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僧侣的反击
1715年至1789年间的法国，大约出版了900件为基督教辩护的作品。其中仅1770年一年中，即印行了90件著作。狄德罗的《哲学思想》、爱尔维修的《论智力》、卢梭的《爱弥儿》，各招致10种反驳。豪特维尔神父在《基督教徒对宗教的事实证明》一书中（1722年），和一世纪后的惠特利大主教一样，声称由奇迹证实基督教的上帝，就像尘世历史中被承认的事实一样值得采信。居永神父发表2册讽刺口味的《新哲学家的预言》（1759——1760年）。普吕什神父所著的《自然景观》，共有8册流传于世（1739一1746年）；计出版18次，所费不赀。此书道出科学的奇迹，以及自然界安排的证据，以证明智慧及权力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存在。如果人类在浩瀚的环境中感到迷惑，就让他谦逊为怀。我们不可因为无法了解，便否认上帝的存在。同时让我们感谢上帝创造壮丽荣耀的万物；戈沙（神父在15册《书信评论》（1755一1763年）中攻击布丰和狄德罗等的进化论假设。他卤莽地指出：“假设人曾一度为鱼，就引起两件事情中的一件：不是人类没有抽象而不朽的灵魂就是鱼类也具备这种灵魂——二者都是对上帝不敬的推断。”哲学家高兴地同意这段话。西又内神父在《基督徒的哲学》中（1765年），强调为支持道德，宗教不可或缺：纯粹俗世的抑制，对于不再相信上帝无所不知的罪犯而言，适足以加强其犯罪的心计。1767年，迈耶尔·尚东神父发行《反哲学字典》，一共再版7次。1770年，前耶稣会会员诺诺特神父与该会几位饱学会员，发行了他的《伏尔泰的谬见》一厚书。第一年即售完4版，8年里售罄6版。到公元1857年，福楼拜把它列为《包法利夫人》的一部分。盖纳（神父在《某些犹太人的书信》（1776年）中，以灵魂、情趣、文雅、知识四点替《圣经》辩护。他声称这些信札来自有学问的犹太人。伏尔泰承认盖纳（“一针见血”。拥护天主教的善男信女与教士，出版了《宗教报复》，展开每月一次对哲学家猛烈的攻击；到了1771年，这批人又开始发行《方法论百科全书》，这本书比狄德罗著的《百科全书》还浩瀚，对疑神论者的弱点展开挞伐。
唯物论者遭遇到一个高明的对手，那就是尼古拉·贝尔吉耶。他是法国东部贝桑松教区的神父。他所著的《自然神教本身之辩驳》（1765年），是“一位真正的教区司祭，对于卢梭想象中法国萨伏衣地方代理主教的答复”。他的《基督教证据的确实性》（1767年），获得教皇致函赞许。他51岁时（1769年）调升为巴黎圣母院的神父，并成为听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告解的神父。同年他发行《维护基督教反对揭穿基督教一书的作者》——吹起一阵反对霍尔巴赫的烈风。教士大会于公元1770年欣然通过让他获得一笔每年2000利维尔的恩俸。以便他有更多的余暇用来护教。一年之内他发表2册《审查唯物论》，这是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的答复。他再度指出心灵为我们认识的真实体：为何心灵应被贬为只有经由本身才知道的其他事物？他指出霍尔巴赫犯了几个矛盾：（一）这位男爵宣称上帝为不可知，然后又把无穷和永恒的特性赋给物质——但在他对上帝的观念时，他早已发现无穷及永恒为不可知。（二）他接受决定论，却又劝人改造行为。（三）他说宗教源于：甲、原始的无知，乙、教士玩弄狡猾手段，丙、制订法律者的奸诈——让他决定。这位神父不对《旧约》吹毛求疵。他解释道，由于笔录上帝话语的人，运用东方诸国的隐喻，因此，《圣经》不可老是逐字接受。《新约》为基督教精髓所在；基督的生活及其奇迹，证明了基督教上帝的存在。但是教会的权威不仅在于《圣经》，也寓于自基督使徒以来、经由主教牢不可破的神权递嬗，以及信仰的传统。在《基督教的审视》（1771年）一书中，他强调不论贝尔所表现的非常特质为何，无神主义必然破坏道德。
18世纪的法国，卫护天主教最卓越的教士当推纪尧姆·弗朗索瓦·贝尔捷。他12岁（1714年）进入设在布尔热的耶稣会学院就读，当时就以才思敏捷闻名。他的聪明对他的宗教虔诚，并无显著的影响。17岁时，他告诉父母希望加入耶稣会。双亲劝他从长考虑一年，他照做了，但也仍然坚持夙愿。他在巴黎见习修行期间，勤于读书、学习、祈祷，每天睡眠不超过5小时。他发展极快，19岁那年即被任命为布卢瓦学院的人文学教席。他在该校逗留7年，又再见习修行一年，然后被派往雷恩（法国西北部城市），后又转赴鲁昂（法国北部一城市。有著名之天主教堂。圣女贞德即在此城被处刑1担任哲学教授。公元1745年耶稣会任命他为《特勒乌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在巴黎发行。在他的领导下，这本杂志成为最受敬重的法国知识分子喉舌之一。该杂志文字，大都由他自己执笔。他住在寺院中一小室里，室内并无炉火取暖，起床后每小时都在工作。他的房门敞开，来者不拒。除了温暖他生命的信仰外，他思索每一样事情。伏尔泰的学生拉哈尔佩形容纪尧姆为“学者诸君普遍崇敬此人之渊博知识，全欧人士敬佩他之谦逊美德”。他具有法国人礼貌的风采，就是在辩论时也不例外。他抨击观念，而非人身攻击，他也赞美对方的才华。但他依然赞成宗教排斥异端。他相信上帝之子基督创立了天主教会。他主张基督徒，应以任何和平手段，防止教会过失的传播。在基督教国度里，反基督教的宣传应该制止，因其伤害了道德行为及国家。他认为“把天主教排斥异端与热狂的宗教迫害混为一谈，实属谬误”。但他并未许诺宗教迫害不再重演。公元1759年，他反驳教会排斥哲学家的指控。他说：“不信教的人呀！你指控我们为宗教狂热者，但我们并没有神鬼附体的着迷样子。反过来说，仇恨宗教的人却鼓励你们反对我们的教会，煽动你们成为明目张胆、漫无节制的狂热者，那真是不可思议。”
他不承认理智的普遍目的论。甚至就洛克的激情主义者一词而言，理智能及的范围也仅止于感觉而已。超过这个限度。所有的真实对理解力有限的人类必然永远保持着神秘。所以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在他无法凭理智澈悟的地方，就不再继续探讨下去”。试图促使宇宙抑或人类的传统及普遍信仰归属于个人理智的试验之下，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傲自大行径。一个谦虚的人将接受他同胞的信条，就是他不了解那些信条也无妨。在一个稀有卑鄙的时刻里，纪尧姆提示说，很多不信神者所以否认宗教，乃是因为后者妨碍他们的享乐。他预言，倘使这些不信教者得势，道德信条必然荡然无存，纵情纵欲，文明将消失于自私自利、快乐主义、欺诈与犯罪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会有道德责任；“因为它（决定论）不承认任何约束良心的法律，惟一有罪的人，将是不成功的人。”那么道德将仅仅成为权宜之计；没有公正的意识用以阻止聪明的少数人去滥用头脑较简单的大众；除了剥夺人民革命的企图外，没有统治者认为对老百姓还负有其他责任。
就我们所知，纪尧姆对《百科全书》第一册备致欢迎称赞之意。他以无可置疑的学问揭发其不正确处，以及该书抄袭之处。他指出由伊冯神父执笔的“行动”条目，占对开纸3栏篇幅之多。乃“全然而逐字抄自比菲埃神父的《最初真理专题论文》”。他称赞有关阿拉伯哲学的条目；但是他对“无神论者”条目表示失望。因为在该条目里，拥护和反对无神论的文字，其长度和生动有力可谓旗鼓相当，因而使读者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依然抱持莫大的怀疑。而在《百科全书》第二册里，反基督教的倾向，更为明显。他努力运用技巧攻击此点；他指出，《百科全书》谓政府当局的权威来自被治者的同意；纪尧姆认为这一见解对于世袭的君主政治构成危险。对于《百科全书》的被压制，他可能是促成者。
公元1757年4月份的《特勒乌杂志》中，他批评伏尔泰的《风俗论》一书：“当我们发现一个当代作家，滥用其值得尊敬的才华于重要的事物上时，真令人感到遗憾。”他以为伏尔泰的作品目的在“破坏教会和宗教，同时在他们所破坏的废墟上，建立哲学的大厦——一座忠于思想自由、誓言独立于所有权威、减抑及限制崇拜与道德的纯粹人类而世俗的哲学殿堂”。他指摘伏尔泰的偏见污辱了历史家；伏尔泰几乎全然无视于基督教的美德和服务贡献且感情用事地专门挑剔基督教教义和教史的每一桩可能的过失。他表示伏尔泰托言信仰上帝，但是他的著作却致力于推崇无神论。在同期的该杂志中，纪尧姆又提及伏尔泰的《处女》，他脾气勃发地嚷道：地狱从未喷出更致命的瘟疫……此处色情轻率地展示其最淫荡的画面；淫秽的文字，来自市场；……最粗俗的笑话正和其不恭敬上帝的言行相得益彰……这些诗篇散发的气味，足以感染社会上每一阶层、每一年纪的人，而使其腐化。伏尔泰并不急着答复。他仍然满心喜悦地怀念他的耶稣会老师们，依旧把仁慈而诚挚的波雷神父肖像，挂在他在费尔内的书房的墙壁上。但是在法国政府压制《百科全书》的发行时，他同意于达朗贝尔的呼吁，拿起武器反抗纪尧姆。他指责纪尧姆之所以反对《百科全书》，乃是因为该书和《特勒乌字典》分庭抗礼。伏尔泰认为后者是耶稣会的产物（其实只有部分内容如此，且非代表该会发言），而且他请求耶稣会和这位《特勒乌》的“新闻记者”断绝来往。“这个教士干什么事情！……每月从书店出售诽谤性而轻率批评事物的文选。”公元1759年7月，纪尧姆答复说：《特勒乌杂志》的编辑们，和主持字典的编辑们毫不相关；他承认身为一个“新闻记者”，“既不惬意，也难讨好，”但是他主张一位教士有权利用杂志以赞美好作品，同时谴责不良文字。他遗憾伏尔泰自贬人格而唯利是图；最后他希望这位“具备优良才华的人”，将在“上帝给他的有生之年”，重归“那个神圣的宗教——不但是自然教徒，也包括基督徒及天主教徒——那个他所由来的宗教”。11月间，伏尔泰发表一篇庄重的《疾病、忏悔与死亡的关系、与耶稣会教士纪尧姆的幽灵》（无疑是记取斯威夫特想象的埋葬约翰·帕特里奇的情节），伏氏在此文中告诉读者，纪尧姆如何在对着杂志打呵欠时死去。他在一封致埃皮奈夫人的信中，指出他采取这种方法辩论的原因：“我们必须促使无耻之徒及他的拥护者显得可笑。”
公元1762年法国各议会下令抑制耶稣会会员。纪尧姆怀着喜悦的心情卸下他的编务重担，他到达特拉皮斯特修道院，希望过安静而沉思的隐居生活。他请求耶稣会许其所求，但是该会检察长拒绝让他投闲置散。法王路易十五延请他担当皇家子女的家教，但是当法王于1764年下诏放逐所有法国耶稣会教士的时候，纪尧姆乃移居德国，1776年他获准返国。他和他的弟兄在布尔热地方过着退休的日子，并于1782年在该地逝世，享年七十有八。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二、反对哲学家者
当教士被逐、礼貌被弃、新闻记者着眼于哲学家之际，这场大战更显得血雨腥风；现在巴黎所有的才智及文字都施展在如何忍受及如何杀害上。我们看到1725年，伏尔泰如何遭遇一些困扰，以解救犯同性恋罪的皮埃尔，免于死刑的法律处罚。皮埃尔从未原谅他。1735年，皮埃尔开始发行《现代著作观察》杂志，一直到1743年止。皮埃尔在该杂志中担当所有品德，尤其是贞节的保卫者角色；他愤怒地指责当时文学里种种品行不检情事，以及不够完美的正统派学说作品，他成为伏尔泰最顽强的敌手。1745年皮埃尔逝世，由他的友人弗雷龙继续接棒。遂行其十字军运动。
弗雷龙为反对哲学家诸君中，最有能力、最勇敢、且才学最丰者。他是一位力能胜任撰写《玛丽·斯图亚特史》（1742年）的学者。他也于1771年完成8册厚的《德意志史》。他也是一位足以写作《方天诺战役赋》（1745年）的诗人。伏尔泰必视此诗为他自己的皇室历史家之诗的一侮辱的对峙。弗雷龙于1745年创办一杂志，名为《当代书信》。该杂志不止一次抽取伏尔泰之血。弗雷龙在发迹之前，有段贫苦的日子；有一次他因批评一位有地位的神父，而在法国巴黎的巴士底狱监禁达6个星期之久；然而他昔日曾精力充沛地奋斗了30年之久。他对伏氏怀恨在心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伏尔泰曾劝阻腓特烈大帝聘用弗雷龙为驻巴黎的通讯员。1754年他创设一新期刊，名为《文艺年》，他主编该刊，刊中文字多由他自己撰写，每10天出版一期，直到1774年为止。
弗雷龙钦佩布谢的宗教保守主义以及17世纪庄严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哲学家们对社会组织、道德支柱以及令人感到安慰的宗教信仰的了解，实在粗浅得该受责备。他说：没有一个时代的煽动性作家超过这个时代，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力量攻击上帝。他们自命为人道的提倡者，从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等于伤害人民、荼毒人类、剥夺人类惟一慰藉痛苦的希望。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推翻社会秩序、促使穷人反抗富人、弱者对抗强者，并且把武器送到千百万人的手上。这些人至今所以不致引起暴行，他们的道德及宗教意识、与法律之拘束，同样具有功劳。弗雷龙预言，对宗教的攻击，将动摇国家的一切根本。他预言了一世代以后爱德孟·伯克（1729——1797年，英国政治家及作家）的警告：无信仰者的盲目狂热，难道不是比迷信者的宗教狂热更荒谬、更危险吗？开始是容忍你祖先时代的信仰你不说别的话，只高谈容忍，然而却没有一个教派比现在更排斥异己……至于我，我主张文人不得秘密结社，且除了宗教、道德及光荣的团体外，不许其他团体产生。弗雷龙是一个敏锐的批评者。他绝不放过机会去刺戳哲学家意识上的漏洞。他嘲讽他们的独断主义，以及伏尔泰的领主权利而称其为“图尔奈伯爵”。当哲学家们称弗雷龙为流氓及顽固分子以为答复时，弗雷龙便回敬一拳，说狄德罗是伪君子，格里姆是阿谀外国名人的马屁精，并把全部不信教的人口叫成“骗子、恶棍、没有教养的自大者、无赖”。他指控《百科全书》作者偷窃雷奥米尔《论蚂蚁》一文的插图；《百科全书》作者否认此事；法国科学院支持这项否认；不久事实证明弗雷龙的指控正确。但是他在卡拉斯一案中，却没有做好；他指出证据证明卡拉斯有罪，他又撰文指称伏尔泰在替卡拉斯辩护时，“基于人道的立场因素较少而基于欲引起大众注意伏氏存在的因素较大，”而且“希望大家谈论他”。克莱龙小姐是一位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喜欢伏尔泰，并且拜访伏氏。弗雷龙殷勤地赞扬她的对手，并暗示有关某一个女演员不道德的私人生活。演员们愤慨于弗氏的推诿之词，认为弗氏本人不正当地妨害他们的私生活。黎塞留公爵不是通奸的迫害者。他劝法王路易十五把弗雷龙再送回巴士底狱监禁。但是皇后因弗雷龙“忠诚而热心地与哲学家们战斗”而赦免了他。当哲学家的友人杜尔哥当权的时候，《文艺年》的特权消失了（1774年）。弗雷龙以美食大饱口腹之欲，1776年因营养太足而死。他的遗孀要求伏尔泰收养弗雷龙的女儿，但是伏尔泰认为那样做无异对女人太过殷勤了。
有个字跟弗雷龙的30册书，对哲学家的破坏力，几乎不分上下——这个字是莫罗的讽刺文题目的最后一个字。其名为《有关卡库阿斯历史的新回忆》，莫罗说卡库阿斯是一种赤裸人形的动物，他们在舌头下面含着一袋的毒素；当他们说话时，毒液就混在他们的话里，污染了附近的空气。这位聪明的作者摘录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和卢梭作品中的文字；他声言这些人都是活生生世界的十足毒害者。他又控诉他们“纯为品尝作恶的乐趣”而写作。他称他们为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不讲道德者、利己主义者；但是卡库阿斯这个字把他们刺痛得最厉害：它暗示鸭子的刺耳聒叫声，以及疯人的喧哗不休，有时候（正如此字的含义）暗示厕所的臭味难闻。伏尔泰努力反驳，然而谁能驳得倒气味呢？
保守派分子得到鼓舞，并增加他们的打击力量。1757年，他们赢得一位有朝气、野心勃勃的生力军。帕利斯在1754年曾在代利斯地方拜访过伏尔泰，当时他持有希锐特的介绍信，信中说帕利斯是“由你的作品调教出来的弟子”。一年之后他在南锡（法国东北部城市）演出一出喜剧，剧中温和地讽刺卢梭。帕利斯在巴黎教导年轻而热诚的罗贝克女公爵，这位女公爵至少是舒瓦瑟尔公爵的朋友。善于指责错误的狄德罗，曾在所著《自然之子》一书之序言中，责难过她的品行不端。可能是为了安慰她，帕利斯于1757年出版《大哲学小札》，严厉抨击狄德罗，但是赞扬伏尔泰。1760年5月2日，在罗贝克女公爵的资助下，帕利斯提供其《众哲学家》这一喜剧，在法兰西戏院演出。此剧为当时优异的演出之一。此剧对待爱尔维修、狄德罗及卢梭，恰如希腊喜剧作家亚里斯托芬的作品于2183年前对待苏格拉底一样。爱尔维修被描绘成迂阔的哲学家瓦莱尔。瓦莱尔在剧中把利己主义的利他论介绍给才女西达里瑟听，观众立刻明白，这位才女就是影射若弗兰夫人，她家客厅常有哲学家逗留。狄德罗被描写成多尔蒂丢斯。剧中的仆役克里斯宾爬着出场，大声咀嚼生菜，巴黎人知道这是对卢梭的讽刺性描述。卢梭曾于1750年公开指责文明，并提倡“自然国”的理想。那是粗野但却合法的讽刺，除了被影射的受害人之外，每个人都津津有味地欣赏这场喜剧。罗贝克小姐的家里，曾经聚集过她的朋友、忠于她的人，以及几位和她一样爵位的世袭者。女公爵本身虽然因肺病而奄奄一息，来日无多，却也坚持利用自己热情的美色，替这喜剧的初次公演增色；在第二幕剧结束的时候，她召唤帕利斯到她的座厢里去，公开拥抱他；然后，咯出血来，被送回家。《众哲学家》一剧于29天之内，演出达14次之多。
同时，有一位卓越的人也一起来攻击非教徒，他就是法兰克侯爵。他是一位省长，擅长于作诗及写剧本。此种高明的才华使他膺选为法国科学院的会员之一。他在接受此项荣誉时，发表演讲，公开指责：骗人的哲学，自命为真理的机关，却用来作诽谤的工具。它自夸本身多温和、多谦虚，实则自命不凡、骄傲自负。哲学界的人。笔下洋溢勇猛和傲慢的口气，实则生命充满了恐慌。从他们标榜的主义，找不到确实的东西：从他们的伦理思想中，找不到安慰；没有规范给当代人信守：又不能替未来提示目标。法王路易十五赞扬这篇演讲词。伏尔泰在一篇不具名的7页长小册子《当》里，讥笑法兰克的就任讲辞。伏氏的《当》小册子里，每一段均以“当”字开头。例如：当一个人有幸被邀加入光荣的文学家社团时，是不需要在接受的演讲中讽刺文学家的；此举无异于侮辱该社团及大众……
当一个人不配当文学家，也一点没资格当哲学家，则他不适合说我们的国家只有虚伪文学以及空洞哲学……诸如此类，并不十分灿烂。但是不久，莫雷莱用大幅的纸张，以“如果”开头，不久又以“因此”为始；伏尔泰则接下去以“到、那个东西、那个人、是、否、为什么”等词为句首。法兰克为逃避这场暴风雨而逃回到他的故乡蒙托邦，以后再也没有在法国科学院出现。然而1772年他又以《透过怀疑本身的怀疑论宗教报复》一书而参与对抗。他力陈物质主义对道德没有约束力；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可以畅所欲为；我们只要规避警察就可以了。而且假若没有天堂，这位侯爵问道：“如何使人们安于国家指定给他们的隶属地位呢？”
1761年，加利亚尼神父自那不勒斯到达巴黎。他在巴黎的议论沙龙里，前后红了8年。他告诉喜欢他的哲学家们说，他们之中有几位提倡“回归自然”，真不啻是疯狂的企图，那样做将使文明人返回野蛮和暴行；他又说宇宙设计的证据，势不可挡；他并指出怀疑论终将导致知识的空虚，以及精神上的失望：凭借我们所受的启迪，我们发现空虚多于充实……空虚之感，长存于我们的灵魂和想象之中，乃是我们悲哀的真正原因。一切均已说尽做完之后，怀疑论是聪明人用来反对他自己的本能和趣味的最大努力。
……人们需要确实的事物……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女人（她们的想象力倍于我们）……无法作为不可知论者；崇尚不可知论的人只有在他们灵魂的青春强壮时期，才力足维系这种主张。如果灵魂渐渐老大了，某一个信仰又会再度出现的。不可知论是一项理智上的失望。为反击出类拔萃的加利亚尼、博学的尼古拉·贝尔吉耶、文质彬彬的纪尧姆、勤勉的弗雷龙、贵族法兰克侯爵、难缠的帕利斯以及喋喋不休的莫罗。哲学家们在这场笔舌大战中，使出一切武器。从推理、嘲弄到批评、辱骂，一一都用上了。伏尔泰放弃他的和平，冒着危险，常以富于机智而非争辩，去答复每一桩对哲学及理智的攻击。“把这些可怜虫的名字告诉我，”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说，“我将给他们恰如其分的对待。”
要作弄莫罗相当困难，因为他是皇后的图书馆员及史官。但是法兰克侯爵，用一点小手法就足以使他当众屈辱。帕利斯也可用双关语予以刺穿。马蒙泰尔因此写一首打油诗讥讽帕利斯，那是很难翻译的：此人一度名叫帕利。
最初人们叫他笨帕利斯。
后来叫他矮帕利斯，呆帕利斯，
然后是虚荣帕利斯，冷帕利斯。
作为长篇攻击演说的高潮。
以及公诸大众的讽刺诗文之结尾，
合适的词句立即出现了——
他们称呼他蠢帕利斯，
为屈就你的水准。
我用此词特为欢欣。
回想吧！如果你能运用那个工具，
但是不要写；最好读，你这个傻瓜。狄德罗延到《拉摩的侄儿》一书，转述帕利斯的淫乱，才算遂行了他的报复；身为一个哲学家，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但是他可谓持重。不去出版该书。在帕利斯死后，此书才在法国印行。但是莫雷莱立刻发出一个刺人的讽刺文字，既攻击帕利斯，也讥讽他的保护人罗贝克小姐。她在法院工作的朋友把莫雷莱抓到巴士底狱监禁（1760年6月11日），然而她由于死亡（6月26日）而使事情更为严重。卢梭营救释放了他，但自此以后遂和哲学家群断了交情。帕利斯的放荡，使得他胜利的成果受到了玷污。1778年他投入伏尔泰之流，再置身于哲学家阵容中。
哲学家们攻击弗雷龙最力。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形容弗雷龙为受雇文丐之流，谓弗氏为百万富翁贝尔廷的食客。伏尔泰把他最聪明的妙语之一献给弗雷龙：有一天在峡谷中，弗雷龙被一条蛇咬了一下。你以为结果如何呢？毒死的竟是那条蛇。这种经常穿插在伏尔泰以及18世纪的良好风范中最典型的粗鄙代表作。就是他描写弗雷龙为“来自皮尔背后的一条虫”。然而严重的攻击出现于伏尔泰的剧本《从苏格兰来的妇人》。1760年7月26日，该剧在法兰西斯剧院公演。剧中以明显的夸张口吻讽刺帕利斯的《众哲学家》，指称帕利斯应负起法军战败及法国败政崩溃的责任。弗雷龙则被形容为穷文人街的小文丐，专门制造丑名于字里行间。伏尔泰这本剧本，用来形容弗雷龙的词句，计有恶汉、卑鄙者、可鄙者、间谍、沉迷于欢场者、蛇及猥亵的温床等等。伏尔泰依照惯例。让这家挤满了友人及弟兄高谈阔论。伏氏这一剧本的演出与帕利斯的剧本同受欢迎。5个星期内演出16次之多。弗雷龙偕其娇妻参加伏氏该剧的首次公演，并引人注目地领先喝彩鼓掌，因而免于一场暴风雨的侵袭。伏尔泰认清他的对手够勇敢。有一位访客问伏尔泰，在巴黎要鉴别新书的价值，应该请教谁，伏尔泰答道：“请教弗雷龙这家伙吧！……他是惟一有鉴赏力的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我并不喜欢他。”
三、会士的没落
耶稣会突然的崩溃，大部分虽然由于巴黎议会而非由于哲学家的影响，但总显示出时代大势之所趋。耶稣会创始人称它为“耶稣公司”，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命名为耶稣会，“教会执事们共同的托钵组织”（那就是说，一个宗教组织，有其规定的公约，且靠人家布施为生），这些“耶稣会士”，如同他们的批评者所说的，在一个世纪之中，成为天主教会里最有势力的教士团体。1575年左右，他们已经在法国建立12个学院了；他们很迅速地主宰了法国年轻一代的教育。200年来，法国每位皇帝都选任耶稣会会士作为皇帝的听忏人；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也群起效法；凭着这个方法以及其他种种手段，耶稣会实质上影响了欧洲历史。
几乎在巴黎开始有耶稣会会士时起，他们就遭受议会和巴黎沙本神学院（13世纪中叶设立）的反对。1594年议会指控耶稣会教唆让·沙泰尔企图杀害亨利四世，1610年该会又控诉耶稣会士煽动拉瓦亚克谋杀皇帝。议会提及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玛丽安娜，玛丽安娜曾辩护某些情况下，弑君的道德性。但是不论议会的指责如何有力，耶稣会在数目及势力上都愈来愈大。它左右法王路易十四的宗教政策，促使路易十四攻击皇家安息院的詹森派教徒说他们是装作天主教徒的加尔文派教徒，后来由帕斯卡尔（1623——1662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所执笔的《各省通信》（1656年起）仍然受到法国少数知识分子的注意。然而，至1749年耶稣会在法国仍拥有3350位成员，其中1763人为僧侣。在法国的僧侣群中，耶稣会教士以出最优秀的学者、最聪明的神学家、最雄辩的传道者、最忠诚、勤劳和成功的拥护教会者而闻名。他们促使科学进步，并影响了多种艺术形式。一般人都同意他们为欧洲最好的教育者。他们的朴素德性颇为突出，而且他们运用种种诡辩策略，把基督教徒的道德要求，灌输给一般平民；虽然如此，他们却从未宽恕贵族或皇帝的通奸行为。由于他们辛勤的贡献及忍耐的坚守原则，他们使自己成为一股影响政府决策及人民心灵的力量。有时候似乎所有欧洲人都将拜倒在他们团结而训练有素的坚韧意志之下。
他们的权力几乎毁灭了他们。国王们都很清楚地看出耶稣会士的教皇至上论，如果不予制止，势将使所有的俗世君主，变成教皇的臣子，从而恢复罗马教皇的权威。耶稣会跟皇帝的关系，虽然比其他团体都要密切，但是该会仍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皇帝。虽然在神学和道德方面。他们的主张比较自由开明，且努力协调科学和教会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为了培养大众对教会的虔诚，遂支持玛格丽特的声明，谓基督曾显现在她面前，圣心上燃烧着热爱人类的火花。耶稣会士栽培笛卡尔、莫里哀、伏尔泰与狄德罗，结果只看到这些灿烂人物回过头来反对他们，以及驳斥耶稣会教育的全盘体系。
耶稣会设立的学校，被指控拉丁文课程太多；且只传授传统的旧思想，妨碍了知识的发展；着重记忆性的资料以及被动地服从：如此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较充分地利用科学及以更面对现实的眼光面对人生。因此达朗贝尔在题为《学院》的登于《百科全书》的论文中，慨叹耶稣会学校学生浪费6年光阴在学习死的语言这一件事；达朗贝尔建议多多注重英文和意大利文，以及历史、科学和现代哲学；他呼吁政府掌管教育，在新学校内创设新课程。1762年，卢梭印行《爱弥儿》一书，主张教育改革。
然而促使法国境内耶稣会没落的，哲学家只是次要因素而已。互相之间的停止攻讦。麻木了彼此的仇恨感；无信仰者敬佩耶稣会士的博学与人品。而这些耶稣会士则努力企图使错误的怀疑论者返回正统的教会。伏尔泰发觉他很难向他从前的老师们挑战。他曾经把他的作品《亨利亚德》，呈请波雷神父改正任何有损教会的情节。在《鉴赏力之塔》一文中，伏尔泰赞扬耶稣会教士的文学欣赏能力，以及他们之广泛运用数学以教导年轻人。《特勒乌杂志》对《亨利亚德》、《查理十二世》、《牛顿的哲学》等著作，均给予好评。当伏尔泰在波茨坦与腓特烈大帝结交后，这种伏尔泰与耶稣会之间半真诚的和好遂告寿终正寝。耶稣会领袖不久放弃了他，说他是个迷失的灵魂，但迟至1757年。其中有些人还企图使伏尔泰与耶稣会化干戈为玉帛。1758年以后，伏尔泰在费尔内与当地耶稣会士维持友好的关系；一些耶稣会教士很欣赏伏尔泰的好客；同时伏尔泰又在长达100页的《风俗论文》中攻击教会，且替《哲学字典》撰写反对基督教会的论述。当他听到大牧师卡瓦洛非难葡萄牙的耶稣会士（1757年起），且烧死耶稣会士马拉格里达（1764年）时，伏氏即公开责备卡瓦洛做法不公正，并指责死刑为一种暴行。但是在那些年头里，他一直在与教会斗争，而他的“弟兄”的著作，狄德罗的、达朗贝尔的及莫雷莱的，都一一削弱了法国耶稣会的力量。
普遍信仰自然神教的共济会分会，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削弱的行动。但是这场悲剧的最大促成者，却是个人和阶级的敌对。蓬帕杜尔夫人无法忘却耶稣会教士。在她飞黄腾达的旅程中，时时刻刻在打击她，且在皇帝占有她的时期，耶稣会士也始终拒绝赦免皇帝；而当她突然改变信仰，皈依教会时，又拒绝接受她。贝尼斯枢机主教，一直是这位侯爵夫人的好朋友，他后来声称法国耶稣之所以遭受压迫，主要是因为耶稣会的听告解者。不愿赦免蓬帕杜尔夫人的罪，而不管她本身如何保证她和路易十五之间，已不再有肉体上的关系。路易十五反应了她的愤怒。为什么这些对别人慈悲为怀的僧侣，却不能谅解这位照亮他孤寂、厌倦的生命的妇人？在国王努力筹集财源以支援饱尝战祸的陆、海军，以及供应他后妃的挥霍时，这些耶稣会士为什么却不停地增加自己团体的财富？达米安曾企图刺杀国王；耶稣会士与这件企图并无足资证明的关联：然而达米安曾经向一位耶稣会士告解过：难道业已谢世的耶稣会士中。没有人主张弑君吗？国王遂开始在皇宫里，谛听舒瓦瑟尔及其他半真半假的伏尔泰主义者的话。这些人声称，国家自教会的束缚中解脱的时机业已来临，以建设一个不受反启蒙运动者的僧侣及中古神学影响的社会和道德秩序。陷于漆黑一片的迷信气氛中的小国葡萄牙，如果都敢放逐耶稣会士，这为什么又不足以构成对法国的启化作用呢？
受了这种敌意的侵袭，加上被普遍怀疑在7年战争中，促使法国遭受奥地利的拘束，耶稣会会士因而遭遇奇异而突如其来的不受欢迎。1757年，法军在罗斯巴赫被腓特烈大帝打败，法国的命运显然达于最恶劣的地步，跛脚残废的士兵，在巴黎街头到处可见。耶稣会士于是成为人家嘲弄、造谣、诽谤的对象甚至有关鸡奸的话题也不迳而走。他们被控为俗世化、异端邪说、贪图财富及作为外国权力的秘密代理人。很多俗世牧师批评耶稣会的神学太自由化，耶稣会的决疑论过于损贬道德，耶稣会的政策就是把法国出卖给罗马教皇。1759年，达朗贝尔写信给伏尔泰说：“纪尧姆弟兄以及他的共犯，在这些日子里，不敢在街头露面，因为害怕群众会把葡萄牙橘子对准他们的头扔过去。”
加于耶稣会的种种压力，以巴黎议会的敌视最为厉害。该议会的成员，是一些贵族身份的法官和律师。他们穿着长长的衣服，有如教士的袈裟一样令人敬畏。这个第二等贵族集团，由于组织良好，雄辩滔滔，于是很快就掌握大权，并急急忙忙向僧侣的权威挑战。更进一步说，议会分子主要是詹森派教徒。不论詹森派教义已受到多大的压制。詹森派严肃不苟的教条，圣保罗硬化了基督所创较温和的基督教之阴郁结果，博得了大部分法国中产阶级的好感，同时，法界人士更以为詹森派教条合于逻辑，并在该派内看出，反对耶稣会的力量。耶稣会曾经严厉要求路易十四追捕詹森派教徒，直到完全消灭为止，并曾呼吁路易十四迫使詹森派教徒，勉强听命于教皇的训谕。这无异使詹森教派成为异教，而比无神论者更抬不起头来。要是能有机会报复这些伤害，让詹森派教徒为所受的宗教迫害报仇就好了。
耶稣会把这个机会奉送给巴黎议会。耶稣会士代代经营工商业赚钱，以维持他们神学院、学院、传教、政治活动的开支。在罗马他们垄断了几样物品的产销；在法国的昂热，他们经营一家糖厂；他们在国外有无数的贸易站，例如果阿（印度西海岸之一地区，葡属，现为印度占领）就是；在西班牙所属及葡萄牙所属的美洲土地，他们都是当地最富有的企业家。私人企业抱怨这种竞争。甚至于善良的天主教徒，也不禁怀疑，为什么一个发誓安贫的教团竟会积聚如此多的财富。耶稣会中最有活力的企业家之一瓦莱特神父，担任耶稣会驻安的列斯群岛的检察长。他利用耶稣会的名义，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广大的农场。他雇用大批黑奴出口糖及咖啡到欧洲。1755年，他向马赛各银行借进一笔巨款，为了还清这笔贷款，他就输出一般货物到法国；这艘船，连同价值200万法郎（约等于500万美金）的船货，于1755年被英国海军逮捕，时为“七年战争”初期。瓦莱特希望补偿这些损失，又借进更多的钱；他终于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负债额高达240万法郎。他的债权人要求给付，并要求耶稣会对瓦莱特的债务负责赔偿。耶稣会领袖予以拒绝，声称瓦莱特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以教团行动。银行家因而控告耶稣会。法国耶稣会政治专家弗赖神父，建议此事由议会解决。1761年3月，终于照弗赖的话去做，这一教团的命运，遂掌握在其最顽强的敌人手中。这时，有一位耶稣会士呈递一封秘密信给法王，请求以仇视耶稣会及教会的罪名，免去舒瓦瑟尔的内阁职务。舒瓦瑟尔替自己辩护，获得成功。
巴黎议会抓住这个机会，对足以暴露耶稣会组织及活动内容的会章及文献，加以检查。5月8日，议会的判决对原告有利，该会并命令耶稣会付清瓦莱特的一切债务。耶稣会就着手和几个主要的债权人协商。但是在7月8日，泰雷神父送给议会一件“有关耶稣会道德及实践信条”之报告。议会乃以这件报告作依据，于8月6日发布两道命令。其一是判决烧毁耶稣会前2世纪的大批出版品，因为这些刊物“教唆谋杀的可恶”原则，有碍平民及统治者的安全；议会又禁止法国耶稣会增加成员；并下令所有法国境内耶稣会学校，除非得到议会的许可，否则都应于1762年4月1日以前关闭。其他判令。则接受大家对耶稣会滥用权力的控诉。8月29日，法王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议会同意在4月1日之前。暂时把它们置诸高阁。为此而烦恼的法王，企图求得一个妥协的办法。1762年1月，他发出一桩建议给教皇克雷芒十三世及耶稣会检察长洛伦佐里奇，提议此后法国耶稣会会长的一切权力，应该分给5省的僧侣，后者则须服从法国法律，遵守1682年的加利亚教派条款。（该教派为1870年以前，法国天主教会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之一派）法王此一建议，实际等于使法国教会摆脱了教皇的控制；尤有进者，法国领土内耶稣会建立的学院，必须服从各议会的视察。教皇与洛伦佐都一致拒绝接受这项建议，他们的答复具有挑战性：“让耶稣会保持原状，否则干脆不让它存在。”为了帮忙耶稣会，教皇克雷芒十三世直接求助于法国的僧侣，这是违背法国法律的：法国僧侣拒绝接受这项要求，并把教皇的信寄给法王，法王又把它寄回给教皇。
各省的议会现在粉墨登场了。各种的报告积存起来，作为控诉耶稣会的资料。布列塔尼的雷恩议会，于1761——1762年，接到总检察官路易斯呈送的一份《耶稣会会章报告书》，大为动容。这件报告指责耶稣会为异端邪说、崇拜偶像、不法行动以及教导弑君；它指出，耶稣会主张每一位会士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住在罗马的教皇及该会总监；所以根据会章的规定，耶稣会对法国及法王构成威胁；耶稣会会章又声称国家无权教育儿童。1762年2月15日，鲁昂议会命令所有住在诺曼底的耶稣会士，空出他们的房子和学院，解聘所有的外国籍老师，并接受加利亚教派条款。雷恩、普罗旺斯地区支克斯、坡市、图卢兹、佩皮尼昂，以及波尔多等地的议会也群起效尤。到了4月1日，巴黎议会下令强制执行其命令，将其辖区内耶稣会学校划人管辖。
俗世教士虽然一向嫉妒耶稣会教士，这次却试图解救他们。法国主教们于5月1日集会。呼吁法王赞助耶稣会：一个有益于吾国的团体……这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其完美的人格，多么值得赞佩；他们的戒律，多么严格；他们多么辛勤而博学，他们为教会提供了无数的服务……陛下！无论如何请支持耶稣会：宗教宣称他们为护教者，教会声言他们为牧师。基督教徒说他们是良心的保障者：你的百姓中。有无数人是他们的学生，现在也代老师向你恳求：吾国的所有年轻人，为栽培他们心智的人祈祷。陛下！请勿对我们联合的呼吁置若罔闻。王后、她的女儿们、皇太子以及朝廷中其他有宗教虔诚的集团，也都为耶稣会求情。但是舒瓦瑟尔及蓬帕杜尔夫人现在却断然地劝告国王向议会让步，关闭耶稣会学校。他们提醒法王不久他必须增加新税目。这需要事先获得议会的同意。当法王为对立的建议左右为难时。议会也展开决定性的步骤。1762年8月6日，议会声称耶稣会与法国法律相抵触，耶稣会士誓约拒绝忠于法王，并指出该会服从外国权力当局，等于是一个外国团体留驻在一个设想的主权国内；因此，议会命令耶稣会在法国解散，并命令耶稣会士所有在法国的财产，在8天之内全部撤走，否则议会将声言没收这批财产，献给国王。
法王延迟了8个月，才充分执行这项命令。贝桑松及杜埃两议会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第戎、格勒诺布尔、梅斯3个议会则采取妥协的态度。但是巴黎议会丝毫不让步，1764年11月，法王路易终于下令全部压制法境耶稣会士。没收的财产数达5800万法郎之巨，对于法王的免于毁灭，可能有助。被放逐的耶稣会士，得到一小笔养老金，并获准暂居巴黎；但是在1767年，巴黎议会命令所有耶稣会士离开法国。只有几个人弃绝该会，继续留住下来。
驱逐耶稣会士对于贵族、中产阶级、文学界以及詹森派教徒都甚惬意。但是国内其他人士则不表欢迎。博蒙特，身为巴黎大主教，极力责难议会的放逐行动。法国僧侣大会（1765年），对耶稣会的陨落，一致表示悲悼之意，并要求恢复该会。教皇克雷芒十三世，下谕宣称耶稣会士的无辜；教皇此项训谕，在几个城市街头被执法者烧毁，因为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哲学家们最初为放逐行动而欢呼，说这是令人鼓舞的自由思想之胜利，达朗贝尔愉快地摘记《圣经》学者让阿斯特吕克的批评：“不是詹森派教徒，而是《百科全书》杀害了耶稣会。”数目可观的自由思想出版品，急速地增加；放逐耶稣会士之后10年，霍尔巴赫和他的助手，把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演变而为无神论。
然而，哲学家再度思考后，认为胜利果实绝少属于他们，而大部分属于詹森派教徒与议会，且自由思想从此面对一个比耶稣会更为排斥异端的敌人。达朗贝尔在所著《耶稣会毁灭史》中（1765年），对耶稣会的厄运。只表示一种平息了的得意：实在说来，大部分耶稣会士，对会务未有主张……这些人不应为他们领袖的过错而受苦，如果这种优待办得到的话；我们把成千的无罪者，与20个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实令人感到遗憾。耶稣会的覆灭，将大有助于理智的启发——假如詹森派教徒的排斥异己不会继承耶稣会不容异端的余绪的话……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教派中选择其一，则我们应该比较喜欢耶稣会，因为它暴虐的成分少些。耶稣会——容纳那些声言不与他们为敌的人——允许人们凭爱好思考。詹森派慈徒要每个人的想法和他们一致。如果詹森派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将会对心灵、言论与道德施以最暴烈的宗教制裁。似乎为了解释这些观点，詹森派的巴黎议会，在1762年，也就是它下令解散耶稣会的同年，同时下令当众烧毁卢梭比较有宗教意味的《爱弥儿》一书；图卢兹的詹森派议会，也在此年把让·卡拉斯处以车磔刑；1765年，巴黎议会烧毁伏尔泰的《哲学字典》。一年之后，亚布维法院判决年轻的拉巴尔骑士的鞭笞与死刑，也获得巴黎议会的批准。
1762年9月25日，达朗贝尔致函伏尔泰说：“你知道昨天我听到什么有关你的话吗？人家说你开始同情耶稣会士，并试图撰文支持他们。”伏尔泰一直是富于同情心的，现在反对耶稣会的战斗，似乎彻底成功，他听到他业已谢世的恩师们发出责备的呼声。他把一位被放逐的耶稣会士亚当带回在费尔内的家。亚当处理伏尔泰的赈济工作，且常常在弈棋时打败伏氏。伏尔泰警告路易斯说：“留心呀！免得有一天詹森派教徒和耶稣会造成同样的伤害。如果他们把我从狐狸身旁，送到狼爪之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担心詹森派教徒。会像17世纪英国清教徒将关闭剧院，而剧院几乎是他最酷爱的东西。因此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尔道：“耶稣会士的存在。有其必要；他们是娱乐的对象；我们开他们的玩笑。而我们正要被腐儒征服了。”他之所以有意原谅耶稣会士，只因为他们爱好古典文学和戏剧。
伏尔泰的朋友兼敌人腓特烈大帝同意这些意见。1764年腓特烈问利涅王子道：他们为何摧毁雅典与罗马仁慈的贮藏所。那些人文主义也许是人道的卓越教授——耶稣会士？教育将遭受……但是与我如弟兄的国王们、多数的天主教徒、多数的基督教徒、或最虔诚且最听命于教皇的人，都把耶稣会士推倒在地上。而我，一个最异端的人，却尽量收容耶稣会士：我保护这一种族。达朗贝尔警告腓特烈大帝说，他对这种友善感到懊恼，并提醒腓特烈，耶稣会反对过他的征占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责骂这位哲学家说：你无须担心我的安危；我一点也不怕耶稣会士。他们能够教导国家的青年，而且教得比别人好。战时他们站在另外一边，那是真的。但是身为一个哲学家的你，实不该责备一个以仁慈和人道对待全人类的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团体、什么宗教。试试使自己多像个哲学家，而少像个玄学家吧！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整个耶稣会时，腓特烈大帝便拒绝教皇的训谕刊布在他的领土里。耶稣会的财产和功能，因而得以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维持下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女皇）对于居住在1772年并吞的一部分波兰土地上的耶稣会士，并未加以干扰。对于后来迁居俄国的耶稣会士，她也加以保拶。耶稣会士在那里辛勤工作，直到他们的复兴（1814年）。
四、教育与进步
耶稣会既已消失，现在谁来教育法国青年？时值混乱，但也敞开教育革新的大门。
因告发耶稣会而得意的路易斯，抓住这个良机，以一册《国民教育论文》（1763年），呈献给法国。该书受到哲学家的表扬。他建议，法国学校不应由一个宗教团体手中落入另一宗教团体的掌握——例如落入基督教兄弟会或祷告会的控制。他绝不是无神论者；他至少赞美教会对道德的支持。他希望道德观念深植人心，受到尊崇。但是他不愿看到僧侣操纵教育。他承认许多传教士都是出色的老师，其耐心和虔诚无可匹敌，但他指出，教士的控制学校，迟早会禁闭心灵，令人无法产生新观念，并使学生忠于外国的权力当局。教导道德规范，应摆脱宗教色彩；“道德法的重要性远胜于神和人为的一切法律又即使这些法律未曾公布，道德典范仍旧存在。”路易斯也希望以国家主义者的理想，去从事教育；国家主义便是新宗教。“为国家着想。我主张国家当局自办教育。”师资须由俗人担任，如为教士，则须住在俗界，而非属于某一教派。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怎样生活，而不是教他如何升天堂，不在教他盲目服从，而是要他努力于专业、行政及工业艺术。教学用法文，而不用拉丁文；拉丁文课应减少，英文、德文课加多。课程须包括很多科学，科学从最低年级教起；就是5——10岁的孩子也能吸收地理、物理及自然史的知识。学校应增添历史科目：然而“写史家与史书读者均感不足的，厥为哲学思想”：路易斯在此把胜利归于伏尔泰。较高的年级应学习艺术与鉴赏力。应多做准备，让妇女受教育，但没教育穷人的必要。农夫的儿子。在田里学到的东西胜过他在学校得到的。更多的教育，仅足以使他不满意于他本身所属的阶级而已。
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孔多塞都为这最后的意见而震惊，但是伏尔泰则持赞成的立场。他在致路易斯的信中说：“谢谢你禁止劳动阶级受教育。我耕种土地，需要的是动手操作的工人，而不是削发受戒的僧侣。把特别无知的弟兄送到我这里，让他们驾我的大马车。”在致主张教育普及的达米拉维尔信中说：“我怀疑那些只能靠臂力过活的人，是否有多余的时间受教育，在他们变成哲学家之前，将死于饥寒。我们必须教导的不是劳力的工人，而是都市的中产阶级。”在其他论著中，他迁就初等教育应普及大众的建议，但是他期望中等教育要有充分的限制，以便让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担当社会的劳力工作。伏尔泰认为教育的第一项工作。在于结束教会的灌输信仰。他认为后者乃是大众迷信和宗教狂热的起因。
由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要求，狄德罗于1773年草拟《俄国政府大学计划》，他和路易斯一样，公开指责传统课程，这和我们今日所听到的说法相同：大学的文理学院依然教授……两种死文字，这两种死文字只对少数公民有用，而且学了六七年都学不透彻。在修辞学的名义之下，说话的艺术教授在先，思想的艺术施教于后：在逻辑的名义之下，满脑子填满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狡辩；……在形而上学的名义下，无关重要而使人困惑的问题拿出来讨论。铺下怀疑论及偏见的基础。在物理学的名义下。无休止地争论世界上的物质和系统，对于自然的历史（地质学、生物学）却只字未提，对于化学、个体的运动和重心。也毫不论及；实验课极少，解剖标本几乎没有，地理学也未被列入课程中。狄德罗呼吁教育由国家管理，聘请世俗教师，教授更多的科学知识；教育应该切合实际，产生优秀的农艺学家、技术人员、科学家及行政管理人员。拉丁文应于17岁以后才学习；如果学生将来用不到拉丁文，则不必学；但是“一个文人若没有希腊和拉丁文的知识。则不足以为文人”。由于天才在任何阶层都可能出现，所以学校应为所有人而开放，不收费用；穷家子弟应得到免费的书籍和食物。
法国政府在如此驱策之下，努力防止因放逐耶稣会士可能引起的教育中断。耶稣会遭没收的财产，大量用来重建法国500个学院。这些学院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路易大帝学院改为师范学校，用以训练师资；薪水合理，教师免于市税，退休后有养老金。圣本笃教团的僧侣、祈祷会会士、基督兄弟会会员可担任教师，但是哲学家极力表示反对，获得一些效果。天主教教义仍列为课程的一部分，然而科学与现代哲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一些俗界教师开始灌输哲学家的思想。学院里建立实验室，并拥有实验物理学的教授。技艺及军事学校见于巴黎及各省。有人警告说新建的课程将改善智力，而非品格，将削弱道德及纪律，并导致革命。
然而，哲学家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的改革。大体说来，他们相信人性本善，一些虚伪而邪恶的教会方术及政治活动令人败坏；他应该做的是使自己不使用诡计，归于“自然”——自然一词并无令人满意的定义。正如我们将明白的，这便是卢梭学说的精华。我们曾经指出爱尔维修坚信“教育能改变一切”甚至于持怀疑论的伏尔泰，有时也认为“我们为猿猴的一类，能经由教育做出合理或不合理的行动”。相信扩展及改良教育能促进无限的进步，成为新宗教一贯的教条。天堂与理想国是两个相对的水桶，在命运的水井中七上八下；一个水桶沉下去，另一个上来；它们轮流成为人们希望的对象。当两个水桶空空地升上来时，恐怕文明就会失去重心，趋于凋谢。
杜尔哥于1750年12月11日，在巴黎沙本神学院讲演他的新信仰，题目是“人类心灵不断的进步”：人类，从其最早的起源看来，在哲学家眼中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就像每个人一样，有其幼年期及成长期……举止逐渐温和；心智愈有教养；至今仍各自分离的国家间，关系较为接近了；贸易及政治关系使地球上各角落息息相关；而人类的整体，经由治乱的变迁，透过苦乐的交替，仍继续其前进的旅程，虽然脚步缓慢，但一步步迈向更接近完美的境界。伏尔泰表示迟疑的同意：我们可以相信理性及工业总会一再进步；有用的艺术将获改善：使人们感到痛苦的邪恶、偏见——这些并非吾人最小的祸患——将逐渐从统治者之间消失；而流传广远的哲学将给多灾多难的世人以精神安慰。1774年这位行将就木的哲学家，对于杜尔哥的得势表示欢迎，因为伏氏对大众毫无信心，他所殷殷期待的是国王的开明。我们不能教育下等社会的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普通人类社会；在他们知道用脑筋思考之前已因一天的辛苦工作而累倒了；但是我们可以教育少数人，他们位居高贵，我们也可以教导王君。这个“开明君主”为人类进步的领袖之梦想，正是大部分哲学家期望人类进步之憧憬所寄。他们屡次预感到革命可能发生。但是他们害怕革命，而非希望它发生；他们相信理性将战胜统治阶级，牧师和统治者将听命于哲学，同时，他们将使可以防止革命并让人类走上康庄大道的改革获得实现。因此他们赞扬腓特烈二世的改革：他们谅解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罪恶；而且要是他们健在，他们将为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感到快乐。我们对于政府的信仰除了只是那种复活的希望以外，还有什么呢？
五、新道德
一项棘手的问题存在着：如果没有宗教以超自然的希望及惧怕维持社会秩序，则国家能否存在呢？如果大众不相信渊源于神的道德规范，不信仰无所不知、奖善惩恶的上帝，则大众的道德能不能维系呢？哲学家们（除了伏尔泰以外）声称此种动机不是道德所需要的；他们承认，对于有修养的少数人说来，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而且有修养的少数人，其道德是否源于其所丧失的信仰，是否由于他们以前曾接受的宗教教养而来呢？
哲学家们为自然道德的效能而打赌。伏尔泰对自然道德表示怀疑，但是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马伯利及杜尔哥及其他人都主张可以脱离神学而独立的道德，因此虽历经信仰的盛衰，仍足以坚强存在。贝尔主张无神论者可能与信教者一样有品德：但是他认为道德就是和理性协调的习惯，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理性为何物，他并未解释。社会或个人之间，谁应该是理性的裁判者呢？如果“社会”或个人不协调除了权力之外，谁能判决是非曲直呢？社会秩序只是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刑罚者之间的竞争吗？道德仅仅用来计算侦知犯案的可能性吗？图桑在《道德》一书中（1748年）阐释自然道德；他也解释品德就是“忠于实践由理性所加诸的责任”；但是多少人是理性的呢？或者说如果他们能够理性，他们理性了吗？而且决定行动的人格，是否比理性形成得早呢？理性不是具有最强烈欲望的发泄对象吗？这些都是自然道德之前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哲学家同意，自爱的普遍性，为所有意识行动的基本渊源，但是他们相信教育、法律及理性足以使自爱转变为互相合作及社会秩序。达朗贝尔相信自然道德寓于：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人们的互相需要，以及该需要所加诸的互惠责任。由于这道理大部分被接受。因此所有的道德法有秩序而不可避免地与它产生关联。所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其解决与否，全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感情有时候阻遏问题的解决，但是从不能破坏问题的解决。而每一则特殊问题的解决……导致基本的原则，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利。后者则为所有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某些哲学家认为这就是假定在一般人之中，理性普遍占优势——那就是说，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受到充分的启迪，足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到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使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团体的好处调和，不生冲突。伏尔泰对这种自私主义者的理性，不表赞同。对他来说，推理似乎是一种很不平常的行动。他宁愿把他的道德建立在与利己主义无关的利他主义之上。他说这种利他主义源于上帝灌输于吾人的公平意识。他的哲学家朋友责难他在这个论题上，无异向宗教投降。
假定利己普遍性的哲学家们，大体上认为快乐至善，所有的快乐都可以享受，只要它们无损于团体或他个人自己。借用教会的方法，格里姆、霍尔巴赫、马伯利及圣朗贝蒂相继撰写问答教授法，以解释新道德。圣朗贝蒂以《一般问答教授法》为题，向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发表演讲：问：人是什么？
答：具备感觉及理解力的生物。
问：如果这样，他应该做什么？
答：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问：这不是利已吗？
答：这是必然的结果。
问：利己欲同样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吗？
答：是的。因为每一个人均以自卫及获得快乐为目的。
问：你认为快乐是什么？
答：一种享乐多于受苦的持续状态。
问：要获得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做什么？
答：培养我们的理性，并且依此行动。
问：理性是什么？
答：认识有助于我们幸福的真理。
问：利己不是常常引导我们发现那些真理并依据那些真理而行动吗？
答：不，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实行利己。
问：你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利己正确，有的人错误。
问：谁是利己正确的人？
答：那些致力于互相了解的人，那些不使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幸福脱节的人。哲学家把道德的实践建立于回忆基督教道德之上。因为崇拜上帝、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间接有助于道德，哲学家代之以对人类的直接忠诚。圣皮埃尔曾经建议以一个新词代表旧道德——那就是慈悲，此字我们约略翻译为慈善，但这意指在互惠的事项上互助及合作。哲学家同时强调人道，人道意为博爱主义、仁爱。这源于基督所宣布的两道圣诫之第二道。雷纳尔在责备欧洲人虐待黑人及东、西印第安人为不人道时，必然业已知道有一个西班牙主教亚斯·卡萨斯率先于1539年作过同样的责难了。但是帮助穷人、病人及被压迫者的新热心，主要是由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所引起的。法国法律的改革，归功于他的长期奋斗。法国的教士以慈悲闻名，但是如今他们看到的是，由于哲学家的提倡，使得基督教道德的实践获得可观的成就。道德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人道、同情、容忍、博爱、和平诸道德，其基础由宗教性转为世俗性，其对社会的影响，罕为从前所及。
面对由战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哲学家们在主张和平时，避免提及绥靖主义。伏尔泰赞成为自卫而作战，但是他认为战争无异抢劫，它使胜败双方都变得贫穷，它只使少数的王子、战争缔约者及皇家的情妇富有。在《哲学字典》“战争”一文中，作者强烈抗议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以及可能早就有入侵的念头。他说明皇族的良心多么容易趋于侵略：一个系谱家向一个王子证明他是一个伯爵的嫡裔。这个伯爵的祖先在三四百年前与一家族签订协定。那个家族，甚至在记忆里都不复存在了。那个家族从前对一个省有管辖权……这个王子和他的顾问立刻知道他的权利所在。距王子住处大约有几百里格（1里格约等于3英里）的这个省，无用地抗议它不认识他，它不愿被他统治，要管理该省人民，至少要先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位王子马上召集一大群一无所有的人，让他们穿上粗糙的蓝布……训练他们向右转向左转，然后向光荣进军。然而，伏尔泰却仍劝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他写过一篇爱国的挽歌，以哀悼于1741年为法国战死的军官：他也赞美法军队在方天诺的胜利。
哲学家排斥国家主义及爱国主义，因为这些情感，使人道及道德责任的观念变窄，且使国王易于驱策人民参战。《哲学字典》中“祖国”一文责备爱国主义为有组织的自我主义。伏尔泰请求法人勿夸大法语、法国文学、艺术及作战的优秀，并提醒他们的错误、罪行、缺点所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及达朗贝尔，就像德国的莱辛、康德、赫德、歌德与席勒，都是“好欧洲人”，然后才是法人或德人。像一种宗教及语言于中古时代在西欧提倡大同主义一样，大同主义的理想，就由法语及法国文化的传播，而弥漫整个欧洲大陆。1755年，卢梭提到“那些伟大的大同思想者，减少国与国间的隔阂，且像创造他们的上帝一样，把全人类拥抱在他们博爱的怀抱中”。另外他以显著的夸张法写道：“再也没有法人或德人之分了，有的只是欧洲人。”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只适用于贵族和知识分子，在那些阶层里，大同的思想从巴黎扩展到那不勒斯及圣彼得堡。甚至在战时，贵族和文人也越过国界，互相交往；休谟、霍勒斯·华尔波尔、吉本及亚当·斯密，于英、法交战时，仍然在巴黎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而且利涅王子在几乎任一欧洲的首都，都感到有如在家一样自由自在。士兵们也有一点国际主义观念。布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说：“每一位德籍军官，在法国旗帜下服务应该感到光荣。”一团的法国军队——全由德人组成。大革命使这种礼貌上及精神上大同思想的友谊告终；法国的优势消失了，国家主义从而抬头。
知识分子的背叛，部分由于道德的剧变——反对神及传道者的残酷。这种背叛开头否定旧宗教的价值，终而发扬四海一家的新道德。这个新道德则源于接替的信仰之最好概念。但是道德信条如无宗教支持能否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问题仍未获得解答。今天这个问题仍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这个重要的实验中。
六、宗教的退却
同时，哲学家似乎暂时赢得对基督教之战的胜利。那位可钦佩的公平历史家亨利·马丁描述1762年的法国人为“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代”。1770年，总检察官塞吉耶报告道：哲学家一手企图震动王座另一手希望推翻神坛。他们的目的在于改变公众对于朝廷及教会的观感，而所谓的革命，也受到了影响。历史及诗歌、侠义小说，甚至于辞典，都染上了怀疑的毒素。他们一出版著作，便使各省泛滥成灾。不良的影响也传布到工厂及农舍。西尔万·马雷夏尔似乎为了说明这项报告，而于1771年，编辑一本《无神论者辞典》，这本辞典他曾略有增订使其包含阿贝拉尔、薄伽丘和伯克利主教的言论。1775年，图卢兹大主教宣称“丑恶的无神论，变成意见的控制者”。杜德方夫人认为信仰基督教奇迹，和相信希腊神话一样，都已绝迹了。魔鬼变成咒骂词，地狱成为笑话；宗教家所谓的天堂，被新兴的天文学在太空中推翻了、就像由于现代的行星探险，使天堂在太空中退却一样。1856年托克维尔谈及“普遍的怀疑使所有宗教信仰于18世纪末叶崩溃”。
所有这些叙述都嫌夸张，且可能发自巴黎及上流和文人阶级。莱基的判断较有见地：“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中成群的官吏纵容、或赞成这些文章的发行。”法国大多数人民，依然坚持其中世纪的信仰，作为其辛苦生活的支柱及安慰。他们不但接受古老的、同时也接受新的奇迹。小贩发现这是出售神话制品——圣母玛利亚小雕像的理想市场。雕像及圣徒遗物出现在人群行列中，用以防止或平息公众的灾难。每个教堂，甚至巴黎的教堂也不例外，在宗教节日都门庭若市，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表示邀请前往之意。宗教团体成员众多，至少省城如此。塞尔旺从格勒诺布尔写信给达朗贝尔（1767年），向他保证道：“兄弟，你将为哲学在这些野蛮地区获得进步而吃惊：”在第戎有60套的《百科全书》。但是这些情形只是例外；自各方面看来，各省的中产阶级仍旧对教会保持虔诚。
在巴黎，新运动达于每一阶层。工人反对宗教者愈来愈多；各咖啡馆早已摒弃上帝。一位贵族谈及他的理发师在他的头发上搽粉时这样表示：“阁下，你看，虽然我是一位不幸的小人物，我比其他任何人没有更多的宗教。”劳动阶级的妇女信奉其古老的宗教，天真地数她们的念珠。时髦的妇女则跟随哲学的潮流，把宗教扔得一干二净；但在她们临终前，几乎都延请牧师来祈祷。大部分的主要沙龙都属于哲学家所有。杜德方夫人轻视这些人，然而若弗兰夫人则待哲人为她款宴中之上宾；达朗贝尔、杜尔哥及孔多塞围绕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周围，主持大事，而格里姆则替埃皮奈夫人管理业务。霍勒斯·华尔波尔于1765年，描写沙龙的智慧气氛道：上帝和国王被人贬低……男男女女受雇热烈参与毁坏之举。他们因为我尚有一些宗教信仰存在而认为我太凡俗了。哲学家们是无理的、浅薄的、自大的、盲目狂热的：他们不断地讲道，他们矢志不变的教条为无神论：你将不相信他们有多公开。因此，如果我重归耶稣会，你不必为之惊奇。然而，法国科学院从1760——1770年的14次选拔中，仍然选出9位哲学家为该会会员；1772年，该会任命达朗贝尔为其永久秘书。
贵族以反对宗教的喜悦，消耗了智者的贡献。“无神论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中，”拉莫特一朗格报告说，“信仰上帝就会招致嘲笑。”“1771年以后，无神论流行于贵族阶层中。”登维尔女公爵与舒瓦瑟尔的女公爵、格拉蒙、马特松·泰塞等公爵夫人都是信奉自然神教者。位居高官者——舒瓦瑟尔、罗昂、莫尔帕、博沃、沙维林——都和蔼地与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合流。同时哲学家们告诉法人说，封建制度实行太久，业已失去其存在价值：世袭特权形成僵化的不公平；一位好鞋匠比一个游手好闲的领主有用，且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与。
甚至教士也受到这种感染。1769年，尚福推测各级教阶组织人员不虔诚的程度：“僧侣必定虔诚一些……教区牧师能对反对宗教的建议报以微笑；主教率直地大笑；枢机主教另还出言讥讽。”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朋友中，有几个是怀疑宗教的神父。托尔内、福谢、莫里、德博瓦与德布隆涅等神父“是哲学家群中最直率的人物”。我们据说有“哲学牧师团体”；这些富于机智的牧师中，有一部分信奉自然神教，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梅列耶复活了。普里斯特利于1774年与杜尔哥一起进餐。沙特鲁侯爵告诉普里斯特利说：“对面的两位绅士，一为艾克斯主教，一为图卢兹的大主教。但是‘他们跟你我一样，不信上帝。’我向他承认，我是教徒，而哲学家勒罗伊告诉我说，我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惟一有理智的基督徒。”
就是在修道院里，无神论也有其知音者。僧侣科利尼翁为了避免遭受诽谤，只有在访客是他的知心朋友时，才敢让他的两个情妇一起用膳；他不容许教皇的敕令妨害他的享乐，但是他以为教会是一个维持平民道德的可敬团体。1769年，狄德罗叙述有一天他和两位僧侣交游的经过：他们之中有一位朗读一篇非常新鲜而振振有词的无神论论文，内容充满了创新而大胆的观念；我第一次获知，这是他们修道院中的当代教条。其次，这两位僧侣都是他们寺院中的“大人物”。他们洋溢着智慧、欢乐、敏锐感觉，以及丰富的学问。一位热情的天主教历史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末叶“天主教世界中，由伟大修道院长期灌输的高尚崇拜，已由一种轻浮、夸大而普遍的观点所替代”。
容忍异端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式微；当我们无动于衷的时候，是较容易忍受别人的。由于伏尔泰在卡拉斯及席风两案的胜利，使得几位省长向中央政府建议减轻反对新教徒的法律，结果照办了。反对异教的诏书并未撤销，可是执行得很温和；法国胡格诺新教派安然存在下去，这正是伏尔泰所要求的。图卢兹议会放宽对异教的容忍到令国王为之震惊的程度，以表示其忏悔。有些地位很高的教士——例如1757年苏瓦松地方的菲茨詹姆斯主教——发布一封信件，呼吁所有基督教徒，把每个人都当成兄弟一样看待。
伏尔泰以哲学为此项胜利的光荣所在。“就我而言，”他于1764年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只有哲学家使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要是没有哲学家，每世纪将会发生两次到三次的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我们在此必须再度申明，哲学家自己有时是不宽容异己的。达朗贝尔与马蒙泰尔劝告马勒泽布禁止弗雷龙出版刊物（1757年），而达朗贝尔又请求他检举《百科全书》的一些评论（1758年）。爱尔维修夫人请他关闭一家杂志，因该杂志曾攻讦她丈夫出版的《论智力》（1758年）。伏尔泰几次恳求当禁止讽刺及诽谤哲学家刊物的发行；就这些刊物。涉及真正的诽谤而论——伤人的虚伪不实——他是对的。
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促进宽容异己的因素。宗教改革虽然认可排斥异教的行为，但是改革的结果，产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致于排斥异教的举动不敢超过口舌之争。教派之间必须争辩，他们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考验，同时提高理性的声威。由于法、英、德各国的宗教战争，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的教训，使许多经济和政治领袖由排斥变为宽容异教。商业中心像汉堡、阿姆斯特丹与伦敦发现它必须忍受他们顾客不同的信仰与各异的习俗。国家主义的国家势力抬头，使其更能摆脱教会的牵制以维持社会秩序。对于不同文化及教派的普遍认识，冲淡了某一教派对自己专有的上帝之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使宗教教条进行无人道的做法——像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及对巫者执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难。哲学家为鼓吹容纳异己，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包含了这些影响的大部分，且能合理地宣称有功于胜利。18世纪上半叶，胡格诺新教的牧师，在法国虽然仍被吊死，但在1776年及1778年，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却被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召唤来救国，这就是哲学家成功的标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