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沈氏陷阱”骗巨款
她，五十多岁，名叫沈陷，是福建省同安县新店乡后村颇有名气的懒婆娘。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成年，可是由于她的好吃懒做，家境日益贫穷，到一九八四年，竟欠下外债四千多元。
眼看别人都走上致富之路，她也异想天开经起“商”来。然而她的经商和别人不同，不买不卖，不走街不串巷，竟是独树一帜地坐在家里开起了“银行”。
“钱存我这里不用怕，我的生意是有‘源头’的，存期一到还本付息，月息九厘，比银行商得多呐。”
沈陷一通吹嘘，竟然有人相信，二十几户农民拿着少量现金先作试探存入，总共才有一万七千多元。
沈陷见来钱太慢，便大肆宣传她的靠山在南洋做生意，在厦门办工厂。还没人相信，她又把以前的债主叫来，当面还清欠债，付给利息，并声称这是南洋的“源头”送来的钱。
虽然存钱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沈陷还是嫌太少。于是她又别出心裁地雇了几个无事可干的人来当“贩脚”。贩脚代她去各县乡收集存款，回来后按收到的存款多少领取“抽头”。一方面贩脚的收入颇为可观，一方面这些贩脚山南海北地跑，成了沈陷的义务宣传员。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个月时间，竟收到存款三十多万元。
沈陷高兴万分，决定继续扩大战果。一面提高存款利息率，一面多给贩脚抽头。一个贩脚找到一万元，抽头钱给三百元。贩脚们的生意也红火起来了，他们也跑得更勤了。有一个善于钻营的贩脚，不仅吸收私人存款，还通过某机关的会计将公款二十八万元挪来沈氏银行。这个贩脚一把便拿了五万多元的抽头，由此发家致富。
当贩脚能发财，对于当时守着土地还没学会经商的农民来说，真是喜从天降。许多人不请自来，贩脚队伍一下于大到五十多人。他们跑遍了同安周围的十几个县。
为了以高息使更多的人来存款，她把月息九厘提到一分五，后来又提到高到百分之二十二。
“存一万元，一个月就赚两多元，这比做什么生意都赚钱啊！”
农民们又惊奇又红眼。一个村支书把准备摘家庭副业的四万元一下子存入沈氏银行，副业也不搞了，静等坐食其利。某民办教师把准备买汽车的一万五千元也存进沈氏银行。甚至有的村干部把村里存在信用社的钱取出来，也存入沈氏银行……不到一年时间，沈氏银行已吸收存款一百多万元。
懒婆娘变成了“财神婆”，她自己也风光起来了。不仅为两个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而且家里吃的用的全部现代化。就连村干部对她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村治保主任当了她的私人保镖，出入相随，形影不离。这位保镖千了五个月，连钱带抽头竟得了二万多元。
有人要问，沈陷吸收这么多存款拿去干什么了呢？回答是，她什么也没干。既然什么也没干，如何支付如此高额利息呢？
沈陷其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写，更没有半点金融知识。她的十分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只要有人来我这里存款，我就有钱花。所以，开始存款的人一年后陆续提取存款和利息时，沈陷便着了慌。存入的钱已经在一年中耗去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又拿什么还本付息呢？许多尚可称为精明的庄稼人，即使不懂得什么金融知识，这个账还是会算的。
于是，“沈氏银行”便出现了一九八五年三月的危机。款额下额下降，付出额猛增。新债拉不到，旧债难还。“沈氏银行”陷入了困境。
然而，沈陷并没有迷途知返。为了维持她设下的陷并，她又妄想“打入银行和企业”。第一次她的手下从一家供销社挖来公款四万多元，这根本无济于事。第二次又托人以经商为名，骗取银行低息贷款十万元。
沈陷把刚从银行贷来的现款堆在家里，又宣传起她的“源头”如何可靠来。一时间又有许多农民上当，来存款的又渐渐多了起来。
有个副乡长以买船为名，在信用社贷出一万五千元，又四处拆借，凑了四万元送到“沈氏银行”存了起来。
一个供销社的汽车司机，竟把交他买汽车的五万元公款存进去，想谋取个人私利。
这一次小小高潮，使沈陷吸收存款的总金额超过二百万元。二百万元，仅付利息和抽头就要付出五十到七十万元。沈陷此时已经只有空架了。
沈陷见势不妙，便离家远逃外地。然而她终究逃不出公安机关的天罗地网。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深夜，出逃的沈陷终于落入法网。
［评析］：一般骗子都是极端精明的人，而沈蹈只不过是一个无知村妇，斗大的字不识几升，竟骗取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其中不仅有村干部，还有副乡长一级的国家干部。其奥妙在哪里呢？其中奥妙不仅在于沈陷的谎言，而且在于受骗者心中。他们为什么受骗？答案只有一个字：“贪”。上当者无不因为贪图她的利息。因为自己心中有“贪”作怪，致使本来不明亮的眼睛又蒙上一层灰尘，怎么会识破骗局呢？
当然，农民的愚昧无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42.假华侨衣锦还乡
四川省某县有个长坡村，村里有个叫沈国雄的人，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解放后才逐步过上安定的日子，近年来又得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
一天，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到沈国雄家中，对他说：“我是胡家老五，刚从国外回来，特地来看你。”
沈国雄见他穿得阔气，一副大老板的架式，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才好。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胡老五”不就是他曾扛过多年长工的大地主家五少爷吗？那时候两个人都还小，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失踪多年的胡老五怎么突然从外地回来了？
胡老五一边喝着老长工端来的大碗白开水，一边把他如何出国，如何发迹的事说了一遍。据他说，他在成都私立成华大学读书时，因听到人民解放军入川的消息，便将继母的一对金镯兑换成大洋，坐飞机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日本。在日本找到母亲，一家团圆，又在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三井株式会社，逐步由职员升为经理。一九七一年受三井财团委派，去新加坡推销电子产品。一九七六年调到香港海威贸易公司装潢设计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次从香港回来，一为探亲，二为开展贸易活动。
沈国雄一听胡老五的经历和职务，正和人们经常说的那些从海外回来的大财神相似，便赶紧把消息告了乡政府，乡党委和乡政府领导们听说有大财神光临，全体紧急动员，热热烈烈地把胡老五请到了乡政府。别的不说，先摆起宴席为大财神接风。
几杯酒下肚。客气话重复得不能再重复了，乡党委书记便提出了双方都感兴的话：“希望胡先生为家乡的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啦！欢迎胡先生来家乡投资办实业。”
“我看这地方条件还错嘛！”胡老五文绉绉地遭资源丰富，交通也方便，像柑桔就是很有销路的东西。可以先考虑办一个贸易公司嘛！”
“可是，我们缺乏资金呀！”五乡长快人快语，急忙提出了问题的关键。
胡老五点头，说道：“当然，没有资金是不好办事的。这样吧！我也不能看着家乡这样贫困，我决定先办一个公司，先由我独资搞起来。”
“胡先生打算投资多少？”五乡长问。
“先投资十万元试一试吧！如果效益好，等巩固发展了再交给乡里来办。万一失败了，十万元也不算什么。成功了，再大量追加投资，搞大一点。”
胡老五话音未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是一片干杯声欢乎声、干杯声。
在乡里吃了几天，胡老五又把眼睛盯上了县里。胡老五有个本家兄弟胡羊杯，为了巴结他，主动去县侨办为他吹嘘了一顿。结果，县侨办照样以酒宴欢迎，安排好住处，又派专车专人陪胡老五到各处观光。
在参观华侨医院和县精印厂时，县侨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柯某向人们介绍说：“胡先生是旅日华侨，在香港、深圳开有几家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这次回家乡会办起一个合资企业，这是胡先生一片爱国热忱。”
柯董事长停了一下，又说：“胡先生这次回乡途中，先到他三哥——中央首长胡××那里去了一趟……”。
“三哥让我回来代问家乡父老好！”胡先生接口说道。
“胡××是他三哥？”听的人都突然惊诧地议论起来：
“记得报纸上上登过，好像胡××不是四川人哩！”
“鬼晓得是咋回来的哟！”
柯董事长见到这么强烈的反响，心里一高兴，便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胡先生已经决定，向我们侨谊公司投资十万元，从香港、深圳进货。”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柯董事长趁热打铁，又宣布：“任命胡先生为侨谊公司副经理。”
就这样，胡先生在县里一住便是三四个月，一切开销由侨办包办。他无论走哪里，都有好酒好菜招待。乡里、县里相继把园艺公司总经理、侨谊公司副经理的桂冠捧给他，期待他那两个十万元的许诺。可谁也没想过，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怎么可能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住在这里三四个月呢？谁又知道胡老五这时候连离去的火车票也买不起呀！
正在这时，胡老五找到了一项好差事。原来，县侨办要收回成都的一项五万元投资。胡老五一见机会难得，便主动请缨，这样，县侨办买了火车票送他去了成都。
成都有位姜女士，是在大学里和胡老五搞过“恋爱”的有情人。两人分别多年，今朝相见倍觉亲切，何况一方已是海外大财神，姜女士更是依依不舍。于是，两人便成了形影不离的一对伴侣。经姜女士介绍，又拉来一位老同学柳女士加入他们的旅游队伍，成都的名胜之地更增添了几分色彩。
胡老五发现柳的小女儿萍经常带着助听器，询问之下，才知道小萍耳朵不好。胡老五当即说：“现在，国外有一种微型号助听器，是装在眼镜腿上的，戴上一点儿也不影响美貌，等我回香港后买一个来。”
柳女士感激之时，忙拿出一千元钱交给胡老五。胡老五假意推辞一番，便收下了。
在柳女士丈夫的周旋下，胡老五真的要回了五万元投资款，不如意的是对方只给他三千元现款，余下四万七千元全汇给了县侨谊公司。
有了几千元现款，胡老五便打算买张火车票离开成都，不料都被几名公安干警请到了公安局。
在收容所里，胡老五出示了用中英两种文字印制的、加盖有“深圳侨务办公室”印章的《华侨证明》、《华侨返乡证明》以及香水名片。名片上清楚地印着胡老五的头衔：香港海威贸易公司设计装潢公司董事长。
然而，公安人员并不相信，让他写一份履历。于是，他编道：
“我的父亲在北洋军伐时代当将军，他有很多妻妾。在北京时娶了我的生母——日本人三并惠子。后来，父亲遗弃了我的母亲，带着我回到四川。我长大后子一九四九年出国寻母经香港开办海威贸易公司。由我任董事长。”
公安人员看了胡老五的履历，并没有相信，他们奔波三个月，终于在广州某劳教农场找到了胡老五一九六三年写的一份材料。那上面这样写道：
“我原籍日本，名叫冰冰一郎，一九四○年出生于横滨，父亲名叫山川次郎。我于一九四二年随父亲到长春经营三并株式会社。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父母回国，我随叔父沈住西藏。西藏叛乱时，叔父被打死，我被一位老人收养。后来，他指引我乘火车到广州，再偷渡日本……”。
然而，这一份材料也不是真的，公安人员经过多方查证，终于揭开了胡老五的面纱，还给他真面目。
胡老五名叫胡显烈，又名胡定宇，化名王怀备、胡祺，四川省资中县人，一九三三年生于四川资中县家中。其家是大地主，其父是国民党中将军官。他于一九五○年在成都和立成华大学读书时，便冒充共产党、二野地下工作人员诈骗钱财，败坏我党我军声誉，因此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不好，又加刑二年。一九五七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又因破坏他人家庭，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又因诈骗被判劳教三年。一九六六年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徒刑二十年。一九八四年（提前两年）获释后留场就业。不久，他便外出不归，一九八五年四月，拿着伪造的《华侨证明》等证件窜回四川，便演出一场“衣锦还乡”的滑稽戏。
［评析］：胡老五一出《衣锦不乡》确实演得滑稽可笑。可笑在他只凭一身衣装，几张假名片，竟然到处享用盛宴，有人拿钱让他四处旅游。他自己是如何吹嘘的却不说，只是乡里、县里替他吹捧的话便令人笑掉大牙。有的人就是这样，一听是从海外来的便大加吹捧，一听说海外来的就要投资。这“投资”的话竟不是人家自己说的，而是替人家说，向人家要。当然，骗子要是乱说一气没人会怀疑什么。这种情况，要说是“骗子的天堂”恐怕也不为过吧？
引进外资是好事，但对于来的人也要审慎对待，我们的宴席难道是什么人都可以赴得的吗？
43.假港商与假银元
云南省水平县城的新民街上，有一家小小的烟酒杂货店，店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每天顾客不多，店主杨成良老人正在柜台上抽烟，突然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穿一套笔挺西装的年轻人。只见他嘴上叨一根红塔山烟，腋下夹着一只鼓囊囊的公文包，摆出颐指气使的架式，朝店内货架上打量着。
杨老汉急忙招呼道：“同志，你要点啥？”
“要一条红塔山烟啦？”
“对不起！小店没有这烟。”
“有阿诗玛的吗？”
“也没有！”
“真扫兴啦！”年轻人嘀咕道：“我跑了一个下午啦，竟然卖不到一包好烟！这个倒城，也真穷啦！”
“你买几包别的吧！”老人说。
“也只得将就啦！”年轻人不无委屈地说：“拣最好的要两包啦！”
杨老汉拿出两包大重九烟，一包二块六，两包五块二。
年轻人把公文包放在柜台上，“唰”地拉开拉链，里边露出几大叠崭新十元大钞，用白纸捆扎着，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轻人抽出一张，递给杨老汉。
“找你四块八。”
“不用找了！”年轻人不耐烦地说：“我从来不要零钱啦，有细菌！”
杨老汉目瞪口呆地把找好的零钱放回钱箱里。
年轻人把烟装进西装口袋，便拉公文包的链，拉到一半时突然卡壳了。再一用力，“当”地一声掉出一个圆圆的东西来，在柜台上跳了两下，又滚到货架下边。杨老汉急忙弯腰捡起来，刚来看一眼，年轻人便惊惶地催促道：“还给我！快还给我！”
杨老头把那东西还给年轻人。年轻人紧张地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才松了口气，小声问道：“老人家，你见过这东西吗？”
“小时候见过！”杨老汉说：“不就是以前的大洋吗？”
年轻人高兴地说：“对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今要靠这里面发财啦！”
“是啊！要是真大洋，现在可值钱了。”
“老人家，你想发财吗？”
“发财，谁不想发财？”
“那好，我告诉你一个发大财的方法。”
杨老汉把年轻人让到店后面一间屋里，问他有什么发财的办法。
年轻人站着说：“我叫你杨老伯啦！你是个好人，我把实话告诉你啦。我是香港来的客人，在那边有几家大公司。可在香港也算不得富翁。这次来大陆，是专门为一个老板收买银元的。过去，云南、贵州打仗少，银元留在民间的很多。我已经在贵州收了一大批，这才来云南的。你要是有，我出二十元钱买一块。
杨老汉摇摇头说：“我家原是穷人，哪有这玩艺儿。”
年轻人接着说：“你没有，这带肯定有。老伯你要赚钱，去收这个好了。你用十五元收一块，就赚五元，如果十元收一个，就赚十元。你收多少，我二十元一块全买下。”
杨老汉不敢答应，又把老伴叫来商议。老两口商议了半天才答应，年轻人留下一块作样品，便昂首而去。
从此，凡是到店里买东西的顾客，杨子荣老汉都要偷偷问一问有大洋没有。然而，得到的都是摇头。杨老汉还不死心，又亲自下乡去跑了一天，还是一块也没有收到。
到了第四天，天气不好，一天也没几个人来。等到晚上九点钟杨老汉正准备关门，忽然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只见他满脸尘垢，头发蓬乱，衣衫破烂，活像一个叫花子。
老汉急忙问：“你买啥？”
少年冷得直打哆嗦，战抖着说：“称两角钱杂糖。”
杨老头称好糖，正准备包时，少年掏出一个肮脏的小布包，哆嗦着从里面取钱。只听见“当啷”一声，从布包里掉出一个东西。杨老汉一见便大叫道：“我的天，这不是大洋吗？还是块袁大头呢！”
少年一把抢过大洋，转身要走。杨老汉急忙抓住少年说：“小伙子，别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