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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大鳄
约翰·穆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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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本书《资本大鳄》对资本主义运转的“时机和动机”进行了最为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它是由“历史的掌控者及记录者”（keepersofthesealsandrecords）所提供的一个有效的公式副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向我们展示着它的影响力。如果说实践出真知，那么我可能会提到自从1883年起进入其中并享受其服务时，我已经看到和品尝了最美味的东西，已经习惯了有铁路的生活，已经观察到最相似和相关的行为。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曾经恰当地提醒过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造就的有序思维与灾难之间的一场竞争，到目前为止，灾难似乎一直占据上锋。”
不论是通过阐释，还是通过观察，抑或是经验，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资本被偷窃和控制的过程的代名词，而它创造的人控制了这一过程。
在资本运作的理论和目的中，这个进程没有中断，但其固有的价格增长和工资降低的准则的内在本质，却破坏了自己的市场，结果使其无法得到或保持必要的试算平衡（trialbalance），导致其瘫软无力。这一平衡对所有工商企业进行周期性测试，工业、商业、社会和道德责任以及生存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不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物质上，它都不可避免地，也始终不变地代表着一场不断前进的食人者的盛宴，每一个参与者要不吃掉别人，要不就被人吃掉--他势必成为别人桌上盘中餐或是一个用餐者。
诺曼-卡森斯所著的《过时的现代人》（NormanCousins：ModernManisObsolete）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它已经给我们带来的情形；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在《一个发展中的世界》（RalphBartonPerry：OneWorldInTheMaking）中向我们展示了“索赔账单”，像律师可能会说的，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踏实地履行这一账单。
第一部资本掌控者
“资本”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是指用来获得更多财富的财富积累，包括现金及固定资产。在当今社会，它的含义已经被得到了扩充。在简单手工制作业占主导的早期，一个制造业工厂赚取到的利润可能为其投资资本的10%；但机器大生产出现后，制作工艺日益进步，利润所占比重会增加到25%或40%。人们开始给这样持续增长的盈利能力定义其“价值”，特定资产的“价值”也并不是建立在原置成本（originalcost）或重置成本（replacementcost）上，而是根据其自身的盈利能力来计算。
在这个新的基础上，通过发行公司股票和债券等形式来表现的“资本”，被迅速地制造了出来。当工业生产的效率更高，付出努力会取得更大成效时，公司的有价证券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被创造出来。接着，随着新的习惯不断形成和巩固，人们会发现，如果仅仅将目前的盈利能力资本化，那距离资本化的极限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中，每一代人的人口数量都在翻倍增长，未来的盈利能力将会更加巨大。因此，资本家自然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依据未来可能获得的收入来发行公司股票和债券。
当然，眼前对于这种将未来的盈利提前预支或资本化的现代实践做得有点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投机；所谓的“繁荣”周期会伴随着不断出现的衰退和挫折，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终于，资本家明白了，这种新的资本运作方式，不仅代表着财富的积累程度和当前的收益能力，通常还代表着未来社会所具有的盈利能力，因此，必须通过一些人为制订的程序来获得支撑，以确保这种新资本的顺利运转。只要人口和工业继续正常增长，资本家就会感到非常安全；但一旦出现工业和银行业危机、作物欠收或其他不幸时，资本的收益可能会下跌，甚至可能会导致其资产评估价值的下降。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要求国家给他们立法并给予公共援助，以保护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价值信誉。他们还要求建立更严格的关税制度，以阻止来自国外的竞争，并采取其他措施来保证这种新的分配方式不变。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铁路系统是新资本运作的最明显的受益者；但当发明创造进入高峰，制造出比如电话、电灯及电力，还有其他无数节约时间和劳动力的新设备后，所有的这些眼前的收益能力及未来的收益潜能都会被资本化。以公共事业为例，对特许经营权的退订价值，将是它们资本化的首要基础。从1890年到1915年的25年间，在美国，公共服务的全部资本额（包括股票和债券）已经从不到2亿美元发展到接近200亿美元了。
这种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是现代社会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种现象。总体来看，像美国这样一个总资产1000亿美元的国家，如果只是粗略地估算，其社会总财富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要多。人们仍然记得，在1890年左右时，美国的财富总额估值约为650亿美元，当时公司资本也大约只有250亿，这让上一代人深深体会到了社会发展之迅速。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不仅形成了财富创造能力资本化的新体系，而且对财富的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有卓越能力的人手中。
今天，华尔街上对本国大公司有着组织和控制联系的大金融财团，几乎都是由纺织品公司或服装贸易公司发展起来的。纽约的摩根财团，还有布朗兄弟财团、库恩-洛布公司、塞里格曼财团（theSeligmans）和其他老的私人银行机构，都是从这一行业起家的。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开始的，因为在现代机器工业出现之前，大量的资本主要掌控在商人的手里，商品批发也是当时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可以将潜在的盈利能力资本化之前，纯粹的竞争性行--如商品批发业--不论在这个国家还是在欧洲，都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甚至19世纪早期最著名的金融家内森-罗斯切尔德（NathanRothschild），早期也是靠给英格兰棉纺厂筹措购买原料和产品的资金而发家的。美国也不例外，当时的资本也集中在那些做布匹或布制品生意的大商人手中。
大部分美国人已经忘记了所有这些早期的历史。仅仅过去了60年，我们的“商业王子”--当时每个美国男孩心目中的偶像--如今已经被人们遗忘；而证券交易--与现今美国大商人的生意相比，60年前它也只是一个局限于本地、不那么规范的小本生意--现在已经发展得十分红火，以至于让人们觉得它似乎是一直都如此重要。在这一点上，英国可能表现得最明显。在美国被称做“私人银行家”（privatebankers）的人，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巴林银行（Barings）和摩根财团（Morgans），即便是现在也仍被看做是“商人”而非“银行家”。他们是过去大东印度公司的正统后裔。
在美国，有一部分人发展成国际商人。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一些来自新英格兰1的、目光敏锐、瘦骨嶙峋的人踏遍非洲海岸线和海洋岛屿，寻找商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都没有比他们这些北方佬更好的商人了。1812年战争导致船舶运输困难，新英格兰的商人和钱都流向了布匹制造这一新行业，并由此奠定了现在新英格兰伟大工业--棉织品制造的基础。
1811年，一个16岁的纺织品工厂职员乔治-皮博迪（GeorgePeabody），不小心烧了他兄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老镇开的小店，而遭到解雇。之后，他随一位叔父前往乔治城，在那里开了一个小的纺织品零售商店。几年后，他移居巴尔的摩，在费城和纽约建立了分公司。最后，1837年，42岁时，他迁居伦敦，建立了乔治-皮博迪公司的商业银行机构，这个机构后来成为了J.S.摩根公司。
在当时，乔治-皮博迪前往伦敦这件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在伦敦，他像在这个国家一样，继续做一个“商人”，但在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他成就了自己，真正开始沿着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前进。他的传记作家福克斯-布恩（Fox-Bourne）曾经最为形象地描述过他建立的这种事业：
在伦敦以及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他购买英国的产品，用船运到美国；船只返回时，带回美国各种各样的商品，在英国出售。这本来就是一种很赚钱的买卖，被他这么一倒腾，赚的钱就更多了。那些通过他把货物卖向各地的大西洋两岸的商人和制造商，有时可以在货物卖出前就从他手里获得预付款；而有时，货物卖出后，他们也可以把大笔钱放在他的手里，这样比较方便，因为只要他们需要就能随时把钱收回来；同时这些钱可以用于获利丰厚的投资中，他们也能获得合理的利息。就这样，他不仅是一个大商人，同时也是一个银行家；最后，他变得更像是一个银行家，而不再是一个商人。
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乔治-皮博迪代表着投资最大、回报也最丰厚的乐土--美洲大陆，这块尚未被人破坏的土地。实际上，那里有着数百万平方英里的最富饶的农田和矿山需要人去开发。这些土地在无人居住时看似没有开发价值，但其潜在的价值极其巨大。那些获得或抢先占有这片巨大的宝地、为它装上动力机械和运输工具，并把劳动力运来的人，将创造出未来几代人都会前赴后继不断追寻的价值。数不清的财富将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金库里。
获得英格兰及欧洲大陆的资本是那个年代人的梦想。没有这样一种前景或机会出现在英格兰或者其他古老的国家。当现代发明首先开始投入使用时，英格兰的自然资源已经被抢占完；仍未开发的富饶的农田和农村地区，长久以来都被富有的地主阶级所把持；但是他们找不到充足的劳动力，现代资本家在那里找不到什么特别的机会创造财富。因此，英国的资本不可避免地流向美国，因为在美国现金资源极其短缺，这个国家要想大规模发展，必须通过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来实现。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人们沿着大西洋海岸忙碌劳作，以一种平常的、古老的方式来谋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没有积累巨大财富的基础和意愿。在美国，投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尽管制造业已经得到发展，但在19世纪40年代，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种植园主和农场主的国家里。
当皮博迪在伦敦定居时，欧洲资本家已经开始着手开发美国市场，并展开了竞争。强大的外国机构正在伦敦和纽约间建立金融联系。罗斯柴尔德公司已经派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mont）到达纽约，作为其全权代理人。而就在这一年，皮博迪在伦敦安顿下来。在19世纪初期，巴林财团已经和费城的大家族联姻，对美国金融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然而，在英国，皮博迪打算成为美国的首席代表。每年，他会为两个国家的重要人物安排会面；在伦敦，他的美国独立纪念日晚宴逐步成为增进英国和美国企业界友谊的著名场合。
皮博迪从来没有渴望成为企业的创始人或发起人，他把这个工作留给了其他人。他所要做的，是当一个金融家，一个“资本大鳄”的生意。在这一领域，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名字也逐渐得到了英国人的尊重。最终，他积累了两千万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慈善家，却拒绝了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贵族头衔。1869年，皮博迪怀着对英国公共投资事业坚定的信心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他的雕像被矗立在伦敦金融区，离他伦敦的办公室不远。
1864年皮博迪退休后，朱尼尔斯-S.摩根（JuniusS.Morgan）成为了这一行业的领头人。摩根也是一个美国纺织品商人--是波士顿J.M.贝比公司（J.M.BeebeandCompany）的成员--10年前被皮博迪说服成为其合伙人。那时，摩根大约51岁，完全有能力接任皮博迪公司，继续经营其传统业务--开办国际商业银行、管理顾客的存款、进行证券交易。公司在伦敦发行了大量的美国铁路债券，并向智利放贷。根据皮博迪的遗愿，乔治-皮博迪公司的名字随着他的逝世而终止。但在J.S.摩根公司名义下，公司的业务并没有中断。
朱尼尔斯-S.摩根有一个儿子，叫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PierpontMorgan）。1837年，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出生，当时朱尼尔斯正在那里做纺织品生意。他在波士顿的英国高中接受了部分教育，在德国格廷根大学完成了他的教育。离开大学后，约翰进入他父亲在伦敦开的公司。他是一个卓越的数学家，原本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学教授，但他的父亲不同意他的选择。在乔治-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年轻的皮尔庞特开始接受商业银行的专业训练，毫无疑问，他从此培养并形成了不同寻常的准确快速决断的能力，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典型的性格特征。
1857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就在这一年，个子高大、沉默寡言、年仅20岁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步入了美国商业舞台。当时，乔治-皮博迪公司正通过邓肯-谢尔曼公司（Duncan，ShermanandCompany）的纽约商行和美国做生意。这个公司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为了挽救颓势，乔治-皮博迪公司不得不向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求助。这次经历使伦敦金融机构体会到加强对美国商业控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决定派年轻的皮尔庞特-摩根前行纽约，担当邓肯-谢尔曼公司的出纳。
在邓肯-谢尔曼公司工作期间，皮尔庞特-摩根遇到了公司的合作人兼会计师查尔斯-达布尼（CharlesH.Dabney）。就在与达布尼的精诚合作中，摩根学到了非凡的会计学及记账的本领。但皮博迪公司与邓肯-谢尔曼公司的联系注定不会维持太长时间。1864年，乔治-皮博迪退休，朱尼尔斯-摩根接任，皮尔庞特-摩根和达布尼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达布尼-摩根公司，该公司位于纽约交易大厦（ExchangePlace）。这个新公司成为了伦敦J.S.摩根公司的代理。几年后，邓肯-谢尔曼公司倒闭，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达布尼-摩根公司主要经营外汇业务，出售多种有价证券，毫无疑问在财务上做得非常成功，因为据当时报道，达布尼退休时，从公司的业务中大捞了一笔。但这个公司并没有做出什么引人注目或突出的业绩，在华尔街上，它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大银行，它的声望似乎主要建立在与强大的伦敦J.S.摩根公司的关系上。但到187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达布尼退休，公司被解散，年轻的摩根成为了费城德雷塞尔（theDrexelsofPhiladelphia）的合作人，两人成立了德雷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andCompany）。安东尼-J.德雷塞尔（AnthonyJ.Drexel）是位资深人士，以一己之力购买了华尔街和百老汇街（WallandBroadstreets）的东南角，建造了德雷塞尔大厦，在这里开创了新公司的伟大生涯。
德雷塞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肖像画家，由于职业原因，曾在南美洲和墨西哥游历。在美国游历的过程中，他发现，可以通过倒卖州立银行的钞票来谋取暴利--这在当时是一种滥发的纸钞（“wildcat”currency）。1837年，也就是皮博迪移居到伦敦的同一年，老德雷塞尔定居费城，住在一条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叫做“阿尔及尔海岸”（CoastofAlgiers）的街道上。在那里，他购买银行兑换票、买卖商业票据、为公司筹措资金，为自己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
1871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34岁。他的主要合伙人安东尼-德雷塞尔已经45岁--这是一个保守的、精明和受大家欢迎的人。在新公司中，其他四个合伙人，全部来自费城的德雷塞尔家族。新公司拥有超强的联盟：一方是美国最富有的金融财团之一的大西洋公司，另一方是英国实力最雄厚的J.S.摩根公司，它与英国首都--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实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不利之处。当时它最主要的业务--用发行政府长期债券来回收短期债券--在它进驻这一领域前，就已被瓜分得差不多了。
在德雷塞尔公司和摩根公司开始合作之前，当达布尼-摩根公司仍然在做一些不起眼的银行业务的时候，美国开始运作一个庞大的金融项目--发行美国内战债券。这批债券绝大多数通过费城银行家和出资人杰伊-库克（JayCooke）来进行运作。库克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美国先锋，一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他善于和高层打好关系并从中获益，如同金融界的“P.T.巴纳姆”2。他先是发行了政府证券，之后又发行了自己的有价证券。他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票据出售运动，有1800家报纸发布了相关消息，通过代理人在国家的每个小村庄游说。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拥有1871年政府债券发行权、进行再融资运作的人。
因此，杰伊-库克公司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与国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内战期间，一般说来，英国资本不能自由地流入北部诸州。因为与南方棉布贸易已经建立了长久的合作，英国人开始时自然倾向于购买南部同盟的债券，而非北部联邦的债券。不过，德国人一般来说更加同情北方，因为1848年起义后，大量的德国人移居到北方，是北部联邦的强大支持者。当时，在金本位体制下，利息率为6%的联邦债券已经跌到60美分。德国人，尤其是富有的南德犹太人，开始出售自己的债券，投资购买美国有价证券。对于德国的犹太人而言，美国就像是一个“10%利率的国家”。
杰伊-库克判断，到1869年，至少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被国外持有，其中一大部分被南方德国人持有。这次巨大的投资在美国形成了新的、强有力的行业利益团体--犹太人债券自营商（bonddealers），他们与欧洲的货币中心法兰克福建立起了联系。随着这个新的金融商人团体的形成，库克自然也与它结成了同盟，因为最雄厚的英国资本只和实力坚强的德雷塞尔-摩根公司进行合作。
在德国犹太人的支持下，库克集团和德雷塞尔-摩根集团为获得政府融资业务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次竞争中，库克及其团队获胜，接着通过极其困难的运作，获得了巨大成功，罗斯柴尔德公司主动成为库克公司未来事业的合作伙伴。但摩根集团仍在紧紧追赶，后来，他们与利瓦伊-P.莫顿（LeviP.Morton）联合，在1873年涉及3亿美元债券的政府再融资运作中，承购了其中的一半政府债券--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交易。之后，同年秋天，杰伊-库克公司破产，美国大的金融运作业务完全控制在德雷塞尔-摩根-莫顿集团手中。
此时，摩根金融机构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它登上美国金融机构的首席宝座，并不是仅仅依靠杰伊-库克公司的衰落而确立起来的。在德雷塞尔-摩根公司成立前一年，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大大提高了J.S.摩根公司的声望和地位。1870年10月底，J.S.摩根公司向法国提供2.5亿法郎贷款，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伦敦。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团运作项目，其规模与胆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同年9月，德国人在色当击溃法国军队，抓获了国王路易斯-拿破仑，包围了巴黎。为这笔借款承担责任的，就是图尔市临时政府。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以80美分的低价来承购这次贷款，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个强大且大胆的人在掌控全局。债券发行时向公众的销售价格为85分，发行后价格立刻上涨，在一年内，债券的市场价格已经比摩根公司发售时高出了15个百分点。通过这次交易，人们相信这个摩根至少将500万美元的净利润收入囊中，摩根财团的声望由此在欧洲银行家中建立起来。此时，朱尼尔斯的儿子皮尔庞特-摩根，在与强有力的德雷塞尔利益集团的联合中，站到了前台。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开始比以前更加自由地涌入美国。这是摩根金融机构的机会，作为最大的资本筹措者，摩根父子对美国金融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杰伊-库克公司破产后，德雷塞尔-摩根公司在承购政府债券上的运作，使美国人在国外的声望大大提高。4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英国资本的墓地，凡是在美国投资的州债券、联邦政府债券、铁路债券，都已经被证明每一次都损失惨重。但现在，仅仅一次巨大的胜利就使人们重新恢复了对美国有价证券的信心。在大约总共7.5亿美元的债券中，摩根公司承购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一成就使英国投资者重新打开了对美国的大门。1877年，美国的金融巨头齐聚纽约参加盛宴，以感谢朱尼尔斯-S.摩根“维护了美国在旧大陆的神殿中的清白声誉”--宴会主持人塞缪尔-J.蒂尔登是这样表达了大家对摩根的敬意。
到1879年，随着战争债务的融资完成，美国银行家准备转向另一个新领域。但在金融时代刚开始的时刻，领导任务自然落在了年轻一代人身上。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mont）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现在已经63岁了；利瓦伊-P.莫顿（LeviP.Morton）在波士顿J.M.贝比公司的纺织品公司时，曾是朱尼尔斯-摩根的合伙人，现在也有55岁了；就连朱尼尔斯-摩根本人，也是66岁高龄，如同老英国戏剧中的东印度公司商界大亨一样，变得呆板沉闷，正从活跃的商业活动中慢慢隐退。小摩根42岁了，和乔治-皮博迪及朱尼尔斯-摩根开始伦敦的伟大事业时的年龄相仿。到目前为止，他不过是严酷父亲的儿子；但他已经掌握了贸易所需要的知识与工具，他仔细观察过大财团的运作，并帮过忙。如今，他蓄势待发，要在美国证券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了。
皮尔庞特-摩根注意到铁路系统已经扩张多年了。他目睹了当时最壮观的情形，他看到古尔德（Gould）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通过掌控铁路线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他在铁路系统的斗争中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退回到1869年，达布尼-摩根公司曾费尽周折从古尔德及其同盟手中夺下奥尔巴尼和萨斯奎汉铁路（AlbanyandSusquehannaRailroad）的控制权，之后移交给特拉华-哈德森运河公司（DelawareandHudsonCanalCompany）。1878年，一个富有的梳子制造商阿道尔夫-帕本修森（AdolphPoppenhusen）由于在长岛疯狂地开发铁路线，导致破产，德雷塞尔-摩根公司收购了他所剩无几的财产之后，这段线路之后成为了长岛铁路（LongIslandRailroad）的一部分。但除了这些小插曲外，摩根公司没有积极投身于铁路融资活动，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他都不是一个铁路银行家。
不过，1879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摩根直接进入了铁路金融领域。纽约中心与哈迪逊河铁路（NewYorkCentralHudsonRiverRailroad）系统的总裁和大股东威廉-H.范德比尔特（WilliamH.Vanderbilt）被舆论所困，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大家对其议论纷纷，因为盛传他在10年间积累了1亿美元的财富。鉴于公众的愤怒，纽约立法机关开始调查纽约中心与哈迪逊河铁路系统的管理，提议彻底控制铁路经营。除此之外，纽约和芝加哥间的价格战正在升级。最后，杰伊-古尔德落井下石，试图敲诈，因为范德比尔特不让其进入该公司的董事会。范德比尔特的朋友强烈地建议他卖掉其在公司相当数量的股份，以阻止针对他的立法。但如何处置巨额股份是个问题，只要在市场上抛售一半就会导致恐慌，在华尔街通过秘密交易出售也会极大地影响其价值。除此之外，哪个银行家能够支付得起这样一笔巨款呢？
范德比尔特找皮尔庞特-摩根商量，摩根提出了一个计划，把该公司的一大部分股票在英国秘密出售，这样就不会扰乱美国的证券市场。他采纳了这个计划。摩根公司通过它在伦敦的公司建立起一个大财团，分售给国外的长期投资者25万股的股份。这个交易原本属于秘密交易，但几个月后，其细节被纽约和伦敦的报纸公布出来。之后，范德比尔特宣布他获得巨额财富的一大部分将再次投资到美国政府债券中。就这样，皮尔庞特-摩根不但解决了范德比尔特的棘手难题，平息了公众的批评，而且据说他为自己的公司顺手获得了超过300万美元的利润。
此时，美国铁路融资大部分控制在一些投机商手中，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修建尽可能多的铁路，根本不考虑是否有实际的需要，然后把它尽可能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在内战后的太平日子里及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投机盛行的日子里，这种情况很常见。北太平洋铁路公司（theNorthernPacific）已经向西延伸到海岸；埃琪森、托皮卡和圣塔菲铁路公司（AtchisonTopekaandSantaFe）已经修建了穿过亚利桑那州沙漠和新墨西哥的铁路；古尔德已经修建了穿越密西西比西部人烟稀少的地方多少具有风险的线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theUnionPacific）采取了修建支线铁路的政策，这在几年后，导致了它财政系统的崩溃。在东部，一些轻率、没有头脑的建筑政策仍在继续。大多数老的铁路系统仍然充斥着这样一些想法，即应该建造更长的里程、更多的支线以及平行线路。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修建的铁路达到了国家可以盈利线路的两倍，而发放证券已经达到了国家能够支付利息或获利的证券数量的四倍。1884年，当时的铁路权威《标准普尔手册》（Poor’sManual）笃定地宣称美国全部铁路资本股份--大约40亿美元--都含有水分。据估计，截止1883年12月31日的三年里，已经产生了20亿的资本和债务，“股本（大约10亿）和公债借款（bondeddebt）的整个增加超出了建筑需要”。
对于国内外的天才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东部，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美国交通系统的巨大改善提供了现金，现在突然发现他们的证券正在减少。他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代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在成功完成纽约中心铁路系统交易后，摩根开始被看做投资者的救星、金融疑难问题的解决者。在这一点上，他无人能及。这一时期伟大的铁路人物--杰伊-古尔德、拉塞尔-塞奇、科里斯-P.亨廷顿、加尔文-布赖斯和其他人--总是不断地扩张和投机，而不是理智地控制和保守地管理其铁路资产。
6年来，不断扩张的铁路资本和过度扩张带来的“庞然大物”并不稳固，最终导致崩溃。到1884年，芝加哥和大西洋海岸间有5条独立线路，还有2条正在修建。即便是应对所有的商业贸易，3条道路就已经足够了。铁路价格被彻底摧毁；乘客从纽约到芝加哥每人只需要1美元；铁路系统的运输收入实际上亏损了50%。3/5的铁路正处于破产的边缘，1/5已经破产，纽约中心铁路公司（theNewYorkCentral）处于削减红利的边缘。是时候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这一情况了。
1885年夏天，威廉-H.范德比尔特再次急需朋友的援助。西海岸铁路公司（WestShoreRailroad）开始了铁路业务，成为范德比尔特线路的竞争者。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Railroad）打算支持西海岸公司项目，因为它已承诺要给其主要竞争对手制造一些大麻烦。同时，范德比尔特正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一条与宾夕法尼亚铁路主要干线平行的线路。根据当时的惯例，西海岸公司的资本被严重高估，就在道路接近完工时，公司因资金匮乏而即将破产。如果不是宾尼法尼亚公司或一些其他势力雄厚的财团出手相助，它将难逃此劫。就在这紧要关头，摩根出手相助，采取补救措施。他将其股份出售给范德比尔特在宾夕法尼亚的竞争对手宾夕法尼亚公司，并把西海岸铁路以成本价出售给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由于其中大量英国投资变成了沉没资本，这使得费城-雷丁公司面临破产。这时，摩根财团再一次注资几百万美元，帮助其重组。1887年，当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突然也濒于破产时，摩根公司站了出来，为其寻找新的资本，并为其推行重组策略--不过，这个策略由于遭到了老的投机利益团体的对抗，一度被中断。一年后，摩根财团重组了切萨皮克和俄亥俄公司。
因此，在1893年金融风暴之前，德雷塞尔-摩根公司树立起作为处理经营不善资产的金融家和重组者的威信，在美国银行家中，它在这一方面的地位无人能及。犹太人大证券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插足过美国铁路。就美国这个市场来说，罗斯柴尔德公司很愿意与摩根保持紧密联系，而非成为他的竞争者；库恩-洛布公司也没有成为铁路系统的一支力量；斯派尔斯公司（TheSpeyers）虽然很强大，但也没有处于主导地位；塞利格公司（TheSeligmans）在政府融资运作中表现突出，但也没有成为铁路证券发行的主要机构。所以，当美国超过一半里程的铁路进入美国国内外的接管人、投资者手中时，他们都指望有一个人和一个公司来保护他们在铁路上几十亿的投资--这就是摩根集团及其强大、无畏的领袖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朱庇特”摩根。
首先进行重组的是南方铁路公司（Southernrailway）。一批纽约和里士满的投机商控制着这个从里士满到西点总站的铁路系统，使得其连接铁路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混乱中，出现了金融混乱。开始时，摩根拒绝惹上这样的麻烦，但其他人经过尝试，均无功而返，证券持有者最终恳求摩根按照自己的方式承担这项任务。没用多久，摩根财团便将这个公司重组。在1893年金融风暴的可怕影响和接踵而来的经济大萧条来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铁路公司系统繁荣发展，将新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摩根实施这些重组并不仅仅是因为能给他本人或公司带来直接的金融利益，实际上，他有一个更大的、但不完全是无私的动机。他觉得出于自我保护，他自己有义务去留神并不让那上百万的资本（尤其是来自英国投资者的投资）消失掉。作为一家在美国国外证券市场上最专业的公司，不应该任凭这些证券在世人的面前变成废纸。摩根公司在伦敦的声望和所有的传统都建立在美国繁荣和财富的基础之上，摩根父子一直都是“美国牛仔”。
通过对南方铁路公司的成功重组，摩根最终牢牢地控制了这个最难以应付的家伙--美国铁路公司。40年来，那些美国铁路投资者、鲁莽的乐观主义者、巨大的窃贼、信心十足的家伙，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证券交易将铁路系统的规模夸大了一百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扭曲、控制和蚕食这项巨大的交易。摩根对铁路资本的运作已经观察了20年。资本的控制权在于股份的表决权，如果无法控制表决权，就几乎无法成功对抗反对者。1887年，他试图重组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却以失败而告终，都是因为控股方通过投票否决，阻止了他的重组计划。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希望借此能够控制表决权。在实施重组或寻找新的资本前，他提出了“股权委托”（votingtrust）的概念，多年来，这一策略使股份的全部表决权一直掌握在他选择的董事手中。重组南方铁路公司时，他又采用了这一策略。之后所有的重组中，他也都运用了这一策略。
接下来争夺最激烈的重组，当属伊利铁路公司的重组。在重组前，摩根尤其谨慎地将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多年前，J.S.摩根公司是伊利公司在伦敦的金融机构，英国投资者购买了伊利铁路公司的大量债券，因此，摩根急于保护这些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在他提出的这个计划中，这些债券持有者本身拥有足够的表决权，能够以多数票胜过散户，而且当时债券持有者被摩根的“表决权”控制着。当公司重组时，承担损失的应该是股东而非债券持有者，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因为安德鲁、费斯克和古尔德投机的日子里，伊利公司大量股票的巨额发行量，只有很少甚至几乎没有现金投入，而大部分债券的发行却付出了真实的资本。
此后，摩根的其他一些重组业务也接踵而来。霍金谷（TheHockingValley）是中西部的一条线路，也被纳入其重组的范围内；北太平洋公司（thenorthernpacific）在其30年来的职业生涯中，从成立走向破产，还被人操纵，最终在摩根公司宽阔的臂膀中找到了稳定的居所。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埃琪森、托皮卡、圣塔菲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几个大的资产所有者，都在重组下获得新生。尽管它们并不完全是在摩根集团的运作下进行重组的，但摩根都在其中出了一份力。费城-雷丁铁路系统深受之前10年疯狂投机之苦，也开始了第二次重组，成为了始于无烟煤联合体主导者的强大金融机构。在1893年的金融风暴中，也有一些资产所有者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其中，里海谷（theLehighValley）公司和乔治亚中央公司（theCentralofGeorgia）照样恢复了活力。
到1898年，皮尔庞特-摩根在铁路界和金融界树立了光辉的形象。他几乎重组了美国铁路系统，辐射到整个南大西洋海岸线的大铁路网中，他拥有完全的表决权；他彻底主导了伊利铁路公司，成为了雷丁公司政策制订的主导因素；在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的管理中，他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埃琪森、托皮卡和圣塔菲铁路公司事务中，他拥有强有力的发言权；他把重组了的乔治亚中央公司全部股本都收入囊中；他是范德比尔特庞大的铁路体系身后真正的金融巨头。
当然，在这项巨大的工作中，必须给其他人大量的股份。除了德雷塞尔公司，几年来，摩根尽量给能力非凡的合作伙伴带来好运。或许他培养了他们，或许他们的品质和能力在他为他们设置的环境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不管怎样，在早期的岁月里，有几个人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人埃吉斯托-P.法布里（EgistoP.Fabbri），1876-1884年是摩根的合伙人。在这段时间里，其他声名显赫的人包括J.胡德-赖特、查尔斯-H.戈弗雷、乔治-S.鲍登和查尔斯-H.科斯特。所有这些人或者人到中年拥有大量财富后退休，或者在工作中逝世。科斯特是工作累死的典型例子。他是细节大师，除此之外，在制订重组计划上，他也是一个天才。据称在科斯特死之前，摩根所有成功的重组方案都是他制订的。这很可能是真的，至少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科斯特一直是摩根的左膀右臂。他是华尔街里众人熟悉的大人物--个脸色苍白、面容焦虑的人，总是急急忙忙地从一个会场赶到另一个会场，晚上还要把公文包带回家。他走遍全国各州，研究铁路系统，从火车的后站台查看路基，从来没有机会休息或休闲娱乐。1900年春天，他突然去世，据报道，他曾经同时在59家公司中担任过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