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之后，立即接连几次受审。但是，审讯时间都不长，只为查清身份。第一次是在警察分局，我的案子似乎没人感兴趣。八天之后，情况则相反，预审法官打量我，显得很好奇。不过，开头他也只是问我的姓名和住址、我的职业、我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随后，他想了解我是否选定了律师。我承认没有，并且问他是不是非得请律师。他说：“为什么这样问？”我回答说，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他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一种看法。然而，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我们就会给您指派一位。”我认为这样就太方便了，连这些具体问题司法机关都负责给解决。我向他说了这种想法，他也赞同，并得出结论，法律制定得很完善。
起初，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接待我的房间拉着窗帘，只有办公桌上点着一盏灯，灯光对着他让我坐的扶手椅，而他本人则坐在阴暗的地方。我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觉得全都是做戏。问完了之后，我端详了他，看到的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人，一双深陷的蓝眼睛，个头儿很高，蓄着长长的灰胡须，一头浓发几乎花白了。他的面部肌肉不时因神经性抽搐而拉动嘴角，尽管如此，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总之，善气迎人。我走出审讯室的时候，甚至想要同他握手，但是我及时想起我还有命案在身。
第二天，一位律师来狱中探视。他是个矮胖子，还相当年轻，精心梳理的头发贴在头皮上。天气很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穿一身深色正装，戴上了活动硬折领，扎的领带也很奇特，是黑白相间的粗条纹花色。他把腋下夹的公文包放到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案卷。我这案子很棘手，但是，如果我信任他的话，他不怀疑能够胜诉。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对我说：“现在就谈谈问题的要害。”
他坐到我的床上，向我解释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的私生活，了解到我母亲刚在养老院去世不久。于是，他们又去马伦戈做了一次调查。预审法官们都获悉，妈妈葬礼那天，“我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要知道，”我的律师对我说道，“您这种情况，我实在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是这又非常重要。如果我找不出理由答辩，这就将成为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证据。”他希望我能协助他。他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里，律师当即打断我的话，他显得非常焦躁。他让我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种话。可是，我却向他解释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安葬妈妈那天，我疲惫不堪，又非常困倦，也就没有留意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所能肯定给出的答案是，我真不愿意妈妈死了。但是，我的律师还是一脸不高兴。他对我说：“这样讲还不够。”
他思考了一下，问我可不可以说，那天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自然感情。我就对他说：“不可以，因为这是假话。”他以古怪的方式看着我，就好像我引起了他几分反感。他几乎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不管怎样，养老院院长和工作人员都会作为证人到法庭上做证，“这可能将我置于一种极难堪的境地”。我则提请他注意，这段事情跟我的案子无关，而他仅仅反驳了我一句：显然我从未跟司法机构打过交道。
他走时面带愠色。我很想留下他，向他说明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但不是为了获取他更好的辩护，而是……可以这么说，而是自然而然的辩护。尤其是我看出来，我让他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对我产生了一点儿怨恨。我真想明确告诉他，我跟所有人一样，跟所有人绝对一样。然而，费一番口舌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我也懒得讲，干脆放弃了。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去见预审法官。这次是下午两点钟，他的办公室只拉着薄纱窗帘，满室通明透亮。天气很热。他让我坐下，彬彬有礼地向我说明，我的律师“因临时有事”，未能前来。但是，我有权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等我的律师到场来帮助。我说我可以独自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桌上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来了，差不多就坐到我的身后。
预审法官和我都端坐在扶手椅上。开始审讯了，他首先对我说，按照别人的描述，我是个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人，他想了解对此我有何想法。我回答说：“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于是就保持沉默。”他还像上次那样，微微一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随即又补充一句：“况且，这也无关紧要。”预审法官住了口，瞧了瞧我，接着，颇为突然地挺了挺身，语速极快地对我说：“我所感兴趣的，是您这个人。”我不大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应声。他又说道：“在您的事情中，有些行为匪夷所思。我相信您会说透，帮助我理解。”我说一切都很简单。他催促我向他复述一遍那天的情况。于是，我向他复述了我已经讲过的全过程：雷蒙、海滩、海水浴、殴斗，又是海滩、小泉水、烈日，以及发出的五发子弹。我每讲一句，他都说：“好的，好的。”我说到横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附和一声：“好。”而我呢，实在厌烦这样重复讲述同一故事，就觉得我从未讲过这么多话。
沉吟片刻之后，他站起身，对我说道，他想要帮助我，说我引起他的兴趣，再加上有上帝保佑，他就能为我做点儿事情。不过，他还要先向我提几个问题。他开门见山，问我是否爱妈妈。我说：“爱呀，跟所有人一样。”此前，书记员打字一直很有节奏，这时一定是按错了键盘，不免有点儿慌乱，只得倒回来重打。预审法官所问的事，表面上始终没有逻辑关系，他又问我是否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明确说先头我只开了一枪，过了几秒钟，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道：“您开了一枪之后，为什么等了一会儿才打第二枪呢？”那一片火红的海滩，再一次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额头让太阳晒得火辣辣的。不过这回，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着冷场了，这工夫预审法官显得有些烦躁。他又坐下，抓了抓头发，臂肘支在办公桌上，身子微微倾向我，一副怪怪的样子：“为什么，为什么您朝地上的尸体开枪呢？”这个问题，我还是无从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捂住脑门儿，声音有点儿变调，又重复他的问题：“为什么？您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我始终沉默不语。
他霍地站起身，大步走向办公室的另一头，从文件柜拉出一个抽屉，取出一只银质耶稣受难十字架，高举着返身走向我。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几乎发颤，提高嗓门儿问道：“这个，您可认得？”我回答：“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速地、满怀激情地对我说，他信仰上帝，坚信无论什么人，也不管罪恶有多大，总能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此目的，人就必须通过悔罪，又复归童年状态，心灵空虚纯净，准备迎接一切。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几乎就在我的头顶摇晃着耶稣受难十字架。老实说，他这番论证，我的思想很难跟得上，首先因为热得很，他这办公室里又有几只大苍蝇，不时落到我脸上，同时还因为他那样子让我有点怕。我也承认这未免可笑，因为归根结底，我才是罪犯。他还仍然滔滔不绝。我差不多听明白了，在他看来，我的供词只有一处模糊不清，即我等了片刻才开第二枪这个事实。其余的情节，都很清楚，唯独这一点，他搞不明白。
我正要对他说，他不该抓住这一点不放：最后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挺直了身子，最后一次劝告我，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信。他气呼呼地坐下来，对我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相信上帝，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这正是他的信念，他一旦对此有所怀疑，那么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意义了。他高声诘问：“您就想要我的生活丧失意义吗？”依我之见，这事与我无关。我把我的想法对他讲了。可是，他隔着办公桌将十字架上的基督像送到我眼前，毫无理智地嚷道：“我，我可是基督教徒。我请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受了苦呢？”我明显地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是我已经听烦了。房间里越来越热了。我还一如既往，渴望摆脱一个说话的人，于是就装出同意的样子。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他立刻欢欣鼓舞，说道：“你瞧，你瞧，你相信上帝，要向上帝讲心里话，对不对呀？”自不待言，我再次说了“不”。他又一屁股跌坐到椅子上。
他神情十分疲惫，半晌沉默不语，而打字机没有跟上谈话，一直没有停，还继续打出最后几句话。继而，他凝视了我片刻，神色里透出一点伤感。他喃喃说道：“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我还从未见过。罪犯来到我的面前，看到这个受难像，总要痛哭流涕。”我正要回答恰恰因为他们是罪犯，但是又转念一想，我也是罪犯，跟他们一样。这种念头我实在无法适应。这时，预审法官站起身，仿佛示意审问结束了。他的神态还是有点儿厌烦，只问我是否悔恨自己的行为。我想了想，回答说算不上悔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厌烦了。我觉得他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但是那天，事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
后来，我经常面见预审法官，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谈话也局限于跟我核对我先前几次供词中的一些疑点，再就是预审法官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我的罪名。不过老实说，在这种时候，他们从来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不管怎么说，审讯的口气逐渐变了，我感到预审法官对我没有兴趣了，他已经把我的案子以某种方式归类了。他不再向我提上帝，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像头一天那样冲动。结果便是我们的谈话变得更加亲热了，提几个问题，同我的律师谈一谈，一次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拿预审法官的话来说，我的案子进展正常。有时候谈到一般性问题，也让我参加讨论。我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在这种时刻，谁对我都没有恶意。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按部就班，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我甚至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之久，可以说在这期间，我几乎感到惊讶的是，让我高兴的事没有别的，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瞬间：预审法官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热地对我说一句：“今天就这样吧，反基督先生。”随即重又把我交到警察手里。
有些事情，我从来就不愿意提起。我入狱没过几天，就明白了事后我不可能爱提这段经历。
过了些日子，我就觉得这种厌恶情绪实在无足挂齿。其实最初几天，我还算不上真正坐牢：我隐隐约约在等待发生什么新的事件。直到玛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探视，完全意义的监狱生活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天起（她在信上告诉我，因为她不是我妻子，就不准她再来探监了），我才感到牢房就是我的家，我的生活就停留在这里了。我被捕的那天，先是被关进一间大牢房，里面已经关了好几名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都嘻嘻哈哈笑起来，随后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倒向我解释如何铺睡觉的席子，将帘子一端卷起来，就能当枕头用了。整整一夜，臭虫都在我的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就把我换进了单人牢房，睡木板床，还配备一只木制马桶和一个铁脸盆。监狱建在城市的制高点，从一扇小铁窗，我能够望见大海。有一天，正巧我抓住铁窗的柱子，扬着脸张望阳光世界，一名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有人探视。我想准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先得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接着上楼梯，再穿过另一条走廊。我走进一个特别宽敞的大厅，由一扇大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把这里照得非常明亮。横着安了两道大栅栏，将大厅隔成三段，栅栏之间相距八到十米，把探监者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她身穿带条纹的连衣裙，那张脸晒成了棕褐色。我旁边还有十来名囚犯，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那面也都是摩尔女人，她身边探视的两个人，一个是矮小的老太婆，穿着一身黑袍，紧紧抿住嘴唇；另一个是没戴头巾的胖女人，说话嗓门儿很大，伴随着各种手势。由于两道铁栅栏相隔较远，探视者和囚犯说话都不得不大声叫喊。我一走进大厅，就充耳一片嘈杂声，声音在光秃秃的四面大墙壁之间反响回荡，而从天空直泄到玻璃窗上的强烈阳光，又反射到大厅里，一时间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人牢房要安静得多，也昏暗得多。过了好几秒钟，我才开始适应。最终，我还是看清了凸显在明晃晃的阳光中的每一张脸。我注意到在两道铁栅栏之间，靠过道一侧坐着一名看守。阿拉伯囚犯和探视他们的家人大部分都面对面蹲着，这些人说话就不叫喊。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声，他们低声对话彼此照样听得见。他们低沉的话语声从低处响起，形成持续不断的低音部，汇入在他们头顶上交错回环的谈话声浪中。所有这一切，全是在我朝玛丽走去的工夫快速观察到的。她的身子已经紧紧贴在铁栅栏上，竭尽全力冲我微笑。我觉得她非常美，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表明。
“怎么样？”她高声问我。“怎么样，就这样呗。”“你还好吧，什么也不缺吧？”“还好，什么也不缺。”
我们住了声，玛丽一直在微笑。那个胖女人也一直冲着我身边的人喊叫。这个目光坦诚，金发高个子的家伙，一定就是她丈夫了。他们在接续已经开始的一场谈话。
“雅娜就是不愿意要他，”胖女人扯着嗓子嚷道。“是啊，是啊。”男人应声说道。“我还对她说，你一出狱，还要雇用他的，可是她就是不愿意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