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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回眸李鸿章
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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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例
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二、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三、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日。
四、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杳，尽录入之。
六、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measI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著者自记
李鸿章传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然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藉，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与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砷，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有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也，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和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和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案：观此表，亦可见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傅、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又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鉞，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龂龂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李鸿章之家世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贼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骚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睹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者，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年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知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十年，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讟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厄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常胜军之起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淮军平吴之功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之关系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而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而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甚。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这时，虽有大忠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经历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案：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谙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弊之极，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沉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件（薛焕，原江苏巡抚也）。
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势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广福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逐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护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力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优，而军锋不得不坐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浸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以后，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急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洸拥众十余万犯北新径（江苏地去上海仅数里）。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美国人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变，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籍。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力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殆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案：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既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之，甚慎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之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薄突入，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佚，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林，皆在于是。谅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敌，亦如唯与阿，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鸣呼！洪秀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顿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著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洸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太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架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
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