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把完成任务的方法，形象地比喻为过河的“桥”或“船”。可见，注意工作方法对完成任务，是极为重要的。领导艺术可说是对各种工作方法“得心应手”、“运斤成风”的巧妙运用。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在不少章、节已有所论及，本章再举些精要的，阐述如下：
一、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结合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本本主义”曾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过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经理在本企业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力求做到：第一，要客观地分析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绝对不能不顾客观情况而盲目蛮干，也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应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第二，在发展变化中把握客观实际，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和工作对象虽然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理应准确、及时掌握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要正确对待过去的经验，不能把过去的经验绝对化而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应不断总结新经验，掌握新的工作规律。经理要有远见卓识，不仅要熟知过去和现在，更要严格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推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做出科学的预见。第三，要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全面地认识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又要看到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既要知己，又要知彼；既要看到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其不利条件。
要做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必须力戒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唯上”、“唯书”、“唯详”、“一刀切”、“一窝蜂”、“一阵风”、“大呼隆”、摆花架子、吹牛皮说大话，等等毛病。经理作为领导人一定要查实情，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成就。
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在我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利益一致性，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客观基础。领导者是广大被领导者的代表，而被领导者则是领导者服务和依靠的对象。
经理必须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念。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从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出发。经理贯彻上级的政策、指示过程中，要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途径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经理要尊重职工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集中他们的智慧。经理的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也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精通，在具体业务上往往不如下级。下级人员处在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对实际情况要比经理熟悉得多，掌握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具体，经理要避免指挥不当和错误的决策，就必须尊重下级人员的意见。如果职工群众感到经理作风民主，决策出以公心，办事为群众利益着想，他们就会拥护这样的经理，并给以信任、支持，在实现企业经营目标过程中，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否则，只有领导者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必将出现少数领导人的空忙现象。
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长官意志和尾巴主义。以权谋私的核心是损害群众利益。贪污受贿、损公肥私、多占住房、按插私人、提拔重用亲信和子女等都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腐朽作风，其特点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不了解实际，不关心群众。命令主义是用简单生硬、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强制群众执行自己的意图，其特点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只依靠自己或少数人，而不依靠广大群众。长官意志则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重要表现。尾巴主义的错误在于：认识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在实际工作中，不是带领群众开拓前进，而是拖群众的后腿。
三、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是唯物辩证法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原则在领导工作中的应用。人类的认识，总是由认识个别的或特殊的事物逐步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本质，找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然后再以这种普遍规律为指导，进一步去认识和研究那些尚未认识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普遍规律的认识。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也就是：领导者首先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将这一般意见拿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执行、考验，然后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工作。
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主要方法是典型调查。要认识事物的共性、普遍性，必须从认识个别事物的个性、特殊性开始。典型调查则是通过对个别事物的个性、特殊性的认识达到对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认识的有效方法。
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最主要的方法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和逐步推广的方法，其主要措施必须通过典型试验才能摸索出来。同时也只有通过典型试验，才能更好地教育和引导群众，消除各种思想顾虑或障碍，才能较顺利地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在进行典型试验中，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以便进一步修正、完善初步拟定的方针、政策，进而指导面上的工作。
四、抓重点带动一般
领导者面临要处理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从中找出并抓住重点问题、中心工作，同时又要照顾到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所谓抓工作重心，从理论上讲，就是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所谓主要矛盾，就是所有各种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解决了，就可以带动或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所以，我们抓工作首先抓主要的中心工作。
工作重心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项工作是整个工作的重心，在另一种条件下，另一项工作就可能转化为整个工作的重心。因此，随着条件的变化，工作重心必须及时转移。但是，在一定时期，何为重点，何为一般，往往是不容易看清的。如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历史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因此，要分清重点和一般，要求领导者要具有邃密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预见力。
抓重点并不是单打一，还应照顾好一般，要主次配合，协调一致，像“弹钢琴”那样，要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就叫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弹钢琴不能十个指头一起按，否则就不成个调子。做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否则就乱无头绪。弹钢琴要有节奏，才能弹得优美动听。抓工作，主次配合得当，协调一致，关键是非重点要服从重点的需要，同时，解决重点问题要有利于非重点问题的解决，这样才能获得好的工作成绩。
五、力求系统优化，提高整体功能
系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同而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殊功能，并从属于另一个大系统的有机整体。企业也是一个系统。系统具有集合性、关联性、目的性、层次性、环境适应性等特点。
为了说明上述道理，下面介绍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中叙述的一例子。宋代真宗年间，一场雷击引起一场火灾，把皇宫中的昭应宫夷为一片瓦砾。朝廷指派大臣丁渭负责修复皇宫。他把工程筹划为三步：首先，叫施工人员在宫外向汴水方向挖一条深沟，就地取土烧制砖瓦。其次，引汴水入沟，使该沟变为水路，并通过此水路运输砂石、砖瓦、木材等建筑材料到工地。最后，等到昭应宫修复后，把修完皇宫残剩的碎石、破砖瓦陆续将沟填平，依然恢复了原来街道的景况。
这项工程体现了丁渭的朴素的系统思想。他把修复皇宫过程的各个部分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环节、各个工序都要服从这个整体，使整体效果最优。于是沈括评论道：整个工程“一举而三役济，省费以万亿计”。
经理为了提高企业整体功能，应力求使企业管理系统不断地优化。
第一，系统目标优化。目标优化才能提高管理效能。有人列了如下一个公式：管理效能＝目标方向×工作效率。显然，目标方向错了，工作效率越高，管理效能反而越低。要使目标优化，必须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管理整体系统进行全面分析，把握系统本质和运动的演化规律，确定既不急躁冒进又不保守的目标。有的人提出了“8＞29”的命题，这是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8年，由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1978年前的29年。8＞29的重要原因，是党的路线，方针正确。
第二，正确处理要素与系统的关系。一方面，要素是组成系统的基础，系统依赖于要素；另一方面，系统又是要素存在的根本条件，要素只有在系统整体中方能体现它所具有的要素意义，否则，它就不再成其为要素了。
系统与要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使系统产生一种“整体效应”，即由诸要素组成系统整体，呈现出各个组成要素所没有的新特征，新功能。企业经理应根据企业的发展目标，既要提高企业各要素的基质，又要安排好、协调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各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市场上的“商战”中，发挥“1+1＞2”的“系统放大”效应，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建立最佳的系统结构。系统的功能大小，受系统结构的重要影响，甚至取决于系统结构的合理程度。据报载，美国曾解剖、检查了一架前苏联“米格—25”飞机，发现飞机上许多零部件从单个看并不是最先进的，但在当时“米格—25”的整体性能却是第一流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内部结构是先进的。企业体制改革就是通过调整企业内部责、权、利关系，改进企业内部经济结构，达到提高企业活力的目的。
第四，不断提高系统自身的应变能力。系统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系统的活动和发展，总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环境又制约着系统，良好的环境促进系统的发展，恶劣的环境阻碍系统的发展。一个企业作为系统是与外部市场息息相关的。企业为了提高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应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提高管理水平，及时掌握市场供求情况及发展趋势，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这样才能使企业的经营长盛不衰。
六、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如5年、10年、20年），企业必须制定发展目标，如产品发展方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程度、企业的收益状况、职工的收入及物质、文化生活、福利水平的提高状况等。以便对职工群众起到激励、鼓舞作用。同时，经理要领导群众通过辛勤的劳动，去实现长远的目标。我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脚踏实地努力工作，长远目标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特别是对群众生活、劳动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更要重视花大力气去给以关注、帮助解决，使群众得到满足。干实事，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激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群众最反感的是“假、大、空”的思想、行为。列宁曾经说过：不要成为一个光想做大事的空想家，要做一个善于同小的要求结合起来的实事求是的政治家，这种小事情有助于争取做大事情。现在，说空话多，办实事少甚至光说空话，不干实事的领导者还有。这些同志应早早改掉这种恶习。
七、发挥优势，弥补不足
各个企业、部门乃至每一个人相对比较，既有自己的长处，又有自己的不足。经理在管理企业过程中，要对本企业的特点做全面、客观地分析，寻找并发挥本企业的优势，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财尽其效，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
经理应辩证地看到本企业的优势和不足，不能把它们绝对化。条件好，优势多，但不能忽视劣势；条件差，也不能片面地强调不足，而应看到自己的长处。同时，优势、劣势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优势可以转化为劣势，劣势又可能转化为优势。经理应发动企业职工群众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通过努力，创造条件，改变原来的不利因素，使劣势变为优势，并使原来的优势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个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具体情况不同，领导者在布置工作任务或提出要求时，不能“一刀切”，而应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尽量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长处。
八、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
经理在开展经营管理活动中，应当把需要与可能、动机与效果紧密结合起来，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把工作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如果不顾客观实际，不量力而行，实践证明，就不会把事情办好。
量力而行，要真正搞清楚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核准自己的实力；二是核准客观条件。自己的实力可分为显在实力和潜在实力。量力，是指权衡包括潜在实力在内的力量。由于客观条件影响实力的发挥，所以不能忽视对客观条件的分析。
量力而行，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即尽力而为。领导者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发挥潜力。创造条件越充分，便能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有的企业提出：“没有市场，可以开辟市场；没有顾客，可以创造顾客。”
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是辩证的统一，前者是强调客观性、稳妥性；后者则强调进取性、责任心、自觉能动性。
九、层次分明，秩序井然
在一个企业整个管理系统，纵向有上下级管理环节之间关系，横向有同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各个层次、部门都不是孤立的，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企业的任务。企业领导者的责任是给直接的下级人员布置任务，明确目的、责任，提出要求，并给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他们顺利去完成。至于如何完成任务，主要是发挥下级人员的智慧、才干，不必让他们事事请示。只有在不协调或产生矛盾时，才必须由上级协调解决。如果超越层次，就会造成管理功能的紊乱。
经理在日常工作中，会面临许多需要亲自处理的事情，这就要分清轻、重、缓、急，明确先后次序。应先做主要的后做次要的；在同类事情中，要先办费时少的再办费时多的。还应严格时限的要求，每项任务应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有的人采取的办法是：最难办的事先办，大事自己办，小事委托办，新事积极办，一般事兼顾办。这种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
经理作为企业领导人办什么事情，都要注意“质”的界限，善于根据质与量的关系，把握最佳适度。我们常说的“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等，说的就是事情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改变原来的状态，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列宁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谨防多走这“一小步”，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一项高超的领导艺术。
做到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防止多跨“一小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经理及企业管理人员在取得工作成绩时，不要头脑发热，急躁冒进；当碰到困难、受到挫折时，也不要畏首畏尾，停步不前。二是选取最佳适度。所谓最佳适度，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一般度中，最有利于保持事物的稳定性，最有利于事物的成长、发展，与质相统一的一定量的界限。选取最佳适度，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防止多跨“一小步”，是使领导工作获得最佳效果的重要条件。经理在日常管理中，把好“度”既可防止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倾向，又可防止保守不前、无所作为的倾向。
十一、持之于严，渴之于精
有人把企业家的工作作风比喻为像“楷书”那样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据说，曾荣获日本最出包的“经营者奖”的土光敏夫就因像写楷书那样精、“严”治业而著名的。他有句名言，说他的全部经营管理学说就是“一部楷书”。他以这种经营管理之道，振兴了面临困境的石川岛公司，使濒于破产、赤字累累的东芝电器公司重整旗鼓。他曾多次应邀出国讲学，到处讲池的“一部楷书”的经营管理之道。
精明的企业家对看准的事情，就要像一个人写正惜字一样，认认真真，一点一撇，一勾一捺，都毫不马虎，脚踏实地，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符合标准，决不放过，要有一种“推倒重来”或“从头做起”的精神。失去这种精神，组织机体就会失去对事业渴求进取的活力，干起事来，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就会遭到淘汰。《卓越企业家的素质》一书讲了日本制造精密切割机的迪斯柯公司靠精严精神创业发迹的故事。
该公司在50年代为适应钢笔企业的要求，制成了厚度只有120微米的薄刀片，用来给笔尖切缝。从此，这个公司上下一心，迷上了一个“切”字，简直到了“看见可切的东西，都想切它一下”的着迷程度。集成电路发明以后，为了切割集成电路，要求刀片厚度不超过70微米，公司又向超薄刀片进攻，终于制成40微米的超薄刀片。超薄刀片必须在高速旋转中进行切割，他们买来大量废硅片，进行多次试验，发现刀片切削硅片的最佳速度是3万转。在此基础上，研制成把许多刀片安装在同一旋转轴上的多刃切割机。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到能制造15微米超薄刀片。这种刀片可把头发丝精确的沿它的纵向劈成两半。由此使迪斯阿公司登上了“切”的高峰，在生产精密硅刀片切割机的20多家企业中，成为佼佼者，产品占世界市场的70%以上。
这就是“精、严”精神产生的奇迹。当前我国不少产品粗制滥造，有些厂家甚至生产伪劣假冒产品，使得消费者叫苦不迭。因此，提倡“精、严”精神，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十二、不少事并不鄙是“非此即彼”的
在上一节，我们强调了“精、严”精神，在人们实践活动中，的确有许多问题必须用精确、量化方法去解决，但又有不少事物相当复杂，难以用量化去考察、认识它，就可采用模糊的方法。例如，甲与乙曾见一面，过一段时间，两人在某一公共场所相遇，甲仍然能认出乙。但是，这件事如果让电子计算机来做，那就得测量这个人的身高、体重、手臂摆动的角度、频率、鞋底与地面间的摩擦力、正压力、速度、加速度等一系列数据，而且非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几位才肯罢休。即使如此，也不容易认出该人是哪一位。因为人体的各种数据并不是恒定的精确值。这一事例告诉我们，精确之中隐含着模糊、模糊之中又包含着精确。二者是相对的，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世上的问题的性质，并不都是“非此即彼”的，而有不少是“亦此亦彼”的，即除了正确与错误、是与非、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胖与瘦外，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个很长的中间地带。例如，对于猿人，不能不承认猿人是猿，但又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猿。猿人是人，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严肃处理；但对领导班子内部、上下级关系、群众之间许多非原则的模糊性问题，则应以容忍、原谅的态度去处理，这会取得良好的效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绝大多数的人皆处于“绝对好”与“绝对坏”之间的某种状态。一个人的某种优点，同时又含有相应的缺点。企业职工给领导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其中就有正确部分和不准确部分。对此，领导者采取一概欢迎的态度，都能听得进去，群众就满意，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就融洽。
有些问题“宜粗不易细”。例如，邓小平在1980年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实践证明，对于历史事件的总结，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是正确的，它既起到了团结群众、统一思想、明确今后奋斗目标的作用，又避免了种种感情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干扰，达到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求得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规律性认识的目的。
领导者对有些问题，态度沉默，效果会好。例如，上级到下面检查工作，会发现不少问题。若群众要求谈谈看法，对涉及下属领导者的问题，就不能马上表态。沉默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地点、场合，再把话讲出来。
有些问题可以明确处理，但采取模糊处理艺术，效果会更好。例如，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当时兵多、将广、粮足、地阔的袁绍。在打扫战场时，发现袁绍指挥部里存放着曹操部下半数以上的文臣武将在与袁绍打仗期间，私自给袁绍写的“暗通之书”。曹操的近亲献策将这些文臣武将杀之。曹操没有采纳，却派人把“暗通之书”统统烧掉了。曹操向他的近亲说：“当袁绍强大而我力量弱小时，任何人都担心自己的命运，考虑是随曹还是随袁，我曹某人也不例外。在那种情况下，不能说给袁绍写过信的人都是坏人。袁绍灭亡后，就不能杀掉给袁绍写信的人。”曹操此举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大得人心的，为他以后建立霸业也保存了一批文臣武将。从模糊论角度说，曹操采用了模糊处理问题的艺术。
“模糊”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永远摆脱不了的现象。有些问题必须明确“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等“红灯”与“绿灯”的问题；有些在它们之间的“模糊”性问题，就不能“绝对化”、“一刀切”。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政治家运用这种理事艺术，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一些棘手或重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