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号、钱庄、当铺织就金融网
胡雪岩的事业主要由金融、药业、丝茧贸易三大部分组成，其中金融是他支撑自己事业的顶梁柱，有句话叫“经商不理财，等于瞎胡来”，这个“理财”从狭义上讲是建立好财会制度，管理好账目。但从广义上，特别是对于胡雪岩这样一身兼多样事业的人来讲，“理财”还包括构筑自己的金融体系，以支撑整个商道的格局。
胡雪岩在杭州自开阜康钱庄后，很快把目光投向纷繁豪华的十里洋场上海。上海地处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带的中间，是进出长江口的门户，交通便利，与内地联系密切，与上海毗邻的浙江，早在唐宋时期就与它有货运贸易，称得上历史悠久，在上海开埠以前，在那里从事工商业的浙江人在各地客商中占大多数，故而“浙江帮”名气很大。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外商麋集，及至太平天国战起，各地富绅避居于此，斥巨资经商或开钱庄，上海更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胡雪岩也看中了这点，在太平天国时期，他在上海开设了阜康雪记钱庄，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战乱，转移部分资金，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在这个大市场上抢块地盘。浙籍商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早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就已有了相当的地位，可像胡雪岩这样影响巨大的却是极少的。
在胡雪岩时代，银号是比钱庄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金融机构。它与钱庄一样，透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任务。
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开埠通商以后经济活动的需要，中英在一八四三年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海关设殷实铺户，设立银号，……代纳进口税。”这些银号，又称关银号，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全国商埠开设的二十一家银号中，胡雪岩独资经营的就有六家，分别设在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和汉口，其中设于杭州的阜康银号和胡通裕票号是全城七、八家大钱庄中“资本最巨、声名最盛者”。不过，在胡雪岩开设的全部银号中，资金最雄厚的还是当推上海的福康号和汉口的干裕号。除了钱庄、银号，胡雪岩还在杭州开设了一家名叫公济的衣庄，在江浙和两湖开了二十六家典当，设在江浙地区的有二十三家，另外三家是设在湖北。这些典当铺和衣庄都是在急人所难，方便顾客的名义下收受押品、累计高额利息，有时还没收典当者逾期无力赎回的押品。
近代以来，一些大当铺依恃自己资本大、信誉高，已把典押取赎以获取当息的传统业务放在次要位置，而以存放款项、汇兑业务为主，胡雪岩的当铺就属这种情形，它们本真上也属于金融业，这可从刘体智《异辞录》的记载中得到印证：有个和尚携资五百元要寄存胡雪岩设在杭州的“典肆”，店伙托辞拒绝接纳，这个和尚就站在店门外敲木鱼，连敲三天三夜，胡雪岩偶过此处，问得情由，允许他存钱。这件事说明：胡雪岩所开的当店名为典铺，实是大量经营存款业务的与阜康钱庄、银号浑然一体的金融机构，而且由于他财盛势大，一般的人要到胡家当铺存款还不那么容易呢。
胡雪岩的钱庄、银号、当铺互相挹注，融通有无，构成一个巨大的金融网，势力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及北京、天津，胡雪岩透过这个网络，以于母术游刀其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赢得了“杰出的银行家”的美名。《异辞录》说他：“富名震乎内外，俞以为陶朱、猗顿之流”。“陶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弃官从商，致富置产，定居陶邑（今山东定陶），自称“朱公”，后世即称他为“陶朱公”。猗顿是战国时期的鲁人，先是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生息多得不可计算，资产可与王公相坪，成为名扬古今的大富商。时人把胡雪岩与这两人相提并论，可见他的富阔程度。
胡雪岩庞大的金融网为他在药业、丝茧生意上大显身手，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如：他为了保证胡庆余堂收到道地的药材，隔年发放贷款，扶植药农。
公益事业，善名远扬
自古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社会据此把商人当作狡诈和吝啬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据白居易《琵琶行》），然而这是偏见。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明智经营者，他们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曾几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邻里乡亲，结果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与其他的商人不同，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他在做生意发财以后，慷慨解囊，除了前述在太平天国时期收葬残骸、复牛车、开义塾、施粥施药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义举：
（1）江涛险恶兴义渡
在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浙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一百年。”
作家高阳在《红顶商人》中写到，一八六一年胡雪岩对有个叫李得隆的年轻人讲述二十年前的一段经历时，对胡雪岩创办钱江义渡的起因是这样写的：
二十年前的胡雪岩，还在钱庄里学生意，有一次奉命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县去收一笔账款，账款没有收到，有限的几个盘缠，却在小茶馆里掷骰子输得口袋里只剩十个摆渡所需的小钱。
“船到江心，收钱了。”胡雪岩说，“到我面前，我手一伸进衣袋里，拿不出来了。”
“怎么呢？”李得隆问。
“也叫祸不单行：衣服破了个洞，十个小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漏得光光的。钱塘江的渡船，出了名的凶，听说真有付不出摆渡钱，被推到江里的事，当时我自然大窘，只好实话实说，答应上岸到钱庄拿了钱来照补，但说破了嘴都无用，硬要剥我的衣服。”
“这么可恶！”李得隆大为不平，“难道一船的人，都袖手旁观？”
当然不至于，有人借了十文钱给他：才得以免剥衣之辱。但胡雪岩受此刺激，上岸就发誓：只要有一天得意，力所能及，一定买两只船，雇几个船夫，设置来往两岸不费分文的义渡。
“我这个愿望，说实话，老早就可以达到。哪知道做好事都不行！得隆，你倒想想看，是啥道理？”
“这道理好懂。有人做好事，就有人没饭吃了。”
“对！为此钱塘江摆渡的，联起手来反对我，不准我设义渡。后来幸亏王抚台帮忙。”
那时王有龄是杭州知府，不说私人交情，帮胡雪岩的忙义不容辞，就是以地方官的身份，为民造福，奖励善举，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所以官府出告示不准靠摆渡为生的人阻挠这件好事，同时还为胡雪岩请奖。
自设义渡，受惠的人不知有几，胡雪岩纵非沽名钓誉，也声名洋溢，就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只是钱塘江里的船家，提起“胡善人”，大多咬牙切齿。
按上述描述，胡雪岩是受钱庄店伙时渡江受辱的一段经历进而创设义渡，时间在王有龄调任杭州知府（1855年）之后。
《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中朱成方的《功自心诚，从义来》一文对钱江义渡的起因则有另一说法：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的，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彭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从这条材料来看，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勾勒出一个轮廊：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只因时局动荡，中间停顿，清军卷土重来后，胡雪岩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替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中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又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2）捐轮赈灾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贾应有的道德风貌，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这类包含着辩证法的商谚，胡雪岩在饶有资财之后，也热心慈善事业。
1874年（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一万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积水成潦，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
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日早，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二万两、白米一万五千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三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
此外，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劝捐棉衣三万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各一万五千两。
以上仅是胡雪岩捐输赈灾款的一个片段，据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胡雪岩呈报捐赠各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捐运西征军的道地药材。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法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
（3）胡雪岩与杨乃武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一百多年来，被竞相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孰不知，胡雪岩与申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
杨乃武（1841~1914年），字书勋，又字子钊，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妻詹彩凤种桑养蚕、饲养家畜为业，姊姊杨菊贞（淑英）年轻守寡，常住娘家。杨乃武二十岁考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他为人正直，不愿对官吏劣绅阿谀奉承，倒常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
余杭县城一家豆腐作坊有个叫葛品连的店伙，长得丑陋愚钝，1872年（同治十一年）春天，娶容貌秀丽的毕秀姑为妻。秀姑绿衣白裙，人称“小白菜”，婚后租杨乃武家的空房一间，秀姑常帮杨家干些家务，杨乃武也教秀姑识字。日子一长，那些本来就嫉恨杨乃武的市井无赖放出杨乃武奸占小白菜的谣言，甚至还贴出“羊（杨）吃白菜”的招贴，葛品连起了疑心。为了避嫌，杨乃武要葛品连夫妇搬出去，葛、毕两人迁到秀姑继父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居住。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乘机透过县衙女佣以做针线活为名，把秀姑骗去，施以暴力奸污。
1873年（同治十二年）11月26日，葛品连流火宿症复发，可他误以为自己体虚，吃了东洋参和桂圆等上火的药品，暴病身亡。十月是小阳春，入殓时，尸体口鼻有淡黑色血水流出，葛母向余杭县控告其媳葛毕氏谋杀亲夫。
县令刘锡彤本来就对杨乃武抱有成见，在仵作草率验尸以后，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当作是“七孔流血”，把用过的银针不按规定用皂角水擦洗，就以为银针变色、服毒所致等，遂将秀姑收审。消息传出，县太爷家的那个浪荡公子刘子翰唯恐调戏秀姑之事暴露，买通一个刁妇混入女监恐吓、欺骗秀姑，加上审判过程中动了大刑，秀姑熬不住只好屈供与杨乃武早有奸情，合谋杀夫。杨被传讯后，双膝被烧红的火砖烫得焦烂，三上夹棍、三次昏死，但始终无供。可恨知县刘锡彤仍以犯妇已供认不讳为由，呈报杭州府。军功出身、一向藐视读书人的杭州知府陈鲁据此滥施刑讯，杨乃武多次跪火砖、跪钉板、上夹棍，昏死过去，终因熬刑不过，而屈认自己从药店买得砒霜交给秀姑药死葛品连。杭州府拟定毕秀姑凌迟（零刀碎割）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并上报浙江省。巡抚杨昌溶亲自审讯，杨乃武、毕秀姑自感木已成舟、难以翻案，仍屈供如前，杨昌溶派候补知县刘锡滜赴余杭密查，但刘既不传死者近邻细细核实，又收受刘锡彤人参、貂皮等贿赂，回报杨昌溶此案“无枉无滥”，结果，杨昌濬按府拟罪名上报清廷刑部。
杨乃武的姊姊杨菊贞根本不相信弟弟会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探监叫杨乃武亲拟诉状，然后身背“贝榜”走了两个多月，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七月抵达北京，向都察院（中央最高监察、弹劾机关）投诉。都察院非但没受理此案，还派员将杨菊贞押解回浙，杭州府和浙江省重审时都维持原判。
杨菊贞下定决心，拼死也要为弟弟伸冤，她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然而，打官司，且不说需要跋山涉水、艰辛倍尝，单是那费用也叫人忧心忡忡。由于前几次官司已花去了许多诉讼、盘缠等费，杨乃武家十多亩桑地已经变卖完了，家中只有杨妻和杨姊两个妇道人家，加上杨乃武十岁的儿子荣绪。有理无钱寸步难行，正当杨菊贞一筹莫展的时候，对杨乃武小白菜案持同情态度的杭州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慷慨解囊，赠送杨菊贞二百两银子，这笔银两成了杨菊贞二告御状的救急钱。
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还专门拜访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左宗棠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后路——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转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抱告”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北京。她们顺利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遍访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和，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和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但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于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考选遗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复审。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夹断，仍不肯招供，毕秀姑手指尽折、上衣被剥、开水浇身，烧红的铜丝穿入双乳，再次诬服。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真相大白。杨昌濬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无罪释放，杨回杭后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种桑养蚕为业，因妻子詹彩凤双目失明、姊姊杨菊贞积劳成疾病故，他一人承担了家庭重负，直到1914年病故。那毕秀姑后来到县城南门外“准提庵”削发为尼，1930年去世。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游说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除了上述设钱江义渡、开胡庆余堂药号、捐输赈灾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库左廪，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结草莽英维，造江湖势力
胡雪岩江湖势力的争取是以结识尤五为开始。
王有龄初到海运局，便遇到了漕粮北运的任务。粮运关系到地方官的官声。所以督抚黄宗汉催逼甚紧，前一年为此还逼死了藩司桩寿。
按照胡雪岩的主意，这个任务说紧也很紧，说不紧也不紧。应付这个任务的办法是有的，只需换一换脑筋，不要死盯着漕船催他们运粮，这样做出力不讨好；改换一下办法，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去上海买粮交差，反正催的是粮，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通过关系，胡雪岩找到了松江漕帮管事的，名叫尤五。帮里历年克拙，省下了一批粮食。
在和尤五谈生意过程中，胡雪岩发现，虽说漕运渐衰，漕帮势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这是一股闲置起来有待利用的势力。运用得好，自己生意做得顺利，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
而当时各省漕帮互相通气，有了漕帮里的关系，对王有龄海运局完成各项差使也不无裨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王有龄也不至于受捉弄，损害官声。
因此和尤五打交道，不但要处处留心照顾到松江漕帮的利益，而且还要把尽己所能的心态交给尤五。加上胡雪岩一向做事一板一眼，说话分寸之际特别留意，给尤五的印象是，此人落门落槛，值得信任。
有了这个印象，“民折官办”购粮一事办得很顺手。尤五也把他尊为门外兄长，凡事请教。
通过这次合作，尤五这股江湖势力给胡雪岩提供了很大方便。胡雪岩在王有龄任时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给新式枪械弹药，如果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就根本无法做成这么多的事情。
由此，胡雪岩也很注意培植漕帮势力，和他们共同做丝生意，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方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忘掉漕帮。胡雪岩有一个做人做事始终不变的至理名言就是：“花花轿儿人抬人。”我尊祟你，你自然也抬举我。江湖上的造势的做成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江湖势力在晚清渐趋衰落，主要是因为各种经济社会变动引起的。比如洪门和漕帮，当年借重的是联接南北的运输河道。河道一旦冲淤堵塞，财路一步步衰微，江湖势力也就一步步退减。又比如镖局，当年押银护款，呼啸南北，哪一个钱庄不需要借重镖师？后来银票兴起了，划汇制度也形成了，镖师就逐渐有人尊敬而无人借重，势力自然也就江河日下。江湖势力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变迁而变迁。不过在当时动荡的年代能凭着这帮草莽英雄造自己的势力，对于胡雪岩来说难得可贵啊！
江湖势力是一种民间组织，是一种讲求信誉与正义感人聚在一起共同谋事，互相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江湖势力仍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胡雪岩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和自己在官场的势力结合起来，做出了花团锦簇的场面来。
弘商场势力
商道势力的做成，同样显示了胡雪岩在商业谋略上的与众不同。
假如说官场势力的借重是胡雪岩在无意中做成，然后逐渐意识到的话，那么商场势力的做成就显得更有预谋和计划。
这个特点突出表现在垄断上海滩丝生意，达到与洋人抗衡，以垄断优势求得商业主动权上。
胡雪岩这个想法打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商战。采用的战略战术：
第一阶段，胡雪岩尚未投入做丝生意，先观察市场行情如何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胡雪岩的说法是，做生意就十白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那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
而且办法也有了，就是想办法控制货源，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
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子，拿货色来抵押，包他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
凡事就是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
具体的做法因时事而异。
和庞二的联手促成了在丝生意上获得优势。
庞二是南浔丝行世家，控制着上海丝生意的一半。胡雪岩派玩技甚精的刘不才去和庞二联络感情。
起初，庞二有些犹豫，因为他觉得胡雪岩中途暴发，根底未必雄厚，随后，胡雪岩在几件事的处理上都显出了他能急朋友所急，而且在利益问题上态度很坚决，显然不是为了几个小钱而奔波，在丝生意上联手，主要还是为了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沾，不能自己互相拆台，不能把好处给了洋人。
庞二也是很讲义气的人，认准了你做朋友，就完全信任你。所以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他自己囤在上海的丝。
胡雪岩得庞二的倾力相助形成了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加上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丝茧战就这样胜利了。
第二阶段，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白银几十万两到了几百万两，开始为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
但由于西方先进的丝织机器已经开始进入国门，洋人也开始在上海设立丝织厂。
胡雪岩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影响到丝生意进展，同时为了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资金优势，大量收茧丝屯集。
洋人看见胡雪岩先下手为强，就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与他们合作，利益均沾。
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茧丝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久的，再下去两败俱伤，洋人固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自己这方面应该从中转圈，把彼此不睦的因素去掉，叫官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才能把上海弄热闹起来。
但是得有条件，首先在价格上需要与中国这面的丝业同行商量，经允许方得适用，其次洋人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机器厂。
和中国丝业同行商量，其实就是和胡雪岩商量，因为胡雪岩做势既成，在商场上就有了绝对的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因势取利的目的。
就这样，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的商场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他在官场的势力配合甚紧，因为加征蚕捐，禁止洋商自由收购等，都需要官面上配合。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胡雪岩更觉如鱼得水。江湖势力方面，像郁四等人，本身的势力都集中在丝蚕生产区，银钱的调度，收购垄断的形成，诸事顺遂。因为他们不只行商，而且有庞大的帮会组织作后盾，虽无欺诈行为，但威慑力量还是隐然存在，令洋人不得不服。
胡雪岩在其它生意上也很突出。光绪年间已经位据江南诸金融业同行之道，与北方的山西帮票号遥相犄角。声名大振，信誉日上，又借官款为后盾，成为客户心目中不倒的金字招牌。
典当行的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已经开到二十九家。和阜康的钱业、胡庆余堂的药业一样，都成为胡雪岩在商场立足发展的巨大支柱。
胡雪岩在丝茧生意上和洋人打商战，时间持续了近二十年，其间，胡雪岩节节胜利，中国人扬眉吐气，到了中法战争战事一开，局面开始对胡雪岩不利。如下顺便简明地概述一下：
主要原因出在上海市面的不景气上。读经济学的人都会记得，1883年，适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上海银根紧缩，市面上现银数量锐减，阜康等金融业面临窘境。在这个紧要关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了。左宗棠主张对法宣战，李鸿章明里敷衍不表态，暗中示意门下加紧行动，打击左宗棠的势力。
胡雪岩早就成为左宗棠的左右臂膀，筹饷购械，无不尽力。胡左关系如犹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所以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
适逢上海市面大坏，盛宣怀就和上海道友人密商，到期的海关税拖延不转拨，让胡雪岩自个儿承担洋款到期偿还的负担，同时派人四出行动，挤兑阜康，提取现款。
胡雪岩跟洋人打商战，就跟打仗一样。论虚实，讲攻守，洋商联合在一起，千方百计进攻，胡雪岩孤军应战，唯有苦撑应变。这情形就跟围城一样，洋商大军压境，吃亏的是劳师远征，利于速战：被围的胡雪岩，利于以逸待劳，只要内部安定，能够坚守，使围城的敌军，师劳无功，军心涣散而撤退时，开城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现在后院起火，内部起讧，胡雪岩的阵脚大乱，花二十年心血做成的势，倾刻泄漏。上千万银款押在丝茧上，商势既然不存，整个大厦也就颓然倒塌。
胡雪岩最为痛心的倒不是自己的生意败坏，而是痛心生意败坏的原因，不是自己和洋人较量不下去了，而是自己人在那里使坏。就像两个大力士在那里较劲儿，下一个以力制服了另一个，而是有人在旁边用树枝搔痒，痒不自禁，败退下来了。
所以问题的出现与胡雪岩的取势理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