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克莱·刘易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词
如果一定要我表达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份荣耀之感与兴奋之情，我恐怕会唠叨个没完，令人生厌，因此我谨以简单的“谢谢”来表达我的谢意。
在此，我拟谈谈今日美国文学的某些动向、危机以及令人鼓舞的展望。我将以出奇的坦率来谈这个问题——完全的坦诚，尽管失之直率，但我不愿用其他方法来侮辱各位——我将不得不得罪其中涉及到的，我所极其钟爱的国土上的某些机构和人们。
然则，我得请各位相信，我绝非乐于埋怨。命运对我已厚爱更多，我并无遭受多少折磨挣扎，也不怎么穷困，受惠沐恩倒不少。有时，由于我的书和我个人，多少受过激烈的抨击——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正直的牧师，读过我的《艾默·坚特利》（Elmer Gantry）后，渴望带头围剿我，好好私刑我一顿；而另外一位缅因州的圣洁人士，怀疑是否没有正当可行的方法好将我打入大牢。此外，比任何愤怒的责难更难忍受的是，有某些新闻杂志记者中的老油条，那种我们美国俚语称谓“我在俱乐部认识他”的一伙人，滥肆批评说，他们认识我个人，我这个人只能是个低级人士之类的，决不会是个作家。但是，尽管我时而遭受如此过分的侮辱，虽然我自己也多方加以辩解，我仍不会傻到去期望有一些公平的批评出现。
不，对我自己而言，我并无意做什么不平之鸣；然则对一般美国文学的景况，以及它在这个国家内的地位，我则感到相当不平。在这个工业主义、金融和科学隆盛的国家内，具有活力且受重视的艺术，仅有建筑和电影。
我可以用一件事来举例说明，它偶然涉及瑞典学院和我自己，这事发生在几天前，就正在我搭船从纽约来瑞典之前。在美国有一位博学、极受爱戴的老绅士，他曾是牧师、大学教授以及外交官。现在他是美国文学与艺术学会的会员，不少大学曾赠与他荣誉学位。作为一位作家，他主要是以描写钓鱼之乐的轻松愉快的小随笔而闻名。我不认为，依赖鳕鱼或鲱鱼的收获维生的渔夫会觉得那是一个全然有趣的职业，不过，当我年少时，从这些随笔我倒获知，捕鱼这件事上蕴含某些十分重大的、精神上的意义，假使你不是为生活所逼而去捕鱼的话。
这位学者公开指陈，把诺贝尔奖颁给一位像我这般多方嘲弄美国社会的人，诺贝尔委员会和瑞典学院已经侮辱了美国。我不晓得，作为一位前外交官，他是否企图从这件事引发国际争端，或是要求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斯德哥尔摩，来保卫美国的文学正义；然则，我希望不是如此。
我愿意如此假定，对一位如此博学，拥有神学博士、文学博士，以及其他许多我不清楚的堂皇头衔的人来说，事情似乎会是与众不同的；我愿意如此假定，他曾经这般思索过，“尽管我个人讨厌这家伙的书，不过，瑞典学院颁奖给他，这件事对美国可是一种荣耀，因为他们开始认定美国不再是一个幼稚的蛮荒团体，不如人才会畏惧批评，而今天这个国家成年了，能够冷静且成熟地考虑任何的评析，不管这评析是多么的嘲讽。”
我甚至愿意如此假定，一位这般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学者会相信，熟娴于史特林堡、易卜生、庞陀彼丹作品的斯堪地纳维亚诸国家，不会因一位作家的言论而感到大惊小怪的；何况，这位作家最无政府主义式的断言，亦不过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以她具备的财富和力量，尚未产生能满足人类最深邃需求的文明。
我相信，史特林堡罕唱《国歌》，罕在扶轮社演讲，然则瑞典似是一直尊崇他。
我所以如此冗长地讨论这位博学的钓鱼者的批评，并非因为这批评本身有何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项事实，亦即在美国，我们大部分人——不仅是读者，甚至也包括作家——仍然对任何不是歌颂美国一切事物的文学感到，惶恐，必得歌颂我们的罪咎一如我们的美德。在美国，一位小说家，为了成为作品的最佳推销员，同时也为了能真正受欢迎，他必得如此描述：所有的美国男人都是高大、英俊、富有、正直，此外个个擅打高尔夫球；所有的美国城镇，充斥着这般的邻人，天天无所事事，只是四处转来绕去，彼此亲切地打着招呼；而尽管美国女孩可能野一点，她们终究会变成为完美的妻子和母亲；此外，就地理上来说，美国只由几个部分构成；纽约，全住着一些百万富翁；西部，仍然保持着1870年代所有那种喧嚣的英雄主义；而南方，人人住在永远泻满着月光，散发着木兰香味的农园。
20年前，诸位在瑞典读过我们的某类小说家，譬如德莱塞和维拉·凯塞。在当时的美国，这类小说家并不受欢迎且无影响力，今天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正如我在前面引为例证的那位伟大的钓鱼的学会会员所泄露的，我们仍然最尊崇为大众化杂志写作的那类作家，他们以热烈且带训诲意味的合唱方式，单调地唱着：一亿二千万人口的美国，为保持着纯朴的、田园牧歌式的风味，一如它仅有四千万人口时一般；在一家拥有一万名员工的工厂内，其劳资双方的关系仍保持着和谐、简单，一如1840年的工厂只有五名员工时一般；如今住在二十层大厦公寓，备有三辆汽车，书架上摆着五本书，下周即有离婚危机的家庭，其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一如1880年代住在四周绕着蔷薇只有五个房间的木屋一般；而且，最妙的是，美国已经完成革命性的变革，从田园风的殖民地步向今日的世界帝国，而山姆叔叔的牧人式、清教徒式的纯朴则丝毫没有改变。
我的确十分感激那位钓鱼的学会会员，他多少令我今天能置于如此的立场。因为，既然他是美国文学与艺术学会的领导人，那么他可以说是已经解放了我，让我有权利坦率地谈及该学会，正如他过去谈及我一般。任何真诚地涉及今日美国理性主义的研究，非考虑该奇妙的机构不可。
然则，在我论及该学会之前，请让我描述一种我的想象：几天前，在横渡大西洋汹涌的航程中，在无可避免的懒怠里，我以如此的想象来自娱。我想，诸位一定清楚，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颁给我这件事，在美国丝毫不受欢迎。无疑的，对诸位而言，这种现象并不新奇。我想，甚至当诸位赠奖予汤玛斯·曼，我认为他的《魔山》（Eauberberg）似乎已涵括整个欧洲的智慧，或者甚至当诸位赠奖予吉卜龄，他的作品极具深邃的社会意义，权威的批评认为他重新创生了大英帝国，或者当诸位赠奖予萧伯纳时，总有人抱怨诸位在同国作家中弄错了人选。
此外，我想象，如果我之外的某些美国作家上选的话，会招致何种批评。假定诸位选上狄奥多·德莱塞。
现今对我而言，正如对其他美国作家，德莱塞的成就意义远超过任何其他人，他在不得谅解、屡遭憎恨的情况下独自迈进，开创出一条路来，将美国的小说从维多利亚式、豪威尔斯式的怯懦与文饰，转入生命的真诚、勇敢和热情。如果没有他的开拓，除非我们愿意被打入大牢，否则我怀疑我们之中任何人是否能够寻求表现出生命、美和恐怖。
我伟大的同行谢伍德·安德森，公开赞扬过德莱塞的此种领导地位。我乐意附和他。德莱塞第一本伟大小说《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大胆地出版于30年前，我25年前读过它，它给闭门自守、沉闷的美国宛如带来一阵自由的西风，而且对我们索然无味的家庭生活而言，这是自马克·吐温和惠特曼以来，带给我们的第一丝新鲜空气。
然则，诸位若是赠奖给德莱塞先生，你们可会听到从美国发出的怨言；这些怨言抱怨说，他的风格——我不十分确知这神秘的字眼“风格”究竟何指，不过我常在某些二流批评家的文章内发现这个字眼，我因此假想它一定存在确切的本质——诸位会听到如此的批评说，他的风格过分累赘，用词粗糙，他的书全都过分冗长。此外，尊贵的学者当然会这般埋怨：在德莱塞先生的世界里，男男女女常是充满了罪恶、悲剧和绝望，而非永远乐观、充满欢唱和美德，后者才吻合真正的美国人。
此外，若是诸位选上尤金·奥尼尔先生，他曾在10年或12年间，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戏剧，从一个优雅精巧和阴谋诡计的虚假世界，转入一个光辉、恐惧和伟大的世界；然则会有人提醒诸位说，他的剧作里有些远比嘲弄更坏的东西——他不把人生视作学者研究中所巧妙安排妥当了的，而是视为一种可怕、壮丽，时而十分恐怖的东西，类似飓风、地震、毁灭性的大火。
此外，若是诸位赠奖给詹姆士·布朗克·喀拜耳先生，有人就会告诉你们，他的作品太怪诞恶毒了。同样地，有人会告诉诸位，维拉·凯塞小姐尽管在她的小说中表达了内布拉斯加州农夫的质朴的美德，但在她的小说《迷丧的淑女》（The LostLady）中，她不忠实于美国明显的、永存的、可能沉闷乏味的美德，而描写一位放纵无耻的女人，甚至让贞德的人们也感受到她不可思议的魅力，在这一本小说中缺乏任何的道德意味；同样地，亨利·孟肯先生是最差劲的讽嘲家；而谢伍德·安德森先生竟认为性如同钓鱼是生命的一种原动力，在这事上他犯了邪恶荒谬的偏差：再如奥普敦·辛克莱先生，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的罪恶即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式大量生产的完美无疵；而泽瑟菲·赫盖斯海麦先生是非美国人了，因为他把优雅的态度和外表的美视为忍受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东西；此外，恩耐斯特·海明威先生不仅太年轻了，而且更坏的是，他使用一些绅士不会说出口的语言，他确信饮酒是人们追寻幸福的永恒方法之一，并且断言士兵了解爱比战场上男人彼此惨烈的杀戮更具意义。
是的，他们都是邪恶的，这些我的同行们；若是诸位选上他们，那么正如选上我一般，同样会被认为是一种错失；但是作为一位热爱国家的美国人——只不过，我得提醒诸位，是作为1930年代而非1880年代的美国人——我庆幸他们几位是我的同胞，而且我会带着骄傲地谈及他们，正如下列诸人之于欧洲：汤玛斯·曼，H·G·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哈谟生，贝涅特，福克特温格，西玛·拉格洛芙·温茜特，海登斯坦，阿努吉欧：罗曼·罗兰。
这即是我的命运的写照，往返晃荡在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间，不过这也是任何写作或论及任何事物的美国人的命运——美国在今天世界上可说是一个最矛盾、最郁闷、最动荡的地方。
如此，我以一种丝毫不减退的骄傲，一一提及对我而言似乎是今日美国文学界的几位伟大人士，我不得不省略十来个其他人名，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好好地赞扬鼓吹他们：我在此必得言归正传，而且下如是断言：当今的美国文学，真的，除了建筑和电影外，所有美国的艺术——是的，我们在商业和科学上，拥有多么丰富、充满活力的标准典范——除这些外，我们没有什么标准，没有可资改善的协商方案，没有可以追随的英雄，也没有得以谴责的坏人，没有确切的可以遵循的道路，同时也没有什么必得避开的险径。
美国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雕刻家或画家，必须独立工作，困惑之时，一无帮助，除了他自己的诚笃。
这种景况，当然，总是许多艺术家的共同命运。流浪者兼罪犯维龙，决不会有个满意和舒适的避难所，让高雅的淑女们握着他的手，安慰他饥渴的灵魂以及更饥渴的肉体。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命运注定他要比所有的公爵和有权有势的主教在历史上活的更长久，他不屑去触摸他们的长袍，也因此他命定住在贫民窟，嚼干硬的面包渣。
美国的艺术家并没有如此贫穷。真的，我们得到的报酬还很不错；只是作家是一个失败者，他无法拥有自己的司膳侍者、汽车和棕榈滩上的别墅，在那儿他就差不多可以和银行业的大老板交际了。然则，他还被一些比贫穷更糟的事物所压抑——感觉到他创造的作品全无关紧要，读者只期望他是一个修饰师或小丑，或者人家好心地接受他，当他是一位嘲讽家，尽管吠得多厉害但不咬人的，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呢，不管怎么说，在这出产八十层大厦、数以百万计的汽车、亿万上蒲耳小麦的国家内，他当然毫无价值了。而且，他没有机构，没有团体，他不能从其中获得激励，无法得到他愿意领受的批评，而其赞赏对他而言将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究竟有怎样的机构？
美国文学与艺术学会的组成分子包括，几位优秀的画家、建筑师和政治家，诸如极著名的大学校长巴特勒，勇气令人钦佩的学者克鲁斯，此外，有几位第一流的作家：诗人罗宾逊和佛洛斯特，自由开放的评论家亚当斯，以及小说家伊弟丝·华顿，哈姆林·葛兰，欧文·韦斯特，布朗·惠特洛克和布斯·塔金顿。
然则，它没有容纳狄奥多·德莱塞，亨利·孟肯，我们最活跃的批评家乔治·金·纳珍，她虽还年轻，却俨然是我们戏剧批评界的领导人，尤金·奥尼尔，我们无可匹敌的最优秀的剧作家，以及真正具有原创力的诗人，潘胜特·米蕾、卡尔·桑德堡、罗宾逊·杰佛斯、马歇尔·林得榭和李·马斯特斯，他们的《愚人之流诗选集》（spoon River Anthology）River Anthology）全然不同于任何曾经出版过的诗，是如此的鲜活、威严，从摸索和胆怯中解放出来，像是一则启示降临了，且开创一个美国本土的新诗派。它也没有容纳下列的小说家和短篇作家，如维拉·凯塞、泽瑟菲·赫盖斯海安、谢伍德·安德森、林·拉得诺、恩耐斯特·海明威、路易士·布朗菲尔、丹尼尔·史蒂尔、范妮·赫斯特、玛丽·奥斯丁、詹姆士·布朗克·喀拜耳、艾得那·费勃，甚至也没有容纳奥普敦·辛克莱，就他而言，你必得说，不管你是欣赏或憎恶他那积极的社会主义，他比任何一位美国艺术家都拥有更佳的国际性声誉，无论是小说家、诗人、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或建筑师。
我并不期望任何学会能够幸运到拥有全部这些作家，然则一个不容纳其中任何一位的学会，即是远远自外于美国文学中生动、活力以及具有原创力的一面，它与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起不了激励作用。它并不能代表今日的美国文学界——它只代表了亨利·华滋华斯·朗费罗而已。
也许有人会如此回答，毕竟，学会只有有五十名限额；那么，自然无法容纳每一位有价值的人。不过，事实上，虽然我们的少数几位天才大都被拒入会，学会却有名额来容纳三位写得极坏的诗人，二位写通俗闹剧极其无聊的剧作家，二位绅士只得知他俩是大学校长，一位30年前以机灵幽默闻名的绘图师，此外另有几位绅士——抱歉，恕我无知——我从未听过他们是何许人也。
请让我再度强调——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并非在攻击该美国学会。它是一个宽大、高贵以及具有无可置疑的威严的机构。再说，它不容纳我们文学界的许多有价值的人物，这也不全是该学会本身的过错。有时是那些作家本身的错。我无法想象，灰熊般的狄奥多·德莱塞参加学会那种雅典式皇家风味的晚宴会感到舒适自在，而如果他们邀请孟肯，他可会用他那令人不好受的揶揄来激怒他们。不，我无意攻击——我虽不情愿，但现在勉强来讨论该学会，是因为它是十全十美的实例，显示出美国的知性生活与真正重要和真实的标准，二者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我们的大学和学院，或是高等学校，大部分存在着同样不幸的脱节。我可以举出四家学校，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佛蒙特州的密德贝利学院，密西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芝大的名单上，出现过像罗伯特·赫里克那样优秀的小说家，像罗伯特·洛维德那样勇气十足的批评家——它们对当代具有创意的文学显出真正的兴趣。全部之中仅此四家。然则，在美国，大学、学院、音乐学店，和教授神学、修理水管、广告招牌绘术的学校，却多如过街之车。不管何时你看见一幢公共建筑，印第安混凝土坚固的墙上有着哥德式窗，那么你可以确定那又是一家大学了，有着从二百到二万名不等的学生，同样热衷于避开追求高深学问所带来的不利，只热心于获得学士文凭来赢取社会上的声望。
喔，在社会上，我们的大学跟民众的关系可紧密呢，特别在运动竞赛方面。一场伟大的橄榄球赛，有八万名热情的观众到现场观看，每张门票五元，汽车从十哩到千哩外各地方涌来，出神地注视着二十二个男人在划有奇怪线条的场地上，蹦上蹦下来回追逐。在橄榄球季中，一位能干的球员几乎和我们最伟大、最值得钦佩的英雄列于同等高位——甚至与亨利·福特，胡佛总统，以及林白上校并驾齐驱。
此外，对学问的其一领域科学，主宰我们的商业巨子们却愿意去尊崇那些献身学术的人。不管这些商业贵族们对诗或一位画家的观点极感不耐，他却会亲切地去对待一位像米里坎、迈克尔生、班亨、西尔包特·史密斯这般人。
然则，充满矛盾的是，在艺术方面，我们的大学却隐遁起来，远离真实和鲜活的创造，不似它们在社会、运动和科学方面那般亲近我们。对一位美国大学忠诚保守的文学教授而言，文学不是活在今天的一般人痛苦地坐下来即能产生的东西。不：它是某些僵化死亡的东西；它是由某些超人不可思议地创生的东西，即使定要将这些人全视为艺术家也好，他们至少已经死去一百年了，在打字机横扫一切的发明之前。对于任何一位真正上流社会绅士而言，一想到文学能由任何普通人创生，能看见这些人也踽行在大街小巷，穿着十分普通的裤子和外衣，看起来跟一位司机或农夫没有两样，这想法难免令他讨厌了。我们的美国教授们喜欢他们的文学是清晰明确、冷漠、纯净，以及全然僵死的。
我并不以为惟独美国大学方有如此情况。我知道，对那些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绅士而言，将威尔斯、贝涅特、高斯华绥和乔治·摩尔等人，跟任何一位像山姆耳·约翰生那般漂亮稳妥毫无生气的作家相比，似乎是颇不礼貌的，而他们让这种不公正继续存在下去。我想，在瑞典、法国和德国的大学内，也有许多着重分析而不去理解的教授。然则，在美国，这块新辟建的、充满活力以及实验性的国土上，人们会期望文学教师们少一些禁讳，更人性一些，从古老欧洲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
而他们并非如此。
最近，在美国从大学内肇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团体，叫“新人文主义”。当然，现在“人文主义”这名称意涵许多事物，却也什么都不是。它意指任何事物，从相信希腊文和拉丁文比当代农夫的俚语更令人感动，到相信任何一位活生生的农夫比一个僵死的希腊人更为有趣。不过，这个暧昧的名词被选择用来标志这个暧昧的时尚，倒是十分巧妙恰当了。
就某种程度内，我可以理解他们——因为，就自然的一面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及充满希望的世界，生命因由着复杂的事物而多彩多姿：齐柏林飞船、中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农业工业化、船舰、大峡谷、幼童、大饥荒以及科学家对上帝的孤独的追索；在如此氛围下，没有一位具创造力的作家会有闲情来追随所有那些新人文主义者冷漠的狂热——这个最新兴的宗派重申人性二元论。它将文学局限在人神之间的挣扎，或灵魂与魔鬼之间的斗争。
然则，古怪的是，神和魔鬼都不许穿上现代的服饰，而必须披上希腊人的衣袍。伊迪帕斯对新人文主义者来说是悲剧的象征；人，处在这充满强迫推销术的世界里，在一群带头的人的思想胁迫下，尝试把自己塑成为上帝的影像；然则人并非如此。而他们所能提供的可怜安慰是说，生活的目标便是发展自我训练，自制自律——不管人是否曾从这自制自律中达成什么。这整个思想趋向，导致一个一点也不新鲜的理论，即认为艺术和人生二者必得是顺服且消极否定的。这是一种最阴郁的反动性的理论，竟被引介入此激奋的革命性的世界。
够奇怪的是，这种僵死的理论，这种避开人生的繁复和危险，而匿于修道院般安稳单调的理论，竟会受到此国家内教授们的广泛欢迎；而在此国土上，人期望的是勇敢无畏和智性上的冒险；更糟的是它已令创造性的作家无法引起任何有益的影响，可以料到这些影响全由大学把持了。
可惜，情况总是如此。美国从未有过一位布朗德斯、泰恩、歌德或克罗齐。
美国拥有创造性的人才，而我们的批评界却一直都是冷漠的、无意义的活动，被一些嫉妒的老处女、退职棒球记者和尖刻的教授们纠缠不清。我们的伊拉斯莫斯一直是乡村女教师。在这种无人有开创的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期望有任何的标准？
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剑桥一康科特圈——爱默生、朗费罗、罗厄尔、赫姆兹、奥尔科特等等——是欧洲的感伤的影像，并无留下宗派、影响。惠特曼、梭罗和爱伦·坡，以及在某些程度上霍桑也算得上，都是一些被摒弃、孤独的人，被他们当代的新人文主义者所轻视、谩骂。直到威廉·丹·豪威尔斯出现，我们才开始有了像是标准的东西，而这却是一种非常糟的标准。
豪威尔斯先生是一位最温和、亲切和诚实的人，不过他持着似虔敬的老处女般的道德观，最大的喜悦即是在教区牧师家宅喝午茶。他不仅憎恶亵渎和淫秽，也憎恶所有那种H·G·威尔斯所称的“欢乐粗俗的人生”。在他幻想的人生美景中，也可能存在着农夫、水手和工厂劳工，不过，农夫必是治不得一丁点粪肥，水手决不会哼唱淫秽的水手歌，工厂劳工必定对他那好心肠的雇主充满感激，而且他们全都渴望有机会一游佛罗伦斯，对乞丐的古怪有趣报以亲切的微笑；这番美景，豪威尔斯先生竟无知地信以为真。
豪威尔斯如此强烈地相信这种有闲阶级的、这种新人文主义者的哲学，他带给他同时代的人们巨大的影响，甚至，及至1914年，以及世界大战的骚动期间。
实际上，他能驯服马克·吐温，这位可说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让这位烈性的蛮老头穿戴上理智的礼袍和高顶礼帽。他的影响至今仍未全部消失。哈姆林·葛兰仍然崇拜他，这位作家在各方面都比豪威尔斯杰出，不过在豪威尔斯的影响下，从一位刺耳但高尚的写实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殷勤的、无多大意义的训诲家。葛兰先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的一位，今日美国文学界的领袖，而作为一位领袖，他却惊讶于所有年轻作家的缺乏品味，他们以为男女并不总是遵循祈祷书中所写的方式谈恋爱，而且一般人有时也使用大街的妇女文学俱乐部所避讳的语辞。然则，同是这位哈姆林·葛兰，在他年轻时，在他赴波士顿变得有教养且豪威尔斯化之前，他写过二本十分勇敢、充满启示性的写实主义作品：《旅人大路》（Main—Traveled Roads）和《荷兰苦力之花》。
少年时代，我在明尼苏达州一个大草原中的乡镇里，读过这些作品——正就是葛兰先生在小说中所描写的背景环境。这些作品令我感到极大的兴奋。我曾在读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时，体认到把法国和英国的平民描写得让人如同亲眼目睹他们一般是可能。但，我从未料想到，有人能舍弃俚俗淫秽的细节，而描写出明尼苏达州苏克中心镇的人们，让人真正感受到他们一般。我们的小说传统写法，诸位了解的，是把所有生活在中西部乡镇的人们描写成全是高贵、幸福的；我们之中，无一人肯把生活在乡镇大街中亲睦的、极大的幸福，交换纽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那种不道德、俗丽的生活。然则，在葛兰先生的《旅人大路》里，我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相信中西部的农夫有时是困惑、饥饿而卑鄙的——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而，理解了这个观点，我由之获得解放了；我始能够描写人生，一如生动的人生。
恐怕，这会令葛兰先生不仅不悦，而且十分懊恼了，要是他晓得，是他启发了我如实地写下我所观察到的美国，而非按照威廉·丹·豪威尔斯先生那般明朗讨喜的观察。再者，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充满启示性的美国的悲剧，在我们自由的国土上，像葛兰这样的人士，早年鼓吹自由之路，后来他们自身却变成最最反动的。
然则，即在此时，豪威尔斯这般人士，正殷殷于寻求将美国引导成为一个英国教堂镇那般惨淡的样版时，仍有不少坚定、可靠的人们——惠特曼、梅尔·维尔，之后是德莱塞、詹姆士·汉尼克、孟肯——他们力言，在我们的国土上具有比茶几边的优雅更多的东西。
而且如此，即使没有典范标准，我们也奋斗生存过来了。对于坚毅强劲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标准典范可循也许更好。就我而言，在经过长期对我自己极心爱的国土似乎是悲观的描写后，我愿意结束这阙挽歌，代之以一首十分动人的乐观主义之歌。
我对美国文学的前途，抱着最大的希望和最热切的信心。我相信，我们正从安全、稳健和难以置信的愚昧的地方主义的琐琐屑屑中走出来。今天，有许多美国青年正从事着如此热情而可信靠的工作，我惭愧我自己略显老了无法加入他们。
诸如：恩耐斯特·海明威，一位锐利的青年，以最剧烈的经验来教育自己，自定极高的标准来训练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生命本身即是他的庇护所：汤玛斯·吴尔夫，我相信只是一位三十岁或更年轻一点的男孩，他惟一的一本小说《望乡吧，天使》（Look Homeward，Angel），可以媲美我们最杰出的文学作品，是一位极酷爱生命的拥有巨大潜力的作家；桑顿·怀尔德，他生活在写实主义的时代，独梦想过去的时光，动人地抒写了永恒的传奇；约翰·道·派索斯，他憎恶巴比特（Babbitt）式安全稳健的标准，获致革命性的卓越成就；史蒂芬·贝内，以他对老约翰·布朗的辉煌的回忆，在美国的单调简陋中重建了史诗的规模：米歇尔·葛特，他揭露了纽约曼哈坦东区新开发的犹太区，以及威廉·福克纳，他解放了南方的古老传统；此外，还有十来位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其中多人目前居留巴黎，他们多少置身于詹姆斯·乔埃斯癫狂疯迷的传统之下，然则不管他们多么癫迷，他们拒绝成为有闲阶级的、古老传统的以及索然无味的作家。
我向这些人表示敬意，我很高兴我尚未十分远离他们的抱负，决心带给美国，这有着连绵的高山、一望无际的草原、大都会、偏僻的小木屋、亿万的财富以及无数的忠诚的国土，一个如俄罗斯那般神奇，如中国那般繁复的美国，一个值得上她的宏伟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