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能够成为帝王的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人只能退而其次作人臣，以求从帝王手中分得一杯羹。如何能分到这杯权力羹，大伤脑筋。权力小，受人指使，肯定处处受制于人；权力大，不仅同僚嫉妒，人人恨之，而且功高震主，又怕皇帝把自己当出头鸟打。而高明者，就懂得行中庸之道，必要时装糊涂，既让皇帝知道自己为他卖命，又让同僚对自己没有防备。
1.功成、名遂、身退——范雎识天地之道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人臣追求的最高理想，但真正能一心一意忠君为国之臣又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忠心过头，难免落个功高震主之嫌，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一些臣子宁愿行中庸之道以求自保，也不敢妄加勇往直前。
【事典】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这的确是中国传统官场上的存身自保之本。
何以会如此？其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制度造成的。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的时候，那可就危险了，因为皇帝总不能把自己的家让给你，所以，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理由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可能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因此，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数为臣者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
范雎作了秦国的国相，屡献奇谋，助昭王屈三晋之兵，破六国合纵之谋，使天下皆畏秦，昭王视范雎为股肱之臣。后来范雎保举郑安平率军攻赵，郑安平因领军无方，被赵军包围，遂率两万士卒降赵。昭王大怒，族灭其家。按照秦法，被保荐者如若犯罪，保荐之人应受同等的刑罚。因此，范雎应处以拘捕三族之罪。范雎十分恐惧，坐于草垫之上听候昭王发落。昭王还要依靠他，恐郑安平的事伤了范雎的心，便再三抚慰范雎，仍令复职。当时，群臣议论纷纷，昭王就下令国中道：“郑安平的事情，与丞相无关。如果还有多嘴多舌的人，与郑安平同样论处。”于是，昭王待范雎比往日更加厚重，所赐食物也十分丰厚，范雎甚觉过意不去。
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攻韩，西周背秦，与诸侯合纵，率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秦昭王大怒，派军队攻打西周，取西周都城河南，西周的国君被迫降秦，入秦叩头谢罪，献城邑三十六，户三万。昭王受降，并把西周之君迁离了故都，西周遂亡。
秦灭西周不久，取九鼎宝器，陈列于秦国的太庙之中，布告各国，要求向秦国朝贡称贺，韩、齐、楚、燕、赵五国皆遣使者贺礼，独魏国使者没有来，昭王大怒，就命河东郡守王稽领兵袭魏。王稽是范雎的老朋友，并靠范雎的保举做官，但他素与魏国通谋，接受魏国的财物，就把秦袭魏告诉了魏王，魏王害怕，忙遣使者入秦谢罪，听令于秦。后来，昭王得知王稽私通外国，盛怒不已，召王稽入都斩首。
自此，范雎更加不安，常称病不朝。昭王每临朝都唉声叹气，范雎见到，便上前对昭王道：“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大王坐朝唉声叹气，臣等不能为大王分忧，特此请罪。”昭王说道：“寡人听说楚国铁剑锋利无比，歌舞技艺却很笨拙。铁剑锋利说明士兵尚武，不迷恋歌舞说明谋略深远。楚王谋略深远，统率着勇敢的士兵，恐怕就要图谋秦国。凡事如不及早做好准备，就不足以应付突然事变。如今武安君已死，郑安平叛变，外多强敌，而内无良将，寡人所以天天忧虑。”昭王实际上是想以此激励范雎。范雎惭愧不已，愈加害怕，只得退出。
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燕国辩士蔡泽听说范雎在秦处境不利，便来到秦国。蔡泽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博学善辩，曾游说诸侯，却一直得不到赏识。他又闻听范雎保荐的郑安平、王稽，皆得重罪。范雎已违秦法，举措失利，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西赴秦国。
蔡泽欲游说昭王，故意派人扬言激怒范雎道：“燕国辩士蔡泽，乃是名扬天下的有识之士，特来求见秦王，秦王如若见我，必令我代你的位置，相印可唾手而得。”范雎听到后，很不服气，说：“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我无所不闻，巧辩之士，遇我则屈，蔡泽乃无名之辈，何能难我，又岂能游说秦王，夺我相印呢？”于是派人去召蔡泽。
蔡泽见到范雎，神态非常傲，仅向范雎拱手施礼，并不跪拜。范雎本来就非常恼怒，召见蔡泽，范雎既不出迎，亦不行宾主相见大礼，更不命坐，只是踞坐堂中会见蔡泽，他见蔡泽举止骄矜，便厉声责问蔡泽道：“是你扬言取代我为秦国宰相吗？”蔡泽昂首答道：“正是。”范雎道：“你有何等韬略，可以夺我相位？”蔡泽道：“唉，您的见识何以落后到如此地步呢？夫四时循环往复，前者退，后者进，如今您应该退隐矣。”范雎道：“我不自退，谁又能令我退之？”蔡泽道：“以仁为根本，匡扶正义，施行恩惠，辅佐贤君实现自己的宏愿，难道不是我等聪明才辩之士所希望的吗？”范雎道：“是的。”蔡泽道：“既已得志于天下，富贵显荣，又能保守他的事业，能与天地一样长存，难道不是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么？”范雎道：“是的。”蔡泽道：“终其天年，享受俸禄，传之子孙，名实相符，恩德流传广远，难道不是您的愿望吗？”范雎答道：“正是。”蔡泽见他已经入了圈套，便将话锋一转，反问范雎道：“至于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皆功成天下而身死，也是您所愿意的吗？”范雎暗想：“此人口齿伶俐，步步相逼，如说不愿，正中其说术。”便佯应道：“有什么不愿意的。商鞅侍奉秦孝公，忠贞不二，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为秦国拓地千里；吴起侍奉楚悼王，令私下不损公，制订法令，废贵戚以养士卒，南平吴越，北却三晋，威慑诸侯；大夫文种侍奉越王勾践，即使君主处境困厄，也尽忠不懈，终使越国转弱为强，并吞吴国，为其主雪耻会稽之辱。这三人，为节义的典范、忠贞的准则，虽不得其死，却功垂天下，名传后世，大丈夫杀身以成仁，视死如归，何怨之有？”蔡泽说：“商君、吴起、文种作为臣子，所作所为为世人称道，而君主却错待了他们，三人功劳卓著得不到好报，难道世人会羡慕其冤屈而死吗？如果等到死后才可成名，那么，孔子就不配称为圣人，管仲就不配称为达人了。人们建功立业，难道不希望性命及声名俱全吗？故大夫立身处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传身死者，次也；名辱身全者，为下耳。”这一番话，正中范雎下怀，范雎只有点头表示赞许。
蔡泽进一步说：“辅助君主，修明政治，富国强兵，使王室显赫，声威慑于四海，功业昭著天下，声名流传万代，您与商鞅、吴起、文种相比何如？”范雎道；“我当然不如他们。”蔡泽道：“如今您的功绩和所受到的宠爱，比不上商鞅、吴起、文种，而您的俸禄多，地位高，财富超过他们，如不及时隐退，后果会比他们更惨。常言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事物到了极点就要衰落，进退盈缩，须随时势变化，此为圣人处世之常道。您担任秦国宰相，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威慑诸侯，功劳已达到极点了，如不隐退，就会落得与商鞅、吴起、文种同样的下场。我听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古书上又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商鞅、吴起、文种三人的灾祸，为什么您还要随呢？您如乘机交还相印，让给贤德之人，自己归隐林泉，既可以得到尧时许由和吴国季子辞让的美称，又可以得到商末伯夷、叔齐归隐的贤名，世世代代享受君王的俸禄，这样的结果和遭受灾祸的结果相比，您选择哪一种呢？”
蔡泽还要说下去，范雎已深为所动，忙起身离坐，对蔡泽道：“先生自谓雄辩有智，果然名不虚传。我听说：‘欲而不知足则失其所欲，有而不知止则失其所有。’幸蒙先生指教，雎敬遵命。”于是，毕恭毕敬地请蔡泽入座，待以客礼，尊为上宾。
过了几天，范雎入朝，对昭王道：“有个朋友名叫蔡泽，近日从山东来见我。此人通达时变，有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时之略，足以辅佐秦政，成就君主三王五霸那样的事业。臣下见过的辩客很多，无人可同他相比，臣亦不及他，故冒昧地向大王举荐。”昭王遂召见蔡泽，问以治国图强、兼并六国之计。蔡泽答对如流。昭王十分欢喜，便拜蔡泽为客卿。范雎乘机托病，请还相印，昭王虽口头上不应允，还勉强使范雎理事，心中却早已看中了蔡泽。范雎再三以病笃相推，昭王便拜蔡泽为宰相。
于是范雎辞相隐退，安度晚年，终老于应地。
【评议】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封建官场上的为臣者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
2.忌锋芒太露——萧规曹随官运长
中庸之道忌锋芒太露，因为一个人锋芒太露，一定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非议，甚至引来杀身之祸。老子说：“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意思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外表看与愚拙普通人毫无差别。所以，封建官场中，那些谨言慎行之人总比锋芒毕露者更容易攀升。
萧规曹随，陈陈相因，历来为人乐道。仔细想想，这也是一种中庸之道，如果不是这样，曹参不用说继续当宰相了，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事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七月，丞相萧何病死。吕后、惠帝遵汉高祖遗嘱，召齐国国相曹参入朝，要他继萧何之职为丞相。曹参奉诏入朝，面谒吕后、惠帝，接了相印，入主丞相府。
当时朝臣们都私下里议论，说萧何、曹参二人，与刘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后曹参战功甚多，封赏反而不如萧何，两人遂生隔阂。现在曹参为丞相，必然会因前嫌，对人事做大的调动。为此，相府里的各级官员，都感前途未卜，人心惶惶。谁知曹参接连数日，依然如故，且贴出文告，一切政务、用人都依前丞相旧章办事。官吏们这才放下心来，守职理事。
数月之后，曹参已渐渐熟知属僚，对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法的人员，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国文吏中，选那些年高忠厚、口才迟钝者，补上空缺。自此，关在府中，日夜饮酒，不理政事。
有些和曹参关系密切的官员、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奇怪，人见曹参，问个明白。然而，只要见到曹参的，还没等到发问，便被曹参邀入席中饮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曹参的真正意思。俗话说，上行下效。参既喜饮，属吏们纷纷仿效。相府后面有个花园，经常有些下属聚在园旁，饮酒为乐。饮到半醉，或舞或歌，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曹参明知，却装聋作哑，不加理睬。有两个侍吏实在看不下去，以为曹参不知，便寻机找了个借口，请他往游后园。曹参来到园中，赏景闻声，兴致渐高，遵命侍吏摆酒园中，自饮自歌，与园旁吏声相互唱和。侍吏见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
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因母后吕雉专权而残酷地杀了戚姬，且毒死了戚姬的儿子如意，心感愤怨和绝望，遂躲入宫中，不理朝政，借酒消愁，沉溺安乐，消遣时光。及闻曹参所为，心想：“相国怎来学我，难道因我年幼，看我不起？”正在惠帝猜疑之时，恰逢中大夫曹窟入侍。曹窟乃曹参之子。于是惠帝对曹窟说：“你回家后，可替朕问问你父：高祖新弃群臣，皇帝年幼未冠，全依相国辅佐。现在，你的父亲为丞相，只知饮酒，无所事事，如何能治理天下？不过，你要记住，不要说是朕让你问的。”曹窟辞别归家，把惠帝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的父亲。曹参听后，竟然勃然大怒，不问是非，取过戒尺，打了曹窟二百下，而且边打边说：“天下事你知多少？还不快快入宫侍驾！”曹窟挨打，既觉委屈，又不理解，入宫后，向惠帝直说了此事。惠帝听后，心中更感到疑惑，第二日上朝后，便将曹参留下道：“你为何责打你的儿子曹窟呢？他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意思。”曹参忙伏拜在地，跪着磕头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己衡量一下，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我怎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道：“陛下看我的才能，与已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曹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回去后，依然照旧行事。百姓经过大乱后，只求安宁，国无大事，徭役较轻，便算太平。所以曹参为政，竟得讴歌，歌云：“萧何为相，较若画一，曹参成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八月，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
曹参本人原来就善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汉初的社会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曹参的萧规曹随政策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十分吻合的，与当时吕后专权、皇帝无能的朝廷状况也是十分吻合的。如果不是这样，曹参能否过得了吕后这一关，就难说了！
【评议】
中国有句话叫：“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庄子》中也有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所以中庸之道不仅被视作是一种生存智慧，而且也是封建政治场上保官的智慧。曹参就是利用此道既保全了自身，又休养生息安度了晚年。
3.做官由不得自己的性子——周亚夫不懂中庸而亡
在朝廷事君，稍有不慎，轻则丧命，重则丧家，甚至有族诛之祸。所以历史上一些能臣，不懂中庸之法，虽一心为皇上效力，但事君乏术，最后落得悲惨下场。
【事典】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谙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不精做官之奥妙，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周亚夫为人耿直，不懂变通，虽不致使皇帝厌恶，却也并不讨人喜欢。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大意如下：“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栽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失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巧，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高祖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好发火，只能“默然而沮”。
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如果，周亚夫能够圆滑一点，揣摸一下皇帝的心理，也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了。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评议】
性情耿直、“不识抬举”的周亚夫，为自己的懵懵懂懂、莽莽撞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懂得中庸之法的臣子，到死的时候，不知是否会想到世上没有“后悔药”！
4.在其位不谋其政——张禹为护权装糊涂
“不偏不倚”是为中庸。封建官场上的中庸之道不仅是处理同僚关系中的润滑剂，还是明哲保身的护身术。西汉张禹就深谙中庸玄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使上下变通，左右逢源，一路绿灯行，权倾朝野。
【事典】
班固在《汉书·匡张孔马传》的评语中，点名批评了十几位“以儒宗居宰相位”的官僚，说他们“持禄取容，被阿谀之讥”，这其中尤以张禹为甚。
张禹（？—公元前5年），字子文，西汉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南）人。他早年屡从名师学习，儒学功底深厚。后来开门授徒，被举为郡文学，很快就成为小有名气的儒士，深受当时儒学大师萧望之赏识。元帝末年，张禹为博士官，受命教授太子刘骜学习《论语》。张禹竭尽全力，教授有方，为刘骜所敬重，由此奠定了他日后荣华富贵的基础。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逝，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成帝虽是个骄奢淫逸之君，对老师却不肯怠慢。即位不久，他就给张禹赐爵关内侯，封邑六百户，还任命张禹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与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一起共事。但成帝万万没想到，老师却被这骤然加身的恩宠吓得闹起了病，接二连三地上书“乞骸骨”，以年老多病不堪政事为由请求退职。其实，张禹这样做，并非假惺惺故作姿态，也非不贪官爱财，而是生怕触犯了外戚王氏家族的利益。他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成帝的舅舅王凤的。
王凤在元帝时就已袭封为阳平侯，官至卫尉、侍中。元帝有意废黜刘骜时，他与刘骜两人忧心重重，而刘骜年少时就对王凤比较亲近，所以成帝即位后便由他总揽朝政大权，满朝文武对他更是侧目而视。
张禹自忖除了有个“帝师”的虚名外，别无根底，与王氏不可同日而语。如今成帝要他与王凤“并领尚书”、“总秉诸事”，怎不令他“内不自安”，惊恐万分！他唯恐招来王凤的不满，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贬损，“欲退避风”。成帝不知他这番苦心，坚持要他“固心致思，总秉诸事”，又加赐钱物，又派太医替他看病，派使者过问病情。张禹不敢辜负皇帝的美意，只好硬着头皮“复起视事”。
不过张禹也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官虽然要当，但政事却尽量不管不问，朝中大小诸事，一切全由王凤做主。
王凤为人骄横跋扈，对那些刚直敢言、反对自己的大臣，百般陷害打击；但对那些阿谀逢迎之徒则报以官爵利禄。他看中了张禹的碌碌庸质，对他优容有加。河平四（公元前25年）年，王凤将丞相之位送给张禹，算是对他七八年间恭顺始终如一的奖赏。张禹对此感激涕零，更加不以政事为念，一门心思地“内殖货财”，先后买下了泾、渭之间比较肥沃的良田四百顷，并天天游歌荡舞，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中。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病死。临终前，他上疏推荐其从弟王音接替自己。王凤的亲弟弟王潭等人对王音“越亲用事”极为不满。王氏兄弟的这点纠葛，又使张禹心怀悸惧，寝食不安。他名义上虽是百官之长，实际上却是王氏家族施舍的对象；王氏家族内部明争暗斗，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唯恐自己卷入纷争，断送了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份荣华富贵。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初，张禹再次上书成帝，“以老病乞骸骨”。成帝再三挽留，张禹则反复请退。成帝拗不过他，只好听其自便。于是，张禹乘着御赐车辇，带着成帝赠送的百斤黄金，风风光光地回家养老去了。
张禹虽然告老还乡，成帝对他敬重不减当年：每逢张禹生病时，成帝便亲临问候；国家大政，他也常去与张禹商议，而且还对张禹“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张禹自感不久于人世，忙着自治家坟。他看中了平陵边上的一处地方，请求成帝赏赐给自己，成帝不顾当时执政的曲阳侯王根的反对，一口答应下来。成帝对张禹的如此厚爱，果然引起王氏家族的嫉恨。王根于是说张禹的坏话，背地里陷害张禹。成帝虽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但张禹却对此深怀忧虑，一直想找个机会，修补一下与王氏的关系。永和、元延年间，接连发生日蚀、地震现象。许多对王氏专权不满之人纷纷上书，说这些灾异皆因王氏擅政所起，要求成帝罢退王氏。成帝便向张禹请教，让他帮助自己拿个主意。张禹看到成帝带来的都是劾告王氏的奏疏，认为跟曲阳侯冰释前嫌的机会来了，他极力为王氏辩解说：“这些灾难与谁擅政并没有关系，皇上您不要听信馋言。”成帝听了这番话，便打消了对王氏的些许疑虑。王根听说此事，大喜过望，从此不再与张禹为难，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张禹虽然买通了王氏一门，却遭到诸臣的斥责。朝中正直人士闻知张禹袒护王氏，无不愤慨。名士朱云曾当着成帝及满朝公卿的面，斥骂张禹为“佞臣”，请求诛其以谢天下，哀帝即位后，大臣杜业也上书指责张禹是“奸人之雄”，有“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之罪。
【评议】
糊糊涂涂做事，圆圆滑滑为人，多玩些花拳绣腿，既可交差讨好上司，又不伤及对手毫毛，还可博得满堂喝彩，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
张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明哲保身，看似无奈之举，其实终归是“中饱私利”贻误社稷。
5.激流勇退——曾国藩保官护官升官
谦受益，满招损。古代臣子若是功高震主，就会成为主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不是明摆着与皇帝做对要遭揍。所以有很多有大功劳的大臣，他们在立功之后懂得适可而止，激流勇退，不贪恋富贵温柔之乡，懂得行中庸之道安全退隐。
【事典】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000，连其他人等共1.5万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更是羞愤交加，再次要投水自杀。这次投水幸亏又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由此可见曾国藩城府之深。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大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已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尽归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
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
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
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飞黄腾达。
【评议】
曾国藩从一个文人到武将，从一个圣贤到不贪不恋安全退隐，其最大的精明之处，就是他行中庸之道，时时注意手中的权力过大，时时避功高震主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