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唯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二十二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不听忠臣良将的苦劝，偏听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一听前方战败，马上又后悔了，连敌人影儿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啊，那就撤得快点儿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连本人都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不是可气吗？
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能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儿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不怪他自己吗？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奸佞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治罪，下狱的下狱（石亨），流放的流放（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嘛，字面意思讲，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时期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究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嘛，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位大员——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么多件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儿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到了他被接回京城，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嘛。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聪明得让你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剌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儿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也先也没怀疑，就这么相信了，还派了一样当了俘虏的一个叫高磐的明朝士兵跟喜宁一块去。而在这之前，朱祁镇已经暗暗交代了高磐该怎么去做。并且，他让高磐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缝在裤子里。之后，高磐随着喜宁去了宣府谈条件。结果等明朝将士跟喜宁吃饭喝酒的时候，高磐突然一把抱住喜宁，说太上皇有旨。明朝将士立刻一拥而上，将喜宁和瓦剌使团的所有人都五花大绑，又押送到朱祁钰面前。朱祁钰一读朱祁镇让高磐带来的亲笔信，当场震怒，立刻就下令将喜宁凌迟处死。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那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像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他身上的那些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儿“八卦”外，统统白搭。
兄弟争位，忠奸相斗，放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但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差距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儿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唯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地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二十二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这个大权独揽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有一样爱好——圈占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却让明军死伤过半，自家的主子皇上当了人家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发生了叶宗留起义和邓茂七起义。虽最终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可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地。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别无生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却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镇压了又反，反了又镇压。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唯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却用得不是地方，对勋贵重臣，他放纵得太多，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如此，土地问题愈演愈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上，自此已经隐隐地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地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当俘虏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虽然号称五十万之巨的军队死伤过半，但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筑院墙，看家护院。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洪熙，还有爸爸宣德，虽然不爱惹事，但把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得到处跑；洪熙、宣德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儿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洪熙、宣德，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是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再次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彼此内战的同时，逐渐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了。
明朝的北部边境，渐渐成了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直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孙子。论打仗，只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数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好得很，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的全才，放在哪个皇帝手下好好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得个被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儿，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咬死了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吗？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梁子也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将郭登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得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吗？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件错事。与这件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儿走还不一样？就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了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个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地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成年累月的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再以后，渐渐地，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地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子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根源的种子，正是朱祁镇种下的。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与明朝并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可大明边防，越发地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从开国开始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谏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诛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洪熙、宣德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二十二年，官场风气如何呢？只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或者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或者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如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庭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可是天顺朝呢，反而更糟。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这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嗣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侯吴瑾和怀宁侯孙镗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后来虽然奸党被诛，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从英宗复位到后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仅靠一两个人，那是毫无用处。
这就好比空气净化一样，净化某地的空气，恐怕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你要污染它，只需烧一堆烟就行了。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像细菌一样，静静地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慢性病，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儿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着实从他身上开始。
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仿佛是一个只有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方面的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地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慵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了，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就要发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