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欲先发制人，实行优恤政策，一步一步达到撤藩的目的，而吴三桂则拼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与清廷斗智斗勇，展开了垆藩的一系列斗争。
一、针锋相对，撤藩必反
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朝廷毫无撤藩之意，相反，对孔有德、尚可喜要求引退，一再挽留，授以重权。而且对吴三桂，尤其看重，把云贵两省的军政太权一并授给了他。为了同南明王朝的斗争，顺治帝坚持让他们留下来。他也曾表示，应等到天下太平无事时一并另议。顺治帝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把这一重大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去解决。
圣祖继位时，由索尼等四辅臣执掌朝政，他们继续执行世祖的政策，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对付南明残余势力和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及海上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对吴、尚、耿三王百般笼络，昕任三藩自行其事。当外部矛盾--同南明的农民军余部的斗争结束，内部的矛盾便突现出来。世祖钦命，把三王留镇南疆，本意是以三王世守边圉，以为藩镇，藉以藩屏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口然而，事物的发展却走向了清朝统治者愿望的反而。四辅臣的政策，恰好鼓励与助长了三藩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反而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
在四辅臣执政的六年期间，三藩渐成割据之势。他们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尚可喜、耿精忠各有旗兵十五佐领，绿雷兵七千人左右，丁口各二万。按一佐领甲十二百人计算，十五佐领应为三千人，加上绿营兵，各有军队万余人。这是朝廷准于额设的兵数，除此，他们各旗下所蓄养甚众，恐怕要超过额兵数。吴三桂的兵员最多，实力最雄厚。他平定云贵，兵力多达七万余人，后屡经裁减，又有一些将领调离云贵，带走一些军队，仍定制五十三佐领，计甲士万余人，绿营兵一万二千人，总共二万三千余人。还有丁口数万。吴三桂掌握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尚、耿二王的兵力，比他们的总和还多一些。实际上，吴三桂的军队远不止二万，他明里裁军，暗地里继续征兵，他按地加粮，按粮征兵，因此，他的军队有增无减。如果加上他在外省的心腹将领所领的军队，受其控制的军队就更多了。三藩掌握南方教省的兵权，各领精兵猛将，形同军事割据。
尚、耿同吴三桂一样，都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持此来扩展自己的实力。尚可喜专制广东，在广东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连日用鸡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税之物一概加倍抽税，其他如铜、铁、锡、木材等除按规定纳税外，又加私抽税，此种盘剥，每年不下十余万两白银。总之，凡米谷鱼盐，刍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广东有通海之便，尚可喜大搞海上私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耿藩所在的福建，盛产鱼盐，其利为天下最，百姓皆以此为生。耿藩横征盐课，荷派夫驿，勒索银米，掠取大量财富，他利用海运之便，跟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大搞走私贸易，无所顾忌。他们同吴三桂一样，各在自己的统治区非法从事种种经济活动，已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带来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吴、尚、耿一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及生活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年需停饷九百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这年的全国军饷也才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计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实非虚语。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至撒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获准由其长子尚之信理事，他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竹，吴三桂在云南尤骄纵。
显面易见，三藩问题日益变得严重起来。造成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权和优待，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久握精兵，横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刚满十四岁，已到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了。七月，举行亲政大典，辅政四大臣（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剐去世）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权移交给这位少年天予。过了二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圣祖毅然下令逮捕了专横跋扈的四辅臣之一鳌拜，才真正把权力收归自己手中。圣祖亲政，朝纲独揽，标志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迅速加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据的三藩什跟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圣祖久有撤藩之意，据他自己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他亲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迹还保留在柱子上。圣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三藩对国家已构成腹心之患，把它列为自己执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头等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圣祖深虑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郛致不测，虽早有撤藩的打算，卫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将为忧，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在撤藩前的一二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圣祖十分关注云贵的动向，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吴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圣祖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吴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给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期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宸、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砷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博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白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
征云贵事已过去了十余年，却迟至康熙十一年才叙功给授，从中可以窥见圣祖有意施恩于吴三桂将领，加深他们对朝廷的感情，使他们对朝廷怀恩图报。
圣祖提拔吴三桂部将，委以重任。康熙十一年五月，圣祖任命吴三桂藩下参领张足法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张足法从参领一下子提到总兵官，实为破格提拔，圣祖特在北京接见他，面授权宜：兹特简授尔边疆总戎之职，尔其练习兵卒，修整器械，俾兵民相安，副联一体爱养至意。同年六月，把云南义勇营总兵官马惟兴词到福建兴化任总兵官。七月，特派一等侍卫吴丹前去传达他的谕旨：兹授尔福建滨海重地，特加恩赉；异于别镇，尔须加意镇守，以尽厥职。赏给马惟兴镀金盔甲全副、表里各二匹。圣祖的谕旨和赏赐，向马惟兴明示，皇帝特别看重他，给予比其他总兵官更优厚的礼遇。圣祖对张足法、马惟兴的提升和谕旨：接见、派专使赏赐，都是不同寻常的。在此之前，圣祖还提升参领王永清为贵州黔西总兵官，升云南左镇中军副将王景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圣祖的举动，使人强烈地感到，他有意识地在分化吴三桂的势力，力图把他的心腹人物拉出来，作为朝廷的耳目，以备将来之用。
与此同时，圣租也把自己亲信之人派往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圣祖派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避抚。此人不争气，后来吴三桂叛乱时，他叛清降吴。调原贵州巡抚佟风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圣祖批准。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是在康熙七年底任命的，原任总督卞三元是吴三桂的人，他提出终养老母，圣祖也不慰留，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八年初，又加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康熙十一年五月，升陕西陇右道李兴元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
总兵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关系重大。圣祖不时地调整云贵总兵官人选，康熙十年二月，调广东右路水师总兵官杜辉取代以病乞休的陈德，任云南永北总兵官。十一年十一月。以原任广东饶平总兵官吴启丰为贵州安笼总兵官。十二月，将云南前镇总兵官马宁调出，升为湖广提督。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任命吴三桂藩下长史卫朴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
以上凡厉云贵军政大员的调进调出，提升罢免，都自吏兵两部铨选，由圣祖钦命，吴三桂无从插手。迹象表明，圣祖正在为撤藩做人事安排，以保证有朝一日撒藩能顺利进行。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引退，因病或休或故去，吴三桂的部将失去不少，加之朝廷频繁调支，已打乱了吴三桂的原先部署，但对他周围的至关重要人物如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吴氏亲属还没有触动，以免惊动他。吴三桂已窥见朝廷正在逐步削弱他的实力，便伺机夺回某些权益。康熙十一年六月，云贵总督甘文焜因母病故。准假回京处理丧事，三桂请以云南巡抚暂管总督事务，私自将总督所辖的标兵从贵州调到云南，受他节制，而以利陷之，冀为己用。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圣祖又向吴三桂作出朝廷隆札的姿态：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尉问吴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袭、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吴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三桂低些。
就在圣祖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撒藩、归老辽东的奏疏，圣祖不禁心中一喜。尚可喜写道：
臣自奉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谙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耷四海井年，匿年巳七十，精力渐衰，正退耕陇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域市）及清阳堡等处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敌土，以资养赡。计带两佐领甲兵及老樨闲丁，约二万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粮。请并议拨给。
尚可喜以颇能戢兵御从，奉职维谨，一直受到朝廷的恩宠，却屡次申请引退，仅仅是因为年老多病吗？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么，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据熟悉尚可喜的人，《元功垂范》的作者澹归上人对他于顺治十年要求解除兵权一事，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尚可喜身在名位权势之中，心常出名位权势之外，归耕之念时切。清朝官方也曾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尚可喜之所以申请撤藩，是因为长子尚之信的缘故。尚之信素来强悍，不守扎法。可喜把他留在京师人侍后，很担心他触犯朝廷大法，奏请还镇广州。尚之信却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横行无忌，引起官民怨恨。他酗酒好杀人，常常在父亲面前持刀比划，所为益不法。尚可喜管束不了他，忧虑他惹是生非，捐及自己，一生声誉将毁于一旦。为避祸计，可喜引年乞骸骨，自愿放弃权位，回故乡耕牧。
现今居住在辽宁海城的尚可喜的后人，盛传有关他要求撤藩的轶事：可喜手下有一谋士叫金光，善计谋，他私下劝可喜：王已位极入臣，恩宠无以复加，树大招风，朝廷对王很不故心。考《清圣祖实录》记载，金光一席话却是道破了圣祖对三藩的疑忌之深。尚可喜不愧政治敏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接受了金光的劝告，下决心引退。他一连上了数道奏章，向圣祖申请回辽东。有记载：
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他入侍北京多年，故有此说），祗以海氛叵测，未敢遽意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请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奈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
由此看来，尚可喜申请撤藩不单单是因年老多病，实质是被迫的。
耿精忠撤藩，也是被迫的。他为消除朝廷疑虑，不得已表示了撤藩的态度。这从吴、耿的辞职疏中已看出，他们原不曾想到撒藩的闽题。一个说，要报答世受天恩，只想竭尽心力镇守岩疆，不敢贸然请求息肩引退；一个说，东南沿海形势捉摸不定，不敢猝然罢兵而闲居。这些说法，是在向朝廷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先提出撤藩，都是为国为民而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吴、耿都说，他们是在见到尚可喜撤藩的奏疏后，才敢提出撤藩的。圣祖和廷臣一看就明白，吴、耿撤藩不是出于自觉自愿，是被形势逼到这个地步的。
圣祖决意撤藩，而尚、吴、耿先后自请要撤，是他求之不得之事。他认为，撤藩由他们先提出来，总比朝廷先提为好。这样，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表态，问题就会顺利解决。所以，当廷臣分别送上吴三桂与耿精忠撤藩的报告时，他毫不迟疑地作了批示。他在吴三桂的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王自归诚以来，克殚忠荩，戮力行间。功迹翻著，镇守岩疆，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夸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迁安插，著议政王太巨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圣祖给耿精忠的批复是：
王祖父以来，世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翻著，及王封镇守，劳著岩疆。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夸福建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
圣祖做出了原则性的决定，批准吴、耿同撤。剩下具体问题，如何搬迁、安插何地等，交由议政王大臣同户部、兵部共同讨论落实。很快，他们就耿精忠搬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靖南王自请撤离福建，应将他本人并下属十五佐领官兵均行迁移。圣祖同意。
但是，在讨论吴三桂撤藩时，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撤，兵部尚书忆明等赞成。他们认为，应将吴三桂本人和所属官兵家口全部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云南方面，土司、苗蛮等族杂处，不得稍微忽视防御，在吴三桂迁移时，应暂派满洲八旗兵戍守，等戍守官兵到云南时，该藩起程。满洲八旗兵如何派拨，四营旗兵如何归并，该藩沿途用钱粮及人夫等项，应由户部详议。多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他们说，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现在如将他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加上平西王及属下迁移，沿途地方百姓驿站兵丁苦累，面且戍守云南之兵，都要暂时派遣，骚扰地方，亦未可定。应令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
为了慎重起见，康熙帝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定一步步实施撤藩减负，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二、韬晦之计，闲王不闲
吴三桂镇守云贵，他的愿望是长期镇守云贵。
三桂的愿望如此，然而，他对朝廷有朝一日改变政策不无担心。在洪承畴离云南时，吴三桂曾密求固守之法，巳透露了他的心事。吴三桂并非一介武夫，他对历史颇为熟悉，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惨剧，他应该有所记忆。历代许多王朝，往往在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大肆屠戮功臣宿将。这就如打猎一样，鸟打尽了，再好的弓箭也没用了；抓到了兔子，猎狗就成了多余，不如与兔子一起杀掉吃肉。吴三桂一想到这一幕幕惨剧，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他怀‘藏弓烹狗的虑深，极力保住兵权，掌握军队，以图自固，才不致被任意宰剖。
吴三桂对朝廷的疑虑不是杞人忧天。
朝廷把吴三桂的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吴三桂的势力。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起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飏总兵官。
几经朝廷调动，吴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巳属有名无实。
在朝廷采取某些组织措施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吴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吴三桂的严重不安。
吴三桂手下有个浙江人，叫昌黍子，他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
吕黍子用的是古人的韬晦之计。就拿刘备来说吧，当年他寄篱曹操之下，惟恐志向被曹操识破，便装得整天无所事事，以侍弄园田自娱。吕黍子让吴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台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吴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
吴三桂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朝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拿出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趴，朝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至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乌蒙之后，吴三桂立即请求朝廷，将云南省的额兵进行裁汰。他计划裁去额兵七千二百名，其中将一千八百名兵士调到广罗、蒙景两镇和云州、马龙两营，实裁兵士五千四百名。应裁将官，除总兵官以下将领另行改任外，实裁将领副将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吴三桂还要求，把他的忠勇等五营全部裁去。他要求裁军，正符合朝廷的本意。兵部讨论了他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圣祖批复照准。
吴三桂自请裁去了五千余名士兵，不过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对他的实力还构不成根本损害。
三、假意辞官，康熙顺水推舟
正当朝廷不时以疑虑的目光注视云南时，又发生了有人给吴三桂上血书的事件。上书的人，名叫查如龙，他原是南明弘光正权某部的官员，后流落江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到处活动。至康熙初年，他伪造全国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的书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图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难识破。他伪造的信中，都有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的内容。他把这些伪信汇为一岫，携带身上，前往云南。他宿于离昆明不远的一座寺庙中，咬破食指，给吴三桂写了一封血书，大意是：
天下督抚提镇厦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武王伐纣，套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华人，当年之事（指吴降清），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把握在王的手里，王如果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大时机啊！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吴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吴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吴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吴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吴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查如龙写血书，与吴三桂本无关系，但他使朝廷感到吴三桂的存在，总是一个祸根，因此疑忌更深。
尽管吴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利，朝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明显。过去，凡吴三桂提请，兵部、吏部直至皇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吴三桂提补各官，多不批准。此时，吴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照应，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吴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吴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吴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
康熙帝马上顺水推舟，同意吴三桂辞去云贵总管的职务。
到康熙六年，吴三桂已满五十五岁，论年龄还没到昏昏然的程度。数年后，他起兵叛乱，精神抖擞，满有劲头，与此时的他判若两人。显见，他说两目昏瞀，精力衰减不是心里话。圣祖和廷臣就来个顺水推舟，在对吴三桂的赞扬声中，批准了他的请求，趁机又把他的选任大小官员权收回吏部。吴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权，干脆把选任武官的权也上缴。朝廷也不谦让，又一并收回。
吴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
一向热中权力的吴三桂，一旦失去权力，心中快怏不乐。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方光琛等人着急地说：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久历朝事的吴三桂何尝不明白！可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沉默，闷闷不语罢了。
吴三桂自辞云贵总管之后，朝廷迅速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同时也进行了安抚，提升他的大儿子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时命吴应熊到云南探望他的父亲。吴三桂也知趣，不敢多留儿子，很快打发他回北京，以显其忠心。
吴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已无多少事可干，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靠近的人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较射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被朝廷知道（显见朝廷密切注视吴三桂的一举一动），圣祖就派侍卫吴丹前去昆明，携带弓箭数千副，代表朝廷，赏赐给吴三桂的将士。吴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举行完毕，吴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多谋的吴三桂隐匿精壮将士，专派老的上场比射。吴丹回京复命，报告了他对三桂的考察，朝廷对三桂的疑虑稍为减轻。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满六十岁，举行大寿庆典。应熊同他的爱妻及其于世瑶一同来昆明祝寿。吴三桂非常高兴，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
朝廷与吴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难免之事。朝廷虑吴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皇权；吴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被此猜忌日益加深，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历代教训，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这不符合以圣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愿望。从吴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跟朝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这同样不符合吴三桂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所以，双方的猜疑也时强时弱。但是，吴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朝中央日益加强的专制体制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四、先发制人，谁握主动权
世祖顺治帝在世时，先后封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为王，并派前往南方征剿南明残余。当两广、云贵、福建等省渐次平定，命他们就地驻镇。然而，他们中有的人并不愿意留在南方，提出申请，欲解兵柄北归。
最先提出北归的是定南王孔有德。顺治九年，孔有德上疏：粤西（广西）业已底定，臣生长北地，与南荒烟瘴不习，每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圣慈垂鉴，即敕能臣受代，俾臣早觐天颜，优游绿野。
孔有德陈情，言词恳切，令人生怜爱之心。他长期征战，多处受伤，留下了斑斑伤痕，经受不住南方湿热气候的煎熬，烟瘴之气更使北方人感到畏惧。他惟一的儿子还不足十岁，倘若自己一旦染病，妻与子何以依赖！他不愿留镇广西，实出自内心的真情。他期望解除兵权，回到北京，天天伴侍皇帝，得以清闲无事，优游绿野，以终天年。他在奏疏中的最后这段话，强烈地表示了功成引退之意。
尚可喜以年老引退的方式，向朝廷表达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忠诚，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一个主动退让，因而博得了圣祖的高度评价，在褒美中含蓄地赞赏他知趣，能知大体，自动去位，使君臣两无嫌猜，共享太平之福，这层意思虽没有说破，彼此已心照不宣地猜透了对方的心事。圣祖的谕旨，证明尚可喜以明理求善终，实为明智之举，显示年迈的尚可喜计虑深远。
尚可喜在申请撤藩时，提出一个条件，即留镇长子尚之信于广州，由他承袭平南王爵。
户、兵两部根据圣祖的指示，提出如下具体意见：
关于尚可喜把王爵让给长子尚之信承袭问题，就现有各藩王例，子无移袭之例，无须再议。否决了尚可喜的要求。
关于如何撒藩的问题，吏、兵两部认为，经查尚可喜有十五佐领的兵员，可携带两佐领官兵家口迁居辽东。但尚之信统兵留镇，将使父子分离，况且藩下将士早年就与王共甘苦，如今因撤藩，造成他们两地离析，是不合适的，应全迁为便。兵部特别提出：平南王藩下有绿旗官兵共六千名，原驻广州府，今可喜父子迁移，这六千绿旗官兵应留在广州，命广东提督臣统辖，至于一切夫马舟船，等尚藩开列人口、马匹确切实数，在离广东之时，即遣官拨给。
圣祖批准实施。
尚可喜的本意，并非是全撤，他自己要携带部分家口和兵丁撤回关外故乡，而想把王爵传给长于尚之信，让他继续留镇广东。尚可喜厌怒他，不愿和他在一起生活。尚可喜有于三十二人（其中过继一于），尚之信为长，按封建继承法，又不能不让他承袭。所以，尚可喜自请回辽东，既可保留王爵传之子孙，而自己急流勇退，获晚年安宁。但朝廷以父亲健在无移爵的先例，予以拒绝。并以不忍其父子分离、藩下家口分离为由，下令全撤。尚可喜看得很明白，朝廷的意图是彻底撤藩，从根本上解除它的心腹之忧。既然这样，尚可喜自然无话可说。朝廷锐意全撤，虽非尚可喜本愿，事已至此，他只有俯首听命，服从朝廷的决定了。圣祖派遣钦差持诏书，子同年五月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遂陆续提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着手准备迁移事宣。
自尚可喜撤藩引起的一场政治动乱已迫在眉睫。
五、弄假成真。木已成舟
圣祖批准尚可喜撤藩的决定，迅速向朝廷内外包括各省军政官员作了通报。吴三桂、耿精忠两藩得知这个消息，心中惶惶不安。他们根本就没有撤藩的思想准备，一次也不曾提过或表示有撤藩之意，如今朝廷同意尚可喜撤藩，实则也强烈地暗示他们，是考虑自己应否撤藩的时候了。朝廷的举动，又暗示他们，是自请搬好，还是等朝廷下令撤你们好，由你们作出选择。
在朝廷阁臣正讨论尚可喜撤藩时，吴应熊探得朝廷意图，迅速秘密派人驰往昆明，向吴三桂传话：朝廷素来就怀疑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辞职疏奏（耿藩辞职，是指康熙十年春耿继茂以病辞职事），惟独王从没有提出辞职，朝廷对王的疑忌更深了。要赶快写奏疏，派遣使者进来，还来得及。吴应熊要他父亲也效法尚、耿的做法，然后从中谋划，在弥缝中可以把自己留下来。
到这个时候，吴三桂还是无意撤藩。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尚可喜那样明智、有远见卓识，还在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幻想世守云南。他也明知，朝廷对他不放心，这使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而尚可喜自请撤藩，又把他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撤吧，实非本愿；不撤吧，朝廷对自己的疑忌如此之深，如何是好？他徘徊不定，顾虑重重。倘走错一步，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召来一班亲信，反复商酌。意见不尽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张，不嫡先提出申请，看朝廷到底是什么态度再说。最后，他觉得这个主意可取，跟儿子的建议基本一致，决定提出撤藩的申请。
于是，吴三桂俞幕僚刘玄初起草辞职疏。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充任幕客，颇善谋划。刘文秀失败，吴三桂将他收留，放在自己身边，不时顾问咨询，很得信任。吴三桂让他写奏疏，他却持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对吴三桂说：皇上很久就想把王词离云南，但特难开口。王上疏，一定会朝上而夕调。尚、耿两王愿辞就让他们辞去，王可永镇云南，为什么非要效法他们呢？王不可上疏！
吴三桂一听此言，大伤他的尊严和自信心，很恼怒，气冲冲地说：我马上就上疏，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
康熙十二年七月三日，吴三桂给圣祖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他写道：
臣驻镇滇省，巨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指从汉中迁云南），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栽，而巨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蒋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
康熙马上同意了撤藩，但他没有考虑到撤藩带来的巨大后果。而大多散廷臣对撤吴藩已表示出顾虑重重。他们为什么坚持不同意撤吴藩？正如他们已向圣祖所表示的见解，他们考虑到云南虽然平定，但那里的情况复杂，潜伏着一定危险，如吴藩一撤，局势不稳，担心会出现反复。要说吴三桂图谋不轨，还没有抓到谋反的证据，朝廷无法说出口，以他对清朝的特殊功绩，贸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吴三桂早已变通朝中诸臣，关系密切，他们是同情他的。在他们心中还有一层隐忧：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权重，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吴三桂之下，尚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骚动。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翦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圣祖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他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例如，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耒叛，矢志忠于朝廷，这对圣祖的不实之辞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圣祖同阁臣们的秘密谈话，表明一个有见识的满族统治者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畏惧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终于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吴三桂估计朝廷一定会挽留他，同尚、驮两藩有所区别。这个估计没有大错，因为事实上正如吴三桂所预料的那样，多数朝廷大臣是不同意撤吴藩的，他们的意见能够左右圣祖，不至做出违背他的愿望的事。但是，他却低估了年轻的圣祖判断问题的能力、不受任何人摆布的自行其是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圣祖真撤，结果弄假成真，木已成舟，已经无法挽回！
吴三桂弄巧成拙，本来已有主动权，结果变成被动挨打。
六、生死选择，以己为先
圣祖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长期驻守云南的希望，转瞬之间，已化为泡影！他只觉得当头一棒，昏昏然；又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精神沮丧，真是一落千丈！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后悔何及！君命是无法抗违的，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同家属和全部官兵全部撤离云南，重新回到他锦绣前程和人生的起点--山海关外的锦州，到了这里，他将失去一切权利，除了保留平西王爵位，不再参予国家政务，无所事事，只能掌管自己的庄田安闲度日。从此，他将由一个权势显赫的王爷、成镇一方的将军，变成一个无权无威的富家翁。他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好像置身于荒漠无际、人迹难至的空旷之区，孤独、寂寞将伴随着他了此残生。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该怎么办？抗拒吗？要落得个叛逆的罪名，他不愿意轻易自毁数十年血战挣得的荣誉；服从吗？他将失去已得的一切，他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想得很多很多，可是，他又感到自己无力去改变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
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悔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出现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很乐意引退，如果他在名利场上已感厌倦，情愿息肩，退居水边林下，纵情于大自然的乐趣之中，那么，他就会接受和执行圣祖的撤藩决定，这一切问题自然都不会产生，烦恼也无从而来，历史就会朝着和谐、善的方面发展。然而，强烈的权势欲驱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最使他思想受到震动的是，他感到清朝欺骗了他，撕毁了所有的承诺，把己给他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收了回去，这怎能使他心甘情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他抗拒朝廷背信弃义的撤藩决定。可是，他怎样才能自卫，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在撤与不撤之间，他徘徊不定，犹豫不决；在他与朝廷之间的这杆历史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激烈地摇摆起来，他力图控制住自己，却不时地出现失控……
且不说撤藩引起吴三桂如何震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就说他的属下，当撤藩令一下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吴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他们在为吴三桂鸣不平，同时，也为他们个人将失去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益痛心疾首。他们跟随吴三桂多年，早把自己的命运同吴三桂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荣皆荣，一损皆损。这批人，都与吴三桂有着血缘的或虽非血缘、彼此却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构成了以吴三桂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吴三枚，三桂的从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但凡胜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吴应期，三桂的侄儿，骁舅善战，官至都统，是吴三桂的得力战将。
吴三桂有四个女婿：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他们颇具才干，或文，或武，或文武兼备。如胡国柱，字擎天（一说汝弼），号怡裔，善诗文，有大志，顺治甲午年（1654年）中举。
吴国贵，三桂的大将，单在关外时，便追随三桂，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吴三桂重用。
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此人善谋略。
刘茂遐，字玄初，是吴三桂的重要谋士。
马宝，字城璧，山西人，为人反复无常，号两张皮，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吴三桂弟侄，还有吴三桂的一批子弟，这些人都名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在外省，也有吴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也应包括在这个集团之内。
这批人中，除了个别的岁数稍大，绝大部分都在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之问，他们雄心勃勃，都希望借助吴三桂的权势飞黄腾达。吴三桂也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给予他们特殊的利益，个个华屋美食，享受着种种特权。如果撤藩，回到关外，不过经营田庄罢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仕途即告终止。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和特权，其子孙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和阻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某些人还抱有复明反清之志。如胡国柱时以恢复宗国（指明）相磨砺，阴结马宝、张国柱、李本琛、夏国相、方光琛，互为羽翼，从思想上逐渐向吴三桂渗透，影响他，以备有朝一日起兵。而圣祖撤藩，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激发了他们反清的思想，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朝廷对自己的剥夺。
各部衙门和有关官员都奉明旨积极照办。可是，圣祖和廷臣们却没料到吴三桂和他的谋士正加紧策划起兵抗拒撤藩……
圣祖撤藩，触动并损害了三藩的根本利益，其中，吴三桂受的到损害最大，圣祖为维护国家利益，保持爱新觉罗氏的一统天下，牺牲三藩的利益而在所不惜。三桂的利益受到触动，他是很不甘心的。他的属下抵触情绪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人心沸扬，吴三桂反谋益急。开始，吴三桂对朝廷抱有不满的情绪，顾影自怜，自感年迈，无所作为，还没有决心起兵抗拒。但他周围的一群核心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心甘情愿地俯首昕命，因而对撤藩问题持强硬立场。吴三桂的侄儿、女婿纷纷向他进言：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只要把世子（指吴应熊）、世孙（指吴世霖）想法从北京弄回来，可与清朝划地讲和。这就是汉高祖（刘邦）‘分羹之计’也。如果就迁于辽东，它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
吴三桂闻听此言，心中疑惑不决。他反复权衡利害，想不出万全之策。既要做忠臣，又要保住在云南的权势，已属不可能。如果撤到辽东，失去兵权，真像他的侄、婿说的那样，有朝一日，朝廷会以任何借口把他斩草除根，那时手无缚鸡之力，岂不是白白送死！他一想到这里，不由得全身不寒而栗！他发觉自己的思想正向与朝廷武力对抗的可怕道路上急速滑去口他感到除了走这条路，再无它路可走。
这时，还有一事使他不能立即下决心，这就是他的长子吴应熊和长孙吴世霖尚在北京，掌握在朝廷手中。他如起兵，他们将有杀身之祸，吴氏岂不是断了根！吴三桂的夫人张氏为此劝阻他不要谋反。吴三桂不由得老泪纵横，向胡国柱哭诉说：只恨应熊还在北京，怎么办？胡国柱建议，秘派人至京，把长子与长孙一并搬取来云南。吴三桂说：等他们回到云南后再议。
吴三桂褫心腹李恕、张镳赴京召还吴应熊。
吴应熊的志趣和想法正好与父亲相反，他想终守臣节，保全禄位，反对父亲起兵。平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规劝父亲谨守臣节，不可妄为，以免引起朝廷疑忌。康熙十一年，吴三桂六十寿辰，有一个姓黄的赴昆明祝寿。吴应熊怕他游说父亲蓄逆谋，特派人前去阻拦。行至镇远，遇到了他，告诉他不要去昆明。吴三桂闻昕此事，也不让他来，这位姓黄的只好回去了。显见三桂还是听信儿子的劝告的。但事到如今，他不能再听从儿子的话了。吴应熊知道父亲下决心以武力抗拒撤藩，已无可挽回，自己是否去云南，徘徊不定。他舍不得丢掉禄位，不忍心背着妻子去云南，只是天天暗暗哭泣。李恕与张镰见吴应熊无意南下，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久等下去，便密带了应熊的庶于吴世瑶匆匆奔回云南。
吴世璠安然回到昆明，吴三桂稍得安慰，开始考虑起兵。他估量了全国的形势，对比了双方力量，以为自己的才武天下无二，他所据有的云南，地险财富，他的亲军和各镇的将卒都是百战之锐，一向得到他们的拼死搏战，在外省还有他培植的党羽，如起兵，他们会无不从命。自开国以来，三十年问，朝中诸宿将多半去世，健在的人为数很少，没有一个敢和他相匹敌的，而且圣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不足担当太事。客观条件对他有利，他自感胸有成竹。吴三桂的侄、婿建议他再跟老谋深算的方光琛筹划。平时，吴三桂待他甚厚，每有余暇，他们就在一起校射、评论世务，很是融洽。吴三桂第一次找他时，没有明说起兵；第二次谈话，才说出自己的意见。方仍然沉静地没露自己的看法。至第三次，天刚亮，方还程起床，吴三桂叉登门征求大计。方见三桂反意已决，这才起来，慷慨陈述，指出福建、广东、湖北、河北、山西、四川等省，可传檄而定，其余战胜攻取，易如反掌！三桂细听他对形势的分析，顿时兴奋异常，欢欣鼓舞，密任命他为学士中书给事，将他安排在自己跟前，筹划大计。吴三桂决计起兵。
七、将计就计，积极准备
吴三桂恐藩下将士思想准备不足，不敢仓促行事，不得不容忍钦差大臣发号施令。于是，他明面上恭恭敬敬地拜朝廷的撤藩诏令，但暗中加紧策划。
吴三桂跟夏国相、胡国柱、吴应期等曾设计两种起兵的方案。一是在云南就地起事；一是在搬迁途中，至中原。据腹心，以制指臂，长驱北向，可以逞志。前一方案，以云南为根本，可进，可守；不足的是，从云南往北进攻，至北京，尚待时日，肯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如北方起兵响应，可补其不足。后一个方案，行至中原起兵，占据腹心，一举可至北京，较易成功。但将云南交出，失去根本，倘事有不测，进退失据，将陷入危险境地。还有，家属随带，途中不易安置，一经起兵，就要打仗。家属就成为很大的负担，比较之下，以前一方案较为稳妥。
大计已定，吴三桂的主要将领已得到等待起兵的命令，还要激励下属将士与他同叛。一天，他设大宴，大会诸将。酒过三巡，吴三桂起身讲话，先叹了一口气，说：老夫与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升平，我辈已无所用了。我们将远行，不知圣意如何打算，今天与各位尽欢，叙故旧之情，不知异日能否再相见？……说到这里，吴三桂说不下去了，却引动诸将的感情突变，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倾刻宴会上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吴三桂韵话，引起了诸将的共鸣，他们感到自己的命运同吴三桂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表示一切惟吴三桂之命是从！
折尔肯、傅达礼到云南后，同吴三桂商量全藩起程日期。吴三桂有意拖延。不做撤藩的准备事宜。折尔肯已几次催促行期，他仍不谈搬迁日期，以各种借口敷衍，以便选择时机动手。十一月四日，他给朝廷写了一份很恭顺的奏疏：臣部下官兵家口，三十年来，蒙恩豢养，生齿日众，恳将蝎拨安插地方，较世祖章皇帝对所拨关外至锦州一带区处更加增廓。庶臣部下官兵均胞浩荡之恩矣。圣祖对他提出增接土地，立即批示满足其要求：王所属官兵家口，迁移远来，自应安插得所，俾有宁居以副朕怀，此所请增赏地方，著速议具奏。圣祖的目的，是为了顺利撤藩，凡吴三桂和其他两藩的要求，都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予以满足。吴三桂偏偏在此时又提出增接土地的要求，是在放烟幕，迷惑朝廷，稳住钦使，放松对他的注意和警惕，要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以突然的一击！
吴三桂给圣祖上奏疏后，假意向折尔肯、傅达礼表示，预定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藩起程北迁。云南知府高显辰马上去交水，为夫役马匹预备途中粮草，暗中，吴三桂加速起兵的准备。高显辰走后，他先密遣骑兵追到交水，把他逮捕。又密令云贵各要塞的心腹守将，严守关口，封锁内外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许进，不许出。同时，他召集谋士，密议起兵之名，刘茂遐（玄初）首先表示看法，说：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宜立明朝后人，辜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方光琛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年出关乞师，是自己力量不足，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当水历窜逃到缅甸，必欲擒获而杀死，这就无法向天下人解释，现在，以王的兵力，恢复明朝甚易，但不知成功后，果能立明的后人吗？时势所迫，不能始终守臣节。筐子坡之事，做一次犹可，能再做第二次吗？（意思是说，已经杀了水历，待此次成功后，能再杀新立的朱氏皇帝吗？）吴三桂一听，不禁胆寒，便听信了方光琛的意见，决定自立名号天下都招讨兵马犬元帅。秘寻工匠，将此名号铸戚印，备起兵之后用。
吴三桂铸印的事，被云南同知刘昆侦知，先报告了云南按察使李兴元，又秘报云南巡抚朱国治。刘昆认为，情况很紧急，应同折尔肯商量，你们联名上疏，请延期搬迁，以缓和气氛，稳住吴三桂，同时请派重兵，迅速扼守川西、镇远、常德等处，把他挤到山中，使他不得出来，即使有不测，也易制服。李兴元也催他快向朝廷报告。过了数日，朱国治才写奏疏报朝廷，竟被吴三桂的巡逻兵所得。吴三桂得此信，知道事将败落，加快了起兵的准备。
十一月十五日，折尔肯、傅达礼等钦差，会同朱国治，前去王府，谒见吴三桂，催促行期的问题。吴三桂很客气地留他们吃饭。他虽然口头上答应搬迁，而且也定了动身的日期，但看不出右搬家的意思，眼看行期逼近，折尔肯等钦使和朱国治不免着急。朱国治忍不住就说：三位大人候久，王若无意搬迁，三大人自回京师复命。
吴三桂勃然变色，脸涨得通红，手指朱国治，大骂，咄咄朱国治，我把天下给了别人，只此云南是我用血汗挣来的。如今你这贪污小奴不容我安身吗？
朱国治一听，骂他贪污，心中不服，争辩说：我贪在何处？吴三桂厉声呵斥：你还强嘴！你前索太理知府冯苏三千两白银，是从我这里借的。至于你历年贪赃，多出我家，现有日历记载为据！
折尔肯见势不好，连忙出面调解，说：王请息怒，搬迁事与巡抚（朱国治）无关。
劝解后，便起身告辞。朱国治与折尔肯会同司、道官员计议，说：朝廷封噩，与百万生灵关系不小。应速上疏，请暂缓搬家。
折尔肯说：我等奉旨面来，现在就此而回，怎么向皇上交代呢？议论了一会儿，决定傅达礼先回京，折尔肯等先留下。傅达礼行不出百里，为守官所阻，只好回城。朱国治犹豫，不敢上疏报告。
吴三桂一向厌恶朱国治。他原任江苏巡抚，有贪污的行为。顺治时，他谋私，兴大狱，屠杀儒士，著名文人金圣叹即死于他手。遭到当地百姓士绅的反对，后谋至云南任巡抚。刚来时，卑躬屈节，见吴三桂都行大礼，以图结欢于吴三桂，得到重用。吴三桂鄙视，所求不应。朱国诒很是恼怒，每与贵州总督监视吴三桂的行事，秘报朝廷。有一次，贵州总督巡边，至云南，吴三桂宴请总督及朱国治，借机说：本藩竞竞守藩，不敢开罪于人。不意竟太有人中伤，向朝廷诽谤我！督、抚不禁一怔，忙说：谁敢？此必无之事。吴三桂冷笑一声：你们不信吗？什说着，便取出他的儿子吴应熊从京师抄来的两人参劾奏疏，将姓名隐去，拿到他俩面前，说：还不信吗？
朱国治两人默视，无言以对。吴三桂也不深究，不过是震唬一下。从此，双方嫌隙日深。如今眼见朱国治欺他即将撤离云南，催他搬迁，怎能不怒火中烧，心中愤恨不已。
继上次宴请大小将领后，吴三桂又亲临校场，约集他们训话。他说：行期已经逼近，朝廷严谴，我们是不能逃脱责任的。如使臣这样驱策、催逼，老夫不意至此。诸君走吧，不要白白受使臣之辱。
吴三桂这一激，再次把诸将激怒了，个个怒吼，要走就走，为何逼人太甚！
吴三桂劝道：这是朝廷的命令，实在不能延缓。但诸君得处此块土地，各有其家，得享福贵，是谁赐给的？诸君应当想一想。
请将稽首，异口同声地说：都托殿下（指三桂）之福！
吴乏桂断然否决：不对！
诸将接着说：那就是皇上给的恩情。
吴三桂不以为然地说：这也未必都对。当年我曾受先朝（指明）厚恩，待罪东陲。正值闯贼（指李白成）构乱，我计不能两全，被迫乞师本朝，以复君父大仇。后来平定滇蜀，得以栖息于此。今日之福贵，都是托先朝的余荫啊！故君的陵寝（大永历）在这里，我们将离开这里，能不向他告别吗？
吴三桂的这番话，说动了诸将，都表示一切唯命是听。吴三桂已命夫役给永历修陵寝，又修永历的母亲王氏陵，外筑土围，周长-里许，建寝殿三楹和寝门。吴三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起兵做必要的准备。
眼下，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凡了解一点政情的人已感到气氛越来越紧张，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的确，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八、改旗易帜，正式反清
人们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吴三桂召集四镇十营总兵马一宝、高起隆、刘之复、张足法、王会、王屏藩及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各将官赴王府会议。云南巡抚朱国治率所属官吏奉命而来。吴三桂全身戎装，威坐殿上，正式宣布起兵，与朝廷决裂。他当场勒令朱国治投降，遭到断然拒绝。吴三桂下令把朱国治和不降的官员全部逮捕，其中包括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云南同知刘昆等一大批官员都先后被捕，看押起来。吴三桂派人传令，不得随意妄杀。命令到时，胡国柱率兵已将朱国治乱刀砍死，身首异处。当年，苏州有一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又被国柱歼。民谣反映了当地百姓对朱国治枉杀金圣叹的痛恨之情，却不幸被言中。此时，他自己真的被歼，死于与他的名字相谐音的国柱之手！
吴三桂为收揽人心，不想开杀戒，虽然他痛恨朱国治，也想留他一命，慢慢劝降。既然部下已将他杀了，也无须追究。他们杀死了朱国治后，正要对李兴元、刘昆等官员下手，一接到命令，这才停止。过了一会儿，胡国柱出面，让兵士给各官员松绑，命他们照旧供职。李兴元、高显辰、刘昆等坚持不降，被看押起来。圣祖的钦差折尔肯、傅达礼等被拘留软禁。
吴三桂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谋反的消息，急上殿，大哭大闹，指着她的女婿、侄儿们说：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你们竟敢闹出这种事来！又冲着吴三桂说：这不是要害死我的儿子吗？她指的是应熊还在北京，这边谋反，朝廷能不要她儿子的命吗？三桂不为所动，叫他的女婿郭壮图等人赶快把她扶进后宫。她哭哭啼啼，被强行架走了。
处置完朱国治等一批抗拒从叛的官员，吴三桂宣布，他自这天起，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明年为周元年。
接着，吴三桂选择吉日，率三军拜谒永历帝陵，誓师北伐。事先，他召集诸将，说：拜别已故君主，应当穿故君时的衣服见他。他指着自己的头说：我先朝曾有此帽子吗？又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说：我先朝曾有此衣服吗？我这老臣将易服祭故君，你们自己考虑该不该易服。诸将都表示易服。
清朝自关外建国伊始，就确立一项政策，凡从明朝俘获或投降过来的汉族百姓，汉官汉将都必须剃发易服，改穿满族服饰，否则，就是不遵国体，对清朝（后金）不忠，视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入关后，直至亡国，一直把它作为国策，贯彻始终。在明朝看来，凡已剃发易服的汉人，就是叛逆，视为敌人。吴三桂去满装，改穿汉服，重新蓄发，标志着他同清朝的彻底决裂，是对清朝的背叛。
吴三桂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赌博，这一切也导致他身败名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