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结人脉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胡雪岩经营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胡氏用人，不是求全责备，而是人尽其长。他认为：无才之人最多使企业发展不起来，而不忠之人却能使企业走上灭亡之路。广结良缘，使他做了红色资本家；知人善任，使他的企业不断壮大。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的名言，它高度概括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治国治军中的特殊地位，而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商界。
众所周知，在企业和商家这些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为大众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无论在投入到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还是在实现满足社会的商业销售中，人永远扮演着有别于物化劳动（包括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的角色。人，之所以有别于静止的、机械的物质资料，是因为人是有主观动态意识、受社会关系影响、潜力素质可变性强的特殊资源。也正因如此，经营的成败、企业的兴衰关键取决于能否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治众”是经营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治众就是管理众人，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工商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加强内部管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经营者都在“治众”上下功夫，胡雪岩也不例外。
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人本事再大，终究要受机遇和精力的限制，所以需要众人帮衬，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之间同舟共济，可以取长补短，往往会架起攀登事业高峰的梯子。
胡雪岩自小为生计奔波，缺少读书的机会，所以，他对与商道密切相关的官场礼节、西洋概况、外国文字等都知之甚少，但他眼高气盛，一心要做天下生意。为弥补自己的欠缺，他需要各路有专长的朋友来帮衬。况且，交情和义气本身就是经商招财的一种特殊投资，因此，胡雪岩非常重视结交各路朋友。
官场是胡雪岩“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
胡雪岩对候补者尚且如此，对在任官员的结交更是不遗余力了，而且他很懂得因人制宜。胡初遇左宗棠时，杭州已被太平军攻陷，当时浙江兴论指责胡不忠不义，置生死至交王有龄于不顾，只为自己苟且偷生：也有人说他潜出杭州赴沪购粮饷时私吞了公款。当时，左宗棠已继失城自缢的王有龄而任浙江巡抚，闻传言对胡顿生反感，甚至“俗理其罪”。但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摸准了以一员汉族举人破格而入职清廷的左宗棠为建不朽功业、立万世英名需要各方辅佐，所以，他在入浙左军枵腹待饷时，三天内筹到十万石粮，这无疑唤来了及时雨，也成功地向左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后来，胡为左协理洋务、充当西征粮台转运、筹款购枪，每件事都干得相当出色，喜得左宗棠称他“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是“商贾中奇男子”，在心目中形成对胡倚若左右手、须臾不可离的心理定势。
除了结交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透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忻、文煜等人接上关系。当然，在世上活着，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青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敛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和社会道德，而且倚官为势终究不稳定，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政局一动荡，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衰败，主要原因就是官场失宠。
结交洋人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通商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二父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堂办起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它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外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恰和洋行上串下连。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起，在上海、福州、厦门和汉口等地设分行，1851年（咸丰元年）获英国皇家特许状。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汇丰洋行（Hng Kong$Shanshai Banking Corporation）亦译“香港上海银行”，1864年（同治三年）设总行于香港，翌年设分行于上海，以后又陆续在汉口、厦门、福州、天津、北京、广州等地设分支机构，这是第一家把银行设在中国的外商银行，也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不以外币计算而采用中国通商口岸通用的银两为单位的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透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唯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商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在商言商，胡雪岩自然明白商而成帮、互助互惠的道理，因此，他设法联络同行。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各国把中国当作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掠夺中国农副产品往外销，坑害了中国人。
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丝生意，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按：恐系‘湖丝’与‘川茶’之误）、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一经此鼓励，胡雪岩的丝业做得更大了。钱庄出身的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于是，他寻求居湖丝产地、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的合作。两人携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形成气候。当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生意得到庞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胡雪岩为了在洋场生意中不至于瞎子摸象而倾心结交此类人物。徐润在《徐愚斋自余年谱》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条中提到：“历年同办公益善举之友余莲村、李秋亭、谢绥之、陈竹坪、施少钦、胡雪岩、严佑之、盛杏荪……”徐润十四岁到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后升副买办。他与别人在上海合开了宝源等货号，从事丝、茶、烟叶和鸦片的买卖，还捐了个员外郎的官职。1868年（同治七年）离开宝顺洋行，自开宝源洋茶栈，先后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增设茶号。陈竹坪是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他寓沪数十年，精通西语，又是丝经行老板，因而富甲一方，成为南浔著名的“八牛”（丝商资财在银洋一百万元以上者称“牛”）之一。盛杏荪即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此后曾督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中国电报局。胡雪岩与这些头面人物交往，一方面是出于联合商界朋友、协调同行人际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出他本人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也已是一个交往面广的人了。
对于下层商人，胡雪岩也不吝交易。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幼时在宁波恒兴钱肆当学徒，后来到上海宝成银楼任职，同治初年，就是在胡雪岩的推荐下，得以进入李鸿章幕，被委任李军镇压捻军的驻沪襄办饷械。
另据高阳先生的小说，胡雪岩还争取江湖势力：那时，以航行南、北洋起家的上海“沙船帮”老大与松江“漕帮”是冤家对头，考虑到沙船帮兴旺于时，但漕帮势力根深蒂固，胡雪岩机敏地在两者之间周旋、协调，终使两派宿怨冰消，心甘情愿地联合为他效劳，小说虽是虚构，但其实与江湖势力打交道。在太平天国时期多次为王有龄采办大米、洋枪，后来负责上海转运局务，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送西洋新式枪械弹药，却是事实。转运输将离不开船队，而胡雪岩生活的时代，倚南北运输河道为财路的帮会仍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由此，可以推断，帮会给胡雪岩转运军需提供了很大方便，而胡雪岩也为帮会提供了固定运送官方物资的机会。
胡雪岩广结人缘的构筑是由官场、洋场、商场和江湖多方势力组成的触角多棱体，这帮人给胡雪岩提供极多的方便。俗话说：一个好汉十个帮。这是胡雪岩广结人脉的真实写照。从此之后做生意，真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财源滚滚达三江。
知人善任
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胡雪岩在治店用人、优化内部环境建设方面费了不少的心思：
（1）因人致用，务使人尽其才
记得清人顾嗣协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渫。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作者借这首诗说明：人各有所长，用人要择才善任其，使聪明天资、禀性、特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显得各有其长。
胡雪岩在择才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心思。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号，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经理；聘任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协理，作为经理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以上三种人被列为高层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善经营，属于穿长衫的“脑力劳动者”，因而一切待遇从优。先生以下，是二级雇员“师傅”，他们略懂药物知识，会切药、熬药、制药，实作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熟练工人”，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下层帮工，他们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职位相称、报酬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发展顺利。
（2）取人之长，不求全
在择人任职上，白璧无瑕、文武全才者固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但俗话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这个时候，到底用“有瑕玉”还是“无瑕石”，就看用人者的眼光了。那么，胡雪岩是怎么做的呢？如下是他的做法：
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也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协理（俗称“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大批药材，可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杭州后，药号经理（俗称“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就埋怨他不会办事。阿二以质次价高是因为边境有战事之故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胡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货源短缺的困难时期为胡庆余堂采购到大量紧俏药品。用这些话打动阿大的心，他也向阿二举杯敬酒，两人一笑泯怨怒。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阿大怕这样做有了两个阿大会坏了店规，胡雪岩说：“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更兴旺了。
又有一次，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还不少。进货阿大了解这个采购人员平日做事很牢靠，加上自己手头正忙，也未加详察就把豹骨入库备用。有个新提拔的副手（副经理）得知此事，以为又有晋升机会了，就直接找胡雪岩打“小报告”。胡雪岩当即亲自带人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发现确实把豹骨误作虎骨了，就命药工全部销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递了辞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但对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手，胡雪岩却发了一张辞退书。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副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阿大汇报，已是渎职；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用了此类人，会造成上下隔阂。
通过这两则故事可反映了胡雪岩善任厚待、宽严相济的用人方针，使胡雪岩拥有一支尽心尽力的管理队伍。
诱之以利
企业内部员工的劳动态度、技术水准、熟练程度各不相同，如果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势必造成平庸而怠情者安于同状、不思进取，才高而勤奋者不能脱颖而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建立一种赏罚分明以最有效地开发、利用人的才能和专长的竞争激励机制。在胡庆余堂，胡雪岩也透过行赏用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行赏罚以实绩为依据，处以公心，罚，不回避管理层，如前述辞退背后进谗的副经理；赏，不忘记普通药工。
工资收入、职位晋升是激励手段之一。当时，叶种德堂有个切药工业务上功夫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因脾气耿直火爆而得罪人，在叶种德堂待不下去了，经人介绍，来到胡庆余堂后，胡雪岩不但没因他有“牛脾气”而另眼相看，反而按能定赏，给“石板创”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胡雪岩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刺头”，也不赏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人是有感情的社会动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石板创”见驰名朝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竟如此器重自己这个在叶种德堂受气的小人物，怎不感其知遇之恩而加倍效力呢？
胡雪岩对有功者，特设“功劳股”，这是从盈利中抽出的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给对胡庆余堂有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性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为止。有位叫孙永康的年轻药工就曾获得此项奖励。有一次，胡庆余堂对面一排商店失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无情的火焰扑向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淋湿，迅速冲进火场，抢出招牌，头发、眉毛都让火烧掉了。胡雪岩闻讯，立即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
在旧时代，企业主为了拢住员工的心，一般都得施以小恩小惠，但唯利是图的本性又使他们大多有“吃我一餐，听我使唤”的心理，所以，当员工年老体弱之后，业主普遍采取扫地出门的态度，任其冻饿不肯援手，而这会使在职人员生前尽心工作感到前途渺茫、得过且过之感，因为眼下老弱者的下场就是他们将来的写照。胡雪岩正是看到这一点，设立了“阳俸”和“阴俸”。所谓阳俸，就像现在的退休金，发给老弱多病无法继续工作的人。而阴俸如同现在的遗属生活补助费，是职工死后，按照工龄长短发给其家属的生活费。当然，不是人人可得阳俸和阴俸，须以对胡庆余堂有过贡献为前提，含有论功授益的意义。虽然，阳俸、阴俸成了胡庆余堂不小的一笔开支，但收到了解除员工后顾之忧、促使人们工作积极的客观效果，由此激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所转化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所支出金额。
需要指出的是，胡雪岩建立激励机制并不只限于物质刺激，他还用“仁术为本”、“造福冥冥”等精神因素来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用信任下级、赞赏先进、融洽关系等管理方法强化员工的能力、巩固他们的积极性。
由于胡雪岩主动关心员工的物质利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奖优惩劣、赏勤罚懒的激励制度，所以，胡庆余堂吸引了各种人才，像前面提到的“石板创”从叶种德堂投到胡庆余堂门下后，从二十二岁一直干到七十七岁，整整为胡庆余堂效力五十五年！
用人之术
在《慎节斋文存》这本集子里胡光墉篇云：“又知人善任，所用号，皆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界之，俾无内顾忧。以是人莫不为尽力。”
第一个特点已经显示出来了。用人先要解除人的后顾之扰。人们缩手缩脚，无非是妻室儿女父老双亲摆在那里，免不了每事先替他们考虑。从事政治的人利用这一点来束缚人、防治人。商业上许多老板也是利用这一点做羁绊，以防员工起二心。胡雪岩弃防治不用，采用激励的方式，先要人把担子减轻了。这样子一则心思更专，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二则产生感恩心理，忠诚激发创造性。
在胡雪岩的时代，儒家传统和佛教轮回观念在民间以一种很强的信念形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知报的观念本来就根深蒂固。师傅打你骂你教训你，尚要知好德、报师恩，师父如果像胡雪岩这样将你扶持起来了，你仍然还会有不知好歹的言行的话，单是社会舆论就足以让你抬不起头。
中国传统社会，只要稍有家产，就不会舍农、舍地而就工、就商。即使是家中只有三亩薄田，做父母的也会勤苦耕作，想办法供孩子入塾读书，以圆了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夙愿。像胡雪岩这种刚乳臭尚未干便不得不去当学徒的，定是连三亩薄田也保不住的。徽州多商，本就是地瘠田少逼出来的。
这样的一批人在外边混，饭碗端的是别人的，一不小心就会摔破，深体“衣食父母”含量之重，因而对赐予生路的人，保存的只是人格表层上的平等关系，只要表层不受大伤害，内心总是充满感激。
两点合到一块儿，胡雪岩在那时使出的用人方法，产生的实际功效就不用再讲了。
对于年轻人，胡雪岩总会在见面之初交代他们几件事，让他们单独去办理。一是考察，二是磨炼。
比如考察刘庆生时，先是看他手脚是否放得开，手面是宽还是窄。因为刘庆生本来是个伙计，一个月不到二两银子的收入，现在一下子每月可有十几两银子的进项，很有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舍不得花。合不得花就是手面不阔，有可能是个好伙计，是本分儿的都能干好，但是做不来大生意。
结果甚幸，刘庆生有二百两银子在手，先包了一座小院子，作为起座联络的地方。胡雪岩知道他做事是放得开手的，最后一层顾虑消失。
须加磨炼的是：去除年轻人的骄躁气，增加他们的定力。这一点毋须多用言语指教，而是就事观察，自己采用了克制冷静的态度，年轻人只要是聪明有心的，自然会看在眼里，和自己的表现相比较。遇事无论好坏，都要沉着，不轻易形诸于外。
刘庆生自然发觉了自己和先生在待事上的差异，未免惭愧，也就警心自励了。
对胡雪岩来说，还要给年轻人树立威信。所以有了抚台黄宗汉的汇票，他专门派刘庆生去划汇。一般来说，抚台是天字第一号主顾，有这样的大主顾在手，同行对刘庆生自然会刮目相看。办理事情，身份、威望在别人眼里自然会大为不同。
刘庆生受了胡雪岩的影响，知道做生意，眼光极为重要，要看得远，想得深。尤其是做大生意，更需要眼光看到天下，替官府着想，把市面平静了，生意才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到了放手让刘庆生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他的心思突然安定了，一切也都豁然贯通了。刚发行的官票，信用未卜，别人不愿要，阜康愿意要，而且是主动要。不但要，还要讲出一番道理来。道理就是：首先，信用是我们大家做出来的；其次，官票信用好了，对于我们每个钱庄都有利。
从对刘庆生的任用，我们看到胡雪岩用人的几个特点：
（1）解除后顾之忧；
（2）务察其特长，加以利用；
（3）既要考察才能，更要考察意志力；
（4）透过观察做事的手面，看出该人器量的大小；
（5）教会他运用眼光，学习独立分析和下决断的能力。根据人才短长，决定利用取舍，又附带出了胡雪岩用人的另一特点；
（6）不以世俗标准断是非，而以才堪其用断成败。
胡雪岩使用陈世龙和刘不才，是两个切近的例子。若以社会一般标准，这两人都嗜赌，陈世龙甚至还有点儿花，有点儿滑，刘不才则有些痴。同有赌痛，弄得家业不继，家庭黯淡，在人们眼中是“败家子”的形象，人人都有“恨铁不成钢”之憾。
胡雪岩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把他们二人的长处都调动了起来。陈世龙年轻、有耐性，不妨做自己的丝生意方面的帮手，将来还可让他学外语，直接和洋人打交道。刘不才堪称“赌”，投其所好，让他接待阔少、达官、江湖朋友，只要是赌，刘不才可以自如控制场面。在胡雪岩，只要你能自如控制场面，我就可以拿钱供你赌。不过需要你输的时候一定不要心疼。该输的时候，要大把大把往外送钱。而且要做得自然，一切显得顺理成章，不露破绽。
杭州光复后，胡雪岩寒夜拥衾，听着那自远而近的梆锣之声，有着空谷足音的喜悦和感激。杭州城什么都变过了，只有这个更夫没有变，每夜打更，从没有断过一天。
顺着这番感慨往下想，胡雪岩就发现了打更人的可用之处：他尽忠职守。就连杭州城这么大的灾难饥馑也都挨过了。虽然只是打更，不过想来，世界上有许多差使，本来是用不着才干的，人人能做，只看你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去做？能这样，就是个了不起的人。像这位更夫，如果能让他去巡守仓库，可真是一位让人放心得下的人选。
胡雪岩对人的意志力有着特别的敏感。你过去如何，我都不计较。不过要任用，我先要看你行才下赌注。因为有誓在先，犯了誓约就前功尽弃，也没脸再去见胡先生。
对于人才、品行上的最大要求，用胡雪岩的讲法，就是：“不可拆烂污”。这本来是生意上做搭档的基本准则。如果有人在那里做手脚，损坏声誉，那这船就没法行驶了。“你最多拆我两次烂污，第一次我原谅你，第二次对不起，要请你卷铺盖了。如果该剐，也是你去。不过你要晓得，也有人连一次烂污都不准人拆的，只要有这么一次，你就吃不开了。”
再大的摊子也是大家挣下来的，创业艰苦守业难。后来胡雪岩生意有漏，问题也正出在自己的员工挪用款项上。
做事的手面，反映的是人的气量。这就好比大家闺秀显示出气度、涵养，而小家碧玉显示出娇媚、可爱。能收能放，调度自如的一个人，可以让他负起某方面之任；缁铢斤两，计算精确的人，就宜司明细，不适于跑外场。像周少棠那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才，恐个白这方面之任也太亏了他，须得罗织入幕，引为上宾。再重复说一遍：“要弄个舒舒服服的大地方，养班吃闲饭的人，三年不做事，不要紧，做一件事就值得养他三年。”
这一番用人的道理，是听从了他的把兄嵇鹤龄的劝言而逐渐牢固树立起来的。
胡雪岩知道人手重要，是在他再逢王有龄，有机会开阜康、汇协饷的时候。那时王有龄每事总得他去出个主意，而他又有私人自立门户的意思，“钱是有了，但要事情办得顺利，还得有人。如果是光开家钱庄，自己下手，一天到晚钉在店里，一时找不着好帮手也不碍。而现在的情形，自己在各方面调度，不能为日常的店面生意绊住身子，这就一定要找个能干而靠得住的人担任。”
这是在用人之初时的情形！
待他生意开始做大，连朋友们也替他着急：“有句话我早想跟你说了，依你现在的局面，着实要好好用几个人，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光靠你一个人，就是算你有三头六臂，有时也有顾不过来的时候。”
还要从长远做起：“我说句很老实的话，你读书少，不知道怎么把场面拉开来，有钱没有用，要有人，自己不懂不要紧，只要敬重懂的人，用的人没本事不妨，只要肯用人的名声传出去，自会有本事好的人，投到门下。”
胡雪岩光棍抹布心，一点就透。他自己也情知人手不够的苦恼，生意是一桩接一桩，应付这些生意的人却没有，好比有饭吃不下，实在是可惜。
生意逼着胡雪岩去用人：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儿，只有化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也不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
依胡雪岩的心思，自己是眼光看到天下，要做天下生意的人，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用人到了顺手时，胡雪岩对用人大有领悟，原来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而用人又先要识人，眼光、手腕都俱备，才智之上，乐于为己所用，此人的成就便不得了了。
除了直接投奔胡雪岩，在其门下行走的任何员工，胡雪岩还很注重利用各种特点的社会朋友。
胡雪岩把朋友关系看得很重要：
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限，就算三头六臂，又办得了多少事？要成大事，全靠同舟共济，说起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朋友。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
朋友之间同舟共济，优势互补，我做不到的事，朋友可以做到。用人就好比借梯，借别人之长为梯，帮助实现自己向上攀登的目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因材致用
胡雪岩对人的意志力有着特别的敏感——你过去如何，我都不计较。不过要想堪用，我先要看你能否把事坚持做完，能否痛改前非，“尽洗铅华”。只要有了这份儿勇毅果决，我就敢用你。
商业活动千头万绪，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合适人才承担。在挑选人员时，注重的应是其能力能否胜任该项工作，而不是与此无关的其它什么标准。用人的目的是“成事”，用后能“成事”就是用得其人。因此，能力或者说“才”应当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传统，往往太强调“德”，有时还过于看重资历、背景、学历以及对上级的服从意识等，其结果常常使平庸之辈位居要津，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而一些才能之士却因有这样那样的欠缺而得不到任用，怀才不遇，长期受抑，由压抑而生怨气，怨气生而离心离德。如果实行了这样的用人政策，商业活动的前景必然黯淡。
事实上，德才兼备的人才自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而事情往往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有才之人未必尽德，有德之人未必有才。如果求全责备，就会选不到人才，事业也会因人才的匮乏而停滞。
况且，每一个人的天资、禀性、爱好和特长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兵书将人分为“智者”、“勇者”、“贪者”、“愚者”四类，四种人都有自己的志向。“智者”追求建功立业，“勇者”向往实现凌云壮志，“贪者”谋求利禄，“愚者”不顾牺牲。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在生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关键是能否驾驭他们为己所用。
才德不可兼具，行事特点又各不同，就需要“因其至情而用之”。《施氏七书讲义》中说：“在人虽有不同之才，而在我则有因任之术。彼之智足以有谋，吾则与之谋，彼既足尽其智，岂不足以立其功乎？彼之勇足以制敌，吾则使之应敌，彼既得以鼓其勇，岂不足以行其志乎？彼唯贪也，吾因而诱之以利，则彼必邀趋其利。彼唯愚也，吾因而用之以诚，则彼必不顾其死。”
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四种人才皆常兼有。胡雪岩也深谙各种人才的脾性特点，适时地加以引导利用。
如果就胡雪岩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来讲，胡雪岩最为欠缺的就是“智”，也就是知高远、断正误的能力，也许有人会说，胡雪岩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缺乏“智”？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是“方以智、圆而神”的“方智”。胡雪岩的精明能干，证明了他在圆而神方面有着过人的发挥，如果说他有智，也至多是“圆智”。圆智至多是处世的方法技巧，而不是对世事原则的广泛全面的认识。因为他是学徒出身，自小为生计而奔波，少有学习的机会，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和层面也不深，所以他虽能体人情，重义气，但对学识却一窍不通。更不用说与经世致用无关的纯粹学识了，就连与商业活动关联较紧的知识，比如官场制度、比如外文、比如西洋各国的基本概貌，他都所知甚少。这种知识之“知”（即“智”）的欠缺，就影响了他的商业活动范围。不过胡雪岩自知其所不知，而且能尽力利用各种人才，以弥补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欠缺。
胡雪岩以一个学徒的出身，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在各方面的知识需要自然十分强烈。比如做丝生意，需要有人懂得丝蚕的养护、收购、储运等知识，要和洋人打交道，需要懂外交、懂外国规矩，要和官府打交道，需要深谙官场制度、礼仪用语。同是一纸官文，胡雪岩只能读出字面事情，换个人就可能读出轻重缓急，前后的差别足以影响一桩大宗生意。
所以胡雪岩和古应春一见如故。古应春是恰和洋行在华从事经营活动的早期代理。在洋场混久了，对外国典章制度、工业农业等方面了如指掌，对于外国人的经商方式、行为特点也都熟透。胡雪岩能得此人之助，和洋人打交道就不至于盲人摸象，一叶障目了。胡雪岩自己不知道的事，古应春知道。借洋款时，多少钱的利息，什么时间还，以何种方式还，透过古应春，都可有个大致不差的判断。所以洋人就不大有可能提出过于悬殊的条件。胡雪岩也不至于蒙着头吃亏。西洋诸国的国内生产情况时有变化，古应春有足够多的朋友和足够多的渠道及时了解到各国经济起伏，有了这些了解，在西洋人硬撑着不收蚕茧时，胡雪岩已事先知道，西洋各国这一两年受灾，本土的蚕丝供应大减，除非他们自己愿意丝织厂关闭，否则他们必须接受胡雪岩这方面的条件，按胡雪岩的开价收购茧丝。正是由于胡雪岩有了古应春这样的好帮手，才能垄断中国上海洋场的丝业贸易长达二十几年而不衰。
在与何桂清打交道时，胡雪岩就发现，他自己对官场上的事，能够清楚了解的，仅至府县，省里的事，仅能猜出几分，至于京城里的各种事就缺分，他就茫然无知了。不知道京官的品秩，就无法参与出谋献策，更不用讲借此谋取厚利了。有过这种抱憾的经历，胡雪岩就格外着意接近各种人物。比如饱读诗书出身的嵇鹤龄，宫中行走的小军机徐用仪，户部尚书的弟弟宝森等。和他们交往，胡雪岩了解了不少官场知识。这些官场知识，既包括死的知识，比如官阶排列顺序，见面必守的规矩，也包括活的知识，比如礼当某官执首而宫中实宠某人以及各宫陆清不同而宫中有所调整等。对胡雪岩来说需要的就是这些零碎的官场知识。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而调入军机，曾商议再借洋款，时逢东宫太后崩，按规矩要停议，但是胡雪岩事先已经从徐用仪那里了解到，此次东宫仙逝，实属西宫下的毒手，既然如此，表面上的礼节固然要考虑到，稍有越矩之事也不会过于深究。这样看来，借款之事倒不必因为这个意外而停下来。况且，左宗棠收复西北，威震海内外，朝廷正不知以何作为酬谢，稍有擅专，自然也不至于引起龙颜不悦。有了这些了解，胡雪岩就没有任何负担，一心一意地去办借款了。
至于解读官书，胡雪岩更是外行。而且分析官场荣衰，目的是要帮助自己下定做各种生意的决心。事属隐秘，就不便聘个文书帮忙。所以胡雪岩培养了几个亲密至好。一个是浙江道台德馨，一个是古应春，一个是尤七。有了圈内人物，而且是懂规矩、善揣测的内场人物，胡雪岩就很少失误，把他所苦心经营做成的官势、商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洋人帮助小刀会，引起两江督抚的震怒，胡雪岩提早得到消息，知道督抚联名上奏，要朝廷关闭丝茶市场，惩戒洋人。消息知道得早，而且是从秘密渠道揣摩而得，就显得既准确而又鲜为人知。凭着这一判断，胡雪岩第一次放胆囤丝，直到洋人出高价求售，获利甚丰。胡雪岩透过这些朋友，把官场的消息化成了商场的利润。后来在胡雪岩生意失败，钱庄生意崩溃时，凭着尤七姊对官文的分析，胡雪岩知道事情尚有转机，所以才能有条不紊地着手收拾残局，为时人称道：“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因为有了预先估计，胡雪岩的行为更为从容了。
在现代生活中，资讯的掌握和对所掌握资讯的运用常常不能两全。这不光是机遇问题，还因为人的注意力总是有限度的，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两个方面专精就已经很不错了。基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分工，既要有拥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又需要有调度各种专业人员使之合理利用的管理者。若按类型分，胡雪岩属于后者。胡雪岩有了用人的经验，逐渐意识到，原来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用人又先要识人，眼光、手腕两家俱到，才智之土，乐于为己所用，此人的成就便不得了。
用古应春等，是用其智谋。“彼既足尽其智，岂不足以立其功乎？”而结交尤五、魏师爷、俞武松、跷脚长根等江湖之人，则是用其“勇”。
勇毅之人，多讲求一个“义”字。所以使用这样的人才，需要鼓起他们的侠义之心，让他们自己觉得事情非如此办不可。
在使用智谋之人时，胡雪岩有一个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听话。凡有智有谋之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地语言无味，他都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地。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句，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话题投机而成至交。
勇毅之人更需要的是氛围。比如对于尤五，胡雪岩想搬动他去和沙船帮讲和，以邀沙船帮出入护送粮食来到杭州，这时单纯的讲道理，恐怕并不能促使尤五下定决心。毕竟，和自己的对头讲和，这是一桩场面上无光的事。但是，身负重伤的胡雪岩在尤五面前曲膝一跪、情势就大为不同了。于公，整整一个杭州城的老百姓在盼着这救命粮，早一日运去粮食，就有可能多救活一人；于私，胡雪岩以爷叔之尊向后生行大礼，事非危难绝不至于如此。既然如此了，也见得人命关天、诚心天鉴。于情于理，尤五都没有了退路，只能应下这事，把面子抛开不提，非把事情办好不可。
好多时候，对于江湖之人，并不需要多发一言，情势只要明摆在那里，且无私心掺杂，江湖人既感其诚，则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魏师爷一听说胡雪岩运送军火有了困难，本来自己尚已陷了进去，却爽快地答应自己退出抢劫军火的计划，并且愿意冒着几十年难兄难弟反目的危险，要把这个忙帮到底。为什么？为的就是胡雪岩够朋友，而且这批军火生意做下来，替朋友们赚脚费的考虑多，替自己赢大利的考虑少。人家已经明摆着替兄弟们考虑了，自己当然不便为分杯羹，去参与劫夺。
跷脚长根的转变也是如此。本来，跷脚长根决意明降暗叛，并且已经作了周密的布置。胡雪岩对他的用心早已洞察。但是胡雪岩不露声色，一面做好各种应急准备，一面与他巧妙周旋。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跷脚长根发现，胡雪岩处处放交情，得饶人处即饶人，显见得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跟着这样的人，不愁没饭吃。由于有了上述感受，跷脚长根心田起了变化。尤其是在赌场相见时，胡雪岩故意把赢局做成了和局，硬是把一万两银子的进项白白奉送回去。这一着见出胡雪岩急人之难，使得跷脚长根有了“反叛胡雪岩就傀作一个男子汉”的想法。心思到了这种地步，一场兵戎相见的灾祸也就完全可避免了。跷脚长根连夜赶往各交通要津，通知自己的手下兄弟归降，并且亲手处死了一意要继续谋反的兄弟。
胡雪岩的“因人致用”不仅表现在针对不同性格特点的任用上，而且表现在敢用有缺点之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南宋诗人戴复古《寄兴》诗云：“黄金无足赤，白壁有微瑕。求人不求备，妾愿老君家！”能否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是检验领导者用人艺术高低的重要标准。
识人有术，以忠为本
胡氏用人，不是求全责备，而是人尽其长。对于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他都是了然于心。如何发挥部下的才能，他是有选择的。胡雪岩用人最重的是一个“忠”字。他认为：无才之人最多使企业发展不起来，而不忠之人却能使事业走上灭亡之路。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当我们所做的事情越大，我们面临的事务也就越多，由于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个人再能干，就是有三头六臂，到底也有分不开身的时候。”这时我们就需要有得力的帮手来替我们处理一些事务。选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选好了省力省事：选错了，反倒增添麻烦，甚至使事业走上灭亡之路。在选用人才上，胡雪岩很有一套经验和独到之处，他讲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事业鼎盛时期，胡雪岩的钱庄遍设杭州、宁波、上海、武汉、北京等地，典当行开了二十多家，同时胡雪岩自身还要兼理茧丝、军火方面的生意，手下分号的用人自然成了头号问题。对于这一点，胡雪岩比较得意，也有些自负。他能识人，更能用人，有一套自己的选人观和用人观。
胡雪岩用人，不计其短，单看其长，若有一技之长，即使毛病百出，也有用的必要，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思想来要求，那未免太苛刻了，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而胡雪岩更看重的一点是这个人是否有决心、有毅力。人有恒心、意志，就没有改不掉的毛病，对于手下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他都是心中有数；对于手下每个人的才干，他更是清楚明白。所以在选用人员时，胡雪岩心中自然有谱。
刘不才是一个嗜财如命的赌棍，其不务正业，经常通宵达旦地豪赌，父母遗留给他的殷实家产，也被他的骰子掷没了。胡雪岩对他并不是深恶痛绝，在收服他时，已经打算让他充当一名特殊的“清客”角色，专门培养他和达官阔少们打交道。在胡雪岩的督促下，刘不才不仅改掉了许多恶习，而且不负所望，运用自己的应酬技巧，为胡雪岩赢得了很多朋友，为胡雪岩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胡雪岩在丝业方面的发展虽然是颇为顺手，但是由于势单力薄，很难在丝业行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谋求在丝业方面的更大发展，胡雪岩有意与丝业中的一大巨头庞二联手，这样就可以在上海形成垄断的局势，操纵整个上海的丝业行情，到那时丰盈的利润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进腰包。然而庞二财多气傲，一般人很难接近，更难于合作。胡雪岩了解到这一点后，不敢贸然前去和他亲自面商，怕事情没有谈妥，反而在他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野心”，这样在丝业行中就处在了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这时他想到了刘不才，因为刘不才在社会上交际应酬很有一套，透过他来拉拢和庞二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好的途径。主意拿定，胡雪岩对刘不才委以重任。
这日，胡雪岩透过丝业的商会会长张大爷出面请客，邀约了庞二和另外两位商界朋友。大家都知道无非是在牌桌上“小会”一次，三人如约前往，在张大爷的安排下，大家很快登场了。刘不才怀里揣着胡雪岩给的四万两银票、心里颇为踏实。他开始并不急于和牌，而是细观每位牌友的打法与牌路。他发觉庞二的牌打得很老练，但过于谨慎，往往一副好牌都被他在手中捏死了。而另外两位是见牌就和，有时做起大牌来，又打得很草率，总之显得经验不足。
前四圈打下来，成了三“捆”一的局势，庞二牌风不利，输了两万多银票，他口里虽说没有什么，但心里还是颇为心疼，哪个打牌的不想在牌桌上捞一把。
吃了宵夜后，四人又继续挑灯夜战。
熟悉了各家的打法后，刘不才是尽量压住另外两位，并极力帮助庞二和牌，争取挽回败局，并有所赢余，这也是胡雪岩给他安排的任务。他扣住另外两位牌路，而极力给庞二喂牌。庞二的牌风顿时顺了起来，乱吃乱碰都有理，他开始和牌了，并接连和了几次大牌，打得另外两位额头直冒汗。
刘不才见另外两位也企图做大牌来换回败局，他就以和小牌的方式来阻止他们，要不就宁愿输“身”，点给庞二。结果，那两位是越和不了牌，打得越急躁，越没有章法，最后惨败而归。庞二是大获全胜，赢了三万多两银票，刘不才也赢余了一万多两。
在两日后的牌局上，刘不才再次暗中协助庞二，使他再度大获全胜。趁庞二得意之时，刘不才趁机把胡雪岩准备与他在丝业上联合的意思向他转告，庞二慨然应允。
于是江南一带的丝业形成了垄断之势，而庞二是阔少作风，遇事需要拿出果断时，则全权委托胡雪岩办理，所以江南一带的丝业实际上操纵在胡雪岩一人手中。
没有刘不才在牌桌上的努力，庞二不一定会答应在丝业上与胡雪岩联手，他这种纨祷子弟仅靠说理，他即使知道，明白这种道理，也未必愿意这么做，关键还在于取其欢心，只要是能投其欢心，他就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而刘不才在牌局中的暗中协助，恰到好处地达到了这种效果。这说来说去，还是在于胡雪岩善于用人，在别人的眼里，刘不才是个令人鄙夷不屑的赌棍，但被胡雪岩收用以后，刘不才却成了一个颇有作用的人才。所以俗话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何充分发挥其长处的作用，尽量抑制其负面影响，这才是用好人才的关键所在。
胡雪岩会考察人，能够启用人才，重用人才，还善于依仗他人，因人成事。他深刻知道个人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仅仅依靠个人的拼搏与努力，难以成就大事，要想成就大事，还需要学会依仗他人之势，利用他人为己办事。
胡雪岩事业的发展，与他能够识人、用人不无关系。他能在当时做到不以世俗标准判是非，而以才堪其用断成败，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事业发展中的成功之处。
但是，胡雪岩后期在商场中的失败，尽管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用人不当却是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胡雪岩事业发展的面太宽，虽然表面上看来平平安安，但实际上内部已经漏洞百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出现在典当行生意上。
胡雪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典当行有二十三家之多，这是胡雪岩的一大基业，尽管每年的生意不错，但盈余却不多，胡雪岩也察觉了其中必有问题。
当时他的朋友古应春帮他出了一个整顿典当行的好主意，那就是透过各店总管互调的方式，在办理移交手续的时候，账目便自然清楚了。
然而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口风就泄漏出去了。杭州典当行的总管一听说这事后，心里便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因为在他任总管的这几年里吃了胡雪岩二十多万银两的亏空，这一调动，岂不就露馅了。他万不得已，串通了自己的姨太太，使出美人计。
结果胡雪岩中了计，于是只好取消整顿典当行的计划，各店总管又原封不动地任职。自此以后，典当行中的漏洞更是有增无减，那些总管做起吃“亏空”的事来，更加肆无忌惮。
在胡雪岩的另外一大事业钱庄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以宓本常为首的钱庄总管，不仅贪污挪用钱庄里的钱，而且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当胡雪岩需要运转资金的时候，还从中作梗。
正是出现了杭州典当行总管和宓本常这样的不忠之辈，胡雪岩的两大基业：钱庄和典当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直接威胁到他的整个事业，这也是构成胡雪岩事业大厦最后整个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
因此，以胡雪岩在典当及钱庄用人上告诉我们，在用人任职方面必须要慎重，真正要在“忠”字上费点功夫。
烧冷灶、趋热门、捧场面
“烧冷灶”也不是逢冷灶就烧，而是放远眼光，择其素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接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烧灶便都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烧冷灶”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结交一些暂时穷困潦倒、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正是这种情况。照胡雪岩的话说就是：“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另一处的记述讲得更明白。胡雪岩对王有龄说：“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
当然，胡雪岩这个冷灶烧得很冒风险，因为胡雪岩事实上是挪用了东家的钱来帮助王有龄的，所以王有龄担心自己一旦用钱，会连累胡雪岩。胡雪岩的回答十分着实：“子母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既然能做出这种打算，就看出胡雪岩主意已定，这个忙是非帮不可了。
这种烧冷灶的手段，在中国传统生活中颇为流行。孟尝君食客三千，其中下管有志有智有奇技的人，这些人多半家境贫困，闻有以资财相济者便群聚而来，一朝有了机会，多以死报答。
烧冷灶的另一种情形是结交下台政客和失意文人。譬如灶已烧过，冷了，他人投以白眼独我报以青睐。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桢以“才堪大用”的奏折形式，体面地借朝廷之手把他请出了四川。宝森闲居在京，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赌场，表面上很是悠闲，其实心中甚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识，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包了。宝森因为旗人身份限制，在京玩得着实不过瘾，就随了胡雪岩游上海，逛杭州，猜拳狎妓，游山玩水，甚觉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以后每遇大事，必自告奋勇，代为在京里通融。
胡雪岩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谋士。比如当时大权旁落，圣眷已衰的许乃钊，胡雪岩就对他执礼甚恭，专门去函，盛赞他的政绩政声，然后历诉浙江民众疾苦，当时面临的各种窘境，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使得许乃钊打打牙祭，让许有知遇之感。又比如落魄文人裘丰言，胡雪岩遇节必送礼金，而且每遇到有好处的事就专门托了他去办，使裘丰言十分感激。
笼络人才的第二种手段是“趋热门”。对于胡雪岩来说，“冷灶”不可不烧，“热门”尤须要定。因为走热门更加近便，可更快奏效。
“趋热门”的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胡雪岩一听说某某官员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抽出银票，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两，少则三五千两。
何桂清时任江苏学政。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商业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妾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就同意早日动作，胡雪岩则趁机进献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何桂清活动费用。
为了自己依势的人再居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何桂清。
趋热门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得是时候，花对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历年各地有灾却荒，胡雪岩都踊跃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却，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二十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知道，天灾人祸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多救一条人命，饥民自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官府也会因为援救及时，对你另眼相看。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左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告诉胡雪岩，战火初息，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马上表示，购粮所垫的十万银子，全部报效，不用官府再还。这一着使左宗棠大为吃惊，继而感动和佩服，在上奏的奏章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破格优奖”。可见胡雪岩手段之高超。
趋热门还需要预先探听贵客嗜好，以投其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今古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宝玉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胡雪岩进京，为借洋债打关节，探明户部尚书某官员平生甚好古书画，就以三万两银子，在市场上购得吴道子真迹，挑选了时候送宝到府上。此人得此物，辗转把玩深为欢喜，等再上朝时就变了口风，不再反对借洋款了。
笼络人物的第三种手段是“捧场面”。善于广为结交各种人物的胡雪岩，精于捧人之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
左宗棠外放两江做总督，中途要在上海停留。胡雪岩提前安排古应春四处活动，联络洋人，在左宗棠抵达上海时，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工部局，以及各国驻沪海军，都以很隆重的礼节致敬。经过租界时，派出巡捕站岗、仪队前道，尤其是出吴淞口阅兵时，黄浦江上的各国兵舰，都升起大清朝的黄龙旗，鸣放十三响礼炮，声彻云霄，震动了整个上海，都知道左宗棠到上海来了。
使左宗棠觉得自己如此受人看重，自然是因为自己功高盖世。
事实上，左宗棠平生一大癖好，就是喜欢听人恭维。胡雪岩平生一大本领，也正在于捧人手法高超。二者结合，真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事在人为”。胡雪岩接过他的话头说：“陕西甘肃是最穷最苦最偏僻的省份。除了俄国以外，哪怕是久住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晓得陕甘在哪里？如今不同了，都晓得陕甘有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连带陕甘总督的关防，比直隶两江还管用。”
这样讲还不过瘾，又让古应春问洋人，如果李合肥要借洋款，他们要不要直隶总督衙门的印票。回答是：“都说还要关票。”
听得这一句，左宗棠一直自以为勋业过于李鸿章，如今则连办洋务都凌驾其上了。这份得意，自是非同小可。
胡雪岩这么一捧，左宗棠觉得自己犹若丈八金刚，奇伟无比。
胡雪岩善捧，而且很有分寸。捧起人来，跌宕起伏，让人觉得面面俱到，不偏不袒，似乎全是公道话，听的人却又甚觉有味儿。
正因为胡雪岩藏有这些手腕，能够迎解四面八方之人。认真细想起来，胡雪岩在商道名扬天下，给中国人留下的“红顶商人”商道传闻，这就是当代人的历史写照，也是当代人可值得学习借鉴的一道亮丽经商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