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指我的阅读--全都是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然后，它就渗透进来了。阅读并没有替代生活，它往生活里面灌输了一些内容，直到这两者无法单独抽出，就像无法从一滴水珠里将氢原子和氧原子分开一样。要使它们分开，可能需要采取非常激烈，甚至是非常致命的手段，那是一种精神的电分解。
房子里能够找到什么我就读什么。那是个什么都讲成套的年代，很多东西都藏在我的卧室里，我姐姐出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就接过了这间卧室。狄更斯的书都有棕色皮封，横着有一条黑色的长条，看上去安适惬意。可是，哈佛经典丛书就是用黑色皮革包的，饰有金色的饰带，但很难让人亲近，特别是普鲁塔克的《人生》和马库斯·奥雷里亚斯的书，还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的确想办法找到了一本，第17卷，里面有所有的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的童话，这些故事都是我差不多真的用舌头一页一页舔开的。尝起来很苦，味道怪怪的，就像咖喱一样。又苦又甜、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是“美人鱼”，今天再读一次，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跟我一样，那个“安安静静、一脸沉思的”的美人鱼贪恋这个世界。不管与其它5个可爱的姐妹共享的那个海底王国有多么可爱，多么引人入胜，上面的那个世界还是在她的早年就吸引着她。她渴望光明，水面底下的那轮巨大的太阳在海底变成了紫红的光环。她也渴望人，喜欢人所有的荣耀：“她越来越喜欢人类，也就越来越喜欢与人类作伴了。他们的世界在她看来似乎比她自己的那个世界大得多。”
当然，在我的世界里也有很多人类，可是，我想象的是另外一类人，就在我感觉远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伟大的世界里。那条美人鱼不得不等待多少年才能得到准许，浮到海面上去看看她的姐姐们所描述的美妙的世界。“啊，但愿我有15岁就好了，”这是她的感叹，就像我的感叹一样，因为我也有一个姐姐，她穿得漂漂亮亮的，与男孩子们一起闲逛。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人鱼最后用自己的尾巴交换了人腿，希望能够赢得她喜爱的王子和不死的灵魂。不过，这个世界却并非毫无代价的，作为最高的牺牲，她必须让海底女巫割掉她的舌头，她就失了声，失去了“陆上海底最美妙的声音。”我小的时候喜欢反语，每一个转折都是叫人痛苦又极甜蜜的惊讶。在这里，这些反语却是弯曲不平的：美人鱼成为王子的朋友，但又无法说明是她在海难中救了他的命。反过来，他爱上了在海滩上发现他的这个姑娘，错误地相信她是他的救命人。“啊，但愿他明白，我牺牲了自己的噪子是为了与他在一起的！”
7岁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王子，更不会想到会有永生不死的灵魂。我真正关心的倒是要有自己的声音。我可不想用自己的噪子去交换任何东西，我觉得，就好像当时我已经感觉到了那是一生的爱好，是通往一种生活的道路。我为那美人鱼失去的噪子而痛苦。她要是能够书写就好了！是啊，她可以学会读和写，然后给她的王子写一封信，把一切都解释清楚，把挡住故事发展的情结都解开，铺平通向未来的道路。可是，在童话里面，没有比书写和阅读更无生趣的，而且在悲惨的童话（区别于从此以后两相愉悦、皆大欢喜的结局）中，根本也没有什么未来可言。
在这个故事里面，小美人鱼最终将得到自己的灵魂，因为她曾受过这么多的苦。可是，没有声音来表达的灵魂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声音和文字来表达又有何意义呢？现在想起这个故事来，我甚至不能够肯定，讲给她一个灵魂的那一部分故事是不是在哈佛经典丛书的安徒生童话的第17册里面。也许我只是在刚刚读过的、没有经过掺杂的那个翻译本里读到的，因为原版读起来的确更长一点，更悲惨一些，也更有抒情意味，里面的前言部分还抱怨经常给孩子们看的那个版本的安徒生童话是“扭曲和肢解了的”，“这里那里丢弃一些，又随意增加一些与真正的故事毫无关系的，也合不上拍的东西，次序也乱得很。”最简单的事情莫过于到书架上去查一查那一套老哈佛版本第17卷，可是，这又无法做到，因为那一卷神秘地失踪了。
没有失踪的是那一套小皮面图书馆，都保存在我的餐室里，看上去，感觉起来和闻起来都跟我lO岁时一模一样：几十本书，跟香烟盒大小差不多，封皮都是树绿色的软面，里面的书页已经开始破落，看上去是喝淡了的茶水的颜色。鲁迪亚德·基普林、莎士比亚的商籁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柯南道尔的书，一排一排都放在一起，都是些奇怪的伙伴，都潮乎乎地粘在一起，拿出一本会扯得其它一些书嘶嘶响。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我知道的最悲惨的一个故事，放在这本书旁边的是一本同样悲惨但没有诗意的故事，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艾德华·埃佛莱特·哈尔写的。在这里，这英雄也热爱自己的国家，可最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反倒受了羞辱。菲律普·诺兰不是王子，而是一位海军军官，他在一阵愤怒之中辱骂了美国，希望再也不要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他的话被人当了真。对他的惩罚是终生生活在船上，永远不得听见任何一个关于家的字。那是个童话，可听起来也是相当吓人的，他那个愿望完全是随口而出，并没有经过深思的！在哈佛经典丛书第17卷里，这些都兑了现：因一阵冲动而说一句轻率的话，一不小心的失言，最后都成了命运。那个故事说，词汇是不可拭去的。每句说出来之前，最好多想一下，小心为妙。
放在《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旁边的，是《夏瓦莎和卡门》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有《皮帕关口》和《葡萄牙商籁体诗集》，这些并不是奇怪的伙伴，可是，还有最奇怪的一本书在这里，就是《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奇怪案例》。“‘这位海德先生是位小个子吗？’他问道。‘个子特别小，而且看上去还特别邪恶，那是仆人骂他的话’，那位军官说。”我的个子也很小。那是不详之兆吗？《一千零一夜》放在坡的《故事集》和《奥玛·卡亚玛的鲁拜亚特》旁边。还远远没有开始自己的生活，我就已经听说，我这样的人是可有可无的。
另一卷里面装着《给加西亚的消息》，我母亲谈起此书总是一脸正色。作者艾尔伯特·胡巴德是世纪之交时的一名记者，也是叫作《菲律斯丁人》的一本期刊的编辑，他恰如其分地称此书为“文学上的小把戏”，说他仅在一个小时内便写成此书，发表在1899年3月号上，让他感到惊奇，又让他得到很多荣誉的是，这本书一下子卖掉好几百万册。这本书被翻译成了“所有有文字的语言”，在俄国，铁路职工和士兵人手一册，日本的每一个政府雇员都有一本。该书开始讲一个例子，讲西班牙和美国战争时期，一位忠于职守的信使受麦金利总统之托前往古巴，这篇小故事中的说教是，这名雇员或者下属把工作干好了，什么问题也不问，值得称赞。一个人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时，谁会去挑勤奋和有效工作的毛病呢？11岁的时候，我所能够做的全部事情，也只是对此毫无趣味的美德耸耸肩而已。但在今天，只有顺从而不问因由听上去很是危险。这书里面的内容带有武夫气味也不是什么意外。（俄国士兵是不是也发了托尔斯泰的书呢？）假设1899年的读者大众拥有预见奴性会招致什么结果的想象力，他们也可能更喜欢将其评述为胡巴德如此冒犯人的“粗俗之作，散漫得愚蠢，邋里邋遢的冷漠和极不认真的作品。”这书也是惜时如金的先例，他认为，太多的同情都浪费在“血汗工厂里面的那些受苦穷人”了，也浪费在“想找份体面工作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身上（他用的引号让人甚是疑心），他还建议要扭转这一方向：
让我们也为那些努力撑持一个大企业的人一掬同情之泪吧，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限于一声口哨，他们的头发因为操心维持企业的事情而快速变白……如果不是因为企业存在。粗俗的愚昧和无情的忘恩就会变成饥饿和无家可归。
因为风格和用词简约明白，还暗指着信息化时代的“第三浪潮”，这些话有可能成为目前的保守派智囊团研究的一个部分。（Le plus ca change）这样的变化越是多……
平心而论，为求公允对待胡巴德，我还应该提到，他的原则引导纽约的东奥罗拉建立了一个社区，基本上松散她建立在和谐生活与有机耕作的理念上，还生产出手工极好的家俱。他还在那个地方成立了罗依柯夫出版社，里面的印刷厂制作出手工书籍，符合威廉·莫里斯的传统。胡巴德在Lusitania号上终其一生，这条船因1915年被德国潜艇击沉而出名，潜艇也是在执行任务，根据游船上的灯光击沉了它。
对于“无怜悯心的美妇人”，我没有冷漠的耸肩，而只有迷惑不解。我无法想象是什么东西使那位全副武装的骑士烦恼，“孤独，脸色苍白地徘徊”。因此，他跟那漂亮妇人一同到她的“妖精窠”去，等他醒来时，她已经走了。为什么这次野合会让他淹死，这是个神秘的事件。儿童接受神奇的事物；如果要自伤脑筋，那是因为索求过多。
同样神秘的还有“莎洛特夫人”。她为什么会困在那个岛上，为什么只能透过一面镜子看世界，只能用“明亮的色彩”编织网，而那些网所描述的情景为什么又是她永远也不能够进人的？只要满足自己的心愿直接看一眼卡米洛，她为什么就会被毁掉呢？为什么她会引起恐惧？她可以传播什么样的诅咒，因此没有人来拯救她，或者救她于苦厄呢？丁尼生觉得，没有必要像济慈解释他的骑士痛苦一样，去解释这“童话中的”妇女的囚禁因由。可是，那骑士是爱的奴隶，而这妇人呢？她是什么的奴隶？某种无法说出来的诅咒。诗人很高兴能够随意这样处置，他那反常的喜悦就是诗的魔力所在。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思考这些反常之处，当时才10岁，在床上弓着背什么也想不明白--我的父母在不停地叫唤我。当时是要去走访亲戚，是我的叔叔那位牙医，他的妻子从来都只给我们吃鱼制沙拉。我们倒情愿朝海边开去找热狗吃（父亲吃炒蛤）。我走下楼去，钻进车里被带走，忘掉了莎洛特夫人，就像这个世界也忘掉了她一样。
也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染上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就是担心被人打断自己的事情。（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我长大以后，慢慢就喜欢在深夜读书了，这个时候，令人烦心的世界全都上了床。）有时候，读得正起兴，陶陶然的时候，一阵恐慌感会突然袭来，电话或者门铃也许会响起来，有人会需要我，或者要求我做什么事情。当然，我也可以不理睬，但我们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这样反复出现的周期必须打破。事实上已经被打破。恐慌本身已经成了一个打扰人的事情。我自己在打扰自己。真奇怪，电话经常就真的响了起来，正如偏执狂病人幻视敌人一样。人生的设计就是要不停地打断狂喜的事情。到底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来做这件事，还是由某种东西为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是次要的。
我嫉妒自己的姐姐，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打扰她。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会很快放下书抬起头来，而她却可以纹丝不动，这是一种非凡的本领。她看书的时候，我常常会测验一下。那就跟喊一块石头一样，可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我们还可以推断石头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力，尽管是石头的语言。姐姐好像是在场，可是，她却沉浸在书中。这是极了不起的天赋，极其有用。那惊诧不已的请愿者知难而退，因为那种可以淹没整个世界的看不见的力量而惊讶。
我问她的时候，姐姐说，她真的不知道有人在同她说话。多少年过去以后，我在自己的大女儿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天赋。她也没有听见吗？不，她说，当然她听到了，可她只是没有回答而已。很明显，在她的脑子看来，那与彻底的粗鲁不是一回事。她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异处，因此也就按身处异处的方式行事。也许，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入迷过，可是，我怀疑。我所缺乏的只是纯粹负面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两个都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中的年长者，她们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小孩子也许很高兴有人叫，不管谁叫都会兴高采烈地回应，他们的耳朵树得高高的，以便抓住任何可以使其身份合法的机会。
有人若与我的小女儿说话，她都会听着，可是，她又有她自己的读书癖好。她读书喜欢放音乐。很明显，音乐和阅读她都吸收进去。她记得比利·巴德一拳打死了克拉加特，而我却是在完全彻底的寂静中读完那个故事的。我盯着这个场景看。如此对称，手、耳和眼睛全都投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明白，如果仔细分析一个人的癖好并评头品足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感觉。那完全是我年轻时代的模式再现。可是，我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文字也是进入耳朵的音乐，是可以吟咏的微妙的声音，而人们怎么可以同时聆听两种不同的音乐一块儿放？
顺便说，对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非十恶不赦的大罪。它表明家人之间对彼此生活的牵挂，也是表明关爱和对彼此密不可分的了解的好奇心，当然，家族的敌人也许会说，正是这种关心的密度才是要人命的。在易受影响的年岁里，一个朋友的父亲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从来不直接提出针对任何个人的评论（不过，随我对他慢慢的了解，也曾听到过很多间接的批评）。一种令人惊讶的超脱表现出来，你做的任何事情，说的任何话，很少能够让他抬一下眉头的。当然，他也从来没有赞扬过任何人。虽然这样一种掩埋情感的做法在禅宗大师带学生的时候非常有用，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并不是超验的世界观。不一会儿之后，我会恋家，我会怀念自己家里火热的气氛，在家里，一切都会明明白白，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后还没有人知道。你永远也不可能怀疑自己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我的父母都是爱书之人，只是爱得有些过份而已。并不是说他们就是一些追赶文学风潮的人，而只是非常尊敬和信任书面文字的教化作用（不过，父亲也可能对这一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跟我一样，他们从来不扔掉任何书。我用过的两间卧室都藏过书，先是一个小卧室，然后是姐姐结婚以后从她那里接过来的稍大的那间，弟弟接过了我那间小卧室，我们都像小学生一样，一级一线往上升。
第一间卧室里面的书，都随墙纸的图案、家俱的角度和椅子投在地毯上的阴影及反射在镜子里的样子一起刻蚀在我的脑海里：《霍拉希奥·荷恩布鲁尔船长》和《随武仙座》，《我的船友》和《随船入海》（为什么弥漫着大海的气息我永远也不太明白），还有《星星落在阿拉巴马》，不久我知道这书名也是一首歌的名字，比利‘霍勒戴唱的。不过，直到几十年之后我才得知，“星星落在阿拉巴马”指的是一件真实的事件，是1833年夏天发生的一次壮观的陨石雨。当时，那场陨石雨让一些看到的人困惑不已，也受到惊吓，不知道那是天知道的什么不祥之兆。我花两个星期时间到阿拉巴马的塔斯卡努沙去了解此事。那是个平淡无奇、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城，不过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维多莉亚时代的老房子，有阿拉巴马大学和地位极高的橄榄球赛传统。快要离开那座小城时，阿拉巴马大学正在为迎接主场球赛做准备，那是全年的橄榄球盛事。木板在校园里堆得高高的，像一座三层高的楼房一样。搭台子的人只得用梯子才能爬上去，那是为星期六晚上的营火晚会而准备的。人们开着拖车和卡车赶来，在校园附近的空地上用帐篷搭起营地，晚上用铁叉在明火上做烧烤，坐在塑料椅子里望天，就好像等待某颗星星落下来一样。就在城外面，过了一长排无法躲避的购物中心以后，有家不怎么逗人喜欢的窝棚一样的餐馆，名叫梦之地，对于星星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落下来的一个地方，这个名字倒是挺合适的。这家餐馆还声称做得有全国最好的排骨。排骨端上来了，肥厚、光灿灿的，装在硕大的浅盘里，还用小山一样封装的白面包吸肉汁。外面是星光灿烂的夜空。我吮吸着排骨，心思回到了我的小卧室，那里面的书架上有一本名字稀奇的书。
《星星落在阿拉巴马》是卡尔·卡默所著，他是北方人，20世纪30年代来到塔斯卡努沙，在阿拉巴马大学教历史。他对这片土地的怪诞和它的传奇感到奇怪（“施了魔的一片土地，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的书是一份奇怪的一览表，有民俗、有奇闻轶事，有当地的习俗，有长串的迷信，有被子图案的名字，还有拉提琴人的歌曲。如果我lO岁的时候打开这本书来看，也许会非常喜欢。我显然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当我望着书脊上的书名时，竟会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就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落下过星星的同一片天空下，吃着哪怕在梦之地也无法想象竟然会存在着的那种烤制的排骨。
摆在我第一间卧室里的书架上的那些书我并没有读。可是，我曾对它们色彩斑斓、华丽无比的封面盯着看了好几年，我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穿透这些书的。我对书的猜想，毫不亚于我读过然后又遗忘的那些生动无比的书。它们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一个时代模糊的印记，而《给加西亚的消息》却是一枚透明的徽标。
我常常被邀请到姐姐房间里去帮她背诗。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在上大学了。她很早就上学了，15岁上大学，我父母对此非常自豪。那几年，让聪明的孩子尽量连跳几级是个习惯做法。那些按正常时间到18岁念完中学的人，在我家里人看来都是些头脑迟钝的人。我姐姐的跳级纪录是最高最快的，我和弟弟都没有能力超过那么多级，甚至连同级的人都相差不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时兴跳级了。另一个更有价值一些的习惯便是背诵。诗歌是她的英语课里面用的，我有幸去锻炼她，就在有朝一日会变成我自己的卧室的房间里。那个时候，我弟弟都还没有出生，当时我连再有一个弟弟的想法都不敢有，因为若果如此，我母亲生孩子的年代间隔就会大得出奇，就好像那个点子是突然间才想到的一样。直到后来我才得知，她流过不少产，我们三个算是粘附力比较大的。
我坐在姐姐的床上，腿上搁着好几本肥厚的作品集，她就在房间里甩着栗色的头发到处走动，一边在背诵：“我一定要再下深海，深入孤独的海与天空，我要一条高高的大船，还要有一颗星星引导她划动。”还有用她自己极清晰的用词背出来的：“啊，我记得那么清楚明白，阴惨的十二月刚刚到来，隔夜的余火在地上投下阴暗的冷漠。”然后，她就跟一些士兵开车出去，留下我一个人与路易·安特梅尔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我注视他们的选择时，她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在穿制服的男人浪漫的怀抱里翩翩起舞了。
我姐姐的诗集中，我最喜欢的是坡的“安娜贝尔·李”。有很多装饰性的东西可以让一个小孩子喜欢上“安娜贝尔·李”，可是，除开所有特别的东西以外，它还具有一种怪异之处，这种“究为何物”的特性，被斯迪芬·迪达拉斯定义为刚奎那的“claritas”，或称光辉。斯迪芬说，“这顶级的质感是艺术家所能够感受到的，因为那个美学的形象第一次在他的想象当中形成。”还有那样一个时候，“美妙的形象清晰的光辉被大脑智性四射地捕捉住了，”他称之为“心的迷醉。”我在感触的那一端感觉到了那份迷醉，是我最早读懂一些作品的时候，我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到它，有一种莫名的惊诧。
“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前，就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生活着一个少女，你可能认识……”是我有可能认识的！真不可思议！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认识任何一位在某本书里描写过的人：也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位写过书的人。可是，那一份暗示是一道微暗的希望光芒。另外，尽管这首诗登载进了大学里学习的厚厚的灰皮作品集，但这首诗无疑是为孩子们写的，节奏和头韵以及可以预测的韵律都很合适。那本诗集里面的其它一些诗很显然只是为成人们写的，小孩子一边去，可这一首诗却是为孩子们写的。里面的一切说得那么清楚明白。“我是个小孩，她也是个小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了认真对待，在这首诗里，终于有了为孩子们的爱情生活成高歌的意思。“可是，我们的爱强烈得多，远胜成人的爱情生活，远胜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最令我入迷的一句话是“无法把我的灵魂与美丽的安娜贝尔‘李分开。”是那些S音，那些敢于冒犯的嘶嘶声，是伤心和悼意，是威胁。特别是“割裂”中的S音，对耳朵来说不啻一断回文。
孩子们也有可能产生激烈的爱情，这是成人不愿相信的一种现象。可在这里，“爱”这个词得到一再的重复--头两段里面重复了6次，就好像诗人的嘴无法尽情表达一样，就好像他永远也说不够一样。在我家里，我们很少利用那个词对彼此说什么，彼此关系的描述也不用那个词，对别人也不用。我母亲讲到一些夫妻时，都说“处在一起”，或者说订了婚。她常常说，“当然，她喜欢他，”或说：“她好像很喜欢他，”从来不说他们彼此相爱，更很少提到他们是有可能处在“恋爱”中的，就好像这个词里面含有某种愚蠢和弱智的成份在里面，坦白地说会使人难堪，几乎接近于不负责任或不名誉，当然更不能四处传播。浪漫之爱，根据我当时所能够明白的道理，是比我们在体面和智力水平上差很远的人所有的，只有我们才会更懂这类的事情。同时，我有一个印象，好像是说我们对爱信以为真（严肃认真的爱），对它感觉如此亲近，在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尊严就会受到威胁。那个东西之浮浅和庸俗，就如同有人当面提及他每天洗澡和付账单一样。爱还有可能是太有力，太神圣的一个词，因此而不可滥用，就如同我们不应该写“GOD”这个词，而只能写“C-D”一样，这在美感上面使我感到不平，是在阅读中产生的一点点走神的空档，因为这是在对一个已经得到足够注意的人进行更多的注意。
后来，我非常惊讶，在书中和在生活里都是一样，我发现爱是公开说出来的：“可是，父亲，我爱他，”或者宽容地说，“这可怜的姑娘能够怎样呢？她爱他嘛。”或者严肃地说：“你能够肯定你爱他吗？”或者以宿命的口吻说：“他朝她看了一眼，一下子就爱上她了。”在其它的一些家庭里，很明显，爱既不是那么神圣，也不是那么愚蠢的一个词。可在诗里面，“爱”却四处都是：我姐姐用清晰甜蜜的嗓音在念叨它，就在她的卧室里，就在有窗框的房间里。她离开家跟人结婚之后（假定也先落入爱河），这卧室会归我所有。
在“安娜贝尔·李”中，有几个词是我不太明白的。根据上下文，我推测“seraph（六翼天使）”可能是指天使一样的东西。“coveted（嫉妒）”这个词的意思也很快让人痛苦地明白了，原来就是“envying（嫉羡）”的意思--我听到这个词的回声在里面想起。“天使在天上得不到一半这样的快乐，因此她们就慢慢嫉羡于我和她。”姐姐解释了“kinsmen（族人）”。可是，很奇怪，我并没有问一个关键的词“sepulchre（坟墓）”，它的开头那么怪，看上去阴森森的。我无法承认，也不想承认，安娜贝尔·李的族人会将她埋入坟墓。一个小孩子只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风怎么可能杀死任何人？也许她并没有死，她的族人只是将她带走了，因为他们不喜欢讲故事的人--他不像他们一样出身高贵。另外，天使又怎么可能因为嫉妒杀人呢？天使应该是些好人。要在我的理解力与无知之间划一个界限出来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我已经失去了儿童了解又不了解许多事物的能力，那是美感痛苦中最有意味的一部分，如同泪中的盐。
我喜欢那个大胆出格的结尾--说书人说他每天晚上都靠在安娜贝尔·李的坟边睡，可是，这个结局还是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把一切都当真的看。我以前经常看见大海，布鲁克林也是靠海的一个王国，哪怕还在5岁的年龄，我就已经知道如果把人埋在水边的湿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没有关系。讲故事的人伤心得发了疯，而疯狂会使一切成为可能。我想像，若向今天的孩子们讲这个故事，也就是这么一个治疗的时代，是一些电影故事中的说事人，他们百般努力地“弥补”他们的损失，以达成某种情感的平衡。在我早年的那个什么都讲求一致的时代，怪诞仍然是一件需要忍受的事情，是作为本身的一种形式存在着的，不是在治疗的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
总起来说，那首诗是关于损失的，那是我长年不断的一个喜爱的主题。我感觉着自己也失去了某些东西，不过，到底损失了什么东西我还得慢慢想。也许当我学会阅读的时候就失去了它，也许是在我学会说话的时候便失去了它，也许是在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便失去了它：那就是婴儿世界的一切--空无一切但又是完整的一切，就是佛陀和查先生的佯谬--然后，它就开始与周围的一切断开了联系。
在那间小卧室里的某个书架上，我找到了尤金·费尔德的“伤心的小男孩”，那是一枚杰出的催泪弹。如果看“伤心的小男孩”时没有哭，那你就得大笑，而我现在又还没有到有大笑心态的时候。那首诗跟“安娜贝尔·李”一起对我的心施了魔，并且为未来的一切阅读设定了一个模式。也许，设定标准的不是那些诗，而是它们所唤取的激烈的情绪。《莉西达斯》从来都没有像“伤心小男孩”一样折磨我，这并不是说《莉西达斯》在任何意义上稍逊一筹，而是指儿童时代的承受能力，还有简洁所具有的力量。
“伤心小男孩”在我听来十分悦耳，不过，它并不像坡的诗那样，有一种内在的节奏在轰响，在嗡嗡叫。这首诗里面也有一些新词，比如“stanch”和“moulds”：“他的步枪模就在手里，”这是一句赞美的话。还有“带脚轮的矮床”，听上去就好像诗中的孩子可以爬进去睡觉的东西。还有两个极奇怪和不太常见的短句子：“那士兵长进很快”，我当时的理解是“还算可以”，不错；只是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通过”有可能从字面上理解成“超过”。还有“到了小玩具狗换别的东西玩的时候”，这样的说法人们很少听到，但能很快理解（对于非本土的人来说，也可能很难解释清楚）。多么紧凑，多么有力：“是时候了，”这是绣进句法中的嘲讽，就像大理石蛋糕上点缀的巧克力纹线。
读“伤心小男孩”的时候，我一定已经有5岁左右了，因此我不知道，就像他被拿走的玩具一样，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从来不醒？我觉得那首诗是个谜（的确，它的心脏里面是有可怕的神秘），是一种侦探故事，但又没有足够的线索留下来，否则我也找不到。如果我怀疑现实，我则有可能仍然会因为唤醒他的“天使之歌”所困惑，因为“唤醒”是指生命和动作。那个小男孩从生命中醒来进入死亡，意指我们在最后的时刻到来前一直都在睡觉。我永远也不太可能接受这种解释。因为就像在“安娜贝尔·李”中一样，小孩子在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之前便死掉，那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有两个孩子早就死掉了，两个都是男孩子。他们本有可能是我的第一批表亲的，那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一种亲情，因为我们那个大家庭非常亲近，父亲这边有7对姑丈叔婶，母亲这边还有5对，所有这些亲戚都经常走动，还带着三三俩俩的孩子一起，性格各个不同，他们的生活近况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大家的生活大致差不多，因此，我父母在人生起伏当中对这个大家族产生的一些影响也肯定是真实的。
星期六下午，母亲和她的3个姐妹经常到我外祖母的厨房去报告和分析她们的小女儿们的近况。由于我比大多数表亲小得多，因此，他们出去谋生的时候，我还坐在那里听故事。有些上了大学，有些去工作，还有一些无所事事，有一些找到了男朋友，而有一些又没有。她们去了哪里，与谁一起去的，她们说了什么，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这里就是我慢慢习惯了的日积月累的、耐心的性格成长，并在小说中使之变成疯狂故事的东西。因此，我默不出声地坐在那里慢慢喝茶，慢慢咬胡桃的时候做的事情也就只有阅读，但又没有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书。
那本书最主要的气氛，也就是提供环境和讲述口气的东西，就是我那个子小但很威严的外祖母，她的眼睛里有天蓝色，头发是平滑的白色和金黄。在她年轻的时候，听人说头发曾是红色的，消失掉的红色如今变成了金黄的色调。白天，她将头发在脖子上面扎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小面包，可是，一清早，或者在上床睡觉的时候，头发就散下来，一直在她背后散开成一个长长的浓密的发卷。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我曾在那里睡过几次，看到她穿长袍的样子，有了那么一团勃勃生机的头发，她看上去就像小姑娘一样。星期六的下午慢陈家史的聚首中，她无一例外会系上围裙，不时围着桌子转几圈，刮掉油布上面沾着的一些胡桃碎屑。她握住刀，展开很大的圆弧形刮，钝刀的声响在油布上面刮磨产生的声晋很是让人奇怪，就好像贝多芬的主题曲。然后，她会把碎屑拢到一起，用手掌接住，一小片碎屑也不漏掉。她不时嘘嘘地把她那只有用但没有人喜欢的猫赶到冰冷的餐具间里去。里面角上有一张小床，床上坐着她的半个兄弟。他很少说话，但从来也都是个温驯的人，比植物活跃一点点，但比一个完全的参与者就差得多。我外祖母不时递给他一杯茶或者一块松糕。那几个姐妹可以当着他的面随便说话，因为他是个聋子。
我听说，在大萧条时期，她们几姐妹曾经带着丈夫和孩子各自睡在旧石头地上，后来光景好一些了，才又一个一个搬进了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的姐姐就常跟我讲以前的事，说她经常与一窝表亲一起在地上滚成一堆，我带着极大的嫉羡听她讲，就跟听远古时代的寓言故事一样。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很小，干干净净的，很普通，在这里，我无法想象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寓言故事会发生。我敢肯定自己永远也不会体验到大萧条时期极有特色的生活了。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大厨房在一个长长的黑走道的尽头，有一对可以转动的玻璃门通往餐厅，不停地开关那两扇玻璃门，我会看到自己的形象一会儿胀大，一会儿缩小。外面是一个小小的前院，里面只有一棵树，有14级石阶通往第二层石级，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有任何人往上面爬过。它们的用途是玩弯腰球，我跟街对面的孩子们一玩就是几个小时。球一次弹跳就抓住得10分，飞行途中抓住得20分，撞到石级边沿上又正好回弹就得100分。其它玩耍的东西还有骑铁门，那扇铁门几乎可以转动360度，金属板之间有方便的地方，大得足够一个孩子放进一只脚。
除开闲聊、玩弯腰球和大门之外，那栋房子其它的乐趣就是冰盒。送冰人用巨大的夹子夹着一大块冰沿着昏暗的走道来到厨房，沿路会撒下大串闪亮的碎冰。外祖母常常就在这样的时候把冰盒的门开得大大的。有时候，送冰人送冰时还会把另一块冰放在人行道上，这时候，我就跟街上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用手使劲搓那滑溜溜的冰角，看着它们在手摸过的地方化掉一些。夏天，我们会围在冰块跟前，希望能够吸到冰块的凉意。冰块上会有小片的冰落下来，我们就抓起来捂在手掌心里。冰块搬走以后，会在街上留下一个由冰碎块留下来的圆圈，就好像珍宝店里撒下来的珍珠一样闪亮，但大部分时候只不过是在街上留下一小滩水渍，提醒人们想到冰块在原来的地方时是何等的风光。
有一天，就跟“伤心小男孩”的消失毫无预警一样，有人来拖走了冰盒。他们在原来放冰盒的地方放上了一只小小的闪亮的冰箱。我所有的姑姨都来庆祝外祖母终于进入早就应该享受一下的现代世界，她的双眼也放射出骄傲的光芒，用一块破布狠劲擦着里面的东西，再把大堆食物塞进去。可是，送冰人和冰块呢？它们怎么办？再也不可能有温热的手抚平那冰块的时候，或者，在你冲下楼的时候，猛然听得一声断喝：“等等，送冰人！让送冰的人先走！”后来我听说，有一曲很著名的戏剧，名叫《送冰的人来了》，我非常渴望去看看，为的只是捕捉住那古旧的冰盒某些不可再有的荣耀。我的愿望最后得以满足的时候，我已经是17岁了，那份沮丧向谁言说？几个装模作样的男人坐在低等酒吧里喝醉酒的样子，仅此而已。根本就没有送冰人，也没有冰盒。那个戏名是从一个低等玩笑中借来的，最后成为一个可怕的比喻。就这么一点点怀旧。
我不知道，那两个本有可能成为我表亲、后来死得没有解释的婴儿，是像伤心小男孩子那样死去，还是像突遇风寒，就像安娜贝尔·李一样。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发现他们短暂的一生，是从这里那里的一些话里面得知的。死亡是一部没有讲述出来的故事，是没有得到语言赞美的一阵悲伤。难怪我喜欢读书呢。在书中，我明白、奢华地发现在生活中掩盖的一切。
不知何故我一定知道一些有关伤心小男孩的事情。我究竟为什么会为那些玩具痛苦呢，它们在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孩子，它们的尊严只不过是忠诚和无知的混合物啊？我的同情全都是为了他们。那首诗朝那个方向偏去，使那男孩子成为一个叛变者，一个叛徒，那些玩具也抛弃了那些受害人。偏斜就是使它不再成为一个伤心落泪的定位块。我们被人引导着与那些玩具站在一边，就是要避免与那个孩子站在一边。可是，我们的安全感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感觉，如那首诗在脑海中自我纠正一样，我们都感受到了后怕。哪怕在今天，伤心小男孩会那么快就没有了，这仍然让人吃惊。他甚至都没有发一阵抖。他全身心地希望回到他梦之旅中的第二个早晨：“现在，我来之前你们都不要走，”他对玩具说，“你们也不要出声！”可是，最后永远不出声的倒是他本人。
我们在很早以前便得知，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从暗示到证据开始。伤心小男孩拿那个秘密打赌，正如某些作品拿性或者残暴做交易一样。任何东西，如果用诱人的办法触动不可言说的事物，另外还把响亮言辞的种种好处呈现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让我们成为永久的人质，正如神话故事中聪明的女巫，她们利用天真者没有经验而俘获他们。
书架里面潜藏着真正的神秘，不仅仅是形而上的神秘，在这些神秘故事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厄尔·斯坦雷·加德纳、佩里·马森、汉密尔顿·伯格、保尔·德雷克和德拉·斯特里特，所有那些受尽苦难的秘书们，就在当时，我就已经注意到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一种自我，远在它们变成电视屏幕上的阴影之前，我就已经在想象中赋予它们极详细的情节。我读生动和残酷无情的《艾莱莉·奎因神秘杂志》，它每个月都会寄来，我父亲说他的兄弟丹恩大叔真的认识艾莱莉·奎因本人，听后我大吃一惊。（因此，“安娜贝尔·李”所暗示的就是真实的了：你可以在书中认识一些人，或者在他们之后认识。）另外，艾莱莉·奎因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但他们都不用那个非常打眼的名字。他们并不是侦探，而只是其写作业务中的合伙人。丹恩大叔竟然认识他们，与他们讲话，并访问他们，这真是让我万分惊讶的事情，是奇中之奇，是曼哈顿的一所公寓。可是，如果有人认识一位作家（这里是两位作家），那一定就是丹恩大叔，因为他是一个笼罩着饱经世故气氛的人。他穿极名贵的衣服，开非常打眼的名牌汽车，在高级餐馆吃饭，他好像认识那里的侍者，很乐意签支票，而且没有结婚。他开始是结了婚的，但他妻子因为神秘的疾病而去世。因此，虽然人近中年，他实际上还是带一些女人幽会，是我们经常在高级餐馆见到的那些女人。她们的生活风格接近他的风格，虽然她们有时候也会是一些人的母亲，寡妇或离了婚的人，但跟我所认识的一些母亲不同，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些丰满而又贤慧的母亲，系着围裙在厨房忙进忙出，想象着自己的女儿以后会变成哪一种人。我自己倒没有想到要去做那样一些系着围裙的人，当然也不想做懒人。读书的时候，也许我还在想，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别的某种类型的人。
不过，在我还没有变成哪一种人之前，已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不知道答案的大问题。虽然方式令人困惑，虽然半知半觉，但我认为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就是父母所描述的，或者定义我以后会成为的那种人。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必须知道，不是吗？他们为确定和规定自己的3个孩子而贡献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他们准确地观察，然后又犯下一个错误，把他们自己的观察塞进一个预先做好的模子里：比如，我读了很多书，在学校表现不错，因此，我就属于“知识分子”，或者更可怕的是，的确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非赞美之语。父亲称我的两个第二代堂姐妹为“知识界人士”，说话的腔调不无嘲讽。我总也无法让他说出到底她们有什么毛病；我一问这样的问题，他那严厉的脸就板了起来，说我应该自己去找答案。可是，在我有机会见到她们的那几次，却很喜欢她们，又活泼，能说会道，头发一小卷一小卷的，口音十分别致。她们靠自己生活，我甚至都可以嗅得出她们的毛孔里透露出来的新鲜坚强的独立精神。父亲有可能觉得她们很傲慢，无所不知，过份自信了。女人自信并无坏处--我母亲就不属于温顺之辈--只要她们将这种自信保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也就是家里就行。
尽管如此，这么一个标签还是不能够吸引人。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的素质适合另外一种模式，或许--我甚至是不是在猜测？--我这人什么都不适合，而只配做另类之人。在这样的一片混乱的迷雾之中，也许只是8到9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本告诉我更多答案的书，它让我明白我是谁。那本书就是《一个小公主》，是弗兰西丝·霍德森·伯恩纳特写的。我反复地读这本书，孩子们拿到特别的书时都是这样的。每隔几年，我还会读这本书，它吸引我，就如同一段美好的音乐，或者一片美好的风景经常会让人不时回顾一样。每次它都赠予我一些东西，可是，很多关键的知识也太容易丢失，世界好像全力让我们遗忘什么东西一样。
我从来都没有像女主角萨拉·库鲁韦一样给送到寄宿学校，也没有人强迫我成为操持家务的女佣，我也没有名门贵族的出身，好受尽人世磨难后再重获荣华富贵。不过，每一个小孩子美味的自由是一种奢华，而万事求同的黑暗年代--在我的情况下很早便开始了，就是我小时候被人要求去念《纽约时报》的时候--也是一种苦差。
因此，不管怎么说，那是对我而言的，而且我也为其它的儿童梦想者考虑。有时候，当我提到《一个小公主》的时候，会发现有人马上就入神地想起往日的某些事情，我们彼此会会心一笑。没有哪一种亲密的感觉能够超过两个为同一本书所确定和滋养的人，他们共享一种奇异的人生。不管我们是在分隔多远的地方长大的，都会一起做梦，而梦想到的就是那种无定形的东西--庞大、开放、充满异国风情--某种家里没有地方，学校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的东西。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一个小公主》传达给我们的知识，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真正感觉到将来会变成的那种人，我们可以相信自己内在的确定的东西，不管别的人怎么看自己，也不管人们希望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个真实最后会变成每个人的生活，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至少我希望如此），可是，我很幸运自己在书中发现了这一点。
“假如我是穿破衣烂衫的公主，我内心还是可以做公主的，”萨拉这么想。“如果我穿黄金织就的衣服，当公主肯定就容易一些，可是，如果没有人知道你是个公主，那将是更大的一个胜利。”关键的词眼不是“公主”--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去想黄金织就的衣服的事--而是“内心”。我曾怀疑，内心的生活是不是跟没有生活一样真实，但是，没有人能够对我讲明这一点。萨拉·库鲁韦是穿破衣的女主人公，她展示出所需的一切毅力和耐心，直到我内心的想象能够在实际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道路。
她的朋友，就是脑子不太好使的厄门加德因为萨拉的幻想所迷倒，并小声说“啊，萨拉。听起来这就像一个故事，”萨拉就回答说：“的确是个故事……一切都是一场故事。你就是一个故事，我也是个故事。明琴夫人（那个恶毒的女校长）也是一个故事。”故事中的故事，波浪一样一直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边缘。我们在人生摸索的时候，也可以编织自己的故事。自己编织自己的故事，比让别人来替你编一个故事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除了让想象中的生活变成现实以外，萨拉还变成了一个教训，她不知道如何面对成人世界可怕和令人失望的威力。萨拉为残暴的女校长明琴夫人所征服，我在普通的家庭生活环境里长大，因为所有家庭生活背景都是普通的。可是，我仍然在想办法挣脱儿童时代的枷锁。从我可以记得起来的最遥远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希望像个成人那样过自己的生活。儿童因为渴望而产生的力量跟成人的力量相比，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会弱，可是，儿童却没有力量。因此，他们的行为就带着违抗、敌意、不好取悦。不管怎么说，我是这样的，我做了所有那些事情，显示出自己的欲求，但又没有办法获得自己所欲求的一切。弗兰西丝·霍德森·伯恩纳特是萨拉的创造者，她明白这一点：她在自传中写到，还在3岁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了“明摆着的一个事实，成人可以做他们选择的一切事情，要想影响他们无所不在的力量，连门都没有。”
尽管萨拉对明琴夫人气极万分，可是，她明白提出抗议也徒劳无益。“她的心变得傲慢起来，又痛苦不堪，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心中的感觉。”我却不然，我天生喜欢斗争，喜欢有用无用大发牢骚。我羡慕萨拉的沉默。我明白了沉默的份量。我也想要。这样的沉默来自于对现实痛楚的感知，也来自于对强权的默认。因为不服强权的惟一办法就是聚集内心的力量。
我并不经常回答问题。我能回答的时候也从来不回答。人们侮辱你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是最好的--只是看着他们，心里思考问题……如果你不急，人们会明白，你比他们更有力量，因为你坚强得足以忍受住愤怒……没有什么比愤怒更强大的，除非你隐而不发--这是更强大的东西。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愤怒的事情--声音宏大，令人惧怕--我小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家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家。我认为愤怒一定是最有力的。愤怒一定是如雷贯耳的。我余下的一辈子都想弄明白，大声吵闹不是力量的显示，人的精神因为相信内在的声音而生动有力，他们坚信萨拉在11岁的时候认识到的那个无名的东西，就是让你隐而不发的更为强大的东西。
如今，当无所不至--也令人精疲力竭--的感情表达被认为是情感健康的标志时，萨拉的隐忍被视为纯粹的变态。它有可能会让人产生的那种要人领情的标签会自然而然地跃入脑海。没有关系。萨拉过去和现在的行为，都使老式的一些标签活跃起来，比如荣誉和尊严（更不用提自豪感），会超过我们最时髦的概念。哪怕明琴夫人，也因为萨拉复归贫穷，重新送回那冰冷的阁楼时的举止而不安：
如果她大哭，如果她抽泣，如果她显得担惊受怕，明琴夫人有可能对她更有同情心一些。她是个女人，因此喜欢专横一点。显露出自己的威严，可是，看到萨拉苍白坚毅的小脸，听到她骄傲的内心声音，她就明显觉得好像已经成为一个零，什么也不是。
严格地说，明琴夫人的力量因为碰到一种比她自己更为坚强的意志力而变成了零。有气就撒当然痛快，可是，真正的沉着--让自己的内心超然物外，也就是引发我想起这么多事情的查先生这位佛徒本人的话--会有更持久的回报。萨拉明白，需要不断地表达出来的力量根本就不是力量。真正的力量是自信，根本无需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