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爱书之人，但我并不欣赏这么一个事实，开始大学生活，并获得了对于文学史的些许感觉之后，我便沉缅于少年时期的愿望，要重塑父母的形象，让他们适合我的理想。当时我有16岁。在我无法认同父母的最后关头--这一般也就是决裂的前兆--我希望他们分享我感到惊异的一个伟大发现：竟有一个文学史；在我无意间随便翻动，这里那里停顿一下，去嗅、尝和吞咽的书页里，竟有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存在着；竟有一个秩序，就像一个庞大的英语花园一样。有地图标出小路和旁道，地图上面还布满了尺度和箭头，有经度和纬度，有表示距离和两点间关系的图表。大学的课程表里列举着可以从中选择，可以合并成一些个图案，就好像旅行手册里推荐的旅行路径一样的课程。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伊莉莎白时代，奥古斯丁时代，罗马时代，维多莉亚时代。（当代文学，跟今天的不一样，都只给了非常短暂的一点点时间，根据暗示，任何现代的东西都不需要正式的研究，你可以自己去掌握。）语言也是一样。盎格鲁萨克逊语、古代英语、中世纪英语。某些作家本身就构成一门课：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在4年时间里，随着正常进程的发展，你会踏遍这一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从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起，我一直都没有因为范围和宽度的想法而激动过，而西方史的老师会宣布说，在15世纪的意大利曾有一种叫做文艺复兴的东西，并在黑板上列出那次复兴的主要内容。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文艺复兴。哪怕复兴这么一个词也是令人兴奋的，就跟它的伴随语“人道主义”一样。我也是个人道主义者，当天我就是这么决定的，离开学校时，我就便得到了改造。
大学的课程也是同样令人警醒的。多年来我一直都在阅读的一切都互相连接在一起，并且置入更大的一种设计，就好像它一直在朝某种极宏大的最后完成前进一样。我希望尝试每一个世纪，希望上每一门课，就像小吃店里的一个贪婪的人。我从来都没有特别需要父母参与我的某种阅读，也不需要他们参与我所做的别的任何事情。关于我特别感兴趣的事务，我甚至都有些偷偷摸摸的。可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太惊人了，无法只保持让自己一个人知道。我觉得，如果不研究西方文学的伟大作品，没有一种生活可称之为完满。我开始在家里慢慢劝教，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我因为再生读者的热诚而燃烧。我在汽车保险杠上钉的标牌很有可能写上：文学拯救。
我向父母推荐一些著作，要么哄他们，要么强求他们，那要根据当时的气氛。虽然他们并不经常读我推荐的所有书，但他们会很温顺地接受一些劝告，从来都不违抗我要教化他们的宣传攻势。在一些彼此攻讦、相互责怪的家庭，特权会在最小的成员那里积聚起来，如果有耐心等待的话。
我在《审判》这本书中取得最大成功。要让我父亲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并不太难，因为这本书基本可算擦着他所喜欢的政论丛书的边了。另外，他也是个律师，而这个书名隐含着法律程序的意味。国庆节的那个周末，我一个人在家欢欢喜喜地过。父母到乡间去了，自打我记事时起，他们每年夏天都去那个无聊的同一处乡间，我父亲与一队男人各自开着车拖家带口去过周末。我15岁时起就不愿跟他们去了，自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城里过周末。我和父亲按最原始的方式处理家务，大部分时间外出吃饭。夏日的城市是个新奇的东西，热带的疲软无力，建筑物都由于灼热而雾蒙蒙的，空气阴沉滞重，街道有气无力。我找了一份办公室打工的工作。每天一早便起床，穿上工作制服，乘闷热的地铁，而所有这些不便之处我都极其珍视，因为那是我自出生起便一直渴望得到的自主的一个象征。父亲并不管我进进去去，他最多也只是要求每隔一阵子到空调电影院看电影时，由他陪着一道去，而这做起来并无难处。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周末，等他到乡间去了以后，我就可以假装独立生活。在那些快乐的周末里，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
父亲以惯有的突如其来的方式说：“你推荐的那本书，就是那个卡夫卡写的。《审判》。”“怎么了？你读了没有？”我着急地问。“嗯，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和你妈妈都看了这本书，对这本书的寓义意见分歧很大。我说，它是关于司法制度和现代国家不公正的，你会在官僚气息和浩如烟海的公文中迷失等等。而她却说，它是关于生活本身的，人总是对这件那件事情感到欠疚，总会觉得你应受惩罚，就因为活着就该受罚。”他停了一会儿。我的心都跳起来。这正好就是我想要的结果。我们醒着的每一个时刻都应该进行这样的理论化。
他说：“因此，你意下如何？”我多年的阅读终于结出了果子。我对事物的意义总能拿出公认的专家意见。
“嗯，实际上，”我摆出从教授那里学来的冷峻和要人领情的姿态说：“你们两个都是对的。那两种解释彼此不矛盾，并不互相排斥。这部著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包括了如此之多的观点。”
父亲甚是失望。他喜欢事物非此即彼，他还喜欢听到别人说自己是正确的。他可能一直在指望我会支持他一个人的观点，因为我通常都支持他的一些强硬的观点，而母亲的观点一般都更人道一些，虽然并不是经不起推敲。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了一会儿，然后，我母亲接过电话，并就她自己的观点发表了一通意见，可是，我坚决拒绝从两种观点中选择一种。他们挂电话的时候一定有些恼怒，想到未来会发生一些转变。我要引导他们俩人走过全部的西方文学史，如我自己正穿行其间一样，只不过，我比他们多走了几步而已。
这事永远也没有发生。秋天，我在学校附近自己租了一间房，开始了自己的成长。我的生活不再以家庭为中心了。我父母读什么不读什么不再重要了。我得学会自己做饭。我问母亲她竟然怎么会没有教我如何做饭。除了教我摇绞肉机之外，我知道的一切不过是中学学的烤干酪三明治、可可和拌番茄及洋葱酱的面条。她为什么没有教我瞧不上眼的那么多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呢？她回答说，我一直都在读书，她不想打搅我。
我问父母，我是否可以拿走我最喜欢的那些用黑皮和金边装帧的哈佛经典丛书，多年以前，我搬到姐姐的房间去时，它们看上去曾经那么威严。当然，他们同意了。以我的知识分子的骄傲，我有可能说服自己，已经到了读普鲁塔克的《生活》，或者读维吉尔的叙事诗的时候了，可是，我内心里明白，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我真正想放在身边的却是第17卷，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而那就是我找不到的一卷。我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但运气不佳。书丢了，就好像我的热情已经灼伤了它，使它不再存在了一样。我很伤心，我明白可以到图书馆找这本书，也可以到书店去买，可是，这一点用也没有。我为之伤心的就是那么特别的一本书。不久之后，我就接受了这一份损失。那本书成了回忆，就好像一个年轻轻就死去的朋友。不过，在我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没有哪一位朋友年轻轻死去的，也不明白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最接近的一种。
过了很久以后，我长成了完完全全的成人，对一位朋友提起过这个损失。她说，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可以不费力就把她那一套中的第17卷送给我。我非常高兴，就好像故去的朋友死而复生一样。我想到，这么说，有些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几天之后，她把书拿过来了，书有同样的金边，但书皮不是黑色的，而是褐红或者桃红的那种。并不完全是我的老朋友，甚至还有点伤害感情的意思。我一直不知道，哈佛经典丛书是以不同颜色的版本发行的，比较起它们庄重的外表来，好像有点不太相符，不足取。我只得修补自己的思路：尽管某些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可是，我们修复过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一样的。另外，在接受命运的礼物时，我不妨谦逊一些，否则，我很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只有回忆。我在书架上为这本新书找了个位置，但愿自己会喜欢上它。经过这本书旁边的时候，我会疼爱地望着它桃红色的书脊，努力想让它看起来很是怡心，就像一个继养的孩子一样--不是我自己的血肉，也不是过继来当作自己的养子，而只是为一个陌生人临时找一个家--永远也不让它知道，它温暖的褐红色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损失，就是那本令人肃然的黑色封皮的书。我并不经常打开它来看，仅只知道我拥有这么一本书就够了。
有一天，我去找这本书，却发现它已经不见了。也许我将它借给别人了（不过自己记不起来做过此事），也许是将它送给我的哪一个孩子了。可是，它的损失好像非常奇怪，很有象征意义。并不是说它感觉到自己未受足够的爱护因此而自行溜掉，不，不会有如此神秘的事情。只是说，我无福消受此书。在我更长一些的生活故事当中，这本书的故事嘲笑我一直希望如愿以偿的欢乐结局。它坚持以真正的失落作为结果，这使我们格外珍视回忆这个不可捉摸的礼物。因为到最后，哪怕我所有的书都会消失，我仍然有可能在某个地方拥有它们，如果我的确认真地读过它们的话。也许最后，书页上的文字并不是真正的书，而只是通往书的一道关口，这书在思想里面自行再创造，并一直持续到我们的肉身结束时。
在我靠近学校的空荡荡的房间里，我经常一个人吃饭，而且还有随心所欲地读书的特权。因为只有不停前进，才有可能真正拿回什么东西，我仍然可以再次感觉到坐在厨房的餐桌上读《海迪》，那本书就搁在有花朵图案的餐布上，我的手握着那把已经发凉的沉重的旧银叉。每逢我一个人吃饭和读书时，都能够找回上学和自立之前的那一份属于我的情感的器具，还有使我们无法对一些书作出像孩子一样反应的种种人生经历。
尽管有哈佛经典丛书第17卷的教训，我还是禁不住努力补偿自己的损失。母亲故世后，我和姐姐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那台旧绞肉机。对它的原始模样，我们放声大笑起来，回想起那一堆堆绞不完的肉。“我们拿这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不到它的用途，因此就扔掉了。太匆忙了，因为后来，我带着极大的遗憾回忆起它来。然后又有一天，我突然在科德角的户外跳蚤市场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一台。我亲爱无比地拿起它，几乎就被它的重量压弯了腰。我为此付了一笔多得荒唐的钱。搬回家后，我也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我还没有准备使用它，它还没有到可以进入雕刻王国的程度。我把它放在储藏室里，现在还在那里放着。有时候经过的时候，我会对它点头问候。我喜欢想，也许它正好就是母亲以前用过的那一台，她有时间和耐心的时候，曾允许我用过它。
就在最近，通过另一份宁静之礼，我还找到了《卡尔维尔奇迹》的一道痕迹--在《纽约时报》里。除开众多其它地方之外，这份报纸是我儿时一切阅读活动的媒介。我随便翻阅报纸，突见正版有一片文章，报告说，吉利斯·龙·汉森氏疾病中心，也就是外界所知的卡维尔，不久有可能关闭。里面只剩130名病人了，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而且早就没有接纳新病人了。该文描述过卡维尔早年的生活。我早年所知像寄宿学校的地方，感觉更像是一座监狱，里面的病人真的是被人夺走了自己的精气：如果他们不愿进去，警察或者猎狗就会强行赶他们进去。病人终生囚禁于此，受严格的控制，包括两性隔离。“病人不允许投票，亦不得婚娶，寄出的信件都必须经过蒸汽消毒。跑出去的人会被人戴上手铐押回来。在这里怀孕的年轻妇女不允许保留她们的孩子，也不允许碰它们。”随着时问的推移，条件慢慢宽松一些了，因为研究成果慢慢揭开了汉森氏疾病的神秘面纱：一方面，它的传染力并非特强。今天，如同当初在卡拉帕帕山一样，尽管有非常残酷的回忆，可是，那里的居民却并不急着离开那里，离开那个成了他们惟一的家园的地方。
接受采访的人之一是贝蒂·马丁，它是《卡维尔奇迹》的作者，跟她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也跟另一位病人结了婚。他们经由铁篱上的一个洞口跑掉了，但后来又跑了回来，为的是要接受更多治疗。贝蒂·马丁的生活在文章中有所描述，并不是我从书中回忆出来的那个样子。也许，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编造了所有那些过程。也许是我编造了一切，我的记忆出了问题，编造了她的那本书：这会使我成为那本书的共同作者，因为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一种想象出来的生活秘密的共享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在我的童年时代更值得回味。
我不停地等待，在那篇长文的各处等待着，希望哪一处会提到照亮过我想象力的那本书，可是，它永远也没有出现。到今天，贝蒂·马丁仍然还是贴着麻疯病人而不是一位作家的标签。哪怕贝蒂·马丁这个名字，也都与她多少年以来许多次的每月血液检测联系在一起，但那不是她原来的真名。她对记者说：“来到这里以后，我们都把名字改了，为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家人。”名字都给抹去了，生活受到挫折。可是，书却留存下来。
多年以前开车做一个长期旅行时，后座上的孩子们一刻也不安份，一个7岁，一个4岁，我们能够做的汽车旅行游戏也做完了。我发现母亲的办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是基因，在软弱无力的时候又出来表达自己了。可是，车里没有可以缝纫的东西，我的女儿们也不懂做针线活儿。她们永远也不必再去缝围裙和帽子，而只是做木工和金属活，并且往家里拿回一些奇形怪状的盒子，做什么用途你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教她读书呢？”我突然对大些的女儿说，根本就没有想这话有什么意思，只是说这将会是个长期的活动，当然比汽车旅行长些。几分钟后，把垫板和铅笔给她们以后，我听到她在解释“at”这个类别的音，比如cat，rat，fat和hat。（为什么总是从“at”开始的呢？因为cat，rat和hat童谣中更突出吗？）又开了几公里之后，到了“an”和“it”“ot”和“et”这些类。这样一来，较小的那个女儿就踏上了一个危险的旅程，她跨过的那些桥永远不可能再次去跨越了。孩子们离家去探寻自己的命运时，我只能跟一些母亲一样在旁边看着，知道从现在起，她的冒险会超出我的视野之外，我既不能跟着，也不能够保护她。书写的文字引导她外出，就像卷走了多箩茜的旋风一样。
关于阅读，我有可能会给她一些好的咨询，可是，我自己还得先找到好的意见才行。正如一个又好笑又严肃的商业广告片过去经常对我们所说的一样，每一种酒都有它自己的机会，每一本书也都有它自己的时机。有些书，我们最好是年轻时读，因为它们的时代会与我们的时代一起流逝。并不是说它们是些儿童书；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那种指定是非物质化的，甚至是随意的。《小妇人》我读了好几次都放下了，没有对我假定的内在童心产生任何舒适的共鸣。它提供了同样经久不息的一些优良品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塑造出人物性格的命运诱惑，还有一种和谐的个人进化眼光。书不会令我们失望，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让它们失望，因为它们都是些童话故事：比如安德鲁·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者宣言》中呼吁人们为成人写一些童话，他写道：“人的技能不会发生突变。恐惧、不平常事物的吸引力、机会、对超常事物的一种品尝，这些都是一些办法，我们可以信手拈来而无欺骗之虞。”
我们真的留下来的，倒的确是半信半疑地掌握在手中的、半清醒的世界范式，过去就是靠碰运气。如果我因为一本书正合我们对世界的试探性看法而喜欢它，那我们对这本书的爱就会因为我们的看法转变而烟消云散。我直到高中才认真地看待海明威的作品，当时，我还就《丧钟为谁敲响》写了一篇深刻的文章。自那以后，学习海明威的写法以及模仿他的作品就成为校园时尚和年轻作家们的潮流。可是，在我看来，海明威本人就是一个无法比拟的笑料。更悲惨的损失是《夜色温柔》，它一举赢得我18岁的心。诱人是费茨杰拉德的拿手戏，而18岁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引诱的。约20年过后，我认为到了再看其作品的时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点也没有变，这令人高兴，至少我与它的关系还是没有变的。可是，某种奇怪的核变超过了《夜色温柔》，我无法读完那本书。它已经成了一串可笑的泡泡。当然，并非如此，只是我已经失去了读这本书所需要的夸张的浪漫精神。我对这本书并无恶意。我希望夸张的浪漫主义精神仍然在别的某个地方张扬起来。
虽然我因为对原著并非正当有理的忠诚而回避观看《心是孤独的猎手》这部电影，可是，我不能够说自己又重新读过卡森。麦克纽尔的著作。我担心会感觉到某种沮丧，正如一个人以中年人的眼睛无意间看到自己年轻时照得特别好的一张照片。想象一下其中的滋味吧。并不是说，我会发现她的书不那么有价值，而只是说当时如此令人感到压抑的年轻，如此多地因为青年时代的哥特式阴沉、狂躁和过多的放纵而显得重要。为什么要以我今天更挑剔的阅读眼光来冒犯所有这些东西呢？毫无疑问，那哥特式的阴沉属于我自己，那少年时代的狂躁也属于我自己，还有它们微红的余烬，这些都是我无意去冒犯一下的。我有可能超过它们，但没有理由排斥它们。
相对的一个例子是韦拉·卡莎，她的作品是我那个时代读高中时的必读书。教师们喜欢她直截了当的语言，说她的小说有益健康，就跟整粒谷物食品一样，而且还有爱国精神。可是，卡莎是作家当中最有成人气息的，作品里满是讥讽和悲剧，是一些应允之事逐个破产的故事。她跟罗伯特·弗罗斯特一样，长期被人贴上温良的标签，好像是一杯有益健康的美酒，她的作品也据此像药方一样开给年轻人读。
从更实际上的意义上说，书都有它们自己的时机；时机不对，伟大的作品也可以看上去味同品毒，正如清晨两点隔壁放出的莫扎特音乐一样。虽然我父亲因为癌症住院，可是，有天下午我正常回家时，却看着他慢慢死去的情景，因此无聊地从书架上取下《伊凡·伊里依奇之死》。哪有比托尔斯泰更能让人转移注意力的书呢？也到了我读一读这部伟大作品的时候了。（可那是如此悠闲的一个选择吗？也许我根本就没有在寻找一种消遣，而只是希望使那个下午再延长一些，使探视的时间过去，因为，只要我与父亲的疾病相处在一起，他就算仍然活在人世。）那部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详细描述了一位俄国贵族死于胃癌的情况。读者看到的就是这些，不管怎么看。伊凡·伊里依奇直到最后才被说服，而这个时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他是在给新厨房挂窗帘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下来而伤着自己的。除开那案子本身之外，那部小说全都是讲我们自己的--我们枉过的一生，我们充满痛苦的死亡，特别是我所见证的那种死亡。我从来不敢思考哪一种生活上面的事情。他们说，没有哪一个姑娘会因为一本书而毁掉，可是，我们当然都受到了剧烈的震动。《伊凡·伊里依奇》让我在生理上感到了病态，可是，我还是一直读完了，是因为习惯和书的吸引力。那是一种病态和舒适的快感。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但也正好是我需要的一本书。
其它一些书的不合时宜，是以更为挑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个小公主》是我童年的精神指南，那是相当保守的一本书，不管是从最好还是最坏的角度来看。从小规模上看，它举例说明超出文学之外的一些问题，而现在在文学讨论中，这些题外话都已经成了热门话题。（我们称之为超文学话题，当然也是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要对《一个小公主》过时的政治思想发怒--严格的等级分层，对于印度的殖民地态度--就是要否认它的组织原则：把女主人公推入贫穷和痛苦中，然后再使其回复到原位，这当然就可以打破现状。这正好也就是它产生出特别的光芒与和谐的地方。最难以忍受的，一直都是对社会不公正的自满的接受。卡里斯福德先生是位慈善仁爱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他在想：“在这个区里，有多少跟这里一样的阁楼，有多少可怜的小女仆睡在这样的床上，而我却躺在这羽毛枕头上，因为大部分都不属于我的财富忧思，而烦恼。”他的朋友卡米开尔先生那位律师却“高兴地”要为他的良心抹上一些香油：“就算您占有了全印度的财富，也无法将全世界所有的不快消弥干净。”就是这样的。不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使我进入超文学的困惑的，是它们的冷漠使然。
欧文·豪尔最后的一本散文集《评论家笔记》是针对亨利·詹姆斯《难堪年代》所作的一些散记，可是，那本书却使这本小说听上去极其有趣，令我立即跑去弄了一本。我想，我怎么可能会漏掉了这么一本书的呢？那个时期，我正好是崇拜詹姆斯的时期啊。我以为自己已经全面彻底地涉足了所有那个领域。从大学时代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差不多10年之后，我一直都在用詹姆斯的眼光看世界，他的世界观的影响有多么强的感染力啊。我视自己亲朋好友组成的网为詹姆斯“情境”--那是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我用他可能利用的手法来分析周围的人和事，分析不同的人生故事，我甚至还尝试着在他的人物精明之处做一些比对的工作。在我的情节构思中，没有无边的命数或沉重的道德问题要拿出来冒一下险，围绕着每一句话所特定气氛都饱含着复杂性。简单的相遇都会提供无尽猜想的材料，虽然我在办公室里，也就是我在那里当打字员的那间公司并不使用詹姆斯式的语言，与朋友们一起的时候也不会用那种语言说话，以防他们认为我是外星人附体，可是，自己私下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不妨用满是离题万里的从句、饱蘸詹姆斯式文气的句子极尽夸张，这样就可以捕捉住围绕看一个话题的各个可以想像得到的方面，不管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很自然，这样的做法长不了。谁有那么多时间呢？有实际的生活要过，有孩子、工作、学校、买杂货，招待修理员等的事情要操心，而这些东西在詹姆斯的小说里大部分是从来不出现的。詹姆斯的世界是他自己比任何一个读者更为了解的，那就是一个思想的世界，一个智力与情感作斗争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反映。我能够认识到这一步，丝毫无损于他作为一个大作家的声誉，如果的确会产生某些影响，那也只是会使他的技法听起来更为精巧。可是，它的确会使我超脱出来，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去读，写和生活。因此，现在，我可以不作为一个信徒，而只是一个为了打发时光的读者来读他的《难堪时代》。
我从前言开始。很难读进去。这很奇怪，因为多年以前我做关于詹姆斯小说的硕士论文时，就曾读过他的前言。有可能我已经损失了一些脑细胞。可是，在其间的一些年里，我想办法读了很多书，自己也写了不少书--要说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出了问题，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没有关系。我翻过了第一页。谢天谢地，这并不是完全不能够进人的。不，詹姆斯有可能会说，它相当平稳地吹过，就像一阵风。很有趣，活泼，就主题而言，它还甚至是清楚明白的，这可并不是说我就一定是个吹毛求疵，凡事讲求个一清二白的人。只是我无法相信，会有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有能力讲出那样一些句子。
他们有否在其它一些小说里以这种方式讲过话？是的，也不是。他们--那些詹姆斯迷，我们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隔得远远地崇拜他--他们总会有一种非人间的即刻语言的把握感，可现在，他们听上去甚至更风度颐然，极尽俭省，至少是对从没有见教于他们的那些人来说看上去如此。我倒是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因为我是一名读者，非常专心于他们的著作，著作的计划和目的是我有一些感受的，可是。我是怎么知道他们在谈什么的？如果我在他们的闲谈室里，我也不会弄得明白。
显然真实的情况是，詹姆斯试图在《难堪时代》做点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不让自己接受叙述、描述和评论的几乎一切习俗（并不是那些帮助人物彼此理解的习惯做法），反过来却极依重对话。结果，小说经常读起来像剧本，这种形式他花一辈子努力去掌握，但戏剧的节俭又容不下他的天赋。他还故意调制出某些晦涩之处，如欧文·豪韦曾指出的：闲谈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用来表达对其朋友的动机和欲求表示怀疑和预防的角色。换句话说，很像生活。
而且还使人激怒。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腻烦；我一直读下去，一点点地理解，让自己一再地受到吸引。我得承认，他是个天才。可是，他不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所想象的同一类型的天才。《难堪时代》的人物并不关心人类日常必须完成的一些事情：爱、性、工作--并不靠这些东西让人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存在。甚至钱也是次要的，而在詹姆斯的其它小说里，这是相当认真处理的一个话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处理的一件事，至少是那些“正面”人物，就是其生存的道德设计。哪怕对詹姆斯迷们来说，这也跟生活相去甚远。我年轻的时候，曾有那份闲心去认为生活是由道德设计来驱动的，我认为他明白一切。我捍卫他，反对一些人对他的批评，认为他的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反过来，我说，他们的味口就是所有行动的根源。可是，我错了。现在我只得可怜地承认，有些东西就连大师本人也不明白。这个发现没有解放的意义，而只有局限的意义：如果连天才都有自己的盲点，我们其余的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