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倭寇入侵，那是从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笔绵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债。
血债的源头在日本。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处于“天下一统”的状态，而日本却进入了内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天皇”成了摆设，诸侯们割据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就穷，外带战乱，土匪强盗们更是“放了羊”，大批海盗结伙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这些人就是“倭寇”。他们穷凶极恶，每到一处都大肆烧杀抢掠。元末中国也天下大乱，各处起义不断，元军疲于应付，自然也顾不上海防。倭寇们打家劫舍变得更加容易。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诸侯也开始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发财致富”，中国沿海的海盗们也纷纷与之勾结。于是从元末开始，倭寇侵扰的规模与破坏力都连年扩大，几乎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
台湾自然也难幸免，台湾岛位于日本列岛南部，对于倭寇来说本就是“近水楼台”。起先台湾少数民族多，经济比较落后，外带元王朝在澎湖地区有“巡检司”，经常截击倭寇海盗船队，“油水少”而且“风险大”，因此倭寇也就很少侵扰台湾。后来元末大乱，原本驻在“澎湖巡检司”的元朝军队，陆续被调回大陆平叛，所谓“巡检司”早就名存实亡。此时中原战乱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纷纷迁至台湾避乱，人多了，经济也渐渐繁荣，“油水多”而且“风险性”低，倭寇侵扰也就越来越频繁。《元史》上关于倭寇侵扰台湾的第一次记录，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数千倭寇窜犯澎湖列岛，毁弃元朝“巡检司”在当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钱粮后扬长而去。此后，倭寇对台湾的侵扰便日渐频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开工地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外加自然灾害，“抢劫利润”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广东等省份成了倭寇的首选，而台湾则是倭寇进入福建、广东沿海的必经之地。如此一来台湾就要遭受“二茬罪”：倭寇来的时候遭一遍抢，倭寇在广东、福建抢完了，返航的时候还不忘再到台湾抢一把。有时候倭寇在广东福建碰了壁，更要回头在台湾“捞一票”。台湾，既成了倭寇入侵的“中转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到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平定福建割据势力方国珍后，大批逃难到台湾的乡民闻讯纷纷返归大陆，见到明朝官吏后哭诉道：“我等渡海（去台湾）前遭兵祸，渡海后又遭倭祸，今终见太平也。”
他们并不知道，距离“太平”还早着呢。
因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问题”却更复杂了。东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据势力，都有大批残部流落海外，他们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坚持与大明王朝为敌。这些当年和朱元璋争天下的“枭雄”们，如今成了杀人越货的海盗，偏偏他们又与倭寇相互勾结，甚至有不少人移居日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士诚的旧部刘通、陈友定的旧部金子隆等人。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各处的人口、地貌、城镇分布了如指掌，更兼戎马半生，作战经验丰富，而今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那更是相当有“敬业精神”。每次倭寇抢掠，他们都积极响应，辛勤带路不说，碰到明军更杀红了眼朝上冲，掩护“日本友人”撤退，可谓是“抢劫在前，分钱在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刘通就曾作为向导，引着数千倭寇在苏南、浙东一带大肆抢掠，史载“大掠五府，饱掠而去”。
更可恨的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检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曾生活多年，台湾的一草一木都烂熟于心。后来他跟着陈友定打水战，历经数战练出了卓越的海战本领。他的故主陈友定是被朱元璋杀掉的，所以他对明王朝自然怀有切齿仇恨。后来他逃亡到日本，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不但积极带领着“鬼子进村”，更帮倭寇训练水师、研发火器，特别是他对福建、澎湖、台湾岛的地貌情况非常熟悉，经常领着倭寇来此袭扰。一旦遭遇明军攻击，他就能想出坏主意，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帮助倭寇全身而退。在倭寇内部，他成了身兼向导、军事科技顾问、狗头军师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的头二十年间，倭寇对明王朝沿海的大规模袭扰共有七次，其中五次发生在福建、广东地带，全是拜此人所赐。而台湾，则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转站”。根据当时明朝“闽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途必定会去台湾、澎湖列岛补充淡水粮食，而这些地方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这个金子隆后来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为小山，可他当“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当地倭寇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内耗中被一刀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总没有好下场。
“汉奸”玩儿完了，但倭寇的侵扰没有停，台湾还是“中转站”兼“重灾区”，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颇深。福建、广东、浙江、苏南等屡遭倭寇侵扰的地区，是大明王朝赋税粮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中国的“钱袋子”。“钱袋子”动不动就要被倭寇抢一把，颜面无光不说，国计民生更是大问题。
为解决问题，朱元璋用尽软硬办法。朱元璋是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战，打败了无数强劲的对手，区区倭寇岂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征伐日本倭寇的问题。有些老将军非常积极，比如大将周德兴就建议“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但开国名将李文忠等人担心胜败未知，且贸然开战，有可能造成国家混乱。文臣韩宜可则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并不太理会武将的反对，但他最重视“历史的教训”。权衡再三，朱元璋终于还是把这口气硬生生地憋回去了。
憋着气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决”。当时的日本内战停止，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即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日本“南朝”的“掌权人”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不愿多树敌人的怀良立刻认怂，对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诚忏悔”，不但送还了被掳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绑了多名“战犯”送到南京交给朱元璋治罪。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进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议”，怀良却推卸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后来日本“北朝”也与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扰并没有停息。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与日本“北朝”建交，之后十二年中相继发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扰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扰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扰两广等三次大规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转站”，全是台湾岛。每逢明朝派使节“最强烈抗议”，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责任给南朝，南朝推卸责任给北朝，把明王朝当了“冤大头”。
要打，有元王朝的“历史的教训”，打不得。要外交解决，有日本南、北朝“唱双簧”，耍你个团团转。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办？
朱元璋这几十年的“憋气”也不是没成果，明王朝经过二十年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增强，早已与建国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还是“农民思维”：农民家老闹贼，那就扎篱笆、砌墙、养家丁护院，至于闹倭寇嘛……
当然还是“扎篱笆了”，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扎一个大大的“篱笆”，养一群精兵，看你小鬼子还敢不敢进犯。
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扎篱笆”工作就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王朝在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广西北部湾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设置了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所，安置战船两千多艘，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海上防线。从明朝洪武五年开始，沿海明军就陆续有了歼灭倭寇的战报。洪武十年以后，倭寇对浙江、山东、辽东地区的入侵，也以失败居多。打游击战的倭寇，真碰上正规军的明军，硬碰硬打当然不是对手。倭寇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但这条防线修得严密，换个地方照样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篱笆”，看上去是无懈可击了。
不对，还是有一个漏洞的——台湾。
因为朱元璋的篱笆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岛，朱元璋的篱笆扎得再紧，也不能跨过大海，把台湾岛“包”进来。
这下就让倭寇找到漏洞了，他们再来中国的时候，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明朝要是防备得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看情况。明朝稍有松懈，就趁机进兵捞一票。反正台湾岛上有居民有粮食。倭寇千把人，给养补充能供得上，耗个十天半月没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在台湾捞一票也值了。
澎湖虽有明朝的“巡检司”，但兵少势孤，用以自保都难，更别说反击倭寇了。请求战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之计。沿海的船队刚出动，说不定倭寇就乘虚而入了。往台湾调兵？台湾当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粮食给养供应困难，岛上百姓要勒紧裤腰带；如果从大陆运粮，成本又太大，不划算。洪武十八、十九年，倭寇连续两年侵扰福建，都是用的这招。先扎在台湾，然后找机会在福建“叼一口就跑”，来来回回地在福建与台湾岛之间搞起了折返跑，把当地明军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数次声东击西，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赚得盆满钵满后才扬长而去。战报传到明朝都城南京后，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闽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
可骂完了还是要解决问题，说汤和无能这是气话，仗打成这个怂样，一是倭寇太狡猾；二是台湾这个“漏洞”太难补。所以，朱元璋再次运用了“农民思维”：难补，那就不补了。
不就是篱笆扎不着吗，那你别在篱笆外面，搬到篱笆里面来不就行了？
当然，不是只有朱元璋这么想，明王朝内部许多“名臣”也这么想。比如后来当过朱允炆老师，又当过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黄子澄，此时虽只是个翰林院编修，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也大胆上书言事，认为“小琉球汉夷杂居，孤悬海外，守之徒耗钱粮，不如迁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这正中朱元璋的下怀。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旨：澎湖巡检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强制拆迁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几代台湾移民的财产、房屋、粮食全毁了，台湾“一夜回到解放前”。当然，身为贫苦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们的难处。迁至福建安置的台湾移民，家家给地给房子，“拆迁费”也发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肃贪，敢贪污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也稀少，总之移民们的日子还算是过得去。
当然，台湾“被搬家”在当时只是朱元璋抗倭战略里的一环，整体的“战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绝了一切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严禁沿海百姓出海，以防与倭寇勾结。同时强化官方贸易，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把两国的经济往来作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移民们纷纷“被搬家”，但明朝此举，并非是今天某些学者论证的“放弃台湾”。台湾的少数民族诸部落纷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实录》记载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贡，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礼待之”。明朝永乐时期，日本“北朝”大将军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里被一休耍弄的那位）曾遣使招抚台湾基隆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未能成功。当地居民向明王朝汇报此事，永乐皇帝朱棣曾为此遣使申斥日本。虽是孤悬海外，但台湾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
“被搬家”初期效果显著。台湾岛“被搬家”的次年，明朝福建“备倭军”就打了一个打胜仗，在福州歼灭倭寇数百人。之后，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朝贡贸易”的巨大利润，日本方面开始主动禁绝本国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甚至数次主动派兵抓捕倭寇送给明朝治罪。倭寇之祸，暂且收敛。台湾“被搬家”的效果，看似立竿见影。
确实是立竿见影，只不过，是反着的……
有关台湾“被搬家”的恶果，大儒顾炎武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就曾感叹：白白让出了台湾这块倭寇往来必经的战略要地。道理很简单：台湾地理位置特殊，是倭寇入侵广东、福建地区的必经之所，岛上有人在他要来，没人在他照样也要来。你驻兵他会来，你撤了他更来。不仅如此，明朝沿海的海盗、逃犯，也纷纷把“禁区”台湾岛当成了避难所，犯了事就朝这里跑。明朝海军来回巡逻，却一样是防不胜防。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在“台湾问题”上却犯了傻。
当然，犯傻的还有那位跟着瞎出主意的黄子澄。他后来辅佐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面对燕王朱棣的叛乱，身为兵部尚书的他却傻主意不断，虽然尽心竭力却总是帮倒忙，害得朱允炆丢了江山。傻人，放到哪里总逃不过一个“傻”字。
而在台湾问题上，明王朝的“傻主意”很快遭报应了——在朱元璋过世仅一年后。
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正忙于和四叔朱棣争皇位的明惠帝朱允炆，被日本人在背后捅了一刀。是年八月，大批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对明朝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再次展开大规模侵扰。此时明王朝东南地区的大批军队正调往北方参加对朱棣的作战，沿海防务空虚。倭寇背靠台湾岛，来来回回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兵至倭退，兵退倭兵复又来”。整整两个月，倭寇连续袭扰明朝东南沿海宁波、温州、泉州、惠州、海口五大城市，在中国东南沿海轻轻松松地搞起了“自由行”。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记录倭寇入侵时承认，当时日本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有两个重要的落脚点，一个是今天毗邻韩国的对马岛，倭寇以此为基地，进犯朝鲜半岛以及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地区；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台湾岛。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告终。这位皇帝在位时励精图治，明王朝的综合国力较朱元璋时代进一步增强。对倭寇问题，朱棣也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对日本展开“外交攻势”，用“朝贡贸易”笼络日本上层；另一方面又采取强硬措施，全力绞杀进犯中国沿海的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辽东望海窝全歼了入侵的两千倭寇，导致日本倭寇元气大伤。终永乐一朝，日本方面极少有倭寇进犯，只能夹起尾巴与明朝做生意。
对台湾岛，朱棣也还惦记着。永乐时代震惊世界的“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五次都曾在台湾岛停留。郑和舰队不但在岛上补充淡水食物，更接见当地部落首领，宣示明王朝主权。朱棣通过日本使者转告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义满，宣称“澎湖，小琉球（台湾岛）之民，皆朕子民，不可欺也”。总之这段时间，慑于明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再加上日本此时“北朝”平灭“南朝”，国家短暂统一、政治暂时稳定，一时未敢造次，只能老老实实与明王朝做生意。
老老实实了没几年，日本人开始不老实了。
强硬的永乐皇帝朱棣过世后，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是个守成之君，不到一年即过世，之后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个不愿多生是非的人。此时明朝海疆承平日久，对倭寇入侵也就不像早年那般敏感了。明朝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日本人却渐渐开始得寸进尺。早在宣德四年（1429年），就在南京发生了日本朝贡使团打死中国商人的事件。朱瞻基“襟怀宽广”，下诏从宽处理，仅让日本凶手赔偿了一百两白银了事。两年以后，日本贸易使团公然在山东劫掠商队，杀死商队成员、抢劫货物，朱瞻基也一样赦免不办。明朝越“宽容”，日本人就越蹬鼻子上脸。本来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对日本商队的规模、人数、携带武器，都有严格的限定。朱棣在世时，日本人老老实实守规矩，半个“不”字都没有。朱棣过世后，日本人就开始“违禁”，经常是大批船队携带武器来中国“做买卖”，开了价不许还价，价格谈不拢就明抢。明朝官员稍有抗议，日本人就把脸一板，扬言要带大批倭寇来华抢掠。连霸道带吓唬，每次都能逼得明朝方面忍气吞声。当年制约日本的“朝贡贸易”，搞到明朝中期的成化、弘治时期，反成了明朝人自己作茧自缚。当然，强买强卖的日本人同样不老实。明朝正统四年（1439年），就有一支日本商队打着“朝贡贸易”的名义，突袭浙江沿海，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城，一路杀掠无数。
朝贡贸易时期，地理位置特殊的台湾岛对日本人十分重要。日本国内各类史料都记录，日本大批武装船队来华“贸易”时，其大部队多停靠在台湾、澎湖列岛观望，先派小股船队至南京“贸易”，若发现明军防备不严，则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对中国沿海伺机进行劫掠。而一旦倭寇遭到明军沉重打击，甚至面临遭围歼的灭顶之灾时，在澎湖、台湾“望风”的倭寇船队就会前来增援，帮助同伙突出重围。台湾岛地广人稀，少数民族多是原始部落，不是倭寇的对手，只好坚守自保了。倭寇在明朝成化十三年、弘治十二年两次对浙江、苏南发动大规模袭扰，都是在明军即将歼灭敌人的情况下，遭到来自台湾岛的倭寇舰队袭击，最终功亏一篑。对此，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时任福建巡抚的林俊曾在给明孝宗的奏折里痛陈：“澎湖周遭，今海贼倭寇聚集，来去进退多凭依也，故倭寇屡剿屡不平，实因此也。”
明朝立国早期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台湾早期遭到倭寇侵扰的历史，无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还是在后代史家的各种记录中，都没有被当作一件大事。倭寇侵扰？不过是几个毛贼作乱而已。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明朝历史上不算稀罕事。比如台湾“被搬家”的同时，明王朝还曾迁移江南、湖广地区的大批人口到北方屯垦。南宋时期人丁繁茂的湖北、湖南地区，一度竟成了“无人区”。大明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台湾就像是芝麻粒大小的一个点儿。倭寇侵扰，对于明王朝来说不过是挠痒痒。
如果说历史是一部电影，那么这个时期的台湾，确实只是一个龙套。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中，连个特写镜头都捞不到。但历史是一个高超的编剧，前面故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影响剧情的大人物，甚至是一段故事情节的主角。跑了上千年龙套的台湾，在中国历史的这部大戏中，伴着零零星星的战火，渐渐成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与之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东南海防问题，更不只是几个打家劫舍的倭寇，而是牵连着一个中国从未经历的新时代，它是一个细细的线头，在未来的历史中，牵起这个时代，牵动整个中华的变局。
这个新时代的名字，就是大航海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