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假设集中银行权力和加强对公司行为的控制不会伴随产生不幸的后果。毫无疑问，在“利益共同体”计划下，全国大铁路系统的合并大大稳定了货物运输的价格，提高了经营效率，使管理人员能够开拓大量新业务，增加利润。它也使华尔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年来作物的大丰收、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商业上的整体繁荣，都助长了华尔街的乐观情绪。不过，巨大的物质进步和繁荣必然会引来投机，投机一旦开始，便会因其依赖以此为食的东西愈演愈烈。

1904年年底，股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投机行为，而且在整个1905年里都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1906年时仍在继续。铁路股票价格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北方公司优先股价格涨到每股300美元以上；北太平洋公司的则超过了200美元；圣保罗公司的接近200美元；艾奇逊公司、南太平洋公司、联合太平洋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其余所有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都在稳定地节节攀升。工业股票也正进入全盛时期，数以百计的新企业在华尔街上筹资创立。企业很容易获得贷款，而且利率很低。1905年后，大多数银行家和投机商已经习惯了高价格和巨大的投机利润，在华尔街上，几乎任何关于融资的“提议”都很容易被接受。

对于证券包销集团（Underwriting syndicate）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经纪人非常渴望寻找机会去资助任何承诺有利润可赚的项目，无论其是否有价值。许多极端可疑或带有投机性质的企业未经过真正的调查，就通过审批了。许多私人银行企业，即使是名望看着相对保守的，也养成了加入这些有问题的报销的习惯。而且银行控制的新时代带来了肤浅的观念——像1873年和1893年那样的金融危机肯定不会再发生了。人们经常说，在有势力的银行机构控制下，美国工业的协作将是抵抗通货膨胀和过度投机危险的堡垒。然而，1906年，金融美国真正体会到了自讨苦吃的感觉。

被称为“造船托拉斯”的美国造船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世人表明了投机精神是怎样蚕食着这个国家的金融信用。这是一个造船制造商的联合体。当时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共和党执政下的国会将通过自由造船补贴法（A liberal ship-s ubsidy law），这个法律可能会带来造船业的大复兴。美国造船公司就是基于这种说法之上创立的。这种预期也使摩根集团在1902年建立的国际商船公司振奋起来。但这样的立法并没有出现，而“造船托拉斯”的出资人热情不减地继续努力着。一个叫丹尼尔·李·罗伊·德莱塞（Daniel Le Roy Dresser）的年轻人组建了共和国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the Republic），致力于认购美国造船公司的股票。8个公司被合并——其中一两家相当有价值，但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一堆垃圾，其资本总额巨大。公司发行了巨额的债券来募集资金，以高价购买欲并购的公司。一年以前，一个小公司能卖到10万美元，所有人就很高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却卖出了200多万美元，其中1/4还是用现金支付。

美国造船公司刚组建没多久，就开始走向衰败。承销商把这笔生意给毁了。接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它的总裁刘易斯·尼克松宣称公司已经从查尔斯·M·施瓦布手中购买了伯利恒钢铁公司。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伯利恒钢铁公司比整个造船公司具有更加真实的价值。所有人都认为施瓦布疯了，一般人都这样理解，他从美国造船公司得到的都是一些毫无实际价值的债券。但施瓦布没有疯，他坚持这些债券是拥有表决权的。不久，当整个计划分崩瓦解时——连共和国信托公司都一起遭了殃——人们发现施瓦布拥有了所有的工厂团体，包括伯利恒钢铁公司。后来，他抛弃没有价值的财产，把资产良好的造船工厂变成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子公司。

银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不合理的创建公司的典型案例。一些小金融家竭力模仿摩根和标准石油公司，试图组建一个资本无限的银行链，去推动他们的投机活动。在这些投机的银行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查尔斯·W·摩尔斯（Charles W·Mors e），他是一个能力超凡的人，在美国制冰公司和华尔街的证券操盘中发了大财，在造船和航运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到1905年，他已经成为华尔街相当有地位的重量级人物。他获得了对北美银行的控制权，这是华尔街最老牌且稳定的金融机构之一。他开始利用这家银行的信用和资源来为他的投机提供金融支持。后来，他发现需要更多的资本，就利用自己已经拥有或控制的银行，去获得对其他银行的控制权。到1906年年底，他及其朋友已经拥有了7～8个资产优质的银行，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银行中，他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他制订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合并大西洋海岸所有航线。他为这些航线付出了惊人的高价，然后将其资本化。从此，他获得了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几乎所有浮在水面上的东西。之后，他还从摩根手中购买了乔治亚中央铁路公司的全部股票，以控制大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s hip Company）。这条线路从萨瓦纳到纽约，与乔治亚州中央铁路连接在一起。

同时，华尔街这口热锅正持续沸腾着。1906年夏天，哈里曼集团的金融家们火上浇油，突然把联合太平洋公司普通股的红利从6%增加到10%，一夜之间该股票便上涨了40个百分点。华尔街的谨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许多最保守的金融机构也开始追逐一些来历不明的证券推向市场。采矿业股票突然流行起来，几个月后，整个国家都疯狂地不作任何调查，以高得离谱的价钱购买上千个毫无价值的金矿和银矿股票。华尔街的“路边证券市场”成为采矿业经纪人的“疯人院”，甚至证券交易市场也对这些矿业冒险地放下尊严，给他们的股票挂牌上市。①[12]

1906年年底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些危险的征兆，许多勤于思考的人开始极力敦促大家谨慎起来。疯狂的投机活动引起贷款压力逐渐增加，华尔街的活期借款（Demand loan）在9月时攀升到了近几年的最高点。同月，纽约的银行报告了储量赤字，向美国国库寻求剩余黄金援助。定期存款暂时缓解了危机，但这一年是在紧张不安中结束的。不过，华尔街大多数银行家坚持这一理论，即每一件事情只要存在基本上就是合理的；展望1907年，依然充满着希望；新年过后一切都会变好。

此时，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似乎被长时间以来能够轻松赚钱、价格上升、快速发财和成功创业的投机给催眠了。在这件事情上，哈里曼当然没有预见到事情会向不利的方向转折，因为1906年时，他让联合太平洋公司和南太平洋公司利用大量的剩余资本，以高价购买大量额外的铁路股票；摩根和希尔集团似乎也没有预见到困境，因为他们正发展铁路资产，花钱如流水，不断改善着铁路基础设施；花旗银行或标准石油公司的掌控者也没有准确地对未来作出判断，因为他们不但未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的潮流，而且实际上在顺应这种潮流，不停变换着自己的各种计划筹集融资。当然，更多规模较小点的投机商人，像查尔斯·W·施瓦布、F·奥古斯塔斯·海因策（F·Augustus Heinze）和尼克博克信托公司的查尔斯·T·巴尼（Charles T·Barney）也都没有为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正向各个方向扩张自己的事业。施瓦布大规模进入采矿业；海因策正在筹划联合铜业公司，从商业国民银行（Mercan tile National Bank）获得贷款，控制了他所能获得的资产；摩尔斯的船只正在河流上漂浮着；巴尼正把大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资金投入到各种不可信赖的冒险行业中。

1907年2月以前，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一进入2月，股市开始崩溃，银行开始收回借款，试图改善状况。但那一时期真正的不稳定的状况，人们直到几周后才有所理解。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亨利·H·罗杰斯发现无法为弗吉尼亚铁路弄到2000万美元的借款，当时他正在修建这条铁路，以开发西部某些烟煤产地。尽管个人信用很高，但罗杰斯不得不为这项贷款支付超过8%的利息，用超过3000万美元的最高级投资债券和股票作担保，并附上亲笔签署的票据。这次交易使人们惊惶失措。如果拥有最多现金储备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不得不为区区2000万美元进入市场，并为此支付超过8%的利息，那么形势确实非常糟糕。

“三月恐慌”或“无声的恐慌”——人们都这么称呼它们——接踵而来。股票每次会下跌3～10个百分点，货币利率则不断攀高；银行对借贷者关门，股票经纪人开始破产。成千的投机商被摧毁。在场外证券市场中采矿业的繁荣完全崩溃，华尔街的金融家不停歇地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但居高不下的利率，使得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出，财政部长把更多的资金存入纽约银行，资金被吸引到纽约，有助于缓解现状。恐慌暂且被止住了。

华尔街仍然不愿相信还有更严重的恐慌在等着他们。全国的商业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铁路利润很大，工业红红火火地发展着；人们普遍预期会有新的收获；同时，利率很高，似乎能满足流通需求量。尽管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即使是资本大鳄都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结束了。几乎每个人都说：“华尔街已经把房子都清理干净了，不久，我们的生意会比以前更加兴旺。”所有人都把他们的理解和思考建立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随着工商业继续繁荣发展，华尔街上任何进一步的困境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不过，1907年7月1日后，事情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令上层人士产生了忧虑。美国钢铁公司报告称，载货吨位出现惊人下滑，铁路利润突然萎缩；金融市场收紧，人们担心出现严重的银根奇紧（Money stringency）。不久，查尔斯·W·摩尔斯的船舶运输联合体崩溃。接着，事情发展到了顶峰，纽约市无法出售华尔街的大量债券。总而言之，对于资本大鳄和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8月是令人不安的一个月。

9月，大公司的头头经常在一起开会磋商。最终，这些巨头们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报纸不得不说一些能够震撼人心的话，华尔街的采访保持着惯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很明显，各方都在作出积极的努力争取渡过此次危机。但努力并没有发挥作用。10月，海因策破产，首先被殃及的是商业国民银行，接着是整个海因策－摩尔斯的银行链。下一个是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其总裁自杀身亡，公司关门大吉。紧接着的是北美国民银行破产，美国信托公司、林肯信托公司和一些其他金融机构也发生了挤兑。所有这些灾难也波及其他城市的银行，拖垮了大批私人公司和经纪人。股市上随之而产生的恐慌最终造成了大破坏。浩劫开始了。

一群势力强劲的大金融家们——是他们集中了银行权力、法人控制权力、利益共同体和连锁关系，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这一切在这场可怕的经济崩溃中到达了极点——现在他们却不得不背负挽救金融美国的重担。尼克伯克公司破产后的那天早上，美国信托公司也出现了挤兑，华尔街上挤满了情绪激动的储户。一个人跑进J·P·摩根公司的办公室，推开保安，进入了摩根的私人房间。摩根点头说道：“早上好，弗里克先生。”两人静静地谈了大约10分钟。弗里克离开了，接着爱德华·H·哈里曼进来了。之后进来的是其他几个“大鳄”，一个接一个，或者成双成对地走进来。最后来的是花旗银行的总裁和大标准石油公司的发言人詹姆士·斯蒂尔曼。

那一天，财政部长把几百万美元拨给银行。为应对临时之用，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拿出政府债券，约翰·D·洛克菲勒一个人就借出价值1000万美元的债券。接着，摩根和斯蒂尔曼约定购买巨额汇票（Bills of exchange），迫使黄金能从欧洲流向美国。这些措施使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一个最为严重的危险仍未摆脱。这就是摩尔－斯莱（Moore and Schley）经纪公司的境况，它持有田纳西煤炭、钢铁与铁路公司（Tennessee Coal, Iron and Railway Company）的股票，深陷巨大的投机陷阱中。摩尔－斯莱公司将纳西煤炭、钢铁与铁路公司的600万美元的股票作抵押，从华尔街银行贷款。现在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公司却无法支付，摩根和其他人都很清楚，如果摩尔－斯莱公司破产，那么接踵而来破产的至少会有一百多家公司，整个华尔街可能也会灰飞烟灭。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挽救摩尔－斯莱公司。

田纳西煤炭、钢铁与铁路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它拥有大量有价值的钢铁和煤炭矿藏。摩根的计划是从摩尔斯莱公司手中购买田纳西公司的股票。当然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弗里克、哈里曼和其他人的同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挽救摩尔莱斯，中止恐慌，大公司也做成一单划算的生意。加里也被叫来讨论这件事情。唯一的障碍似乎就是政府。这种类型的购买会不会被解释为违反《谢尔曼法案》呢？一个由加里、帕金斯和其他人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当面解决这件事情。总统承诺给予豁免，接着，购买很快就完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用自己的3000万美元的债券购买田纳西公司的股票，而之前拒绝田纳西股票的银行把这些债券以附属担保品的形式接收。摩尔斯莱公司被挽救了。这一消息宣布后马上产生了效果，也就是从此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新一年到来之前，华尔街又恢复了正常。证券价格有所回升，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地发展起来，恐惧和担忧都已经消失了，人们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1908年悄悄过去，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恐慌标志着“巨额融资”达到了顶点。毫无疑问的是，大银行集团在恐慌中毫发无伤，它们的势力似乎比以前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但投机活动的诱惑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恐慌给幸存者注入了保守主义，当然一大群投机商在此次灾难中破产了。

然而，哈里曼和摩根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1908年秋，哈里曼劝说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把一半对大担保信托公司的控制权卖给他，即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1909年上半年，哈里曼以一半利息获得了控制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期权。很明显，哈里曼打算建立一股比花旗银行或摩根银行更大的银行势力，作为他正在进行的巨大计划的组成部分。对美国大陆最大的铁路系统——联合太平洋系统的控制并没有满足他的野心。当时，联合太平洋公司控制着通往大西洋沿岸的两条线路。他正努力建立一个世界铁路帝国。在大恐慌之年到来之前，哈里曼实际上已经牢固地控制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在大恐慌的艰难日子里，他从查尔斯·W·摩尔斯手中接管了乔治亚中央铁路公司的股票，使这条铁路成为了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子公司。现在，他正计划建立亚洲的铁路系统，这条线路将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连接起来，最终通向欧洲的主要城市。他已经获得中国的南满铁路（South Manchuri an Railway）的期权，为了进一步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正致力于获得日本政府的合作和支持。

如果哈里曼还活着，没有人知道之后几年的铁路史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正在玩一个难度很大的游戏，压力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09年夏天，他得了重病，初秋时就去世了。哈里曼的逝世立刻引起纽约银行业的变化。在三个月内，摩根及其合伙人购买了哈里曼在担保信托公司的股份，从而获得了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的控股权。之后，摩根从托马斯·F·赖安手中获得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控制权，这家公司是在1905年时被赖安收购的。因此，我们发现，摩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纽约“三大”人寿保险公司，因为他已经多年主导纽约人寿保险业。接着，他把摩根第五大道信托公司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这个联合使他和同伴在纽约信托公司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因为他已经控制了几年前建立的还在持续发展且实力强劲的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这些行动让摩根更加密切地控制了国家商业银行（The 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的事务。

不过，摩根银行势力的扩张，并没有激发摩根财团和标准石油财团之间的竞争敌对，因为银行业盛行竞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事实上，不久之后，两个竞争性的银行集团都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且和谐的银行巨头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现在，哈里曼死了；亨利·罗杰斯死了；大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亚历山大·J·卡斯死了；詹姆斯·斯蒂尔曼也退出了商业圈。年轻有为的花旗银行总裁弗兰克·A·范德里普（Frank A·Vanderlip）逐渐当上了洛克菲勒财团的代言人；虽然乔治·W·帕金斯在摩根集团内部依旧表现活跃，但摩根公司的主宰权掌控在个性很强的亨利·P·戴维森（Henry P·Davison）手中。尽管摩根本人在1913年去世前仍然掌握着主导权，但很明显，他越来越老了，越来越多的责任都交付在年轻一点的合伙人身上了。

华尔街的这些新人不是旧时代的产物，当时，经验是通过建立现代工业和银行业机构，在将其合并的过程中获得的。他们没有因为需要掌控摩根、弗里克、哈里曼和洛克菲勒这些先辈们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在学校接受刻苦奋斗的教育。他们来到华尔街时，发现金融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他们的工作是使其更完美，并要随时给它加点油。结果，随着年轻、新派的金融家的出现，华尔街进入了一个较为平淡的时期。金融巨头增加，关联关系被保持下来；但几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详细制订和发展这个系统。

1907年大恐慌之后，政治舞台上的轰响声也传进了华尔街的耳里。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期中，就用过《谢尔曼法案》来阻止北方证券公司的发展，这个源于合作理论的巨大产物被法令解散了。之后，在铁路公司的运作上，州际贸易委员会（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被赋予了新的权力，委员第一次获得了管理货物运输价格（Freight rates）的完全授权。在查尔斯·E·休斯的领导下，针对纽约保险公司的调查揭露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内幕，增加了公众对“巨额融资”方法的厌恶感。

恐慌以及伴随其左右的金融灾难，都促使华盛顿政府针对托拉斯采取应有的行动。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1909年离开白宫前，已经对大量工业托拉斯，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提出了法律诉讼。之后，他又着手对钢铁托拉斯、收割机托拉斯和其他一些大公司提起法律诉讼程序。1909年塔夫脱成为总统时，许多在过去10年建立起的大联合体实际上都已经被起诉。1911年，最高法院命令解散标准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以及大量小的托拉斯。这些决定给公司的性质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的子公司被迫在有名无实的竞争性条件下，接管资产。不过，最终这些解散证明只是形式的简单变化，因为涉及在内的许多公司继续被同一个人拥有、控制和管理，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竞争的话，那也寥寥无几。

后来，政府在铁路系统中也实行了同样的方法。联合太平洋公司被迫吐出其在南太平洋公司的利益，宾夕法尼亚公司不得不将它对竞争对手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的控制权拱手让人。监控运输价格的新联邦法，限制了“利益共同体”连锁控制的计划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不同铁路公司开始大规模清算在其他资产上的股份。几年内，把大干线和大铁路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逐步松开。最终，禁止连锁董事会制度的联邦法令出台，不仅在竞争性的铁路系统中，而且在银行和工业企业中，完成了“把鸡蛋各归其位”所需要的所有步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经历了1901～1906年疯狂且极富戏剧性的岁月，“巨额融资”的繁冗篇章走向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