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长在一个武官门楣之家，他从小就鸡鸣即兵。夜分始枕，夜以继日的勤练武艺。青少年时代吴三桂就以武艺精湛而小有名气，成为吴、祖两家子弟中的拔尖人物，深得长辈的喜爱。然而，吴三桂绝非一般武夫，他善于结交，工于心计，素有轻财好士之美誉。他结友重在取利，且尤喜向上攀耙，对于身居高位，对他前途大有关碍之人，他不惜俯首屈膝，竭尽巴结。如认太监作义父，与辽东巡抚方一萍之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还拜总督洪承畴为师等等。这一切都为他前期的仕宦生涯、平步青云铺平了道路。
一、武功世家，将门之子
山海关外的辽东大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朝鲜人曾有过这样的精彩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垒鼓互鸣。为什么？因为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直入，如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
事实确实如此。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创业之君在这里奋起屈然，问鼎中原太地；又不知有多少治国之能臣、惯战之悍将在这里生长、奋斗，创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远的不说，在吴三桂之前，诸如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粱父子、腹有良谋、统率过千军万马的熊廷弼、杨镐、孙承宗、洪承畴、铁面御史何尔健、独胆英雄袁崇焕、敢战敢胜的一代骁将满桂、祖大寿、赵率教，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以及清代的刨业之君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他们的兄弟子侄一大批名君、名臣、名将，都在辽东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出他们纵横捭阖的才略，演出了一幕幕历史括剧。吴三桂的一家参与了明清之交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成为一个将门之家。
辽东的百姓把习武从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青壮年所从事的职业之一。许多家庭几乎满门皆军，称得上是军人世家。辽东名将李成粱有五个儿子，都投身行伍，在战争中成长为统帅三军的将军。他们父子镇辽二十余年，师出必捷，威震异域。祖大寿兄弟子侄个个为军。吴氏父子四人，先后从军，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世家。
辽东军民同蒙古、女真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但也有和平交往。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人人精于骑射，善于奔驰，无论在山间林崖之中，还是在平原旷野之上，都能吃苦，有耐力，一往无前。这些优胜的民族长技和风俗习惯，也融汇于汉族人民的生括之中。因此，人人爱马、骑马也都成了当地汉人的习惯。男孩、女孩才两三岁，只要见到马，便手舞足蹈，跃跃欲试。当大人把他（她）们抱上鞍座，就兴奋异常，一边笑着，一边吆喝，催马快走，还一边用手作加鞭之势。长到五六岁时，就开始练习骑马，父亲给制作一个小木架，放在鞍座上，把孩子抱上去，手扶木架，慢慢演习。在辽东，不只是男人会骑马，女子也善骑，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而姿态飘逸。打遇有个别女子不会骑马，还会被人笑话呢！所以，在这里，男、女不会骑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辽东的特殊社会环境，养成了人们一种尚武精神，特别能战斗。在明朝军队中，辽兵以骠悍敢战闻名，被誉为一支劲旅。在同新兴的后金进行战争之初，明朝从江南调至辽东作战的军队，几乎每战必败，两度经略辽东的袁崇焕改用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之策，完全起用辽兵，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把它打得大败，连获大捷，突出地显示了辽人敢战的雄风。
吴三桂降生的时候，历史已给他准备了军事生活的物资条件和社会环境，并由此使他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舞台，终其一生，他都与战争和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社会尚武风气的熏陶，家庭、亲属的影响，从小就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离鞍。父亲善养马，对马匹的选择和骑术，都能给他以指导，吴三桂很聪颖，据吴三桂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超群。他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人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心想将来长大了定要当一名军官……
从山海关，经中后所，至宁远以东，抵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岭，绵延不绝，林木繁茂，多飞禽走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却是一种消遣。吴三桂的父兄每于闲暇，携家丁进山打猎。当他能独立骑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骑逐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惯。这种带有军事味道的生括，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足智多谋的思想性格。他掌握的骑射技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南征北战的致胜武器。现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一口长柄大刀，据说是吴三桂的遗物。
练武造就了吴三桂强健的体魄，这为他以后能在千军万马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创造了条件。
二、明智选择，机遇造就
俗语说：女怕嫁错郎，男怕人错行。当时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要求吴三桂从文，但吴三桂坚持习武，历史证明，吴三桂的选择是正确的。明末宦官专权，士大夫都只顾眼前，以为天下无事。凡是武将指陈边关的战事，都道武官好勇斗狠，危盲耸听，以博功名。所以朝廷都不留意边关的战事。加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又曾寄籍辽东，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好像不是中国人一样。吴襄自以官位尚卑，也不与计较，惟倍加谨慎而已。
那时吴三桂十六、七岁，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不过文臣视轻武员之故，遂谓吴三桂遭：为父幼不读书，只以勇力，且蒙将军李成梁受知于相马。自李将军殁后，好像冰山已倒一般。若非朝廷明见，此官已不能自保。吾儿不宜承习父业，宜弃武就文，或得奋志云宵，不致受揶揄于懦夫之口。吴三桂听了，笑道：父言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欺饰朝廷，如燕巢危幕，自图苟安，若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他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觉实有道理，且亦志气不凡，心中甚为欢悦。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讲求战术。及崇祯帝即位，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遂决意奖励武功，乃拔吴襄为捏督京营，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黄诏既下，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那时听得董其昌考拔武科，便慨然叹道：此吾脱颖时矣。今天下有变，乘此时以取功名，一来可以效力国家，二来亦可以继承父业。便告知父亲吴襄，往应武举。国家设置武场，通过考试技勇，选拔将才。明末，按武场考试规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标为状元。吴三桂以其少年应试，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获得武举人，颇为难得。这都得之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时董其昌在朝，知道国事已非，选拔武员实关紧要。那日往见吴襄，问道：足下为武员，究知谁是可以当得将才的，不妨赐告。此为国家公事，请避嫌疑。吴襄遭：太宗伯既有此言，弟不敢不说。以弟所知，若武勇足道的，首推吾儿三桂，次即白遇道耳。董其昌道：足下佳儿如此，可为足下贺。某此次将拔取令郎，此为国家择人才，非为君家取富贵也。说罢便去。到了录闱之日，数千赴考的都盼望放榜，及至放榜之后，居首的不是别人，就是吴三桂。
自从武闱榜发，吴三桂竞领了首选。凡赴试的，没一个不知道吴襄与董其昌有些交情，只道董其昌有意拔举吴三桂，不计他武艺如何就取中首名，更有道吴三桂武艺不高强是不应获选的。至于那些不第的人，更造出一种谣言，说是吴襄向董其昌讨人情，使中自己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早被吴襄听了，便唤吴三桂诫道：吾儿今日幸捷高魁，为父本曾向董宗伯道及，故得董宗伯有意提拔。但为父曾承董宗伯问及，知得谁人可充将才，为父故援内举不避亲之义，力荐吾儿。今既获选，虽为父亦曾说情，但吾儿武艺本不在他人之下。今竞受此飞谣冷语，吾儿须此发奋。但能上撤国家，下光门户，不患不能雪耻也。吴三桂笑道：吾父亦太过忧虑。方今国家多故，凡有本领的自能发现。像古人说如锥处囊中，其末立露，儿不忧无出头之日。若稍有凭藉，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道也。吴襄昕了，为儿子有如此志气，十分欢喜。便使吴三桂拜董其昌，认为师生之谊。又因吴襄为提督经营，应有个袭荫，董其昌更为奏保，便以吴三桂为都督指挥使。
吴三桂在前辈的提携下，更加努力向前。他的语言和行动证明了他是位才智过人的将领。
三、初露锋芒，气魄不凡
他得中武举后，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军事生涯。《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总爷（指三桂）少年悬印，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吴三桂初任军职，就在舅父手下任中军官。这是个低级军官，是吴三桂走向将帅的起点。他在舅父祖大寿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后金的战争。很快，他崭露头角，日益显示出悍将的素质。
崇祯五年（1632年），他已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已升为游击将军。虽说这个职位还不算高，但已进入将军的行列，而父亲这时已升到总兵官这个高级军官的地位。
二十岁这个年龄，在古代的习俗中，已视为成年。它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身体长成，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二十岁的吴三桂，照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粱，脸色富有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瞻视顾盼，尊严若神。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来，也不那么魁伟，可是臂力过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力气大！难怪凡见过他的人都用美人丰姿、状貌奇伟来赞美他，大概并非虚语，亦非媚人之辞。不过，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无缺，只要仔细察看，就会发现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间有一条黑纹如丝，像是受过刀伤的痕迹。他的鼻子的确受过刀伤。那是在几年前，他为救父亲，一往无前地闯入数万后金兵重围之中……
吴三桂十七岁那年冬天，正是祟桢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奇袭北京的战役。他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内蒙地区，从大安口、龙井关等处突入长城，直趋北京，给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不幸的是，祟祯帝中皇太极的反问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万状，携吴襄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崇祯听从大学士孙承宗的建议。赶快派人安抚。使者疾驰至山海关才赶上祖大寿，当众宣谕朝廷慰劳之意，声明只逮治袁祟焕一人，与众将无涉。辽兵得到朝廷宽大，人心才安定下来。
次年正月，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问，互相联络犄角。祖大寿又命所部分驻雷亭（河北乐亭）、昌黎（河北昌黎）、抚宁（河北抚宁）、石门、台头营、燕河营（均在河北抚宁北、长城南）诸城镇，以堵截后金兵归路。然而，后金兵潜师饱飏，行动非常诡秘，明官军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达三百多人的侦骑远探。
二月，祖大寿率部出长城，北进至建昌（辽宁凌源）。该城周围多山，丘陵连绵，其西北面与内蒙喀喇沁等部相接。皇太极绕道内蒙入关和北返，建昌是他必经之地。明兵集结于此，企图截断后金兵归路。
吴襄携带吴三桂随征，不离大寿左右。吴三桂年龄还小，在军中不担负具体军务。父亲和舅父对他很喜爱，不愿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让他随军，是想训练他，使他增长见识。父亲已是一员参将，常受派遣，执行任务。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情况……
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数万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没有把这几百明兵放在眼里，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只有突围才能摆脱险境。他与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围；缓奔就缓围。直至近城处，吴襄仍无法摆脱后金兵的围困。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倘遭全军覆没，丢失城弛，将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吴襄，只好听天由命了。
吴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以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不敢出战，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吴三桂请求再三，祖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吴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寿似应非应地嗯了一声。他以为吴三桂必不能救，但吴三桂马上应口说：遵令！站起身来，转身下了城楼，率家丁二十人，出城救父。祖大寿心情矛盾，也没严加阻止，由他去吧！
吴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十八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而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三桂二十人裹人阵中。
吴三桂人阵，以风驰电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开了冲杀，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纛旗向他冲来。吴三桂迅即搭箭，用尽气力，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吴三桂举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摘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照准吴三桂面部刺来，吴三桂猝不及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井疾速地拣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胡乱地把鼻子裹了起来，飞身上马，呐喊着冲杀。寻到了父亲，大呼：随我来！数百名明兵都随他往外突围。这时，祖大寿在城楼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口城上城下，阵里阵外，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后金兵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术，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吴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他与数百名明兵冲到哪里，哪里就纷纷闪开。于是，吴三桂带领明兵冲围而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并不敢追赶，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明兵飞速远去……
吴三桂疾驰至城下，祖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而，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吴三桂下马，向祖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祖大寿抚摸着吴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吴三桂的义父，他得到吴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
吴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面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欠，每当与人谈话不投机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于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竹的无畏精神，他深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吴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辩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五年之间无疑。
四、青云直上，仕途一帆风顺
吴三桂是个很勤奋的人，除了习武，还勤于读书学文。从少年时起，他每天鸡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寝休息，终日无情容，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这个习惯。他坚持读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并从中萌发和树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时，他曾读过《汉记》，其中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两句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他对此大发感慨，脱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追求的无非一是显爵名宦，二是绝代佳人。吴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为怪。他为达到这个目标，终生奋斗不已。后来，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最终如愿以偿。
崇祯四午（1631年），吴襄兵败而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的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继续供职，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他也在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吴三桂则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5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山东地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月，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敷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
明军围城已经三个月了，城内士气低落，对于能否坚持下去，逐渐失去信心。孔有德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决一死战，以求得一条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军，并泄露孔有德将于三日夜从城西门出城突围。
总兵官金国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急与监军高起潜、吴襄等重要将领定计，分设埋伏，其余各营将士皆披甲上马预备，又调来三百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专轰击孔有德的大队人马。
三日，天将黎明，孔有德悄悄率军倾城而出，计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官兵也分三路埋伏，准备迎击口金国奇与高起潜、吴襄率领副将以下，至千总、把总等大小将官四十余员为其主力，挡住孔兵出城的要冲。吴三桂也在这众多将领之内，参加对孔兵的伏击。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围计划已被泄露，明军已作了围剿的准备，他率部放心大胆地出战，行至金国奇部的埋伏圈，明军立即挥红旗迎战，截住厮杀。顿时，喊杀声响彻黎明的晨空，枪炮声同时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动起来……
金国奇、吴襄部剐一交战，祖大弼率部从东南方向飞驰策应。孔军抵挡不住早有准备的明军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出去，便拨转马头，向城内疾退。明军穷追至城下，力图一举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无法靠近城下。金国奇只好传令，举号收兵回营。
登州北面临海，官军无法围堵。就在兵败退回城的当天夜里，孔有德决定从海上逃走，率余部连同全部家属共万余人，分乘数百只船，航海辽东，投奔后金去了。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军占领。关宁援山东之役，历时近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吴襄在这次战役中，总算没有辜负崇祯和朝廷的期望，实心任事，勇敢作战。所以，他不但恢复了原职，还于七月间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吴三桂在上百员战将中，他是资望浅、年龄最小的一个，地位不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史料具体反映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立功的机会，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战、冲锋陷阵的本事。特别是有他的义父高起潜监军，父亲在军中任高职，立功受奖，这就使他在明将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不言而喻，吴三桂此次军事实践，为他以后的提升莫定了基础。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二十三岁，就被提升为右营参将；崇祯十一年九月（1638年），他已是前锋右营副将。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吴三桂步步高升，由游击到副将，只差一步就是总兵了。他正以飞快的速度，向权力的高峰一步一步跨进。
五、骁勇善战，无畏胆识
吴三桂初起之时，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中原农民起义呈星火燎原之势，而北方清朝空前强大，皇太极率领他的文臣武将随时都想夺取中原，统一全国。
曾在辽河两岸和这条走廊上同清兵激战、顶住进攻的一大批将领、运筹帷幄的统帅，诸如杨镐、杜橙：刘綎、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满桂、赵率教、何可纲、毛文龙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流星一样，转瞬消逝了。他们或战死于疆场，或失意于官场而遭排斥，多数则死于党争，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在辽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们的亲兵家丁，始终坚持固守辽西，所幸朝廷不敢触动祖氏，故能保全而没有受到伤害。吴襄与吴三桂父子作为祖氏姻亲，命运所系，共撑残局，同度艰难。吴氏父子在明朝统治集团中政治与军事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终于一跃而扮演了辽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历史需要是三桂，也选择了吴三桂。
崇祯十二年（1638年）七月，提升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到吴三桂这位幸运的青年将领的身上。这年，吴三桂刚二十六岁，喜报传来：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还在崇祯五年，他仅是个游击，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也只隔了四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快的。对于吴三桂来说，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时代的所有辽西将领相比，以他这个年龄，竟升到总兵官这一要职，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太为感叹：仁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
自明清战争以来，特别是战事发展到辽西以后，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先有袁崇焕、孙承宗力主筑宁远，两收获得大捷，给清（后金）以重创。袁崇焕冤死，祖大寿继任，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继袁崇焕、祖大寿之后，驻防宁远，已显示出朝廷对吴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吴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他不仅练兵，同时也参加了对清兵的作战。
崇祯十三年，也就是吴三桂提为总兵的第二年，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一带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吴三桂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了其高超的战斗技能，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但因清兵勇猛异常，最终以双方互有伤亡收场。
接着，在七月间又参加了二次战斗，皇太极准备攻打锦州。
锦州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起来。明朝的战略家们对清兵意图已有所察觉，崇祯指令辽东督抚与各镇将速筹应急方略。辽东新任巡抚丘民仰会同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昕夕商榷，谋划战守之策。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这就是说，对付清兵不能单独防守，要守战兼顾，才能守得住；战又不能总是正面交锋，还要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打埋伏等，才能见效。这一方略，成为明兵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明兵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各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袭锦州附近的清兵镶蓝旗营地。清将贝子罗托等人仓皇率兵出营，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一场混战。吴三桂的意图，是对清兵进行骚扰。当大批清兵出动时，使急速引兵撤退。清将一时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误中埋伏，不敢追赶。据清方报道：次日见战场留下八具尸体，马九匹。又据吴三桂给朝廷的情报称：贼于初八日夜被我袭击，旋即移营。从双方战后报道可以看出，明兵与清兵伤亡很小，战斗时间短促。如果吴三桂的报道属实，清兵真的移营，那么，这次小股夜袭达到了目的。
继八日夜突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吴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四镇统帅共议，组织了一次对清兵的新的进攻。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清官方记载，明出动马步兵四万至杏山。战斗在橙山与杏山之间展开。根据明清战后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此次战役的大致情况。
十日夜，吴三桂、曹变蚊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马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来，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了望。
第二天（11日）、晨，吴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官员五十余，齐出杏山城，整列队伍，令骑兵居前，便于冲击；步兵火器居后，以备堵击。明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但从吴三桂亲自出马，将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断明兵当在四五千人上下。这时，担任侦察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兵二万余骑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吴三桂闻讯，即亲统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兵会合，准备迎击。清兵已发现明兵，便向五道岭疾驰，直抵张官屯。这支清军由善战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蜂拥般向明兵冲来。三桂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兵呐喊着冲上去，跃马冲砍。清兵退至夹马山，各镇官兵飞驰夹击。吴三桂挥军冲杀，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又有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舍，清兵死伤甚多。吴军为争得功劳，纷纷下马割下死伤清兵的首级。吴三桂发现山头还有大量清骑兵密布，料定是接应前军的，他惟恐部屑忙于割首级误事。下令：不许下马，只以恶砍为功。鏖战多时，清兵已感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山头接应的清兵不敢出战，急忙保护驮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战斗进行时，坚守锦州的副将祖大乐率数十员将官出锦州三十里，与吴三桂等四镇兵汇合，以策应他们。因风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齐回杏山。此役明将士阵亡十一人，受轻重伤的有六十五人，被射死的马五十六匹。清兵伤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见载。多尔衮向皇太极隐瞒实况。只说，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杀之，获马七十匹。也不提明兵伤亡情况。显见此次战斗虽说规模大，而彼此伤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军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此战为明诸镇台击，兵力占有明显优势，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经此打击，清兵失利，退屯义州。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明将官担心锦州被厨，一旦缺粮，就无法坚守下去。眼下，运粮比增兵更为急需。可是，负责运粮各官惊心奴做，不敢往锦、松、杏等前锋三城运送，仅运至宁远以西各城，致使宁远西各城储粮猛增至一万石，前锋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仓只存米二千石。从朝廷到前线将士都为此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于崇祯十三年三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方一澡巡抚辽东，驻宁远）、吴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松、杏三城运米，以实根本。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吴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三两天，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吴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刺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米，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韧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二万余骑分为四股追求，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仍从原中北遁回营。此次运粮成功，俱蒙诸上台筹划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慎所致。
吴三桂冒险督运粮食，显见他的胆略远在众将官之上。在人们视锦松等为险途而畏缩不前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实心任事，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围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更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并长期坚持下去，虽被清兵围困，亦毫无所惧，这与给养充足有直接关系。
自从吴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吴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显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吴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
吴三桂凭着一股青年人特有的锐气为朝廷效力。他升任总兵的前前后后的表现，证明了他为保卫大明的江山而战斗。他如历代有志青年一样，为了荣誉面奋斗，他要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深结权要，登坛拜将
朝中无人不做官，这句民谣深辟了升官的要诀。吴三桂凭着他智慧的头脑结交权贵，促成了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吴三桂升任总兵官要职，开始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的锦绣前程，大约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应当承认，吴三桂确有才能，这在他的同辈人中已受到广泛称赞，在朝廷中也颇受赏识。人们都说他才华出众，聪俊绝人，聪明自然超群，自少年已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慑，堪称是智勇兼备之大将。连清朝人也承认在明边将中惟吴三桂敢战。诸如此类的称颂，不无溢美之辞，但平心而论，吴三桂实为一将才，非庸碌之辈可比。他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为自己获取越来越多的功名利禄。所以，不论来自哪些人的赞扬，并不都是毫无根据的吹捧。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丁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丁问题的要害。吴三桂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以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吴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吴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吴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吴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澡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井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澡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吴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澡巡抚辽东时，吴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吴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变最厚。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口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吴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吴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吴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吴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与吴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面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吴三桂人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克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美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斗的胜败。担任此项任务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吴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吴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台，器与人相舍，而后可以言练。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吴三桂工于心计，对他前途有帮助之人，他大肆攀结；同时又尽职尽责，效忠大明天子，所以他官运亨通，年年轻轻就成为边关重将。
七、技高一筹，才能死里逃生
松山决战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大决战。最终以清朝获胜而告终，吴三桂虽然是败军之将，但他在突围中技高一筹，得以死里逃生，重新获得了崇祯的重用。
在松山决战前，发生了一场小的激战。战斗结束后，洪承畴把吴三桂列为首功，向朝廷呈报。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兵以较大的代价获取小胜，并没有达到解锦州之围的目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他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以纾锦州之急。
主帅洪承畴决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赖的吴三桂竟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当了逃兵……
洪承畴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击败。但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旷日持久，糜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竞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怎能对得起皇上的信赖与朝中文武重望！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战略，令洪承畴克期进兵；同时，他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出关赞画军事，督促洪与清兵决战。承畴无奈，被迫放弃自己的方略，于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松山城，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自八月二日，洪承畴乘明兵锐气，连连发动进攻。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这些进攻虽然未能奏凯，已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并使它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战场形势的发展，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为清军连续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倾国中之兵，亲临前线指挥。疾驰六昼夜，于七月十九日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当机立断，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并指令将士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清太宗为防明兵突围逃脱，派兵围杏山。使明溃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一坍去路，俱遣兵缴截，又分兵各路截守。清太宗这一番部署。已把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
洪承畴发现清兵掘壕断饷道，颇感惊慌，当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会商破敌之策，最后，决定明天与清兵交战，以突破其围困。
二十日，各镇兵一齐出动，与清兵大战，激战一天，胜负未分，明兵仍然没有闯出包围。
二十一日，各镇步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清兵拼命拦截，明兵终不能闯壕。
当时，明兵只携三日行粮，眼见饷道被断，粮食吃尽，人心惶惶。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有同清兵速战，才能摆脱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忧虑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议论纷纷，未有结果。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撤军，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一下子便涣散了将士的斗志。洪承畴深知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洪谦称）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洪承畴把请将送走，各自回营作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颇有心术，回营即与将士商量突围办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献计说：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看来这位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兵书上所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人们一般心理，以为在大路上必设重兵，面小路不会设兵或少设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吴三桂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正在这时，忽听明兵各营人马嘈杂，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动，构成了零乱的颗颗光点。原来，懦怯的太同总兵王朴为保全性命，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被消灭，惟恐落后，仓皇争先拔营，顿时一片混乱。吴三桂既不想尽节，也不想柬手待毙，一昕各营要逃，亦不怠慢，当即传令本部人马起行，直奔大路杀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粮绝，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击的准备。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当突进至壕边，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兵的迎头截砍，死伤累累，而掉进壕堑里的不计其数。大批明兵无法突围，被压缩到南海边，适遇涨潮，都让无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吴三桂从太路杀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太部在小路邀集明是，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与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守卫营帐。虽然盛设旌旗、帐幞，却无重要将领。清太宗见吴兵来势凶猛，无力阻截，下令说：归兵奠追，纵之可也口还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垂手可得矣。据清朝官方记载，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和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拦击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们不许远追。清太宗任命的这两员并不重要的将领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挡吴兵，吴三桂乘其虚，终于闯过拦击，奔人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顾逃命，连印信也顾不得拿，为清军所得，显见惊慌到何等程度！先逃的王朴也逃来此城。其他将领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相继逃出重围。鼓吹决战的张若麒等临战惊慌，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驾舟逃向宁远去了。曹变蛟、王廷臣突围不成，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固守。
清太宗继续部署兵力聚歼明残兵余众。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挤两员骁将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及精兵二百五十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尔拜率兵二百五十人，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经之地的高桥（锦州西南、属锦西县）大路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章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战将率三旗精锐护军一百五十人协助堵截吴三桂兵。太宗所派满蒙八旗兵数量不多，但皆多精锐，其将领也都是骁将，足以击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明残兵败将。当天，杏山明军一千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头痛击，明兵死伤甚多。太宗闻讯，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不得使明兵入城。为加强兵力，又派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等以每旗精兵二十名及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统由善战的名将多罗贝勒多铎指挥，继续设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吴三桂、王朴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战，将明兵截人大路追击。吴三桂与王朴且战且退，向高桥逃去。清将多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而清兵紧追不舍。吴三桂、王朴与明兵手足无措，无心恋战，急欲夺路逃跑。清兵奋力攻击，明兵大败，四处溃逃。清兵边追边攻击，到傍晚，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列兵固守，严密封锁。吴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兵士死伤殆尽，吴三桂与王朴以个人的高超的武功，拼着性命侥幸冲出重重堵截，仅以身免，逃到了宁远。据宁前道石凤台向朝廷密报：吴三桂的兵丁尚多，还能整肃兵马，誓拯封疆。
吴三桂等逃离杏山后，城里还有数千明兵，他们已成惊弓之鸟，或千人，或数百，或几十人，分股逃窜，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歼灭。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短短几天，清兵大获全胜，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余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骛。其余溃兵散勇，都逃向了宁远，被吴三桂收留起来。由于明兵惨败，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江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面庙社以墟矣！
此役之严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吴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在八月末，崇祯却给吴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吴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祖泽溥等首请大彰法纪，以振肃将来。
而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镶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吴兰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吴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被要求重处，至八月末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吴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美重要的闖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蚊、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吴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内心的不可告人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吴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吴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救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也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橙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吴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为死罪，予以宽大，决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日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吴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吴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松山之战，明朝八镇将帅，仅吴三桂逃身幸免。虽说是败将，但他显示出来的智慧和统兵才能，被他当时的敌人皇太极赞叹不已。也许就是因为他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和实力，历史也给了他一个机遇，让他成为明清兴亡史上举世瞩目的人物！
八、深思熟虑，婉拒诱降
皇太极三劝吴三桂降清，开出的筹码很高，封他为藩王。舅父祖大寿也劝识时务为俊杰，但是吴三桂不为所动，犹豫未决，表明他是忠于明朝的。
吴三桂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吴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吴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就在此时，锦州前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于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口此次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旦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二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蹈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顾，令我军人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次提出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橙、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惶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引述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焱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太乐等，同系将军之威，姑留之。锦州祖太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莸保奎，此正太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此机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即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太寿之在锦州也，尔明茸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掂锦州故耳。夸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白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字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扫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被时虽降，亦不足重矣。夸尔明目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来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请，将军其详志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并允诺给予优厚待遇。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可法、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竹。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宫邓长春、陈邦选、姜新等人，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吴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漩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吴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吴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
其次，松山大战时，吴三桂临阵选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吴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吴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
第三，吴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投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它。吴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吴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吴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吴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吴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弟弟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吴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夸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赴，帷将军审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吴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奈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匆以为虑，但来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奎军曩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套，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隶，故而拔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栖，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烈取信。舅父祖大寿的信，从清之将取明而代之的形势发展，劝这位当世豪杰早作抉择。但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口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作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由此看来，吴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明崇祯16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宣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晟为上策。他认为被（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抗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砷，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陴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吴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吴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吴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吴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吴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吴三桂的基本态度。
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读了信，概括吴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吴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热虑。
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以吴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吴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九、勇者心智，任由后人评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家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吴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考察吴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诚，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领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札义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把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臣下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投降。
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面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驱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可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耻。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子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靖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吴三桂忠君吗？吴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靖的。顺治二年十一月（1645年），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是叛明降清。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大明朝廷对吴三桂和他父亲也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取政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人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吴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寿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吴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吴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吴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独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吴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