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中国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西汉王朝正式奠定了它的主流地位。但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儒家文化其实是靠边站的。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七十多年里不管皇位如何变化，汉帝国始终遵循黄老学说至上的国策。汉武帝时期，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才有了儒家的一家独大。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儒家也不是一天独大的，儒家从靠边站逐渐发展到主流，是西汉建国后一代代儒生努力的结果。其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就是西汉初期杰出的大儒叔孙通。
说到叔孙通，不得不说说西汉建国初期儒家的生存状态，就一个字：惨！
秦始皇时期著名的焚书坑儒，打击的对象主要就是儒家文化。随后的秦末农民战争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生产力遭到了沉重破坏，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以与民休息为主的道家文化，自然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这时期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封建社会，但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态并未建立。从西汉初期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还是利益分配平衡的松散邦联，包括贵为天子的汉朝皇帝，其权威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从刘邦时期白马盟等事件可以看出，连封个区区的诸侯王，都需要功臣皇室进行盟约，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其实还处于比较弱的形态。
在这样的形态下，出于利益平衡分布以及恢复经济的需要，儒家文化并不受待见。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开始是非常厌恶儒生的，早期打天下的时候，就曾做出羞辱儒生的事情。虽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儒生谋士，但对于靠黄老学说建国的西汉来说，儒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处于次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从西汉建国到“文景之治”，是儒家学派的重新拓荒期。
汉初大儒叔孙通，就是这个拓荒期里儒家最为杰出的人物。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其实就是由他奠定的。
叔孙通，又名叔孙何，山东枣庄人，生年不详，出身于儒家文化昌隆的齐地，他叱咤风云的壮年时代，正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期。
所谓乱世出英雄，秦末农民战争时期是乱世，也是各路英雄大显身手的时期，而叱咤其中的叔孙通，在这段岁月里得到的评价只有一个——鄙视。
被鄙视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他跟过的人很多，自身难保的秦二世，做傀儡的楚怀王熊心，殒命山东的项梁，横刀自刎的项羽，但凡是有点儿权的，折腾出点儿动静的，曾经说了算的，他都跟过。等到跟着刘邦混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出名的“有奶就是娘”的人物。
“有奶就是娘”也就算了，关键此人做人很有问题，又是出了名的“扫把星”。比如他跟着秦二世的时候，秦二世问现在全国局面怎么样，大家纷纷进言，有说农民起义四起的，有说天下大乱的，唯独叔孙通识相，张口就唱赞歌，热情讴歌秦二世的英明统治，颂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拍马屁都不打草稿，捧得秦二世心花怒放，当场就封了他当博士。升了官的叔孙通更识相，眼见秦王朝自身难保，瞅准机会脚底抹油赶快跑，摇身一变又成了北上伐秦的项梁的谋士，在项梁的军中混了没几天，项梁就在定陶之战里挂了。捡了一条命的叔孙通马不停蹄，又混成了楚怀王熊心的谋士，高谈阔论了没两天，熊心又被项羽坑死了。叔孙通眼泪都没掉一滴，又跟着项羽混，一路混到了彭城，眼见刘邦大兵压境，立刻掉转枪头，投到刘邦麾下，气还没喘定，刘邦就在彭城之战里被项羽打得全军覆没。这样的扫把星，刘邦是不敢用了，摆摆手打发他回汉中，协助萧何安定后方，发展生产。他前脚一走，后脚刘邦就稳定了形势，此后连战连捷彻底打垮了项羽。
跟谁混谁倒霉不说，他的混法也被人所不齿，基本就是啥事不干，张口就吹捧，什么千古圣君、帝王威仪的，漂亮话连篇累牍，能把人吹得云山雾罩。而且势利眼，看谁不行了，立刻吹灯拔蜡，说叛变就叛变，一丁点儿君臣之情都不讲。这样的人物，搁在哪个团队，哪个朝代，都是注定不受待见的。
大家不待见他，刘邦却很待见。比如彭城之战后，面对上门投靠的叔孙通，刘邦分外赞赏，后来彭城兵败后，派他回汉中辅助萧何，萧何对他也赞赏有加。当然他也是立了功的，比如他举荐一些勇猛之士加入汉军，后帮助萧何安定地方时，也曾多次出面，劝说当地乡民支援前线，是很称职的“宣传委员”。楚汉之争胜利后，刘邦也记了他这一功，封他为博士。
刘邦之所以待见他，一是他很识趣，那时候的儒家学子，骨子里都带着傲气硬气，刘邦是一个不容别人有傲气的人。叔孙通之前，曾有儒生郦食其投奔刘邦，当面痛斥刘邦对儒生的轻慢态度，刘邦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对郦食其诚恳道歉，但没多久，就借齐王之手把郦食其给煮了。相比之下，叔孙通却知趣，他知道刘邦不喜欢谋士穿儒服进谏，别的儒生都视儒服为身份象征，叔孙通却不以为然，不穿就不穿，当场换了儒服，穿着短袖短褂进谏，刘邦很高兴：这人不错。儒生不儒生的无所谓，听话就好，听话的好用。
刘邦待见叔孙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用，也就是有利用价值。西汉建国，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在民间知识界影响力甚广，而且儒家思想里对于君权的尊重，也是君临天下的刘邦所需要的，找一个精通儒学而又听话好用的人，对于刘邦来说很重要，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叔孙通这个儒生实在不像儒生，除了没原则，好谄媚，会拍马屁、会吹牛外，社会关系也很有问题。那时候的儒生，都是一些蔑视暴力，崇尚文治，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人。对战争，态度是鄙视，对武将流寇，态度是蔑视，鄙视这个，蔑视那个，结果就被人灭了。叔孙通却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要弘扬儒学，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朋友里，既有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有西汉开国时候的功臣宿将，甚至还有江湖游侠、土匪盗贼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上至皇亲贵戚，下至流氓无赖，不混个关系熟，他也能混个脸熟。
因此在当时，虽然在刘邦面前混得如鱼得水，但是在儒生的内部，叔孙通的名声实在不咋样，许多儒生都认为这是个给儒家丢脸的人物，是败类，他的一些学生也耻于和他为伍，主动划清界限。但谁都没想到，正是这些人眼中的败类，做了“君子”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光大儒家思想，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叔孙通人生的机会，出现在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已然君临天下的刘邦交给叔孙通一件影响他一生，甚至影响儒家文化命运的任务：制定朝仪。
所谓“制定朝仪”，就是制定西汉王朝的朝堂礼仪规范。这看似是个很简单平常的任务，不就是制定一些行为规矩吗？但是在当时，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难办。
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岁月。所谓阶级划分，君臣有别，对这帮大老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刘邦已在山东定陶称帝，但是身边的诸将见了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称兄道弟，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到了喝酒庆功的时候，局面更是恐怖，一个个张口闭口粗话连篇，高兴了还能说点儿荤段子。至于没大没小，以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反把这次行动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子向儒生们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绝对尊贵的帝王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
公元前200年，西汉未央宫落成，这套盛大的典礼，终于以此为名呈现在世人眼前，整个过程，按照史料的记录是这样的：“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叔孙通成功了，他缔造了一个绝对威严的礼仪，衬托起了一个被神化的刘邦。确切地说，他衬托起的，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帝王光环，它有严整的形式，浩大的气势，完美的程序，精心的布局。在这一次展示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功臣们，第一次拉开了与老领导刘邦的距离，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看待帝王的目光不再是不以为然的平视，而是彻头彻尾的仰视，诚惶诚恐的尊敬，此后两千年中国人对封建皇权的敬畏思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扎下了根。
就连之前极端鄙视儒学，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的刘邦，面对此情此景，面对万众敬仰的局面，面对叔孙通精心设计的、高高在上的图景，也由衷地说出了心里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知“皇帝之贵”的结果，就是叔孙通乃至儒家学派，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叔孙通受赐五百黄金，进太常。更重要的是，在黄老学说一手遮天的西汉初年，儒家学派终于打下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叔孙通之后，儒家学者在汉初朝廷里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儒家学者甚至得到了成为太子老师的机会。儒家从此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日益扩大。
大多数时候以谄媚逢迎著称的叔孙通，因此得到了刘邦的器重，也因此让刘邦意识到儒家的重要性。但是这时期西汉的国策是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学问，之后儒家独大的过程，是儒家由表及里，对汉帝国进行思想渗透的过程。
而这以后的叔孙通，却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公元前195年，西汉帝国又一次进入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年的刘邦，已经到了人生里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思想却出幺蛾子了，眼见着大儿子刘盈不太成器，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便动了换太子的念头。这是刘家的家事，吕后虽然反对，此时却已失宠。就连跟随了刘邦多年的张良也不敢硬劝，只是委婉地找了“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表达自己的立场。但谁都没想到，一个从来不敢说话的人说话了。
叔孙通不但说话了，而且反应异常激烈，他给刘邦上了一道奏疏，以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换太子导致内乱，秦朝换太子导致亡国的典故，坚决反对刘邦废太子。上了奏疏刘邦没反应，叔孙通不罢休，拿出儒生“死谏”的劲头来，竟然要当着刘邦的面横刀自刎，逼得刘邦很无奈地表示：我就是随便说句玩笑话，你别当真。按说到这里，已经算是解决问题了，可叔孙通偏偏不罢休，他反而继续说：“太子位置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怎么能随随便便开玩笑呢？”最后，逼得刘邦诚恳道歉，表示以后不再开这个玩笑了，这才罢休。
这件事叔孙通做得虽然勇敢，可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因为这时期吕后已经专权后宫，只手遮天。废太子的事情，遭到了朝臣的反对，不是刘邦想废就能废的，借着这个由头，突然硬气一把，在刘邦弥留之际讨得下一代皇帝的欢心，这也不失为一种谋身之术。比如后来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指责叔孙通此举为“邀直名以谄媚”。但很快叔孙通就让世人看到，他不是为了谋身。
刘邦过世之后，汉惠帝刘盈即位，这时期的汉帝国，依然在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而吕后已经权倾天下，刘邦宠爱过的戚夫人，说砍就砍，刘邦的儿子说杀就杀，无论是刘氏宗亲，还是功臣宿将，包括周勃、陈平这样的老勋贵，也暂且服服帖帖。
但第一个敢得罪她的，却是叔孙通，得罪她的事，却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汉惠帝每次朝见吕后的时候，都需要封闭道路，汉惠帝感到交通不便，就想重新修一条新路。按说这事是皇帝对母亲尽孝道，无可厚非，偏偏叔孙通又上奏了，他认定汉惠帝此举于礼法不合，属于违制，竭力反对。路到底没有修成，吕后也就这么让他得罪了。这事让当时人很不解，人家娘儿俩为了见面修个路，你激动什么？其实很简单，叔孙通要维护的，是他苦心制定的儒家礼仪规范，要在黄老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汉初，确立一块儒家的根据地。因此，他锱铢必较，甚至不惜个人荣辱。
在这件事情之后没多久，这位一生遭非议颇多的大儒，就告别了人世。比起当年他遭受的种种非议，这时期的儒生们，已经把他看作西汉儒家的领军人物，即使是几十年后修史的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尊他为“儒宗”。事实上，正是凭借着他辛苦打下的这块根据地，儒家文化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主流。
制定礼仪后，刘邦赏赐给叔孙通的五百黄金，叔孙通分文未留，全部分给了参与此事的儒生们。此事或许可以佐证：他谄媚、逢迎、奔走，并非为了个人的富贵，却为了一个简单的理想——光大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