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国就这样摔死篮球场上。因为死了人，接下去厂里便乱了套，林大国的父母姊妹和一干亲戚整天来厂里闹事，恐怖分子似的在办公楼里上窜下跳地要与厂领导的对话，要钱，一言不合便掀桌子砸板凳地咆哮不已，还口口声声地要厂里把杀人凶手施楠交出来。有一天他们在厂门口错打了一个和施楠同时分来的女学生丛卫，他们指鹿为马非说丛卫就是施楠，十多个人对那女孩大打出手，一个可能是林大国妈妈和一个酷似林大国姑妈的中年妇女更是下手歹毒，硬生生地扯下了丛卫一大把的头发，疼得当事人哭爹喊娘的大放悲声。本来厂领导还想把这事拖一拖，等“恐怖分子”们消了气之后再谈自己的处理意见，这样起码可以将对方的喊价砍去一半还带拐弯，这也是被以往的工作经验证明的正确选择，但是现在形势显然已经失控，眼见如此厂领导也顾不上其他了，付了一大笔钱将林大国一家瘟神一般打发走了。至此林大国才彻底死定。死者长眠不醒，但是生者却没有如此幸运。林大国的死使得施楠的公众形象严重受损，迅速由一个人见人爱的天使变成了一泡谁也不愿搭理的狗屎。在随后的时间里，施楠被一种统一的公众情绪严重地孤立起来，先前的追求者们四处散开，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原地。一开始施楠还不甘心，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打破这种僵局，有时遇到大家在一起聊天时她也主动往上凑，可只要她一出现，热闹的气氛便会迅速冷却下来，刚刚还有说有笑的一伙人再不吭声，掏耳朵、抠鼻子、剔指甲不一而足，像约好了似的，只将一种冰冷澈骨的尴尬砸给施楠。渐渐地施楠也变得自卑起来，也不再主动往人群里凑了，去饭堂打饭或者去浴室洗澡都是独来独往的，车间主任也顺应民意，分配活儿时也尽量给施楠一些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譬如扎钢筋、领料等等。与她同时进厂的那些同学很快结束了实习被逐一安排进了科室，只有她一个人还在继续处于实习状态中。表面上她对周围情势变化无动于衷，但是内心却是猫挠心地难过。以前她可是处处走在别人前面的先进分子。施楠一天天地消瘦下来，神情落寞内心暗淡，有时会背着众人悄悄多抹上一会儿眼泪。有一天我在干活的中途口渴了，跑进休息室喝水，正好撞见施楠在抹眼泪，两眼肿得像个葡萄似的，我吓得水也没喝便退了出来。接下去的一整天我都失魂落魄的，眼前尽晃动着一张沮丧失意的脸庞，还有那井一样幽怨的眼神一闪而过，一种异样的情感弹奏着我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我知道我的机会到了。
就这样，在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里我爱上了一个极不恰当的人。在后来的生命过程中我一再重复着类似的经历，对于一些当时被众人趋之若骛的事物总是令我难以亲近，而对于一些因为种种原因暂时遭受大家冷落的事物却能令我满怀激情与热诚，换一句话说，我总是与一切的时尚相互错过，与施楠的爱情也属此例，当她还是全厂所有人追逐的热点时我并不在其中，而当她因为林大国的意外死亡而遭到众人的冷落之际我对她的爱情却脱颖而出。那一阵我像一个白痴一样，每天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女工的更衣室前查看施楠来了没有，有时装着倒一杯开水，有时假装找一样莫须有的工具；如果她来上班了我这一天都会很快乐，如果遇到她来例假休息（我们厂里有规定女工每月有一天的休假），那么这一天我都会怅然若失整个地就不想活了。尽管我深爱着施楠但自始至终不知如何表达，不知如何才能将自己那乱了节奏的心跳传递到施楠的手掌，贼一样只能躲在边缘处时不时地打量她两眼，在她有所察觉之前便已慌张地将视线挪向它处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情感，常常还要故作没心没肺地大声地说笑，与别的工人一起尽情地开一些下流之极的龌龊玩笑，让自己都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我总是有意地将玩笑指向联系到与施楠本人或与其相关的事情上，譬如林大国，譬如厂部大楼的楼顶，活像个小丑。我的掩饰蒙蔽了包括施楠在内的所有人，却没能瞒住我的师傅。我的师傅姓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天我们俩分在一组扎钢筋，施楠单独一人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扎着同样的钢筋。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干活，一边时不时地偷偷打量着施楠二眼。从我的位置看过去只能看到施楠的侧面，她垂头干活，一手握着一把铅丝，一手攥着弯钩，铅丝从下面一出头便被弯钩迅速地钩住，轻轻一摇便将钢筋扎紧了，两只手配合得很默契；一缕溜海耷拉在额前，她时不时地要曲起一节手指将它拢向耳朵的后面，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它又会散落下来，随着她的动作流苏一般微微晃悠着，让我忍不住想伸出自己的一节手指去为她拢一拢头发。我如醉如痴地看着施楠，我的师傅则在一旁古怪地看着我，最后她实在看不下去了，用摇柄当当地在模具上敲了两下说，魂丢了！我一惊而醒，讪讪地不知说什么好了。我师傅放缓了口气说，怎么，喜欢上她了？嘴角还朝施楠的方向咧了咧。
我决定给施楠写信。我准备用文字向她展开攻击。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先去仓库领了一大堆的文字。填领料单时满头白发老保管员还诧异地问了我一句，今天又犯了什么错误了，要领这么多的字！我说这次不是写检查，是写入党申请。我要入党！老保管员说就你？入党？玩去吧！路过篮球场的时候遇到了殷南生和他的那些鸟。那些鸟在篮球架的横杆上站成一排，一个个神情紧张身板笔直标本一般地站着，殷南生则一脸严肃地背着双手在它们面前走来走去地作着报告。你们这些饭桶！找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找到，要你们有个屁用！那些鸟被骂得灰头土脸的一声不吭。这时殷南生看到了我，离得老远便扯着嗓子大声问我，这二天看到副厂长了吗？我说没有，你还没找到他？殷南生愤愤骂了一句，我日他奶奶的！我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这么一松懈那些鸟以为已经散会了，纷纷活跃起来，掉头梳理羽毛或拍打着翅膀活动腰身的不一而足，一只名叫呆子的鸟突然飞起来，在半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后笔直地落在我的肩膀上，你好！你好！我说呆子，又要给我唱歌了！这只鸟会唱好几首流行歌曲，什么《清早起床懒洋洋》、什么《公鸡与一枚弹子》等等，殷南生对它最为宠爱，还说以后要是有钱了一定要把它包装成一个甜妹歌星，目标直指娱乐圈，呆子自己也很自律，平时总是曲不离口的，每次见到我都要唱上两句。呆子听了我的问话却说，今天不唱歌，我们说绕口令吧！还没等我表示同意，它张嘴便诵，施楠施楠，怪模怪样，你要爱她，你就遭殃！我被它的一番说唱吓得心都快跳断了，觉得它是在讽刺我，反手一把抓住它，唬着脸说，你狗日的都听说什么了？呆子没料到会有这一局面，吓得扑扑地直拍翅膀，嘴里惨叫连连，老殷，救我！救我！殷南生也被吓坏了，生怕我将他未来的歌星摔死，色励力荏地威胁我道，你疯了！快放下来！放下！我手一松将呆子放了。呆子犹如一只惊弓之鸟，振翅飞落到殷南生的秃脑袋上，然后便朝我破口大骂，你个小呆逼！找死啊！你他妈的！我转脸走了，殷南生在身后又叮嘱了一句，看到副厂长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接下去的一个星期我都埋头写作。写情书对于我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知道它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形式，手边能用的文字倒是不少——它们被杂乱地装在一个工具盒里，一个个面目可疑，我也不知该如何将它们结构到一起去并辅以必要的标点符号。我先从一大堆字里找出“施楠”两个字填到信纸上，再往下就卡壳了，可能是检查写得得太多形成了惯性，最后这一封情书还是被我写成一份检查。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施楠同志：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大对劲，每天只要一看到你心里就特别欢喜，憋不住地想笑，还老盘算着要对你做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想看着你，想拉一拉你的手，还想抱你……跟你说一句实话吧，在想像中我已经把你摁在床上好多回了，尽管当时你不大乐意……我知道这是很不应该的，起码在干这些事之前应该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的，可当时就是忍不住，之后又特别觉得对不住你，我自己也不想总这样下去，所以想约你出来交流一下思想，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如果你没意见我们就星期天晚上七点在和平公园门口见，不见不散！
此致
敬礼
于天
在署名时我犹豫了很久，我担心万一遭到施楠的拒绝自己丢面子，但是不署上名字又担心施楠可能的同意而错失良机；我一会儿觉得应该署名，一会儿又觉得万万不可署名，内心患得患失的，最后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署上了自己的真名。
完成了这封信后我利用一个午休的时间骑着一辆自行车跑到距单位很远的一家邮局把信寄走了。将信投入信箱里的一刹那我顿感无比的轻松，仿佛卸下了压在心中的千斤重担。在回来的路上我高兴得不行，一边飞快骑着车子一边引吭高歌，惊得一条街的车辆和行人不住观望，最后我得意之下玩起了杂技，双手脱把蹬车向前，也是乐极生悲，不小心车轮被道上一块石子咯了一下，连人带车被摔出去老远，连翻了两个跟头才停下来，停下来很久了整个人还恍恍惚惚地，脑子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殷南生那只鸟的唱词，施楠施楠，怪模怪样，你要爱她，必定遭殃！心里便有点信了。
这一天是星期四，距离下个星期天还有十好几天的时间，一封本市的信件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最迟下个星期一左右施楠可以收到我的信，就时间而言是足够了。
下午临近上班时分天上忽然下起了雨。我们扎钢筋这一组属于露天作业，一下雨便没法出工了，上班后大家便坐在厂房里聊天，施楠则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边想着心思。中途披着雨衣的车间主任来转过一圈，看见我们如此悠闲似乎很不痛快，一张马脸拉得愈发长了，他总是见不得手下的工人有悠闲的时候，阴沉着脸站在车间门口仰头看了一会儿天空，骂了一句粗话又走了。雨越下越大了，雨点劈里啪啦地打着窗户上的玻璃，车间外的地面上很快形成了积水，雨点落下时溅出水花遍地，密密麻麻的；绵绵不绝的雨水仍在半空中持续，像挂在半空中的密集的粉丝，从中滋生出的水雾四处蔓延，犹如一面帘子遮掩着所有投向它的视线。正对着我们车间的是三车间（混凝土车间）的工地，此时他们也停工了，工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台庞大的塔吊留在原地，在与雨水默默地对抗或经受着雨水的修改。工地的后面是又是一排厂房，那是金加工和配电房的所在地，此时也被大雨模糊了，其中还包括厂房前的一条道路和道路两边的树木和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卡车（卡车为什么要停在大雨的路边呢？）以及一个处在大雨中的行人，雨中的景物在努力模糊着人们视线的同时也在努力地使自己变得虚幻和神秘起来，我们中间有人已经暗自盘算起了下班，而雨中的那人还在一点一点地向我们这边靠近，所有的视线最后都停留在他的身上。在中途，道路产生了一处拐弯，那人随着道路的趋向短暂地消逝了片刻，旋即又被道路送还给了我们的视线。这个人就是大雨中唯一越来越清晰的景物，他几乎是迎着我们的视线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在经过车间门口时并没有随着道路的延伸走过去，而是一扭身闯进了我们的车间，我们只感到眼前一暗，门口已经多出了一个湿淋淋人来。这人扮相很奇怪，身上披着一件雨披，头上扣着一顶草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他的大半张脸；脚上也没穿鞋子，一双大脚已经被雨水浸得发白，两条裤脚一个卷到了膝盖，另一条则只到小腿肚，他在门口刚刚站定，从雨披上滑下来的雨水已经迅速地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潮湿的圈，压得很低的帽檐这时突然地向上抬了一抬，弹出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灯一样飞快扫了一下周围又迅速藏到草帽下去了。在这短暂的一瞬间，那张被草帽严严遮住的脸暴露出来，这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却愣是想不起来究竟是谁，唯一能肯定的是眼前这个人是他自己之外的某一个人。这人在原地抖了抖身上的雨水后便径直走向了孤零零坐在一边的施楠。施楠对这个人似乎也很警惕，脸上写满了疑问。那人走到她身边后轻轻说了一句什么，施楠点了一下头，说我是施楠。她的声音很高，说完还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那意思分明是在向那人暗示她和我们是一伙的，表明这一点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也是在向我们讨好。那人没在意施楠的态度，又轻轻又说了一句什么，这一下施楠神情起了变化，她慌张地又朝我们扫了一眼便欲起身，那人做了一个手势制止了施楠，他自己则一屁股坐在了距离施楠不远的一堆钢筋上和施楠小声说起话来。一开始施楠还心不在焉的，每隔一会儿就要偷偷朝我们这边打量一下，后来似乎是被那人设置的某个话题吸引住了，接下去沉浸在相互的谈话之中再不理我们了。
从这天起，我们车间多了一个人。他几乎每天都要来车间找施楠，一来便和施楠泡在一起，遇到干活他便帮着一起干，架钢筋、扎模型、样样都来，休息时两个人便蜷缩在某个角落嘻嘻哈哈地说笑，无所顾忌旁若无人，仿佛一对恋人。因林大国一事而声名狼藉狼狈不堪的施楠在这份关爱下渐渐恢复了些许自信与活力，脸上也有了笑容和色彩，人一天天地滋润起来了。面对施楠的这一变化最不乐意的就是本车间的工人了。生活中有着很多古怪的规则，在大家看来施楠是属于车间的，就好象是自家后院里的一朵花，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自己平时懒得理它，可是如果某个外人翻墙进入我们的后院想把这朵花摘走，那是大家决难容忍的，我们宁愿这朵花默默地颓败枯萎也不允许别人染指。由于这一阴暗心理使然，大家便尤其不能容忍那个怪人与施楠的粘粘糊糊，在那人出现的第二天就有人找到车间主任告状说有一个陌生人整天来车间里与施楠鬼混，影响车间正常的工作秩序，要车间主任出面管一管。车间主任听了很奇怪，全厂的工人之间相互都是很熟悉的，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呢？最近也没听说厂里来新工人啊！他吩咐了那个工人，让他再发现那个怪人来车间就通知他。隔了一天那个怪人再次出现时，接到讯息的车间主任也适时出现了。等着瞧热闹的车间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拥着车间主任一起向施楠和那个怪人走去。见到这种阵势，施楠慌张起来，正扎着钢筋模型的她停下手，那个怪人却当没事儿似的埋头继续干活。车间主任走到他身边盛气凌人地问，你是哪个车间的？跑来我们车间干什么？那人抬脸先扫了主任身后的一群工人，然后才转向车间主任说，能换个地方说话吗？车间主任不耐烦地说，有什么你干脆说，藏藏掖掖地干什么！那人哼了一声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埋头扎起钢筋再不理他了。车间主任哪里受得了这种气，顿时火了，对身后的工人说，把他给我扭送到保卫科去。早就摩拳擦掌等得不耐烦的工人唿啦便围了上来，那人见状大喝一声，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安！工人们被他的架式唬住了，集体愣了一愣，这时施楠走到车间主任的面前小声说了一句话，车间主任的脸色就变了，什么？你说什么？施楠又低低地说了一句。车间主任脸顿时胀得通红，神情中有一丝尴尬也有一丝无奈，最后他将一腔怒火全发泄到了身后的那一群工人身上，傻站在这里干什么？给我滚！工人们面面相觑了片刻灰头土脸地散开了。车间主任却没有随大伙离去，他涎着脸和那个怪人说了起来，一开始那个怪人对他爱理不理的，半蹲在那副模型下一根铅丝一根铅丝地扎着钢筋，施楠则一手抓着一把铅丝，一手抓着一把弯钩尴尬地站在一旁。可能是被车间主任的诚意感动或者可以要为施楠留点面子，在车间主任努力下最后怪人从钢筋架下站了起来朝车间主任说了几句什么，说得车间主任孙子似的连连点头，怪人似乎很满意他的态度，说了几句便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先敬了车间主任一根，车间主任受宠若惊急忙掏出打火机给怪人点烟，怪人推让了一番坦然地受了，后来两个人便站在那一副钢筋模型下一边抽烟一边聊着，聊着聊着两个人还一起笑了起来，周围的工人们则面面相觑，对那个怪人的好奇又增添了几分……
这天之后再没人敢管施楠和那个怪人的闲事了。
虽然别人不管了我却不能不管——我可不想施楠整天被这么一个怪里怪气的家伙缠着，这对我的爱情威胁太大。后来一段时间我的精力全集中到了怪人身上，时刻都关注着他，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我希望能从他言行举止中寻找到一丝破绽从而揭去蒙在脸上的那一层假面。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言行之中处处小心谨慎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他甚至除了施楠之外都不和其他任何人接触，有时某人无意中离他稍稍近一点都让他感到紧张，总要起身回避，这一来更让我肯定了一点，他是厂里的一员，平时和大伙也一定很熟！可他究竟是谁呢？有很多次我似乎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感觉不小心咳嗽一声或者无意中打个喷嚏都可能脱口报出他的名字来的，可一转神却又卡住了；这人的名字就像一只跳蚤似的在我的意识里东蹦西跳地，我的一节指尖摁来摁去总是摁不住它。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户外扎着钢筋时，一道黑影从头顶划过，啁啁地扔下二声鸟鸣，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殷南生养的一只八哥，叫姜子牙。我噘嘴向他吹了一声口哨，他又啁啁叫了数声，飞过去了，我继续干活，眼睛从天空收回的中途顺势扫了一下站在施楠身边的那个怪人，此刻他也在仰头注视着那只渐飞渐远的姜子牙，一副很专注的样子。我心中一动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曾经被殷南生的八哥们追得四处躲藏，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借助一顶草帽消失在厂区里的副厂长，一念至此我恍然大悟，我说这个怪人怎么那么眼熟的呢！他此刻正紧张地关注着那只鸟，根本没注意到我，倒是施楠不经意间看了我一眼，我们的视线刚一接触到她又迅速地垂下了眼帘。鸟在天空中上下沉浮着飞了一会儿后便消失在天空的边缘，副厂长收回目光扭头和施楠说了一句什么，还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鼻子。直到这时我才得知自己的情敌居然是副厂长，这一发现让我很沮丧，一个普通工人居然和厂长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不过转脸一想又觉得事情似乎还至于太糟，毕竟他是一厂之长，他的身份似乎并不适合做这事的，再说他还是有家有口的，据说孩子都快三岁了，可问题是如果让他长久地和施楠纠缠在一起，就算他开始时并没有这个打算，时间一长谁也不能保证施楠这个小骚货不采取主动是不是？所以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赶紧把他们俩分开。接下去的时间我暗自玩起了脑筋急转弯，设想了种种可能以图能离间副厂长与施楠之间的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施楠面前说说副厂长的坏话，一想又觉得这种伎俩似乎太过常规，现在的女孩子的思想都很叛逆，很多常规意义上好和坏往往与她们的认识成反向走势，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乍听到这句话时我还以为是那些新新人类为标榜另类而故作的惊人之语，未曾想这还真是她们的生活标准。前一阵报纸上曾做过一份女性问卷调查，让受调查的五十六个女性在以下的人物中选择一个人做自己的丈夫：雷锋、欧阳峰、孙悟空、王大进、猪八戒、郭靖、希特勒、阿拉法特……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人等一应俱全，你绝对没料到的结果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猪八戒，五十六个女性当中有五十五个选择了猪八戒作自己的丈夫，理由说出来能让你笑掉大牙——她们认为猪八戒最会生活最为现实，肯定会是一个模范丈夫，其中唯一一个没选猪八戒的人是一个生于七十年代的女作家，原因是她选了希特勒做自己的丈夫，除了猪八戒和希特勒之外，像雷锋、王大进这些品德高尚无私忘我的英雄和劳模却无人问津。从这件事中你不难看出，现在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好与坏的问题了，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四处贩卖有关副厂长的坏话没准无形中还是为他作了广告；譬如宣扬他贪污受贿其实是在暗示他很有钱，告他勾引青年女工没准是暗示他很有个人魅力，出于以上的种种担心我只得自行否决了这一计划。计划虽然搁置了下来，但是人却没法闲着，那些天我的身体像一根绷紧了的弹簧，很冲动地总想干点什么。后来我多次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当副厂长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原本应该出现的某个地方此时此刻一定是空着的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只是潜意识里隐隐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机会。一天早晨当副厂长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扔下手中的工具悄悄溜出了车间，临走时还悄悄拿了一顶草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我头戴着草帽去了厂部办公楼。我故意把帽檐压得很低，大半张都被遮住了。办公楼里的人很多，一些迎面走过的人不断地和我打着招呼，老王你好！王厂长，你好！我不敢说话，只以点头回应。王厂长的办公室是在三楼，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但是房间里没有人——他这会儿当然不会在这儿的。我走进办公室，随手轻轻掩上房门。办公室里有一张很气派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部电话和一些零碎的办公用品，桌前有一张皮转椅。我跑过去一屁股做到转椅上，整个人便泛泛有了一种很厂长的感觉。几乎是同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下意识地伸手就要去抓电话，手伸出一截又觉着不妥，硬生生地又缩了回来。电话铃仍在继续，好象永远不会停下似的。我狠狠心一把抓起了电话，话筒里一个粗嗓门在嚷嚷，是小王吗？我反问你是谁？粗嗓门骂了一句粗话，奶奶个熊！连我都听不出来了？我是老李！我说老李？哪个老李？粗嗓门不乐意了，愤愤地说，你什么意思？厂里还有几个姓李的！他这一骂我便醒悟过来，可不是吗？厂里只有一个姓李的，他就是李厂长！李厂长是四年前调到厂里来的，在他调来之前我们厂里有不少工人都是姓李的，他来了之后那些姓李的工人们便不姓李了，也不知道是不敢姓李还是不屑姓李或者不知如何姓李了，反正一夜之间呼啦啦一阵清风吹过，所有李姓职工全将自己的姓改了，有的姓张有的姓罗有的赵还有一部分姓了周吴郑王等等，其中原因直到今天都没人能说得清楚，连李厂长和那些原本姓李的工人们也说不清楚，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知道原因却不肯对李姓之外的人说，反正后来厂里除了厂长之外便没了第二个姓李的人了，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去年。据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厂里分配进来了一个大学生，此人恰巧也姓李，进厂报到的那天劳资科的人一看到他的姓名就愣住了，负责帮他办报到手续的劳资科长问他，小伙子你姓李？大学生说是啊，我叫李浩！劳资科长摇摇头说，你是从父姓还是从母姓，大学生乐了，说当然是从父姓了！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劳资科长委婉地说，我们厂里除了厂长现在已经没有人姓李了！怕李浩不明白又补充道，你知道李姓是一大姓氏，就拿我们厂来说吧，以前有很多人和你一样也是姓李的，但是后来李厂长一来他们都改姓别的姓了。李浩听了就问，为什么？是李厂长不让他们姓李？劳资科长说这倒不是，是他们自己不想再姓李了！李浩听不懂了，犹豫着问科长，你的意思是——？劳资科长说要不这样吧，你也改个姓吧！想想又加了一句，这也算入乡随俗嘛！李浩随口问，改……姓什么？劳资科长说，改跟母姓就行！问你母亲姓什么？李浩乐了，说我妈也是姓李的！科长被噎得咯地打了一个响嗝儿。李浩显然是个极有主见的人，无论科长怎么做工作死活不肯答应改姓，科长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消息传出之后惹恼许多原本姓李的人，他们三五成群地跑去找李厂长告状，说李浩目无规矩什么什么的，意思让李厂长给他施加一点压力，让他改掉自己的姓氏。李厂长对此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拿腔拿调地说姓什么不姓什么是别人的权力，做领导不好干涉云云。给大伙的燥热的情绪兜头一盆凉水，浇得众人内心一片冰凉。他们为了某种隐秘的缘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因此在他们的意识里那种缘由本身便具有了一种超凡的法力，这一法力可以施于任何一个藐视它存在的人以必然的打击，但是事实上让他们敬畏有加的那一股法力在对待李浩时却并没有表现出如他们想像的那样严苛，它出人意料地轻轻松松地便放过了违逆者，这让他们感觉挺亏的，早知如此他们又何必主动放弃自己的姓氏呢！就在他们暗自懊恼之际，一件突兀的祸事突发而至，大学生李浩在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无端地遭遇到了一场车祸。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混在慢行道上的车流中缓慢地向前走着，一辆失去方向控制的小轿车疯了似的突然从快车道冲了过来，当时慢车道上有很多的自行车，那辆小轿车却左扭右拐地绕过所有的可能，在一片惊恐的尖叫声中准确地撞上了李浩，将他撞飞到天上去了，整个人在半空中像一只大鸟翻滚了很久，然后一头栽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脑浆迸裂而亡……就这样大学生李浩在刚刚工作半个月不到就死了。他的死重新激起了全厂工人内心中对于有关李姓禁忌的一丝敬畏——大家都认为他是因为不肯改姓而惨遭横祸的，那些原本打算将自己姓氏重新改回来的工人就此断了这一念头。后来厂里除了厂长再没有人敢姓李了。一意识到话筒里的人居然是厂长我也慌了，心里甚至有点后悔接这个电话。李厂长显然把我当做了副厂长，听我半天没吭声很不耐烦地催促，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迫不得以之下我随口敷衍了一句，我在听你说呢！厂长你有什么指示？心里却在犹豫要不要挂上电话赶快溜走。听了我的话厂长的粗嗓门却柔和起来，小王啊，你上回和我说的施楠的工作安排的事情我想了一下，要不就先安排她到厂部广播室吧？我稍一回味便明白过来，顺着他的话说，厂长你定吧，我没意见！李厂长说，那好！这二天你找施楠谈一下，下个月就让她来厂部上班吧！我说好的好的，我这二天就找她谈一下！李厂长一转腔调不无玩笑地说了一句，小王你这个混蛋我觉得你在施楠工作的安排上是不是过于热心了点，你不会有什么私心杂念吧！我说厂长你可别乱怀疑，我这可完全是为工作着想！李厂长说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怕你犯错误！哈哈哈——！搁下电话后我愣怔了一会儿，我为自己莫名其妙地以副厂长的身份接的这个电话而感到疑惑，感觉跟梦游似的，不过从中也至少肯定了两件事，首先那个怪人是副厂长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其次他和施楠的关系绝非一般也是不争的事实，从通话内容透露出的信息分析，施楠就要调离我们车间去厂部播音室工作了，如此一来以后我和她恐怕连见一面都不容易了。想到自己的爱情还没开始便被无端地中止我稍稍有点落寞……正想着，门外忽然有人敲门，砰砰砰！我说哪一位？外面的人没吭声，又敲了敲门，我走过去把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居然是殷南生，我诧异地问了一句，是你！殷南生一脸冰霜地站在门口，好象我欠他一大笔钱似的。我说你来这儿干吗？殷南生怒不可遏地说道，姓王的，你别跟我装糊涂！我一愣，问你叫我什么？殷南生说，怎么？非得叫你一声王厂长你才舒坦！殷南生的大嗓门引起了别的办公室里的人注意，隔壁一些办公室的门前突兀地伸出好几颗脑袋，滴溜溜四处转动、张望，等看清是殷南生和我在争执，每人的脸上都露出暧昧的笑容。我把殷南生从门口一把拽了进来，关上门后我问他，你刚才怎么叫我王厂长？殷南生愤愤地说，你装什么蒜呀，别以为戴上一顶草帽我就认不出你了！我一愣，恍然大悟，连忙摘下头上的草帽对他说，你再看看我是谁？殷南生不耐烦地说，老子没时间跟你猜谜，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上回扣我的工资什么时候补给我？我说老殷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王厂长，我是于天！殷南生愣了一下，上上下下打量了我数眼就笑了，然后突然一板脸说，王厂长你这是何必呢！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我说老殷我真的不是王厂长！殷南生哈哈一笑说，好，就算你是于天，可你既然坐在王厂长的办公室里那你就是王厂长！我说没这个道理吧，我在王厂长的办公室里坐一坐就成厂长了？那我哪天一不留神进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我难道还成了市委书记……！殷南生无赖地打断我的话说，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就当你是王厂长了，你一天不把我的工资补上就别指望有好日子过！我警惕地问了一句，你想怎么样？殷南生说，我不怎么样，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跟着你，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上班下班都跟着你，一直跟着你！他说这段话时语气中透着一股特别地恨意，最后的几个字更像是用后槽牙一个一个咬出来的，咬得我心里凉飕飕的直犯毛。看来我这次真是遇到麻烦了，按他的说法，从今以后我的身后将始终存在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打我不骂我也不爱我，只是不紧不慢不远不近地一直跟着我，我乘公共汽车他就乘公共汽车，我上厕所他也上厕所，我上班他也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反正无论我干什么只要一回头总能看见他，总能在最近的距离中感受到来自于他的一份呼吸的压迫，而且他似乎并不准备向我透露他的下一步的打算，也不准备像老朋友似的和我边走边聊点什么……一个人从此跟上了你，你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甩掉他，这一切也太令人恐怖了，我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了，甚至后悔自己不该自作聪明地戴上一顶象征着副厂长的草帽，如果不戴上那顶草帽眼下的这一切就都不可能发生，即使遇到殷南生我们也会像朋友似的随便说说话或者逗逗他的鸟……当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不仅戴上了那顶草帽而且还遇到了殷南生，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草帽扣上脑袋的那一刻起，我的脸似乎也产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我居然被殷南生错认成副厂长了，这种事也太不可思议了；手头没有镜子，否则我真想看一看自己现在的模样，看看自己与副厂长之间究竟相像到何种程度？真没料到我的脸居然被无端地固定在了另外一个人的面孔上了，即使摘下草帽这张面孔也变不回去了，也就是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里我恐怕一直要以这一副面孔生活下去了，我要用它来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恋爱、工作、友谊等一切的现实内容，并以它的方式微笑或者哭泣，而我原先的那张脸呢？那张跟随了我二十多年的、和我荣辱不弃的被时间和营养滋润和成熟着的面孔难道就这样离开我了？二十多年来从嘴里吃下去的食物感动过自己的心情以及一切可以体现在面部表情上的喜怒哀乐——你看看生活在我的脸上留下了多少痕迹啊——现在难道全都浪费了吗？当然回头想想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毕竟在失去自己面孔的同时命运还补偿给了我另外一张面孔，甚至还是一张厂长的嘴脸——咱们先甭管是正职还是副职了，无论正副对于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其实都已经是天大的便宜了，如果今后这张面孔果真持久地印在我的容貌之上，你们就想想以后我在厂里的风光吧，无论我走到哪个车间都有一些中层干部和工人跟前跟后地递茶点烟，时不时地还有一些女工们主动地投怀送抱的……可是眼下呢？眼下怎么办？殷南生这会儿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跟个菩萨似的一动不动，看样子他是打算跟我耗下去了，一副不要回工资就决不收兵的架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并不是那个扣他工资的人啊，也就是说我并不具备为他还钱的权力，你总不能因为一顶莫名其妙的草帽就赖上我了吧，天下也没这个理呀是不是！我苦口婆心地开导着殷南生，我首先告诉他我并不是他应该找的那个人，因此也没法帮他解决问题，同时竭力向他暗示他应该找的人现在正在钢筋车间以一副陌生的面容和一个年轻的女工粘糊着呢，可殷南生对我的暗示一点都不敏感，口口声声说他今天认定我了，威胁说不拿到钱我们俩谁也别想离开！在我们纠缠之中时间一点点流逝，一愣怔的工夫便到了下班的时间，随着下班铃声的骤然而起，办公楼道里响起了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左右隔壁科室里的人一起涌出来，敲打着饭盆说笑着下楼吃饭去了。我也饿了，感觉中整个胃沉甸甸地向下一坠，然后肚子便空了，一股胃气还搅得肚子咕咕咕地一阵叫唤。我试探着和殷南生商量，你看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去吧！殷南生没说话，一抹冷笑意味深长地在嘴角微微抽搐了二下，脑袋扭向了一边。我陪着笑脸说，我请客行不？咱们还可以喝点啤酒！我想大概是我故意作出的轻松姿态惹恼了殷南生，他突然大叫了一句，做你妈的大头梦！声音大得吓人，余音震得整个房间都是嗡嗡的，遭受意外惊吓的我没好气地说，可我饿了！殷南生说那好办啊！你只要把工资还我，你马上就可以下楼去吃饭！一句话堵得我半天喘不上气来。办公楼里彻底安静下来，感觉中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时间掏空了，只留下了我和殷南生两个人的呼吸在沉默中相互追逐并在暗中较劲，时间正循着寂静的纹理向上蔓延，偶尔能听见从隔壁某一间办公室里传出的一串电话铃声，因为没人接听数声之后它又停下了……
这件事的最后解决非常出人意料，那天殷南生守着我一直坐到下午，快下班时我已经近乎绝望了，这时一泡尿在小腹中逐渐被尿意点燃了，沉甸甸地挤压着膀胱，我坐在椅子上不停转换姿势以减轻膀胱中的压力，但是效果甚微——这的确和坐姿无关的。大概在我的小腹被一泡尿点燃的同时，殷南生也开始坐卧不安起来，很明显他也在承受着来自另一只膀胱中的压力，因境遇相似，我向他提议，我们一起上个厕所吧！殷南生没吭声，我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殷南生简短地吐出了一个字，不！这个回答让我很意外，我说你难道就不想上厕所？殷南生说想，可为了要回工资我得忍着！我听不懂了，说上一趟厕所并不影响你要工资呀！殷南生摇摇头说，这不一样，你想上厕所说明你快憋不住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机会，现在你只有二个选择，要么解决我的问题，要么就继续忍着！这通理论歪歪斜斜的，想不到天下居然有如此恶俗之人，他居然会以这种手段作为要挟对方的条件，甚至不惜以自己同样的痛苦作抵押，这算什么事嘛！我的小腹越来越涨，尿意像一枚钢针似的在体内东奔西突地，再迟一会儿它完全有可能从肚脐眼或者脚趾头上冲出来的。我略一寻思，觉得这样下去的确不是个事，即使我能受的了我的膀胱也受不了的，于是迅速拿了个主意。我问殷南生，上回扣了你多少工资？殷南生回答，三十二块五毛。我掏出一张五十的钞票果断地拍在桌子上，算我倒楣，你不用找了！殷南生眼睛陡然睁大了，看看钱又看看我，一颗脑袋跟装了轴承似的来来回回地转个不停，你什么意思？他问。我说没什么意思，你不是被扣了三十多块钱吗，我给你五十，现在我可以出去了吧？殷南生迟疑了一下，坚决地摇摇头说，不行！这不行！这种反应让我奇怪了，我说你还想怎么样？钱不是给你了吗？殷南生说，可这是你的钱！我没好气地说，这不一样吗？都是钱，都能从商店里买到东西！殷南生：我的钱是被财务室扣掉的，所以得从财务科里把钱拿回来，停顿了片刻又补充了一句，这是荣誉问题！如果换成另外一种场合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准会让人笑掉大牙，可在我们厂里这却是极为普通的一句说词。工厂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有许多朴素的道理在工厂里却有着极为怪异的含义和解释，就拿扣工资这种事来说吧，工人们中间有一种根深堤固的观念，他们认为凡是被扣工资的人都是软弱无能之辈，而事实上呢，工厂里的领导们在此类对象选择上的确有欺软怕硬的嫌疑，对于一些老实巴交的工人偶尔犯下的诸如迟到早退这一类小错误动辄以扣钱或停职检查予以惩罚，而对于一些刺儿头的——每个工厂里总是有几个刺儿头的——性质更为严重的诸如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偷盗公物等极端恶劣的行为则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在此情势下，一些工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常常会为了一点芝麻大的由头大吵大闹甚至是无理取闹地吵上半天，而这其实和芝麻本身并无多少关系，他们只是想借机表演一番，欲以在领导们的印象中建立起一种强硬的形象，生怕一不留神教人看轻了自己，从此受尽欺凌和压迫，这一点在工厂里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只是我不明白而已，殷南生在被扣了工资之后的种种极端的表现便是这种心理使然，这也是即使我主动掏钱补偿给他他也依然不肯善罢甘休的原因所在。殷南生就这样拒绝了我的妥协，这一来我愈发地急了——膀胱中一泡尿让我不能不急，我说你究竟想怎么样吧？殷南生一指桌上的电话机说，你要真想解决问题就给财务科打个电话吧，让他们把工资还给我。我说你当我是谁呀！我让他们把钱给你他们就给你了？殷南生无赖地说，那随便你！说着话架起了二郎腿不理我了。我忍了一会儿，暗自掂量一下膀胱的压力，不得以之下还是一把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财务科的号码。在膀胱重压之下，我拨打电话时手都是颤抖的，话筒时不时地从耳朵边跳开，忽上忽下的。我本来的打算是跟财务科的人商量一下自己送五十块钱过去，然后让财务科用这五十块钱付给殷南生，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策略了。电话响了两声之后通了，是一个女会计接的电话，喂，找谁？我说你好，我……！我还没说完女会计已经叫了起来，你是王厂长？我一愣，问你怎么知道？女会计咯咯咯地笑着说了一句，王厂长，你的嗓音可是很独特的耶！我说你真的听出我是谁了吗？女会计肯定地说，当然！我又开始疑惑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一顶草帽的原因使得自己连嗓音也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顶草帽也太神奇了。电话那头的女会计问，王厂长你有什么事吗？我说你们科长在吗？女会计说科长下午去银行办贷款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好了！我说你知道殷南生工资被扣的事吗？女会计说知道啊！你忘了，这事当时你就是交待我办的！我说对对，我知道，我知道！你这样，现在殷南生同志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态度很好，被扣掉的三十二块钱的工资要补给他。女会计说那好，下个月造工资表时我帮他加上去好了！我说别等下个月发工资了，现在我就让他去领吧！女会计犹豫了一下，爽快地说那好，你让他来吧！
殷南生的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通过这件意外的变故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有关草帽的秘密。谁能想到呢？一顶普通的草帽竟然具有如此的神力，它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不仅改变他的容貌，甚至也改变了他的内心……公平一点说在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殷南生也不是那些笨鸟，而是我。在此之前没人会想到一个刚刚参加工作、在别人眼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青年工人，有一天摇身一变忽然成了副厂长了，从此言行举止中处处洋溢着一副趾高气扬小人得志的浅薄架式，说起话来都是嗯啊哈儿地，如果不是这一顶草帽，这辈子他可能都不敢这么放肆地跟别人说话，除非他找揍！接下去几天里我也没心思干活了，一会儿称上厕所一会儿借口去医务室看病，或者干脆一声不吭溜到王厂长的办公室里去了。我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天，除了偶尔接个把个电话之外什么屁事也没有。每当我静静坐在办公桌前大转椅上，眼看着窗户外面似曾相识的工厂景色，内心中便油然生出一丝恍惚的美感，感觉自己似乎已经与作为工人的生活拉开了距离，此时的我就是厂长，王副厂长。遗憾的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仅仅数天便被中断了，原因依然出在施楠身上。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忽然想起了施楠工作安排的事，顺手打了一个电话到钢筋车间找到施楠，让她到厂部办公室来一趟，说领导有重要的事情找她。施楠问我是谁，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施楠说你不告诉是谁我也不知道该去哪个办公室呀？我说你到办公楼308房间吧！过了大约十分钟左右施楠来到了办公室，看见我的一刹那她惊愕地愣怔了一下，王……厂长！我说你坐，坐吧！她生硬地坐下了。我说小施啊！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施楠抬起脸疑惑地重新打量了我一番说，挺好的！我说你来单位有三个多月了吧？施楠回答，再过一个星期就满四个月了。我故作姿态地点点头，你的实习期是三个月吧？施楠点点头。我说你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施楠说听从领导安排。我故作姿态地说，对你的工作安排厂里的个别领导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然了，对这些意见我是不太赞同的，年轻人偶尔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番话把施楠说得垂下了脑袋，由此看来她还没从林大国一事的阴影中拔出身来。她垂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副楚楚可怜柔弱模样，看得我心都碎了，本来我还准备再往下接着跟她说说林大国的事的，这么一来也不忍心再伤害她了，话锋一转道，这一段时间我找个别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交流了一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决定给你一次机会！施楠垂着的脸陡地抬了起来，似乎惊讶我的这种说话方式。我接着说，考虑到你在学校主持过学生会工作，对宣传工作这一块比较熟悉，所以厂部决定安排你到广播室工作，你看怎么样？施楠一脸激动地说，谢谢领导对我的关心，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希望！我说那好，你作好准备，下个星期就到广播室上班吧。施楠再次向我道谢，谢谢王厂长！我说不客气，不客气！接下去突然冷场了，这种冷场极不合时宜，我试图说一点轻松的话题以调节一下现场气氛，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自从戴上草帽之后，我除了打打官腔之外，正常说话能力似乎都失去了，而施楠出于对我身份的敬畏也不敢主动说话，我们俩就突然僵在了当场，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房间里气氛压抑。我看了看施楠，她依然一副娇羞的模样，垂着脑袋，额头上的一缕秀发掸在眼前，光滑细嫩的颈项洁白如缎，看得我心旌摇荡，一股热流从小腹中升腾而起，我忍了片刻终究未能忍住，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悄悄走到她的身边，试探性地伸出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施楠的身子一激灵，肩膀一硬撑住了我的手掌。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自己，张开双臂一把把施楠抱在怀中，然后捧起她的脸一顿乱吻，一边吻一边说，施楠你真漂亮，你真迷人，给我一次吧，给我一次吧！腾出一只手就去解她上衣的扣子，本来柔软着的身体明显地一硬，施楠仿佛被什么触动了，身体一阵动弹之下寻找到一个空隙，奋力一把将我推开了。我根本没料到她会在这时候突然发起反抗，人一下就愣在了当场，施楠稳稳坐在椅子上，神情冷竣地打量了我片刻之后突然问了一句，你是谁？我的心咚地急跳了一下，慌不择句地说我是王……厂长啊！话一出口我便发现了不对，果然施楠轻轻哼了一声，你不是他！老实说你是谁？我说我真的是王厂长，我……施楠的脸色愈发地难看起来，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冒充王厂长，你这个骗子！站起身来拔腿就往外走，我的身体和情绪还沉浸在那一份短暂的温存之中，实在舍不得让她走掉，在她经过我身边的一刹那，伸出一只胳膊想拦住她，却未曾想她一伸胳膊便把我推到一边去了。这丫头劲道不弱，只是刚才在我怀里的时候还软得像一团棉球似的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一铁姑娘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施楠走了之后我躁动的激情逐渐冷却下来，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危险，此处看来是不能再呆下去了。我闪身出门准备离开，就在出门前的一刹那，我对头上的这顶草帽产生一丝担心，觉得它似乎会给我引起麻烦，但是又舍不得摘下来，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一狠心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扔在办公桌上。事实证明源于潜意识中这一突显的灵感救了我。出了办公楼走了没多远迎面就撞上了施楠和王副厂长，两个人急匆匆地往办公楼方向走着，王厂长依然保持着那一副怪异的打扮，我注意到他头上的那顶草帽与我扔在他办公室的那顶草帽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扣在头上时的感觉却是相同的，就是说如果这时候他摘下草帽把它扣在我头上，那么我依然会变成王厂长的，至于摘下草帽之后的他自己会成为什么东西我就不得而知了，相对于前面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其实已经不重要了。看到我施楠扭头和王厂长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一起站住了，王厂长向我招手，小于，你过来一下！因为心里有鬼我有点忐忑，不知是不是应该过去，站在原地没动弹，两个人再次向我招手，施楠甚至和我犯起嗲说，你快过来嘛！这个小骚货！我暗自骂了一句慢吞吞地走了过去。王厂长扳着脸问我，上班时间你怎么乱跑！我又是一惊，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我的秘密，愣愣地没有说话，施楠以为我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在旁边介绍了一句，这是王厂长！我看看他，说王厂长？怎么变样了？王厂长皱了皱眉岔开话题道，你跟我们走一趟！我问上哪儿去？王厂长不耐烦地说，叫你跟着你就跟着，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我就不吱声了，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往前走。看我似乎不大高兴，施楠便向我解释，有一个骗子冒充厂领导正在办公楼里行骗，我们现在要去抓他！我说骗子，怎么会有骗子？他能骗什么？施楠说你别多问了。我却不肯停下来，对她说，凭我们仨能打得过骗子吗？要不我们多找几个人吧，或者去报告保卫科！王厂长扭头不满地瞪了我一眼说，如果害怕你就别去了！我当然不会害怕，谁会害怕自己呢！于是跟在他们后面向办公楼走去。一路上不时有人主动和王厂长打招呼，以此看来王厂长的化妆已经失效了，他现在的这副样子已经成为王厂长的另外一种标志。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这一份装扮还有什么必要呢？当然这话我只是自个儿琢磨着玩玩，并不会跟王厂长本人提出来的，也没必要。等我们爬上三楼冲进办公室却发现办公室里空荡荡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只在办公桌上扣着一顶半成新的草帽，王厂长直拿眼睛瞟施楠，神情中透露出一丝不满，似乎在埋怨施楠虚张声势捕风捉影，施楠则是满脸委屈，指着办公桌上的草帽道，那人当时就戴着这顶草帽。王厂长走过去拿起草帽看了看，还把自己头上戴着的那顶草帽摘下来与它比较了一番，然后没好气地说，这种草帽厂里到处都是，这说明不了什么！施楠急了，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似受了天大的委屈，她刚要说话，殷南生大呼小叫地门口一头闯了进来。看到殷南生王厂长首先慌了，身体直往一边挪，似乎想寻机一溜了之。殷南生对他的这种意图浑然不觉，一脸谄媚地跑到王厂长面前，抖呵呵地叫了一声，王厂长你好！殷南生和善的态度大出王厂长的意料，但是出于本能他还是辩解道，我不是王厂长！殷南生认为他是开玩笑，说王厂长你真有意思！也不深究，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圆骨溜丢的东西就往王厂长的手里塞。王厂长一边推一边警惕问，这是什么？你干什么？殷南生的脸上持续着那一份谄笑说，是鸟蛋，是我的八哥下的，送几个给厂长尝尝！王厂长被他搞得云里雾里的，因为不知道其中究竟而不敢贸然接受这些鸟蛋，两个人便一直推来推去的，最后殷南生都急了，说领导那么关心我，我送几个鸟蛋都不行吗？王厂长是个机灵人，尽管还不清楚原因但是已经察觉到这次殷南生是没有恶意的，轻推了两下后便接了下来，然后还故作关心地问，你的那些鸟还好吧？殷南生喜不择言地连声说，好好，他们十分感激王厂长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我的厂长生涯终于因为王厂长的回归而被硬性地划上句号，即便如此在随后的数日里我仍心存侥幸希望能再有一次扮演副厂长的机会，哪怕一小时或者十分钟都行的。一天我另找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再次来到那间熟悉的办公室，一进门却发现王厂长已经端坐在椅子上了。他此时已经去掉一切伪装恢复到了本来样子，看见我还笑着问了一句，小于你找我有事吗？我尴尬地说没事，没事，转身跑走了。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我终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特定位置的——厂长有厂长的位置，工人有工人的位置，经渭分明难以混淆；也许在某个时候，生活中的某个人会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暂时地离开自己的位置一会儿，但是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没人能代替他，也没人能完全覆盖他。
厂长终究是做不成了，但是生活却还要继续。人静下来之后我忽然想起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给施楠写的那份情书。连日来我沉浸在当厂长的新奇感受中，都没心思管那封情书了。算算时间那封信也差不多应该到了。施楠暂时还没离开我们车间，不过也快了，厂部已经通知了车间，施楠这二天也在忙着整理东西，看样子随时都可能离去。情势越来越紧迫了，而那封通过邮局邮寄的情书一直没有出现，我时时留意着厂门口的传达室前的信箱，有事没事都要去转悠一下，生怕那封信被别的什么人领走。大约过了二天之后那封信还是到了。它是在一个上午被一个邮递员连同一大摞报纸一起送来的。当时我正在传达室里和看门的老马聊天，同时在坐的还有几个其他车间的工人。这些人都是厂里为数不多有限的几个“准知识分子”，他们平时对国内外的新闻时事尤为关注，常常聚在一起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发展品头论足，受这一共同的爱好驱使，他们每天都要来传达室等着看当天的报纸。那天上午大约十点半钟左右邮递员来了，他骑着自行车从大门闯进来，一拐龙头便来到了传达室的窗口下，刹住车，一只脚点在地上，腾出两只手拿出一大摞报纸和三四封各种信封的信件从传达室的窗户里递了进来，等老马伸手接过他便缩回手搭上车龙头，叮铃铃地按出了一串铃声，歪歪扭扭骑着车子走了。房间里的老马站在办公桌前，先放下报纸，将那三四封信拿在手中逐一看了一下，抽出其中的一封递给我说，这是你们车间的，你给带去吧！我一眼便认出了那封信，黄色的信封和一张色彩艳丽的邮票，这是我在各种各样的信封和邮票中特意挑拣出来的。为避免嫌疑我还是问了一句，谁的？老马说施楠的。我不屑地说，她的？那让她自己来拿吧！老马也没勉强，把另外三封信合在一起交给我，请你帮我放到信箱里去好吧！我接过信走出来，把信放进了传达室外墙上的那个木制信箱里。放进去之后发现施楠的那封信被挡在了其中的一封信后面，于是又将那封信抽出来放在了所有信件的最前面。
当天下午施楠便拿到了那封信，这个下午副厂长没来——自从恢复原形后他就不大来我们车间了——施楠一个人在一边干活。这封信显然大出施楠的意料。在干活的中途她两次停下来看信，然后便不住朝我所在的方向看，而我整个下午都处在紧张的状态，内心的感觉极其复杂，有一点甜蜜有一点慌张还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渴望与幻想，但是脑袋却是不敢往施楠那边偏了，我感觉挺不好意思的，而且话也少了许多，我的师傅一直在逗我说话，我却连个屁都不肯放一个给她，这让她很生气，后来干脆另外支起一个工作架独自干了起来。一天就这么匆匆过去了，下午下班后我去浴室洗了个澡，再回到车间时其他人都已经走光了，施楠则刚刚收工——不知是不是乘最后的机会再表现表现，这一段时间她总是要比其他人晚一会下班。我换好衣服刚要离开，施楠从女更衣室走出来叫住我，嘿！你等等！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一颗心便嘣嘣地急跳了起来，我说你有什么事？因为紧张我的声音都颤抖了。施楠看了我一眼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了那封信问，这信是你写的？那一刻我居然笑了，很坦然地笑着问，什么信？我看看！伸手就要去拿信。施楠顿时疑惑起来，一收手避开了，心犹不甘地又追问了一句，这不是你写的？真不是你写的！我说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一点听不懂啊！施楠不说话了，沉吟了片刻说，对不起没事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就说好了。施楠坚决地说，没事了，对不起！
走出车间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悔得直想抽自己两嘴巴，我真是一个顶呱呱的蠢货，费了老半天劲搜肠刮肚地写了这么一封情书，最后却不敢承认是自己写的，天下还有比我更笨的蛋吗？更为可惜的是因为自己的矢口否认而丧失接下去的与施楠约会的可能，这是在那封信中约好的，时间就是接下去的这个星期天晚上。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眼前尽晃动着施楠那温馨可人的笑脸，一直快到天亮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然后便做下了一个龌龊的春梦。我梦见施楠躺在我的小床上，柔情似水春情激荡，像一匹温驯的母马神情中充斥着怪异的渴望。我将她的两腿分开，伸出舌尖轻轻舔着她的隐秘之处，舔得她娇喘连连呻吟阵阵……
尽管初次上阵便由于自己的愚蠢而遭遇了挫折（我始终觉得这一次努力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所导致的），但是我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内心中我依然觉得还有得手的可能，依据就是我与施楠同在一个车间，每天起码要有八个小时的时间要互相面对——所谓的男女久交必生情——这种优势也是别的任何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所不具备的，只要她一天不离开钢筋车间我就有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只是理论上的。
一天上午全厂停工半天开大会。那天在主席台上全厂工人看到了久违的副厂长，自从被殷南生和他的鸟耵上之后，他还是第一次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在他身边赫然坐着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施楠。这一局面让所有人都深感诧异，我们纷纷向先到场的人打听原因，也没人能够说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会议开场后首先由厂长发言，照例是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什么什么的，他的发言持续的时间不长，简短地发言之后便将话筒推给了坐在身边的副厂长。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副厂长首次在职工大会上发言，他先对这一段时间的厂风厂纪的工作成绩作了总结性发言，着重表扬了以下一批工人，丁小松、胡长勇、殷南生、米洛阳等，当报到殷南生的名字时，会场顿起议论之声，人们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将视线投向了殷南生所在的位置，在这样一种目光注视下的殷南生坐卧不宁，有人拿他打趣说，老殷，你什么时候和副厂长和好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还有人说，我说这二天天上怎么那么干净，连一根羽毛都看不见了！殷南生愈发地尴尬起来，嘴里言不由衷地说，嘿嘿，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时主席台上的发言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我们不得不打住话题重新将视线投向主席台。副厂长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语气严厉地说……现在还有一些青年工人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工作上不思进取整天沉溺于儿女私情，幻想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一扬手抖出一张纸，哗啦啦地……我这里有一封信，是我们厂的一个青年工人写给施楠同志的，说着话还扭头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施楠，施楠埋头玩弄着手中的一支钢笔无动于衷……而我此时却像被一只蜜蜂狠狠蜇了一下，差点失声尖叫起来，副厂长手里攥着的分明是我写给施楠的那封信。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我写给施楠的信怎么会落到副厂长的手里？台上副厂长的讲话还在继续，在这里我倒是想问一问写这封信的人，你平时的心思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年纪轻轻的不好好工作，脑子里究竟在琢磨什么！停顿了一下，放缓了语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经厂部研究，一致决定将这封信公布出来，散会后我们将把这封信张贴到大门口；再声明一点，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要故意和谁过不去，我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这位同志尽早地认识自己错误，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日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来！副厂长以一句慷慨激昂的祝愿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同时也激起了台下雷鸣般地掌声。我能理解这种掌声的含义，工厂的生活单调枯燥，一年里难得发生件把两件让人心醉神迷的轶闻趣事，眼下发生的是最符合他们内心的审美需求也是最能挑逗他们神经的一件事了。台下的工人一边热烈鼓掌一边相互打听写那封信的人，一副生怕被一个秘密抛下的担忧的表情和被秘密抛下又返身追上秘密之后的喜悦和兴奋，一个个神情猥琐表情暧昧激动异常。
散会后人们一窝蜂地涌向大门口，人人都想在第一时间里知道给施楠写情书的那人究竟是谁，这一点对于他们似乎很重要。因为他们来得过于迅速，厂部一时还来不及将那封信张贴到允诺给大家的厂门口，工人们也不着急，一边聊着天一边耐心地等着，同时还有人正源源不断地地到来，看热闹的工人们将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严严实实。大约十多分钟后，厂部的宣传干事小高出现了。他一手捧着一瓶胶水一手攥着几张信纸来到了现场，看到现场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工人他吃了一惊，但是随即便高兴起来，他暗暗调整了一下表情，脸上堆起一层意味深长的笑意，像藏着一桩天大的秘密。看到小高，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有人埋怨道，小高你怎么才来呀！小高微微笑着也不答话。排开人群走到前面，拧开瓶盖用手指蘸着胶水往墙壁上抹，每抹湿一块便展开一张信纸贴将上去，贴上去之后再摊开手掌啪啪地拍上两下，以加强信纸与墙壁及胶水之间的粘合面并使之熨贴。不一会儿，我写给施楠的那封情书便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一共三页信纸。写信人的身份也在最后一页信纸上完全暴露出来。
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全厂都沉浸在一股亢奋的情绪之中，工人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大门口伫足片刻观摩一下情书，上班时一边干活一边相互讨论着情书的内容及遣词造句的水平，不时还借助其中的一二句话展开丰富的想像开一些龌龊的玩笑。没办法，他们就是有这种能力，有时一个普通的标点符号都能被他们渲染得色眯眯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提于哑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居然没再提过他一句你是不是很奇怪？我内心也一直在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把那件事情告诉你，因为有些东西我至今也说不大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
事情是从一部电话开始的。我工作后不久，于哑巴就不再出去收破烂了，他老了，整天在外面奔波让他渐感力不从心。退下来后他还是闲不住，闲逛了一个多星期后突发奇想，花了一笔钱去电信部门申请了一个公用电话代办业务，半个月后我们家就多了一台电话机，每天一早于哑巴就把电话放到门前的窗台前供人使用，自己则守在电话机前摁摁计时器，收收钱。这是黄泥岗整条街上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电话。刚开张时几乎没什么生意，守在电话机前的于哑巴看见一个邻居就凑上去堆起笑脸跟人套近乎，忙什么呢？手势打得人眼花缭乱的。人家说我去上班，于哑巴就说来打个电话吧！那人说我干吗要打电话？推开他翻动着的手势匆匆而逃。接着又过来一个老太太，于哑巴又问，吃了吗？老太太警惕地说，我不打电话，我得去菜场，晚了就买不到菜了。于哑巴不死心，跟着她又比划了一段手势，打个电话吧，我给你优惠。老太太坚决地说，不打，没钱！拨开于哑巴夺路而去。刚营业那一阵于哑巴特别地郁闷，有时一连两天也没人来打一个电话。可是一个月之后情势突变，生意忽然就火起来了，那天上午于哑巴起来得稍晚一点，一打开门发现门口已经候着一群人了，看到于哑巴他们纷纷埋怨，你怎么才起来啊，我们都等了半天了！于哑巴睡得懵懵懂懂的，问你们有什么事？众人便说我们能有什么事，还不是为了打电话！于哑巴顿时来了精神，赶紧把电话搬出来。就从这天起生意就好起来了，每天从早到晚来打电话的人络绎不绝。世界上的事真有意思，没有电话的时候黄泥岗的人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缺少什么，有了一部电话之后反倒觉得不够用了，人多的时候打电话还要排队，一个人如果抱着电话多说两句后面的人还不高兴，你能不能快一点！或者，你就不能少说两句！于哑巴特别喜欢人多，这可都是钱啊，虽然每个电话按三分钟五毛钱收费，即便如此一天下来收入也很可观，每天最少也有二三十块钱，多的时候能有三五十块，人轻松，收入也比他收废品时强多了，于哑巴对此很满足，连带着对电话本身也产生了感情；他不明白这么一个黑乎乎傻模傻样的玩艺如何能给自己带来如此的好处？没人的时候他会偷偷拿起话筒翻来覆去地琢磨上半天，兴致上来还作出一副打电话的架式冲着话筒呲牙咧嘴表演一番，感情细腻表情丰富，我真怕他哪天一不留神真冲着话筒呱呱说出话来。因为是公用电话，经常会有人打来电话要找我们的某个邻居。只要电话铃声一起，那怕他离得很远也会飞奔过来一把把电话抢在手中。打电话来的人大都知道接电话的人是个哑巴，也不跟他寒喧，一二三四五，把要找的人一说，于哑巴搁下话筒就去叫人了，屁颠屁颠的。到了晚上于哑巴就把电话搁在自己的床头，有时我想打个电话他都舍不得，这么晚了还打什么电话，明天再说吧！他总是不愿意让人碰他的宝贝电话的。从这一个电话开始我发现于哑巴有点不正常起来，我隐隐觉得他似乎对我隐瞒了什么，具体是什么却一时说不大清楚。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果然出事了，那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很大。晚上八点钟不到我们就睡了。我睡得很沉，大概夜里二三点钟的时候，我突然被一声惊雷炸醒了，那个雷先是嗡嗡嗡地在天空上滚动了很长一段距离，声音闷闷的。在雷声刚滚动起来时我就警觉了，雷声滚动了足足有三十秒钟，然后在我的头顶嘎——喳一声炸响了，炸得我正常的呼吸咯地一声噎住了，人就醒了。屋外的雨水哗哗地往下灌着，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淹了一般。我被雷声吓得呼呼地直喘气，好一阵才恢复过来。等我平静下来重新闭上眼睛准备继续睡觉时，忽然听见房间里多了一种怪异的声音，那是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这是很奇怪的，我们家里一共只有两个人，其中只有我会说话，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可以说话的东西了，我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但是又不象，那声音异常清晰和真实，……侬勿要疑心，阿拉对侬的是一片真心的……伊啥里人侬还勿晓得？明朝侬去上海看看侬……这是纯粹的上海话，而说话的声音却很陌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睡着了后家里又来了什么客人，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么多年于哑巴从没带人回来住过，他似乎也没有亲戚或朋友什么的，起码他从没跟我说起过这些。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赤着脚悄无声息移到电灯开关处，然后一下拉开了开关。电灯闪烁而起的一刹那，我看见了一个令我不寒而栗的场景，于哑巴躺在床上，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弓起的腿上，手里则抓着电话机正在说话，架起来的那条腿悠闲地微微晃动着。屋外的雨声或者是太过沉醉于电话之中了，他始终没发现我这边的动静，等电灯一亮起来后他啊地一声尖叫腾地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手里紧攥着电话机，整个人都傻掉了，脸上神色惊惶且恐怖……我们僵持了足足有二十分钟，谁也没说话，屋外的雨声继续，偶尔还能听到电话机里面一个女声在嚷嚷着什么。二十分钟后于哑巴终于坚持不住了，扔掉电话跳下床夺门而出——
于哑巴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他离开了，却给我留下了一道无法揭开的谜，他是谁？他为什么要伪装成一个哑巴？我后来作过种种假设，我想像他也许是个逃犯，因为犯了事而隐姓埋名地苟且于黄泥岗上，或者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为了完成一件构想中的作品而在此忍辱偷生……
这就是于哑巴留给我的最后一夜。
尊敬的总统先生，在前面我曾描绘过自己对工厂的最初的印象，在那一段描述当中我这样写道，……轰隆轰隆运转着的机器，挥汗如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伴随着嚯呀嗨儿的劳动号子，还有那钻天的塔吊、半空中翻飞着起伏并落下的铁榔头、星光四溅的电焊枪、留着小胡子的师傅、大腹便便的厂长、油渍渍的工作服、操作平台上的红色按扭……在这一段描写中显然加入了我自己对工厂的善良愿望，但是随着自己在工厂的时间的推移，我不幸地发现真实的工厂并非如此，工厂里的大部分工人并不像愿望中的那样，那些工人在生活中得过且过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粗俗不堪一肚子的男盗女娼的家伙，平时里他们赌博喝酒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偷盗公物无恶不作，而对这一类的丑恶现象工厂的领导们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譬如那些稍有一点姿色的女工往往会在某个阶段成为某个领导或者某些领导的私有物品，领导采摘她们就像从自留地里拔一根蒜苗一样顺手。工厂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华丽的套子，你一旦失身于此，当初吸引你的那一份华丽便已经消失。遗憾的是我醒悟得太迟，在他们将我的情书公诸于众后我依然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抱有幻想。那几天我拼命地找领导理论，希望他们能良心发现把那份情书从大门口撤下来。那时我还不懂什么隐私权之类的法律条文，只是出于一种简单的思维觉得以这种方式处理这种问题有失公允，对当事人而言也有点太羞辱人了，我认为领导们完全可以以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处理这件事，譬如让我写一份检查或者扣掉我一个月奖金等等。对于我的申诉领导们根本不屑一顾，他们拿腔捏调地说，对你这种处分不是哪个领导个人的意志，是经过全体领导协商的结果，难道你认为我们都错了？再往下说他们就会耍赖，说你要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对可以去上级部门反映嘛！话一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没辙了，说实在的，那时的我根本就不清楚上级部门是什么地方，是市委市政府还是省委省政府抑或是党中央国务院？不管我如何努力，那封情书仍像旗帜一样悬挂在人生中最明亮也最显眼的工厂大门口，并为工厂里的全体工人和干部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在这封情书的刺激下，工人们的工作热情莫名其妙地高涨，原来他们干不了一会儿便要歇上一会儿，现在却能一口气干到下班，到月底一考核，厂部下达给各个车间的工作任务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仅如此，厂里其他方面的各项工作也有了重大改观，工厂里的迟到早退的现象不见了，小偷小摸的也基本上被杜绝，对于这一罕见的现象厂领导一开始还非常疑惑，他们习惯性地先从思想觉悟、奖金刺激等方面寻找根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仔细一探究发现产生这一转变的根源不可思议地出在那封情书上，发现这一点后他们如获至宝，为了将这封情书的功效持续下去，厂领导向行政科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贴在大门口的情书保存下去，要一直保持下去。
就在这期间厂里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变故。就在我的情书被公诸于众后，有一天我找到小郭。当时小郭在停车场上操着一把水枪在洗车，身上披着一件雨披，脚上套着一双雨靴，水泵的声音很大，将水枪充得力道十足，水流扫过的地方车身一片洁净。看见我小郭没有表现出以往的那一份亲密，甚至没跟我打一声招呼，只顾埋头洗车，就像没看见我似的。我几乎是喊着跟他说，小郭，我找你一点事！小郭扭头又看了我一眼懒洋洋地问，什么？我说我倒楣了，他们把我的信贴到大门口去了！小郭说我知道。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去跟高书记说一声把我的信撤下来。小郭头都没回地说了一句，不能！这种回答大出我的意料，我一愣，埋怨他道，你太不够朋友了！小郭扭头朝我苦笑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我不是不帮你，是帮不了你了！挥挥手，算了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等二天你会知道原因的！他的话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拒绝帮忙的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了。我一气之下掉脸走了。二天之后我果然知道了原因：高书记被调走了，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这一事件中涉及到的另一方是我们厂的幼儿园一位老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传说从这个女的刚工作不久就和高书记有了那种事，这种不正当的关系维系了很多年，即使后来女老师恋爱结婚生孩子也没断过。女老师的丈夫是隔壁冷冻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在上下班的乘车途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那是一个皮肤黝黑五大三粗的男人，这么些年来他对女老师与高书记之间的秘密始终没有察觉，这件事被曝光完全是因为女老师和高书记之间的矛盾所致。不知什么原因二个人中的某个人前一段时间忽然想结束这种关系而另一方不甘心轻易被对方甩掉，于是滋生出了矛盾，又经过一阵磕磕碰碰之后致使矛盾激化，这一份隐藏多年的秘密随之被彻底曝光。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对这件事本身有多大的兴趣，我只是想告诉你们驾驶员小郭后来在工厂里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