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似乎被长时间以来能够轻松赚钱、价格上升、快速发财和成功创业的投机给催眠了。在这件事情上，哈里曼当然没有预见到事情会向不利的方向转折，因为1906年时，他让联合太平洋公司和南太平洋公司利用大量的剩余资本，以高价购买大量额外的铁路股票；摩根和希尔集团似乎也没有预见到困境，因为他们正发展铁路资产，花钱如流水，不断改善着铁路基础设施；花旗银行或标准石油公司的掌控者也没有准确地对未来作出判断，因为他们不但未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的潮流，而且实际上在顺应这种潮流，不停变换着自己的各种计划凑集融资。当然，更多规模较小点的投机商人，像查尔斯-W.施瓦布、F.奥古斯塔斯-海因策（F.AugustusHeinze）和尼克博克信托公司的查尔斯-T.巴尼（CharlesT.Barney）也都没有为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正向各个方向扩张自己的事业。施瓦布大规模进入采矿业；海因策正在筹划联合铜业公司，从商业国民银行（MercantileNationalBank）获得贷款，控制了他所能获得的资产；摩尔斯的船只正在河流上漂浮着；巴尼正把大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资金投入到各种各种不可信赖的冒险行业中。
1907年2月以前，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一进入2月，股市开始崩溃，银行开始收回借款，试图改善状况。但那一时期真正的不稳定的状况，人们直到几周后才有所理解。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亨利-H.罗杰斯发现无法为弗吉尼亚铁路弄到2000万美元的借款，当时他正在修建这条铁路，以开发西部某些烟煤产地。尽管个人信用很高，但罗杰斯不得不为这项贷款支付超过8%的利息，用超过3000万美元的最高级投资债券和股票作担保，并附上亲笔签署的票据。这次交易使人们惊惶失措。如果拥有最多现金储备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不得不为区区2000万美元进入市场，并为此支付超过8%的利息，那么形势确实非常糟糕。
“三月恐慌”或“无声的恐慌”--人们都这么称呼它们--接踵而来。股票每次会下跌3~10个百分点，货币利率则不断攀高；银行对借贷者关门，股票经纪人开始破产。成千的投机商被摧毁；在场外证券市场中采矿业的繁荣完全崩溃，华尔街的金融家不停歇地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但居高不下的利率，使得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出，财政部长把更多的资金存入纽约银行，资金被吸引到纽约，有助于缓解现状。恐慌暂且被止住了。
华尔街仍然不愿相信还有更严重的恐慌在等着他们。全国的商业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铁路利润很大，工业红红火火地发展着；人们普遍预期会有新的收获；同时，利率很高，似乎能满足流通需求量。尽管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即使是资本大鳄都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结束了。几乎每个人都说：“华尔街已经把房子都清理干净了，不久，我们的生意会比以前更加兴旺。”所有人都把他们的理解和思考建立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随着工商业继续繁荣发展，华尔街上任何进一步的困境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不过，1907年7月1日后，事情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令上层人士产生了忧虑。美国钢铁公司报告称，载货吨位出现惊人下滑，铁路利润突然萎缩；金融市场收紧，人们担心出现严重的银根奇紧（moneystringency）。不久，查尔斯-W.摩尔斯的船舶运输联合体崩溃。接着，事情发展到了顶峰，纽约市无法出售华尔街的大量债券。总而言之，对于资本大鳄和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8月是令人不安的一个月。
9月，大公司的头头经常在一起开会磋商；最终，这些巨头们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报纸不得不说一些能够震撼人心的话，华尔街的采访保持着惯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很明显，各方都在作出积极的努力争取渡过此次危机。但努力并没有发挥作用。10月，海因策破产，首先被殃及的是商业国民银行，接着是整个海因策-摩尔斯的银行链。下一个是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其总裁自杀身亡，公司关门大吉。紧接着的是北美国民银行破产，美国信托公司、林肯信托公司和一些其他金融机构也发生了挤兑。所有这些灾难也波及其他城市的银行，拖垮了大批私人公司和经纪人。股市上随之而产生的恐慌最终造成了大破坏。浩劫开始了。
一群势力强劲的大金融家们--是他们集中了银行权力、法人控制权力、利益共同体和连锁关系，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这一切在这场可怕的经济崩溃中到达了极点--现在他们却不得不背负挽救金融美国的重担。尼克伯克公司破产后的那天早上，美国信托公司也出现了挤兑，华尔街上挤满了情绪激动的储户。一个人跑进J.P.摩根公司的办公室，推开保安，进入了摩根的私人房间。摩根点头说道：“早上好，弗里克先生。”两人静静地谈了大约10分钟。弗里克离开了，接着爱德华-H.哈里曼进来了。之后进来的是其他几个“大鳄”，一个接一个，或者成双成对地走进来。最后来的是花旗银行的总裁和大标准石油公司的发言人詹姆士-斯蒂尔曼。
那一天，财政部长把几百万美元拨给银行；为应对临时之用，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拿出政府债券，约翰-D.洛克菲勒一个人就借出价值1000万美元的债券。接着，摩根和斯蒂尔曼约定购买巨额汇票（billsofexchange），迫使黄金能从欧洲流向美国。这些措施使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一个最为严重的危险仍未摆脱。这就是摩尔-斯莱（MooreandSchley）经纪公司的境况，它持有田纳西煤炭、钢铁与铁路公司（TennesseeCoal，IronandRailwayCompany）的股票，深陷巨大的投机陷阱中。摩尔-斯莱公司将纳西煤炭、钢铁与铁路公司的600万美元的股票作抵押，从华尔街银行贷款。现在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公司却无法支付，摩根和其他人都很清楚，如果摩尔-斯莱公司破产，那么接踵而来破产的至少会有100多家公司，整个华尔街可能也会灰飞烟灭。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挽救摩尔-斯莱公司。
田纳西煤炭、钢铁与铁路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它拥有大量有价值的钢铁和煤炭矿藏。摩根的计划是从摩尔斯莱公司手中购买田纳西公司的股票。当然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弗里克、哈里曼和其他人的同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挽救摩尔莱斯，中止恐慌，大公司也做成一单划算的生意。加里也被叫来讨论这件事情。唯一的障碍似乎就是政府。这种类型的购买会不会被解释为违反《谢尔曼法案》？一个由加里、帕金斯和其他人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当面解决这件事情。总统承诺给予豁免，接着，购买很快就完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用自己的3000万美元的债券购买田纳西公司的股票；而之前拒绝田纳西股票的银行把这些债券以附属担保品的形式接收。摩尔斯莱公司被挽救了。这一消息宣布后马上产生了效果，也就是从此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新一年到来之前，华尔街又恢复了正常。证券价格有所回升，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地发展起来，恐惧和担忧都已经消失了，人们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1908年悄悄过去，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恐慌标志着“巨额融资”达到了顶点。毫无疑问的是，大银行集团在恐慌中毫发无伤，它们的势力似乎比以前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但投机活动的诱惑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恐慌给幸存者注入了保守主义，当然一大群投机商在此次灾难中破产了。
然而，哈里曼和摩根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1908年秋，哈里曼劝说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把一半对大担保信托公司的控制权卖给他，即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1909年上半年，哈里曼以一半利息获得了控制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期权。很明显，哈里曼打算建立一股比花旗银行或摩根银行更大的银行势力，作为他正在进行的巨大计划的组成部分。对美国大陆最大的铁路系统--联合太平洋系统的控制并没有满足他的野心。当时，联合太平洋公司控制着通往大西洋沿岸的两条线路。他正努力建立一个世界铁路帝国。在大恐慌之年到来之前，哈里曼实际上已经牢固地控制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在大恐慌的艰难日子里，他从查尔斯-W.摩尔斯手中接管了乔治亚中央铁路公司的股票，使这条铁路成为了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子公司。现在，他正计划建立亚洲的铁路系统，这条线路将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连接起来，最终通向欧洲的主要城市。他已经获得中国的南满铁路（SouthManchurianRailway）的期权，为了进一步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正致力于获得日本政府的合作和支持。
如果哈里曼还活着，没有人知道之后几年的铁路史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正在玩一个难度很大的游戏，压力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09年夏天，他得了重病，初秋时就去世了。哈里曼的逝世立刻引起纽约银行业的变化。在三个月内，摩根及其合伙人购买了哈里曼在担保信托公司的股份，从而获得了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的控股权。之后，摩根从托马斯-F.赖安手中获得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控制权，这家公司是在1905年时被赖安收购的。因此，我们发现，摩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纽约“三大”人寿保险公司，因为他已经多年主导纽约人寿保险业。接着，他把摩根第五大道信托公司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这个联合使他和同伴在纽约信托公司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因为他已经控制了几年前建立的还在持续发展且实力强劲的信孚银行（BankersTrustCompany）。这些行动让摩根更加密切地控制了国家商业银行（theNationalBankofCommerce）的事务。
不过，摩根银行势力的扩张，并没有激发摩根财团和标准石油财团之间的竞争敌对，因为银行业盛行竞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事实上，不久之后，两个竞争性的银行集团都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且和谐的银行巨头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现在，哈里曼死了；亨利-罗杰斯死了；大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亚历山大-J.卡斯死了；詹姆斯-斯蒂尔曼也退出了商业圈。年轻有为的花旗银行总裁弗兰克-A.范德里普（FrankA.Vanderlip）逐渐当上了洛克菲勒财团的代言人；虽然乔治-W.帕金斯在摩根集团内部依旧表现活跃，但摩根公司的主宰权掌控在个性很强的亨利-P.戴维森（HenryP.Davison）手中。尽管摩根本人在1913年去世前仍然掌握着主导权，但很明显，他越来越老了，越来越多的责任都交付在年轻一点的合伙人身上了。
华尔街的这些新人不是旧时代的产物，当时，经验是通过建立现代工业和银行业机构，在将其合并的过程中获得的。他们没有因为需要掌控摩根、弗里克、哈里曼和洛克菲勒这些先辈们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在学校接受刻苦奋斗的教育。他们来到华尔街时，发现金融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他们的工作是使其更完美，并要随时给它加点油。结果，随着年轻、新派的金融家的出现，华尔街进入了一个较为平淡的时期。金融巨头增加，关联关系被保持下来；但几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详细制订和发展这个系统。
1907年大恐慌之后，政治舞台上的轰响声也传进了华尔街的耳里。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期中，就用过《谢尔曼法案》来阻止北方证券公司的发展，这个源于合作理论的巨大产物被法令解散了。之后，在铁路公司的运作上，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CommerceCommission）被赋予了新的权力，委员第一次获得了管理货物运输价格（freight rates）的完全授权。在查尔斯-E.休斯的领导下，针对纽约保险公司的调查揭露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内幕，增加了公众对“巨额融资”方法的厌恶感。
恐慌以及伴随其左右的金融灾难，都促使华盛顿政府针对托拉斯采取应有的行动。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总统1909年离开白宫前，已经对大量工业托拉斯，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提出了法律诉讼。之后，他又着手对钢铁托拉斯、收割机托拉斯和其他一些大公司提起法律诉讼程序。1909年塔夫脱成为总统时，许多在过去10年建立起的大联合体实际上都已经被起诉。1911年，最高法院命令解散标准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以及大量小的托拉斯。这些决定给公司的性质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的子公司被迫在有名无实的竞争性条件下，接管资产。不过，最终这些解散证明只是形式的简单变化，因为涉及在内的许多公司继续被同一个人拥有、控制和管理，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竞争的话，那也寥寥无几。
后来，政府在铁路系统中也实行了同样的方法。联合太平洋公司被迫吐出其在南太平洋公司的利益，宾夕法尼亚公司不得不将它对竞争对手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的控制权拱手让人。监控运输价格的新联邦法，限制了“利益共同体”连锁控制的计划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不同铁路公司开始大规模清算在其他资产上的股份。几年内，把大干线和大铁路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逐步松开。最终，禁止连锁董事会制度的联邦法令出台，不仅在竞争性的铁路系统中，而且在银行和工业企业中，完成了“把鸡蛋各归其位”所需要的所有步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经历了1901-1906年疯狂且极富戏剧性的岁月，“巨额融资”的繁冗篇章走向了结束。
战争是伟大的启示者，它证明一个国家物质或精神上的强大和软弱，尽管它别的什么也没做。惊心动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揭示了美国金融和工业的强大；后面的两年则令人满意地展现了美国不仅在金钱、军需品和食品业方面强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拥有雄厚的实力。然而，即使在美国中立的日子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工农业的支持，实际上对同盟的事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可提供的资源很多，如铜、钢铁、棉布和食物，没有这些，协约国部队的战斗将毫无效果。至少暂时的，华尔街成为了国际货币市场；世界超过1/3的黄金很快汇集到了纽约。自从美国内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个债务国；但如今，欧洲欠它的钱远比它曾欠欧洲的要多得多。1916年，美国的钢产量是4300万吨，而英国只有900万吨，这不仅表明美国工业在战争的压力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还表现了它在欧洲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军队曾给了福煦元帅13一些人员优势条件，扭转了战局，使战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美国矿藏、美国的钢铁工厂、美国的农田和美国的金钱在战争中成为了有影响力的因素。
华尔街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地认识到了自己是历史创造者的新地位。它对欧洲噩梦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和恐慌。在这一点上，它只不过是反应了多年来一直依赖欧洲证券交易所的一种精神状态。当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新闻报道说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出现挤兑，头脑冷静的美国商人也很难保持镇定。华尔街从来没有面对过像1914年8月3日早上那样的危机。100多年的历史里，这个大市场只停过一次盘，那就是在1873年金融大恐慌期间的几天。但1914年8月3日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德国皇帝对俄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使得战争迫在眉睫，欧洲投资者迅速把证券抛到伦敦股市，因此只能通过停盘来阻止恐慌。由于欧洲和南美所有重要的证券市场都跟随伦敦停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售股票--纽约。那时，欧洲投资者，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持有至少4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现在有专家相信，当时的美国市场是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的，但在1914年8月，几乎没有人持有这种乐观的想法。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所有美国证券都将下跌，大家都会转而向银行贷款，美国将会面临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和工业恐慌。然而纽约股市在1914年7月31日关闭时，华尔街在之后的24小时里一直焦虑不安。8月3日，星期二早上，经纪人像平常一样聚集起来，大多数人处于亢奋状态。宣布股市交易开始的铃声将在10点钟响起，负责敲钟的雇员已经到岗。当钟上的指针经过9：45，一个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人们愈发焦急紧张。亢奋的人群都拿着他们准备出售的大量证券，他们都在担忧当他们把这些都抛向市场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直到9：55，交易所的一个官员走出来，宣布了官方通知：股市将无限期地停盘。这一措施缓解了当时混乱的形势，交易所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这次停盘表明美国的金融仍然依赖着欧洲。交易所关闭了四个月；接着，11月28日，它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进行交易，不过交易方式多了许多限制。从表面上看，11月华尔街的情况与8月相比似乎没什么变化。巨大的欧洲交易所仍然关闭着，因此，纽约成了欧洲人“倾倒”股票的唯一市场。欧洲仍然持有大量美国证券。然而，美国市场开放时，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和预期的一样，欧洲开始大量出售美国证券，但华尔街的股票并没有下跌，相反却上涨了。证券交易所的重新开放，真正地开始了这个机构历史上最轰动的证券“繁荣”时期。许多人所预期发生的恐慌并没有出现，相反，华尔街发现它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行情上涨的牛市（bullmarket）。事实的确如此：在中断交易的四个月里，美国的金融声望得到巨大的提升。在世界所有大的市场中，华尔街一枝独秀，并没有采取一些通常面对恐慌状况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所有欧洲国家，包括金融巨头英国，都宣布暂停或暂时中断支付债务这些法定义务，大多数南美国家也采取了相同的应急措施。美国却没有宣布暂停支付。事实上，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包括英国，都采取了多种实际上等同于通货膨胀的应急货币政策。美国并没有像在内战时那样采取这种不科学的权宜之计，而是根据新《联邦储备法》（FederalReserveArt）14，通过灵活的非常时期通货（emergency currency）来满足这个时期的需要。但某些比较基础的发展表明这种繁荣并不是虚假的。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小麦获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丰收；同时，其他大的小麦生产国的产量却较往常少许多。达达尼尔海峡15的关闭阻止了俄国小麦进入欧洲市场。整个世界都在争取美国的粮食供给，国家出口统计数量的惊人增长马上证明了这一需求。同时，盟国开始涌向美国寻求各种战争补给。他们没有找到什么枪支或弹药，但发现了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的工业工厂，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大的军火制造厂。各种各样的军需品的订单让这些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地运转；对衣服和其他战争必需品的订单流向大的工业地区，如新英格兰地区，为其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这使得美国拥有了巨额的贸易顺差。欧洲的黄金开始进入了华尔街的金库，直到1917年。当时，金融总计约为85亿美元的存款余额，最后有近30亿美元存入了美国金库。
在战争早期，英国让出了自己100年来所拥有的国际银行大亨的位置。直到1914年的巨大变动，仅此一年，伦巴第街在国内外的新证券上投资超过10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铁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各种类型美国企业的融资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也是美国及南美国家政府和市政债券的大购买商。美国每年都有的常见的“作物轮作”（movingthecrops），也是因为英国多年来所提供的贷款才成为现实的。但在1915年早期，英国政府否决了这种类型的资本运作，通知银行的资源必须绝对服务于战争。政府的法令使得英国被迫放弃了国际银行大亨的位置，而谁又能取代英国获得这一位置呢？两年前，任何认为华尔街能够这样做的想法都被认为是荒谬的；然而，美国市场轻松地调整了自己以便适应这一角色。它不仅为国内需求提供现金，而且向加拿大、瑞士、挪威、瑞典和南美共和国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贷款。华尔街购买了巴黎、波尔多和里昂的公债发行权，还提供资金给国际贸易。不久，它又不得不去满足其他新需求。
直到1914年，华尔街在为外国政府融资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只是在南美战争时借给英国2亿美元；在日俄战争时借给日本5000万美元。但当协约国的战争订单开始涌入市场时，英国和法国支付时试图使用现金，这次权宜之计使英国交易在纽约市场的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久，事情就明了了：如果美国与协约国大规模做生意，一定要采用一些其他方法来付账。应该怎么做是很清楚的。英国把用来购买货物的钱借给它的顾客，并借此来大规模发展对外贸易。很明显，美国也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对于英国和法国政府来说，要想在美国的军需品交易市场上建立起信用，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债券在美国市场上出售。出售获得的钱，存放在美国银行，然后用此进行结算。这个方法在理论上看起来简单，但在1915年时，它涉及一些难以逾越的困难。除了本国政府的证券外，美国投资者从来没有任何购买其他政府证券的强烈愿望。实际上，这些投资在美国并没有专门的公共市场（publicmarket）。美国一些过于敏感的政府官员开始时认为这样一种运作将破坏中立原则，很多支持德国的人也发出了反对声。也有其他人质疑这种投资的合理性：战争是否预示着全世界范围的破产？人们担心，即使像英国这样有势力的国家也可能没有能力支付其所承付的款项。尽管如此，1915年下半年，一个著名的英法代表团还是到达纽约，寻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的数额让华尔街震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寻求过如此巨额的国外贷款。根据美国银行专家的建议，10亿美元被削减到5亿美元，之后，这一贷款成功发放。从那时起，英法所有的采购都通过这种方式来支付。这次贷款结束后，这些政府继续从华尔街借钱，通常用美国证券作抵押。
不但英国和法国用华尔街提供的钱购买补给，还让华尔街给他们采办补给。在前一章中讲到，摩根机构总是与英国政府和英国公众保持紧密而秘密的联系。美国购买物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紧急订单通常会引起伦敦的混乱。投机商人和证券交易商都涌向了英国战争指挥所；各种各样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为了达到投机目的而想法设法获得合同订单。若不想搞出什么麻烦，显然有必要选择美国某个可靠且值得信任的机构去调动美国工业的积极性，挑选合适的工厂来生产欧洲的订单，并处理好所有的细节问题。摩根财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项重要的任务。因此，战争赋予华尔街一项全新的职责。之前，它只是一个专门的金融总部；现在，它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市场。除了出售股票和债券，为铁路筹措资金和承担一些大银行中心应该承担的其他任务外，华尔街开始经营炮弹、大炮、潜水艇、毛毯、衣服、鞋子、肉罐头、小麦，以及其他各类不计其数的战争物资。这种新功能把一个美国商人推到了前台，在此之前，他几乎不为人知。在为运作这笔战争买卖寻找最合适的人选时，摩根公司发现了爱德华-R.斯特蒂纽斯（EdwardR.Stettinius）--钻石火柴公司的总裁。斯特蒂纽斯又在美国工业圈子里寻找最有资格帮助他完成宏伟巨业的人，最后，他组成了一个175人的队伍。这些人组成了一个部门，幽默地称为“S.O.S.”或“斯特蒂纽斯的奴隶”。不久，这个团体以一天1000万美元的速度购买补给。这个机构经营的物资中，有很多在美国从来没有生产过--从其客观的数量来看，他们不得不扩大现有的军需品工厂的规模，创建成百上千的新工厂。美国工业迅速且令人满意地适应了这种新的需求，许多以前从来没有制造过任何军需品的工厂很快就完全适应了这种生产。这一工作运转得非常成功，到1917年9月为止，摩根公司在购买货物和军需品方面已经花费了30多亿美元；此外，它还交易了金额高达20亿~3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债券过去都是被欧洲投资者所持有的。
还有另一位美国工业大亨能直接和英国政府做生意，他的名字在前面已经被提到过。事实上在J.P.摩根之后，在英国最为大家所熟知的美国商人是查尔斯-M.施瓦布。英国人甚至比美国人都明白，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重要性及其头领的制造天才。基奇纳（Kitchener）成为战争大臣时，首次行动就是给施瓦布发电报，让他乘坐下一班船到英国。几天后，施瓦布和基奇纳在英国战争指挥所密谈。基奇纳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施瓦布能提供多少炮弹？100万？好。需要多长时间？10个月。施瓦布能提供枪炮吗？没问题，而且很快。基奇纳就这样详述了他所有的需求，施瓦布承诺伯利恒钢铁公司一定能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几天的会议快结束时，基奇纳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伯利恒公司，他只有一点担忧，他说，那就是德国企业可能也会向它购买物资。施瓦布马上提出签订协议，在与英国合作的期间，伯利恒公司不会把东西卖给任何人。就这样，这个起着德国人名字的美国制造商成了英国政府最强大的工业联盟。总体上估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向英国运送了差不多价值3亿美元的战略物资。为了完成任务，他增加了设备，使得伯利恒公司现在成为了一个比克鲁伯家族更大的军工厂。在德国，施瓦布的船坞吨位就比其他所有造船厂的吨位要大。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制造了20艘潜艇。这些潜艇被运到加拿大，在港口附近组装起来，利用自己的力量穿越了大西洋。大约一年后，德国把潜艇“德意志”派向美国，四处宣传这一成就，好像是什么空前的事情一样。
所有这些工作的价值在于推动协约国的事业，但另一项成果更为重要：它为战争准备了一个金融美国。当国会在1917年4月6日宣战时，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为参加这次大的冲突作好准备。美国虽然有陆军，但只是一个空架子；美国有海军和船舰，但其效率对于应对危机来说，还远远不够；此外，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商船队。整个美国，只有一个地方为这一切作足了准备，而那里数十年间都是全国最不受欢迎之处。1914年8月开始，华尔街已经表明了态度，这种态度之坚决足以与美国生活中一度恶毒攻击工商业的因素相比较。除了一两个犹太德国人的银行机构外，华尔街满怀同情地站在了协约国一方。它在为协约国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美国参战时发挥作用的基础。1914年战争的爆发让欧洲的商业和金融陷入最疯狂的混乱中：股票下跌，利率上升，工业发展中断，只能通过延期偿付来阻止整体的衰败。但美国宣战时，华尔街上并没有这种消极的情绪。股市不跌反升--人们欢呼着认为这是对胜利的一种美好预示。美国从来没有获得过现在这样完善和卓越的金融地位。两年后，美国摆脱了债务国的身份，欧洲反而深陷于美国的债务中。我们借给外国政府、银行家和商人大约20亿美元。然而，纽约的钱还是太多，以至于投资银行家抱怨起来，因为他们不能找到足够的证券提供给顾客。在1914年英国和法国所持有的4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中，美国自己就购买了将近10亿，其他3亿被英国和法国政府作为贷款的抵押，而剩余的7亿美元放在政府金库中，以应对不时之需。这些股票和债券将不会突然在美国市场上被抛售而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样的危险将不会存在。战争初期，我们的黄金储备为18.87亿美元；而到1917年12月1日，增长到25.63亿美元。不过，欧洲已经不可能把它们拿走了。
建议宣战时，威尔逊总统说我们应该为协约国提供“最大限度的金融信用，这样我们的资源才能尽可能多地补充给他们”。开始时，人们认为或许美国给协约国所提供的帮助只是金融和工业方面的。有一些比普鲁士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更有见识的德国人，并没有对这些帮助漠不关心。“我们疯了，”德国商船队的创建者艾伯特-巴林（AlbertBallin）在1917年说，“我们在做一件灾难性的事情，这将让我们一整代人的经济生活蒙上阴影。面对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16时，我们如何恢复外国贸易？当我们出现在他们中间时，他会憎恨--肯定会憎恨我们的。所有有关汉堡到巴格达的军事胜利以及所有死者的灵魂将不会帮我们的。”
“太难以想象了”，一个伦敦评论员对华尔街从容不迫地接受了宣战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但还没等事态进一步地发展，事实证明，华尔街的表态是正确的。
美国参战后，第一次影响战况的行动，就是它立刻接过了英国正在为协约国筹措资金的重担。因为两年半来，英国不但要满足自己的花费，还要为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塞尔维亚和其他协约国成员提供巨额的资金支持。美国不但承担起这些责任，而且开始为英国提供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并不像皮特在拿破仑战争中给予英国联盟的经济援助一样，美国提供的是贷款。实际上，美国把贷款放给了战争伙伴，让它们自由分配。它在美国市场出售自己的债券，筹集起钱，贷给欧洲列强，以同样的利率在交易所回收他们的债券。这种运作的实际结果就是为英国、法国和其他借款国节省了巨额利息。批准美国债券发行的几项法令都包括这样的条款：授权财政部为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然而，在1917年4月，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贷款将会如此巨大。除了在自己的战略上花费了巨额资金外，美国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向欧洲政府提供了大约100亿美元的贷款，让人们知道了这个国家在欧洲冲突中所耗费的资源。尽管这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开支，但从所有外部迹象来看，美国并没有感觉不适，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不便，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不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压力。
实际上，在1919年，金融美国成了一个与1914年相比完全不同的国家。连续的债券发行已经把我们转变成投资国。尽管美国金融在中立阶段获得了大发展，但1917年仍然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宣称第一份20亿美元的“自由公债”（LibertyLoan）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他们认为美国人生活不节俭，不会养成购买政府证券的习惯；在美国浮息债券（floatingbond）的发行几乎全部是银行的业务。这种言论在历史上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被英国人证明非常成功的公众认购债券的方法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的发明。第一个想出把政府债券出售给小股东这一惊人办法的是杰伊-库克，内战时的大金融家。库克的最杰出的成就--或许是到欧洲战争爆发时最杰出的成就--是1863年，他成功出售了几乎4亿美元的债券“520债券”。为了推销这些债券--库克组建了一支2000~3000人的游说队伍，走访了美国所有城镇，利用传单、海报、军乐队和游行来作广告宣传，挨家挨户地进行个人推销。不过，尽管杰伊-库克充满了热情和活力，但也是进行了长期的持久战才卖出了这些债券。而且，尽管这种债券的利率高达6%，但它所能带来的收入远低于其票面价值。到1917年，当财政部长通过相同的方法筹到20亿美元时，大家就都忘了库克这项丰功伟绩。刚开始，那些预言失败的人提出的令人沮丧的预测看起来是合理的，华盛顿错误地宣称公众认购的债券马上就要超额了。这自然给公众的热情泼了盆冷水。不过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暂时放弃了常规的商业流程，集中力量为这次借款提供支持。最后几天，认购速度快得令人惊讶，原本只是打算从公众那里筹集20亿美元，结果政府收到了30亿美元的认购申请。后来的借款总额也都迅速增加，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18年11月停战前夕，动员了三个礼拜的结果是，美国人仅在一次债券发行中，就认购了接近70亿美元，达到了巅峰。这是截止到当时为止，史上额度最高的一笔借款。
全体美国人，从华尔街的银行大亨到歌剧杂耍演员，都团结一致，使筹集借款获得成功。他们指出华尔街不再是地理上限定的区域，而且--如果这句话被用来理解美国的金融资源的话--还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农田和十字路口。事实是，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把这个国家所有人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努力工作。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民众曾经对华尔街广泛的反感情绪。战争给予美国金融大亨们一个机会，向世人展示，他们首先是美国人，他们会把国家的威望和尊严放在所有个人利益之上。只有个别别有用心的煽动者和偏袒德国的人在叫骂，说这种争斗是“华尔街的战争”。开始时，华盛顿当局对这种“利益团体”持某种怀疑态度，一度致力于将其改组管理，准备在没有大集团的支持下进行这场大的战争。实践证明，这种不友好的安排对这项事业造成了灾难性危害。在建造船只和飞机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两件对获得成功而言绝对必不可少的事物。政府组建的这些部门，第一年几乎由完全不称职的人来管理。英国在早期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战争开始时，英国几乎所有的大部门都由政客领导，但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缺乏经验，因此无法处理所有现代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务--战争。逐渐的，英国将这些人清理出去，让商业领导人取代他们来发挥重要作用。最终，威尔逊总统采纳了相同的观点。非常奇怪的是，第一个被任命、从华尔街走到华盛顿重要岗位的人，竟然来自总统不信任的阶层。伯纳德-巴鲁（Bernard Baruch）的一生基本上都是一个华尔街经纪人，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绝对没有接受过有“组织性”意义上的商业训练。甚至华尔街知道总统任命巴鲁为战争工业委员会头目时，也都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样一个人将为美国和协约国进行大部分的采购业务。不过，这一件事情证明了华尔街特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尽管巴鲁缺少实际经验，但他很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战争结束时，这位官员正以一年10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战争物资，他无疑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大“买家”。
威尔逊还从华尔街任命了其他两位声名显赫的人。在飞机计划失败后，他让约翰-D.赖安（JohnD.Ryan）管理这项工作。结果这个部门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不过在赖安有机会证明其完全成功之前，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或许获得最伟大成功的华尔街人，还是查尔斯-M.施瓦布。威尔逊建立的海运委员会惨淡运营一年多后，不断的失败使美国人及其同盟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是接受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最后，威尔逊派人把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负责人找来。开始时，施瓦布说，他完全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在一番解释后，他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政客，他所坚持的激烈重组极端不受欢迎。总统立刻告诉他，只要求他做一件事--造船。施瓦布仍然犹豫，他告诉总统，他应该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将海运委员会总部从华盛顿迁到费城17。“你把它移到卡拉马祖（Kalamazoo）都行，”总统回答说，“如果这样做我们能够造出船的话。”这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态度说服了施瓦布，他用他特有的热情和精力努力工作，不久便有大量的船驶出港口。对施瓦布的任命决定了潜艇战的命运，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