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通过人的生存本身，来考量意志内在的、本质的命运，以此来证实：生命本质上即是痛苦。
不论在哪个级别的认识上，意志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个体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只自觉是有限的，同无限的时间与无际的空间相比，自身近乎一个消逝的数量，投身于时空的无限。既然时间与空间无际限，那么个体的人只可能有一个相对的某时某地，个体所处的地点与时间也只是无穷无尽中的极为有限的部分。真正个体的生存，只是现时当下。现在会无可避免地逃入过去，即不断过渡至死亡，慢性的死。个体以往的生命，排除对现时存在的某些后果，除开铭刻的过去与这一个体意志相关的证据不论，既已是完结、死去、化为乌有的了，如此，个体在合理的情况下就必会将过去渐渐淡忘，无论那内容是快乐亦或痛苦。
我们已经于无知无识的自然界中发现其内在本质就是不断地，无目的无休止地追求挣扎，特别在我们观察动物与人时，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地显露在我们眼前。人的全部本质即是欲望与挣扎，可同无法抑制的口渴相比拟。然而，需要是一切欲求的基础，缺陷就意味着痛苦，因而人原本就是痛苦的，人的本质就脱不出痛苦的手心。倘若不是这样，人会因为容易获得满足，而随即消除了他的欲望，欲求的对象也就没有了。如此一来，可怕的空虚与无聊就会趁虚而入，即会令人感到自身的存在与生存本身就是不可承受的负担。所以，人生的过程如同钟摆一般，在痛苦与无聊间来回地摆动；事实上，两者即是人生的最后两种成分。
构成意志现象本质的，即是那不断地追求与挣扎，在客体化的较高级别上，它之所以仍能占据首要的和最为普遍的基地，是因为在这些级别上，意志显身为一个生命体，且遵循着供养这一生命体的原则；而使这一原则发生作用的，正在于这一生命体即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根据这一点，作为意志最完善的客体化——人也就成为了生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了。人——完完全全是具体的欲求与需要，是各种需求的凝聚体。带着这些需求活在这个世上，人完全只能靠自己，一切都未有定数，唯独自己的需要才是最真实的。在这样直接而沉重的需求下，整个人生通常都在为维护那生存而忧虑着。这个世界于他，毫无安全感可言。有诗为证：
人生如此黑暗，
危险如此之多；
只要一息尚存，
就这样、这样度过！
大部分人的一生都在为生存不断奋斗着，尽管明知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失败。而令他们能够经得起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原因虽是贪生，却更是怕死；然而死毕竟总是站在后台，且无可避免，随时可能走到前台来。生命本身即是到处布满暗礁与漩涡的海洋。人千方百计想要避开这些暗礁与漩涡，即便知道自己就算使出“全身解数”成功绕过这些陷阱，也会一步步接近那最终的、无可避免的、不可抢救的海底葬身，而且是直对着这种结果，勇往无前地驶向死亡。
然而现时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人生的痛苦与烦恼很容易激增，以至于死亡竟变成人所企盼的东西，人们自愿奔向它；其次，人稍于困乏和痛苦中获得喘息，空虚无聊即趁虚而入，以至于人又必然寻求消遣。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忙忙碌碌地运转，本来是迫于生存，然而要是他们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他们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推动他们的第二种动力即是摆脱这负担（即生存）的挣扎，使生存不被感知，即消磨时光、排遣空虚无聊的挣扎。如此我们就看到，差不多所有无忧无虑的人在丢了一切其他的包袱之后，却以自身为包袱了；现时的情况是，消磨了的每一小时，即曾经为此拼尽全力以使之延长的生命中扣除一分，这反倒要算作收获了。然而空虚无聊却也不是能够轻视的祸害，最终它会在人的脸庞上描画出最生动的绝望，它将使如人这般并不怎么互助互爱的生物突然间急切地相互追求，由此它成为人们爱社交的动因了。就像人们对付其他的灾害那样，为避免空虚无聊的侵袭，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到处都有公共的设备。因为这一灾害同饥饿一样，会驱使人们走向最大限度的肆无忌惮，群众需要的是“面包与马戏”。费城的忏悔院以寂寞和无所事事使得空虚无聊成为一项惩罚的措施；而这种可怕的惩罚已导致囚犯的自杀。困乏是平民们日常的灾难，与此对应的，空虚无聊即是上流社会的日常灾难。在平民生活中，星期日即表示着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即表示着困乏。
由此，人生是在欲求与达到欲求间被消磨掉的，愿望的本性即痛苦。愿望达成很快趋于饱和状态。目标形同虚设：每当占有一物，便意味着使一物失去刺激，于是欲求又以新的姿态卷土重来，否则，寂寞空虚便会趁虚而入；然而同这些东西作斗争，并不比和困乏作斗争轻松多少——只有在欲求和满足相交替的时间间隔恰到好处，两者所产生的痛苦又减少至最低时，才会构成幸福的生活过程。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的生活中最美妙、最纯粹的愉快的部分（这种愉快能令我们从现实生存中超脱出来，使我们成为对这生存毫不心动的旁观者），即是毫无目的和欲求的单纯的认识，像对美的领略，从艺术上获得的怡悦，等等。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对天赋有很高的要求），而即便是这少数的人，其享受的过程也是短暂的，并且因自身拥有较高的智力，使得他们所能感受的痛苦较之那些迟钝的人要多得多；不仅如此，也令他们明显孤立于同他们有别的人群，那一点对美的享受也由此被抵消了。至于绝大多数普通的人们，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纯智力的好处，那种从艺术上获得的怡悦，他们也无福消受，而是完全处于欲求的支配下。所以，要是想引起他们的兴趣，博得他们的青睐，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刺激他们的意志，哪怕只是稍稍地在可能性中触动一下意志，但决不能排除意志的参与。这是因为，与其说他们在认识中生存，不如说他们在欲求中生存更合适：作用与反作用即是其唯一的生活要素。这一本性总是不经意地流露，从日常现象与生活细节上很容易搜集到这类材料，比如，每到一处游览胜地，他们常留下“伊伊到此一游”的笔迹。因为既然这些地方对他们不起什么反应和作用，他们便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此地的反应和作用。又比如，他们也不满足于仅仅只是观看一只本地所没有的罕见动物，而是要去刺激它，同它玩耍，抚弄它，这些行为也只是出于作用与反作用的缘故。人类刺激意志奋起的需要，在扑克牌的发明与流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暴露出人类可悲的一面。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封锁着自己，以免使自身接触到这一苦药般的认识：生命本质上即是痛苦。痛苦并非是从外部涌向我们的，痛苦不竭的源泉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我们却总是为这从不离身的痛苦找其他原因当借口，如同自由人为自己找偶像，以便有个主人似的。我们乐此不疲地从这一个愿望奔向另一个愿望，虽然获得的满足每次都会给我们许下很多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多半没过多久就会转变成令人难堪的错误——即便如此，我们仍就在用妲奈伊德穿底的水桶汲水，并且急匆匆地奔向新的希望：
只要我们所追求的，一天未到手，
对我们而言，其价值便超过一切；
然而一旦拿到手，便即刻另有所求。
总有一渴望紧紧牵引着我们，
我们这些渴求生命的人。
所有的满足、人们所谓的幸福，不管是从其原有意义还是本质上看，都是消极的，没有半点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非是因为它自身原本要降福于我们，而必然永远是个愿望的满足。因为愿望（即是缺陷）原是享受的前提条件，一旦达到满足，愿望即完结，因而享受也就结束了。所以，除了从痛苦和窘困中获得解放外，满足和获得幸福更不能是别的什么了。要想获得这种解放，首先不仅各种现实的痛苦要显著，而且安宁的愿望要不断受到各种纠缠、扰乱，甚至还需有令我们感到不堪生存重负的致命的空虚和无聊，想要有所行动却又如此艰难——所有打算都会面临无穷的困难和艰辛，每前进一步，便会遇到新的阻碍。然而，即使最终克服了所有阻碍达到了目的，人们所能获得的，除了从某种痛苦或愿望中获得解放外，也就是重又回到这痛苦或愿望未起之前的状态外，更不会得到别的什么了——在段首对幸福所下的结论也正是基于此，因而所有的满足或者幸福又不能是持久的满足与福泽，而只是暂时从痛苦或缺陷中获得解放，随后必然又进入新的痛苦或沉闷，诸如空洞的想望、无聊的状态；所有这些都可从世界的生活本质中，从艺术中，特别是从诗中获得例证。如此就会发现，无论是哪一部史诗或戏剧作品，都只是在表达一种为幸福而作的苦苦挣扎、努力和斗争，但决非是在表达一种永恒的完满的幸福。戏剧的主人公，受着写作的掌控，历经千百种磨难与危险而艰难达到目的，一旦目的达成，便迅速放下舞台的幕布（全剧终）。显而易见，在达成目的之后，除了指出那一耀眼的目标——主人公曾千方百计要找到幸福的目标，不过是跟主人公开了个玩笑，除了指出其在达成目标后并不比此前的状态好多少外，就再没什么值得演出的了。真正永恒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而这幸福也不能成为艺术的题材。田园诗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描述此种幸福，但显然它也不能够担此重任。在诗人手中，田园诗总是不自觉地成了叙事诗——一种毫无意味的史诗：琐碎的痛苦，琐碎的欢乐，琐碎的奋斗——最普遍的情形就是这样。
为何无法达到永久的满足，幸福为何是消极的——考察想要弄明白的这些问题，都已在前面解释过了：意志即是一种毫无目标、永无止境的挣扎，而人的生命以及任何的现象都是意志的客体化，意志总现象的各个部分都打上了这一永无止境的烙印，从这些部分现象一贯的形式起，从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起，直至所有现象中最为完善的一类——人的生命与挣扎止，无不都是这样虚度了。那是一种如同在梦中徘徊着的朦胧的追慕与苦难，是于一连串琐碎思虑的陪伴下历经四个年龄阶段而到达死亡。这些人就如同是钟表样的机器，只要上好了发条就走，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走。每当有人诞生，就意味着一个“人生的钟”上好了发条，为的是一段接一段，一拍连一拍地重奏那已响起过无数次、连听都不愿再听的街头风琴的调子，即便其中存在着变奏也不足为奇——如此，任何一个个体，任何一张人脸及其一辈子的经历都不过是短暂的梦——无止境的自然精神的梦，永恒的生命意志的梦；不过是一幅飘忽不定的画像，任由意志在它那无尽的画幅上信笔图画，画在空间与时间上，令画像有个短暂的停留——同无限的时间相比接近于零的片刻，随即抹掉以便为新的画像腾出空间来。然而无论是哪一个这样飘忽的画像，哪一个这样肤浅的念头，不管它如何激烈，如何承受深刻的痛苦，最终都必由整个的生命意志，用害怕已久而终将面临的死，苦涩的死，来偿还。人生很难想通的一方面即在这里；目睹一具人的尸体会令我们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也是出于这个道理。
单个个体的生活，倘若从整体去看，且只关注大体的轮廓，所见只能是悲剧；然而细察个别的情况，又会见到喜剧的因素。这是因为，一日间的蝇营狗苟与辛苦劳作，一刻间的别扭淘气，一周间的愿望与忧惧，每一时辰的差错，在常准备戏弄人的偶然性与巧合性的润色下，都成了喜剧性的镜头。然而，那些未曾实现的愿望，徒劳的挣扎，为命运狠心践踏了的希望，一生中所犯的那些错误，以及日渐增强的痛苦与最终的死亡，即组成了悲剧的演出。这样一来，命运就好似在我们一生经受痛苦后又额外加入了嘲笑的成分。我们的生命不可避免地注定会含有所有悲剧的创痛，但同时我们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来自许，而是被迫于生活的各项细节中成为某些委琐的喜剧形象。
尽管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着诸多烦恼，使人生总处于不安动荡的状态中，但却仍无法弥补生活对填充精神的无力感，消除人生的空虚与肤浅；也无法拒绝无聊——它一心等待去填补忧虑空出的每一段间隙。由此又会出现另一种情况：人的精神除了应付真实世界带来的忧虑、烦恼以及无谓的忙碌外，还有闲工夫在多种迷信的形态下创造出别个幻想世界。人会根据自身的形象来制造诸如妖魔、神灵和圣者等东西，随后常常会对这些东西定期或不定期地献牲、祈祷、修缮寺庙、许愿还愿、朝拜、迎神、装饰偶像，诸如此类。这些行为常常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会使现实蒙上阴影。现实所发生的每件事都会被认为是那些鬼神在主导。光是和鬼神打交道就占去了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且不断维系着新的希望，在幻觉的作用下似乎要比同真人交往有趣的多。这即是人们双重需要的特征和表现：对救援与帮助的需要；对有事可做与消磨时光的需要。
我们已经非常概括地考察了人生最基本的轮廓。在这一范畴内，先验论使我们深信，从根本上说，人生已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在本质上，人生就是一个形态多样的痛苦、贯常不幸的状况。而倘若我们现在多用事后证明的方式来研究具体的情况，想象一些光景并在事例中描述那不可名状的烦恼、经验以及历史所指出的烦恼，而不去考虑人们是往哪一个方面看，出于哪一种念头进行研究，如此，我们就可以在心目中更清晰地唤起这一信念了。
我们有关不可避免的、源于生命本质的痛苦所作出的论证，根本是冷静的、哲学的。每一个从青年时的幻想里清醒过来的人，倘若他注意过自己与别人的经验——不管是在生活中，在当代和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伟大诗人的作品中——从多种方面做过观察，并且没有受到什么深刻成见的影响以致麻痹他的判断力，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认识到如下的结论：人世间是一座偶然和错误的王国，在这一国度中，事事都由它们支配，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除了它们之外，还有愚昧与恶毒在旁挥舞着皮鞭，任何较美好的事物只有突围这一条路可走，但何其困难！高贵与明智的事物很难发挥作用或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思想王国中的谬论与悖理，艺术王国中的庸俗与乏味，行为王国中的恶毒与奸诈，实际上除了仅被短暂的间歇打乱外，一直都掌握着统治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任何一种卓越的事物通常只是个例外，且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而对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任何一部生活史都是一部痛苦史。从规律上讲，人的一生就是一系列不断发生的大小事故，即便人们极力隐瞒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人们之所以隐瞒，是因为他们明白，旁人想到这些正是自己现在得以幸免的灾难的时候，必然很难产生关切与同情，而几乎要说是感到满足了。但或许绝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人，倘若他是清醒和坦率的，会于他生命之火燃尽之时还愿意重复此生的经历；若如此，他宁可选择从没在这世上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