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想占有自己喜欢得想抄写一遍的书的最早的冲动，与电影导演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更热切一些，一直都在到处翻找旧书，就像在阁楼上找到的一些化妆品一样，拍拍灰就顺着口子拉开，为他们的电影而重新设计。我知道，金钱在这里是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可是，我倒愿意觉得爱情在此也扮演着一个重要作用。当然是那种值得尊敬的爱才激发起“杰作剧院”电视连续剧的，它给我们带来了亨利·詹姆斯和简·奥斯汀式生活色彩的东西，由父辈一样的阿拉斯戴尔·库克当中间人：他会解释清楚一些微妙之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刷新我们的回忆，就跟妇女杂志里面所登的小说系列连载一样，每期一个小结。“杰作剧院”自有其迷人之处--帕塞尔的预告式小号音乐会召唤我们看电视，摄影机在那些威严的皮脊装订书上摇动，星期天夜晚的时间空档，给人一阵以美妙的音符开始一周的感觉--可是，盛况的感觉仍然传达到很远的地方。伟大的著作最好当作至交朋友来欣赏，而不是炫耀其奢华的外在装饰。《金枝》在电视上周游了一番，它找到更多的读者了吗？或者说，大松一口气的观者发出一声感叹：好了，现在我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了，不必亲自去读了。看电视版是不是比从来没有听说过詹姆斯“更好”？当然，我们假定看电视可以在任何意义上比作与作者詹姆斯的会见。
按照“传道书”，一种或另一种“制造很多书的方法不会有一个完结，”根据书来改编电影好像也不会有一个完结。一听说又有某本著作将要改编成电影了，我就会心绪不宁。不是因为“它们”会拿那些著作怎么办，而是因为担心我应该怎么办而不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去看《一个小公主》吗？”我内心的答案当然是不，可是，我却还是要假装想一想。虽然是假装，有时候也真的就想一想。为什么要固热己见，拒绝别人的好意而逗人不悦呢？因为，不管一些改编的电影多么“忠实于”原著，多么“无微不至”，可是，我无法让自己去看电影改编版，不管是《一个小公主》、《布里奇夫妇》，还是《持家》、《心是孤独的猎手》。伊凡·康纳尔的《布里奇先生》和《布里奇夫人》的各章写得非常简洁明快，没有曲里拐弯的东西，是一些清澈见底、干枯如骨的句子，好像特别不适合于拍电影。电影是一些活动的图片，不适合于描述一个需要耐心和令人炫目的拼贴画。而《持家》像水底梦幻一样与我在一起，并不是我希望看着拖到坚实的陆地上来的东西。
我最不可能去看的就是《心是孤独的猎手》，这本书我是在少年时期读的。跟《小美人鱼》一样，它玩弄的是修辞的多义性，还有人类联系中的分枝性问题--它与视觉的内容毫无关系。麦克纽尔所描述的那些人物都有性格上面的问题，我想象歌手先生（这对一个聋哑人来说的确是个精明的名字）的沉默是丰富的理解力，是从孤独中的解脱。我还幻想过告诉他一些有关我自己的秘密，并让他理解那些秘密。可是，当我发现他无所不包的接受力只是纯粹的沉默时，对我是多大的一个震憾啊，空无一物，不好也不坏。我们彼此一直都在不停地交谈着。这事甚至让人怀疑那些在背后说我们的人：我们能否为人所理解？或者说，语言会不会只是一个精巧的、不断翻新的谎言，每一个句子都是一场独自？还在当时，我就已经明白，多少我都得一直试下去，可是，我再也无法像当初一样非常肯定了，也许我的话都只是落在一只听不见任何东西的耳朵上面了。
尽管有这么多情况，我却并不太在乎自己对改编电影的纯粹主义观点。或者可以说不太在乎任何形式的纯粹理论。我担心什么？唾手可得的答案是，我希望保持自己心目的形象，不希望被场景设计师的形象所代替，也不希望书中人物为以前在某些电影里面见到过，而且以后还有可能在其它电影里面见到的演员们所替代。一本书的人物并不是空洞的模具，可以由活着的血肉之躯来充填。它们有更永恒的形式，它们已经在字汇中象征出来。
这是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表面看来也无法反驳，除非它经得起经验的比照。在不成功的改编电影里，人物形象通常太软弱，不可能造成经久不褪的损害。而在我被迫去看的成功的改编电影中，比如《远大前程》、《霍华德的末日》、简·莱丝的《四重奏》或沃夫的《一抔尘土》（很明显，我并不像自己宣称的那么纯粹）中--在大部分情况下，演员都非常“适合”人物。哪怕如此，他们的形象还是很快消散，使书本身，是指我所说的书本身完好无损。惟一一部使其演员无法驱散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电影是《比利·巴德》，而且结果那也不是一件坏事情。我自己的成像器官不可能比饰演不幸的比利的特伦斯‘斯坦普做得更好，也不如饰演克拉加特的罗伯特·莱恩更好（他被人杀了，我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更不提出演老丹斯克的麦尔文·道格拉斯和饰演维尔船长的彼德·乌斯丁诺夫。他们的面孔透过麦尔维尔的话闪出光芒，这使我感到非常舒服。同时，约翰·休斯顿无论哪一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的《死者》，却从我脑海里消失掉了，只留下一道真实的气氛，使那种乔伊斯主义的东西得以为人所见。也许，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毕竟，必须保留的东西，并不是要忠实于读者的视觉，而是要尊重作者的眼力。由于电影是一串在时空中飞速而过的图像，它们最后都飞走了，只留下凭籍普通人的想象力无法得到的一个视觉，这也许正好是应该出现的结果。
这使我奇怪，不知道自己读书的时候，是否还一边在头脑里想象一些情景：特伦斯·斯坦普和罗伯特·莱恩并没有真正替代我可以回忆起来的任何东西。有些读者也许会在每一个书页翻动的时候开动他们自己的私人电影，可是，我好像只有一个点一个点的移动的图形，一件浮动的睡衣，一只沙发，一个大舞厅，或者一长串风景。语言也许会使自身得到图像化的转换，可是，语言却不要求人们一定如此。它自己就是一个声音、节奏和外延的宇宙，因此偶尔就会产生视觉上的闪耀。
并非所有著作都依靠语言或者风格而留存下来，还有其它的很多优处，像情节、情境、人物、悬念、主题相关性等，都使它们超然出众。高尔斯华绥的《富塞特世家》或者阿姆斯戴德·莫平的《城镇故事》都属于这一类，并且还都拍成了极好看的电视系列片。如果我不喜欢这些片子，那我一定就是个绝对的纯粹主义者了。（《富赛特世家》如此鲜明，演员艾里克·波特无论走到世界多么遥远的一个角落，都会有人在街上发现他，称他为索阿米斯·富塞特。他最近故世以后，我感觉好像一辈子默默寡欢的老索阿米斯故世一样--这是比演员本人所希望的大得多的一个礼物。）可是，这些日子以来，在另外一个门类当中，还有心中想着电影版本创造出来的书。可是，它们不是合适的书，而只是预制的脚本而已。
我不止一千次听人说，这个时代是视力的时代。可是，我无法因为时尚的变迁而将自己对于文字的狂热爱好连根拔掉，哪怕我自己也有这个愿望。假定我所担心的事情是，不管如何雄心勃勃，不管何等的优秀，可是，电影却永远不能为我完成图书所能完成的事情。（像是不太情愿，又像是无意之间，我好像一路回到我和我父亲对文字和图片原始的对立。一图并不值千字；一图只值一个图自身。正如千字只值千字本身一样。）假如给予电影一个高贵的名字，那它就是一种艺术形式，但在我心中，电影仍然就是电影，一种娱乐，是在黑暗中的旅行，豪华座椅，一袋爆米花，彩色冲印，空调，最惬意放松的肉体消遣。我并不要求它为我的灵魂提供食粮，我只求它填充幻想的空间。如果它的确能滋养我的灵魂--经常超过我的预期--我会感到惊讶，有感激之情。尽管如此，电影的文字并不是最关键的，甚至也不多；新电影因为有非常漂亮的画面效果和精当的脚本，里面的人声是越来越少了。我明白自己应该随着画面跟随上故事，或者应该跟上画面形成的故事。可是，我会不停地问自己，那故事中的故事在哪里呢？
哪怕对我自己，已经十分清楚明白的事情是，我的判断已经离了谱：电影不是要跟书籍做一番斗争，而只是要提供另外一种东西，提供一种不同类型的故事。我为什么不能将彼此分开，享受各自的益处呢？因为，如果我读完某书，就会固执地排斥其它的一切。如果我已经得到了真正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有最早想象到的一切呢？形式和内容都是不可分的，格丽塔·嘉宝虽然迷人，可是，她毕竟不是托尔斯泰预想的安娜·卡列尼娜。如果形式发生了变化，内容也一定会变化。
好吧，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我所担心的是变化本身。就好像安娜·卡列尼娜无法忍受转瞬即逝的变化一样！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形呢，就是说，我不能够完全相信那些作品，私下里担心它们质地太轻，容易为改变所毁坏呢？它们其实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容易受损的一定是我自己反应：是啊，总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着的，看到一种改编版后，它们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的一切。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看起来，冒险想一个新主意，或者感觉一种新感觉总还是很勉强的，比如有的人根本就不喜欢读书，有的人还在图书馆把书都甩下书架。以免遗祸天真者。
很少有故事是纯粹的创作。创作需要可以从中进行的某种东西，或者借以创作的东西。故事源自历史，或者源自现实，不管是经历过的现实还是观察到的，或者是来自其它故事的，稍作观察便可发现这一点。可是，根据我自己性急的逻辑，我却不愿意认为拉辛的Phedre或者玛塔·格雷汉雷的作品也是如此。我也必须抛弃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以及《西线故事》，还有丁尼生的《尤利西斯》，还有詹姆斯的《尤利西斯》，更不用说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和一大堆讲述经典话题的绘画，如此以往，无穷无尽，直到荒诞不经。
想象是精炼机的火种，每一代新人的感觉就是透镜。已经成就的一切事物都变了形，正如语言本身是从内部无法言说的混乱中转换出来的一样。在改编的事情上，如果要当一个纯粹主义者，那就是想要让无穷无尽的进化过程中途停止。
我并不想喋喋不休地论证自己的思想。我必须对电影表示后悔，必须修正自己的看法。对《一个小公主》也是一样。可是，我有这份勇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