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是一个大问题。就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方面，包括建立这个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旨趣、目的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等。近年来，我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现在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建立学派的必要性
中国的民俗学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是一种中国学派，外国人也就这样看我们。但我们过去并没有从学术意识上来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在文字上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国学派；或者明确地说，我们是中国学派。中国民俗学与外国的理论能不能接轨？这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加以考虑。从大体上说，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来越欢迎。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和对它的学术研究，要去跟外国的理论接轨，这比起一般自然科学的对外交流，肯定是有其特殊的地方的。就民俗学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有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但在我们看来又说不到点子上。这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学术发展史等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主要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1.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
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的历史很长，从先秦到现代科学民俗学建立之前，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姑且把它叫作史前史。在这一时期，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对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所谓的“学”，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有了理性的认识，就有了科学的萌芽。这个问题，由于时间的限制，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谈了。“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诞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这是一般的看法。
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因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等于古代的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原来封侯分疆的各国出现了逐雄争霸的趋势，彼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民俗社会等各方面，都经历了碰撞、冲突和结盟的过程。当时的游说之风大炽，便是出于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需要而发生的一种新知识的生产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蜂拥而起的诸子学说，既有经典文化的精华，又大量借用了民间文学的作品和观念，在理论上都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
在中国的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亚洲和非洲等的许多国家，直至一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督在动荡，它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蒋自由、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在知识上学贯中西，但在实践上却强调西学中用，服务于本民族的国家社会的改造，为此，他们对于民俗也有了比过去时代不同的看法，发现了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里面的一个“新”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他们当时阐释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说，则显示了近代学术的性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和春秋时代一样，是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时期的产物，但在性质上，两者又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晚清时期的民俗学，是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它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四”前后兴起的北大歌谣学运动，在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上迈出了学科独立的第一步。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中、西对话，取长补短，建设四化，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民俗学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和学术成果上，尽管也吸收了一些外来学说，但还是大多体现了自己的特点。比起百年前的学术史，它现在的成长，叫过了18岁，到了成人期。它的经历说明，一门新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民族根基。
2.建立学派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仅在民俗现象上，就是在理论上，在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加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如果不夸口的话，我们能够证明，中国在她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下，所决定或所产生的一种民俗学，是带有中国烙印或者带有强烈的中国特点的。当然，这包括了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社会阶段所带有的一些国情特点。
那么，今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过去这种学科意识不大自觉或不够强烈的情况，提高认识它的自觉性？是否应该研究中国民俗学向哪里发展？研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相比，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特别对中、外现代文化科学的交流、碰撞、融汇和矛盾，我们应该做出怎样适当的反应？以及是否应该对本国民俗学的历史做出如实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民俗学是不是有自己独自发生的问题？等等。总之，一个带有总体性质的问题是：虽然经过近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民俗学，但从主要点来看，我们却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就是中国学派？这些问题，近些年我经常想起。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起来，他们也大都赞成这个提法。其实，我们本来也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不过是现在要更自觉地去走罢了。走自己的路，不等于一定要同人家打架，而是要有主体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一门学问有上千年的历史，到今天，还不能自己走路，这是说不通的，更不要说如此能够促进它的健康发展。
3.避免学术进程中的某些偏离正轨的倾向
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输入的西学的推动；在学科建设的早期，我们也经历了向外国描红格子的阶段。但现在我们已经成人了，过了18岁，难道还要描红格子吗？假如不描红格子，那就要自主。但我说过，自主不是排他，人家也可以自主，中外民俗学的发展应该互相尊重。但是，有一点就是，中国民俗学同外国民俗学的关系，不是一种主仆的关系，或君臣的关系。我经常讲，我们的民俗学不应该是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但这并不是不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是学习的出路，只能是发展我们自己。根据这样的思路，我想，对待外来的理论，哪怕它再高明，也不能老在那里跟从、模仿。中国民俗学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本民族学科的建设上来，这是一条学术的正道。
二、建立学派的可能性
1.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成就看
提倡中国民俗学自己的学派，还要考察它以往的基础，分析它的现代科学史，加上两千年的史前史，看看它本身是不是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自己发展的途径？我想，这个看来是很显著的。
首先，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人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就很有自己的特点。在历史上，各个时代、各类学者之间的看法也有差异，比如司马迁就不同于班固。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那就是像班固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们对待民俗，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和议论的，他们所发表的有关观风知政的言论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俗观的一个方面。
其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民俗记录的历史文献看，很多都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的。大家想想看，许多古代的民俗志著作，例如像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宋代《梦粱录》，和现代的《杭俗遗风》等，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反复地看，发现它们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经历了太平盛世的生活，后来社会变迁了，朝代更替了，本人的人生境遇也发生了转折，这时，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最容易引起的思想反映，就是对原有民俗的亲切回忆和依恋感。他们在强烈对照的刺激下，回忆过去习惯了的生活，还特别容易发现其中的民俗特点。例如，《荆楚岁时记》的作者宗檩，就从南朝被弄到北朝去，离开了南方，离开了他的故国，在北朝里面生活，这在他是很不习惯的。他在这种身处异乡的感受中，在通过新朝看旧朝的不同经验中，撰写《荆楚岁时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分明是一种回想式的描述和审视吗？《梦粱录》和《杭俗遗风》的撰写，也都是这个样子。从主观上讲，它们表达了作者的文人情思；从客观上讲，它们又传达了一种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动时期对安定的民俗生活的回忆和眷恋，以及通过叙述民俗社会抒发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想像。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一些。
我没有仔细去对比国外的著作，但不管怎么讲，这类特点，在世界民俗学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吧。至少，它能证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在记录、编纂民俗资料的勤奋上，在考察民俗现象的方式上，乃至在叙述民俗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这样的文化遗产，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珍惜吗？
固然，“五·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那时，中国人眼见西方文明的进步，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因此，一时什么学问都向西方学习。仅以民俗学来讲，当时受影响最多的就是英国人类学派，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在早期中国民俗学者的故事和神话等研究方面都留下了痕迹。但是，平心而论，即使在这个描红格子的时期，中国民俗学依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比如，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和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是顾颉刚先生写于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但它不是抄人类学或其他学派的什么东西，而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创造。在这篇论文中，顾先生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地理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理论。顾颉刚的学术观点，自然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但是在民俗学的学术上，他搞的是本土的学问。他的民俗学著述是民族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能够奠定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基础。他的《孟姜女研究》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个鲜明的优点，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70年来，一直是压卷之作。
再如江绍原先生，他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他虽然应用了英国弗雷泽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民俗现象，但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还都是中国的，他做的还是中国学问，而不是替英国人搞学术批发。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即便在早期描红格子的时候，中国民俗学者也是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的。
2.从学科发展的当前形势看
那么，我们过去在学术意识不大自觉的时候都这么走过来了，虽然有的时候步子不那么坚决、不那么踏实，但还是在走自己的路，到了现在，就更应该加强这种独立性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人了，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在自觉地从事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呢？
当前的形势也是比较好的。解放后，尽管有一个时期，作为整体的民俗学被打入了冷宫，但上面提到的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救了我们的学科，还使我们的学科活了起来，也使我个人活得更加有意义。假设没有这八个字，中国民俗学就不可能有当前这么好的形势。像国家规定在大学里面开设民俗学的课程，还陆续授予了民俗学硕士、博士等各种学位，这在从前都是不可想像的。
这20年来，在解放后建立的民间文学机构的基础上，很多省、市又成立了新的民俗学机构，队伍还相当壮大。各地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活动，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参加了中国十套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这是新时期上马的一项浩大的民族民间文化建设工程，现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项工程中，各省市完成了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的工作，相关的省卷本也在陆续出版。一些地方在新修地方志的过程中，还加强了对方言民俗部分的调查和写作，有的省市还出版了民俗志，并且在质量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像《河南民俗志》和《江苏民间文学志》等。另外，还出版了不少专业理论书刊，它们比起过去这方面的著作，一般在资料上要搞得多一些，在理论上也挖得深一些，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术上的进步。
但我们不能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前进。要前进，就要加强我们的学科意识，加强我们的计划性。为此，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学派，以促进中国民俗学下一步的发展。
3.从兄弟学科的发展趋势看
最后一点是旁证。谈谈相关学科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等，都是民俗学的兄弟学科。但前者是世界性的，只有民俗学是一国性的。例如，英国人类学，是以研究英国以外的异文化为主的；德国民族学，是以研究德国以外的异民族为主的，等等。现在虽然他们也在反思和转变，但其主要研究对象还是别国，至少不限于本国。不像民俗学，一直守着本国的阵地。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怎样呢。它们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经历了大革命、抗战……后来基本都同在外国的发展不一样了。他们的学者，大都是搞我国的东西。像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一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乡村，而不是像外国人那样，研究国外的原住民。中国的民族学，也一向研究国内的民族，而不是去研究南洋土人、非洲原住民、或印第安人；特别是解放后，他们主要从事了国内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近两年，一些中国的青年人类学者还提出了学术“本土化”口号，其实，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一直都是本土的。不管怎么讲，这两个学科，在国际上，都是研究世界各民族的，但在中国，都本土化了，因此，他们的成就，就自然要成为一种中国学派，和外国人的研究是不一样的。这就成为一个旁证，即他们的走向可以供中国民俗学者参考；这些原来研究异文化的学科，到了中国都本土化了，这至少说明中国本身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民俗学本来就是一国的学问，所以，中国民俗学必须在学术上形成中国特色。这不仅是一种大道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意识到它，并去发展它。现在的条件好了，学术积累增加了，相邻学科的民族化走向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能再东依西靠，要建设自己独立的学问，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丰富世界文化宝库。
三、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的
独特性格
1.一般民俗学的性质
民俗学（Folklore）这个词，许多国家都这么用，各国各民族在学科性质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但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比如，对Folklore，彼此的叫法不一样，对它的含义也有各自的理解。像我们现在用的英语的说法，而德国虽然也用这个词，但他们另外还有自己的术语等。不过，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一般的民俗学都是一国民俗学，或说单一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比如，德国的民族成分构成，以日耳曼人为主，他的民俗学就主要研究日耳曼人。从前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它没有民俗学，只有民族志学。他的民俗学，就是民间文学，再加上一点音乐艺术方面的内容。日本的民俗学也是单民族的，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只研究大和民族，对本国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他就不大去管。这是世界民俗学发展的一般情况。中国不同，我们的民俗学，是把境内多民族的民俗文化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2.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
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呢？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一般的定义，或外国的做法，而是要取决于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跟别人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有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还保留得相当完整。即便是汉族，各地区的文化差别也很大。我们面对这样丰富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只搞局部、不顾整体的研究。
3.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
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民俗学的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单民族一国民俗学相比，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1996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经提到这个问题。这次是作为中国民俗学的总体性质来讲的。
四、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旨趣和目的
建设民俗学的中国学派，需要明确中国民俗学的功用、任务和目标，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点。
1.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
它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民俗文化事象、历代文人学者对这些事象所作的一些记录（民俗志），及其考察、谈论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资料（理论史）。这些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应该作总结，作清理，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我认为，没有它们，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而这种清理工作，我们不干，别人是不可能代替我们干的。而且，如果我们不主动地去干，对祖宗的经历、祖宗的文化和祖宗的学术创造，置若罔闻，乃至一无所知，那怎么能成为一个文化很高的国家的社会人文科学工作者呢？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民俗学者是要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的，否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后代。
2.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
提倡民俗学者清理史料和保存民俗文化的目的，是要有裨补于当前国民的生活、思想，而不是为了清理而清理，为了保存而保存。因此，下一步，是对这些祖宗留给我们的、最贴近人民生活的民俗文化，给予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和阐明，然后用民俗科学的知识去教育国民，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经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了解中国人历来怎样看待这类问题，哪些是一般中国人认为可以变化的、哪些是不大容易轻易变化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以及个体与集体和民族共同的历史联系，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国民的文化史知识，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和行动的文化核心点。试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他们的居住、饮食、语言都变了，但却依然要过春节、舞狮子、耍龙灯、穿旗袍，为什么？如果不掌握这种民俗文化史的知识，就不能发现隐藏在这些节日习俗表象背后的一座精神文化的桥梁。这座桥，便是既稳固又现实的民族民俗文化，外人只有通过这座桥，才能走进华人华侨的生活世界。
3.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
现在不是国家讲科学决策的吗？这也是当代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变革。从前的政府决策，大多凭政治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经验和学问，在现代社会，领导阶层的知识结构扩大了，开始考虑人文科学知识和作用了，这有利于中国民俗学这种人文科学的发展。
当然，中国自古就有官方采风问俗的传统，但那是服务于贵族政治的，与现在实行的人民民主政治，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前几年，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禁放烟花爆竹的问题，就涉及到了对民俗的认识。可惜会议当时没有运用这方面的知识，做出了春节期间完全禁放鞭炮的决定。不过，会议代表也有他们的知识结构，就是运用了环保的知识、生理健康的知识，并根据这些知识向市政府提供了决策。站在他们的知识的角度看，这种决策也有它的道理。但此决策后来还是被政府调整了、修改了，因为支持它的知识结构还不够完整和合理，它缺少了对中国人的精神传统的了解和对它的作用的估价。而这方面知识的内容，就是中国民俗学。为什么后来政府又允许在几个指定的郊区县燃放烟花爆竹呢？那是因为理解了老百姓过年缺少烟花爆竹的失落感。可见，民俗学和领导决策是有关系的。我们民俗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就应该力争以自己的知识去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使它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更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4.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
近年随着电视、电脑等高科技的发展，人类文化出现全球化的趋势。现在我们搞现代化，也承认自己比较落后了。但全球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不是把我们自己给化掉，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需要，去吸取人类文化中的先进的东西来壮大我们自己，而不是相反。反过来，把人家的垃圾给化进来，把自己的精华给化为乌有，那才是悲剧。
在“文革”前的17年里面，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破烂，也不要无产阶级的破烂。他当时可能有所感。我想他的看法是对的。我们任何破烂都不要。要精华，不要破烂。在经济上如此，在科技文化上也如此。
中国的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它的内涵和形态的形成，有中国历史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境内外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是吸收了历史上多民族民俗优秀成分的复合体，所以它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至今还能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和生活发生巨大的作用。总之，善于吸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善于在自己的民俗传统的根基上吸收和消化别人的优秀文化，更是中国的传统，这一点，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
事实证明，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处理得好，就能双向促进，给我们自己、给世界文明都带来好处。可能有的同志以为，现在是社会变化的时期，很多民俗都跟着起变化了，有些民俗已濒临消失了，民俗学还有用吗？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孔子死了两三千年了，但他的《论语》在世界文化人的眼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这是人家都知道的。因此，文化科学这东西，不能用很浅薄的眼光去评价它，一定要看到它的深层，看到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国民俗学者，应该看到，我们所整理、研究的成果，是对世界文化的不小贡献，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自信。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对此，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大清楚，那就难怪人家说外行话了。
五、拟议中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
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学术根基，是建立自己的民俗学结构体系。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认为，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民俗学
它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民俗研究两个部分。基础理论研究，又可分成综合的研究或单一的研究，整体的研究或局部的研究，概括的研究或个案的研究等。应用民俗学的研究，也还可以分为旅游民俗、环保民俗的研究，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我以前在其他场合讲过，这里就不去细说它了。
2.记录民俗学
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我把它叫作记录的民俗学。它的内容，包括民俗资料，也包括搜集、整理和撰写民俗资料原则、观念和方法等。
民俗志有各种类型：可以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如中华全国风俗志；也可以是某一地区的，如苏州风俗志；甚至一个村的，如耿村民俗；可以是单项的，如云南婚俗志，也可以是综合的，如河北戏曲志等，可大可小。总之，它的性质是记录的，而不是理论的。当然，就是记录资料，也要用理论的思维去安排和叙述，使民俗志的写作达到再现民众文化的目标。
从搞民俗学的学问来讲，我觉得，民俗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民俗学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所谓实际，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田野作业，自己去接触实际，乃至撰写民俗志；一方面是通过人家记录的民俗志来认识我们的对象。只有通过走向实际的阶段，熟悉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的理论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
当然，学者掌握民俗志的途径不尽一致。能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较长时间地从事田野作业，固然好，但由于历史上学者所处的社会状况、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一样，有时也有个别的情况，也很难说。比如像顾颉刚先生，他后来也到过西北去调查，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书斋学者。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能绝对化。问题在于，要重视实际资料，重视民俗志，这一点，决不能马虎，决不能搞理论和实际倒挂，这是我们强调记录民俗学的实质。我曾经对我的研究生讲，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说得很有道理，但道理有多大，要分析，要辨别。而你要能辨别人家的理论对不对，就要有第一手材料，否则，只能被别人的理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要提倡民俗志，提倡实证的研究，这个原则要守住。
3.历史民俗学
一般民俗学只讲以上两种，不过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展开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
历史民俗学的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俗史，一是中国民俗学史。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要下功夫。当然，即便是民俗史，它的记录也不是没有内在的逻辑；而即便是民俗学史，它的谈论也离不开资料，所以，两者的区分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一领域里，过去已有学者做过开辟工作，像王文宝、张紫晨同志撰写的中国民俗学史等。对那些尚未动手的方面，今后要补上，不然，我们本来是中国学者，却变成了毛主席讲的，只讲希腊罗马，未知秦汉，遑论魏晋。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火，不过要避免。总之，我觉得，对历史民俗学，一方面，我们要整理它；一方面，作为学者，我们应该熟悉它。
4.立场、观点论
这是指中国民俗学者应该养成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素质。
我们为什么搞民俗学？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幸福？还是为了个人饭碗？那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试想，一个民俗学者，来到他的工作现场，看见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以为都是一些陈旧的东西，虽然现在还活着，毕竟是一些破烂，那他怎么去搞民俗学呢？他对于民俗的好处都看不出来，同它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能理解依靠它们生存的民众，并对民众的文化给予正确的观察和描写呢？所以，一个民俗学者要能做好为民众和学者双方都接受的民俗学的学问，就必须具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培养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所谓正确的立场、观点，指的是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以人文科学学者的科学知识、真挚情感和平等的态度，去观察、思考和解释民族民俗的事象，这是一个民族民俗学者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
多年来，我国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辩证法去对待人民的文化，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看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树立民俗学的正确立场、观点，是带有指导意义的，虽然它不是惟一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吸收人类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还要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治学传统，来提高我们队伍的学者素质。
现在外面进来的学术观点很多，经过选择、消化，可以用；但没有选择、没有消化的，就拿来套用，我们不赞成。还有，中国一些好的治学传统，如考据法，原来是在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发明的，应用的范围比较窄，但它的精神是科学的。“五·四”以后，一些有成就的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是既消化了西方的新学术，又继承了民族传统的治学方法，才出成绩的。
搞民俗学，还有一个民族情感问题。曾有国际学者对我说，钟先生如果解放前不去抗战，可能会在学术上怎样怎样。他们是好意，但他们不了解，当时，敌人的飞机在头上扔炸弹，亿万人民在流血抵抗，我可以说，人民，我要研究你们的民俗，但我不管你们的死活，行吗？事实上，正是由于我放下了书本，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斗争，我才在情感上和祖国、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并从此得到了从书本上得不到的人生大学问。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中国民俗学者，不能没有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要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选择学术道路，才能达到较高的造诣。
5.方法论
每种学派的建立，都有自己的方法，这是由它的实际需要产生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彝族的毕摩有很多经典，作者如何从实际出发，从中整理出本民族的文学来的，为此作者还列举出了一些方法，说得当然有道理，这里就不多讲了，我要讲的是，它引起了我的思考。所谓方法过去我也曾在许多场合讲过，有概括性的方法，有具体学科使用的方法等，各种层次，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这次我要强调的：那就是谈方法，最主要的，还是要考虑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所选择的、并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样产生和运用的方法，才是最有力的方法。我们平常一般地讲方法，但往往不去想，是否这个方法是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感到非采取不可的方法？或者在实践中感到了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方法？我认为，这样得来的方法才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它在工作上也才是有效果的。
6.资料学
包括民俗记录的资料和民俗理论的资料，以及搜集、整理、分类、保存和使用这些资料的原则与方法。
以前，我们讲过做文献索引、目录提要、建立资料库等方法。近几年，又兴起了档案保管法、电脑民俗志方法、编辑民俗学（含民间文学）手册、辞典的方法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方法。
六、今后亟待进行的几项工作
1.工作原则--重视整体观念和联合活动
现在有些学术活动互通声气，如编纂中国各省的民俗志，这是好事。前几年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展吴语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学调查研究，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协作得也比较好。我们提倡最好能这样从整体去考虑问题，那样可能避免重复，减少空白点，费力少而成功大，使取得的工作成果更有特色一些，效果更明显一些。
2.强化或新建有关的各种机构
目前，全国的30个省市大体都有民间文艺家协会，2/3的省市建立了民俗学会，它们的情况可能参差不齐，但已有了开展工作的基础。今后我们要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还应该加强学术机构的建设。
我们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新建一些机构。比如，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民间史诗和叙事诗，这是我们的一项大宗文化财富，而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还不健全，或者开展活动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这都给我们继续开发这个领域留下了余地。
有了机构，有了集体，就能形成学术阵容，加强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例如，现在有的日本民俗学者研究神话教育学，而我们中国很早就有易俗化民的传统。今后我们有了相应的学术机构，也可以合理地分配力量，研究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叙事诗的教育问题。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明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3.有计划地继续收集整理民俗资料与开拓和深入理论研究工作
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民族那么多，民俗资料就像海洋一样。我们现在记录的资料，尽管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们终究还是少量的，我们的资料搜集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今后应该继续有计划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对历史民俗资料的收集和现实民俗资料的收集。
在加强搜集工作的基础上，要抓紧开发理论探索工作。要继续开拓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4.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
民俗学不仅是一种文化科学，它也是一种教育事业。这我在前面已经稍微提到过。因为，人人好像都有民俗生活的经历和一定的民俗知识，但个人的经验不管怎样广泛，毕竟是有限的。
在我们这样的民俗大国里，我们不知道的民俗现象和民俗道理还不知有多少？而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后代，我们对先民的文化活动，是有义务、有责任去了解的，我们还要把其中优秀的东西传播下去，让它起到塑造国民的健康心灵和建设美好生活的作用--这就是民俗学的教育学所要承担的职能。
现在，在我国的大学里能够开设民俗学这门功课，这是一种知识教育。但这还不够，还应该进行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把民俗学的教育推广到一般社会，以及中、小学生中间去。我认为，这样才能辅助国民教育，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5.加强中国古代民俗学著作的整理及对外国本学科名著的译述与介绍
这项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其中，民俗志类的著作，严格地说，起码也有二三十种。有的原著不存，但有辑佚本，如周处的《风土记》。还有开头提到的先秦以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的关于民俗见解一类的著作。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争取在最近的三五年内出一套古代民俗学专著的丛书。这方面的财富，是我们成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看家本钱。当然，中国民俗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整理出版这些著作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二是要继续翻译介绍国外的民俗学的经典著作，“五四”以后，我们介绍、翻译了一批外国本学科的名著，如江绍原、杨垄先生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近20年来，打倒“四人帮”后，连树声先生等又翻译了一些，如泰勒的、弗雷泽著作等。但还是少了一些。我和刘魁立同志讲，我们还要再翻译一些民俗学的专门著作，如日本柳田国男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法国山狄夫的《民俗学概论》、德国汉斯·诺曼的《德国民俗学纲要》（早期版本）、意大利格塞普·科奇亚拉的《欧洲民俗学史》和美国道森的《美国民间传承》等。这同整理中国的民俗学史著作同样重要。现在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尽量开发信息，以促进我们自己的学术发展。
6.适时地举行各种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利用各种条件展开本学科的国际文化交流
这一二十年来，我们在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开了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应该看形势、看需要，继续召开国际、国内的、基本理论的和专题的等各类研讨会。通过会议，集思广益，向国际同行学习，也介绍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民俗学的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已进行的一些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像中、日、韩三国联合举办的东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等。今后在这方面还要加强，特别是要重视培养跨世纪的青年学术力量。
我国的民俗学，从北大的《歌谣》周刊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80年了。原来它是一棵小苗，现在经历了酸甜苦辣，坎坷曲折，终于长成参天大树了。但是，它要屹立于世界民俗文化之林，还有待于中国民俗学者去辛勤地培土和浇灌。成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就是要更有力地进行这种培植工作。对此，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也应该满怀信心，去为实现它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作者附记：此文原是我于1998年9~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后曾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整理成“撮要”，在当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又征得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藉此机会，我特向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们致谢！本讲稿由董晓萍教授根据录音资料费心整理而成，在此一并致谢！1999年1月20日记于北师大励耘红二楼）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