，两个月之中，我觉得右脚走路有进步。向来我走三个街区就觉得右脚肚作酸痛，就须停住休息一会再走。近来已可以走五个街区了。（纽约的曼哈顿区的东西横街，每二十街为一英里，两街之间为一个街区，约走九十五六步。）

1956年6月23日

老友王景春先生（兆熙）今天病死在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州。

他家中不发讣文，也不许陈受颐兄打电报告我。所以我到许多日之后才知道，才补记他的死日。

当年在英国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三个中国委员，是丁文江、我、王景春三人。此事在一九二六年，至今整三十年。现在三人只剩我一个人了。

兆熙先生是一位最可爱敬的朋友，曾担过几件大责任，能认识大体，爱国家，有操守，有责任心。

前年（1954）我回国，从洛杉矶起飞，前一天在克莱蒙特住了一天，在兆熙、受颐两家玩了半天。

1956年7月21日

大雨中，叶良才兄开车来送我出门。搭环球航空公司飞去丹佛，柯罗拉多州，转赴拉勒米，怀俄明州。

去年怀俄明大学邀我参加他们的第10届国际事务学会，我本不大热心，只因老朋友霍恩贝克劝驾，我才接受了这个远路的讲演。

飞机晚了两点，丹佛的联合太平洋火车又晚了一点半。到拉勒米已过十一点半了。盖勒.M.麦克基教授夫妇来接。住康纳宾馆。

1956年7月22日

友人威廉.埃德格顿的大哥富兰克林.埃德格顿（原是耶鲁大学的梵文教授），退休后在拉勒米住。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约我今天到他家去吃饭。

他家兄弟三人，其二弟为亨利，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也有盛名。兄弟三人皆杰出，都是我的朋友。

1956年7月23日

讲《革命、共和和文艺复兴》。

1956年7月24日

讲《大革命（1924—1927）和国民政府》。

晚上有所谓“论坛”，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我觉得美国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员往往不高明；学政治的，学所谓“国际关系”的，更不高明。如此间学会主持的人，都很不用心研究国际关系，都很粗心大胆，都不肯用“平心”考虑国际形势。今夜的讨论会，我早就要参加此会的四个人（麦克基、比尔、斯坦福大学来的布思和我）先聚集谈谈。他们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

今夜的会，Mc Gee主席，问的题目就是很有成见的问题！所以我指摘他们的轻率和成见。

1956年7月28日

梁君接我去一位退休的基思上校家吃早饭。

早饭后，我回旅馆休息。

下午，北大学生（法学院毕业）董允明同他的朋友易岳汉来谈。

（董允明，丹佛，约瑟芬南街2126号）

（易岳汉，丹佛，吉尔平街南1558号）

下午帕斯夫人在《妇女杂志》俱乐部给我一个茶会，有中美人士共五六十人。我有短演说。有答问。

晚上到殷一鸣家，金、殷两位太太做中国菜。有中美朋友五六十人。半夜前，金君夫妇送我到飞机场，十二点半起飞。

那晚上见台湾来的水利局专家：

朱镕坚（高雄冈山阿公店溪蓄水库）

靳德沛（水利局）

最有趣味的是黄厦千君夫妇。黄君是竺藕舫（可桢）的学生，曾主持战时中央气象局，战后任中大气象系主任，中共占南京后，他们夫妇居然出来，由美国气象学权威欧文.P.克里克博士用种种法子把他弄到美国。他昨天有一极可喜的科学消息，我请他自己记在另纸上。

1956年7月29日

归途改乘UAL（联合航空公司）的“DC7”，每点钟飞365里，故五个钟头就到了□□。

在寓中写明天的演讲，题为《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传统》。

1956年7月29日

黄厦千：

科罗拉多州，丹佛，格罗夫街25号。

办公室：美国气象学研究院，科罗拉多州，丹佛，百老汇南大街460号。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试用新法作一长期天气预报，预报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当有一飓风在墨西哥湾出现，到时果出现并强度与预报相同，为欧文.P.克里克博士（气象专家）所震惊，立即将此新闻在各电台广播，并作一详细介绍。

1956年7月30日

中午十二点四十飞波士顿，转伯灵顿，佛蒙特州。下机时，有德克赫塞教授来接，同车到欧克里奇庄园小憩。他又送我去访问参议员（大使）沃伦.R.奥斯丁夫妇。路上德克赫塞教授指给我看：“这是约翰.杜威教授出生的房子”，“这是他年轻时住的房子！”

杜威师生长此地，又是佛蒙特大学的毕业生，故他的夫人曾主张将他的书籍及骨灰送到此地。但只有一小部分书送来了。

在大学晚饭，见着校长及一些教授。其中有一位Prof.□□曾在通州潞河中学教过书，又在山西汾州及太谷住过。

晚上八点，赴沃伦.R.奥斯丁的国际理解学会讲演。此次讲得很成功，讲稿太长，我摘去了末段。我想将此稿全文写出。

1956年7月31日

今天改变旅行计划，打电话给杨联陞，问他今天下午有没有事，他说没有事，我就决定由波士顿去剑桥玩一天。

下午飞机到波士顿机场，联陞同刘君来接。晚上在杨家吃饭，有裘开明、王德昭、李霖灿、何炳棣诸君大谈。

住杨家（萨克拉曼多街2号）。

1956年8月1日

十点到博尔斯顿馆看书。事先没有准备，故仅看了钱载《萚石斋诗文集》，查他题“雪琴”或者“雪芹”的行乐图的诗，无所得。

看了一部明代顾氏刻的《王右丞诗文集》，刻得很精。其中《能禅师碑》，并无“六祖”之题。其中“闻道于中年”，作“长年”，校云“一作‘中年’”。题下原注，“一作”皆依“文粹”。可见此本所据是一部古本。

在馆中陆续见朋友甚多，有瞿同祖、陈观胜夫妇、卞学夫妇、周策纵、刘子健、克利夫斯教授、格伦.W.巴克斯特博士（曾译“词”，现助编哈佛《亚洲研究》），日本之坂野正高（东京都市大学的，携有东大植田捷雄的介绍片）。

周策纵在密歇根大学写《五四运动》题论文，其稿本凡800页！周君是湖南祁阳人。

洪煨莲也见到了。

下午搭五点火车回纽约。

1956年8月3日

有一位史蒂芬.诺思普.海（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前年（1954）曾来看我，说他要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今天他又来看我，说，他为了此事，曾去印度访问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见了当时同去中国而现在还在的人如塞教授和博斯先生，又看见一些文件。他在台北见了公超、实秋。昨天他去见了张彭春。

我同他谈了近两点钟。

泰戈尔来中国是在一九二四年，他的六十四岁生日（May 8，1924）

是北京新月社同人给他庆祝的。他的思想所以不大受欢迎，是因为那时的中国思想背景已不能接受他的思想。当时在他讲演场散发传单的，那是有政治作用的，更不用说了。我为他指出：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努力周报》：

A.我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March 1923）。

B.科学与玄学的论战（1923）。

一九二三年国民党改组：“联俄容共”。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

一九二六年：我发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1956年8月12日

宋以忠、以信两家邀我们去“唐人街”中兴酒家吃午饭。

中兴的主持人黄威（？）认得我，他说，他是广州广雅中学的学生，那年我在广州，去游广雅书院遗址，他正是那天纷纷出来看我的学生之一。

他近年在鲁杰斯大学学农。每夜在中兴做工，故费了五年才于今年夏天得哲学博士学位。

（黄威博士，新泽西州，新彭斯威克，鲁杰斯大学乳品工业系）

1956年8月16日

昨写信给陈受颐，请他问王景春夫人，她丈夫死时有没有一些传记资料，如信件、日记、文件，或者自传遗留下来。如有，若家属未能整理，最好存放在一个学术机关里。

刘锴大使从渥太华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进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的一个美国人塞浦路斯.伊顿的庄子上，参加会议。加拿大政府特别准他入境。

1956年8月31日

昨晚收拾行李，到今早六点二十分才上床。睡了三点钟，就起来了。

叶良才兄开车来接我上飞机场。冬秀同去。童世纲夫妇、严文郁夫妇都到机场送行。驭万也来了。

一点五十分上机。（首都航空公司）

下午四点十分才到密尔沃基，陈有才先生来接。他是玛格丽特大学医学院（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药理学系的毕业生。到他家吃了一碗面。六点出发，八点到麦迪逊，威斯康辛州。

1956年9月1日

为一九五六年中西部中国留学生集会作讲演，题为《博爱》，是他们给我的。

使我感动的是有些人为了我的讲演，特别从老远赶来。今年的人数超过往年。（有230人）

见一个青年算学家，胡德强，他是北大教授胡沇东（濬济）的孙子。他现在去布罗夫大学做研究。

下午稍睡。

新由代顿大学（俄亥俄州）来威斯康辛州做讲师的程壎先生，默里北街214号，Ｃ公寓）吴江人，他的妻子姓龙，他们邀我到家吃晚饭。程太太自己做菜。同座有周国屏女士，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比较语言学）副教授，有库克博士，曾在山东临清三十多年。

1956年9月2日

上午，听蔡乐生先生讲演，看他的《猫鼠学习》与《猫鼠合作》的影片，很有趣味。

下午休息。稍稍补足近来缺少的睡眠了。

晚间周国屏女士邀吃饭，她自己做菜。

1956年9月3日

程壎先生开车送我与王洪钧先生到密尔沃基。程夫人同去。

在密尔沃基上火车后，程先生夫妇才回去。他们的情意甚可感。

到芝加哥，副领事朱振发来接。住文德梅旅馆。

到此间台湾同学会的餐会，我作短演说。

到“好世界”，赴芝加哥一带的“智识分子聚餐”，到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我有演说，说《四十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王熙先生主席。

席散后，到王熙先生家喝酒谈天。

此间总领事凌大曾，原籍歙县。

1956年9月4日

钱存训带了郑骞先生（因百）来看我，我请他们在旅馆吃饭。

下午朱君来送我到飞机场。五点半起飞。西岸时间十点半到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凡1800多英里，实飞了六点半钟。

元任、韵卿、张紫常、徐大春、王恭守及华侨陈照等在机场接我。吴思琦、王纪五、马如荣先生也来接。

到贝克莱，住杜兰特旅馆。

1956年11月18日

大陆上新出的《梦溪笔谈校证》两大册，著者泾县胡道静，可能是朴庵先生的儿子。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6年，一月）。

此本用的本子：底本为光绪32番禺陶氏刊本。用弘治乙卯（1495）徐珤刊本

稗海本

《津逮秘书》（毛本）本

崇祯四年（1631）马元调本

嘉庆十年（1805）《学津讨原》本

一九一六年刘世珩，王海堂复宋乾道二年（1166）本

一九三四年涵芬楼景印明复宋本

及陈继儒《汇秘笈本》校证。

校《补笔谈》

校《续笔谈》

又用五家校记：

1.陶福祥

2.王秉恩

3.林思进（原载渭南严氏刻本后）

4.张元济（《四部丛刊》续）

5.王国维（北平馆，未发表）

又参用宋元古籍引及《笔谈》者参校。其中如董康影刻的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如阮阅《诗话总龟》，其所见本尚在乾道二年本之前。

1956年11月19日

胡道静校证《笔谈》，功力甚勤，是近日新出的一部好书。

例如《补笔谈》二［《校证》28“历法条”（545条）］：

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p.932—942。又前32）

此中红笔圈出六字，各本俱脱，只见于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四。

当年老友高梦旦作十三月历法，《绪言》中曾说他三十年前草“改历私议”时，曾引沈括“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二语，而后来不记得出于何书。他曾遍校《笔谈》各本，竟不见此二语的全文。我当时也曾助他查检，竟不知此六字只盛如梓引用了全文。其余各本都依据妄删或误删此六字的南宋刊本。

梦旦若在，一定很高兴。

沈括曾举元祐元年（1086）为例，云：

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

1956年11月20日

沈括的大小尽，全依节气，故说一岁之中可能有“大小相并”的一次。

若六大六小，则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

《校证》的功力确可称许。如卷一“中国衣冠”条，“予使北时”之下，凡有校注八条，其③至⑦皆详引李焘《续通鉴长编》。其⑧则辑出《长编》自注中引的沈括《乙卯（1075）入国奏请》（并《别录》），共25页有零。总共15000字！（此是继续 ）

但此书也有不少的毛病。

1956年11月22日

写信给“友联”社的徐东滨，指出他们出的《传记》实在太多错误，我用最近《史良小传》为例，指出许多太不谨严之处。

1956年11月25日

吴思琦、吴太太、王纪五来。

余天休夫妇来。

今天是杨韵卿（步伟）生日，张紫常、陈世骧、徐大春和我联合给她做生日，在远东楼吃饭。

写信给严耕望先生，谢他指正我前函误认滑台与邢州为一地。邢州在今河北邢台，滑台在今河南省滑县。两地相去四百里。我发信后已觉此误，耕望指出甚分明，故去信谢他。

我信中又指出宋鼎的《能大师碑》，建在邢州，其年月为天宝七年，似提示神会曾有住邢州的一个时期。

①开元八年，他住南阳龙兴寺。他住南阳颇久，故称“南阳和上”。

②开元二十二年前后，他在滑台大云寺。已在大河之北了。

③天宝初年，他住邢州开元寺（巨鹿郡）。

④天宝四年，始召入东都（洛阳）。

1956年11月26日

汉斯.弗兰克尔来谈。与他同到教工俱乐部与东方语言系诸人同饭。饭后到杜兰特旅馆读书，看了《历代法宝记》，赵贞信的《封氏闻见记》。

房兆楹兄给我看他的《鲁迅的祖父》稿本，此文甚有趣味，可以使我们知道，鲁迅早年确因其祖父曾有犯重罪，“斩监候”，而受亲友冷落的苦痛。致有愤世多疑忌的心理！

得“A.W.格兰鲍夫人”一信，仍不可读。但她说“我愿为格兰鲍的最后手稿出价1000DM”。

我写短信给她。“如果DM是德国马克，价值美金25美分，则1000马克不过$250，我可以设法收买此稿。”

格兰鲍的最后一书，是应该由我为北大收下的。

1956年11月27日

同马如荣教授及拉尔夫.W.查尼教授吃饭。

看《观堂集林》全部24卷。（排印本）

王静安此集，蒋孟频（汝藻）排印本是辛酉（民十，1921）编的，癸亥（民十二，1923）印成。原为二十卷。文185篇，诗词70首。

据罗福葆（丁卯，民十六，1927）跋：

他自己在丙寅（民十五，1926）曾删文乙首〔篇〕，增壬癸以后文16篇，凡文200篇，诗词无增删。他死在一九二七年，罗振玉重编此集，计文223篇，分24卷。

《水经注》诸文（在卷十二），不知是他自己收入的，还是罗振玉加入的？

寄$12给济之，请他加寄《丁文江的传记》三四册来。

1956年11月28日

王静安《周代金石文韵读.自序》（丁巳八月，民六，1917）：

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

又，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旧叙录》（癸亥二月，民十二，1923）：

先生于戴君为弟子，于段、孔二君为同门。然其分别韵部，略与段君同时，又在戴、孔二君之前。先生《与江晋三书》云：年二十三，入都会试，得《江氏古韵标准》读之，始知顾氏所分十部尚有罅漏。旋里后，取三百五篇，反复寻绎，始知江氏之书，仍未尽善。辄以己意重加编次，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及服官后，始得亡友段君《六书音韵表》，见其分支脂之为三，尤侯为二，真谆为二，与鄙意若合符节。惟入声之分合，及分配平上去，与念孙多有不合。……

考先生会试旋里始知古韵，在乾隆

1956年11月29日

三十一年（1766）。段君书成在三十五年（1770）。先生始服官，见段君书，在四十年（1775）。戴君九部（？）之分又在四十一年（1776）。然则先生二十部之分，稍后于段君（？），而先于戴君。三君者，皆得之于己，不相为谋，而其说之大同如此。所谓“闭户造车，出而合辙”者欤？然先生诸谱与段书体例略同，殆分部在先，成书在后欤？抑其体裁又自合欤？而先生之精密要在戴段二家上也。世人或以先生书本于戴段者，故附论之。

又《江氏音韵学跋》（丁巳九月，民国六年，1917）：

……江君（有诰）（死于咸丰辛亥元年，1851）古韵分部与高邮王怀祖先生尤近。去入之祭，与入声之叶缉，各自为部，全与王君同。惟王君于脂部中分出至质为一部，而江君不分。江君从曲阜孔氏说（？！），分东冬为二部，而王君不分。故两家韵目皆廿一部。

王君于古韵亦有专书，成书略与段君同时。其所定部目，当乾隆己亥（四四，1779），已与段君言之。然其书迄未刊布。至其子伯升尚书撰《经义述闻》，始载怀祖先生《与李许斋方伯书》，

1956年11月30日

及古韵廿一部目。《述闻》成书于嘉庆廿一年（1816），次年卢氏宣旬刊之于南昌。而江君书成于嘉庆十七年（1812），（段君致江君书在是年七月。作序在十月。）刊于十九年，反在王君之前。王君于道光四年（1824）三月《复江君书》，始以所撰《与李方伯书》及古韵目诒之。是江君以前未闻王说，而两家所造若合符节。犹其脂祭之分，合于戴氏，沃屋之分合于孔氏，其时亦未见戴孔二家书也……

江君生诸老后，其于诸家之书，有见有不见，而其说多与之暗合，或加精焉。……江君自奋于穷乡孤学，其事尤难……

静安先生能了解王念孙、段玉裁、江有诰（以及戴东原、孔广森）诸人的韵部见解“皆得之于己，不相为谋，而其说之大同如此，所谓闭户造车出而合辙者欤？”然而他不能了解戴赵全三家《水经注》的“大同”！可见“成见”之害，可见“正谊的火气”之大害！

适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