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国
公元1728年年底或1729年初，伏尔泰从英格兰回到法国，在巴黎西北部约11英里的圣德门一所不太显眼的地方落居。他动员他的朋友为他取得他自法国及巴黎非正式的取消流亡证，他们完成了这件事，甚至又恢复了他的皇家恩俸。到了4月的时候他已再度在巴黎市内四处走动了。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伏尔泰听到数学家拉孔达米纳估计，任何人如果买下了甫由巴黎市政府发行彩票的全部奖券，都能发财。伏尔泰马上冲出去，向银行朋友借了钱而买下全部的奖券，结果正如那位数学家所预测的中了奖。巴黎政府主计长拒绝付奖，伏尔泰乃诉诸法庭，结果胜诉，而收到了奖金。公元1729年年尾，他曾费了一天两夜的工夫，旅行了150英里，从巴黎跋涉到南锡，收购由洛林公爵发行的公共债券。这一冒险也让他大有斩获。作为诗人与哲学家的伏尔泰，倒是要由身为财政家的伏尔泰来养活。
公元1730年，我们看到他回到巴黎，那时他非常热衷于企业。通常总是同时忙着好几桩文艺工作，他从这一件忙到那一件，就像是要在改变中寻找新鲜，而不浪费时间。当时，他正着手写作《英国人的信札》、《查理十二世史》、《勒库夫勒小姐之死》，以及《女仆》的开头部分。公元1730年的一天，黎塞留公爵的一些宾客在讨论着圣女贞德公元1412至1431年为法国民族女英雄），他们并建议伏尔泰撰写有关贞德的历史。在那时候，贞德还不被接受为法国非宗教的圣人，然而对于作为自由思想家的伏尔泰，有关贞德传说中的超自然部分，似乎可以作为幽默式的处理。黎塞留公爵挑动他这样做伏尔泰当天就把序言部分写好了。那时他为勒库夫勒小姐鸣不平的诗尚未发表。但是他那好嚷嚷的朋友希锐特却到处吟诵，许多教会里的大黄蜂，也就开始猬集在伏尔泰头部周围嗡嗡不息。就像伏尔泰渴于树敌一样，在公元1730年12月11日，他着手撰写有关布鲁图斯的剧本，根据李维（公元前59至公元17年，为罗马历史学家）的记载，此人驱逐了塔尔奎纽斯（国王，并且参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该戏剧否认了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并且宣布了人民改换统治者的权利。对于这个戏剧，演员们抱怨在情节中缺少爱情主题，而一般巴黎人也同意该剧实在是一出荒诞无稽的革新剧，所以在排演15次之后，该剧即予撤销。62年之后，这出戏重新上演。而得到了辉煌的成功，因为巴黎人都怀着同样的心肠要送路易十六世上断头台。
同一时候，他又得到皇家特许，准予出版他那本《查理十二世史》。这个题目很难能够攻击到路易十五世与教会，同时由于该书非常偏向于王后的父亲斯坦尼拉斯，当然也可以使得王后高兴。大约有2600册业已印妥，但突然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皇家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外，那一版的所有其他书都遭没收。他乃向掌玺大臣抗议，结果被告知，由于外交政策的改变，使得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敌手也是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强人”奥古斯都讨好。伏尔泰乃决心不顾此种禁令，而扮装移居到鲁昂，在那儿冒充做一个英国地主住了5个月，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书。到了公元1731年10月，这本书在法国就像小说一般地自由发行与出售。
某些批评家批评这本书太过于小说化：另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称呼该书为“一本传奇”，叙述非常生动，而在细节方面不甚正确。然而事实上，伏尔泰的确以一位学者应有的谨慎来处理这本书。他不仅检查了许多政府文件，至一反常态而去咨询许多可以提供第一手知识的人：退位的国王斯坦尼拉斯本人、马雷夏尔·德萨克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博林布鲁克、阿克塞尔、阿克塞尔·斯帕雷（该人曾参与那尔瓦战役）、丰塞卡（一个葡萄牙籍外科医生，当查理留在土耳其期间，他也在土耳其效命）与法布里斯爵士（曾做过查理的秘书）。他曾与查理最宠爱的部长冯·格尔茨爵士共住一些时候；冯·格尔茨于公元1719年被执行死刑这件事可能促使他去研读这“北方之狮”。公元1740年，曾经做过查理私人牧师的约翰·诺伯，在他所出版的回忆录里，曾指出伏尔泰叙述史实的若干不正确处，伏尔泰在随后的版本里，立刻加以修正。当然还有些其他失误处，尤其是在关于战役的细致叙述上。后来的批评家，辩称伏尔泰太过赞美查理，把他视为“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不平凡的人，他在他身上融合了所有祖先最伟大的德性，除了拥有过分的优点而外，他几乎全无缺失或不快乐”。这最后的话，或许可认为是一夸饰。伏尔泰解释道，查理“过分拥有所有的英雄美德，以致成为缺点”。伏尔泰将这些列为浪费、轻率、残忍、独裁，以及欠缺宽恕的雅量，他并指出国王身上这些缺点如何伤害了瑞典。他还下结论，认为查理是“一个非常而非伟大的人”。无论怎样，这本书不仅是学术著作，也是艺术作品——就结构、形式、色彩与风格而论。很快地，所有欧洲的知识分子都在读《查理十二世史》，伏尔泰的名声也因而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那般广泛与深奥。
公元1731年8月5日，伏尔泰从鲁昂回来之后，成为丰泰纳·马特尔伯爵夫人在皇家宫廷附近的官邸的贵客。夫人发现他是如许快乐的伙伴，因而继续供他住宿直到公元1733年5月。他以难与比并的活力主持着夫人家中充满文学气息的晚餐，同时在她的私人剧院里导演，主要是自己的剧作。在那段停留期间，他为拉谟的桑松撰写歌剧剧本（公元1732年）。可能是在丰泰纳·马特尔伯爵夫人在法兰西剧院的包厢里，他看到了他的《艾里菲勒》一剧（公元1732年）的失败以及他的传奇性悲剧《扎伊尔》（公元1732年8月，13日）疯狂似的成功。他写给一位朋友说：从没有任何一出剧，能像《扎伊尔》在第四次演出时演得那么好。我当时真希望你也能在那儿，你将能看到，群众并不恨你的好朋友，当我出现在一个包厢里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为我鼓掌。我感到脸红并且躲了起来，但如果我不承认我那时非常感动的话那我无疑地是个伪君子。在他所有的戏剧中，《扎伊尔》一剧一直到他逝世，都是他最心爱的一出剧。所有他写的剧本，到现在都已死亡，遭到习性与风格的更易所屠戮，但是由于这些剧作在他一生中扮演着一个受喜爱与兴奋的角色，我们至少要揭露其中之一。扎伊尔是一位基督徒少女，当十字军东征她尚在襁褓时，即遭回教徒所俘虏，她完全是在回教信仰中教养长大。她除了知道法国是她的出生地以外，其他一概不知。剧中的她已是耶路撒冷奥罗斯曼纳苏丹后宫的一位佳丽。苏丹热恋着她，而她也爱上了苏丹，当剧作开演时，她正要嫁给苏丹为妻。另外一个俘虏法蒂玛斥责她忘掉了她曾是个基督徒。伏尔泰乃借着扎伊尔的答复表示地理对于宗教信仰的决定性：
我们的思想、礼俗与宗教，
都由习惯与。
早年强有力的倾向所塑成。
当出生在恒河（印度境内）岸边，
扎伊尔奉拜的是异教神祗；
在巴黎时，我曾是个基督徒；
而在这儿，
我是个快乐的回教徒。
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学得的：
那教导我们的父亲之手，
在我们细弱的心上，
刻下了这些特性，
典范深植于心，
除了神以外，
再无别人，能够将之涂抹。伏尔泰以明显的偏爱，把奥罗斯曼纳苏丹描绘为除了耐心以外，其余德性全都兼备的人物。基督徒都震惊地看到，回教徒也能与任何一个基督徒同样的可敬；而苏丹也惊讶地发现，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是一个好人。苏丹甚至不愿再维持他宫中的女眷，而保证他自己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伏尔泰对他的基督徒人物也一样的公正，他写了许多亲切的诗句，来赞美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另外也有一个在襁褓中被俘虏的基督徒内雷斯坦，他与扎伊尔一起成长；在他保证将带回10个基督徒俘虏赎金的条件下，获得释放。他先离开，然后回来，将他自己私人财产拿出来，以凑足这笔赎金。奥罗斯曼纳释放了不只10个，而是100个基督徒，以为酬赏。内雷斯坦感到伤心的是，这些被释放的基督徒，并未包括扎伊尔抑或曾在公元1186至1187年身为耶路撒冷基督教徒国王的吕西尼昂在内。扎伊尔乃要求奥罗斯曼纳苏丹释放吕西尼昂，结果应准。而这位年老的吕西尼昂却指认出扎伊尔原是他的女儿，而内雷斯坦则是他的儿子。她在对那宽宏大度的苏丹之爱情，与对她父亲、兄弟与信仰的忠贞之间，备受折磨。吕西尼昂恳求她放弃奥罗斯曼纳与回教：
啊！想想流在你血管里的纯血，
那是二十个国王沿传下来的血液。
所有的基督徒皆与我一样，
他们流的是英雄的血，
信仰的卫护者与烈士的血！
你不知道，我眼看你母在生下你那一片刻，
即遭你曾拥抱过的，
可憎信仰的野蛮人所屠杀。
你兄弟们也是可敬的烈士，
已从天堂伸出了他们的手，
希望拥抱着一个妹妹。
啊！惦念着他们！
你所背弃的上帝，
虽然在此地业已终止。
但仍是我们与全世界的神。
看那神圣的山峰。
在那儿救主撒了鲜血：
也瞧瞧救主胜利地升天所自的坟墓：
在每一条你所走过的小径上，
你要记着看那神的足迹。
你还要抛弃造物主吗？
扎伊尔：啊！我生命的亲爱创造者，
父亲，请说：我究竟该怎么办？
吕西尼昂：说一句肯定的话，
立刻就把我的耻辱与忧愁移开了。
说！你是个基督徒。
扎伊尔：那么，我的主呀！
我是个基督徒。
吕西尼昂：发誓你会信守这桩重大的秘密。
扎伊尔：我发誓。当她的兄弟内雷斯坦知悉她仍然打算嫁给奥罗斯曼纳时，他便企图杀死她。后来内雷斯坦变得温和起来，但仍然坚持她需受洗。而她也应允了。他于是托寄了一张便条，约定受洗的时间与地点。然而奥罗斯曼纳因为不知道内雷斯坦是扎伊尔的兄弟，而误会这便条涉及爱情，他以为扎伊尔竟瞒着他与别人约会，乃刺杀了扎伊尔。最后，当他发现他所设想的情人乃是一对兄妹之后，他也就自杀殉情。
剧中的情节，构思巧妙，发展一致而富于戏剧化，诗句则流畅悦耳。在今天看来，那些感情的铺衍，似是过分些，但我们可以了解巴黎人为什么喜欢扎伊尔与奥罗斯曼纳，为什么当本剧在枫丹白露宫为皇家演出时，那位善良而忧郁的王后，为之感动落泪。不久，本剧便在英格兰、意大利与日耳曼等地区被翻译成当地文字，并在各地区上演。现在，伏尔泰被众人赞美为当时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高乃依公元1606年至1684年，为法国剧作家）与拉辛的最佳继承人选。对伏尔泰的称赞让当时逃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诗人卢梭很不高兴，他批评《扎伊尔》一剧“琐屑而平凡，是虔敬与淫荡可憎的大杂烩”。伏尔泰则以一首长长的谈话式诗《风格的庙宇》予以反驳，他在诗中嘲笑卢梭而抬高莫里哀。
虽然当时他的地位高高在上，他并不停止工作。在公元1732年至1733年冬天期间他与未来受他伤害的莫佩尔蒂研究数理与牛顿，他重写《艾里菲勒》，又修改了《扎伊尔》与《查理十二世》，并为《路易十四世的时代》寻找资料，完成《论英国书札》，又新写了《阿德莱德》一剧，以及写成了不可计数的短篇书信、赞美词、邀请书、墓志铭以及许多爱情小诗。全都是以修饰平整的诗句写成的智慧的结晶。当他那慷慨的女房东丰泰纳·马特尔夫人逝世后，伏尔泰于是迁到长点街的一座房子，从事于小麦出口生意。而后，在商业与爱情的纠葛中，他在公元1733年邂逅了夏特莱侯爵夫人，一直到侯爵夫人逝世，伏尔泰的余生便与这位独特而有事业心的妇人牵连在一起。
她现在26岁（伏尔泰38岁），而在这以前，她已经有过多种生涯。她是布勒特伊男爵的女儿，而受过非常的教育。年仅12岁，她已经通晓拉丁文与意大利文，善于歌喉，也能弹奏小瑟；15岁时，她开始将伊尼易德翻译成法文诗；以后她又学习英文，同时跟莫佩尔蒂学数学。当她19岁那年，她嫁给30岁的夏特莱侯爵。她为侯爵生了3个儿子，但是她与侯爵彼此间并没有太多相处的时间，侯爵经常与他的军队在一起；而她则被留在宫廷附近，放荡豪赌以及经历爱情。在她被第一个姘夫遗弃时，她曾试图服毒自杀，但是一位药剂师挽救了她。在她被第二个情夫黎塞留公爵所遗弃时，她已能泰然处之，因为全法国都晓得他的善变。
当伏尔泰首次在一次晚宴遇到她时，他不但不感觉干扰，反倒欣赏她那谈论数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诗词的能力。她体态上的诱惑，并非无法抗拒。其他的女人对她津津乐道，让我们听听杜德方夫人之词：“一个高大而又枯干的女人，毫无臀部，低平的胸，大手大腿，巨大的双脚，非常小的头。五官相当奇特，尖尖的鼻子，与一对海的小眼，深色的皮肤……坏牙。”克雷基侯爵夫人也附和地形容着：“她是个女巨人……健壮得不得了，并且几近奇迹般地笨拙。她的皮肤就像是敲豆蔻的锉子，整体看来，与一个丑陋的军士别无二致。然而。伏尔泰却在提到她的美丽。”
但在她42岁的时候，潇洒的圣朗贝尔仍然秘密地与她做爱。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同为女性的证词。我们从她的一些画像上所得到的印象是，夏特莱夫人高大而有男性姿态，高高的额头，带着骄傲的神情，并非不吸引人的五官。而且，可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听说她有着“肉感而坚实的胸部”。
也许夏特莱夫人身上有着恰好足够的男人味以补足伏尔泰身上的女人味，然而，她仍然动用种种女性工具，如化妆品、香水、珠宝及项链，以衬托她瘦骨嶙峋的诱惑力。伏尔泰对她之喜爱装饰投以微笑，然而他更欣赏她对科学与哲学的热忱。即使在巴黎与凡尔赛的轻浮与空谈气氛下，夏特莱夫人仍能离开赌桌，而去研究牛顿与洛克。她不仅研读牛顿，更去了解牛顿，是她将牛顿的《原理》翻成法文。伏尔泰发现拥有同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侍从弟子兼情妇，乃是方便之事。早在公元1734年时，他便已认为他是她的爱人：“啊！上帝！在你的怀中，我享受到多么大的乐趣！能够敬佩我所爱的人该多幸福！”
二、论英国书札
公元1733与1734年，经过了许多的穷困之后，他出版了对启蒙运动首度有贡献的书籍，其形式为自英格兰寄给希锐特的24封信。这些信在公元1733年译成英文而在伦敦发行，书名为《论英国书札》。如果在法国出版原文本，则要冒着作者与出版者两个人丧失自由之危险。伏尔泰乃删除掉一些段落，试想得到政府许可，以刊印剩余部分。结果遭到拒绝。他乃再度在鲁昂秘密出版。可是他警告出版者若雷，不要让任何书在那时候流传，但早在1734年初，几本以《哲学书札》为名的书便已流传到了巴黎。有一个盗印者得到了一本，而在伏尔泰不知道的情况下大量刊行。当时，伏尔泰正与夏特莱夫人前往距巴黎190英里的奥顿地方附近的蒙略堡参加黎塞留公爵的婚礼。
这本书以四篇谈论英国教友派的信开头。伏尔泰指出。虽然这些教友派信徒没有教阶组织，没有僧侣与圣礼仪式，然而这些信徒，却比他所见过的其他任何基督教徒，更能信守基督的教训。他叙述也可说是想象着去访问一位教友派信徒：“亲爱的先生你受过洗没有？”我这样问着他。
这位教友派信徒回答道：“不！我其他的主内弟兄也都没受洗。”
“那么，”我喊道，“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了？”
“我子”，他用一种温和平静的语调回答说，“不需要发誓，我们是基督徒，同时想做好信徒；我们不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在于那洒在人头上，渗有一点盐的冷水。”
“哎，天啊！”我抗议道，“别提这种不虔诚的话，你可以忘记耶稣是由约翰施洗吗？”
“我的朋友，别再发誓。基督固然自约翰那儿接受洗礼但是基督本人并没有再为任何人施洗礼，我们并非约翰的信徒而是基督的信徒。”
我再说道：“啊！你这可怜虫呀！怎么你情愿在那审判之地熬受火刑！”
“你受割没有？”他反问道。
我回答我没有那种荣耀。他最后说道：“那很好，你是一个未经受割的基督徒，而我则是个未受过洗的基督徒。”依照那个对白中教友派信徒的说法，受洗就如同受割一样。乃是基督未来之前的旧习俗，而这已经被基督的新福音所取代了。伏尔泰又对战争加了一段话：我们应该再也不要从事战争，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只是因为我们并非豺狼、老虎或是牛头狗，我们是人，是基督徒。我们的上帝，嘱咐我们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他当然不会要我们渡过海洋，去割断我们弟兄的喉咙只为了那些披挂着红衫的凶手，戴着两尺高的帽子，而在撑开的驴皮上用两枝棍子敲出噪音，用以募集市民。而且，当得胜之后，整个伦敦夜明如画，天空漫布着烟火的火焰，而大气中也回响着赞美诗、教堂钟声、风琴声以及大炮的声音，实际上，我们在静静地哀悼那些造成大众欢乐的屠杀。法国由于强迫所有法国人信奉一种信仰，而几乎摧毁了它自己；然而伏尔泰也过分夸大了英国对于不同教派比较宽容的作风。“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派别的国度，一个英国信徒就如同一个自由人一样，可以依循着任何他想要选择的路到天堂去。”伏尔泰又就英国教士与法国教士比较两者间的道德，因而庆幸英国没有寺院主持长的存在。“当英国人闻悉在法国以道德颓丧闻名的年轻人，借着种种阴谋策术晋升到大主教高位，然后作些情歌，更日以继夜地大宴宾客，并自称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之时，他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们幸而生为新教徒。”
第八封信将伏尔泰式的短剑转向法国政府。只有英国民族才设法借着抗拒国王而来节制国王的权力，最后才建立了这一明智的政府，在这政府里，国王虽有权做一切善事，但双手却被束缚着无法做恶事。（这里伏尔泰回想起费内隆的《泰莱马丘》一书中的名句）……无疑地，在英国树立自由代价也甚昂贵，专制的偶像被浩浩的血海所淹毙了，然而英国人并不以为他们为着良法付出过大的代价。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同样的乱世，只是他们为着争取自由所洒下的鲜血。徒然更使他们的奴役巩固而已。在英国，人身保护状禁止任何未书明理由的监禁，并且要求陪审团的公开审判；而在法国，人民却有秘密拘捕令。伏尔泰早在孟德斯鸠14年之前，即提到并加以夸大、赞美英国政府里某种“分权”的存在以及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间工作的调和。他又指出，在英国，没有任何税捐得在未经议会同意下课征，也“没有任何人，由于身为贵族或僧侣而得免于缴纳某种课税”。在英国，贵族家庭的子弟得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而在法国：商人常常听到他们那一行被人轻蔑地提到，他们倒愚不可及地为此而腼腆。然而，我倒真不明白，一个涂粉抹彩的贵族他知道国王确切的起卧时间，他在国王面前虽然仅只是担任奴仆的角色，但却装扮着很伟大的神态，或者是一个商人f就像是伏尔泰在英国的主人法尔克纳能够使国家富裕，将订货远送到苏拉特印度西部的一座城市）与开罗，对整个世界的快乐具有贡献。这两类人中，谁对国家较为有用。最后。伏尔泰在为法国奠下的一个改革计划里宣称：事实上，英国的宪法已臻于完善的境界，因此，所有的人民都恢复了在几乎各个王朝里受到剥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完整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自由、新闻自由，由独立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利，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接受审判的权利，以及丝毫不受烦扰地公开表明他所愿信仰宗教的权利。伏尔泰一定也知道，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到这些“自然权利”；人身自由并不能避免那些新闻恶棍的毁谤，在宗教与政治两方面，言论自由也都有限制；非英国国教者与天主教徒都无法参与公职；而且，法官可以接受贿赂而犯法。他并没有将英国不公正的实情予以揭露，他只是利用英国作为一个鞭挞的工具，以怂恿法国人反叛国家与教会的压迫。今天，这些权利在文明国家里之被视为当然，正可说明18世纪的成就。
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同样重要者乃是伏尔泰时对于培根、洛克与牛顿的称道。他将博林布鲁克对马尔伯勒所下的评语转移到受人指控的培根身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伟人，我想不起他究竟曾否犯过任何错误。”他又补充说：“这个伟人是实验哲学之父”——这并不是因为培根所做过的实验，而是基于培根对于促进科学研究之有力呼声。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即因而称赞培根为那部《百科全书》的主要启导者。
伏尔泰的第13封信几乎都在谈论洛克。他在洛克身上所发现的，不仅是取代灵魂神话的科学心灵，而且是一种内涵的哲学，追溯一切知识到感觉为止，将欧洲思想从神圣的启示转向人类的经验以为真理独一无二的来源与基础。他也赞同洛克的意见，认为物质可能使之思考。这一看法尤其梗塞在法国检查人员的喉中，而与该书之受指责大有关系。这些法国检察官似乎预见到了拉梅特里与狄德罗的物质主义论。伏尔泰拒不承认是唯物主义论者，但是他把笛卡尔（公元1596至1650年，为法国哲学家及数学家）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修改成为“我是个实体所以我想。我别无所知”。第14封信劝告法国人从笛卡尔学说中释放出来，转而去研究牛顿。“在英国，一般人对于这两位思想家的意见是笛卡尔只是位梦想者，而牛顿则是位圣人。”伏尔泰推崇笛卡尔在几何学上的贡献，但是他对于笛卡尔学说中的宇宙观，却无法彻底了解。他承认，在牛顿论古代的年历与《启示录》的文章里，有些事情近乎梦幻，或至少近乎催眠。伏尔泰和祥地指出，牛顿所以写这些，乃是为了“安慰人类，以免他高高凌驾在他们之上”。伏尔泰本人发现牛顿的东西相当难于了解，但是牛顿葬礼时政府与科学界里的卓越人才，使他决心去研究牛顿的《原理》一书，而成为牛顿在法国的使徒。这里，他也撒下了《百科全书》以及启蒙运动的种子。
最后，他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加以颇含敌意的批评，因而震惊了法国的宗教思想界。他本来不打算把这一批评包括在这些信札里，因为这完全与英国无关。只是伏尔泰在公元1728年将这一批评从英国寄给希锐特，这位盗印出版商将这些附列为第25封信。这使得那些崇拜帕斯卡尔并且掌握着巴黎市议会的詹森教派比耶稣会（并不推崇帕斯卡尔）更严厉地指斥伏尔泰。伏尔泰在本质上无法与帕斯卡尔相容：在这一阶段中（除了他的戏剧而外），他是个好斗的唯理主义者，感情在他的哲学里仍无地位。仍然年轻，生活广泛，在英雄式的一些艰难中享受着生活乐趣的他，反对帕斯卡尔沮丧的悲观主义论调，他说：“我胆敢负起人类的角色来反对这位巧妙的恨世者。”他反对帕斯卡尔的赌注（打赌上帝的存在比不存在要聪明些），认为“不敬而幼稚：……我必须相信一件事并不表示是对这事存在的证明”（帕斯卡尔并未认为这个赌注就是存在的实据）。他承认我们并不能解释宇宙的奥秘，或是了解人类的命运，但他怀疑，从我们这种无知中，能否推演出十二使徒的教条来。在他这段活跃的年纪里，他也不可能对帕斯卡尔向往休息的想法，给予同情。他宣称道：“人为行为而生。不工作与不存在，就人类而言，乃是一事的两面。”
《对帕斯卡尔思想的批评》并不是伏尔泰的精心杰作，他并未打算出版这篇东西，也没有机会加以修正。尔后的一些事件，如里斯本（葡萄牙首都）的地震，渐渐转变了他年轻时代的乐观看法。尽管包括了这样一篇未经深思熟虑的附录，但这些哲学上的信件在法国文学与思想上乃是一道里程碑。在法国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简短、机智的句子，无错处可挑的明晰、明朗的机智与充满讥讽的语句。自此以后，这些东西乃成为逾越一切谨慎否认作者身份的文学标帜；这本书与《波斯人信札》为大摄政时期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散文立下了风格。抑有进者，这在法国与英国两国知识界的联系上，构成了最坚强的一环。巴克尔（公元1821至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称赞其为“在18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这是一种宣战与一幅战争地图。卢梭提到这些信件在他本人心智的启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也一定还有数以千计的法国青年。同样受益于这一本书。拉斐特（公元1757至1834年，为法国军人及政治家，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率领法军协助美军作战）更赞誉这本书，使他在9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共和党人。海涅（公元1797至1856年，德国诗人）认为“检察官实在不必要谴责这本书，不加指斥，人们也会予以览读”。
教会与国家、国王与议会觉得不能默默忍受这许多创伤。印书商人被送到巴士底狱，并且发了一张秘密逮捕状，无论在何处发现伏尔泰，都加以逮捕。公元1734年5月11日，一个警察官员拿着一张拘捕状在蒙略露面，但是伏尔泰也许得到莫佩尔蒂与达让塔尔的警告，已经早在5天前离开了，并已在法国国境之外。议会在6月10日颁了一道令状，凡是被发现的书本，都要以“毁谤、违背宗教及良善道德，以及对政府欠缺应有的尊敬”这一罪名，由执行公务的刽子手，在法院的院子里焚毁。
在获悉伏尔泰安全到达洛林之前，夏特莱侯爵夫人在给朋友一封信中这样写着：“如果我晓得像他这样一个健康又有想象力的人，被拘禁在监牢里，我都不能有足够的坚毅力，继续这样想下去。”侯爵夫人与黎塞留公爵夫人也列名在一些有封衔的贵妇名单上，请求赦免伏尔泰。掌玺大臣同意，如果伏尔泰否认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可以撤销那道拘捕状。他当然知道伏尔泰就是本书的作者，但情愿被套中在这诡计里，他是那些政府官员中，从另外观点而想缓和检查制度的一员。伏尔泰也轻易地就答应否认是该书的作者，这自然是个值得原谅的谎言，而且，这本他所否认的书，事实上也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发行，他在写给戴吉永的信中说道：他们说我必须撤回我的意见，很好，我可以公开声明帕斯卡尔永远是对的：……所有的教士都很和蔼而公正无私；……僧侣既不骄傲，也不诡诈而声名狼藉；至于宗教裁判，更是人性与容忍的一个辉煌胜利。那道拘捕令因而撤销，但规定伏尔泰必须与巴黎保持敬意的距离。伏尔泰乃在边界一个城堡穿过一个城堡受到了许多贵族的欢迎，这些贵族并不都很虔诚，也根本不喜欢专制而中央集权式的王权。他接到一张前往荷尔斯泰因（德国北部一地名）宫廷定居的邀请信，而且能够得到每年1万法郎的津贴，但是他未答应。同年（1734年）7月，他退居到香槟锡雷地方夏特莱夫人的庄园，在那里成为他情妇以及他情妇先生的自费客人。展开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三、在锡雷的田园生活
锡雷是法国西北部豪特·马尔纳区的一个具有230户居民的小村落，距离洛林省只有几英里远，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在公元1738年时曾描述其为“一块可怕的孤僻处所，距离任何一处有人住的聚落，都在12英里以上，那是一块全是一片山巅与荒地的乡野”。也许伏尔泰就爱上了该地的孤僻的地位在这个静静的地方，他可以研究科学、撰写历史与哲学，也可以让法国政府将他遗忘，或者，如果碰到法国政府要干扰他的话，他能够在一个小时内逃到洛林去。
伏尔泰所寄住的城堡乃是一座13世纪所残留下来的颓塌建筑，夏特莱家人很少使用，很久以来就不适于文明人的居住。侯爵根本没兴趣也没钱加以整修，伏尔泰乃借给侯爵4万法郎，年利率为5分，但不用偿付，以便整修这座庄园。有几间房子收拾得能够让人居住，伏尔泰于是迁入，更增加了一间新的卫屋，并督导其他房舍的重建。11月，侯爵夫人随身携带着200件包裹住进这座城堡，并且又修正了伏尔泰的整修结果，以便合乎她自己的趣味，她大半的成年生涯都在宫廷或其附近度过，而热衷于读书及忠于重婚生活。侯爵大人时而与夫人及伏尔泰共同生活，直到1740年为止，侯爵文雅地独住在一个单人的房间，并在不同的时间进餐。但1740年以后，侯爵大多数的时间都置身在军伍中。整个法国莫不讶异侯爵这种成人之美的态度而更讶异这对情人的忠贞。
公元1734年12月，侯爵夫人回到巴黎，以便在黎塞留公爵夫人分娩期间加以照料，并劝服政府取消禁止伏尔泰留在巴黎的禁令（公元1735年3月2日）。伏尔泰因而前往巴黎并与他的情妇共处了几个星期。但是他的过去历史仍然纠缠着他，他那令人不快的作品《女仆》的一部分正流传着，而他自己偶尔也禁不住向朋友读些有含意的段落。那时候，他那15年前反基督教的作品《致乌拉妮娅书》，也被一位盗印商发行了。伏尔泰当然加以否认，但是这上面有着他的风格与思想的特征，因此，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这一否认。他再次逃到洛林，从那儿又悄悄地回到锡雷。他从法国政府当局得到一个间接的保证。如果他对政府不再有攻击行为他也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夏特莱夫人再度前来与他聚首。并携来了她的女儿、儿子，与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她最小的第三个儿子在那时候已经死掉了，到这时候，这段哲学上的蜜月终于开始了。
这两位哲学家，每人各住一套房，分占在城堡两边。伏尔泰的，包括接待室、图书馆与卧室，墙壁上悬挂着昂贵的红丝绒缀锦画，以及一些图画，包括一幅提香（公元1477至1576年，意大利画家）的作品与几幅特尼斯（公元1582至1649年，比利时画家）的作品；房间里也有维纳斯、丘比特与海克力斯（希腊神话中之大力士）等塑像，以及悬着他与侯爵夫人的新朋友、普鲁士王位继承人腓特烈王子的大幅肖像。这几个房间如此一尘不染。以致格拉菲尼夫人形容为“可以亲吻着地板”。侯爵夫人的房间有着不同风格的布置，四壁是淡黄色与浅蓝色，悬挂着韦罗内塞（公元1528至1588年，意大利画家）与华托的作品，天花板也漆上图画，地板用大理石拼成，另外在她美丽的化妆室里，放置着数以百计的盒子、瓶子、指环、宝石与卫生用具。在这两个套房之间，是一个充作物理与化学实验室的大房间，有着种种器皿，诸如空气唧筒、温度计、烘炉、坩埚、望远镜、显微镜、棱镜、罗盘针与天平等。还有几间客房，其装备较不讲究。除了缀锦外，森林地带的强风，仍然能够透过裂缝、窗子与门吹进来。在冬天，需要36个火炉，每天要烧掉6科豆（计量柴薪单位，合128立方英尺1的木柴，以便维持城堡的温暖。由此，我们也可想见这座城堡仆人的数目。伏尔泰又加了座戏台。因为他喜欢演戏。尤其是他自己所写的剧本，至于侯爵夫人，伏尔泰向我们保证，她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客人、家庭教师与仆人权充戏中的其他角色。有些时候，也演唱着歌剧，因为侯爵夫人（根据同一人的报道）有着神妙之音。另外还排演木偶戏与魔术灯戏。伏尔泰为戏配上评语。使得客人笑得声嘶力竭。
戏剧只是偶尔的，工作才是一天的正轨，这对爱人有时共同在实验室工作，他们通常都是分别在隔开的部分单独地工作，除了正餐外很少在日间碰面。侯爵夫人通常在大家谈话开始前离席，伏尔泰也时时溜回书房，让其余的人自行消遣。他在书房里有着自用的餐具。因为他有时候自己单独进餐。我们很自然地想象他是个健谈家。他能够谈起任何一种话题，但实际上，他讨厌漫无内容的闲聊。“我们所花在谈天上的时间是可怕的，我们不应该在这上面花费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够利用的最大东西就是时间。”偶尔，他也猎鹿以当作一种运动。
我们当然也不该将这对哲学家爱侣形容为一对天使。侯爵夫人可以说是很苛刻、傲慢甚至残酷的。她在用钱方面抓得很紧，对待仆人相当的严格与吝啬，有时伏尔泰给得多一点，她便会抗议他这样做。她完全没有因身体裸露的羞怯感，即使在他们的秘书朗香面前，她也全不在乎寸缕不着，或者躺在澡盆里，任由他为她冲着温水。她还偷偷地看客人寄出或收到的信件，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们惟一的证据乃从另外一个女人而来。至于伏尔泰。他有成百的缺点，这在以后将会适时出现。他像一个诗人一般地自负。有时也任性得像一个孩子，他很容易发怒，并与侯爵夫人频频争吵，当然这些只不过是增强他们生活阳光中的过眼浮云而已。伏尔泰很快地便恢复了他的心境与好脾气，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朋友，他是何等的快乐，以及以他那不动情欲的方式，如何地爱着侯爵夫人。他写给她100首的爱情小诗，每首都是简练艺术的浮雕宝石，一个刻有他相片的指环上附有这样的一首文学小品：巴里埃为了取悦你的双眸，刻下了这幅容貌。请快乐地注视着！
你自己的容貌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不过是由一个更伟大的雕刻家刻画而成。而侯爵夫人也答复道：“我如果两个小时没见到他，就感觉痛苦。”
他们俩人之间，夏特莱夫人更倾心于科学，她运用了那女性领域的不成文法收藏起伏尔泰未完成的《路易十四时代》这一手稿，并且严格指导他研究科学以为现代人适当的课程。格拉菲尼夫人曾在公元1738年来到城堡做客，叙述侯爵夫人在科学研究方面，远较伏尔泰勤勉，她日以继夜地在桌边工作，有时候一直工作到早上5点钟或7点钟。莫佩尔蒂偶尔也到锡雷地方来，继续教夫人数学与物理。也许因为这位先生的常常拜访，以及夫人对他学术成就的公开敬慕，而让敏感的伏尔泰煽起一把嫉妒之火，最后酿致他与莫佩尔蒂在柏林的比剑决斗。
侯爵夫人究竟是个真学者，还是把科学当作一件流行的衣饰穿戴着？杜德方夫人与其他一些夫人认为，夏特莱夫人的研究只是做做样子，克雷基侯爵夫人则声称：“代数与几何搅得她半为疯狂，而她之卖弄学问则使她无可理喻。事实上，她弄乱了她所学的每一样东西。”且让我们听听格拉菲尼夫人描述在锡雷地方举行的一场会议：今天上午，女主人为我们念一位英国梦想家的几何学上的计算。这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而她用法语念给我们听。她在每一句点地方稍停一下，我初以为她借此了解这些数学计算，但并非如此，她非常容易地翻译着数学用语。数目与夸张都无法让她停止，这岂不是件令人吃惊的事？伏尔泰也向希锐特保证夏特莱夫人通晓英文，并且了解西塞罗所有的哲学作品，同时对数学及形而上学极感兴趣。有一次，她曾在一场运动力的讨论中胜过了麦让学院的一位院士兼物理学家。她读了拉丁文本西塞罗与维吉尔（公元前70至19年，罗马诗人）的作品，意大利文本阿廖斯托（公元1474至1533年，意大利诗人）与塔索（公元1544至1595年，意大利诗人）的作品，以及英文本洛克与牛顿的作品。当阿尔加罗蒂到锡雷地方访问时，她用意大利文与客人交谈。她写了一本曾出版而有六卷篇幅的埃克萨曼·德格内斯一书，该书以英国神学家的作品为基础，揭露《圣经》上的矛盾、不可能、不合道德与不符合正义的部分。她的《快乐特性》是本第一手讨论快乐基础的书，她认为快乐的基础在于健康、爱情、德性、合理的自我放任与求知。她又将牛顿的《原理》一书由拉丁文翻译成法文，而由克拉鲁特编辑，于公元1756年她逝世后第六年出版。她写了一本《社会制度论》，而在公元1759年出版。伏尔泰也许为了献殷勤，认为该书比他自己写的《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公元1738年出版1优异。当科学院在公元1738年设奖征求有关火的性质与扩散这一问题的最好论文时，伏尔泰也参与竞争，夫人也秘密地写了一篇，并且不署名地递交出去。她都是在夜间写作，以便不让伏尔泰晓得，“因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几乎反对他所有的意见。”他俩谁都没获得首奖，而让尤勒（公元1707至1783年，为瑞士数学及物理学家）入选。不过他俩的论文都由科学学院刊了出来，每个人都以一种智慧之爱的狂喜来赞美对方。
为了写这篇论文。伏尔泰做了许多实验，有的是在他自己的实验室中进行，有的则在邻近绍蒙特的一家铸造厂完成。他研究煅烧原理，并几乎发现了氧气。公元1737年5月，他曾写信给巴黎的穆西诺神父，要求代找一位化学师前往锡雷居住，每年除了食宿外，还有100艾库的收入，但是这个化学师必须晓得如何在星期日及假日里。在堡里的私人教堂里念弥撒。至于伏尔泰本人，他现在只相信科学。他在公元1741年这样写着：“那些由我们的眼睛与数学加以证明的事物，我们必须认为是真实的，所有其他未经证明的，我们只能说：‘我不知道。’”在那时候，哲学对他来说，只是科学的摘要而已。
他在《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即基于这种想法而使用这一用语。他想得到皇家特许准予出版。但遭拒绝。公元1738年，未经他同意，即在阿姆斯特丹发行了一版，他自己发行的则在1741年于同样地方问世。这本书长达440页，它并未贬值地为法国人称做是世俗化的最好例证，也就是企图让困难深睿的道理受到更多人士的了解。出版商为本书加了个副题目，名为“人人读物”；而杜德方丹神父则以敌对的评论，将这副题改为“人人指出其门”。然而，几乎每个人都对本书推崇备至，连耶稣会的教士也在他们的刊物《朱诺尔·特勒乌》上，慷慨地给予好评。现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终于在法国人心目中代替了笛卡尔的涡漩理论。伏尔泰在本书中还列入了一篇关于牛顿光学的文章，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证实了这些实验，并还设计出他自己需要的其他实验。他甚至超出了范围，强调牛顿哲学与信仰上帝的并行不悖，同时，他也强调在物理界理则的普遍性。
尽管伏尔泰下了这些深工夫，但他并不具备科学家的精神与自我约束。人们都说他不是成功的科学家，而我们却应该说，他的个性太过丰富而广泛。以致无法全部及最后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只是利用科学来解放心智，这个做到之后，他便转向诗词、戏剧、最广义的哲学以及人道的问题，以为日常的基本工作。“我们应该将所有可想象的模式，介绍到我们生活之中，也该将我们灵魂之门开放给各式各样的知识与感觉，只要这些东西不紊乱在一起，则一切都有充裕之余地，可资容纳。”因此，他在公元1734年写了篇《论人类》，主要为回应蒲柏《论人》一文，他甚至认可那完全不是他自己的观念，认为一切“都对”。在这几年里，他完成了《女仆》一书的大部分，也许是作为研究牛顿过多的一种调剂。他同时也在《玄学的特点》一书里演述自己的哲学，但他很聪明地不让这本书刊印出来。
这本书也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的独特。他首先假设他是从木星或火星来到地球的访问者。因此他想他无法被期望能与《圣经》的观点一致。他在南非洲的卡菲族土人群中着陆，他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人就是一种黑皮肤与卷发的动物；而后当他转到印度时，他发现黄皮肤、直头发的人类，他因而又下个结论，认为人乃是包含有几种显著族类的品属。而非全部源自同一始祖。他又从世界上的秩序现象。与动物各种器官具有目的的设计，认为一定有位具有智慧的神祗，设计出这整个世界。他并未在人身上发现灵魂不朽的证据，而只感觉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早在休谟与亚当·斯密之前，伏尔泰就从同胞之情，即同情之中发掘出人类的道德意识。又早在爱尔维修与边沁之前，他也给道德与罪恶下定义为“对社会有益或有害的东西”。在以后的篇幅里，我们将会看看这一玄学特性。
与这本书大相径庭的，乃是伏尔泰对于圣女贞德那段历史的嘲弄诗文。今天，如果我们再翻开那段嘲弄史诗，我们必须记住，当时法国的言论与文学。比20世纪的前半世纪更为自由。我们已在那身为郡守官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见着了一个实例；而狄德罗则更自由放任，这不但表现在他的作品《轻率的毕玖》，同时也表现在《命定论者雅各》一书中。与上述两篇作品相比，伏尔泰在公元1756年终于出版的《女仆》一书，倒是并没有什么害处的一篇温和作品，这本私自流通的原本显然属于较为粗俗的讽刺作品。那位严肃的孔多塞曾为这篇史诗辩护而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马勒泽布，听说更能够背诵《女仆》。如果我们在《女仆》的21篇诗章里，耐心细找，我们会发现一些稍涉肉欲的诗句。不过这些也像阿廖斯托里相似的叙述，而可原谅，许多生动的描写与有力的叙述，足以补偿这些描写。伏尔泰就像许多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认为贞德是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乡村姑娘，也许是个私生女，迷信而自谓听到“天音”。他怀疑，即使贞德未出生，法国是否就会从那些“天杀的”入侵者戈达姆斯（贞德称呼那些英国入侵者的绰号）中解救过来。除了这件事以及一些历史上的谬误而外，他都忠实地叙述这一故事，只是有时在故事中添加一些幽默。国王转向那大无畏的贞德，用一种令人敬畏的声调。
谁都恐惧，只是贞德除外，
皇上这样说：
“贞德，你听着：
如果你是个处女，就宣誓。”
她回禀着：
“啊！皇上，
请陛下立刻传下谕旨，
要那精通女性一切神秘，
在鼻端架着眼镜的圣医，
与那录事者、药剂师与保姆，
立刻召来证实这桩事，
让他们仔细检查，仔细看看。”
国王查理凭贞德这一神圣的禀告中，
知道贞德必然。
受到甜美的贞洁之激发与祝福，
国王于是接着说道：
“既然你这样睿智，圣女，
请你立刻告诉我，
昨晚我与我的妻子在床上做些什么事？
要直言！”
贞德再回禀说：
“没发生什么事。”
惊讶之中，国王乃屈下双膝，高声喊道：
“神迹！”然后在胸前划十字，并一鞠躬。伏尔泰每每为驱散那冬夜的寒冷，而为客人念上一篇或两篇《女仆》里的诗章。夏特莱夫人通常将这些愈渐增加的手稿，锁在抽屉里但伏尔泰大意地任部分诗稿在朋友之间流传。诗稿一部分被录了下来而在下层社会里传播得比在知识界里更广泛。唯恐法国政府起诉成为系绕他心中的顾虑之一。此一起诉并不是因为这篇诗的淫秽而是因为诗篇中对于僧侣、耶稣会教士、一般高层教士、教皇与异端裁判所的偶尔讥讽。
在《阿尔齐雷》一剧里，他要严谨得多。公元1736年1月27日，本剧在法兰西剧院首度公演成功，这在戏剧历史上启开了一个新纪元就是演员穿着剧中人物所处时代与地方的服饰，在本剧里是西班牙之征服与掠夺秘鲁。阿尔瓦雷斯是这个已沦亡国家的西班牙总督，请求他的胜利者减低残酷与贪婪的程度：
我们是这一新世界的灾疫，
自大、贪婪而不公正……
只有我们才是这儿的野蛮人；
那单纯的野蛮人，
他们虽然生性勇猛与我们勇气相当，
而在德性上，则比我们优越。巴黎连续20个夜晚赞赏着这出戏，付出了5.364万利维尔，伏尔泰将他分内的收入，赏给了演员。
公元1736年8月8日，伏尔泰收到了普鲁士腓特烈的第一封信，而展开了一段有名的交往，与一段悲剧性的友情。也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俗人》这一首诗，这首诗读起来像是预先为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公元1750年出版）作了答复。伏尔泰对一些幻想家所作的主张感到不耐，他们把那“友善而热情洋溢的野蛮人”予以理想化，或是建议“回复自然”，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紧张、伪善与造作。他在种种历练之中，颇观得安然舒泰，而他也认为他应该为文明说一句好话。他在贫穷中找不出什么德性来，而疯狂与爱情两者之间，也无和谐存在。原始人也许是共产主义者，但只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这些人如果清醒，也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醇酒。“就我而言，我感谢这明智的大自然，为使我快乐。而让我诞生在这个饱受悲观论者责难的时代里，这一个亵渎的时代蛮适合我，我喜欢奢侈，甚至温柔乡的生活，爱好各种享乐与各式各样的洁净、有格调与优美的艺术。”这一切对伏尔泰而言，都比亚当的伊甸园好得多。“我亲爱的父祖亚当，你当坦白自承，你与夏娃夫人都有满含泥土的长指甲，而你们的头发也有点紊乱……而学者却徒然地试欲寻出伊甸园：……人间天堂实在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宗教界人士不喜欢他对亚当与夏娃的这一形容他们坚持《创世纪》是一部好历史，他们无法同意伏尔泰对亚当指甲与夏娃头发的观点。再度地，有传闻将要拘捕锡雷地方那位不虔敬的恶魔，他的朋友再度警告他，他于是决定出国旅行。公元1736年12月21日，他离开了锡雷与夏特莱夫人，以雷瓦尔为名乔装为一位商人，前往布鲁塞尔。那里的敬慕他的群众，拿他这一伪装寻开心，并且为了表示对他的仰慕，排演《阿尔齐雷》一剧。卢梭乃警告布鲁塞尔人，宣称伏尔泰业已前来传播异教。伏尔泰继而前往莱顿，那里的群众也都集合起来看他，再到阿姆斯特丹，并督导他《论牛顿》一书的出版。侯爵夫人开始担心他永远不再回到锡雷地方。她乃写信给达让塔尔：“两个星期以前，如果两个小时不见他，我便感到痛苦不堪；我常从我的房间写信到他的房间，而今两个星期都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或是一直在做什么。我恐惧至极。”最后，他总算回来了（公元1737年3月），他宣称在这到处追捕他的法国，只有他对侯爵夫人的爱情才能将他留下。
公元1739年5月，这一对爱人前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伏尔泰利用他在法律方面及其他方面的机智。而在一场影响到夫人财产的诉讼里为她辩护。然后，偕同侯爵，他们一起前往巴黎，那里，伏尔泰提出《穆罕默德》与《梅罗普》两剧给法兰西喜剧院，夫人也将她那三卷《物理法则》付印。这些“教训”里，她对伏尔泰与牛顿两人的理论都不加附和，而赞同莱布尼兹（公元1646至1716年，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的单元哲学。他们在9月回到锡雷，不久再到布鲁塞尔长居。继而在公元1740年9月，伏尔泰匆匆赶到克勒维斯，以便与当时已成为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首度会面，腓特烈不把夫人列入邀请的名单。11月，他经过350英里的痛苦旅程前往柏林，想为福勒里枢机主教扮演外交官的角色，而自此之后，他更常常担负着外交官的任务。夫人在同一时间前往枫丹白露。为伏尔泰居留巴黎的特许权奔波，很显然地，锡雷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地方。11月23日，她写信给达让塔尔说：我在枫丹白露所做的一切，只得到了残酷的报偿。我调和了最最困难的一些问题。我为伏尔泰先生谋得了他能公开回国的权利：也为他赢得当局的善意，并为他能让各学院接受他铺好了路。简而言之，在三星期内。我为他取回了他在六年中费力失去的一切。你知道他怎样回报我这样热心的奉献？他毫无情感地通知我，他已前往柏林，而他完全知道他在戳刺着我的心，并加给我一种无可言喻的折磨。我已发了高烧，我希望不久了结我的残生。你可相信当我感觉到我的哀伤将会结束我的生命时，我最萦绕于心的，乃是我的死亡将带给伏尔泰先生可怕的遗憾？我不能承受他对我的记忆，有一天将会带给他不愉快这一念头。所有曾经爱护过他的人，都不该去责难他。伏尔泰乃从波茨坦（柏林西南之一城市）与普鲁士王室的眷顾中挣脱开来而重回他爱人的怀抱。在他的回程上，他给腓特烈一封信，表明他就这件事的态度：我抛弃了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培植、尊崇我所崇拜的艺术，而去投向一个只读沃尔夫（莱布尼兹作品的注释者）的玄学之人。我为了一件诉讼案子，而与欧洲最可亲的王宫痛苦地脱离。但我并不会像一个白痴伏身在一个女人膝前叹息而离开你那令人敬慕的朝廷。然而，陛下，那个女人为我放弃了一切。而其他女人则会为这一切放弃她们的朋友。我没有不欠她的任一恩情。爱情通常愚蠢得可笑，但是纯粹的友情则有比一个君主的命令更为胶着的权利。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在布鲁塞尔重聚，由于夫人拖长的诉讼，那里也就成为他俩第二个家。公元1741年5月，他们参加了《穆罕默德》一剧在利维尔的首度演出，并受到观众的欢呼。他们兴奋异常地回到布鲁塞尔，但很快就阴沉了下来，因为他们愈来愈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恋歌即将结束。夏特莱夫人对伏尔泰的情爱，即使其本质为占有，仍然非常炽热，但是伏尔泰的爱情之火，已逐渐从他的笔头下消失。公元1741年7月，他在一封信里向夏特莱夫人表示他为自己愈渐减弱的热情而道歉：
如果你要我仍谈爱情，
请把我带回到谈爱的年岁；
在我日子的薄暮里，
如果可能。重让黎明复活。
我们死去两次，我看得很清楚。
爱与可爱的停止，
是一次无法承受的死亡：
生命不再则不算什么。公元1742年8月，他们前往巴黎帮忙《穆罕默德》（一剧在法兰西剧院上演。伏尔泰从福勒里枢机主教那里得到了官方的同意，准予上演。巴黎的首度演出（8月19日），乃是该年度文艺界的一件大事。甚多的官员、教士与诗人都跻身于观众之列。除了一些教士外，其他人都似乎满意，那些教士指控本剧系“反对基督教的一种血腥讥讽”。弗雷龙、杜德方丹与其他人都同予抱怨，虽然福勒里认为这些批评者对教士自己维护的主义有损，但他仍发出私人的劝告，要伏尔泰停止该剧的演出。在第四次全场爆满的演出之后，本剧终于停演了。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都在愤怒的挫折中，回到布鲁塞尔。
《穆罕默德》一剧是否反基督教？并不完全如此。它只反对盲目的宗教信仰以及对教义的狭隘看法，但它则以敌对的观点来描述先知，使得昧于历史的所有基督徒大为高兴。伏尔泰形容穆罕默德是一个自知的欺骗者，他将一个新的宗教推广在一个容易受骗的民族之间，利用这些人民的信仰作为掀起战争的一个鞭笞。为了征服麦加，他命令他的一个狂热者赛义德去暗杀那个反抗的酋长佐皮尔，当赛义德犹疑不决时，穆罕默德便责骂他，其所用之词句让有些观众听起来，似乎影射着基督教教士：
你在踌躇吗？胆大妄为的青年人，
稍一思测，即不虔敬。
凡胆敢判断者，均远离穆罕默德，
凡左思右想者，时常不易信仰。
你的职份端在服从。
我可未曾告诉你天意何在？
你可知道神圣的亚伯拉生在。
这儿，圣骸安葬在这儿——
他顺从上帝的呼声，
遏止本性的哭喊，
而舍弃他亲爱的儿子？
这同样的一位全能主，
要你作一个牺牲，
他对你呼吁着鲜血，
当上帝这样命令你，
你胆敢犹疑不前吗？
那么，捶击吧！借着佐皮尔的血，
换取永生之福。赛义德于是杀了这个老人，而佐皮尔在垂死之际，认出了赛义德乃是他的孩子。当然，这是对于利用宗教来认可谋杀与煽动战争的一项攻击。伏尔泰的原意也是如此，在他写给腓特烈的一封信中，他举出了一些以宗教为名的罪行：奥林奇·威廉、法国亨利三世与亨利四世的遇刺。但是伏尔泰否认本剧旨在攻击宗教，只是呼吁基督教成其为基督教。
福勒里枢机主教以委托他（公元1742年9月）尽力改变腓特烈的政策而与法国友好来安慰他。伏尔泰乃得意地以外交官的身份而与腓特烈在亚琛聚面。腓特烈看透他的目的，乃以诗词来应付他的政治。伏尔泰于是再度回到巴黎、夏特莱夫人以及戏剧之上。公元1743年2月20日，他最伟大的一出剧《梅罗普》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其成功一时缄闭了他敌人的嘴巴。
已有好几个剧本以此为主题，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0一前406年。希腊悲剧作家）早在一出只有残缺不全的部分留传下来的戏里予以运用。在一封序言性质的信里，伏尔泰承认他对维罗纳的Marchese Francesco Scipione di Maffei的感激，后者在公元1713年就已写了《梅罗普》这出剧本。这许多以《梅罗普》为名的戏剧之特色乃是这些剧着重在亲情而非性爱。落幕时，据说大部分的观众都泪水盈眶。这是法国戏剧史上观众第一次要求剧作家在戏台上亮相，依据可以相信的记载。他接受了观众的要求，而树立了一个受到莱辛（公元1729至1781年，德国批评家及戏剧家）指责的先例。根据其他记载，尽管受到他所坐包厢中两位公爵夫人的一再怂恿，伏尔泰仍拒绝现身到舞台上去。他只站起来一会儿，以答谢欢呼。腓特烈则评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悲剧之一”。吉本认为剧中的最后一幕，可与拉西纳的任何作品相媲美。
《梅罗普》一剧的成功，受到他不久之后竞选学院院士之失败而黯然褪色。他非常热心地参与竞选。甚至自称为“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以及“经由宗教认可的许多册页”之作者。路易十五世最初颇喜欢他，但是受到新首相莫勒帕的阻挡，后者抗议道，如果让这样一位不虔敬的人来承继福勒里枢机主教所遗留下来的空缺，将不适当。这个空缺后来由米勒波主教递补。腓特烈怂恿伏尔泰放弃这个对天才如此不重视的国度，而前往波茨坦与他本人住一起。夏特莱夫人反对这个建议而法国政府则劝他暂时接受这项邀请，并担任法国在柏林的秘密代表。渴望扮演政治角色的伏尔泰终于答应。再度跋涉于法国、比利时与德意志的旅途上。从公元1743年8月30日至10月12日，他费了6个星期来进行这项政治任务，腓特烈再次地嘲弄他的政治任务与赞美他的诗词。伏尔泰又回到布鲁塞尔与夏特莱夫人重聚，公元1744年4月，他俩又再度回到了锡雷居住，并企图再度燃起他们那渐渐枯萎的爱情。
夏特莱夫人在《快乐的特色》一文里认为：“在所有的情欲之中，追求知识的欲望最能增加快乐，因为这种欲望最不需要依靠对方。”然而，她把爱情称为：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最伟大的好事情，只有这一件事，即使读书的乐趣也值得为之牺牲。理想的爱情是两个人之间彼此吸引，而他们之间的热情则绝不会冷却或是过量。但是人们无法期望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和谐，那会太过完美。一颗能拥有这般爱情的心，一个能如此恒久不变而亲热的灵魂，也许在一世纪中才能遇见一回。在一封动人的信里，她总结了她对于这种希望的绝望心情：我在过去10年中，很愉快地与那位征服我灵魂的人相爱，在那10年中，我们完美地相互交往联系着。当岁月与病痛渐渐吞蚀掉他的热情，这待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着很长的时间了。我的爱是基于两方面的，我这一辈子都与他在一起，我那信任他的心灵享受着爱情的狂喜，以及相信本身被爱的幻觉。如今，我已经失去了这种快乐的心情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伏尔泰对夏特莱夫人的爱情，转变为断断续续的忠诚？他之声称由于体力的衰退，似乎是真诚的；然而在他这样说过一年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在一个女人膝前，像一个傻子般地叹息着”。事实上，他已经耗尽了他某一层面的生活与兴趣，那就是夏特莱夫人与科学。锡雷的孤立，不久便会使一般人大为乏味，只有当警察追捕着他与科学吸引他时，这地方才是个上天恩赐的所在。而今他已经再度地尝到了巴黎与他的一些剧本首演礼的乐趣，甚至在国家政治方面，他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即使有段距离，他也可感到朝廷的荣耀。伏尔泰的朋友阿尔让松侯爵。已被任做首相。他的朋友与债主黎塞留公爵。也成为国王的首席侍从大臣，甚至连国王本身也宽容他了。公元1745年，王太子即将与玛丽亚——特雷莎·拉斐拉成婚，当局必须安排一个豪华的节庆。黎塞留任命伏尔泰为这次盛会撰写一个剧本，而由拉谟配乐，诗人与作曲家须在一起工作，伏尔泰于是必须前往巴黎。公元1744年9月，他与夏特莱夫人告别了锡雷地方，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